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纵深的眼光来看“双普”合流，它不仅仅是两位大国领导人在某个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他们更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潮流的合力，在推动历史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代表了未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昨天的《特朗普为什么如此讨好俄罗斯/普京》一文，分析了特朗普与普京惺惺相惜的原因。我们从特朗普参政后关于俄罗斯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他从来不掩饰对俄罗斯扩张，乃至损害其他国家主权行为的理解和包容。

比如，他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就公然宣称，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是完全自愿行为，他若当选总统会考虑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他还提出应该解除对俄罗斯的部分制裁。他正式就职后，一年半之内就与普京举行三次会晤，还连续三年坚持不懈地建议恢复普京参加G7峰会的资格。

（只有在普京面前，特朗普才会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反而有几分低眉顺耳）

但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中是一位跛脚的总统，他作为一个政治素人执政，不得不起用共和党传统建制派官僚，涉及外交事务的副总统、两任国务卿、国防部长都先后与他决裂。同时，他受到了国会两党议员的一致制约，美国国会通过的涉俄制裁法案，往往附加总统必须得到国会同意才能修改或解除制裁项目的条款。所以，那时候的特朗普是一个孤独的亲俄者，他除了能对普京表达口头上的同情，在实际行动上做不了什么。

不过，2025年1月20日归来的特朗普不再是独身进白宫，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都对他惟命是从，甚至是谄媚，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斯卡利斯也倒戈到他的麾下，并且共和党又控制了两院的多数席位。

特朗普今非昔比，获得了空前的外交政策施展能力，开始几乎无保留地实践自己压抑多年的“战略构想”，在最近半个月内，提出了让乌克兰震惊、让欧洲震惊、让美国人自己震惊，我想同时也让克林姆林震惊的俄乌停火主张：

\1. 乌克兰军队完全撤出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至少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主权，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多次表示，乌克兰要想恢复2014年之前的边界是不现实的，只会造成更多苦难；

\2. 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在新的俄乌边境设立非军事化缓冲区，由欧洲及非欧洲国家派军进行监督，美军不参与乌克兰维和行动，言外之意将维持战后和平的负担交给欧洲人；

\3. 欧盟承担5000亿美元乌克兰战后重建费用中的大部分；

\4. 建议乌克兰授予美国拥有该国50%矿产的所有权，用以作为对俄乌战争期间美国援助的偿还；

5.俄乌停火后，以实现和平为由，敦促乌克兰实现大选，终结泽连斯基的总统位置；

6.继续建议俄罗斯重回G7，再次重申把俄罗斯排除在七国集团之外是个巨大错误，邀请普京参与在沙特举行的美俄峰会，商讨具体停战适宜。

这些基本与莫斯科想要在俄乌战争中取得的成果吻合，等于是帮助莫斯科将战争成果合法化。历史上的议和让步，往往是一方在败像很明显，体力不支的时候，而俄乌开战三年以来乌克兰顽强抗争，逐渐积累反击经验，甚至还在俄罗斯本土站稳了脚，此时却得到了强制议和的要求，偏袒与谁一目了然了。欧盟、乌克兰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从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受到的围攻可以看出来！

（英国《每日邮报》披露的“特朗普和平方案”）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特朗普的俄乌议和棋局，也并非只是在东欧地缘政治上做一个新的划分，而是有全球战略考量在里面，无论其议和过程的运作，还是做出何种的结局安排，对中国都有巨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促成议和，以及美俄“双普”高密度联动对我们有哪些利弊呢？本文权做分析。

1. 联俄制华是否会出现？

现在谈起“双普”合流，中国人首先想象的就是：美国是否要联合俄罗斯共同遏制中国，俄罗斯会不会背刺中国？这个担忧是有充分必要的，是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俄罗斯在地缘上对中国有巨大意义，只要俄罗斯不反华，中国就不存在根本上的安全威胁，中国可以接受欧盟、日本追随美国制华，但是不能接受美国、俄罗斯同时是中国的敌人，这样中国真的是背腹受敌、危如累卵。

从新中国历史也可看出，中国最大的安全焦虑来自中苏交恶的时期，北方各大城市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种种防御工事就是例证，北京地铁一号线其实就是1969年修建的一个防御工事，只不过改革开放后才转变为民用设施。

美国的一些国际政治学家，比如米尔斯海默等人也一直提倡，白宫要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拉拢俄罗斯一起对付中国。特朗普过去的首席顾问班农也有联合俄罗斯一起对付“异质文明”（非白人—基督教国家）的倡议。最近《外交事务》杂志、布鲁金斯学会等都在讨论拜登对俄政策的失败，认为过去美国把俄罗斯制裁太严，把俄罗斯推向中国是一个巨大失误。

