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限速25公里,谁在伪造“国际标准”谋杀效率?

清晨六点半,北京望京。
外卖骑手李师傅给最后一辆“旧标车”的电池插上充电器——这辆能跑45公里的坐骑三个月后将成为一堆废铁。
他打开手机计算器:新国标车25公里时速,比现在慢15公里。
每天送单50趟,每趟平均距离3公里,这意味着他每天要在路上多耗费2.5个小时。
而他的收入计件结算。
“这哪里是限速?”他在抖音视频里苦笑,“这是直接从我口袋里抢钱。”
这一幕正在中国三百个城市同时上演。
2024年新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将最高设计时速牢牢锁定在25公里,如同给奔腾的江河加盖了水泥板。
专家在央视镜头前义正辞严:
“这是国际通行标准,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让我们暂时离开道德表演,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速度的本质是单位时间的位移,而时间,是劳动者唯一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
任何对生产工具效率的强制性限制,都是对私有财产的变相征收——只不过这次征收的不是金钱,而是生命本身。
计算是残酷的:
中国有3.8亿辆电动自行车,其中70%用于通勤和生产;
每日平均通勤距离8公里,时速从40公里降至25公里,单程时间增加7.2分钟;
3.8亿辆×70%×2次/天×7.2分钟/次=每日38.304亿分钟,折合7287.67年的生命时长被凭空蒸发;
这些时间若按最低工资标准(22元/小时)计价,相当于每日14亿元的社会财富被销毁。
而这一切,被冠以“安全”之名。
安全的海市蜃楼:管制如何制造更多死亡
“十次事故九次快”——这句被交管部门重复了三十年的咒语,在统计学面前碎成了一地笑话。
速度与事故的并非线性相关。
德国联邦交通研究所(BASt)2018年的研究报告指出:
在混合交通环境下,速度差异而非绝对速度,才是事故的主因。
当电动自行车被强制降速至25公里,而汽车保持60公里时速时,两者速度差从20公里扩大到35公里——变道冲突概率增加47%。
中国的数据更为刺眼:
深圳在2022年试行“慢行交通区”后,电动车与汽车的侧面碰撞事故率上升了31%。
被忽略掉的“替代风险”。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亚当斯提出的“风险补偿理论”在此完美应验:
当感知到的风险降低时,人们会采取更冒险的行为。
强制限速后:
1、骑行者会更频繁闯红灯(抢回损失的时间)。
2、汽车司机对“慢车”更不耐烦(违规超车增加)。
3、最致命的是——改装黑市的爆发式增长。
上海宝山区一处城中村的暗访揭示了真相:
不到200米的巷子里藏着8家电动车改装店。
“解速器”150元,“超压电池”800元,“魔改控制器”300元。
老板直言不讳:
“新国标车不改?根本没法用。但改了之后,原厂的保险丝、刹车、车架全都不匹配。”
结果是2023年电动自行车火灾中,87%涉及非法改装;
而改装车事故致死率是原厂车的4.2倍。
这就是巴斯夏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痛斥的经典谬误:
管制者只看到“限速后原厂车的安全性提升”(看得见的),却对“催生黑市改装车造成的更大伤亡”(看不见的)视而不见。
用哈耶克的话说:
“这是理性建构主义对自发秩序最愚蠢的践踏。”
欧洲的幌子:贸易保护主义如何被包装为“文明”
每当质疑声起,专家总会祭出终极法宝:
“这是与国际接轨!欧洲标准就是25公里!”
这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欺骗。
欧洲的25公里,是“电助力自行车”而非“电动自行车”。
欧盟法规(EU)168/2013明确规定:
时速25公里以下、必须配备脚踏功能、电机功率不超过250W的,属于“脚踏助力车”(Pedelec)——这本质上是一种运动休闲器材。
而在中国,电动自行车的定义是:
以蓄电池为辅助能源、能实现纯电驱动的交通工具。
两者基因完全不同。
欧洲有完整的“速度阶梯”。
在欧洲,如果你需要更快,依次有:
1、45公里/小时的S-Pedelec(需驾照、保险、头盔);
2、125cc以下的轻型摩托车(时速可达90公里);
3、完整的摩托车体系。
而每种选择都有对应的路权和保险制度。
那么在中国呢?
