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被一个土奥群踢了，起因是关于福利制度改革的争论，甚至不能用争论来形容。

大概就是下面这种对话方式：

“玉皇大帝：我主宰过天道！

如来：你被猴子打过。

玉皇大帝：我手下人比你多。

如来：你被猴子打过。

玉皇大帝：我有媳妇！

如来：你被猴子打过。

玉皇大帝：咱能不提猴吗？

如来：你妹(妖姬)被凡人拐跑啦。

玉皇大帝：……

如来：你女儿(织女)被凡人拐跑啦。

玉皇大帝：……

如来：你外甥女(三圣母)被凡人拐跑啦。

玉皇大帝：咱还是提猴子吧…

如来：你被猴子打过。

玉皇大帝：……”

对方基本就是教条的机械复读，不能对哪怕一丁点具体的实务步骤进行讨论，声明奥派理论不是行动纲领，只要是谈论福利分配就是不懂奥派，得开除奥籍。

而我的观点是不要有理论洁癖，保持福利总支出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内部分配调整是可能的，这样可以在不新增税负的前提下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以便为进一步的改革夯实基础，而且福利分配通过砍高扶低给农民发钱并不会导致恶通，恶通的直接原因是供不应求而并非是普遍发福利，甚至直接发实物而非货币也是可能的（最后斜体这句还没发就被开除土奥籍了）。

我在向他们提问“诸位打开通讯录任意挑20个人，看能说服几人？减少福利该如何减少？减少多少？减少谁的？如果自己都说服不了，如何向更多的人传播奥派观念？”这就戳中了对方的软肋，爆了粗口后就把我踢出群，以此终止讨论。

在我看来，这些有理论洁癖的教条主义者拒斥异见、不敢进行实务推演，将奥派丰富传统简化为单一激进叙事的做法，本身就是对思想自由与理论演化的背叛。

须知，奥派经济学自门格尔奠定主观价值论基石以来，经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发展，以其对市场过程、企业家精神与知识分散性的深刻剖析，为理解经济社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框架。

其原教旨主义分支，如罗斯巴德及当代部分追随者，却将这一丰富传统简化为一种教条：

主张立即、彻底废除一切福利制度，视国家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为“自由的纯粹之敌”。

这种激进乌托邦主义不仅背叛了奥地利学派对复杂性与演化精神的核心洞察，更在理论与实践上隐含灾难性风险。

假如连渐进式改革都无法容忍，那么是否应该立即将米莱送上理论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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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旨主义何以自毁长城？

原教旨主义者的首要谬误在于对人性的极度简化。

他们秉承一种极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将社会视为原子化个体的机械集合，完全无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

正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提醒的，文明依赖于在扩展秩序中形成的传统与规则，其中包含合作与互助的习性。

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亦强调，人的需要与能力在社会中通过服务交换得以满足，这种交换网络天然蕴含互助成分。

福利制度在历史中形成，并非全然是“强制”的产物，部分亦是社会对风险共担、生存保障之自发需求的制度化回应。

罗斯巴德等将一切福利等同于盗窃，实则是以伦理绝对主义取代了对制度起源与功能的社会科学分析。

其次，原教旨主义者严重违背了奥地利学派对制度演化的核心认识。

门格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区分“有机生成”的制度与“务实制定”的制度，强调许多有益制度是无数个体行动无意识的结果。

哈耶克毕生倡导“自发秩序”，指出理性建构的局限性。

然而，主张对福利体系进行革命性拆除，恰是一种最极端的理性建构主义——他们假设可以凭借一种理论蓝图，对社会体实施“休克疗法”，而完全不考虑制度嵌入的复杂性与历史依赖性。