所以说，联俄制华的战略主张在美国有一定市场，我们也可以相信，坚定地以中国为最大敌手的特朗普，内心肯定也有这个意图，至少他不愿意让莫斯科与北京走的那么近，要离间这两个国家。同时，俄罗斯内部的自由派，也就是大西洋主义者们，也对普京亲近中国充满怨言，认为俄罗斯应该利用反华做投名状，来改变俄罗斯的处境。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目前看仍然是比较小的。因为第一，俄罗斯的战略追求是结束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实现多极化，明确来说是美俄欧中“四极化”，那么，只有中国保持目前的影响力，才能有可能解构美国的领导权，实现多极化，这样才最大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如果联美以削弱中国，最大受益者不是俄罗斯，而是实力远远比俄罗斯强大的美国，美国会重返世界霸主地位，这样是俄罗斯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第二，的确二战后，中美俄之间就形成了相互利用、相互制约的大三角，中国一度与美国形成了对付莫斯科的准同盟关系，但是这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莫斯科逼迫中国太甚，陈兵百万在中苏边境，甚至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迫不得已与美国联合以自保——但凡勃列日涅夫能维持最低限度的中苏交流，中国都不会走向与华盛顿结盟对抗苏联的道路。

而如今中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只要不做出让莫斯科感到不安全的举措，莫斯科就不会与华盛顿形成结盟，因为俄罗斯未必能从美国那里获得中俄关系中所得到的资源。现在谈起俄乌战争，有些人说中国应该趁机与西方联合起来肢解俄罗斯，这个建议从实际操作上讲，俄罗斯不可能被肢解，欧美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被肢解，他们需要一个虚弱的维持统一的俄罗斯，中国如果采取仇俄的外交政策，只会导致俄罗斯倒向西方，中国最后在欧亚大陆被敌对势力合围。

（中美俄战略三角）

所以，笔者认为特朗普急于推动俄乌议和的初衷是：让美国尽早从看不到尽头的乌克兰战争中解脱出来，集中全力对付中国；当然也可能会以牺牲乌克兰利益为筹码，换取普京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态度。

但是，美国要想让俄罗斯彻底倒向美国，形成显性的反华同盟，可能性非常小。不过，我们下这个结论是基于普京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执政的前提，如果以后亲西方的自由派执政的话，就应该另说了。

2. 俄罗斯如果在乌克兰战场上取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俄罗斯如果从议和中达到了之前的战略预期，中国作为它的友好伙伴，是应该替它高兴呢？还是应该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由于乌克兰是原苏联成员中最强大的一个，背后又得了西方的集体支持，俄罗斯如果拿到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那么这意味着俄罗斯实现了欧亚主义战略中的关键一步，这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场巨大胜利，会重新激发俄罗斯人恢复昔日帝国的热情，其意义约等于普鲁士打败了拿破仑三世。

笔者在此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欧亚主义。俄罗斯内部过去一直有斯拉夫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争，十月革命后斯拉夫主义式微，被新崛起的欧亚主义所取代。大西洋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认为俄罗斯应该在文化上西欧化，加入西方文明秩序，战略重心应该西向，而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强调它与西方文明的区别，认为俄罗斯的战略应该东向，侧重于经营欧亚大陆的地缘主导权。

在叶利钦时期以及普京的第一个执政阶段（2000年-2008年），俄罗斯奉行的是加入欧洲的大西洋主义，比如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要回归欧洲，改变游离于欧洲各条约之外的局面”，他还在德国议会提出过俄罗斯+欧盟的“统一的大欧洲”愿景。不过双方基于利益的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差异，俄罗斯加入西方的尝试屡屡碰壁。用原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在《混血儿的孤独》 中的话来说就是：“如此卑微、 如此逆来顺受的俄罗斯依然没能转向西方，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与欧洲攀亲无果而终。”

在普京的第二个执政阶段后，以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战略越来越占上风，即俄罗斯要东向（及南下）发展，在欧亚大陆腹地经营战略空间。基于新的目标，俄罗斯策划在前苏联成员国中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设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部队（事实是个微缩版的华约，曾经平息2022年的哈萨克骚乱），加强对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的军事干预；在前苏联域外，则出兵叙利亚，以及加强对什叶派新月联盟的支持。

鉴于中国本质也仍是一个陆权国家，最近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长仍然来自于欧亚内陆。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的欧亚战略其实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很大的冲突性，中国的多个“一带一路”支点国家，几乎都在俄罗斯的欧亚战略之内。中国这几年在哈萨克斯坦经贸影响力的扩大，中吉乌铁路的顺利开工，以及在中东事务影响力的提升，客观上也是受益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陷入与西方的争斗，无暇东顾。（甚至在杜金早年的欧亚战略具体方案中，中国的新疆内蒙古和东北，都属于俄罗斯所要获得的战略空间，俄罗斯应该鼓励中国向东南亚扩张，而不是向北、向西）

(俄罗斯欧亚主义战略构想中的势力范围）

因此，如果俄罗斯从乌克兰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并且与西方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和解。那么对俄罗斯会以更强大的面貌重返中亚和中东，更积极追求在欧亚内陆的地缘政治主导权（甚至它会得到特朗普一定程度的默许），这样中俄就会形成一定的竞争性关系，至少现在中国的独享优势会不存在，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3. “双普”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对传统国际秩序的解构带来的机遇和危险

