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北欧童话，昂贵的福利游戏如何持续
我先问你个问题，如果现在让你立马移民，不考虑语言、气候这些细节，只考虑一件事，就是去一个“好国家”，你会选哪儿？
我猜，十有八九，你的答案会是北欧那几个国家——丹麦、瑞典、挪威、芬兰。
对吧？这几乎是我们这代人的大脑肌肉记忆。
一提到“人类文明的天花板”、“理想国”、“幸福社会”，北欧这个标签就“啪”一下，自动贴上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过于完美的“产品说明书”。
你随便在网上一搜，出来的都是这些关键词：
“全球幸福指数第一”：
联合国每年都搞这个排名，北欧国家就像是霸榜的钉子户，轮流坐庄。
人家的人民，是官方认证的、数据上最好看的“幸福”。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这个说法你肯定听过。
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出生，国家给你发钱；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基本免费；生病了，国家兜底，看病不花钱；失业了，有高额的失业金养着你；生孩子，夫妻俩能休一年半载的超长带薪产假；老了，养老金让你体面地过完余生。
这哪是国家啊，这简直就是一个绑定了你一生的、全能的、无限责任制的“超级保姆”。
你人生中所有可能遇到的大坎儿，它都提前给你填平了。
“清廉指数第一”：
政府透明、官员不腐败。
我们常在电影里看到那种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戏码，据说在那儿，是不存在的。
社会嘛，高度信任，你把钱包落在咖啡馆，回来的时候大概率还在原地。
“性别平等第一”：
女性地位高，议会里一半是女性，公司高管里也有强制的女性比例。
我们这儿还在为“女性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吵得不可开交，人家那边，奶爸推着婴儿车上街，是再正常不过的风景。
你看，把这些标签一个个贴上去，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形象就出来了。
它就像一个橱窗里精心陈列的奢侈品，灯光打得足足的，每一个细节都闪闪发光，完美无瑕。
它满足了现代人对一个理想社会的所有想象：
富裕、平等、自由、安全、有保障。
于是，这个“北欧童话”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图腾。
左派的朋友一看，热泪盈眶：
你看看，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吗？国家通过强大的再分配能力，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阶级压迫，多好！
右派的朋友有时候也拿它说事：
你看看人家，虽然是高福利，但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说明只要政府调控得好，资本主义也能很温柔。
而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呢？更是心生向往。
谁不想要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人生呢？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享受最好的免费教育，自己的父母能得到最妥帖的医疗照顾呢？
这个“北欧模式”，就像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一个政治上的“瑞士军刀”，好像能解决我们当下社会的所有痛点。
但是。
对，精彩的部分，往往是从“但是”这两个字开始的。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
如果这个模式真的这么完美，堪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答案，那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一个小角落——也就是人口加起来还不到三千万的北欧五国——做到了呢？
你想想，人类多聪明啊，好的制度、好的模式，大家都会抢着学。
英国当年搞君主立宪、工业革命，全世界都跟着学；美国搞市场经济、联邦制，也成了无数国家的模仿对象。
中国搞改革开放，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奇迹，这套经验也被很多发展中国家拿去研究。
为什么偏偏这个“北欧模式”，这个被夸上了天的“人间天堂”，在过去五十多年里，除了它自己，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复制者”？
是别的国家的人不够聪明？还是不够善良？还是执行力不行？
这就好比，一个同学次次考第一，但他那套独门的学习方法，分享给全班，结果没有第二个人能学会。
那我们是不是得琢磨琢磨，这事儿背后，是不是有我们没看到的什么东西？
他考第一，到底是因为这套学习方法本身就牛，还是因为他爹是出卷老师？或者，他只是碰巧把他爷爷留下的笔记给背熟了，而那份笔记，别人家没有。
你看，问题的性质就变了。
我们过去对北欧的讨论，基本都停留在“用户体验”层面。
哇，这个App的界面真好看，功能真贴心，用起来真爽！
但我们很少去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这个App的“后台代码”是怎么写的？它的“服务器”是租的还是买的？它每个月烧掉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会不会有一天，因为付不起服务器费用而崩盘？
所以，我要来写一个系列，挑战一下，这一个固化在中国人心里几十年的北欧童话。
我要把这个精美的App给“反编译”了，去看看它底层的、一般人看不到的、甚至它自己都不愿意让你看的“源代码”。
要干这个活儿，我们得先扔掉那些复杂的政治术语，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些词儿都太大了，容易把人绕进去。
我们就回到三个最朴素、最基本、可以说是“老奶奶都懂”的常识。
或者说，是三个观察一切人类社会的“元规则”。
你把这三个规则想明白了，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一下子就清晰了。
*第一个元规则：*
*一切社会，都由具体的个人构成。*
这话听着像废话，但极其重要。
什么叫“国家”、“社会”、“集体”？这些都是我们为了方便交流而创造出来的概念。
世界上没有一个叫“国家”的生物在思考，也没有一个叫“社会”的大脑在决策。
最终，所有行为的发出者，和所有后果的承担者，都是一个一个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人”。
所以，当我们说“国家为你养老”的时候，你脑子里不能浮现出一个慈祥的、叫“国家”的老神仙。
你得把它翻译成大白话：
是一群“正在工作的年轻人”，拿出他们收入的一部分，去供养另一群“已经退休的老年人”。
当我们说“政府提供免费医疗”的时候，你也不能想象一个叫“政府”的天使在撒播甘露。
你得把它翻译成：
是一群“纳税人”，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交出来，由另一群叫“公务员”的人来管理，去支付给又一群叫“医生护士”的人，为病人提供服务。
你看，这么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
把宏大的概念还原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戳破神话的第一把手术刀。
你马上就会发现，很多温情脉脉的口号背后，其实是赤裸裸的强制和转移。
*第二个元规则：*
*私有财产，是社会繁荣的总开关。*
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这句话也是老奶奶都懂的常识。
但我们常常在讨论宏大问题时忘了它。
什么叫私有财产？就是你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或者别人自愿赠予而合法获得的东西，你对它有绝对的支配权。
你想用、想卖、想送人、想传给儿子，甚至想把它砸了，都是你的自由。
为什么这个规则这么重要？
因为它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激励。
你想想，一个农民，如果他知道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打下来之后，有一半要被一个叫“集体”的东西无偿拿走，他明年还会那么辛苦地去开垦荒地、改良技术吗？大概率不会了。
他会选择“干多干少一个样”，得过且过。
一个工程师，如果他知道自己熬夜搞出来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带来的大部分收益，要被一个叫“社会”的东西拿去“再分配”，他还会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创新吗？他可能会选择去干一份更轻松、但没什么创造性的工作。
所以，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力。
保护得越好，大家就越愿意去创造、去积累、去为未来投资。
因为他们知道，“我今天的付出，能换来我明天的回报”，这个预期是稳定的。
反过来，如果私有财产可以被随意地以“公共利益”、“社会公平”等高尚的名义拿走，那么创造财富的源头就会慢慢枯竭。
这就好比一个水池，你只管从里面抽水用，却不想着怎么往里面注水，甚至还把进水口给堵住了，那这个水池迟早要见底。
私有财产，就是那个“进水口”。
对它的任何侵犯，无论动机多么美好，都是在堵塞这个进水口。
这是我们的第二把手术刀。
*第三个元规则：*
*自愿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魔法”。***
怎么让社会上的人都过得更好？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把富人的钱分给穷人。
但这只是存量财富的转移，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
而且根据我们上一个规则，这种做法还会打击富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长期看是个“负和游戏”。
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参与游戏的所有人都受益，是个“正和游戏”呢？
有，而且只有一种，就是“自愿交换”。
我肚子饿，你有个面包；你需要理发，我恰好会剃头。
咱俩一换，我吃了面包不饿了，你理了发变精神了。
咱俩是不是都比交换前过得更好了？这个过程里，没有谁强制谁，也没有谁损失什么。
社会总的“幸福值”或“价值”，就这么凭空增加了。
把这个简单的模型放大到整个社会，就是我们说的“市场经济”。
成千上万的人，基于自愿，互相提供产品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财富、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就这么涌现出来了。
这个过程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一个中央大脑来指挥。
每个人都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最终通过价格这个信号，所有人的行为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客观上促进了所有人的福祉。
所以，判断一个政策是好是坏，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试金石：
它是在促进人们的自愿交换，还是在阻碍甚至取代人们的自愿交换？
凡是前者，比如保护合同、降低交易门槛，它就是在“创造财富”。
凡是后者，比如价格管制、行业准入限制、用国家福利取代商业保险，它本质上都是在用“强制”代替“自愿”，是在“毁灭财富”。
所有渴望公有财产制度的人，他们嘴里有一句话没说，就是他们并不渴望将自己的财产上交，而是渴望把别人的财产没收好分给他。
他们是思想上的流氓。
这是我们的第三把手术刀。
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手里有了三把“思想的手术刀”：
1.还原到人****的视角
2.私有财产标尺
3.自愿交换****的试金石
这三样武器，听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点“政治不正确”，但它们是我们解剖“北欧童话”这个复杂有机体的利器。
现在，让我们重新拿起那份精美的“产品说明书”，用这三把刀，一刀一刀地切下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看第一条，也是最诱人的一条：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这个承诺听起来太美好了。
但我们用第一把刀——“还原到人”——切一下。