这种激进断裂思维，与他们对计划经济批判所依据的“知识问题”逻辑完全自相矛盾：

如果中央计划者无法掌握分散知识来管理经济，那么激进改革者又何以掌握足够知识来精准预测废除福利后的全部社会后果？

最后，他们漠视社会资本与市场基础的共生关系。

霍普在《民主：失败的上帝》中虽批判国家扩张，但市场繁荣所依赖的法治、信任与合作精神，并非在制度真空中产生。

历史上，极端经济失序与社会保障真空往往导致暴力冲突、信任崩溃与法治瓦解，最终侵蚀市场运行的基础。

杨小凯在其后发劣势理论中警示，制度转型是一个包含学习与试错的艰难过程。

突然撤除所有安全网，在民间互助传统薄弱的社会，将直接制造大规模人道危机，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可能导致更强大的威权干预——这与他们宣称的自由目标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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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突变注定失败？

历史经验与理论推演共同表明，激进的福利废除论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原教旨主义者常以“自由”为名，却无视自由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

从古今中外史实看，缺乏任何形式社会保障的纯粹自由市场几乎从未长期稳定存在。

十九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早期，确有一段国家福利极少的时期，但随之而来的并非普遍繁荣，而是尖锐的阶级对立、周期性经济恐慌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这些压力本身催生了现代福利制度的诞生。

这是社会对工业化风险的自发反应的一部分。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会带来社会紧张，若完全无视此点，将危及体系本身的政治支持。

德国俾斯麦时代引入社会保障，并非出于社会主义信仰，恰是为抵御更激进的革命思潮，维护社会秩序与资本主义的延续。

这显示制度演进具有应对现实矛盾的适应性功能。

反观采取激进市场化转型的部分地区，其教训深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实施“休克疗法”，在缺乏相应市场制度与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迅速自由化、私有化，结果并非奥派预言的迅速繁荣，而是经济崩溃、贫富急剧分化、寿命下降和犯罪猖獗。

尽管这不完全是福利废除所致，但充分说明经济制度各组成部分（福利、产权、货币、法律）具有互补性，单点突变的改革会引发系统性灾难。

柯兹纳所强调的企业家发现过程，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而非剧烈震荡的混乱状态。

在政治可行性层面，激进方案同样虚幻。

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协商与妥协的进程。

巴斯夏早已洞见，“法律是共同意志的体现”，而共同意志必然包含对弱势者的某种关怀。

张维迎在讨论中国改革时强调“理念领导力”的重要性，但也指出成功的改革需考虑“可行性与可接受性”。

主张立即废除所有福利，在现实政治中无异于自我边缘化，因其完全漠视了数以亿计依赖现有制度之民众的切身利益与合理预期。

这种政策即便短暂推行，也极易因政权更迭而逆转，造成更大的政策反复与不确定性，反而损害经济。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批评乌托邦主义者不顾后果地追求抽象理念，原教旨主义福利观正是此弊病的典型。

原教旨主义者常以“道德纯洁性”自居，容不得任何对福利制度妥协改良的讨论，将任何渐进方案斥为“背叛”。

这种思想封闭与哈耶克所倡导的“知识上的谦卑”格格不入。

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构建了宏伟的逻辑体系，但他本人也参与政策讨论，提出过渡方案。

思想的活力在于辩论与演进，原教旨主义却试图将活生生的学说变成不容置疑的教条，这实质上是扼杀奥地利学派自身的生命力。

合理的福利转型框架

批判激进方案并非为现状辩护，而是为了更明智、更可行地改革。

真正的奥地利学派精神——尊重人的主动性、知识分散性与市场过程——应当引导我们设计一条渐进、多元、增强自由的转型路径，而非追求毁灭性革命。

强调自主演化与竞争原则，才是更具现实性的改革逻辑。

其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诊断、分类与竞争引入（1-5年）

首先，应全面审计现有福利体系，并进行分类。

区分“生存保障底线”（如针对极端贫困与重大疾病的急救网，此乃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与人力资本存续所需）与“扭曲性补贴”。

同时，立即引入竞争机制：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推广“凭单制”，让接受者自主选择服务提供者（公立、私立或慈善机构），将国家角色从垄断供给者转为资金提供者与规则维护者。

