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点狗肉去韩国：从禁狗谈禁酒

大家都知道，韩国通过了禁食狗肉的法令。这条法令禁止在2027年以后以食用为目的饲养、增殖、宰杀犬只，以及流通、贩卖犬只和狗肉加工食品的行为，违者将最高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和3000万韩元的罚款。

先简评一下这个法案：

注意这种成文法不能叫法律，因为它侵犯产权、违背自然法，因此就是一个侵犯自由的管制命令，也就是恶法。

恶法非法，自始至终，都没有正当性。

这种管制法令意味着韩国政府权力的急剧扩张，它将要规范人们的生活方式、管控民众的餐桌；但是仅仅批评韩国政府是不够的，政策总是公众舆论的结果，是那些爱狗人士不断地呼吁，而社会大众认同或者不置可否，才有了韩国政府迎合民意的法令出台。

爱狗人士无论如何爱狗，在狗身上花费再多金钱和精力，只要不伤害他人，别人就无权过问，这都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他的物权，但是若是禁止他人吃狗肉，就是野蛮人，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对他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侵犯他人的产权。

而侵犯他人产权的人，就是公然蔑视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运行的基本规则，因此是反社会和反自由的，按照约翰·洛克，暴力侵犯产权的人，可以被当做野兽一样被消灭。按照私产原则，所有人都可以对其实施杯葛，拒绝与他交换合作，实际上就是将其开除出人类社会，像野狗一样被抛之荒野。

狗没有权利，把不吃狗肉视为更文明，完全是颠倒黑白。

文明的根基是私有产权，一切文明都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紧密相关。权利这个概念，根基也是产权，脱离产权谈权利，就是耍流氓；产权就是人际之间的规则，狗没有权利，权利是人类专属的名词。

那么，不准别人吃狗肉更文明，还是不侵犯他人产权、不干涉他人生活习惯的人更文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至于说批评这些人无法逻辑一致——例如诘问他们：猪猪那么可爱，奶牛那么辛苦、植物又有何辜，你们凭什么吃，要不要都禁止？——那都是抬举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逻辑，只有情绪和偏好。

以上评论，可以适用于许多场景，例如干涉他人穿什么衣服、要求禁止网络游戏、禁绝黄赌毒等等，道理都是一致的。

但是注意，这个法案并没有说不准吃狗肉。

这种思路就是动保主义者整天挂在嘴上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这帮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保守主义socialist。这些挥舞道德大旗的道德卫士们，是世界上最虚伪、最没人性、最没有道德的一群人。若是彻底实现他们的蓝图，世界上将消灭一大半人口，剩下的活着的，也将生活在赤贫状态之中。

他们爱狗却不爱人类，是反人类分子。

韩国的这种搞法，跟美国当年的禁酒令如出一辙。美国禁酒令也没有禁止人们喝酒，它只是说“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

我们首先看看美国出台禁酒令的原因。

1、美国当年为什么要禁酒？

许多人认为这是妇女获得投票权后，任性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结果。这个说法有道理。

但是缺点在于，“妇女”，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一个个女人组成。推动禁酒令的，并不是全体妇女，热衷于投票的，也不是全体妇女，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整体出发分析问题，就会忽视法案背后的真正动机。

当年推动禁酒令的主要组织，是共和党和基督教新教虔敬派组成的妇女禁酒联合会。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宗教氛围很浓厚。清教徒讲究对上帝的虔敬，禁欲苦行、崇尚劳作、反对奢靡和热衷于享受的行为方式；温斯洛普等人最初建立的北美殖民地，实行的就是宗教专制，强迫人们恪守宗教戒律。

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派别，叫基督教千禧年派，大致意思是耶稣基督会在一千年以后降临世间，带来一个完美的天国，但是在他尚未降临之前，世界将充满邪恶和正邪之战，必须按照严格的道德律令和严刑峻法对社会进行全面改良，对所有人的行为予以规范，让人服从上帝之法。