所谓的“免费教育”，钱从哪儿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所有纳税人——包括你未来的孩子自己——的口袋里，通过强制性的税收提前抽走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
它不是“免费”，而是“强制的集体购买”。
你可能会说，集体购买便宜啊！但问题来了，你失去了选择权。
学校就那几所公立的，教什么、怎么教，都是国家说了算。
你觉得这个老师不好，想换一个？对不起，没得选。
你觉得这个教材太简单，想让孩子学点更深的？对不起，大纲不允许。
在自愿交换的市场里，如果你对一个面包不满意，你可以去买另一家的。
面包店为了争取你这个客户，会拼命把面包做得更好吃、更便宜。
这就是竞争带来的活力。
但当教育变成国家垄断的“福利”时，这种竞争就消失了。
学校不需要讨好你这个“家长用户”，它只需要对上级“教育部门”负责。
结果是什么？教育质量的平均化和僵化。
这个我们后面专门谈。
再看“免费医疗”。
同样，用“还原到人”和“自愿交换”的刀切一下。
钱，是纳税人强制出的。
服务呢，因为是“免费”的，所以需求几乎是无限的。
谁不想多做个检查，多开点药呢？但医生和病床是有限的。
结果是什么？排队。
在北欧看病，想做个不那么紧急的手术，比如换个膝关节，排队等上一年半载是家常便饭。
因为价格这个最重要的调节供需的信号被拿掉了，只能用最原始、最低效的“排队”来分配资源。
你很痛苦，想快点做手术？可以，去私立医院。
但问题是，你已经被强制交了一大笔税去“购买”那个公立医疗服务了，现在你等于要再花一份钱，去市场上买同样的服务。
你被剥了两次皮。
更深层的问题是，当整个医疗系统都变成国家包办时，医疗领域的创新动力在哪里？私立医院和制药公司，为了利润，有极大的动力去研发新技术、新药物。
但一个国营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官僚体系，它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和“不出错”，而不是“创新”和“提高效率”。
所以你看，当我们把“福利”这个温情脉脉的词，翻译成“基于强制税收的、由政府垄断的、非自愿的集体服务”时，它的味道是不是就全变了？
那个精美的橱窗，我们只是凑近了一点，就看到了玻璃上的裂痕。
我们再来看“高幸福指数”和“高社会信任度”。
这是“北欧童话”里最核心、最闪亮的光环。
丹麦人天天说自己“Hygge”（一种温馨、舒适的生活哲学），芬兰人有“Sisu”精神（坚韧不拔），大家彼此信任，社会和谐。
这难道不是福利制度带来的善果吗？
这里，我们就需要动用我们的第二和第三把手术刀了，特别是要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
一个常见的叙事逻辑是：
因为北欧搞了高福利，所以社会变得和谐、人民变得幸福。
这是一个经典的“因果倒置”。
真实的历史脉络可能恰恰相反：
是因为北欧人民在搞高福利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独特、非常富裕、文化上高度同质化、并且拥有强大信任传统的社会，所以他们“玩得起”这个昂贵的游戏。
这就好比说，不是因为一个人顿顿吃鲍鱼海参，所以他才变得有钱；而是因为他本来就很有钱，所以才吃得起鲍鱼海参。
这个历史真相，是“北欧童话”的讲述者们，刻意或无意地忽略掉的最关键的一块拼图。
在下一章，我们会详细地挖一挖北欧的“祖坟”——看看他们在20世纪中叶，也就是建立起庞大福利国家之前，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会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北欧，是一个比今天的美国还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乐土。
他们积累下的巨额财富和独特的社会资本，才是后来那个福利国家的“燃料”。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燃料燃烧时发出的最后一道光芒。
回到“社会信任”这个问题。
传统的、自发的社会信任，是什么样的？
在一个小村庄里，张三家要盖房子，李四、王五都来帮忙，不要工钱。
为啥？因为他们知道，下次自己家有事，张三也会来。
这是一种基于长期重复博弈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网络。
谁要是偷懒耍滑，下次就没人带他玩了，他会被这个社区排斥出去。
家庭也是一样。
你赡养你的父母，将来你的孩子也会赡养你。
这是一种代际之间的、基于血缘和亲情的责任契约。
但是，当国家这个“超级保姆”介入之后，情况就变了。
张三家盖房子，不再需要邻居帮忙了，他可以去申请一笔政府补贴。
李四生病了，也不需要亲友接济了，他有国家的医疗保险。
你老了，也不完全指望孩子了，你有国家发的养老金。
发现问题了吗？
国家用一种非人格化的、强制性的、官僚化的“福利”，取代了那种人格化的、自愿的、基于社区和家庭的“互助”。
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有温度的连接，被“人与国家”之间冷冰冰的连接所取代。
你不再需要去信任你的邻居，你只需要信任那个遥远的、抽象的“福利系统”会准时把钱打到你账上。
这种“信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吗？它更像是一种“依赖”。
就像一个孩子，他“信任”父母一定会给他饭吃，这是一种单向的、被动的依赖，而不是成年人之间双向的、平等的、需要自己去努力维系和经营的信任。
所以，一个深刻的悖论就出现了：
一个以“集体”和“社会”名义建立起来的福利系统，最终可能导致了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和一个日益疏离的社会。
大家共同向一个中央机器纳税，再从这个中央机器领取福利。
每个人都成了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孤立的接口。
邻里关系、大家庭的传统功能，都在这个过程中被慢慢地侵蚀和瓦解了。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些“最幸福”的国度，我们却能看到一些非常吊诡的数据：
比如，全球最高比例的“独居人口”，以及不容忽视的抑郁症和精神问题。
当人生的所有风险都被国家打包承包之后，人生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会不会也随之被抽空了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今天，我把那个光芒万丈的“北欧童话”请下了神坛，把它当成一个产品来研究。
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社会模型，都有它的“前端界面”和“后台代码”。
前端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幸福指数、福利承诺，它负责“用户体验”。
后台代码，就是我们总结的那三条元规则——个人、财产、自愿交换，它决定了系统的“运行逻辑”和“可持续性”。
我们对“北欧童话”这个产品最大的误解，就是错把前端的“美好承诺”当成了后台的“运行原理”，甚至搞混了因果。
我们用三把手术刀初步解剖了一下，发现“免费”的背后是“强制”，“福利”的背后是“选择权的丧失”，“社会信任”的背后可能是“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对国家的依赖”。
那个精美的橱窗，看上去很美，但它的地基可能并不稳固。
它之所以今天还能运转，很可能是因为它在消耗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可能是历史积累的财富，也可能是传统留下来的文化资本。
这就好比一个富二代，他今天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是因为他自己会赚钱，而是因为他爹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
我们不能看着他挥金如土的样子，就得出结论说“花钱是一种牛逼的赚钱方式”。
这是荒谬的。
那么，北欧的“遗产”到底是什么？那个被我们遗忘的、真正让它富裕起来的“根基”，究竟长什么样？
这，就是我们下一篇要深入挖掘的核心问题。
我们会像一个历史侦探一样，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欧，去看看那个“前福利时代”的北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相信我，那里的风景，会颠覆你的三观。
好，今天先写到这儿。
知识不是结论，而是一把可以不断打磨的、观察世界的刻刀。
希望今天这三把小刀，能给你带来一点新的启发。
留下一个问题：北欧今天能玩得起这套昂贵的福利游戏，到底凭什么？
我们的初步猜测是，它不是靠这套游戏本身赚钱，而是在消耗一笔巨大的祖产。
这笔祖产是什么？
很多人会说，我知道！是石油！挪威不就有北海油田吗？
这话说对了一半，但解释不了全部。
第一，挪威是到1970年代才发现石油的，但它的富裕和工业化基础在此之前早就奠定了。
第二，瑞典、丹麦、芬兰，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地底下没冒油啊，但它们同样是富裕的福利国家。
所以，石油可以是锦上添花，但绝不是那个无中生有的根本原因。
那根本原因到底是啥？
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在20世纪中叶，也就是它们开始全面建设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个福利国家之前，北欧，特别是瑞典，是全世界最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地区之一。
你没听错。不是之一，在很多指标上，它就是No.1。
那是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北欧。
一个充满着野蛮生长、激烈竞争、企业家精神爆棚的北欧。
一个政府规模极小、税收极低、对市场干预极少的北欧。
咱们穿越回去，看看那个蒸汽朋克版的北欧，到底有多硬核。
时间，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
当时的瑞典，是个什么情况？穷。
欧洲的穷亲戚。
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农业上没什么指望。
大量瑞典人因为活不下去，只能背井离乡，跑到美国去讨生活。
今天美国明尼苏达州还有大量的瑞典后裔，就是那个时候过去的。
转折点是怎么来的？
不是靠什么英明的政府规划，也不是靠什么国家顶层设计。就靠俩字：开放。
瑞典在186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改革。干了什么呢？
全面的自由贸易： 把关税墙推倒，让商品、资本、技术自由进出。
金融的自由化： 允许私人自由地开办银行，为工业发展提供血液。
企业的自由注册： 你想开个公司？手续极其简单，政府不干预。
对私有产权的铁腕保护： 你的就是你的，国王也不能随便拿走。
这套组合拳打出来，效果怎么样？
立竿见影。
你想想，一个地方，政府不管事儿，税又低，你的财产还绝对安全，那资本家和聪明人会干什么？他们会蜂拥而至啊！
欧洲各国的资本、技术开始涌入瑞典。瑞典人自己也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
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那些瑞典品牌，你以为是福利国家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几乎全部诞生在那个自由放任的黄金时代。
爱立信，1876年成立。一开始就是个小小的电报机修理铺。
阿特拉斯·科普柯，全球领先的工业集团，1873年成立。
SKF****轴承，1907年成立。
它的发明，直接推动了整个世界机械工业的进步。沃尔沃汽车（Volvo）最早就是SKF的子公司，1927年成立。
伊莱克斯，家电巨头，1919年成立。
利乐包装，这个更晚一点，但它的创始人鲁宾·劳辛，也是在那个时代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你发现没？
这些公司，全是硬核的制造业、工程技术公司。
它们不是靠补贴、不是靠政策扶持长大的，就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参天大树。
从1870年到1950年，这80年时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冠绝全球。
一个穷困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富裕、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那时候的瑞典政府，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守夜人。
它的任务很简单：维护和平的国内环境，提供公正的法律裁决，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没了。
政府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长期维持在10%以下。
这是什么概念？
