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领取工资的同时，企业会为劳动者交一笔社保税，例如养老保险企业交16%，个人扣掉8%。如果一个劳动者工资是10000，我们假定企业就按这个基数来交社保（不计算医保、工伤等，其道理都是同样的），那么这个劳动者到手的工资就是7600元。

多数劳动者都将企业缴纳社保作为给自己的福利、也就是未来实际收入来对待，认为这是企业承担的。因此在求职时将有没有社保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我们可以理解劳动者的这种选择，但是应当清楚的是，这些钱其实都是劳动者自己的。

按照税收的经济学理论，税收是无法向前（即向购买方）转嫁的，它只会不断向后转嫁，直至转嫁给最原始的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也就是，税收最终会降低土地价值和劳动者的工资。

增值税，是生产企业承担的，不可能转嫁给消费者和下游购买者。如果税收可以往前转嫁，那么企业就没必要关注税收问题，反正都转嫁了。国家加税了，企业就加价就完了，但是价格显然不是企业单方面决定的，它取决于消费者的评值。况且，如果企业可以随便加价，何必等到税收增加时呢？

认为需求弹性决定税收由谁来承担，是站不住脚的。世界上没有无弹性的商品，想要通过涨价而将税收转嫁，消费者必定减少购买。当需求迫切，看似消费者付出了更高代价，在承担税收，但实际上需求迫切本来就会抬高价格，不论税收多少，价格都会上升到供求关系决定的应有高度。如果不是税收，上涨的价格会变成企业的利润。换句话说，税收就是直接侵蚀企业利润。其后果就是消灭资本家储蓄，减少投资，降低劳动生产率，降低工资率。

所以罗斯巴德说，流转税实际上是所得税，尽管它是一种很任意的所得税。

在一个劳动契约中，谁是供给方，谁是消费者呢？

劳动者是供给者，用人的企业是劳动这一商品的消费者，他们在购买劳动者提供的劳动。

那么根据税收理论，税收无法向购买者转嫁，也就是，社保税必定是劳动者承担的，而不可能转嫁给它的购买者：用人企业。

顺便说一句，认清企业是劳动者的劳动的消费者这个关系，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吊诡的事实，劳动者整天对企业意见很大，年轻人还要整顿职场，社会上的劳动阶层动辄“打骂”企业，就相当于你开个便利店，整天给光顾你的顾客吊脸子、打骂给你送钱的顾客，你的“生意”好不了的——劳动会卖不出去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供给者。

我们还可以从价格理论一目了然地看清社保税由谁承担这个问题。米塞斯对此有精到的论述。

他首先指出：工资率的高低，是由市场决定的，就像所有商品的价格也是由市场决定一样。雇主处理劳动，就像处理所有商品那样就够了，因为消费者的行为迫使雇主不得不这样做。

这意思是说，一个劳动者能领到多少工资，总是趋向于雇主雇佣他能够增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适当减去所需材料的价格，以及所需资本的本源利息。用罗斯巴德的话说，劳动者的工资就是他能够生产的边际产品价值的折现。

如果他支付得太高，价格将无法覆盖成本，他就亏损了，就将被消费者剥夺企业家的资格；如果他支付得太低，那就招募不到想要的工人，就是把优秀的劳动力推向竞争对手的怀抱，那就是自取灭亡。因此市场必然有一种趋势，把工资率推向等于劳动边际产出的价格。

紧接着，他论述了一对概念，清晰地揭示出社保由劳动者承担这个主题，即毛工资率与净工资率。他说：

**在权衡雇佣工人的利弊得失时，雇主不会关心工人实际拿到多少工资。对他来说，唯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为了获得相关工人的服务，必须支出的总价格是多少？这就是毛工资率。 **

如果法律或者业界惯例迫使雇主在向雇员支付工资之外，还必须支付某些其他费用，则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相应地减少。这些附属支付不影响毛工资率，它们的负担完全落在在赚取工资者身上，它们的总金额减少至实际工资——净工资率的水平。

依文章开头的例子，劳动者拿到手的净工资是7600，但是在企业账面上，为了雇佣这个工人，成本列支了多少呢？当然是10000。这就是企业付给这个劳动者的毛工资。即，企业对这个劳动者一个月劳动的估价，就是10000.

