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灵

长期以来，特别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各路人马都跳出来要求政府“刺激内需”（这里的内需仅指国内消费不包括投资），仿佛经济增长取决于大家多花钱，而不是多生产。但实际上，消费的天花板始终是由生产力撑起来的。生产能力决定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决定消费能力。生产大国自然会有更高的总体收入规模，也就必然是消费大国。

中国毫不例外，正体现了这一规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2025年7月18日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零总额）绝对值计，中国约为美国的 80%；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中国的社零已超过美国，达到美国的 1.6 倍。

相比之下，2024 年中国 GDP 折合约 18.80 万亿美元，美国约为 29 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 65% 左右；按 PPP 计算，中国 GDP 约为 40.72 万亿美元，美国约为 30.51 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 1.33 倍。

如图所示，就绝对规模而言，中美的社零消费差距明显小于 GDP 差距，而在 PPP 口径下，中国的实际消费能力不但领先美国，其领先优势也大于同口径下 GDP的 领先优势。可见，中国的整体消费甚至比GDP的增长更为强劲，“消费不足”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

有人会说这只是社零数据，不包括服务业，但美国的服务业是质次价高的代表，妥妥的钱包刺客，中美两国真实的服务消费水平就更不能比了。参见： 风灵 | 美国GDP的“统计魔术”：为何中国追不上？

生产大国必然是消费大国，本是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但听起来却有些反常识，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包括各国政府长年累月受凯恩斯主义的错误影响，不能理解生产与消费的真正关系。参见： 风灵 | 我都被川普气笑了！

早在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理：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或者说，生产本身就是需求的源泉。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想象一个小村庄：渔夫打鱼，木匠做桌，裁缝缝衣。每个人的“购买力”都来自他之前做成的东西。渔夫要想得到木匠的桌子，不是靠“刺激渔夫的消费意愿”，而是靠把鱼卖出去换来收入。如果渔夫这周打了鱼却没花钱消费，他攒下的收入也会变成多买一张网的投资，或是借给木匠的资金，最后换成明天更多的产出，再折回成更好的衣服和桌子。今天没消费的资金，并不会蒸发，而是变成工具、工厂、技术，绕一圈再以更大的消费能力回来。

萨伊认为，在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体系中，总供给必然在总体上创造出等量的总需求。每一单位的产出，不论是商品还是服务，都会为生产者带来与其价值等量的收入，而这笔收入必将以消费或投资的形式重新进入市场，从而对其他商品和服务形成需求。因此，经济中的购买力源自先前的生产活动，整体上不存在长期的“普遍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现象往往是局部的、暂时的，并由资源重新配置来调节。

就中国的现实来看，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持续的生产扩张——工厂的机器轰鸣、高铁的网络铺开、服务业的快速拓展。正是这些产出，变成了工人的工资、企业的利润、政府的税收，支撑了从住房、汽车到旅游、餐饮的消费升级。而中国居民储蓄率较高，那部分未花的钱也通过信贷投资等变成了基础设施、机器厂房、工业园区，最终以更大的生产能力转化为更大的消费能力。这是有利于经济长久发展的好事，而不是什么缺陷。

相比之下，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将消费当成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认为只要把大家的花钱欲望“点燃”，经济就会被带动起来。这在经济危机中，或许能短期提振经济数据，但连凯恩斯自己都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不能诉诸长远。他为此辩解的名言“长久来看，我们都死了”，却被主流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当成了尚方宝剑。把“刺激消费”作为常态化政策，完全是本末倒置——资源从投资端撤出，消费品价格被抬高，生产力停滞或进步缓慢。因为从本质上而言，这种方法无法创造新的产出，只是在不同口袋之间倒腾，账面热闹，却削弱了真正的增长动力。参见： 为什么美国的消费体验那么差？

美国和欧洲就是现成的例子。近几十年以来，美欧一直依赖刺激消费维持经济运转——无论是通过信贷扩张、财政补贴，还是低利率政策，都试图用需求端的热度来托住经济。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模式被推向极致：美国在 2009 年推出近 8000 亿美元的《复苏法案》，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扩大失业救济；欧元区多国减税、提高公共工资，以求刺激消费。短期看，这些措施确实让 GDP 迅速回暖，美国在 2010 年恢复增长，欧元区在 2011 年也出现反弹。

但此后十多年的事实表明，以需求端为主的刺激，并未带来持久的增长。2009—2023 年，美国年均实际 GDP 增速不足 2%，欧元区更低，仅约 1% 多一点，远低于战后高增长时期的水平。长期忽视生产端投资，使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供应链韧性减弱，能源、医疗等关键领域对外依赖加重；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交通、能源网络老化，维护成本高企。投资缺口不仅拖累潜在产出，还推高生产成本和物价，形成“高消费—低投资—高通胀—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一旦遭遇疫情、地缘冲突等冲击，就暴露出供应链断裂、物价飙升的脆弱性。

回望历史，在二战后的高速增长时期（1950—1973 年），欧美投资率普遍保持在 GDP 的 25%–30% 甚至更高，美国年均实际 GDP 增速约 4%，西欧主要国家（如英、法、德）普遍在 5% 左右，大规模资本投入支撑了工业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进步。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 2008 年后，相比高增长时期，投资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减弱，美国和欧元区投资率长期徘徊在约 20%–22%，这正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结构性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

讽刺的是，明明欧美的经济发展已经误入歧途，陷入了高消费低增长的困境，师从凯恩斯的国内外经济专家们还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天天鼓吹中国必须大力刺激消费，甚至大撒币发现金，寅吃卯粮，这不是把人往坑里带吗？

上图是2009–2023年中国、美国、欧元区的GDP增速对比与同期投资占GDP比例对比。可以直观看出：中国在这15年里投资占比显著高于欧美，同时GDP增速也明显领先。

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投资降温——前期过度依赖地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潜力已耗尽，更不代表要转向欧美那种依赖刺激消费的路线。相反，保持生产端的活力，继续加大制造业、基础设施、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投入，才能为未来的消费创造更坚实的基础。

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生产是源头，消费是结果，欧美的前车之鉴更是警告而非榜样。理解萨伊定理，坚持生产导向、优化投资结构，才是避免重蹈西方覆辙的唯一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