今天美国的政府开支大概是35%左右，而现在的瑞典，是50%左右。
那时候的瑞典，没有我们今天说的那些福利。
生病了？自己买商业保险，或者靠家庭、教会。
失业了？赶紧找下一份工作，没人养你。
上大学？那是少数精英的事，而且要交学费。
听起来是不是很残酷？很冷血？
但正是这种残酷，逼出了一个民族最强的生存本能和创造力。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
你想要过上好日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工作、学习技能、或者承担风险去创业。
整个社会，就像一个高强度的健身房。
每个人都在里面挥汗如T，把自己练得浑身都是肌肉。
所以，朋友们，我们的第一个历史结论就出来了，这也是北欧童话的讲述者们，最不愿意让你知道的秘密：
北欧的富裕，不是高福利的结果；恰恰相反，高福利，是建立在前福利时代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的。
它们是先成了富一代，然后才开始琢磨怎么当富二代的。
你不能把因果搞反了。
你不能看到一个富二代天天开派对，就得出结论说开派对是致富的秘诀。这是在讲笑话。
好，这是物质资本的积累。
但还有一样更重要、更隐蔽的祖产，被我们忽略了。
那就是文化资本。
什么意思？
就是北欧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
我们刚才说，那个自由放任的时代，把瑞典人练得浑身肌肉。
这练出来的，不光是经济上的肌肉，还有精神上的肌肉。
我们今天提到北欧人，会想到什么？
诚实、守信、勤奋、节俭、有责任感、尊重规则。对吧？
这些品质，是写在他们文化基因里的。
这就要追溯到更早的新教伦理了。
几百年的宗教传统，塑造了他们这样一种世界观：工作不光是为了赚钱，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天职，是一种荣耀。
你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做到最好，以此来荣耀上帝。
这种精神，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里，简直就是王炸。
你想想，一群人，又聪明，又勤奋，又诚实守信，还把玩命工作当成一种信仰，然后你再给他们一个完全自由的、低税收的、产权绝对安全的环境。
这会发生什么？
经济奇迹啊！
所以，在那个黄金时代，瑞典的企业家和工人，可能是全世界最卷的一群人。
大家彼此信任，签了合同就一定会遵守。
老板相信工人会好好干活，工人也相信老板不会随便赖账。
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极低。
这种高度的社会信任和强大的工作伦理，是那个时代的北欧，留下的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好了，现在我们把两笔祖产都盘点清楚了：
一笔是雄厚的物质资本：强大的工业基础，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富裕的国民。
一笔是丰厚的文化资本：勤奋、诚实、守信、负责任的国民性格，以及高度的社会信任。
这两笔巨额遗产，就是北欧在20世纪中叶，站在历史十字路口时，手里的全部家当。
然后，故事开始转折了。
二战之后，整个西方世界都开始向左转。凯恩斯主义盛行，大家都觉得，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经济，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
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左派政党，开始长期执政。
他们拿到了这两笔巨额的祖产，然后开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胆的社会实验。
他们说：我们已经这么富了，肌肉已经这么强壮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
是不是可以把一部分财富拿出来，搞一个覆盖所有人的、完美的保障体系，让大家过得更轻松、更平等、更幸福？
这个想法，你得承认，出发点是善意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同胞都过上好日子呢？
于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北欧童话版本，正式上线了。
税收开始一路飙升，从占GDP的10%左右，一路涨到50%甚至更高。国家拿走了你一半的收入，然后承诺用这些钱，为你提供一切服务。
公共部门急剧膨胀， 政府雇佣了越来越多的人，去管理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公共事务。在瑞典，高峰时期，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在为政府工作。
福利项目越来越多， 从失业救济到育儿补贴，从住房津贴到免费大学，一张无所不包的安全网被建立起来。
这个过程，在初期，看起来非常成功。
为什么？
因为祖产厚啊！
人口少，但却有一大群的牛逼的大企业。资本积累足够多。
这就好比一个继承了10个亿的富二代，他开始花天酒地，头几年，你根本看不出任何问题。
他还是那么光鲜亮丽，出手阔绰。他甚至可以一边花钱，一边跟你说：你看，我这套生活方式多棒，既享受了人生，又不耽误我继续有钱。
北欧在六七十年代，就是这个状态。
它靠着前福利时代积累下来的强大工业机器继续运转，靠着老一辈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新教工作伦理继续创造财富。
然后，新建立的福利系统，就像一个巨大的财富抽水机和洒水器，把这些财富抽上来，再均匀地洒向全社会。
那段时间的北欧，确实是它神话的顶峰。
经济还在增长，福利又好，社会矛盾看起来都被熨平了。
但是，还记得上一篇我们手里的那几把手术刀吗？
我们说过，任何对私有财产的侵犯（高税收），和任何用强制取代自愿交换的制度（国家福利），都会像病毒一样，慢慢地侵蚀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和道德基础。
这个侵蚀的过程，在初期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有祖产这层厚厚的脂肪可以消耗。
但病毒，终究会发作。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问题开始显现了。
第一个症状，叫瑞典病（Swedish Disease）。
这个词当时在经济学界很流行。什么病呢？
当你辛辛苦苦创业，赚了100块钱，国家要拿走70、80块，你还有多大动力去冒险？
很多企业家选择了躺平，或者干脆把公司搬到国外去。
我们熟知的宜家（IKEA）的创始人坎普拉德，就是在那个时候，为了避税，跑去瑞士住了几十年。
利乐包装的总部也搬走了。那些曾经创造了瑞典辉煌的参天大树，要么停止生长，要么连根拔起。
当你发现，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和领着高额的失业救济金，到手的钱差不了多少，你还会那么努力地去工作吗？
福利依赖开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很多人开始钻制度的空子，动不动就请病假，反正有国家买单。
整个社会的肌肉，开始萎缩了。
曾经的增长明星，慢慢变成了慢郎中。
新的大型跨国公司，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
整个经济体，都好像被一层厚厚的、温暖的棉被给捂住了，失去了活力。
第二个症状，是文化资本的流失。
这个更隐蔽，也更致命。
老一辈人那种工作是天职的信念，在新一代人身上，开始慢慢淡化了。
因为新一代人，是生在福利摇篮里的。
他们从记事起，就知道国家会为自己的一切负责。
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需要为生存而挣扎的健身房时代。
对他们来说，向国家伸手要福利，不是一件可耻的事，而是一项理所应当的公民权利。
那种勤奋、节俭、为自己负责的新教伦理，正在被一种依赖国家、权利至上的新伦理所取代。
这就好比，那个富一代爷爷，勤俭持家，艰苦创业。
他儿子呢，从小耳濡目染，也还知道家业来之不易。
但到了孙子这一代，他生下来就在金山银山上，他会觉得，钱，就是从银行卡里自动冒出来的东西。
他无法理解爷爷当年创业的艰辛。
北欧社会，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代际之间的精神熵增。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历史结论也出来了：
北欧童话这个模式，其本质是一个消耗模型，而不是一个增长模型。
它在持续不断地、一代一代地消耗它在前福利时代积累下来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
它就像一辆装满了油的、非常豪华的汽车。
六七十年代，它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看起来风光无限。
但开着开着，大家发现，这辆车的引擎设计好像有问题，它自己不怎么造油，而且油耗特别高。
到了90年代初，这辆车终于快没油了。
瑞典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失业率飙升，政府财政赤字，货币大幅贬值。
那个完美的童话，第一次露出了它狰狞的真面目。
从那以后，你猜瑞典做了什么？
他们开始踩刹车、往回倒。
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我们中国人会觉得非常眼熟的改革：
减税！ 大幅降低公司税、资本利得税，把企业家请回来。
私有化！ 把很多国营的企业卖掉，引入竞争。
放松管制！ 在养老金、教育、医疗领域，都引入了市场机制和私人选择。
比如，瑞典是全世界最早搞教育券制度的国家之一，你可以拿着政府的补贴，自由选择去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
你看，这叫什么？
他们嘴上还在宣传福利国家的优越性，但身体却很诚实地在往自由市场的方向挪。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北欧，已经不是那个神话顶峰时期的北欧了。
它是一个打了补丁的、在不断修正自己错误的北欧。
它之所以还没崩盘，恰恰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那个童话的原始教条，悄悄地给自己松了绑。
那么，今天，我到底想说明什么？
我想带你完成一次认知破壁。
我们过去对北欧的认知，就像是只看了一场精心剪辑过的电影预告片。里面全是高光时刻，全是温馨场面。
而我们今天做的，是把整部电影，从头到尾，连同那些被删减的、不好看的片段，一起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我们发现：
这个故事的第一幕，不是福利，而是自由。 是一个多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给北欧赚足了出场费。
这个故事的第二幕，是消耗。 是福利国家这个昂贵的社会实验，开始不断燃烧历史留下的资本。
这个故事的第三幕，是修正。 是在撞到南墙之后，无奈地向市场的常识回归。
所以，当今天再有人向你兜售那个完美无瑕的北欧童话时，你心里应该就有数了。
你可以心平气和地告诉他：
朋友，你说的那个童话，可能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段，甚至是一个被精心美化过的片段。
它省略了最重要的前提，也掩盖了最深刻的危机。
它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舒适，透支了更长远的活力和未来。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人间天堂，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终极方案。
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有我们看不见的代价。
所有轻松的获得，背后都有被强制付出的成本。
戳破北欧童话，不是为了幸灾乐祸，也不是为了否定北欧人民取得的成就。
恰恰相反，是为了从他们的成功和困境中，学到更真实、更深刻的教训。
那就是，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裕，文化多么独特，它都无法逃脱那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和人性法则。
尊重个人，保护财产，鼓励交换。
这三条看似简单的古老常识，才是通往真正繁荣的、可持续的道路。
而任何试图用国家的宏大叙事，来代替个人责任和自由选择的乌托邦方案，无论它的初衷多么美好，最终，都可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我们不愿意见到的未来。
好了，前面两篇，我们把这个童话的外包装给拆开了。
但里面的零件，我们还没来得及仔细看。
下一篇，我要拿起显微镜，来分析这个系统里最核心的一个部件——税收。
我们会看看，那高达50%的雁过拔毛，到底是如何一点一点地、从经济、社会、乃至伦理的层面，腐蚀掉一个国家的根基的。
这会是一场更加清晰的解剖。.
