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与伪币制造者——科学巨匠鲜为人知的侦探生涯》是一本很好看、好玩的书，作者是美国的艾美奖获得者托马斯·利文森。他史料很扎实，文笔也非常好，懂基础的货币理论（但支持纸币和MMT）。所以这本书既是一部牛顿的微型传记，又有货币理论，还是一部悬念丛生的侦探小说。能把这几种元素神奇地结合在一起，就足够吸引人。

作为皇家造币厂厂长的牛顿

1680-90年代，英国银币发生严重短缺，所有银币从半格罗特（2便士）到一克朗（5先令），都在蒸发。到1695年，流通中的合法银币几乎绝迹。

银币的短缺造成了几个严重的后果：

一是几乎窒息了国内贸易，尤其是小额银币的短缺，让日常交换停滞，商业崩溃。

二是对战事不利，影响王朝稳定。当时英国与法国爆发了七年战争，军饷无法到位，直接导致士兵哗变。

三是私铸银币现象严重，货币秩序混乱。危机达到顶峰时，每10枚硬币就有一枚是假的。而国库每100英镑税收中，好先令不足10枚，也就是说，每2000枚硬币中只有一枚是真的。（需要说明的是：私铸并不是坏事，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交换媒介的需求；私铸中的造假、剪币、切削，恰恰是没有开放私人铸币自由竞争的结果。中国汉代文帝时期开放民间铸币，史称“使民放铸”，并实行“私铸官验”制度，民间铸造的“半两钱”，含铜量甚至超过官方规定标准。详见刘愿、管汉晖《货币竞争——一项经济史的分析》）

这时候英国财政大臣心急如焚，向英国的智囊们开门纳谏。牛顿作为最聪明的人，当然在其中——当时经济学尚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英国政府聘用牛顿为皇家造币厂督办，主要任务就是设法让银币回流，同时回收过去的劣质银币，铸造足重的新币，恢复货币秩序。

天才的强，是全方位的强。牛顿接手铸币厂后，通过精密计算、增加设备、强化管理、“实行996”，出色地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国银币的重铸。据牛顿的日记记载，共计重铸银币685.9144万英镑8先令5便士（与英国财政部的记录有一定出入）。为铸造这些新币，花费了270万英镑左右，大部分是为了弥补按照面值接收的被切削的金属硬币的损失。

科学巨匠也特别爱钱，他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授来到伦敦的皇家造币厂，最初是督办，薪俸远远低于厂长。牛顿就多次给财政部写信，一方面陈明铸币厂的各种贪腐、漏洞和自己的手段，要求全权管理；另一方面要求必须将自己的薪酬涨到与厂长一个水平。财政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实际工作都是牛顿做的，贪财好色、监守自盗的厂长就是个尸位素餐、贪得无厌的主。

于是牛顿完成了两个目标，一是和平篡位，将厂长架空了；二是成功地将自己的年薪提高到了与厂长同等的水平500英镑。后来他也顺理成章地接任了厂长一职。

牛顿与坎蒂隆：格雷欣法则导致英国的金本位

我们要问的是：英国的银币跑哪儿去了呢？以及，为什么？

答案是：英国的银币跨越英吉利海峡，来到了欧洲大陆。

银币流失的原因很简单，其动力源于伦敦的金银比价与大陆的差异。简言之，在法国用一定重量的银块买回的金子，比伦敦买回的要多。因此产生套利空间。商人在英国收集银币，熔铸成银锭，到大陆去买黄金；然后把黄金运回英国，买更多的银币。这就是个“金融永动机”。

为方便理解，并忽略运输费用等其他因素，假定英国金银兑换比率为1:32，而欧洲大陆为1：16。这样，商人在英国收集银币如320盎司，在英国只能换10盎司黄金，去法国则可以换成20盎司黄金。将这20盎司黄金又运回英国，就可以换回640盎司白银。通过套利交易，可以净赚320盎司白银。如此循环往复。

我们知道，大卫·休谟——一说坎蒂隆——所阐明的“铸币-价格流动平衡机制”证明：如果在自由市场上，商人的这种套利交易，可以实现英法两国金银比价的重新平衡和趋于一致。英国由于白银流出，以白银计价的商品（包括黄金）价格将下降，法国由于白银流入，以白银计价的商品价格将上涨，由此，法国的进口将增加，英国的出口将增长，白银就又会回流到英国，实现收支平衡。