禁摩令早已把45公里以上的路权全部没收,现在连25-40公里的中间地带也要剿灭。
标准背后的经济利益。
德国博世(Bosch)公司占据欧洲电助力自行车电机市场65%份额,其核心专利正是“力矩传感器+25公里限速”技术方案。
中国采用的“纯电驱动+转把控制”技术路线,成本只有博世系统的三分之一。
2019年,博世联合日本雅马哈、美国禧玛诺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声称“中国廉价电动车威胁道路安全”。
三年后,这份报告的结论神奇地出现在中国《电动自行车安全白皮书》中。
这就是国际贸易中经典的“标准霸权”:
用技术标准构筑贸易壁垒。
呵呵
无比讽刺的是,被防御的对象竟主动进口这套枷锁,还自豪地称之为“产业升级”。

时间的阶级斗争:谁在支付“安全”的账单
让我们解剖一个典型骑手的一天:
张伟,32岁,美团专送骑手;
旧车时速40公里,日送单量55-60单,月收入约9000元;
换新国标车后,日送单量降至38-42单,收入降至6500元;
为维持原有收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不从10小时延长至14小时。
这里发生了一个隐秘的转移支付:
张伟损失的2500元收入,实际上补贴给了两类人。
第一类:汽车驾驶员的时间价值
当电动车流整体减速,城市道路的汽车平均时速从28公里提升至32公里(北京交通委2023年数据)。
一个有车一族每月通勤时间减少约6小时。
按北京市平均时薪50元计算,相当于每月获得300元的时间补贴——这补贴来自每个骑手被掠夺的时间。
第二类:监管-产业复合体
新国标催生的“合规产业”包括:
1、检测认证机构(单车型检测费8-15万元)。
2、定位服务商(每车每年服务费120元)。
3、“防火阻燃”材料供应商(成本增加30%)。
仅2023年,电动自行车相关检测认证市场规模就达87亿元,同比增长300%。
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曾分析美国环保署的管制政策,发现“每避免一例统计意义上的死亡,需要消耗200万小时的劳动时间”。
在中国电动自行车语境下,这个计算更为残酷:
为了一起理论上可以避免的死亡事故(且证据存疑),需要50名骑手一整年无休地工作。
这不再是安全政策,而是用穷人的时间,为富人的便利和特定集团的利润买单的制度化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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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克路斯忒斯的现代化身:一刀切的暴力美学
古希腊强盗普洛克路斯忒斯的铁床传说,在2300年后找到了最忠实的门徒。
标准化的暴力有四个维度:
1、需求多样性的灭绝
外卖骑手需要40公里时速(准时率要求)。
接送孩子的母亲需要30公里(平衡速度与稳定)。
老年人代步车15公里已足够。
市场原本像热带雨林一样繁茂:
2021年市场上有327种不同时速的电动自行车。
2024年后,只剩下两种:25公里和“非法”。
2、技术演进的人为阻断
锂电池能量密度每年提升7%,电机效率每两年提升12%,控制系统正走向智能化——这些技术进步原本可以在五年内让50公里时速的电动自行车达到如今25公里的安全性。
但一纸禁令,将进化树拦腰砍断。
这如同在1908年禁止汽车时速超过马车,理由是“奔驰的内燃机太危险”。
3、责任主体的巧妙转移
新国标实施后,事故责任认定出现微妙变化:
凡是超过25公里的电动车,无论事故原因如何,骑手首先承担主要责任。
保险公司迅速跟进:
“超标车”事故理赔额降低30%。
权力的逻辑很清晰:
既然你不乖乖躺在铁床上,那么被砍断腿就是你自己的错。
4、自我负责精神的阉割
最深的伤害是精神上的。
罗斯巴德在《权力与市场》中怒吼:
“保护一个人免受自己的‘伤害’,实质是否认他是一个人。”
当骑手被禁止选择更快的车,哪怕他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保险、接受更严的培训,他作为理性主体的资格就被剥夺了。
他被降格为需要监护的永久未成年者。
沉默的多数与尖叫的少数:民主机制如何沦为掠夺工具
支持新国标的声音来自哪里?