今天我们要来谈北欧的税收。
一说到税，你可能觉得，这有啥好聊的？天经地义嘛。咱们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在西方呢，也有一句名言，叫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税收不可避免。
你看，全世界的人好像都默认了，交税，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是个自然法则。
尤其是在讨论北欧模式的时候，高税收更是被描绘成一种美德。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把一大部分收入贡献出来，汇集到一个公共的池子里，然后国家这位大管家，再用池子里的钱，为我们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服务。
这不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现代版吗？
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有集体荣誉感的社会契约。
这个契约论，就是高税收最重要的道德光环。
它把一个冷冰冰的强制行为，包装成了一个温情脉脉的集体选择。
但今天，咱们就要把这个光环给摘下来，看一看它底下到底是什么。
我的老规矩，还是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假设你住在一个小区里，有个非常热心的邻居，他成立了一个小区互助委员会。他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幸福，我决定，每个月从你们每家每户的工资里，直接划走一半。
然后呢，我用这些钱，雇几个保安，修一下小区的路灯，再办个食堂，大家可以来免费吃饭。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可能会说：等等，凭什么啊？
谁授权你从我工资里划钱了？
我同意了吗？
我想自己决定请哪个保安公司，不行吗？
我不喜欢你食堂的饭菜，想自己在家做，不行吗？
如果这个邻居回答你：这是为了大家好，是为了小区的集体利益。
你既然住在这个小区，就得遵守这个规矩。这是你的义务。
然后，他还找了几个壮汉，谁要是不交钱，就堵在你家门口。
这时候，你还会觉得他是个热心的好邻居吗？
你大概率会觉得，这不就是黑社会收保护费吗？只不过他说得比较好听而已。
好了，这个小区的故事，你先放一放。
咱们现在用三把手术刀，从三个层次，来解剖一下税收这个东西，特别是北欧那种高到令人咋舌的税收。
这三个层次是：伦理的、经济的、和心理的。
第一个层次：伦理**——**社会契约还是合法抢劫？
我们先从根儿上刨。税收，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用第一章讲的那个元规则——还原到人——来分析。
所谓的国家向公民征税，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群叫政府官员的人，依据一部叫法律的文件，强制性地，从另一群叫国民的人那里，拿走他们财产的一部分。
注意这几个关键词：强制性地、拿走财产。
这在伦理学上，就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都同意，私有财产是神圣的。我通过劳动赚来的钱，就是我的。你不能抢，他不能偷。这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那为什么，当抢劫这个行为的实施者，从张三李四换成一个叫国家的组织时，它就突然变得合法，甚至高尚了呢？
人数多，就是正义吗？
穿上制服，就是合法吗？
打着为了你好的旗号，就可以侵犯你的财产吗？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
契约论的支持者会反驳说：这不是抢劫，这是我们自愿达成的契约。
我们通过选举，授权政府向我们征税，来换取公共服务。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美，但它经不起推敲。
你签过这份社会契约吗？
你出生在这个国家，这份契约就自动生效了。你没有任何机会说不。一个不能拒绝的契约，还能叫契约吗？那叫霸王条款。
你能退出这份契约吗？
你说，我不想享受你的公共服务了，你也别收我的税了，行不行？不行。除非你移民，放弃国籍。
但这就像那个小区的故事里，你不同意交保护费，唯一的选择就是卖房子搬家。这能叫自愿吗？
这个契约的内容是你可以选择的吗？
国家收多少税，怎么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个人有发言权吗？你可能会说，我有选票啊。
但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国家里，你那一张票的实际影响力趋近于零。
最终，你还是得被动接受那个由多数人（或者说，由控制了政府的政治集团）决定的服务套餐。
你无法像在市场上一样，说我只要A服务，不要B服务。你必须全盘接受。
所以，当我们用最严格的逻辑去审视，社会契约这个说法，其实是个美丽的谎言。
它把一个强制性的权力关系，伪装成了一个平等的交易关系。
在北欧这种高税收国家，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
当税率高达50%、60%甚至更高的时候，意味着你一年里，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为国家这个组织无偿劳动。
你一半的生命时间，其产出成果不属于你自己。
从伦理上讲，这和古代的徭役或者农奴制，在本质上有多大区别呢？
只不过它表现得更文明、更隐蔽，用钱而不是人身来体现。
所以，这是我们对税收的第一个，也是最颠覆性的认知：** **
抛开那些宏大的叙事，税收，在伦理的根基上，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合法的、强制性的财产转移。它和自愿贡献是两码事，在性质上是截然相反的。
把这个想明白了，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高税收一定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违背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最根本的原则。
第二个层次：经济**——**一部惩罚成功、扼杀活力的财富粉碎机
好了，就算我们暂时把伦理问题放一边。我们务实一点，只看结果。
支持高税收的人会说：别管它在伦理上怎么说，只要它能带来一个好结果——一个富裕、平等的社会，那它就是好的。
那么，高税收真的能带来好结果吗？
咱们用经济的这把刀，切下去看看。
高税收是一只漏水的桶。
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有个著名的比喻。他说，用税收搞财富再分配，就像用一个漏水的桶，从富人那里舀水，送到穷人那里。
在这个过程中，水一定会漏掉一部分。
漏掉的那部分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谓损失。
这个词有点专业，我给你翻译一下。
它指的是：因为税收的存在，而导致那些本来可以发生，但最终没有发生的、能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
举个例子。
一个软件工程师，他正常上班8小时。
下班后，有个朋友想请他做个私活，写个小程序，报价1万块。
他盘算了一下，这个活儿得干50个小时，平均每小时200块。
他觉得还行，挺划算的，准备接。
但这时候，他想起来了，在北欧，他这1万块的额外收入，可能要交70%的税，也就是7000块。
最后到手只有3000块。
这么一算，每小时的收入就从200块，暴跌到60块。
他可能就想：算了，为了这点钱，搭上我50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不值当。我还是在家躺着看电视吧。
你看，发生了什么？
这个工程师，没有赚到那3000块。
他朋友，没有得到那个想要的小程序。
社会，也损失了一次价值1万块的、本来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服务。
政府呢？它一分钱的税也没收到。
因为它把税率定得太高，导致这个交易本身就流产了。
那个被扼杀掉的、价值1万块的交易，就是漏掉的水，就是无谓损失。它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谁也没得到。
这就是高税收的第一个恶果：它不是简单地把钱从A口袋转移到B口袋，它是在转移的过程中，把一部分钱直接给粉碎了。
税率越高，这种粉碎效应就越严重。整个社会的经济蛋糕，不是被重新切分了，而是变小了。
高税收是在惩罚社会活力的发动机。
谁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是那些最勤奋的工人、最有才华的专家、和最敢于冒险的企业家。
他们是经济的发动机。
高额的累进所得税（就是收入越高，税率越高的那种），它在干什么？
它在精准地给这些发动机踩刹车。
你工作越努力，收入越高，我从你身上抽走的比例就越大。你承担的风险越大，创业成功了，我拿走的利润也越多。
这传递的是一个什么信号？
干得好，就罚你。
这完全扭曲了正常的激励机制。在一个人人都要为自己负责的社会里，激励是多劳多得。而在高福利社会里，激励变成了多劳多税。
结果是什么？
我们上一章提到的瑞典病。
先是人才外流。
最顶尖的医生、工程师、金融家，他们会选择去税率更低的国家工作，比如瑞士、美国、新加坡。因为他们的才能在那些地方，能换回更多的个人财富。
接着是资本外逃。
企业家们，会把公司总部和利润，想方设法地转移到爱尔兰、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这不叫不爱国，这叫理性选择。
资本就像水一样，天生就要往低处流。
你非要筑一个高高的税坝，那水就会绕开你，或者从堤坝的缝隙里渗出去。
最终，你这片土地就会越来越干涸。
我们来看第一个巨人：宜家（IKEA）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
坎普拉德可以说是瑞典梦的化身，他从一个农场里卖火柴的小男孩，最终打造了一个全球家居帝国。
但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企业家，却在1973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瑞典。
他去了哪里？先是丹麦，后来是税率更低的瑞士。
他为什么要走？他自己说得非常直白。
在七十年代的瑞典，财富税和遗产税高到什么程度？
高到他根本无法将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完整地传给自己的孩子。