换句话说，在一个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中，这个劳动者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是10000元。

那些钱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说三遍。

那些钱企业扣掉上交后，转手就发给跳广场舞的了，已经不是你的了。你期待的未来养老金，不是取决于你现在交了多少，而是取决于未来的年轻人还能交多少，他们到时候还能否背得动。社保，是现收现支模式，是庞氏骗局，而且还是畸形的非典型庞氏骗局。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已经写过多次。

米塞斯阐述了这种做法的一些后果。

首先是工资究竟是按时计酬还是按件计酬无关宏旨。因为雇主支付工资换得的，永远是某一明确的劳动成果，而不是劳动本身。

他甚至论述了一些极为细微的环节，例如雇主会考虑到按时计酬劳动者会摸鱼，所以他会解雇没有完成最低预期工作量的工人。那么一个工人如果渴望获得更高的工资，就必须转成按件计酬。

这一点，预见了现在，在劳动法、社保法的重重压迫下，市场上出现的新型劳动合作模式。企业不再和劳动者形成雇佣和被雇佣关系，而是由劳动者成立一个个体户或者小型企业，大企业只跟你要劳动成果，这样，就变成了一种平等的商业合作关系，没有了劳动法、社保的各种束缚。还有一种，就是“共享员工”，仍然是以工作成果评判，而不是坐够八小时就给你工资。

米塞斯进一步强调，所有所谓的社会负担和利得最终都会落在工人的净工资上。雇主是否有权从支付给雇员的现金工资中扣除所谓的社会安全补助，是无关宏旨的。无论如何，这些补助的全部负担都落在雇员身上，而不是雇主身上。

针对工资的征税同样如此，雇主是否有权从实际工资中扣除工资税，也一样是无关紧要的（反正都是劳动者出）。

还有现在的各种劳动保护的特权政策，米塞斯指出：缩短工时也不是免费送给工人的一份礼物。如果法律既命令缩短工时又禁止工资率下降，则政府命令工资率上升的所有后果都将出现。其他所谓的利得，如带薪休假等，同样也是如此。

羊毛出在羊身上。最低工资法只会让制度性失业长期存在，让那些低技能的劳动者被解雇或者自始至终得不到雇佣；女职工超长产假，只会导致用人单位不再敢用女职工。一切干预主义，都将事与愿违。那些想要排斥低技能劳动者和女性的人，可以运用这一经济学原理，将他们排除出就业市场了。

凭什么政府请客，让企业买单？

看到对这条留言底下的三条读者评论，增强了我们传播经济学的信心。评论里有很多明白人。

对于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只要稍加阐释，甚至只要切身参与市场、懂得换位思考，就能大致明白。人的行动规律如此，没有例外。

比如留言者说的意思是：凭什么政府请客，让企业买单？

从这个质问中推导出的一个结论，也就是他给出的办法是：政府请客，那么政府就应当买单，不要让企业买单。

底下的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其问题——这就是一个常识：政府不生产财富，让它买单，结果还是企业在买单，最终还是会减少资本积累，减少就业，降低工资率。

同时造成的问题就是“zf倒是扩招一大堆”。也就是说，通过政府请客的方式，权力扩张了，纳税人的负担更重了。

这都是满分的反驳和评论。

这给了我们几个启示：

第一，这个世界上，往往并不是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错误与另一个错误之间的缠斗。

房价高，大家都买不起。甲经济学家说：政府应当建保障房，给大家分房子；乙经济学家说，你这就是搞大锅饭——你正要为他鼓掌呢，结果他说——应该限价，每平米最多5000，或者直接取消公摊，这样大家就能买得起房子了。

两人其实是一路子的。

经济领域经常是这样：两个蒙古大夫，都看着病患出现问题了，貌似都在治病，相互还看不上眼，但是都找不到病根，结果把瘸子治成了跛子。

正确的手段是放开土地供给，砍掉房地产领域几乎令人窒息的管制和干预，增加供给，房价自然就下来了。供求关系嘛，这不是经济学ABC吗，有啥复杂的。整天故弄玄虚的，骗谁呢。

干预出问题了，不是去尊重经济学的教导，找寻正确的手段，而是首先想到的就是，用一个错误去更正或者掩盖另一个错误，在干预之上叠加干预。这就是“干预递增效应”，它的逻辑结果是两种，要么全盘干预，回到计划经济，要么停止干预，回归自由市场。

牛奶价格上涨了，管制牛奶价格。边际生产者入不敷出，退出供给者行列；消费者在低价刺激下增加需求。结果就是供求矛盾更加剧烈，排长队，谁都买不到。这时候不是想着放弃干预，而是把牛奶的上游全都管住，牛奶这个行业就会被彻底杀死。人们开始寻找替代品，替代品价格上涨，对替代品再实施跟牛奶一样的管制措施。最终结果是，把一切都管起来了，全盘国有化，物资极度短缺，凭票和凭关系供应。

