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个超级简化的世界，只有两个人——张三和李四，只有两种产品——麦子和白酒。

假设张三能力超强，一天能生产4公斤麦子或2升白酒；而李四能力差点，一天只能生产1公斤麦子或1升白酒。从表面看，张三在两种产品上都比李四强，似乎他们之间没必要交换。

然而，贸易的基础不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是什么意思？

张三虽然两样都比李四强，但他在生产麦子上的优势更大。

张三生产1升白酒需要放弃2公斤麦子，而李四只需放弃1公斤。

如果张三专门生产麦子，李四专门生产白酒，然后两人以1升白酒换1.5公斤麦子的价格交换。

这时，你会发现，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个人都变得更富有了。

张三原来用半天时间分别生产2公斤麦子和1升白酒。现在他全天生产麦子，得到4公斤，然后拿出3公斤换2升白酒，最终得到1公斤麦子和2升白酒，比原来多了1升白酒。

李四原来也是各生产一半，得到0.5公斤麦子和0.5升白酒。现在他全天生产白酒，得到1升，拿出2/3换1公斤麦子，最终得到1公斤麦子和1/3升白酒，比原来多了0.5公斤麦子。

贸易让双方都受益，自由贸易双赢就是这么简单。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完全遵循这一原理，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因为虽然叫国际贸易，但贸易的主体依然是这个国家之间的具体的个人。

国家不过是住在一定区域内、服从同一政权的个人集合体。

如果这个政权不阻止其居民与其他国家居民的贸易，那就是自由贸易。

如果限制，那就是贸易保护主义。

想想看，如果张三代表美国民众，李四代表中国民众，那么他们之间的贸易本质上和个人之间没有区别。

美国企业在某些产品上有比较优势，中国企业在另一些产品上有比较优势，通过交换，两国民众的总财富都会增加。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问题：既然自由贸易这么好，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的真相

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实际上是在剥夺国民的财富。

假设有个叫美丽国的国家，在自由贸易状态下，美丽国人每卖出15公斤麦子，就能买入10升白酒。突然有一天，美丽国国王英特川建国决定对进口白酒征收25%的关税。

看似简单的一个决定，结果是什么？10升白酒的价格从15公斤麦子涨到了20公斤麦子，或者说1升白酒从1.5公斤麦子涨到了2公斤。这意味着什么？

这时，美丽国人的总体福祉下降了。消费者需要付出更多的麦子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白酒，他们的购买力被无情地削减了。

尽管总体来说美丽国人受损，但美丽国的白酒生产者却从中获益。

因为他们现在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卖白酒了。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让少数人受益，但代价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而且这种损失总是大于那部分人的收益。

还一个受益者，那就是政府。

国家从中收取了关税，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个受益者。

川普说的没错，关税能增加美国政府的税收。

但经济学上有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一点太反直觉了。

在买卖中，不可能把买方和卖方分开。当你对买方征税时，实际上是对整个交易征税。因此，阻止进口的同时，也阻止了出口。

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苹果征收关税，不仅会减少中国人买苹果，也会减少美国人买中国商品的数量。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卖给中国的苹果少了，获得的人民币也就少了，用来购买中国商品的钱自然也就少了。

这下你明白为什么说贸易保护主义会伤害出口企业了吧？那些声称征收进口关税可以保护国内产业、促进出口的说法，根本就是经济学上的无稽之谈。

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在小国更为严重。因为一个小国的经济规模有限，不可能高效地生产所有东西。如果强行搞自给自足，其资源利用效率必然低下，居民生活水平也会大幅下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实行严格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配额制度，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常见形式。

进口配额不仅会限制进口，还会推高价格。比如，如果美丽国国规定每年只能进口5升白酒，结果就是白酒变得稀缺而昂贵。由于供应有限，价格可能暴涨，1升白酒可能从原来的1.5公斤麦子涨到3公斤麦子。

中国商人去非洲经商，最容易碰到索贿的地方，就是在各种国门的关口。不管是人，还是货物，都是官员们获利的手段。

所以，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效率低下，还会催生腐败。

贸易保护主义背后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用来维护自己特权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保护民族产业的高尚行为。

当然，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远不止关税和配额这么简单。还有各种更隐蔽的间接保护措施。

最常见的间接保护形式之一是税收政策。

不过，并非所有的税收差异都构成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普通的增值税，即使在不同国家税率不同，实际上并不会改变相对价格，因此不构成贸易保护主义。