如果他留在瑞典去世，他的继承人为了缴纳天价遗产税，唯一的选择就是卖掉公司股份，把宜家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给拆了。
这就像你辛苦种了一棵苹果树，硕果累累。
邻居（国家）说：这树长得真好，等你不在了，你的孩子要想继承这棵树，必须先把一半的树枝砍下来给我。
这合理吗？
坎普拉德的选择，是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移植到一块更肥沃、更友善的土壤里。
他在瑞士一待就是40年，直到2013年，瑞典废除了财富税和遗产税之后，他才在晚年重返故乡。
这是一个长达40年的无声抗议。
一个国家的税制，硬生生把自己的“国民企业家英雄”逼成了“经济难民”。
你以为这只是个例吗？
我们再看一个：利乐包装（Tetra Pak）的创始人家族，劳辛（Rausing）家族。
今天我们喝的牛奶、果汁，很多都用着利乐的无菌包装。这家公司同样是瑞典工业的骄傲。
但它的掌门人汉斯·劳辛，也在80年代初，做出了和坎普拉德同样的选择——出走。
他去了英国，原因一模一样：不堪忍受惩罚性的财富税和遗产税。
这些创造了瑞典经济奇迹的基石型企业家，是解决了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就业的。
他们本该是国家的英雄。但在那套“均贫富”的税收逻辑下，他们创造的财富越多，反而成了越大的“罪人”，成了被优先“打土豪”的对象。
他们除了出走，别无选择。
如果说，宜家和利乐的故事，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伤疤”，那我们来看一点新鲜的，正在发生的“大出血”。
这次的主角，是挪威。对，就是那个靠着北海石油，富得流油，常年霸占人类发展指数榜首的国家。
从2022年开始，挪威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富豪出逃潮”。
几十位亿万富翁和成百上千的千万富翁，拖家带口，打包资产，集体“跳船”，目的地出奇地一致——瑞士。
领头人之一，是挪威最富有的工业家之一，谢尔·英奇·勒克。
他在2022年9月，高调宣布将自己的居住地迁往瑞士的卢加诺。
为什么？导火索是挪威的“财富税”。
这个财富税，堪称是“发动机冷却器”里的终极武器。
它不管你的资产是能下金蛋的母鸡（比如盈利公司的股票），还是仅仅是看起来值钱的石头（比如暂时无法变现的资产），它每年都要在你全部净资产的头上，固定刮走一层皮（大约1%）。
勒克算了一笔账，他每年需要缴纳的财富税，远远超过他从公司获得的分红。
这意味着什么？他为了给国家交税，每年都必须卖掉一部分公司的股票。
他的公司，这个能为挪威提供就业、创造价值的经济实体，正在因为税收的原因，被他自己一点一点地“吃掉”。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自残。
勒克的出走，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据统计，仅在2022年，离开挪威的超级富豪们，就带走了总计超过6000亿挪威克朗（约合4000亿人民币）的财富。
这笔钱，本可以用来在挪威投资、建厂、研发、创造就业。
但现在，它们都流向了瑞士。 挪威政府本想用财富税这把小刀，在富人身上多割点肉，分给穷人。
结果，这把刀太锋利了，富人直接带着整个身家跑了。
现在，政府不仅一分钱财富税都收不到了，连他们未来可能贡献的所有所得税、消费税，也都成了泡影。
这正是“漏水的桶”最悲惨的结局：不但水漏光了，连桶都给你端走了。
人才和资本的外流，不仅仅发生在“老钱”和实业家身上。
在新经济领域，这套僵化的体系同样在扼杀创新。
我们来看瑞典的另一个骄傲，全球最大的流媒体音乐平台，声田（Spotify）。
2016年，Spotify的两位创始人，丹尼尔·埃克和马丁·洛伦松，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这不是一封感谢信，而是一封“最后通牒”。
他们警告瑞典政府，如果再不改革，他们将被迫把公司未来的发展重心和数千个高薪工作岗位，转移出瑞典。
他们的抱怨是什么？
除了高昂的个人所得税让吸引全球顶尖工程师变得困难重重之外，更致命的，是两点：
第一，斯德哥尔摩严重的住房短缺。这是政府过度管制市场的必然结果。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瑞典对“员工股票期权”征收的惩罚性税收。
在美国硅谷，用股票期权来吸引和激励核心员工，是科技公司成功的标配。公司初期没钱，就给大家发期权，许诺一个共同富裕的未来。
这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但在瑞典，员工获得股票期权的税负，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使得Spotify根本无法和谷歌、苹果这样的美国巨头，在人才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
政府想用高税收来保障“公平”，结果却砍断了新兴企业赖以生存的“激励链条”。
虽然Spotify最终没有完全搬走，但这次公开的抗议，已经撕开了北欧模式温情脉脉的面纱。
整个北欧，绝大部分优秀的IT人才，都跑去了英国和美国。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他有能力年入百万美元，在北欧要交六十万的税，在美国只需要交十五万，你说他走不走？
越优秀的人，越能够进行跨国迁徙。
丹麦，这个童话王国，也面临着自己的税收童话破灭的窘境。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可以称之为“临时富人”和“科技旋转门”。
我们先看一个标志性人物：拉斯马斯·勒多夫。
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但他创造的东西，支撑了今天互联网世界的半壁江山——PHP编程语言。
勒多夫是丹麦裔的程序员，但他职业生涯的辉煌时期，以及PHP语言的发扬光大，主要都在哪里？美国和加拿大。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在丹麦，一个顶尖程序员的收入，可能超过60%要用来缴税。这意味着，你每写一行价值100块钱的代码，到手的可能不到40块。
而这40块，还要面对全球最高的消费税（25%）之一。
更重要的是，丹麦不仅对收入征重税，对资本利得，比如你创业成功后出售公司股权的收益，同样毫不手软。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 你打工，大部分钱被拿走；你创业，成功后更大一部分钱被拿走。
对于勒多夫这样拥有创造世界级产品潜力的人来说，留在丹麦，就等于接受一个“财富天花板”。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对自己才华和努力的一种制度性折价。所以，他选择了“用脚投票”。
这个选择，在丹麦的科技和金融圈里，已经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
许多有抱负的丹麦年轻人，他们的职业规划是这样的：在丹麦接受免费的优质教育，大学毕业后，在国内积累一些初步经验。
一旦羽翼渐丰，或者有一个好的创业点子，立刻奔赴伦敦、柏林、苏黎世或者硅谷。
他们在国外奋斗十年、二十年，实现财富积累。
等到想退休，或者子女需要享受福利的时候，再考虑回到丹麦。 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在创造价值的黄金年龄，飞离了丹麦这片高税收的土地；而在需要消耗福利的年龄，又可能飞回来。
丹麦的税制，无形中鼓励了一种“人才旋转门”效应：培养人才，然后目送他们离开去创造财富，最后可能还要迎接他们回来消耗财富。
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芬兰的情况则更为特殊。
在诺基亚这个巨无霸倒下后，芬兰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大批从诺基亚出走的工程师，催生了蓬勃的游戏产业，比如创造了《愤怒的小鸟》的Rovio和《部落冲突》的Supercell。
这本该是芬兰经济的“第二春”。但高税收再一次扮演了“拦路虎”的角色。
我们来看Supercell这家公司。
它在2013年被日本软银收购，后来又被腾讯控股。为什么这家芬兰的明星公司，其股权结构会变得如此“国际化”？
除了商业上的考量，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芬兰的税制。
对于创始人来说，将公司做到如此巨大的体量，如果想在芬兰本土进行资本运作或者传承，将面临天文数字的税收。将公司出售给外国巨头，一次性完成纳税，然后个人移居海外，成了一个更“划算”的选择。
Supercell的创始人之一伊尔卡·帕纳宁，虽然至今仍是芬兰的纳税大户和商界领袖，但他和他的同行们，常年都在为芬兰的税制环境奔走疾呼。他们认为，高昂的资本利得税和缺乏吸引力的员工期权税收政策，正在让芬兰的游戏产业“为他人做嫁衣”。
具体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
尽管芬兰是全球人均产出游戏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根据芬兰游戏产业报告，大部分收入（超过95%）都来自海外市场。
这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大量游戏公司的创始人和核心高管，选择将居住地和个人财富管理中心，设在瑞士、新加坡甚至阿联酋等地。
他们的人可能还在赫尔辛基的办公室工作，但他们的“财富之根”，已经悄悄地移植到了海外。
这是一种更隐蔽的人才与资本的“双重流失”。
芬兰的土地上，诞生了创新的想法和产品，但最终沉淀下来的财富，却大量地绕开了本国的税收系统。
瑞典的问题，则更深刻地体现在对“专家”的惩罚上。
我们都听过“一万小时定律”，说的是任何领域的专家，都需要经过约一万小时的锤炼。这背后是巨大的时间、精力和机会成本的投入。
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一个资深的金融分析师、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他们的高收入，是对这“一万小时”投入的回报。
但在瑞典的超高累进税制下，这个回报被严重压缩了。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亨雷克森等人的研究，瑞典是发达国家中，大学教育回报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在一生中多赚的钱，在税后计算，差距非常小。
当一个外科医生辛苦一辈子，最后发现自己的税后终生收入，和一个早早参加工作、享受各种福利的普通工人相比，并没有拉开本质差距时，他的心理会如何变化？
跑嘛!
