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有没有福利？”

这一句话，就如同一个思想上的“罗夏墨迹测试”，不同的人凝视它，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幻象，映照出的，其实是他们各自根深蒂固的立场与世界观。

这并非一个事实问题，而早已演变成一个政治符号与情绪的宣泄口。

第一种人，我们姑且称之为“恨国党”，他们的答案是斩钉截铁的“没有”。

对他们而言，承认中国的任何进步，尤其是制度性的进步，都无异于对其信仰的背叛。在他们眼里，福利多叫进步。

在他们的世界里，中国的福利体系必须被定义为一种虚伪的、残缺不全的伪物。

当你提及城市职工的退休金时，他们会立刻用农民每月一两百元的基础养老金来反驳，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偏概全”与“标准上移”的话术。

他们不会去比较中国农民养老金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而是直接将这个数字与瑞士、挪威的水平对标，从而得出一个“等于没有”的结论。

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福利，必须是“无差别的”、“全民的”、“高水平的”。

任何一个人没有被覆盖到，就不能称之为“有”；福利水平低于欧美，也不能称之为“有”。

他们热衷于传播医疗体系的个案悲剧、养老金的城乡差距，并将这些结构性问题放大为制度的全部真相。

他们的核心逻辑是：只要中国尚未成为他们想象中的“人间天国”，那么它就必然是“人间地狱”，不存在中间状态。

对他们来说，讨论福利，本质上是攻击政府的武器。

第二种人，则是与之对立的“五毛”或“小粉红”，他们的答案是同样响亮的“有，而且越来越牛逼”。

他们将福利体系的建设视为国家强大的直接证据，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成就勋章。

他们的论据同样信手拈来：你看，中国移动和国家电网能把基站和电线铺到西藏的悬崖峭壁上，让牧民都能刷短视频，美国电影里动不动就“No Signal”，这难道不是一种广义的福利？

他们会自豪地谈论覆盖十亿多人的基本医疗保险、数亿人领取的退休金，以及独步全球、声势浩大的“老年旅游团”。

当被问及农民养老金过低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嘛，你得给国家一点时间，看到我们的发展过程啊！”

他们认为，批评者是看不到大局、吹毛求疵的“喷子”。

他们眼中的福利，是一种宏大叙事，是国家能力的体现，是制度优越性的佐证。

至于福利的来源、成本以及未来的隐患，这些通常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任何对此的担忧，都可能被视为“唱衰中国”的别有用心。

他们是恨国党的对立面，他们的一切解释，都是以维护政府为目标。

第三种人，就是像我这样的奥派（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信徒。

当我们听到“中国的福利越来越多”时，我们既不愤怒，也不自豪，心中掠过的只有一丝寒意，嘴里会下意识地冒出一句：“那完犊子了。”

你看，同样一件事，在不同人眼中，解读完全不同。

接下来，我将摒弃前两种充满情绪和立场的视角，完全从奥派的经济学逻辑出发，冷静地剖析中国的福利问题，以及为什么我认为，这条路一旦走上，便是一条难以回头的“不归路”。

在我展开论述之前，必须先明确一个我的核心观点：我不在乎，也完全不关心福利的分配是否“公平”。

无论是城市体制内的退休官员每月领取上万的退休金，还是偏远地区的农民每月领取两百元的基础养老金；

无论是天之骄子享受着巨额教育补贴，还是普通职工报销着一部分医疗费用——这些钱最终流向了谁的口袋，

在我看来，对于经济的根本影响，是无关紧要的。

为什么？因为福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财富转移。

它强制性地将一部分人（通常是正在从事生产的年轻人和企业）通过劳动创造的收入，通过税收或社保等形式抽取上来，再支付给另一部分人（通常是退休者、失业者、儿童或病人）用于当下的消费。

这是一个从“生产者”到“纯消费者”的单向输送。

从纯粹的经济发展角度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笔钱“怎么分”，而在于这笔钱从一开始就“被抽走了”。

生产者的净收入，是社会总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

只有当生产者能保留足够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和再投资时，资本才能深化，生产力才能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成本才能下降，所有人的实际购买力才能提高。

福利制度，恰恰是对这一过程的直接干预和削弱。

无论你将这笔钱分得多么“均匀”，多么“公平”，多么“充满人道主义关怀”，都无法改变一个冰冷的事实：生产者的收入受损了，用于未来投资的资本减少了。

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假设一位叫小王的年轻软件工程师，月薪两万。

在没有强制福利制度的情况下，他可能只需要缴纳10%的个人所得税，即2000元，剩下18000元归自己支配。他可以用这笔钱去消费，也可以选择储蓄8000元，用于投资股票、购买理财，甚至作为未来创业的启动资金。这8000元，就是新增的、可以投入再生产的社会资本。

但在一个高福利体系下，他除了个税，还必须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这些“五险一金”的个人和企业缴纳部分，加起来可能高达其名义工资的40%，也就是8000元。

