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的11大悖论

社会保险这个东西,充满了内在矛盾和悖论的“美丽怪物”。它试图解决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问题,却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催生出了一系列更复杂、更棘手、甚至更无解的新问题。

它庞大的身躯里,缠绕着十一重无法挣脱的宿命般的悖论。

悖论:风险管理VS彩票行动

社保,全称“社会保险”。它的名字里,就带着它的核心宣称:“保险”。

保险是什么?保险的本质,是保障风险,尤其是那些小概率、高损失的“意外风险”。

你花一笔小钱(保费),去对赌一个你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比如,你买火灾险,不是因为你家一定会着火,而是因为一旦着火,你将倾家荡产。你用确定的、小额的损失,去锁定一个不确定的、巨大的损失。

那么,养老保险,是在保障什么风险?

从字面上理解,它应该保障你“活得太长,以至于储蓄耗尽”的风险。

但它的实际运作机制,却完全是反过来的。

这个系统是一个“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

你交的钱,并没有为你个人存起来,而是直接给了当代的退休者。你退休后能领多少,取决于当时的政策、当时的人口结构和当时的经济状况。

在这个游戏里,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身体健康、活得远超人均寿命的人。他们年轻时交了一份钱,老了之后,却从资金池里拿走了远远超过自己贡献的份额。

谁是最大的受损者?是那些在退休前或者退休后不久就不幸去世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单位,辛辛苦苦交了几十年的钱,结果自己一天养老金没领,或者没领几年就走了。

个人账户里那点可怜的余额可以被继承,但那只是九牛一毛,真正的大头——统筹账户里的钱,就等于给别人做了嫁衣。

看到了吗?这个所谓的“保险”,惩罚了那些发生了“早逝”风险的人,而奖励了那些没有发生风险、一辈子顺顺当当活到老的人。

这和所有商业保险的逻辑,都是背道而驰的。

你买了健康险,你得了大病,保险公司赔付你,你是受益者。你买了社保,你发生了“早逝”这个最大的风险,你反而成了最大的受损者。

它根本不是在保障风险。它是一个基于年龄的、强制性的财富再分配系统。它更像一个“长寿彩票”。

你被迫购买这张彩票,然后祈祷自己能活得足够长,长到可以“中奖”。

它以“保险”之名,行“彩票”之实。

悖论:希望生育VS绞杀生育

我们先来看社保系统最根本的动力源是什么?是人。更准确地说,是源源不断的、年轻的、正在创造价值和缴纳社保的“人”。

一个健康的社保体系,必须是一个正金字塔结构:底部是数量庞大的年轻人,顶部是数量相对较少的老年人。

年轻人交的钱,养活现在的老年人。等你老了,再由下一代年轻人养活你。

这是一个代际契约。它的可持续性,完全取决于一件事:

金字塔的底座必须永远比顶层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下一代的人口,必须比上一代多,或者至少不能少太多。

所以,社保系统最核心的诉求、它最深沉的渴望是什么?

它希望你,希望整个社会,多生孩子。

越多越好。孩子就是未来,孩子就是它生命的燃料。

但悖论,恰恰就在这里。社保系统本身,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生育绞索”。

我们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没有社保的几千年农业社会里,人们为什么要生孩子,尤其是生儿子?

抛开所有文化层面的原因,最赤裸裸的经济动因是——“养儿防老”。

孩子,在那个时代,不仅是生命的延续,更是一种投资,是你老年生活的“活期储蓄”和“养老保险”。

你年轻时,把资源投入到孩子身上;等你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孩子就有赡养你的义务。这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代际契约,清晰、直接、有效。

现在,国家来了。

国家说:“别怕,你的养老,我包了。你年轻时交钱给我,我来建立一个巨大的资金池,等你老了,我发钱给你。我比你的孩子更可靠,更稳定。”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国家用一个更宏大、更标准化的公共养老系统,替代了那个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养老系统。

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孩子的经济价值,在一夜之间,被清零了。

在现代社会,养育一个孩子,不再是一项具有远期回报的投资。

它成了一笔纯粹的、巨大的、长期的“消费性支出”。从奶粉、尿布、教育、到买房结婚,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吞金巨兽。

而这个孩子,在你年老时,从经济上回报你的概率,微乎其乎。

因为你的养老,理论上已经由那个叫“社保”的系统接管了。

当一件事物,从“投资品”变成了“奢侈消费品”,人们的行为模式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很简单。投资,人人都想做;而奢侈品,只有少数有钱有闲的人,才消费得起。