留下的人怎么活？整个社会出现了躺平文化。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高税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心态。既然冒尖要挨打，那我就不冒尖了。
我干一份朝九晚五、安安稳稳、不出错的工作就行了。那种拼一把，单车变摩托的创业激情，在这种环境里，是很难生长出来的。
所以，高税收，从经济上看，它不仅仅是个抽水机，它还是个发动机冷却器，甚至是个刹车片。
它系统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力。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那个著名的巴斯夏的破窗谬论。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说，一个小男孩打破了面包店的窗户。
有人说，这是好事啊！你看，玻璃店老板有生意了，他赚了钱，又会去买别的东西，这就促进了经济循环。
巴斯夏说，你们都错了。
你们只看到了看得见的——玻璃店老板赚了钱。但你们没有看到看不见的——如果窗户没破，面包店老板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去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那么，服装店老板的生意就来了。
窗户破了，只是把财富从服装店老板那里，转移到了玻璃店老板那里。但社会总财富，还净损失了一扇窗户的价值。
这个道理，完美地适用于我们对税收的评价。
我们看得见的，是政府用税收建起来的、雄伟的图书馆、漂亮的歌剧院、宽敞的医院。我们会为这些公共成就而赞叹。
但我们看不见的是什么？
是那笔钱如果留在老百姓手里，他们会用来干什么。
可能张三会用这笔钱，开一家小小的咖啡馆，雇佣两个人。
可能李四会用这笔钱，送他的孩子去学钢琴。
可能王五会把这笔钱，投资给一个有前途的科技创业公司。
这无数个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分散的、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代价。
政府项目，因为是集中的、有形的，所以特别容易被我们看到和称赞。而市场的自发创造，因为是分散的、零星的，所以我们常常忽略。
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认知偏差：我们总是高估了税收带来的好处，而严重低估了它造成的损害。
第三个层次：心理上的变化
如果说，税收在伦理上是可疑的，在经济上是低效的，那么它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则像一种慢性毒药，慢慢地改变一个社会的气质。
这种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它把创造者变成了算计者。
当税收制度变得极其复杂和沉重时，社会上最聪明的一群人，他们的精力会投向哪里？
不是去研发新技术，不是去开拓新市场，而是去研究税法。
如何合理避税、如何利用政策漏洞、如何进行税务筹划，成了一门显学。最顶尖的会计师、律师，赚得盆满钵满。企业家们，花在和税务顾问开会上的时间，可能比花在和工程师开会上的时间还多。
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就这么被大量地内耗在如何与税收系统博弈这件不创造任何价值的事情上。
一个国家的精英，从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慢慢蜕变成了规则算计者的角色。
这方面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我们上一章提到的，瑞典国宝级的童话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长袜子皮皮》的作者）的故事。
1976年，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当年的边际税率，竟然高达102%！也就是说，她每多赚100克朗，不仅要全交上去，还得自己再倒贴2克朗。
这简直是荒谬的笑话。
于是，这位童话大师，写了一篇新的童话，叫《波佩里波萨在莫尼斯马尼亚》。
讲一个女巫，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被课以重税的故事。
这篇充满讽刺的童话，在瑞典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当年社会民主党下台的原因之一。
一个连国宝级作家都要花心思去研究税法、写文章来抗议的国家，它的商业环境和社会风气，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第二，它模糊了个人的和国家的之间的界限，催生了依赖文化。
在一个低税收的社会，产权边界是清晰的。
我辛苦赚来的钱，就是我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人们会珍惜自己的财富，并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但在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这个边界变得模糊了。
人们的心态会变成：反正我赚的钱，一多半都要交上去。那我为什么不从这个庞大的‘公共池子’里，想办法多捞一点回来呢？
于是，如何合法地（甚至不那么合法地）占有公共福利，就成了很多人的生活重心。
身体没病？想办法开个病假条，在家领病假工资。
还能工作？想办法提前退休，领养老金。
想装修房子？看看政府有没有什么节能补贴、环保补贴可以申请。
个人对个人的直接责任感，变成了个人对一个抽象的系统的索取权。
那种我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自立精神，慢慢被国家应该为我的人生负责的依赖精神所取代。
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国民性侵蚀。它把一个充满活力的、由无数个负责任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消极的、由无数个等待被喂养的巨婴组成的社会。
好了，我们今天用三把刀，把税收这个东西，从里到外解剖了一遍。
我们发现：
在伦理上，它是一种强制性的财产转移，其自愿和契约的外衣，经不起推敲。
在经济上，它像一部财富粉碎机，通过制造无谓损失、惩罚成功、扼杀创新，系统性地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活力。
在心理上，它像一种慢性毒药，把国民从创造者引向算计者，从自立者引向依赖者。
所以，北欧模式那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原罪上——对私有财产的过度侵犯。
那个从摇篮到坟墓的承诺，听起来很美，但它的首付款，就是你个人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大部分。
而它的分期付款，则是整个社会活力的缓慢衰退。
北欧国家之所以还能维持，我们反复强调，是因为它们在实施这套制度之前，已经积累了太多的财富和太强的工作伦理文化。
它们就像一个身体底子极好的壮汉，在进行一场长期的、缓慢的放血疗法。他现在看着还行，但总有一天，血会流干的。
羡慕北欧人人收入一样的人，不过是渴望通过国家这个手，强行抢走他人的财产，来为自己的消费买单。
但他们没有想到，别人是长了脚的，越有才能的人，脚更灵活，更会出走，你这么搞，那老子不在这里玩了行不行？
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在北欧几国没有几个人懂？可见，人类的愚蠢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用这笔天量的税款，还干了什么呢？它不光提供福利，还深度介入了另一个关键领域——劳动力市场。
它与强大的工会联手，号称要保护工人。
但这种保护，是真的保护吗？它又保护了谁，排斥了谁？
在下一篇，我们将走进北欧那个看似和谐，实则僵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们会看到，那扇为圈内人提供过度保护的大门，是如何把无数年轻人和外来者，冷酷地关在门外的。
这又是一个看得见的温暖，和看不见的残酷的故事。
明天见。
无论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想换个跑道的中年人，“找工作”这三个字，都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现在，我给你描绘一个“理想”的就业市场，这就是北欧的就业神话
一旦你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就几乎不可能被解雇。
老板想开除你？得经过极其复杂的法律程序，赔一大笔钱，还得工会点头。
基本上，你拿到的不是一份合同，是一个“铁饭碗”。
工资不是你跟老板单独谈，而是由一个超级强大的工会，代表所有同行，去跟老板协会进行“集体谈判”。
他们会帮你争取到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和福利。
你自己根本不用费口舌。
工作时长、休假天数、加班费标准，所有的一切，都有法律和工会协议的严格规定。
老板想让你“996”？门儿都没有。
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爽翻了？这简直就是打工人的“天堂模式”啊。
这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北欧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写照。
它被称为“社团主义”，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工会、和企业主协会这三大“社团”，坐在一起，共同决定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
这个模式的设计初衷，是非常高尚的：
保护弱势的劳动者，防止资本的无情剥削，实现劳资双方的力量平衡**。**
但我们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是“神话的破灭”。
我们最擅长干的，就是追问一句：
“那代价是什么呢？”
这个看似完美的“保护伞”，它的代价，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沉重。
而且这个代价，恰恰是由那些最需要机会的、最弱势的群体来承担的。
我们还是用那几把手术刀，来层层解剖这个“僵化的天堂”。
我们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一个东西的价格，是怎么决定的？
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想买的人多，想卖的人少，价格就涨。
反之就跌。
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
它的价格，就是“工资”。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一个人的工资，大体上是由他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
啥意思？就是你这个人，能给公司额外创造多少价值。
你能创造1万的价值，你的工资可能就是八千；你能创造10万的价值，你的工资可能就是八万。
这个价格信号，非常重要。
它像一个指挥棒，引导着资源的配置。
对于老板来说，他会根据工人的生产率来决定雇佣谁、给多少钱，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平衡。
对于工人来说，他会根据市场上的工资水平，来决定自己去学习什么技能。
哪个行业工资高，说明哪个行业缺人、价值大，大家就都去学那个。