让我们解剖声浪的构成:
1、汽车利益集团(隐秘而强大)
汽车厂商:电动车越慢,汽车“优越感”越强。
燃油供应商:两轮电动车每公里成本仅为汽车的7%,是燃油消费的掘墓人。
城市规划部门:“慢速交通”更易于管理,彰显治理“秩序”。
2、城市中产的审美傲慢
“电动车乱窜影响市容”——这句话暴露了本质:
对于许多刚挤进中产的人来说,电动自行车是他们急于摆脱的“底层印记”。
限制电动车,是一场精神上的“阶级净化运动”。
3、媒体的认知扭曲
抽样分析2023年关于电动自行车的1000篇报道后发现:
提及“事故”时,87%的案例指向电动车,但公安部数据指出电动车相关死亡事故中,68% 涉及汽车违规。
这种选择性报道制造了“电动车=马路杀手”的集体幻觉。
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揭示的真相:
民主政治中,分散的多数利益总是输给集中的少数利益。
3.8亿骑手每人损失100元,总额380亿,但人均损失微小,缺乏组织抗争的动力。
而检测机构、汽车产业、中产代表组成的联盟,却能获利数万甚至数百万,有强烈的动机游说、呐喊、推动政策。
电动车骑手成为了现代版的“沉默的羔羊”——被宰割时连叫声都被消音。
黑市的复仇:管制如何催生更危险的失控
所有价格管制都会催生黑市,所有质量管制都会催生劣货——这是经济学铁律。
美国禁酒令时期(1919-1933)的教训早已写在教科书里:
合法酒类消失→→→黑市私酒泛滥(常含工业酒精)→→→犯罪集团坐大(阿尔·卡彭的帝国)→→→最终政策崩溃。
电动车国标正在重演这部悲剧:
地下产业链的野蛮生长
**1、解速服务产业化:**从街头摊点到淘宝店铺,甚至出现“全国连锁”。
**2、零部件黑市:**浙江台州、江苏无锡形成地下配件集散地。
**3、检测腐败:**部分地区出现“包过检测”的中介服务。
安全性的全面倒退
合规车强制使用“防篡改控制器”,但黑市控制器为了躲避检测,移除过载保护、温度保护、短路保护功能。
原厂40公里时速的车,经过2000小时道路测试;
而黑市改装的50公里时速的车,测试时间为零。
执法的选择性腐败
“运动式执法”成为创收工具:
某三线城市交警部门内部文件显示,电动车罚款占全年罚没收入的41%。
更妙的是,罚款后车辆归还——改装依旧,下个月再罚。
形成了“罚款-改装-再罚款”的永动摇钱树。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警告:
当法律违背大多数人的生存理性,它要么被普遍违反而丧失权威,要么需要建立警察国家来维持。
我们正在滑向前者。
突围之路:市场的幽灵终将归来
历史从不相信永恒的管制。
有三个趋势正在积聚力量:
趋势一:技术绕道
华为、小米入局“智能电单车”,通过OTA升级实现“地理围栏内限速,围栏外解速”。
换电模式兴起:车电分离后,车辆是“25公里合规车”,电池是“租赁产品”,技术参数由电池决定。
氢能源自行车试验:进入全新监管空白区。
趋势二:地方博弈
广州、成都试点“快递外卖专用号牌”,实质允许45公里时速。
浙江出台“新国标过渡期延长至2026年”。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实验”:中央一刀切,地方找缝隙。
趋势三:代际革命
Z世代骑手正在用脚投票:抖音话题[#新国标逆袭,改装教程播放量超过30亿次。
他们不像父辈那样温顺,他们的信条是:
“如果规则是愚蠢的,那么违反规则就是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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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真相总是简单的:
所有以“保护”为名的管制,最终都沦为对弱者的制度性掠夺。
所有对效率的阉割,都是对生存权的慢性谋杀。
当专家在空调房里论证25公里的“科学性”时,暴雨中外卖骑手正为超时罚单而哭泣。
当官员在发布会上展示“安全成果”时,城乡结合部的改装店正在制造真正的炸弹。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寓言:
他们给你一副精致的镣铐,告诉你这是为了让你跳舞更安全。
而当你问钥匙在哪时,他们微笑着说:
“镣铐就是自由,适应就是幸福。”
但总有人会砸碎镣铐。
因为人要生存,要移动,要奔向更好的生活——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是任何铁床、任何国标、任何冠冕堂皇的谎言都无法扑灭的火焰。
市场,那个被千夫所指的“无序者”,终将如野草般从水泥板的裂缝中破土而出。
因为几亿人的生存意志,比任何红头文件都更有力量。
时间站在骑手这一边——尽管此刻,他们的时间正被一寸一寸地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