虔敬派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话语权，推进自己的“道德净化”议程，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民主下沉。

要想在民主制度下获得更大的权力，强制性地让他人服从于自己的价值观，办法就是扩大自己的支持者队伍。就像现在的民主党，为了争取选票，掌控更多话语权，会给予拉丁美洲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并承诺福利一样，虔敬派的办法就是鼓吹妇女政治参与权，改变过去有一定财产才有投票资格的办法。

这就是现代民主，通过开放权力准入通道的方式，不断扩大政治参与范围。而政治参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对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可以用自己的价值观规范他人，只看你人数多不多、声势大不大。其结果就是扩大税金的消费群体，所有人都参与分赃，或者通过立法进程，让自己享受特权，让别人服从自己的价值偏好。

这对没有财产或者很少财产的人、不事生产的人，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决定将别人的多少财产通过投票的方式装进自己的腰包。

所以扩大政治参与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它代表着更多的公有化，因为只有存在着一个“公地”，才有通过投票瓜分的可能。这是一个相互强化的过程，越有公地，就越出现公地悲剧；越扩大政治参与，就越是不断向上赋权，制造出更多的公地。

而民众政治参与度高，并不是因为“人是政治动物”，而是因为政治对人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你不参与，就会被抢，所以参与投票更多的是一种主动事前防御的措施。假如在一个私产受到完全保护的地方，一切按照私产原则处理，有什么投票的必要呢？

言归正传。这一时期，北欧和西欧的女性移民占据了数量上的多数，她们就是虔敬派或者与之理念趋同的福音派信徒，其信仰就是要改造社会，顺便管管自己家里的醉鬼，因此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而中南欧的女性移民，则多是天主教徒，这些信徒与新教虔敬派的根本区别是，他们并不会将道德挂在嘴上，不排斥生活享受和消费活动，喜欢闷声发大财，妇女们围着锅台转，没有多大的政治参与热情。

因此，虔敬派政客和团体，进行了一场定向的民主下沉，他们就是要让西北欧的虔敬派妇女加入自己的战队，壮大自己的支持者队伍，由此赢得选票上的优势，进而获取更大的政治权力，推进自己的立法进程。

但是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我们要为妇女权利而斗争，要建设一个道德高尚的山巅之城。

这就是所有政治运动的真相。就是用高尚的理想主义口号，掩盖真实的利益动机的活动。

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从那些看似高尚的口号背后，理解历史人物真实动机的学问。每当一项政策以冠冕堂皇的口号出台时，我们要问：从这件事中，谁会受益？就像侦探寻找罪犯一样，谁受益最大，谁就是最大的嫌疑人；从利益链条中，寻找真实的动机。

从来没有集体的、民族的、妇女的利益，有的只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的利益；而那些美国政客的首要利益，不是集体的、民族的、妇女的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地位稳固和权力的扩大。

记住以上两点，理解历史与现实，你就有火眼金睛了，再也不会被那些大词所迷惑了。

2、禁酒令的其他次要原因。

一是粮食安全。

在组织声势浩大的禁酒运动期间，正值一战爆发，伍德罗·威尔逊抛弃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参与了对德作战。这时候战争的支持者与虔敬派信徒合流，提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必须禁止酒精饮品的制造，以保障粮食安全，支持欧洲战场。

任何有基本的价格原理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所谓粮食安全，是一个伪命题。有限的粮食，到底是应该用来酿酒、做面包还是喂猪，就看价格。价格机制会有效地协调生产，企业家会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迫切的用途之中。

因为价格就是判断稀缺程度的关键指标。什么东西大家需求迫切，即相对稀缺，就会价格上涨。这时候，企业家就会竞相将生产要素买过来，保障这种商品的供给。如果面包需求量大，有利可图，粮食就会更多地被用来生产面包；这时候用来生产酒精的粮食就变少了，酒精价格上涨，人们就会在价格的指引下，节制酒精的消费，由此达成供需相对均衡。