经济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干预主义破坏市场造成的。但人们往往南辕北辙地认为，这都是“市场失灵”了，是因为管得还不够多不够好，反倒要求增加干预，结果就是杀死市场。

第二，千万不要呼吁政府“承担责任”，那就是鼓励它扩权。

人在实际生活中，都想少承担一点责任，唯独政府一直想要多“承担责任”——把啥都管一管。这是因为公职人员也是行动人，也必然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进入办公大楼后就变成了天使。他们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并不一致，承担更多责任，就能扩张自己的权力。

每一次干预中，总有利益受损者和受益者，但是唯独会从干预中永远受益的，就是公职人员，他们可以将扩权的利益归于自己，而将造成的后果外部化给大众来承担。

但是扩权也不是他们自己想怎么扩就怎么扩的。假如他们现在要管大家怎么吃饭，以“都是为你好”的名义要求每个人每天必须摄入蛋白质不低于多少、摄入植物油不高于多少，违者罚款。那是断然行不通的，因为大众会一声吼：关你屁事！所以这项政策就没法出台，出台了也是一纸空文。

因为大众观念不支持。

但是如果有很多大众说，中国人不能穿和服，这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校外培训必须取缔，因为有违“教育公平”；网络游戏毒害青少年，必须严厉打击。他们的声音变成了舆论声势。这时候，重锤就会落下。

由此，人们就赋予了政府管控人们如何穿衣的权力，承担起了维护“教育公平”和“保护青少年”的责任。今后，你能穿什么衣服、能不能给孩子补课、能不能玩游戏，就由公务人员来管控了。

以此类推，只要一部分人声音足够大，凡是他看不惯的事情就要求管一管，那么最后就把什么都管起来了。

是大众让我承担这个责任的，是你们赋予我管控你们的权力的。

权力的扩张，总是源于大众观念。呼吁管一管，就是交出自己的自由，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掌管。

所以，呼吁政府多承担责任，管这管那，其实就是给它递上了一把杀自己的刀。它巴不得你这样做呢，正愁着没有理由对你指手画脚呢。

知识分子和大众还说，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就是政府的责任，是文明国家的标志。

好的。

你要让它承担责任，办法必定是赋予它更大的权力、让它占有更多的财产，否则它自己又不生产一毛钱财富，拿什么管？

所以必须不断推进公有化，逐步把资源全部掌控在国家手中。你们每月工资的50%上交，让它来给你办教育、医疗和养老。别说这些了，只要所有人把所有财产全部充公，那么免费吃饭都能实现，咱不是没搞过。当然，吃得不如猪，饿死一大片——但那毕竟是免费的啊，多骄傲的。

大众都反对腐败，可是腐败的根源是什么？权力导致腐败。权力是哪儿来的？大众观念赋予的。权力每扩张一分，自己产权的权能就减少一分，管控越多，公有化程度就越高。越是公有化程度高，权力可以发挥的空间就越大，腐败就发生了。

所以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财产私有，限制权力对产权的入侵。一切都私有了，根本没有权力发挥作用的空间了，当然就没有腐败了。

你不能一边要求政府承担责任，一边想要自由；你不能一边反对腐败，一边却反对私有财产。这都是自相矛盾的。

你也不能妄想，在政治领域要自由一点，在经济领域还是要“调节”一下。没有经济领域的自由，政治领域的自由就是不可能的。当所有印刷厂都是国营的时候，谈出版自由就是一句空话；当奥巴马说你这个天主教慈善机构如果不允许宣传LGBT和堕胎自由，我就停你的联邦补贴，那么宗教自由就是一个笑话。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自由，就是私有财产。

每个人都自负其责，坚守私有财产的阵地，防范一切对私有产权的攻击，才能保有珍贵的自由。所以——

第三，解决问题的办法，绝对不是政府请客，政府买单，而是政府绝对不能请客。

让政府请客，就是授权它向你征税；就是授权它对你进行管控；就是允许它攻击你的私有财产。这个恶果可能并不会立即地、全面地出现，但是出来混迟早要还。

税收不够，就举债；债务还不上，就印钞解决。

记住一句话，政府买不了单的，买单的总是另有其人，必定会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违背了帕累托改进的原则，是对福利的损害。政府也不还债的，不管是通过对未来征税还债，还是印钞来还，都不是它在还，还账的，总是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