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不能替代价值，计划教育也无法替市场发现需求。

近日，A股上市公司星宇股份被推上了热搜。

据荔枝新闻等媒体报道，星宇股份在2025年秋季招聘中招录了约400名应届生，其中包括不少硕士，岗位涉及研发、技术和管理培训。今年7月入职后，这批员工先被安排到生产线实习。一个多月后，部分员工称，公司要求他们在“协商离职”和转到一线操作岗位之间作出选择。

有员工说，原本约定一个月的产线实习，被延长到三个月；不接受离职，就要继续从事打螺丝、线路插接等工作。媒体还称，约七成员工已经签字离开。

截至本文写作时，常州属地有关部门已经介入核查，星宇股份尚未公开回应。因而，上述细节仍应以调查结果和双方合同为准。

但舆论已经先吵起来了。

许多人最愤怒的一句话是：堂堂硕士，怎么能去打螺丝？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替年轻人说话，实际上暴露了另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读了硕士，就天然比流水线工人高一等；拿到学历，就应该坐办公室、做管理、拿高薪。

不是这样的。

打螺丝不丢人，毁约才丢人

打螺丝当然不丢人。

一辆汽车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有人设计车灯，有人研发电路，有人组织生产，也有人把螺丝拧到正确位置。只要这项劳动是自愿的，并且为消费者需要的产品作出了贡献，它就有价值。

市场没有义务按照学历给劳动排座次。

一个硕士如果愿意接受产线岗位，企业愿意支付报酬，双方达成契约，外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也许他认为这是一份暂时的工作，也许工资符合预期，也许他想积累制造经验。那是他的主观价值判断。

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硕士能不能打螺丝，而是企业有没有遵守承诺。

如果招聘时约定的是研发、技术或者管理岗位，只安排短期产线实习，企业后来却单方面改变岗位和工资，并以此迫使员工提交“个人原因离职”，那么问题就是违约。

企业当然会判断错误。它可以高估订单，可以招多了人，也可以在经营环境变化后缩减岗位。市场经济从来不保证企业家的判断永远正确。

但谁判断错误，谁就要承担相应代价。

企业不能在需要人的时候用一个岗位吸引应届生，等员工放弃其他机会、办理入职以后，再用另一个岗位逼他们离开。更不能把自己的招聘错误，改写成员工“自愿离职”。

维护契约，不等于维护学历特权。

硕士没有取得管理岗位的天然权利，但任何人都有要求交易对方履行约定的权利。这两件事必须分开。

学历不是工资凭证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把“硕士”和“打螺丝”放在一起，感到格外刺眼？

因为整个教育体系长期向年轻人灌输一种观念：读书越多，学历越高，工作就越体面，收入就越高。

于是，学历不再只是学习经历，慢慢变成了一张索取岗位的凭证。

但市场不承认这种凭证。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讲得很清楚，市场经济的最终裁判是消费者。消费者购买什么，什么生产才有收入；消费者拒绝购买什么，相关投资就要亏损。企业对员工的需求，也来自这条链条。

企业愿意给一个人多少工资，不取决于他在学校坐了多少年，更不取决于他的毕业证盖了什么章，而取决于企业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帮助企业为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

学历可能证明一个人受过某种训练，却不能证明这种训练正好是消费者需要的。知识是一种手段，不是价值本身。只有当知识被用于解决真实问题，并且有人愿意为结果付费，它才进入了生产过程。

所以，一个熟练技工的收入可以高于硕士，一个销售人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博士，一个没有名校学历的企业家也可以组织上千名专业人员。

这不是市场不尊重知识。

恰恰相反，市场只是不尊重与消费者需要脱节的知识。

学历为什么越读越高

学历膨胀并不是一种感觉。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30%。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1.3%。教育部还预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270万人。

让更多人获得学习机会，本身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当学历供给增长得远快于相应岗位，当学校扩大招生不需要接受利润和亏损的检验，学历的信号作用就会不断减弱。

十几年前，本科是稀缺信号。后来本科生越来越多，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筛选成本，便把部分岗位的门槛抬到硕士。等硕士越来越多，名校、第一学历、实习经历、职业证书又成为新的筛选条件。

这就是学历膨胀。

它和货币通胀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相似后果：当一种原本稀缺的凭证被大量增加，持有一张凭证所能传递的信息就会减少。

过去读到本科可以获得的岗位，现在可能要求硕士。过去十八岁就能开始积累的工作经验，现在要到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年轻人多花了几年，家庭多付了几年生活费，财政也多投入了大量资源，但社会并没有因此自动增加同样数量的高生产率岗位。

有人说，这是年轻人爱面子，非要读研究生。

这又是在骂结果，不看激励。

当体制内招聘、国企招聘和许多大企业普遍使用学历门槛时，年轻人继续读书，是在回应现实规则。单个学生很难拒绝这场竞赛。别人读硕士，他如果停在本科，就可能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每个人的选择都可以理解，所有人的选择加在一起，却造成更严重的学历竞赛。