看到了吗?社保系统一边声嘶力竭地呼喊:“为了我的未来,请多生孩子!”一边又亲手摧毁了普通家庭生养孩子最原始、最强大的经济动机。

它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条通往未来的生命之河的源头。

它渴望燃料,却把输油管给掐断了。

悖论:寿命太长VS早逝风险

社保系统的模型假设,领取养老金的人,活得不要“太”长。要领得少一点,才能可持续。

这听起来很残忍,但却是这台机器运转的数学基础。

在你退休时,社保局根据当时的平均寿命预期,计算出你的养老金总额,然后按月发放。如果你活得比平均寿命长,那么恭喜你,你赚了,是社保基金在补贴你。

如果你活得没到平均寿命,那么很遗憾,你亏了,你和你单位交的钱,就补贴给那些更长寿的人了。

所以,从纯粹的财务可持续性角度看,这个系统最害怕的,就是人均寿命的失控式增长。

但最最吊诡的事情发生了。

社保系统本身,恰恰是延长人均寿命的最强催化剂之一。

社保系统包含什么?除了养老,还有医保。现代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过去的不治之症,现在都可以通过药物和手术来维持和治疗。

而这些昂贵的医疗服务,很大一部分是由医保来报销的。

医保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普通人,尤其是老年人,获得先进医疗服务的能力。

一个退休老人,可以依靠医保,常年服用降压药、糖尿病药物,可以接受心脏支架手术、关节置换手术。这些都在极大地延长他们的生存年限和生活质量。

看到了吗?社保系统,用自己的左手(医保),在疯狂地推高它右手(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它陷入了一场和自己赛跑的无尽竞赛。

医保系统越是收取的金额多、支付的金额多,医疗技术越是进步,人均寿命就越长。

人均寿命越长,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就越久,养老基金的缺口就越大。

为了填补这个缺口,国家就必须投入更多的钱到社保体系中,加强征收、提高费率,这样,各种本来是用于年轻人住房、养娃的资金,转变成大量老年人的手术费,进一步推高人均寿命……

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也是一个完美的“死亡螺旋”。

社保系统就像一个在跑步机上奔跑的人。它跑得越快(医疗水平越高),跑步机的速度也调得越快(人均寿命越长)。

它永远无法抵达终点,只能在精疲力竭的边缘,祈祷自己不要摔倒。

它用尽全力想战胜的那个“长寿风险”,恰恰是它自己亲手培育和浇灌出来的。

悖论:追求持续VS破坏信心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基金缺口,世界各国的社保管理者们,几乎都想到了同一个“解决方案”:延迟退休。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直接。延迟退休,意味着你交钱的年限变长了,而领钱的年限缩短了。从账面上看,这是一个完美的“开源节流”方案。

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减少了支出。一进一出,社保基金的压力瞬间就小了很多。

这就像一个蓄水池,进水口的水流加大,出水口的水流减小,水位自然就能维持住了。在精算师的模型里,这道题简直就是送分题。

但现实世界,从来不是在Excel表格里运行的。

当一个国家宣布,要将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5岁甚至67岁时,会发生什么?

一个叫“地下经济”的平行世界,会立刻向你招手。

设想一下,一个58岁的体力劳动者,或者一个职业技能已经被时代淘汰的办公室职员。他已经干了40年,身心俱疲。按照老政策,他再熬2年就能拿到养老金了。现在,政策一变,他得再干7年、9年。

他会怎么想?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要为国家多做贡献”,而是“我如何才能逃离这个游戏?”

他会发现一个绝佳的策略:名义上“失业”或“提前退休”(哪怕拿不到全额养老金),然后,去找一份拿现金的、不交社保的“黑工”。

他为什么这么干?因为里外里都是赚。

一方面,他摆脱了原来那份让他厌倦的正式工作。另一方面,他拿到手的现金收入,可能比原来税后还高,因为不用再交那笔沉重的社保了。他等于用一种非官方的方式,让自己“提前退休”了,同时还有一份收入。

而雇佣他的小老板,也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规避了高昂的社保成本和严格的劳动法管制。这是一个双赢的“地下交易”。

社保系统也面临更大的风险。

延迟退休这个政策,本意是想把更多的人,更久地留在“缴费池”里。

但它的实际效果,却是在激励一大批人,提前逃离这个系统,投奔“地下经济”的怀抱。

政策的制定者,想用提高发放门槛(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式来“减支增收”。

结果,门槛一提高,很多人干脆不玩了,直接翻墙跑了。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增收”寥寥,“减支”效果也大打折扣,反而让缴费的人更少了。

它想关上支出的水龙头,结果却把进水的管道给砸漏了。

悖论:印钞VS破灭

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

当延迟退休也无法挽救那个巨大的资金缺口时,当政府发现,承诺要支付给退休人员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收上来的钱时,他们还剩下什么选择?