这符合哈耶克对竞争作为发现过程的强调，也凸显了对消费者主权的重视。

第二阶段：培育多元替代主体与功能转移（5-15年）

此阶段核心是“培育替代物，而非简单拆除”。

在逐步缩减某些国家福利项目的同时，必须积极培育民间社会力量，形成功能承接。

1、大力发展互助保险与友好社团：通过税收优惠、法律简化，鼓励基于地域、行业、信仰社区的互助保险组织。

历史上，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友谊社、美国的共济会组织等都曾发挥重要保障作用，这是门格尔所称“有机生成”的制度典范。

2、激励社会企业与慈善创新：消除制度障碍，鼓励以社会使命为导向的企业。

慈善市场应高度开放，通过透明度竞争提升效率。

3、强化家庭与社区功能：通过税收政策（如提高抚养减免额）支持家庭互助，认可非正式照料的价值。

社区组织的活力是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4、实验与地方竞争：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特区实验”或美国联邦制下的州级政策差异，允许不同地区尝试不同的福利改革模式（如强化民间互助、推广强制储蓄账户等）。

地方竞争可作为制度创新的发现过程，企业家精神同样适用于制度领域。

第三阶段：系统性重塑与最终形态展望（15-30年以上）

在前两阶段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系统重塑。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尊重既有承诺的合法性，避免代际掠夺，新进入者适用新规则体系。

“可退出选择”机制：允许公民自愿以放弃部分福利权利换取相应税收减免，从而自主在公共安全网与私人安排间选择，增加个人自由。

从现金转移转向机会赋能：将资源更多投入可携带的教育券、技能培训账户等，增强个体人力资本与市场竞争力，契合奥地利学派对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精神的重视。

最终形成多层次、竞争性保障生态：

1、极简公共底层：仅限于防止绝对贫困与基本医疗急救的全民安全网，其标准应严格且目标明确。

2、繁荣的互助层：各类互助组织、社区支持网络。

3、活跃的市场层：发达的私人保险、年金市场。

4、稳固的自然层：得到政策支持的家庭、亲友互助。

这一路径的核心精神是“演化”而非“革命”，是“培育竞争”而非“国家垄断”或“真空放任”。

它承认现有制度包含着应对真实人类需求的智慧，但也致力于通过市场过程、民间社会与个人选择，逐步减少强制，增加自由、效率与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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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乌托邦——走向有根的自由与有温度的秩序

奥派原教旨主义在福利问题上的激进主张，是一种诱人却危险的乌托邦。

它抽离了人的社会性，忽视了制度的演化逻辑，漠视了历史教训与政治现实，最终可能葬送其所珍视的自由市场秩序本身。

这种不容异见、追求理论纯粹性的教条态度，恰恰背叛了奥派先贤们——从门格尔到哈耶克，从米塞斯到柯兹纳——所秉持的深邃、开放与务实的思想传统。

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直面人类的脆弱性与社会合作的必然性。

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对弱势者抱有同情并提供帮助——这是任何文明社会的道德直觉——而在于如何以最少强制、最大自主性、最尊重市场与民间社会智慧的方式来实现它。

改革福利国家，如同园丁照料一片古老的森林，需要耐心、技巧与对有机生长规律的敬畏。

我们应修剪杂枝、引入阳光、鼓励新苗生长，而非妄图用推土机将其铲平后，幻想在废墟上瞬间建成一座完美花园。

这条渐进重构的道路，或许不如激进废除论那样具有戏剧性的理论魅力，但它更复杂、更艰难，也更负责任。

它要求我们同时把握市场运行的逻辑与社会团结的价值，在自由与保障、效率与同情、创新与稳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这不仅是政策选择，更是一种政治智慧与文明态度的体现：

即拒绝一切形式的乌托邦主义——无论是集体主义的还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在坚实的大地上，一步步走向一个更自由、也更富有人道关怀的社会。

在这条道路上，奥派理论的深刻洞见将继续是我们的重要指南，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将其从原教旨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其作为一门活生生的社会科学的本真面貌：批判、开放、且永远朝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