如果有朝一日粮食价格迅猛增长，不用任何人进行中央计划，写字楼里都会种粮食的。因为种粮食比写代码更加有利可图，企业家和劳动者又不是傻子。

以上还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知道粮食的总量并不是固定的，只要需求量大，价格上涨，边际以下的土地就会被投入使用，技术进步就会催生更大的单位产量，国外的廉价粮食就会通过贸易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口回来。整天担心别人卡脖子，就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思维模式，他生产的粮食那么多，不出口给我们，难道是想烂在自己手里？只要你放开自由贸易，哪里愁没有粮食吃？

饥荒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阻断了自由贸易（包括国内和国际）。

第二，战争状态下的对德歧视。

自从美国参与欧洲战事后，美国国内最大的族群德裔备受歧视，有关德国的一切都是敏感词。汉堡被改名为“自由三明治”，德国卷心菜被改名为“自由卷心菜”——他们怎么有脸把什么都命名为“自由”啊？德国牧羊犬，则被改名为“阿尔萨斯狼狗”。

二战期间更加疯狂，到处都在抓美奸，关报馆，哪怕出于宗教原因拒服兵役、发表反战言论、甚至公开宣读美国权利法案，都是重罪。德裔、日裔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11万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

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发起疯来，一点儿都不比咱们的战狼弱。

而酒类制造商，基本都是德裔，啤酒文化，本来就是德裔传到美国的。百威啤酒的老板，每年还在美国举行庆祝德皇生日的盛大活动。不禁你禁谁？

所以这是一次有选择性的精准打击，是一个政治：用禁酒的旗号禁德。

3、有没有人反对禁酒令？

有。

酒厂老板、售卖酒品的企业和业主、爱喝酒的人，当然是反对的。但是鉴于前述的政治正确原因和他们人数上的势单力薄，没有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强大力量最初是坚决反对禁酒令的，它就是美国联邦税务局（IRS）。

这不是因为它仁慈和崇尚自由，而是因为酒精消费税是它很大的收入来源，占到联邦政府财政预算的1/3。但是1913年第十六修正案授予了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由此联邦政府获得了最大的收入项目，为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过去美国联邦政府的征税权仅限于征收关税、酒类消费税和烟草税，现在仅仅个税一项，收入就超过了所有税种。因此酒类消费税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它就不再反对了。

这告诉我们，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斗争往往并不是正与邪、好与坏的较量，而是两帮恶霸在如何掠夺他人问题上的恶斗。

最后我们看看禁酒令的社会经济后果。

由此可以窥见韩国禁狗令的可能结局。

首先是加州葡萄产业的大发展。

由于禁酒令并没有禁止人们自酿酒喝，允许人们自己在家里酿造果汁和苹果酒，一下子，“果汁”产业兴起。而葡萄酿造“果汁”再好不过了，你懂的，所以，葡萄的价格从每吨50美元迅速上涨到150美元。

加州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过去有700家葡萄酒厂，现在转换为数万家葡萄“果汁”私酿作坊。一时间好不热闹，家家屋里酒气熏天。

这就是管制摧毁一个产业，催生一个畸形产业的典型例证。说它畸形，是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错乱和低效浪费，也是因为，如果没有管制，本来就不会有这个产业。这意味着生产结构被扭曲，经济产出降低，人们生活水平变差。

就好比，如果没有环保政策，就不会有现在如此多的环保产业、环评师、环保机构，这意味着把生产性资源调用到了非生产性的用途之中，养了一大帮寄生于环保政策中的人。又好比，如果没有各种执业资格的准入限制，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半官方组织某某协会，整天向你收钱，对你指手画脚，就因为他们手里有那么一个章子，只有他认可的才作数。