技术上,他们可以宣布“破产”,削减养老金。但这在政治上,是自杀行为。没有任何一个民选政府,敢于得罪数量庞大、投票率又高的老年选民。

于是,他们只剩下最后,也是最古老的一招:印钞。

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或者通过更现代的“量化宽松”等方式,凭空创造出货币,然后把这些新印出来的钱,交给政府,去填补社保的窟窿。

从表面上看,问题解决了。

政府兑现了它的承诺,每一个退休老人的银行账户里,都准时收到了他们期待的那笔钱。社会稳定,皆大欢喜。

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觉。

印钞,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财富。它没有让社会多生产出一块面包、一件衣服。它只是稀释了现有货币的购买力。当货币的总量增加了,而商品和服务的总量没有增加时,结果只有一个:通货膨胀。

你账户里的养老金数字,可能还在,甚至还在增长。

但你能用这笔钱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去年你的养老金能买100个鸡蛋,今年可能只能买80个了。

政府用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完成了对所有持有现金和养老金储蓄的人的“征税”。

这种税,叫“通胀税”。它比任何明面上的税种都更可怕,因为它悄无声息,无法逃避。

而这个行为,会带来一个更致命的后果:信心的崩溃。

当人们,尤其是那些还在缴费的年轻人,亲眼目睹自己父母的养老金,在通货膨胀中不断缩水时,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意识到,那个关于“未来保障”的承诺,是一个谎言。他们现在辛辛苦苦交上去的钱,等他们老了,领回来的,可能只是一堆购买力所剩无几的废纸。

为了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行,政府被迫采取了摧毁这个系统信誉的终极手段。

这就像一个医生,为了让一个病人看起来“健康”,给他注射了大剂量的吗啡。病人暂时不疼了,甚至产生了快感,但他的身体,正在被这种毒品从内部彻底摧毁。

它为了兑现一个“数字”的承诺,而毁灭了那个承诺背后真正的“价值”。

悖论:繁荣VS贫困

社保系统的第二个核心诉求是什么?

它希望经济永远繁荣。只有经济繁荣,企业才能赚到钱,员工才能涨工资,整个社会的财富蛋糕才能越做越大。

这样,作为GDP一个固定比例的社保资金池,才能水涨船高,支付能力才能越来越强。

一个停滞甚至衰退的经济体,是无法供养一个昂贵的社保体系的。

所以,社保系统热爱繁荣,它祈祷经济的发动机永远不要熄火。

但悖论又来了。

社保本身,就是踩在经济繁荣油门上的那只“刹车脚”。

我们来理解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社会财富的增长,源自哪里?源自“资本的积累和再投资”。

什么意思?就好比一个农夫,他今年收获了100斤粮食。他有两个选择:第一,把100斤粮食全吃掉,享受生活。第二,吃掉70斤,把剩下的30斤作为种子,留到明年播种,期待一个更大的丰收。

这30斤留下来当种子的粮食,就是“资本”。

把它投入再生产,去期待未来的更大产出,这个行为就叫“投资”。一个社会之所以越来越富裕,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农夫”(个人和企业),不断地把一部分当期产出(利润和储蓄)拿出来,作为“种子”(资本),去投资新的技术、新的厂房、新的研发,从而创造出更大的蛋糕。

这是一个“生产-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正向循环。

这个循环的速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现在,社保系统出现了。它做了什么?

它通过强制性的手段,从每一个企业和个人的收入中,抽取了一大块(在中国,企业和个人合计接近工资的40%)。

这笔钱,去了哪里?它没有被企业主拿去扩大生产,也没有被个人储蓄起来投入到资本市场,变成新的“种子”。

它被直接转移支付给了已经退出生产领域的老年人,用于当期的“消费”。

看清楚这个流向:社保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转移支付”机器。它把本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大规模、系统性地转化为了“消费”。

这就像那个农夫,国家强制规定,他收获的100斤粮食里,必须抽出20斤,送给村里不种地的老人吃掉。

这当然非常人道,体现了社会的温情。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能留下来做种子的,就从30斤变成了10斤。明年他的收成,会远远小于他原本的预期。

社保系统,以一种宏大而温情的方式,系统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它把大量的“未来的种子”,变成了“今天的晚餐”。

