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起三十年前的案子，被宣判了。

1994年，有一起发生在广州黄埔一个闷热录像厅里、几乎快要被遗忘的人间惨案。

何某，一个录像厅的老板娘。张某，她的丈夫。他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这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国家庭，靠着一盘盘录像带，挣着一块一块的辛苦钱，梦想着无非是孩子能多喝几罐好奶粉，家里的饭桌上能多一道硬菜。

那天晚上，四个年轻人推门进来，问能不能包夜。50块。在那个年代，50块钱，对于这样一个小本生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何某犹豫了，女人的直觉告诉她有点不对劲。但丈夫在旁边，一个男人能给一个女人壮胆。钱，也能给一个家庭壮胆。于是，她点了头。

她点下的，是通往毁灭的开关。

凌晨，录像机里的刀光剑影变成了现实。四个年轻人露出了獠牙，他们捆绑了夫妻俩，用最残忍的方式，结束了丈夫张某的生命。

他们没有放过那个四岁的孩子。一块胶带，粘住了孩子的口鼻，粘住了一个母亲所有的希望和未来。那个小小的生命，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像样的啼哭，就在这个本该充满童话的世界里，无声地窒息了。

一个家，就这样，被撕得粉碎。

但这还不是地狱的最底层。接下来，两个凶手，陈某1和胡某1，就在丈夫和女儿的尸体旁边，轮奸了这位刚刚失去一切的女人。

有些罪恶，它不是故事，它是一把淬了毒的匕首，每一次复述，都是在幸存者的心上再捅一刀。我们之所以要忍着剧痛去复述，不是为了消费苦难，而是为了追问正义。

后来，四个凶手被抓住了，被宣判死刑了。

看起来，正义得到了伸张，故事画上了句号。

8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最高人民法院19日公布该案刑事裁定书，核准对被告人陈某1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陈某2以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胡某1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裁定书显示，同案被告人胡某2已判刑。

但是，请你仔细看那份新闻通稿——“陈某”、“胡某”。

一个“某”字，像一件打了马赛克的贴心小棉袄，温柔地盖在了一具已经发臭的尸体上。

它客气、疏离、甚至带着一丝不可思议的“体面”，仿佛在说：你看，虽然他是个残暴的杀人犯、强奸犯，是个连四岁孩子都不放过的畜生，但我们依然要保护他的“隐私权”。

我每次看到这种操作，都想把手里的茶杯砸到电脑上。这是一种怎样的混账逻辑？这是一种怎样的傲慢与伪善？

一、被“保护”的恶魔与被羞辱的公正

让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叫“权利”的东西。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最核心的，就是财产权（包括我们的身体）。

这是我们能够参与社会合作的基石，是社会之所以能成为社会，而不是一片黑暗森林的根本契约。

你不能无缘无故地剥夺我的生命，不能抢走我的财产，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这是底线。一旦有人越过了这条底线，用暴力侵犯了他人的核心权利，那么，他就亲手撕毁了这份契‘约，自动放弃了作为一个平等社会成员所应享有的保护。

这四个凶手，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不仅仅是杀了两个人，他们是摧毁了一个家庭，毁灭了一个女人对世界所有的信任和情感。他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向整个社会宣告：你们所珍视的一切规则，在我这里，一钱不值。

对于这样的 侵犯者，正义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就是清晰地、无误地、公开地指认他。

告诉全世界：就是这个人，张三、李四、王五，他犯下了如此滔天的罪行。

他的名字，从那一刻起，就不再是他母亲赋予他的那个温暖的符号，而是他自己选择的、刻在耻辱柱上的烙印。

这个烙印，是正义的一部分。它告慰受害者在天之灵，它警告潜在的模仿者，它向全社会确认那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而那个“某”字，恰恰是在消解这个烙印。

它像一滴温水，试图滴在烧红的铁块上，发出“滋”的一声，然后什么都没改变，却营造出一种“我在努力降温”的幻觉。

它把一个具体的、面目狰狞的恶魔，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匿名的符号。它削弱了罪恶的冲击力，也稀释了正义的浓度。

隐私权？别逗了。

隐私权是一个无比模糊的权利。不要说这种设定很容易导致纠纷（这是另一个议题），但作为一个杀人犯，他的一切权利都应该被剥夺的。

一个杀人犯，在他决定用胶带封住一个四岁女孩口鼻的时候，他就已经用行动宣布，他抛弃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规则，自然也包括规则所赋予他的所有保护。

一个死刑犯的隐私权，就像一个太监的性生活一样，是一个逻辑上和事实上都不存在的笑话。

给一个已经被法院认定犯下极端罪行的杀人犯讲隐私，这是对“隐私”这个词最恶毒的玷污，更是对那个在血泊中幸存下来的女人最残忍的二次羞辱。这无异于告诉她：你看，你丈夫和女儿的命没了，你的清白没了，但凶手的名字，我们得替他保密。

这他妈的是什么道理？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道理，还是阎王殿里刚出炉的道理？

二、谁在害怕一个名字？

我们得往下挖一步。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机构，对保护杀人犯的名字，有这么一种近乎偏执的、神经质的热情？

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为了防止“标签化”，避免“株连九族”，影响罪犯家人的生活。这听起来很高尚，很人道，充满了现代法治的“人文关怀”。

但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

罪责自负，是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

谁犯罪，谁承担责任。

我们公开罪犯的名字，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去攻击他的家人。恰恰相反，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能力区分罪犯和他的家庭。

如果我们的社会连这点基本的理性和边界感都没有，那问题不出在公开名字上，而出在我们的社会本身。

用隐瞒事实的方式来“保护”一个虚弱的社会，就像给一个得了肺炎的病人喂止咳糖浆，除了自欺欺人，毫无用处。

这种“保护”的逻辑，隐藏着一种极其危险的、居高临下的大家长心态。它不相信人民群众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它觉得老百姓都是愚昧的、冲动的、需要被引导的。

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对危险的无知，而是来自于对危险的清晰认知和有效防范。

我知道了“陈某1”的全名，知道了他的故事，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风险，我才会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用匿名的方式处理重刑犯，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管制。

它假定权力比民众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可以决定民众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这是对每一个独立、理性个体的极大不尊重。

在一个真正崇尚自由与责任的社会里，信息应当是自由流动的。

政府的角色，是事实的呈现者，而不是故事的编剧。

你只需要把所有的真相——包括凶手那该死的全名——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至于我看了之后，是愤怒、是警醒、还是思考，那是我的事。

请相信我，相信每一个个体，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思想。

我要求公开凶手的全名，不是为了网络暴力，不是为了泄私愤。

把凶手的名字，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它成为一个警告，一个标记，一个永远无法被马赛克覆盖的、关于罪恶的清晰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