其次是药店生意兴隆。

因为药店可以开出酒类处方，用于“医疗用途”。《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就在芝加哥经营药店生意，在禁酒令开始的时候，他有22家药店，到了禁酒令结束之前，他的连锁药店已经开到了500家。上流社会的人，最喜欢找他开处方，他因此结交名流，并且赚得盘满钵满。

第三是劣质酒品充斥市场。

严苛管制之下，消灭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形成了酒精黑市。黑市必定质次价高，因为竞争有限、供给有限、风险太大。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根纳兄弟，专门私酿酒精出售，他们调制了一种带有毒性的威士忌；根纳兄弟还买通政府官员，经营一家“工业”酒精厂，实际上就是工业酒精兑水直接喝。加注有毒物品这件事，美国政府是参与其中、至少是默许的。至于其他的劣质酒精，更是数不胜数，结果就是导致大量的死亡和身体永久性损伤。

第四，地下酒吧和走私泛滥。

纽约哈莱姆区成为罪恶之城，当时的拳击冠军杰克·约翰逊开了一家俱乐部，是最著名的地下酒吧（speakeasy 轻声说话），里面有爵士乐与酒。这样的酒吧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张，为了保障供给，一条地下走私产业链形成，走私者通过贿赂法官、警察、政客来代替酒精牌照，来自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法国的酒精制品通过走私进入美国。

有些人甚至在教堂里开怀畅饮，因为教会用酒是不受限制的。看看，这就是那些对宗教最“虔敬”的人干的好事。

第五，制造了特权阶层，贫富差距更大。

伍德罗·威尔逊就喜欢喝酒，他在白宫里储藏了大量苏格兰威士忌。他没有“违法”，因为法律并不禁止自己饮酒，也没有禁止在禁酒令生效之前囤酒。许多富人都有地下室，他们囤了大量好酒，自己喝，还可以巴结权贵。纽约的上层组织了一个耶鲁俱乐部，囤积了足够他们喝14年的酒。看来喝酒也有内幕交易。对于美国的上层权贵来说，即便没有内幕，想喝了，就批个条子、搞个处方，对他们不是难事，但穷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美式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的，所有管制措施的结局都是，最不利于远离权力的平民和贫困阶层。

第六，黑帮兴起。

芝加哥成了一个犯罪之城。在当地政客开展严厉打击后，黑帮转移基地，芝加哥附近的小城西塞罗，被意大利黑帮头目约翰·托里奥控制，他贿赂当地官员和警察，开酒吧、妓院和赌场，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但当地人对他的评价好于芝加哥和西塞罗政府。

他跟私酒交易帮会头目戴恩·奥巴尼产生了利益冲突，相互要干掉对方。在托里奥的策划下，奥巴尼在自家的花店被枪杀。奥巴尼的手下后来找到托里奥，展开报复，他被开枪射击后没死，立即做出了一个决定，承认酿酒销售指控并入狱服刑，因为监狱现在是他最好的庇护所。

他把自己的业务交给了得力干将，大名鼎鼎的阿尔·卡彭，绰号“疤脸”。

卡朋一上台，就来了一个下马威，将前文提到的根纳兄弟六人中的三人枪杀，然后垄断了芝加哥的私酒市场。民众用长长的送葬队伍和遍地的鲜花，表达了尊重和怀念，在他们眼中，根纳兄弟就是帮他们突破管制的英雄人物。一个社会，如果犯罪分子被人们称道，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法律错了。

卡朋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的那些杀人狂魔、胡作非为的犯罪分子，他是一个十分自律和审慎的人，一个非常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经营酒品生意的思维，跟供给其他商品的企业家没有什么两样。

但人性又很复杂，卡朋太高调张扬了，喜欢沽名钓誉，就像川普一样总喜欢求点赞求关注，他公开声称自己就是私酒贩子，并登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当芝加哥有一部分人指责他用酒精毒害人们的心灵和身体，赚的是脏钱，应该被逮捕的时候，这个犯罪分子觉得很委屈，居然公开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威胁要退出这个行业：