它在结构上,是“反增长”的。

它像一个深爱着赛车手的姑娘,一边在看台上为他呐喊助威,希望他越开越快,一边又偷偷地在他的赛车油箱里掺了水。

它越是庞大,对经济的“刹车效应”就越是明显。

它渴望繁荣,却在日复一日地侵蚀着繁荣的根基。

悖论:团结VS争论

社保系统在诞生之初,被赋予了一个极其崇高的理想:促进社会团结。它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契约”。

无论贫富、无论职业,所有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共同抵御风险,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它应该是一条连接整个社会的坚韧纽带。

然而,在现实的演进中,这条本应象征团结的纽带,却变成了制造社会分裂的锋利楔子。

它制造了代际之间的深刻裂痕。

年轻人被强制要求,将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一个他们自己都越来越不相信的系统,去供养一个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

他们看着自己干瘪的钱包,和父辈们优哉游哉的退休生活(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一种“被剥削感”油然而生。

“凭什么用我们的青春,去支付上一代人过度承诺的账单?”——这种“代际战争”的情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蔓延。

它制造了体制内外的对立。

在同一个国家里,往往存在着好几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一些人(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他们的养老金替代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可能非常高,保障优厚。

而另一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或者是个体户、零工,他们的保障水平则要低得多。

还有农民拿到的收入就更远远低于其他人,形成了巨大的分裂。

一些人现在在说,我月交一两千,为什么我的父母却只领一两百。城乡的矛盾又出现了。

更不用说那些游离在系统之外的“地下经济”从业者。

这导致了巨大的不公平感。大家都在同一个国家,为什么我们的晚年保障,却有天壤之别?

在一个大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差异巨大。一些经济发达、人口年轻的地区,社保基金可能有大量盈余。而一些经济落后、人口流出严重的老工业区或农业省份,则早已收不抵支。

为了维持系统的运转,就必须进行“中央调剂”,也就是让富裕地区去补贴亏空地区。

这又会引发富裕地区居民的不满:“我们辛辛苦苦交的钱,为什么要拿去填别人的窟窿?”

看到了吗?这个本应缝合社会的系统,却在代际、阶层、地域三个维度上,不断地制造出新的断层线。它让社会从一个“命运共同体”,变成了一个由无数相互猜忌、相互争夺的“利益集团”组成的角斗场。

它渴望团结,却种下了分裂的种子。这是第七重悖论。

悖论:简单VS复杂

社保对普通人许下的承诺,无比简单:交钱,然后领钱。一个简单的输入,一个简单的输出。它应该像一个自动贩卖机一样,清晰、透明、易于理解。

但你只要稍微深入了解一下这个系统,你就会陷入一个由无数法规、条款、公式、补丁、特例组成的官僚主义迷宫。

它的复杂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你的养老金,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它涉及你的缴费年限、缴费基数、个人账户累计额、退休时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一套极其复杂的公式,99%的人都算不明白。

你的医保,报销比例是多少?不同的医院等级,不同的药品目录(甲类、乙类、丙类),不同的起付线和封顶线……每一次看病报销,都像在解一道高等数学题。

你想把你的社保关系,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你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跑哪些部门,走哪些流程,等多久?这个过程的复杂和漫长,足以劝退大部分人。

这个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不透明、越来越难以理解。它变成了一个只有内部专家才能掌握的“黑箱”。

这种复杂性,带来致命的后果。

它滋生了巨大的管理成本和寻租空间。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去维护这个复杂的系统,而每一个复杂的环节,都可能成为某些人寻租、牟利的温床。

当一个系统复杂到你根本看不懂时,你如何去监督它?你如何知道你的钱被管理得好不好?你如何判断改革方案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弊?你不能。你只能被动地接受。

一个目的是服务于大众的公共产品,最终变成了一个凌驾于大众之上的、自我服务、自我膨胀的官僚机器。

它承诺简单,却走向了极致的复杂。这是第八重,关于透明度的悖论。

悖论:流动VS枷锁

我们身处一个怎样的时代?一个全球化、信息化、人口高速流动的时代。经济的活力,恰恰来自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一个程序员,可能在北京工作几年,然后去深圳,甚至去硅谷。一个手艺人,可能在东莞的工厂里打工,过年回到四川老家,过完年又去了浙江义乌。

流动,是现代经济的血液。

但社保系统,在它的基因里,却是“反流动”的。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动产”。

它的设计,基于一个早已过时的20世纪工业时代模型:一个人,一辈子,一个单位,一个城市。你的所有社保记录、缴费年限,都像一棵树一样,深深地扎根在你所在的那个地方。

你想移动?可以。但代价极其高昂。

在过往跨省转移社保,手续繁琐。更重要的是,在以前,你通常只能转移个人账户里那点钱,占大头的统筹账户部分,你是带不走的。这等于你每换一个地方,你的养老金权益就要受一次损失。