但是，在北欧的“集体谈判”模式下，这个价格信号被严重扭曲了。
工资不再是“老板”和“你”两个人之间，根据你的具体能力和贡献，通过自愿协商来决定的。
而是由一个庞大的“工会官僚”和“企业主协会官僚”，在一个密室里，为整个行业，定下了一个“统一最低价”。
这个“统一最低价”，通常都定得非常高。
工会的逻辑很简单：
我的任务就是为我的会员争取最高的工资，越高越好。
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第一个后果**：**
对低技能劳动者的**“价格歧视”****。**
假设，经过集体谈判，一个行业（比如清洁工）的最低工资被定为每小时200克朗。
对于一个经验丰富、手脚麻利、能在一小时内打扫完两层楼的老清洁工来说，他的生产率可能值220克朗。
老板雇他，觉得值，没问题。
但对于一个刚从学校毕业、没啥经验的年轻人，或者一个语言不通、需要人指导的移民来说，他可能干一个小时，创造的价值只有150克朗。
现在，你如果是老板，你会怎么办？
你不能合法地用150克朗/小时的价格去雇佣这个年轻人，因为这违反了集体协议。
你必须付200克朗。
但你明知道他只能创造150克朗的价值，每雇佣他一小时，你就净亏50克朗。
你会做这笔亏本买卖吗？
你不会。
你会选择，要么不招新人，让那个老员工多干点活；要么花大价钱买一台更先进的清洁机器，干脆连老员工也替代了。
结果是什么？
那个年轻人和那个移民，就彻底被排斥在了就业市场之外**。**
那个高高的、由工会设立的“最低工资门槛”，就像一道高墙，把所有生产率暂时还达不到这道墙的“圈外人”，给挡在了外面。
工会的美好愿望是“保护工人”，但它的实际效果，是保护了那些“已经有工作的工人”，而牺牲了那些“正想找工作的工人”的利益。
它制造了一个残酷的“圈内人圈外人”鸿沟。
圈内人是那些已经在体制内、拥有正式工作的工会会员，他们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铁饭碗的保护。
圈外人，则是那些年轻人、移民、长期失業者，他们想进这个圈子，但门槛太高，根本挤不进去。
所以，你在北欧会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就业者的工资和福利水平，高得令人羡慕；但另一方面，特定人群（尤其是移民和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高得惊人。
这根本不是一个“和谐”的劳动力市场，这是一个“割裂”的劳动力市场。
它用牺牲一部分人的机会，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安逸。
除了高昂的入门工资，北欧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解雇保护”极其严格。
在瑞典，法律明确规定了“后进先出”的裁员原则。
什么意思？公司如果经营不善需要裁员，不能裁掉那些表现不好的、混日子的老油条，必须先从最晚进公司的员工开始裁。
这简直是为“摸鱼”提供了完美的制度保障。
你想想，你作为一个老板，现在面临两个选择：
1.雇佣一个35岁的、有经验的、但可能已经失去闯劲的老员工**。**
2.雇佣一个22岁的、充满激情、愿意学习、但经验不足的年轻人。
你可能会更倾向于那个年轻人，因为他潜力大，成本也低。
但是在北欧的这套规则下，你就不敢这么想了。
因为你一旦雇佣了这个年轻人，他就成了你公司里“最后进来的人”。
万一将来经济形势不好，你需要裁员，第一个走人的就是他。
而那些你真正想让他走的老员工，你一个都动不了。
更要命的是，雇佣一个人，就像是“结婚”。
请神容易送神难。
你一旦发现他不行，想让他走人，那对不起，你得付出一笔巨大的代价。
又是赔偿金，又是跟工会打官司，能把你折腾得筋疲力尽。
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老板，会采取什么策略？
“雇佣恐惧症”！
你不敢轻易地招新人了。
每一次招聘，都成了一次巨大的、长期的赌博。
你必须万分谨慎，宁缺毋滥。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圈外人”的困境。
老板们宁愿花高价让现有的“圈内人”加加班（当然加班费也很贵），也不愿意去冒风险，给一个“圈外人”一个全职工作的机会。
结果，就催生了大量的“非典型就业”：
临时工、合同工、零工经济。
这不是很讽刺吗？一个旨在提供“稳定”和“安全”的制度，最终却迫使大量的年轻人和弱势群体，只能在“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零工市场里打转。
他们永远无法踏入那个被重重保护的“核心圈子”。
那把号称要保护所有人的大伞，伞的边缘，其实在不停地滴着冰冷的雨水。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第一章就提到过，当高福利制度把“失业救济金”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缩到非常小的时候，人们工作的意愿，会怎么样？
它会下降。
我们来算一笔账。
假设在丹麦，你辛苦工作一个月，税后到手2万克朗。
但如果你失业了，领着各种失业金、住房补贴、家庭补贴，加起来也能拿到1万7千克朗。
那你工作的“净收益”是多少？
是20000-17000 = 3000克朗。
你每天早起、通勤、受老板的气、承担工作的压力，一个月下来，只比躺在家里的人多赚3000块钱。
你会怎么选？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工作没有太大热情的人，会觉得“不划算”。
于是，“福利陷阱”就出现了。
人们发现，与其去从事一份低薪、辛苦的工作，还不如待在福利系统里更“舒服”。
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一个心理问题。
它在慢慢地侵蚀我们上一章提到的那个宝贵的“文化资本”——工作伦理。
当社会传递的信号是“工作不划算”时，那种视工作为天职、为荣誉的传统精神，就会被一种“如何最大化利用福利系统”的算计心态所取代。
这在官方数据上，也有所体现。
北欧国家的“病假率”，常年高居发达国家前列。
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病到无法工作，而是把“病假”当成了一种变相的、可以随时启用的“带薪休假”。
反正有医生开证明，有国家买单。
这种激励的失灵，最终会反噬整个系统。
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脱离劳动力市场，靠福利生活。
税基被侵蚀了，干活交税的人少了，领福利的人多了，整个福利系统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社会伦理荡然无存，当“钻空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诚实劳动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是“傻子”。
这对于社会信任的打击是致命的。
所以，你看，那个僵化的、过度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和那个慷慨的、无所不包的福利系统，它们像一对“共犯”，联手制造了一个恶性循环：
1、僵化的市场把“圈外人”挡在门外，让他们失业。
2、慷慨的福利系统，让这些失业的人觉得“不工作也挺好”。
3、越来越多的人不工作，导致税基缩小，财政压力增大。
4、为了维持系统，政府只能继续向那些还在工作的“圈内人”征收更高的税。
5、更高的税收，又进一步降低了“圈内人”的工作意愿，和老板雇佣新人的意愿。
这个循环，就像一个正在慢慢收紧的绞索，勒住了北欧经济的脖子。
好了，今天我们把北欧劳动力市场这把精美的“保护伞”，给翻过来看了看。
我们发现，伞的下面，并不是一片祥和。
它用**“统一高价”的工资，扭曲了价格信号，把无数“圈外人”拒之门外。 这不是保护，这是排斥**。** **
它用**“铁饭碗”式的解雇保护，扼杀了企业的灵活性，制造了“雇佣恐惧症”****。这不是稳定，这是僵化**。
它与高福利制度相配合，模糊了工作与福利的界限，制造了**“福利陷阱”，侵蚀了工作伦理。这不是人道，这是麻醉**。
所以，这个神话的真相是什么？
北欧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所有劳动者的天堂**。**
它是一个**“工会会员”和“体制内员工”的堡垒。**
他就是将大部分人变成了国企职工。
它用牺牲经济效率、企业活力、以及“圈外人”（年轻人、移民、低技能者）的机会为代价，为“圈内人”提供了一种超额的、不可持续的保护。
这是一种深刻的、隐蔽的不平等。
它不像贫富差距那样，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
它是一种“机会的不平等”。
它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道理：
任何试图用强制手段，去对抗市场规律，去创造一个没有风险、没有竞争的**“安乐窝”的努力，最终都会以一种更隐蔽、更不公平的方式，把代价转嫁给那些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真正的“保护”，不是给一个人一个“铁饭碗”，让他一辈子高枕无忧。
而是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的、流动的市场，让他在失去一个饭碗后，能迅速找到下一个、甚至更好的饭碗。
真正的“人道”，不是用福利把人圈养起来，让他们失去工作的动力和尊严。
而是降低就业的门槛，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赢得自己的尊严。
那么，当国家的“税收之手”和“管制之手”，已经深入到经济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后，它提供的那些“免费”的公共产品，比如教育和医疗，它们的真实成色又如何呢？
在下一章，我们将去亲自体验一下北欧的“免费午餐”。
我们会发现，这份午餐不仅账单惊人，而且味道，也可能并不像传说中那么美味。
这又是一场关于“看得见的宏伟”和“看不见的低效”的较量。
有一个词，叫“企业家精神”，或者说“创业精神”。
这个词听起来好像离我们普通人有点远，感觉是那些商业大佬们才需要关心的事。
但你千万别这么想。
一个社会有没有“创业精神”，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什么是创业精神？
它不仅仅是开个公司那么简单。
它的本质，是一种“发现并利用机会，通过承担风险，来创造新价值”的能力。
·一个街边的小贩，琢磨着怎么把烤串做得更好吃、卖得更快，这是创业精神。
·一个程序员，发现了一个没人解决的用户痛点，熬夜写代码开发一个新App，这是创业精神。
·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力排众议，把赌注押在一个没人看好的新技术上，这也是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是一个经济体里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那个“细胞”。
它是一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社会活力的最终源泉。
没有它，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
那么，问题来了：
**在北欧那种高福利、高税收、追求稳定和平等的社会里，****“创业精神”**的生存环境，到底怎么样？
神话的讲述者们，会给你看一些光鲜的数据。
比如，北欧的“独角兽”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人均拥有率，其实还挺高的。
像瑞典的Spotify（音乐流媒体）、Klarna（先买后付），芬兰的Supercell（部落冲突游戏开发商），都是全球知名的成功案例。
他们会告诉你：
你看，高福利和创业创新，完全可以共存嘛！
但今天，我们就要戳破这个表象。
我们要论证一个可能让你非常意外的观点：