“让那些品行高尚的市民自己去搞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我厌烦透了，出力不讨好，你们太让人伤心了！”“为公众服务是我的座右铭。99%的芝加哥人喝酒和赌博（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想尽办法给他们提供像样的酒和公正的娱乐场所，可是人们居然不感谢我（还想杀了我）”。

阿尔·卡彭受审的前夜，美国大萧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数千家银行倒闭，储户们守候的银行门前，焦急得想要提出自己的存款，然而结果却是，联邦政府下令银行暂停兑付，等待他们的是警方的暴力驱赶。卡朋面对这一幕，说出了直击本质的几句话：

我不是抱怨，为什么不追查那些拿走了穷人的钱，然后在银行关门潮中将其丢失的银行家？真是奇怪！夺走一个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家庭积攒的最后几美元——也许是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失业了，全家要靠这点钱生活——不是比卖一点啤酒更恶劣吗？

他说得太对了。联邦政府之所以对他进行穷追猛打，是因为他是美国政府的敌人，要挑战它的垄断暴力地位，那么即便这是造福于他人的，也不会被容忍；而银行不一样，人家是美国政府的盟友，是帮它一块儿抢钱的同伙，那么即便是犯下滔天罪行，不但不会被追究，反而会得到帮助和救济。

联邦执法机构总想逮住卡朋，但卡朋的审慎使得他们抓不到什么把柄，他没有个人资产，任何暴力活动也跟他扯不上直接关系。最后还是联邦税务局（IRS）最厉害，他们派出了卧底，通过持续跟踪卡朋的资金往来信息，掌握了一个卡朋亲笔签名的100万美元的银行账户，终于以逃税罪名将卡朋逮捕下狱。

他死都想不到，自己不是栽在了私酒销售和黑帮火并上，而是栽在了税务局手里。

的确，不怕FBI，就怕IRS。唯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当没办法收拾你的时候，逃税就是杀手锏。阿尔·卡彭要是抢劫你的话，只抢一次，而且很讲规矩；但是IRS，像个幽灵一样跟随着你一辈子，你无处可逃的，甚至你死了还不得安生，因为还有遗产税。

1933年，美国通过第21宪法修正案，废除了禁酒令。“奇怪”的是，不用耗费巨额的税金去打击，很快，酿造私酒、走私、黑市、黑社会就销声匿迹了，货架上、酒吧里摆满了物美价廉的酒精制品，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死亡和身体伤害了，人们的“道德水准”似乎突然间就提高了。

我们知道，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黑市，是严苛管制的结果，它虽面目狰狞，但是仍然在发挥着市场的功能。

在一个自由市场上，是不可能存在黑市的

商人会竞相供给，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诚实信用是一家企业长期生存的根本，所以市场培育美德。美国总有人喜欢把破坏市场制造的危机，归结为人的道德问题，进而对所有人指手画脚，掩盖自己制造的灾难。

不知道韩国的禁狗令能实行到什么程度。现代韩国国家比起100年前，已经空前强大了，人们像宗教一样崇拜它，让它拥有了强大的征税、印钞、暴力、高科技手段，用来对付自己。这种超级强大的力量绝对不会允许另一个力量坐大挑战自己，就像阿尔·卡彭容不下根纳兄弟一样。

这时候可能需要若干个阿尔·卡彭式的小人物，绕开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走私狗肉去韩国，去满足韩国人的口腹之欲。

接头暗号是汪汪汪，一手交钱一手交狗。

想想韩国人吃个狗肉就像做贼，卖个狗肉会坐监狱，这世界真挺滑稽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市场并不万能，但是市场从不失灵；市场上的种种乱象，不是市场经济的罪过，而是闲不住的管制之手的结果。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改变对黑市、贿赂、走私的看法。也希望人们知道，所有管制干预措施，到底伤害的是富人还是穷人，好人还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