这8000元，就从小王的口袋里，直接转移到了上一代人的养老金账户、医院的流水和政府的社保基金池里。

小王能用于再投资的资本，瞬间被清零了。

至于这8000元是被一个退休教授拿去欧洲旅游了，还是被十个农村老人平分用于买米买面，对小王本人和整个经济的资本积累来说，其负面影响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我从不参与关于“养老金双轨制”、“福利不公”的讨论。

在我看来，那本质上是“分赃不均”的矛盾。

那些为此争吵不休的人，潜意识里都把自己当成了有资格参与分赃的“君王”，他们的诉求是“凭什么你分得多，我分得少？”。

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充满了立场和利益的博弈。

而我的立场很简单：我不想成为君王，更不想参与分赃。我只想作为一个平民，一个生产者，少交一点钱。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唯一需要评估的，是边际上的变化。

如果小王要交的福利从8000元降到了6000元，无论这减少的2000元是从谁的福利里扣的，对经济而言，这就是一次“边际改善”。

反之，如果他要交的福利从8000元涨到了10000元，这就叫“边际恶化”。哪怕增加的这笔钱是给了可怜的老农民。这并不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和后果。

不要忘了，除了个人，企业也要为福利体系承担巨额的税收和社保缴费。教育经费、医疗补贴、养老金的窟窿，最终的买单人，除了居民，就是企业。

这些支出越庞大，企业可以用于研发、扩大生产、提高员工工资的资本就越少。企业的活力被抑制，最终会反噬到每一个人的就业和收入上。

很多人，包括前文提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人，在争论中国福利“有或无”、“高或低”时，都忽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中国都已迈入了高福利国家的行列，其福利支出规模和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都名列前茅。

我们先不谈公务员、军人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福利优势群体”，仅看规模上亿的城镇职工群体。

他们所享受到的隐性与显性福利，综合其生命周期来看，可能达到了这个星球上普通劳动者所能享受的最高水平之一。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刺耳，甚至有点“何不食肉糜”的味道，但请冷静地分析。

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女性职工，50岁或55岁便可退休，男性60岁退休。

他们拿着几千元（从两三千到五六千不等）的退休金，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低物价（尤其是生活服务成本）的环境中。更重要的是，他们享受着高度补贴的、全世界可及性最强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一个庞大的、几乎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银发经济”产业。

这种生活水准，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普通职工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德国或美国的普通工人，65岁甚至67岁才能退休，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在扣除高昂的房产税、保险费和生活成本后，往往所剩无几，许多人甚至需要继续打零工以维持体面生活。

因此，向美国、德国、日本的老人推销高价保健品或组织频繁的旅游，是一门很难做大的生意。

但在中国，这却是一个价值数万亿的庞大市场。

城市退休职工，构成了这个市场最坚实的消费主力。保健品，一次购入就是几千上万；理疗仪，几万块眼都不眨；特供羊奶，一次订购费数千元；而老年旅游团，更是席卷全国的现象，一年不出去旅游两三次，似乎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退休职工。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超过一亿人次的老年人出游，这背后是何等惊人的购买力？

这种购买力的源头，正是持续不断的的退休金发放。

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福利支出更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点。

让我们用数据说话。这里的“福利支出”，我们采用广义的定义，即国际上通行的“社会支出”，主要包括养老、医疗、教育、失业救济、社会保障等。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的数据，2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7.46万亿元。其中，仅“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3.87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为2.22万亿元，“教育支出”为4.2万亿元。这三项核心的、与民生和福利直接相关的支出，合计已高达10.29万亿元。

这还不包括对住房、环境、公共交通等领域的隐性补贴。

如果算上更广义的福利相关项目，以及特定群体的福利支出，实际的福利性开支总额远超此数。

在统计口径上，没有将社保基金、医保基金的收入支出列为财政收支，因此，仅以财政口的统计，是不准确的。

但即使如此，这10.29万亿，占到了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7.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让我们进行一次国际横向比较。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其成员国（主要是发达国家）2022年公共社会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平均比例约为41.2%。其中，法国为50.1%，芬兰为47.5%，德国为46.8%。而像美国，这一比例约为37.9%，与中国目前的水平惊人地相似。日本约为45%，韩国则较低，约为26.8%。

数据不会撒谎。中国在福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已经完全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了美国。

而美国是将社保收入当作财政收入的。

那么社保医保的收入是多少呢？10万亿左右。加上这个，中国福利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就来到了接近50%的比例了，全球最高的比例之一了。

我们早已不是一个“低福利”国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福利”国家，至少在财政支出的结构上是如此。

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更是这一趋势的缩影。

2023年，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156.57亿元，但其教育、社保、卫生这三项福利支出分别高达77.96亿、70.15亿和50.81亿元，三者相加达到198.92亿元。