北欧的创业成功，不是**“因为”它的福利制度，而是“尽管”有这套制度，靠着一些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余烬”，才勉强实现的。**
而这套制度本身，从根子上，就是在系统性地扼杀创业精神**。**
这就像一个戴着几十公斤脚镣的短跑选手，他居然还能跑进决赛。
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戴脚镣有助于跑步”，我们应该惊叹的是“这个人没戴脚镣的时候得有多牛逼啊！”
第一，风险与回报的“不可能三角”
我们先从创业最核心的逻辑开始：风险与回报。
为什么要创业？九死一生，压力巨大，没日没夜。
就是为了博一个“高回报”。
如果成功了，我能实现财务自由，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这个“高回报”的预期，是驱动人去承担“高风险”的唯一燃料。
现在，我们把这套逻辑，放到北欧的环境里。
1. 高额的税收，砍掉了“回报”的大头**。**
你辛辛苦苦，十年磨一剑，公司终于上市了。
你手里的股份，价值1个亿。
在低税率国家，你卖掉股份，交完资本利得税，可能到手八九千万。
在北欧，对不起，你这1个亿，可能要被拿走五六千万，甚至更多。
你的实际回报，被拦腰砍断。
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爬到山顶，发现最大的那颗桃子，已经被一个叫“国家”的人给摘走了。
那你下一次，还有多大动力去爬另一座更险的山呢？
2. 慷慨的福利，降低了“失败的痛苦”****。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
在别的国家，你可能要破产，要背债，生活会陷入困境。
这种对失败的恐惧，会逼着你拼尽全力，不给自己留后路。
在北欧，你失败了，可以立刻领到高额的失业金。
你的生活水平，不会有断崖式的下跌。
国家这张“安全网”，会把你稳稳地接住。
这听起来很人道，对吧？
但它也像一针“麻醉剂”，消解了创业者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
当“失败”的后果不再那么可怕时，“成功”的欲望也就不再那么强烈了。
3. 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放大了“经营的风险”****。
我们上一章讲过，在北欧，雇一个人难，解雇一个人更难。
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来说，是致命的。
创业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
我今天需要一个市场经理，明天可能因为业务调整，这个岗位就不需要了。
我需要能快速地、低成本地调整我的人员结构。
但在北欧，你每招一个员工，都像签了一份“终身合同”。
你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甩不掉的包袱。
这就导致，创业者不敢轻易招人，公司的扩张速度会大大减慢。
很多创业公司，长期就维持着三五个创始人的“小作坊”状态，很难长大。
好了，现在你把这三点放在一起看：
回报被砍了一大截**。**
风险被刚性的制度放大了**。**
失败的**“痛感”又被福利麻痹了。**
在一个理性的、有选择的年轻人面前，他会怎么算这笔账？
他是会选择去走那条九死一生、回报又不高的“创业路”呢？
还是会选择去政府部门、或者一个大公司，找一份朝九晚五、稳定安逸、受尽保护的“舒服工作”呢？
答案，不言而喻。
这套制度，就像一个精密的筛选器，它系统性地把那些有野心、有闯劲、敢于冒险的人，都给“劝退”了。
它鼓励的，不是“成为马斯克”，而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务员”。
第二，“大政府”的挤出效应与资源错配.
除了扼杀个体的创业冲动，“大政府”模式本身，还会对整个社会的资源，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
什么叫“挤出效应”？
就是一个池子里的水，是有限的。
政府这个“抽水机”抽得多了，留给民间和市场的“水”，自然就少了。
这个“水”，指的是两样东西：
人才和资本。
1. 人才的挤出**。**
在北欧，政府以及与政府相关的“公共部门”（包括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等），是最大、最稳定、也是最体面的雇主。
在瑞典，高峰时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在为政府工作。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国家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大批人，没有去企业界创造财富，而是进入了官僚系统，去**“分配财富”和“管理社会”****。**
我们并不是说公务员不重要。
但当一个社会最优秀的大脑，都以进入一个不创造GDP、只消耗税收的体系为荣时，这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必然会出问题。
这就好比，一个国家最优秀的运动员，都跑去当裁判了。
那赛场上，还剩下谁来比赛呢？
2. 资本的挤出**。**
政府要维持庞大的福利开支，就必须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大量的“国债”，来借钱。
国债，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被认为是“无风险”的投资。
那么，对于银行和投资机构来说，他们手里的钱，是愿意贷给一个风险极高、前途未卜的创业公司呢？还是愿意去买稳赚不赔的国债呢？
当然是后者。
于是，政府的巨额融资需求，就像一个巨大的“吸金黑洞”，把社会上大量的储蓄和资本，都吸走了。
留给私营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的“金融活水”，就变得又少又贵。
企业拿不到钱，就无法扩大再生产，无法进行技术研发。
整个经济的“新陈代谢”，就慢下来了。
这就是“大政府”的必然结果：
一个臃肿、低效、不断自我膨胀的公共部门，系统性地**“挤占”了那个本该更具活力的、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的生存空间。**
第三，国家主导的“创新”为何总会失败？
面对“创业精神衰退”的指责，北欧的政府官员会反驳说：
我们没有扼杀创新啊！我们正在用“国家的力量”，来主导和扶持创新！
他们会成立各种“国家创新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由政府出钱，去投资那些他们认为有前途的产业，比如绿色能源、生物科技等等。
这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政府高瞻远瞩，集中力量办大事，扶持未来的明星产业。
但这套逻辑，从根子上就是错的。
因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由下而上的“试错”过程。**
你永远无法在“事前”，就准确地判断出，哪个技术会成功，哪个商业模式能跑通。
真正的创新，往往诞生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由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偶然间发现的。
当年的乔布斯，在车库里捣鼓个人电脑的时候，IBM这样的大公司，根本看不上。
当年的马云，在中国推广电子商务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骗子。
市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允许成千上万个像乔布斯、马云这样的“疯子”，用自己的钱、或者投资人的钱，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疯狂实验”。
这其中，99%的实验都会失败。
但只要有1%成功了，它就能改变世界。
而**“国家主导的创新”，恰恰违背了这个“试错”的本质。**** **
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他们不具备识别创新机会的能力**。**
他们更擅长的是看报告、开会、平衡各方利益。
他们往往会把钱，投给那些看起来“最安全”、政治上“最正确”、PPT做得最漂亮的项目。
而这些项目，往往不是真正的颠覆式创新。
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不是自己的钱**。**
这就导致他没有那种“花自己钱”的痛感。
他投资失败了，不需要自己承担损失，所以他更容易做出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策。
我们把这叫做“预算软约束”。
政府投资一旦失败，很难像市场一样，迅速地**“认错”和“止损”****。**
一个由政府扶持的“明星项目”，哪怕已经明显是个无底洞了，但为了“面子”，为了保住官员的“政绩”，他们往往还会继续往里砸钱，希望能起死回生。
最终，造成更大的浪费。
所以，一个基本的结论是：
政府可以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土壤”（比如低税收、保护产权、法治环境），但政府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亲自下场去“播种”和“育苗”****。**
任何试图用“国家计划”来取代“市场试错”的努力，最终都会沦为低效和浪费。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切，不是危言耸听的理论推演。
它是北欧国家，特别是瑞典，在20世纪70到90年代，亲身经历过的惨痛教训。
那个时期，被经济学家们命名为“瑞典病”。
它的症状，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全部：
创业精神萎靡，几十年没有诞生新的大型跨国公司。
老牌企业要么外迁，要么固步自封。
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严重。
公共部门臃肿不堪，效率低下。
这个“病”，差点让瑞典这个曾经的“优等生”，跌落到“二流国家”的行列。
直到90年代初那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才把瑞典人给“打醒”了。
他们开始进行我们之前提到的、痛苦的“向右转”改革——减税、私有化、引入竞争。
正是这些改革，给那个奄奄一息的经济体，重新注入了一点活力。
我们今天看到的Spotify、Klarna这些新一代的瑞典公司，恰恰是“后瑞典病时代”，市场环境有所改善之后，才出现的产物。
所以，这个神话的真相，再次被颠倒了。
不是福利制度催生了创新，而是对福利制度的**“部分背叛”，才为创新释放了一点点空间。**
一个社会，可以没有黄金、没有石油，但决不能没有**“创业精神”****。**
因为创业精神，是唯一能够无中生有、创造未来的魔法。
而“大政府”和“高福利”，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它在客观上，就是这个魔法最强大的“抑制剂”。
它用一种“温暖”的方式，慢慢地、系统性地，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执行“安乐死”。
那么，当经济活力被抑制，社会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当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责任，被“人与国家”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后，社会的肌体，又会产生哪些我们不愿看到的“病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