公立教育就是一种计划供给

学历膨胀为什么会持续？

根本原因是，公立教育体系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属性。

学校的专业怎么设置，招生名额有多少，课程如何安排，什么知识可以获得学位，主要由行政体系、财政预算和统一标准决定。学生虽然缴纳学费，但许多公立学校的生存并不取决于学生是否自愿用足额价格购买它的服务，更不取决于毕业生能否在市场上创造足够价值。

这与市场企业完全不同。

一家企业生产了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库存会增加，现金流会恶化，亏损会迫使它改变方向。严重时，它会倒闭，资源会转到其他用途。

一所公立学校培养了大量市场并不需要的毕业生，会发生什么？

通常不会出现对应的亏损。学校仍然可以获得预算，教师仍然按照编制和职称获得收入，专业也未必因为毕业生就业困难而退出。学生失去的是几年时间，家庭承担生活成本，纳税人承担教育支出，企业承担重新培训成本。

真正作出专业和招生决策的人，反而不承担主要后果。

这就是米塞斯分析官僚组织时指出的根本问题：官僚机构不是依靠消费者购买获得收入，因而无法用利润和亏损检验自己的资源配置是否正确。

没有利润与亏损，就没有真正的经济核算。

教育部门当然可以统计就业率，可以调查产业需求，可以建立人才供需数据库。这些数据并非毫无用处，却不能代替市场。

今天统计出来的热门行业，是企业家过去行动的结果。四年后需要什么岗位、需要多少人、哪项技术会被消费者接受，没有一张报表能够提前回答。

如果主管部门真的知道未来需要什么人才，它就不仅能够安排专业，还应该能够提前知道哪些企业会成功、哪些产品会畅销、哪些技术路线会胜出。

可如果这些问题已经有确定答案，企业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现实恰恰相反。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只有无数企业家用自己的资本试错，消费者用购买作出选择，利润和亏损不断提供反馈，社会才会逐渐发现真正需要什么人才。

非市场化的教育体制，可以按计划生产毕业证，却无法根据市场的真实需求提供对应服务。

教育必须面对真正的客户

罗斯巴德在《教育：自由与强制》中批评公立教育，核心不是教师不努力，也不是所有公立学校都教不好，而是这个体系从资金到标准，都更多依赖强制和统一安排，而不是家庭与学生的自愿选择。

人的能力、兴趣、学习速度和人生目标各不相同。有人适合研究数学，有人适合修理机器，有人擅长销售，有人愿意创业。用同一套学制、同一套评价标准和同一条学历阶梯安排所有人，本来就是对个体差异的无视。

真正市场化的教育，不会承诺每个人读完都能得到一份“体面工作”。它只能让提供教育的人面对真正的客户。

学生和家庭可以选择学校、课程、教师、学制和价格。企业可以直接购买培训，可以开办学徒项目，也可以与学校合作培养自己需要的人。学校如果课程落后、收费过高、毕业生长期得不到市场认可，就会失去学生和收入。

职业教育、短期培训、企业学徒和自学，也不必被放在学历教育下面。哪一种方式更有价值，应当由学生、家长、企业和消费者通过自愿交易决定，而不是由一张行政等级表决定。

市场化教育同样会犯错。

有学校会误判需求，有学生会选错专业，有企业也会招错人。但市场把判断权和责任放在一起。错误的课程会失去买家，错误的学校会损失收入，错误的投资会及时停止。

计划教育也会犯错，区别是它可以把成本摊给纳税人，把时间成本留给学生，再把就业压力交给社会。

别让年轻人为计划买单

回到星宇股份事件。

如果媒体报道属实，企业应当为自己的招聘承诺负责。它有权根据经营情况调整人员，却无权用改变岗位的方式逃避约定成本。

但年轻人也需要明白：市场不会因为你拿到了硕士学位，就欠你一张办公室的椅子。

教育是一项投资。读什么专业，读到什么程度，花几年时间，放弃多少工作经验，都有机会成本。不能只看学校给出的培养方案，也不能只听“提升学历总没有错”。要看企业愿意为什么能力付钱，看消费者正在为什么产品买单。

最荒谬的局面是：公立教育体系用行政计划和财政资金大量生产学历，企业再把学历当成廉价筛选工具，学生被迫投入更多年月争夺同一批岗位。等高学历者走进产线，所有人又突然惊讶：硕士怎么会来打螺丝？

答案并不复杂。

学历不能创造岗位。

岗位来自消费者需求，来自企业家的判断，来自储蓄形成的资本，也来自企业持续降低成本、改进产品和扩大生产。

市场不欠硕士一个管理岗。企业也无权靠毁约，把自己的错误塞给员工。教育部门更不可能靠计划，替千万家企业决定未来需要什么人才。

打螺丝不丢人。

毁约才丢人。

把一张不断膨胀的学历，当成市场必须兑现的支票，同样是一种错误。

把教育还给选择，把岗位还给企业家，把责任还给契约双方。到那时，学历才可能重新成为知识和能力的证明，而不是一张人人追逐、却越来越难兑现的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