也就是说，柳州全市的财政收入，连这三项福利开支都覆盖不了，缺口高达42.35亿元。在其379.36亿元的总支出中，这三项福利支出占比超过了52%。

柳州靠什么支付？答案是中央的“转移支付”。这正是福利制度的本质——将发达地区（生产者）创造的财富，转移支付给欠发达地区（纯消费者）。而当全国的财政结构都呈现出这种“福利支出主导”的特征时，一个巨大的麻烦就浮现了。

我之所以说“麻烦大了”，核心原因在于，福利制度具有一种可怕的“棘轮效应”。

一个大型的基建工程，如果搞错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政府和社会或许还能反思一下，下次不这么搞了，或者少搞一点。预算可以削减，项目可以下马。

但是，福利制度一旦建立并运行起来，就几乎不可能缩减，更不用说取消。

任何试图削减福利的举动，都会立刻引发海啸般的民意反弹和政治风暴。

法国总统马克龙仅仅是想将退休年龄推迟两年，就引发了全国性的、持续数月的罢工和抗议，巴黎街头火光冲天。希腊在债务危机期间，迫于“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削减养老金和公共服务，直接导致了政治变化和社会长期的动荡。

福利，一旦给予，就会被民众视为一项“天赋的权利”，任何对其的触碰，都会被解读为“掠夺”。

这就形成了一个天大的麻烦：一个无法减少、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必然会持续刚性增长的政府支出项目。

这个项目，就像一个贪婪的吞金兽，胃口只会越来越大。

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入老龄化社会，抚养比急剧攀升。现在是两三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未来可能就是一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

这意味着，维持现有福利水平所需的财政支出，将会呈指数级增长。

钱从哪里来？政府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归根结底只有三个来源：征税、发债和印钞。

发债是未来的税，印钞是无形的税。

因此，最终的答案只有一个：加强征税。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必然的趋势正在发生：“税收严征管”。金税四期、大数据监控、个人所得税APP的普及、对高收入人群和企业主“税务筹划”的严厉打击……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日益庞大的福利支出压力。

而这，恰恰是对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奇迹的釜底抽薪。

中国经济过往能够实现爆炸式增长，一个至关重要的、秘而不宣的优势，就是“名义上的高税率，事实上的低税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征管体系的粗放，大量民营企业和个人存在着广阔的“税务灰色地带”。

这并非制度设计的初衷，但客观上为企业和个人积累第一桶金、完成原始资本的快速滚动，提供了宝贵的土壤。

无数如今的参天大树，都是从那片土壤中野蛮生长起来的。

但在福利制度的刚性约束下，这种“好日子”正迅速走向终结。

为了填补福利的巨大窟窿，财政机器必须开足马力，将税法上的每一个字都落实到位，将每一分该收的税都颗粒归仓。

当低税率的时代就此终结，会发生什么？

企业可用于再投资的资本大幅减少，经济活力下降。

税负越高，企业的利润越薄，扩大生产、技术研发的动力和能力就越弱。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各种消费品价格不断下降的趋势，将会逆转或停滞。因为价格下降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投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而现在，资本的源头正在被抽干。

个人收入增长放缓，社会流动性降低。

企业发展慢了，创造的就业岗位就少了，涨薪的幅度也小了。当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增加的收入有相当大一部分要被用于供养福利体系时，他的奋斗意愿就会大打折扣。

这时，就会出现典型的欧美福利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阶层固化。

你向往德国吗？

那个被誉为“工匠精神”典范的国家，如今却很难听到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也看不到多少年轻人凭借努力实现阶层跳跃的奇迹。

在德国的年轻人之间，收入差距微乎其微，可能你税后月薪2100欧元，我2800欧元，这已经算是巨大的差异了。

社会像一潭波澜不惊的池水，每个人都生活得“还不错”，但也仅限于“还不错”，听不到某人发达了的声音。

这就是福利社会的必然图景。

既然努力工作、承担风险的超额回报，要被高税收和高福利“均贫富”，那么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躺平”，不那么努力，享受生活。

很多人痛骂的“996”，真的是在骂工作时间长吗？不完全是。

如果你告诉一个年轻人，忍受996的辛苦，三年后他能赚到五百万，有机会实现财富自由，你信不信愿意接受的人能从深圳排队到北京？

人们真正厌恶的，是付出了996的时间和精力，收入增长却极为有限，阶层跃升的希望渺茫。

这正是福利社会的深层困局。

它与福利资金怎么分才“公平”毫无关系。这是一个关于激励机制被扭曲、经济引擎被熄火的根本性问题。

当然，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数十年，关于“分蛋糕”的争论将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流。

退休职工会抱怨自己的养老金不如公务员，农民会抱怨自己的福利不如城里人，年轻人会抱怨自己承担了太多。

他们都将化身为“皇帝”，在财政这块大蛋糕前争夺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吵嚷着“你怎么拿这么多，我也要！”

而我等不渴望分这块蛋糕的平民，唯一的愿望只是，在我辛勤烤制蛋糕时，你们能少拿走一点面粉。

但现在看来，这恐怕是一种奢望了。

福利社会这条路，无论你喜欢与否，中国，似乎已经走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