东莞这个地方有2000亿社保盈余,全是来自全国各地农民工留下来的,他们回老家后,就弃保了,当年在东莞交的社保的统筹部分,全部给东莞的富人使用了。

跨国流动?那更是天方夜譚。你在中国交的社保,和你在美国交的Social Security,在德国交的社保,是完全不兼容的三个独立系统。一个在全球流动的顶尖人才,可能在每个国家都交了几年社保,但最后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达不到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限要求。

社保系统,成了一副给现代劳动者戴上的“电子镣铐”。它用一种看不见的方式,把你和某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特定的行政区划捆绑在一起。它惩罚流动,奖励静止。

这与一个开放、动态、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所需要的精神,背道而驰。

它应该服务于经济发展,却成了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这是第九重,关于时代错配的悖论。

悖论:信任VS强求

最后,我们来到了所有悖论的核心。

社保系统,作为一个跨越几十年的代际契约,它能够运转的唯一基石是什么?是“信任”。

年轻人必须相信,他们今天交上去的钱,在他们几十年后老去时,这个系统依然存在,并且能够信守承诺,足额地支付给他们。没有这种信任,整个游戏就玩不下去。

但我们前面分析的所有悖论——它在绞杀生育、刹车繁荣、与自己赛跑、制造分裂、变得越来越复杂、惩罚流动、甚至通过印钞来稀释价值——所有这一切,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系统性地侵蚀着人们对它的信任。

当一个年轻人,看到自己的生育意愿被高昂的成本压垮,看到经济增长的乏力,看到延迟退休的讨论,看到养老金购买力的缩水,看到身边长辈们在不同体系下的巨大差异……他怎么可能还对这个系统抱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信任,正在变成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

而悖论的巅峰在于:尽管信任已经摇摇欲坠,但对于绝大多数在正规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参与这个系统,却不是一个可选项。

它是“强制”的。

你的工资还没到手,这笔钱就已经被国家划走了。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第十重,也是最深刻、最荒谬的悖论:一个在逻辑上完全依赖于“信任”的系统,在操作上却完全依赖于“强制”。

它强迫你去相信一个你越来越不敢相信的东西。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撕裂。它在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的心中,都埋下了一颗怀疑和犬儒主义的种子。这种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对最重要公共制度的不信任感,它的长期腐蚀效应,可能比任何财务上的缺口,都更加致命。

悖论:劫贫VS济贫

社保最开始的初衷在各国精英的眼里,是帮助穷人有一个有保障的老年生活。但是其结果是,最穷的人往往深受其害。

越穷的人,他们的寿命往往越低。

在欧美等国,退休年龄已经到了67岁以上,甚至七十岁以上,这意味着,大量穷人要交一辈子社保交到近七十岁,但可能他自己活不到这个年龄。

当社保从城市,到省,到全国统筹时,大锅饭的池子越来越大,长寿老人们可以得到的供养,来源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而统一标准的退休年龄,将让贫困地区的低寿命老人白缴一生。

而公务员、有良好工作的白领,教师这些人,他们往往寿命更长。

这时,更穷的人上缴的社保费用给到另一些更富的人去享用了。

同时,由于上缴的比例是一样的,更穷的人要拿出对于改善自己生活更重要的收入来支持这套系统。

月薪五千缴两千,自己只有三千。他们很多的需求就要得不到满足,甚至是人们认为的常见需求。

而月薪五万,也可能只缴四千,他们的需求影响并不大。

因此,更穷的人承受社保的代价、压力更大。

更不用说,在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人每月缴很高额的社保金,但却是给城里有积蓄、有高价房产、根本是有钱养老的人来四处旅游的荒唐现象。

你看,这个悖论多么的荒唐和可笑。

又是何等的心酸和无奈。

结语

理解,是改变的开始。看清这些悖论,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关于社保的每一次改革,都如此举步维艰;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感受。

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应该在理解它所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为我们的下一代,找到一条更可持续、也更诚实的出路。

社保问题,无法批评某个具体的机构或个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实是无解的。

这一套由俾斯麦在一百多年创立的系统,给今天全球绝大多数民众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不诚实面对这些悖论,社保这套体系,将给我们带向一个灾难性的未来。阿根廷,委内瑞拉就是前车之鉴,这些国家最后走向了恶性通货膨胀,大量的人沦为了赤贫。

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智慧。

而智慧,永远始于直面现实的勇气。今天金融时报刊文表示,市场可能正在低估特朗普冲击美联储的风险。下面是他们的详细观点,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借鉴,立场不同,请注意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