如果美国的增值税是20%，德国是10%，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处于劣势。因为增值税适用于所有产品，无论国内还是进口，相对价格不变。

但是，如果一国对不同产品征收不同的增值税，情况就不同了。比如，美国对汽车征收30%的增值税，对手机只征收10%，这就人为地改变了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构成了对手机生产商的保护。

还有一些规章制度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比如，一国制定了特殊的安全标准或环保标准，而这些标准对某些产品的生产成本影响较大，对另一些影响较小，这就构成了对后者的相对保护。

还有汇率政策。单纯的汇率变化实际上不构成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它只改变了货币价格，而不改变相对价格。但如果一国对不同类型的交易适用不同的汇率，那就构成了贸易保护主义。

比如，某国央行规定，进口机器设备可以按照1:1的汇率购汇，而进口消费品则需要按照1:1.5的汇率购汇，这就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一句话可以总结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

通过某一种手段，对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区别对待。

无论采取什么形式，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在国内与国外产品之间人为地制造价格差异，让某些国内的生产者受益，却让本国的消费者和其他国外的生产者付出代价。

从政府采购优先考虑本国产品，到各种名目繁多的产业补贴，从繁琐的进口检疫程序，到莫名其妙的技术标准，这些看似与贸易保护主义无关的政策，本质上都是在玩弄贸易保护主义的把戏。

表面上的关税率往往掩盖了真实的保护程度。如果一个国家对原材料征收低关税，对成品征收高关税，那么成品生产商实际获得的保护程度远高于表面关税率。

如果一国对进口麦子征收10%的关税，对进口饼干征收20%的关税，那么饼干生产商实际获得的保护率可能高达50%甚至更多。因为饼干的价值中有一部分来自麦子，而麦子的关税较低。

这种关税递进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普遍，它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

通过剖析这些间接保护措施，让我们看清一个残酷的事实：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可能千变万化，但其本质从未改变，那就是少数利益集团通过政治力量获取特权，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

那么贸易保护主义既然这么有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支持？

因为有一堆的理论家在为这种荒谬的政策辩论。

第一种就是幼稚产业保护论。

这一论点认为，新兴产业在初期可能缺乏竞争力，需要保护才能成长。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

但这一论点混淆了短期成本和长期收益的概念。

如果一个产业真的有发展前景，私人投资者自然会考虑到初期亏损和长期收益，无需政府保护。

如果需要政府保护才能生存，很可能意味着这个产业根本就不具备比较优势。

更糟糕的是，所谓的暂时保护往往变成永久保护，因为一旦企业习惯了保护环境，就会失去创新动力，变得越来越依赖保护政策。

第二种常见论点是战略产业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某些产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必须进行保护。比如国防工业、粮食生产、电力产业等等。

但问题是，才能才是战略产业呢？它没有明确的界限。几乎任何产业都可以声称自己具有战略意义。

从电脑到钢铁，从石油到食品，甚至连玩具业都可以编造出某种战略意义来要求保护。

今天AI人工智能也变成某国的战略产业了。

实际上，假设国家安全需要保护，真的担心国家安全，更合理的做法是进行适当的战略储备，而不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扭曲整个经济。

第三种论点是反倾销论。

这种观点认为，外国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产品，目的是摧毁本国产业，取得垄断地位后再提价。因此需要征收反倾销税进行保护。

但是，所谓的掠夺性倾销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

原因很简单：一家企业要通过倾销获得垄断地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成功后也未必能收回这些成本。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即使一家外国企业成功摧毁了某国的产业，也无法阻止其他国家的企业进入该市场。

更重要的是，反倾销论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

为什么人们只反对外国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而不反对本国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本质上，这是一种双重标准，反映了民族主义思维而非经济理性。

第四种是国际收支平衡论。

这一种观点认为，一国需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改善贸易逆差。

贸易永远有两面，买方和卖方不可分割。当一国减少进口时，也必然减少出口。因为外国人获得的该国货币减少了，用于购买该国出口商品的资金也就减少了。

所谓的国际收支问题根本不存在。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反映了一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在时间偏好上的差异，或者一国货币政策的问题，与贸易政策无关。

第五种论点是保护就业论。

这是最常见的贸易保护主义理由了，尤其是在民主国家选举期间。

但这种观点，混淆了个别行业就业和一国内所有民众就业的概念。

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可能保护某些特定行业的就业，但代价是其他行业就业机会的减少。

