米莱在阿根廷的政治演讲，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叫“种姓“。

这个词，其实是米塞斯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来的，这是老米为了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刻意区分的一个概念范畴。

老米的意思是，在自由市场秩序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在长期中趋于一致，因为交换是互惠的，但真正制造系统性利益对立的，是国家干预。

每一次干预都在受益者与代价承担者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受益者形成一个有组织动机的特权种姓，付费者则分散为无数无法有效组织的个体。

米塞斯写道：“每一个特权种姓都致力于获得新的特权并保全旧的特权。每一个非特权种姓都致力于废除它所承受的剥夺。”

也就是说，种姓之间的团结与对立，不是市场过程的产物，而是干预主义所创造的特权结构的政治表达。

在当代社会，你所看到的各国政治当中的纷争，绝大多数是种姓之争。

马克思的阶级 是一个经济范畴，其划分的根本标准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这一概念体系中，资产阶级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

阶级本质上是一个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

这个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劳动力以及技能本身也是生产资料。马克思要是看到今天市值几千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只是一群程序员时，他恐怕就不会下这种定义了。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核心是剥削。

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他们能够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抗、不可调和的。

米塞斯则坚称，自由市场本身不存在这种阶级对抗。

劳资双方的利益在长期来看是一致的。

简来说，劳动者其实是企业家的供应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短期内发生利益冲突的，其实是企业主与企业主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

这也是美国工人要将外国工人、外国货阻止在外面的原因。

但在有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是否存在零和式的利益冲突呢？当然有，真正的、零和式的利益冲突，并非源于市场，而是源于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下的种姓，并非只有一些人认定的比如国家行政机构人员，其实是将大部分普通民众都纳入了不同的种姓。

甚至这种种姓，是全民性的。

什么意思？

也即，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下，A类民众在这一事件中，成为了欺压B类民众的高等级种性，而B类民众又在另一事件中，成为了欺压A类民众的高等级种性。

自由市场下本来是创造财富主体的企业主们，也在国家干预主义下，结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国家干预主义获得特权。

他们依然在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 ，但同时，也通过特权攫取了特殊利益。

每一个人都是欺压他人的高种姓，每一个人也成为了被他人欺压的低种姓。

美国的大企业主们，不少就是美元干预主义的极大受益者，他们通过信贷扩张，通过坎蒂隆效应，成为了货币超发的受益者。

但你同样无法否认，他们在为全球消费者创造价值中的贡献。

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他可能是美国医疗集团的牺牲品，比如美国的医生协会通过牌照许可制和控制从业数量，来剥夺他们的客户，但他同时，又通过关税政策，掠夺了医疗产业工作人员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律师集团也在剥夺医生，让他们不得不购买甚至收入一半的医疗事故保险。

干预主义盛行的结果是，所有的社会各种职业阶层，都发现了一个秘密，若自己不联合起来，就只能被欺压，而不能掠夺他人。

联合起来的手段，就是通过国家，出台强制性手段，为自己带来种姓利益。

于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诉求，都要求通过国家干预让自己成为特权阶层。

米莱在阿根廷的宣传，还是讲究技巧，他只将国会议员，行政机构、工会等列为高种姓，将普通民众定义为被掠夺的低种姓，这是一种政治宣传上的考虑。

但以干预主义的理论来说，阿根廷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参与了掠夺他人财富，免费医疗、教育、能源补贴，是全民都参与分配的，无人不在掠夺体系之中。

也因此，干预主义甚至比起计划经济更难以被消灭。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权利益。

罗斯巴德用了一个税收净收益或净损失来区分二者，但这只是一种最终统计的工具，用以说明，最后谁吃亏了，谁受益了。

但他并不能抹杀，哪怕是税收净损失者，恐怕也是干预主义的帮凶和始作俑者。

委内瑞拉现在退休金最低只有几美元，但委内瑞拉的民众对查伟斯的支持，是狂潮式的，这些民众虽然吃亏了，受损了，可是，是他们将查韦斯送进了总统府。

特权利益一旦形成，要破除就非常困难。

米莱在阿根廷也只敢砍砍能源补贴，对于医疗，养老，这些有着广泛利益的结构，根本不敢动。

干预主义执行的时间越长，各种干预主义的政策会层层叠加，越会形成规模庞大的各种固化的利益结构，动人利益，那就是无比痛苦的，必然激烈反抗。

一旦动某一群体的某一项利益，受益者都会跳出来说，为什么不动他们的，只动我们的。

而西方政客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川普式手段，比如，一边减税，一边增支。减税是企业的呼吁，不减税，企业发展越来越困难，增支是不敢动现有的利益结构，因为影响到无数人的利益。

而政府所有的支出都是税，增支就是加税。这就是干预主义下，政客面临的两难，要做任何的市场化改革，都无比困难。

最终，干预主义只能按照一条路线走，那就是集合起来的利益集团成为政治的主人，而分散的消费者利益由于无法组织，而成为了牺牲品。

这时，呈现出来的局面，就是生存成本的危机。

这正是当下欧美美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