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古老的酷刑，叫“凌迟”。

行刑者不会一刀杀死犯人，而是用小刀，一刀一刀地，从他身上，割下小块的肉。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也极其痛苦。犯人会清醒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一点一点地肢解，直到最后，在极度的痛苦和恐惧中，流尽最后一滴血。

而福利国家，对一个社会所做的事情，就很像一场漫长的、温文尔雅的“凌迟”。

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摧毁这个社会。

恰恰相反，它在动刀的时候，甚至还会给“犯人”，注射一点吗啡，让他感到片刻的舒适和麻痹。

但它下刀的每一个部位，都极其精准。

它一刀一刀割走的，是那些维系着一个社会健康运转的、最根本的“软组织”——我们称之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个词听起来比“物质资本”（比如厂房、机器）要虚一些。

它指的是存在于一个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商业规范和社区网络。

它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极其重要的东西。

比如，你走在街上，相信陌生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来伤害你。这是信任。

比如，你和别人做生意，相信对方会遵守口头的承诺，而不是处处要签一份滴水不漏的合同。这是商业规范。

比如，你家着火了，你的邻居们会立刻冲过来，帮你提水救火，而不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这是社区网络。

一个社会资本充裕的社会，是一个温暖的、高效的、有韧性的社会。人们彼此信任，守望相助，做事情的“交易成本”很低。

而一个社会资本枯竭的社会，则是一个冰冷的、内耗的、脆弱的社会。人们彼此猜忌，相互提防，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依赖复杂的、强制性的外部规则。

而福利国家，这部以“关爱”为名的机器，恰恰是社会资本最强大的、最系统的“腐蚀者”。

我们在前一篇福利国家的灾难已经从不同侧面，分析了这个腐蚀的过程。

现在，我们把它串起来，看一幅更完整的图景。

第一，福利国家，通过将风险“国有化”，腐蚀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互惠”动机。

在一个没有福利国家制度的社会，你必须得做一个“好人”。你必须得对你的家人好，对你的邻居好，对你的朋友好。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遇到难处，需要他们的帮助。你今天帮别人一把，是为了明天在你需要的时候，别人也能帮你一把。

这种基于“长期互惠”预期的善意，是社会信任最原始的、也是最牢固的根基。

但是当国家站出来，对所有人说：“别怕，有我。我才是你们最终的、最可靠的保障”时，这个互惠的链条，就被斩断了。

我不再那么需要我的邻居了。因为我失业了，有政府的救济金。我生病了，有政府的公费医疗。邻居对我的价值，大大降低了。那我又何必，再花那么多心思，去维持和他的良好关系呢？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从一种不道德的选择，变成了一种“理性”的、甚至是“经济”的选择。

第二，福利国家，通过“分而治之”的收买策略，腐蚀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体”认同。

我们已经分析过，福利国家制度，必然会把社会切割成“净纳税人”和“净受益人”两个对立的阵营。

这两个阵营之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任。

纳税人，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在被另一群人“合法地”打劫。他们会对那些福利的享受者，充满鄙夷和怨恨。

而受益者，则会觉得，自己是在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他们会对那些抱怨税负的纳税人，充满轻蔑和仇视。

整个社会，被一场由国家导演的“零和游戏”，给彻底地撕裂了。

我们在上一篇 福利国家的灾难 分析的、那个由福利国家制度所激化的“本土居民与移民”的冲突，就是这种撕裂，最极端、最丑陋的表现。

当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合作共赢”的伙伴，而是“争抢福利”的对手时，任何形式的、广泛的社会信任，都将不复存在。

最后，福利国家，通过摧毁家庭和社区这些“中间组织”，让整个社会，都变成了国家的“人质”。

当家庭不再是养老和育儿的核心，当社区不再是济贫和互助的中心，当教会和各种民间慈善组织，都因为政府的大包大揽而日益萎缩时，社会就失去了一切可以自我修复、自我组织的能力。

它变成了一盘由原子化的、孤立无助的个人所组成的散沙。

而每一粒沙子，都只能向上，去仰望那个唯一的、垄断了所有资源的“国家”。

这个过程，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会呈现出不同的腐蚀形态。

在欧美那些个人主义传统比较深厚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腐蚀，更多地表现为我们前面描述的家庭解体、社区冷漠和个体原子化。它制造了存在主义式的孤独感和文化上的无根感。这为那些贩卖“身份认同”的、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民粹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而在亚洲一些乡土观念和家族文化还比较浓厚的社会，这个腐蚀过程，则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更具地方特色的形态。

比如，它可能会加剧城乡之间的对立。一个民粹主义的政客，可能会通过向广大的、贫困的农村地区，许诺各种农业补贴和福利，来换取他们压倒性的选票支持，从而去对抗和“掠夺”那些更富裕的、但人口相对较少的城市精英。这在泰国、印度等国家，都是曾反复上演的剧本。

它还可能会与传统的“恩庇侍从”关系相结合，形成一种更具黏性的“裙带式福利”。一个地方的“强人”，会利用国家转移支付的福利资源，来供养一个忠于自己的“桩脚”网络。

福利，不再是基于普遍的公民身份，而是变成了对他个人忠诚的一种奖赏。这在菲律宾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无论形态如何变化，其腐蚀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用国家的、强制性的、非人格化的“大共同体”，去摧毁所有自愿的、有机的、人格化的“小共同体”。

而当一个社会，所有的“社会资本”——信任、商业规范、社区网络——都被这场漫长的“凌迟”，给割得所剩无几时，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信任的全面崩溃。

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人。

人们不相信政府。因为他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个组织，一直在对他们说谎。

人们不相信专家和媒体。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都是政府的“传声筒”。

人们不相信他们的邻居。因为他们不确定，这个邻居，是不是那个正在“合法地”分享着自己劳动果实的人。

人们甚至，不再相信自己的家人。因为家庭的纽带，也已经被福利制度，给稀释得非常脆弱了。

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状态。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信任这个最根本的粘合剂，它离解体，也就不远了。

所有的制度，无论它设计得多么精巧，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之上。当这种信任不复存在时，再好的制度，也无法运转。

而这就是福利国家的终局。

它始于一个极其高尚的、关于“人类团结”的乌托邦梦想。它承诺要用国家的理性规划，来消灭贫困、不公和一切人间的苦难。

但它最终却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彼此憎恨、相互猜忌的、信任破产的“人间地狱”。

民粹主义，就是这个“地狱”景象的、最真实的写照。

它不是什么“反常”的政治现象。它是福利国家这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伟大的社会实验，在逻辑上，所必然导向的、那个失败但又无法回避的结局。

它是一场由“善意”所铺就的、通往社会崩溃的漫长旅程的终点站。

当我们看到，那些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们，他们的脸上，充满了那种被全世界背叛的、刻骨的愤怒时，我们不应该仅仅去嘲笑他们的“愚昧”和“反智”。

我们更应该看到，在那愤怒的背后，是一种值得同情的痛苦。那是一个被剥夺了财产、瓦解了家庭、腐蚀了道德、最终连最基本的“信任”都被夺走了的、现代人的集体悲鸣。

而制造了这场巨大悲剧的“凶手”，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坏人”或“精英集团”。

而是那个我们曾经天真地以为，可以代替上帝，来为我们安排好一切的、那个名叫“福利国家”的仁慈的“怪兽”。

它承诺给我们一个天堂，但它在我们脚下，挖掘的，却是一个通往地狱的、无法回头的陷阱。

而我们已经在这个陷阱里，陷得太深、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