如果从一个地区的所有行业的整体来看，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减少了就业机会，因为它降低了经济效率。

更讽刺的是，那些声称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创造就业的政府，往往是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比如通过僵化的劳动法规、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或沉重的劳动税，大幅提高了雇佣成本，抑制了就业需求。

这些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要么是基于错误的经济学理解，要么是为了掩盖特殊利益集团的自私动机。

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可能保护某些特定行业的就业，但代价是其他行业就业机会的减少。

如果从一个地区的所有行业的整体来看，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减少了就业机会，因为它降低了经济效率。

**这些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要么是基于错误的经济学理解，要么是为了掩盖特殊利益集团的自私动机。 **

贸易保护主义的真正推手是谁？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自由贸易这么好，贸易保护主义这么坏，为什么世界各国还存在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这是政治的结果。

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选举，而不是提高国民福祉。为了赢得选举，他们需要获得各种利益集团的支持。给予特定行业保护，就是一种赢得这些行业支持的简单方法。

而贸易保护主义之所以如此受欢迎，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它的成本分散而隐蔽，而收益则集中而明显。

举个例子，如果政府对进口鞋征收25%的关税，国内的鞋企和工人立即获得明显利益，他们会积极支持这一政策。而消费者虽然受损，但每人承担的成本相对较小，而且很难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买鞋时，不会想这双鞋如果没有关税会便宜25%，他们只会接受现实价格。

这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不对称：贸易保护主义的受益者组织起来游说的动力很强，而受害者则缺乏抵制的动力。因此，政治天然偏向贸易保护主义。

为什么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容易获得保护？

假设有两个行业，都雇佣10万人。一个是汽车业，由两家大公司组成；另一个是珠宝业，由2.5万家小公司组成。

显然，汽车业更容易组织起来游说政府，而珠宝业则难以形成统一声音。结果就是，汽车业获得保护的可能性远高于珠宝业，尽管它们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可能相当。

更让人心惊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伪装成技术性问题，让公众难以理解。

表面的关税率与实际保护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普通公民无法判断谁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受益者，谁是受害者。结果，每个行业都争取自己的保护，却忽视了整体经济的效率损失。

贸易保护主义背后的真相是，它不是出于经济理性，而是政治权力交易的产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普遍支持自由贸易，而政治家却偏爱贸易保护主义。

既然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根源如此强大，自由贸易是否注定只能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想？

自由贸易当然有可行路径。

一国完全可以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无需等待其他国家的互惠行动。因为贸易保护主义首先伤害的是本国消费者和企业，放弃贸易保护主义首先受益的也是本国经济。

借口别国不自由化，我们也不自由化的论调，在经济学上毫无道理。这就像说别人自残，所以我也要自残一样荒谬。

单方面自由化在政治上的确有困难。

放弃保护会使既得利益者强烈反对，而自由化的受益者——广大消费者——却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单方面自由化在现实中较为罕见的原因。

贸易协定的之所以在政治上更可行，是因为它们改变了政治激励结构：政府可以告诉本国生产者，牺牲一些保护换取外国市场准入，是值得的交易。

但贸易协定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由于各国保护的重点不同，贸易协定往往是低效的政治妥协，而非经济最优解。比如，A国保护农业，B国保护汽车业，两国达成协议后，可能依然保留部分保护措施，只是程度有所减轻。

一些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等区域一体化，虽然在区域内实现了自由贸易，但可能对区外国家形成更高壁垒，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全球所有人的+福祉不一定增加。

比如独联体的关税同盟，与欧盟的一体化。

真正的经济一体化不是使生产条件相同，而是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欧盟某些统一标准和协调政策的做法，认为这些往往是官僚主义的表现，而非真正的市场一体化。

荷兰的温室西红柿生产商和西班牙享受阳光的西红柿生产商可以在自由市场中公平竞争，尽管他们的生产条件完全不同。强制协调他们按同一标准生产，本质上依然是制造不公平。

其实，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较量，早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在古代，各政府就已经开始尝试控制贸易了。罗马和希腊时期就有了关税制度。

但当时由于政治当局的权力有限，无法全面监控贸易活动，走私现象普遍，这反而在客观上限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领土的合并减少了一些贸易障碍；另一方面，中央政权的加强使得监管贸易、设置壁垒的能力大大增强。

同时，民族利益的概念开始兴起，为干预贸易提供了新的借口。

17世纪和18世纪，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

特别是在美国，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理论统治了经济政策。英国也不遑多让，1666年，英国议会甚至规定，无论谁在安葬死者时使用毛料以外的纺织品裹尸都要受罚。