特朗普和普京都希望改变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秩序。**第一个方面是对于特朗普而言，他希望美国能够减轻肩负的国际治理责任，不再充当所谓自由世界的保护者，被称之为一种新式的“孤立主义”。**特朗普的乌克兰停战主张，就是这种孤立主义的一个重要实践，即美国不愿意为欧洲和平买单，让欧洲坐享和平。

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北约其他成员国应该提高经费，让军费占GDP的比重提升到5%左右。我们从北约内部的军费分成，就可以看出美国过去充当西方大哥所支付的成本。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2024年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总额为1.47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大约9680亿美元，占北约总防务的68%，而欧洲成员国只占28%，在军费GDP占比方面，美国为3.4%，而欧洲仅为1.6%，所以，美国右翼认为自己当了欧洲的廉价保安。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无疑会扩大欧洲与美国的裂痕，推动欧洲从西方秩序的配角发展成为一支独立政治军事力量，加速多极化世界的到来。这本身是对中国有利的，对中国而言，拜登的意识形态联盟才是最让人窒息的。但是，如果世界从此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那么将越来越丛林化，中国将在很多问题上无法搭便车，对于中国这样巨型国家来说外交成本也会大幅提高。

第二个方面是昨天文章提到的，美俄右翼保守主义者都非常排斥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都认为本国是全球化受害者，因而谋求推动经济区域化和主权化。用杜金在2022年接受央视CGTN采访时的话讲就是，全球化是新的经济霸权和殖民主义，俄罗斯要反对自由市场和全球化主义。

在这一点上，美俄保守主义者的主张是与中国的利益背离的。从历史看，中国是近半世纪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从现实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制造国，同时也是资源匮乏国，天然需求扩大贸易自由化，以便获得更多的市场利益和海外资源。如果全球化终结，中国一些关键性经济优势都要终结。

**第三个方面，“双普”走向互动和联合，无疑会刺激欧洲右翼保守主义的发展。**比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过去都是非主流小党，在去年的法国国民会议选举中，国民阵线得票率第一次超过20%，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得票率达到31%；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去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一举超过传统大党社会民主党，跃居第二，在图林根州、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州的选举中，得票率也都超过30%。所以，未来欧洲大陆很可能实现集体右转。

欧洲右翼政党都主张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增强本国的独立性，这与中国有相似的诉求。但是这些右翼保守主义的终极追求，都是捍卫西方基督教白人文明的主体性，而仇恨非西方文明，这种势力一旦走向联合，对中国也是非常不利的，会形成另一种可怕的制华联盟。即便是在俄罗斯文化基因中，仇华的部分仍要大于亲华的部分，“黄祸”一词就是俄罗斯人雅克·诺维科夫所发明，俄罗斯的纳粹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就是远东华人，多数俄罗斯人骨子里不接受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对华友好只不过是他们一时不得已的选择。

（西方右翼保守主义都有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

所以，中国应该谨慎对待这种右翼保守主义试图解体现存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张，毕竟中国目前是现行体制受益者、适应者，中国应该推动修正其不合理的部分，对于那些激进的破坏主义应该抵制。

4. 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东亚同时也存在一个事实版的北约和乌克兰，北约就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等组成的军事政治同盟，台湾则充当了东方版的乌克兰——地缘冲突楔子的角色。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言论，要求欧洲自己负担防务的压力，以及最近提出来的征收对等关税，认为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美国不应该无偿保护台湾的言论，对于东亚盟友也产生了巨大震撼力。

笔者认为这会削弱美国与印太联盟其他成员的亲密度，如果对等关税真的实施，日本、越南、韩国、中国台湾等对美产生巨大贸易顺差的经济体利益都会受损，他们会降低参与印太供应链的热情，更注重发展对中国大陆的合作。

美国在乌克兰的出尔反尔的政策，也会降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其军事信任度，有利于中日、中韩改善关系，以及打击岛内台独势力拱火谋独的气焰，有助于台海和平。同时，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也认为，基于美国保护台湾的积极性降低，也会大大增加两岸统一的概率。

到了文章最后，对于如何综合研判“双普”合流的利弊，我认为目前很难有明确答案，它既非完全是好事，也非完全是坏事，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取决于中国对国际关系变化的嗅觉，及趋利避害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纵深的眼光来看“双普”合流，它不仅仅是两位大国领导人在某个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他们更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潮流的合力，在推动历史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代表了未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笔者也非常认同昨天一位读者的观点：国际关系是复杂多变的，谁是朋友还是敌人，有利还是有弊，这个没有永恒的答案，我们应对局势的最好办法是，做好本国的事情，让自己更强大起来，让人民更有幸福感，更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永远站在国际正义一边、人类历史潮流一边，这是应对时代不可捉摸的变化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