还有各种禁止商品进出口的法律，简直匪夷所思。你能想象吗？

连死人用什么布料都要政府来规定，这不是有病吗？

19世纪，以亚当斯密为领军人物的古典经济学倡导的自由贸易思想开始兴起，英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典范。

1845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随后取消了大部分其他关税，实际上单方面宣布了自由贸易。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理查·科布顿的不懈努力，他向各阶层公民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开展了一场真正的观念之战。

但自由贸易的春天并不长久。

从1879年开始，德国在俾斯麦的统治下重新提高了关税。美国紧随其后，在1892年出台了梅利纳关税法。19世纪末，贸易战全面爆发。

而这直接推动了一战的出现。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

各国政府不是从贸易中寻求繁荣，而是以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为名试图摆脱危机。结果，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危机，延长了萧条期。

这就是二战的经济成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开始转向贸易自由化。

关贸总协定（GATT）的成立和随后的贸易谈判轮，使世界贸易壁垒大幅降低。经过几轮谈判，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率从40%以上降至不到5%。

二战后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出现了两个相反方向的变化：

一方面，传统的关税壁垒不断降低；

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和间接保护措施不断增加。

比如，纺织品贸易的《多种纤维协定》，各种形式的自愿出口限制，以及名目繁多的补贴政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业保护。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烈保护农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欧盟对农业的补贴一度高达农业产值的45%。这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

看看历史上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像现在？

比如美国这次大选，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不就是那些所谓的乡下人吗？这些人之所以支持特朗普，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受损者，而是因为他们想要维持自己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工资和福祉。这和历史上那些欧洲农业贸易保护主义者如出一辙。

《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描述的那些人，是在为失去特权而愤怒。

其实在美国，每小时赚13美元、一年能拿到32000美元的工人，这种生活水平放在全球来看，还是很高的。但是他们却叫苦连天，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应得的。

相比之下，想想那些在孟加拉国吉大港附近海滩上拆解废弃轮船的工人。他们每天从早干到黑，冒着生命危险，搬运上百斤的铁块，收入却微薄到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而我们在谈论美国工人时，实际上是在谈论工人贵族。这些人虽然自称是工人，但他们的收入和福祉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码头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人每天平均处理一个集装箱多一点，效率极低，却要求77%的涨薪，还反对港口自动化。这哪里是什么普通工人？这分明是一群享受特权的利益集团。

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利益集团争夺特权的历史。那些高喊保护民族产业、维护就业口号的人，实际上往往是在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牺牲大多数人的福祉。

总结

社会的多数人往往容易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操纵。

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和壮大，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

少数行业的从业者，通过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压，获得了保护政策，而广大受损的消费者却对此知之甚少，也无力反抗。

特朗普之所以能赢得如此多的支持，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捍卫者。

但实际上，他对关税和贸易壁垒的偏好，也并非真的能帮助普通美国工人，而是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政治运作的逻辑往往与经济理性背道而驰。

政治家的目标是赢得选举，而不是提高国民福祉。

他们愿意牺牲长期经济利益，换取短期政治支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明明有害的政策能长期存在——它们虽然在经济上是错误的，但在政治上却是合理的。

所谓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往往是特定利益集团利益的包装。

当政治家高喊保护民族产业时，我们应该问的是：

谁是这种保护的受益者？谁是牺牲者？

真正的国家利益应该是全体国民福祉的最大化，而不是特定群体利益的保障。

全球化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可以让所有参与者都受益的过程。

自由贸易政策对所有人更有利，但这一点，不容易被广泛认知到。

要让这个世界更好，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让大众发现自由贸易有利于自己，只有自由贸易的好处为大多数人所感知，自由贸易才能持续发展。

贸易的本质是互利合作。两个人、两个国家之所以进行贸易，是因为双方都能从中获益。这种互利共赢的关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

再次强调，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创造价值的过程。

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则是短视的自私。

它牺牲这一地区所有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换取少数人的短期利益。

人类社会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对手，而是内部的短视与偏见。

只有摒弃浅薄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维，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繁荣。

贸易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人类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式。阻碍贸易自由化的，不是经济规律，而是政治制度和人类思维的局限。

因此，推动贸易自由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观念问题。

总之，记住经济学家们的洞见：自由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贸易保护主义不是保护民族产业，而是保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特权。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归根结底，都是对自由贸易的认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