问题就出在这里。英国银币（相对于黄金）被低估，它建立在英国政府强制规定金银交换比率的基础之上。这样，被低估的银币将流失，或者被储藏，由此退出流通。

这就是“格雷欣法则”，俗称“劣币驱逐良币”。

在自由市场上，当然是良币胜出。之所以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原因在于政府强行规定两种货币的交换比率。这时，那个被低估的良币就退出流通了，市场上将充斥着被高估的劣币。

所以**“格雷欣法则”的含义为：在汇率市场中，被法令高估的那种货币会过剩，而被低估的货币会短缺，前者“驱逐”了后者。**

格雷欣法则是价格管制原理在货币领域的特殊应用，即被价格管制-低估的商品，会发生短缺，甚至从市场退出。此时会有黑市诞生，黑市才是正常的汇率（可以参考阿根廷比索）。对货币实施价格管制，实际上是消灭一部分货币的效用。

英国银币短缺，从几个方面证明了价格管制造成的格雷欣法则的有效性：

一是前已述及的银币流出到欧洲大陆；二是当时英国同时存在两种铸币，一种是1662年前手工打造的硬币，还有一种是新的、更重的、机器制造的硬币。只要有被视为同样面值的手工劣币流通，机器制造的重量精确、成色可靠的货币就无法流通。三是牛顿在铸币中仍然错误地固守银币价值，这是我们要重点阐述的内容。

牛顿的重铸货币，在工业和技术上很成功，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则是彻底的失败。原因就在于，牛顿不懂经济学，更不懂货币原理。

这可以从牛顿与伟大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的交流中得到充分验证。在英国政府征求牛顿意见时，牛顿曾与坎蒂隆有密切的交流。可惜的是，英国政府最终采纳了牛顿的错误意见。

财货的价格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评值和需求状况。金银作为商品也好、货币也罢，均受到价值规律和边际效用法则的支配，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只有市场价格才是决定性的，而不是政府法令，也不是“内在的价值”（劳动价值论）。

正如理查德·坎蒂隆所说：

金的价值和银的价值之间的比例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金银币所含价值的比例也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如果市场价格发生变化，铸币的市场价格就必须进行调整，以便跟上市场价格。如果不这样做，流通就会陷入混乱和失调状态，一种或另一种金属铸币的买价就会高于制币厂的价格。

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

但牛顿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呢？

牛顿认为，黄金与白银的比例应当是固定不变的，他是一个客观价值论者；并且认为：根据英国的基本法律，白银是真正和唯一的货币本位，这一地位不容更改。 坎蒂隆对此批注道：在这里，牛顿先生为了形式而牺牲了内容。

坎蒂隆回应道：

对此很容易作出回应：由于公众通过习惯和市场价格已经更改了这一法律，它就不再是一项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需一丝不苟地遵守它而有损于国家，使偿付给外国人的数额超过他们应得的数额。如果金币不被视为真正的货币，那么黄金早就会促进比率的变化，就像在荷兰和中国那样。在荷兰和中国，黄金被视为商品而不是货币。如果把银币的价格提高到市场价格，而不触动黄金，那么外国人就不会遭受损失，流通中的银币也会很充足。

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

牛顿在完成银币重铸后，上书财政部，将金银的比价从21先令6便士降至21先令，但是当时金银的交换比率在欧洲，为1:15或者1:14.5，而在遥远的中国，金银比价为1:13。也就是说，他略作调整的金银比价与市场比价相比，仍然大大低估了银币，高估了金币。

这导致的结果是：银币必然继续流失。到1715年时，牛顿于1699年完成铸造的新银币大多消失了。这是牛顿始料未及的。

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坎蒂隆写道：

这事再容易不过了，只需在伦敦塔铸造银币时遵循白银的市场价格即可。鉴于根据法律和伦敦铸币厂的规定，旧时的金银比价为1:15 3/4，只需按照已经降至1:15的市场价格的比例减少银币的重量即可。而且，预先考虑到每年巴西黄金引起的这两种金属之间的比率变化，甚至也有可能在1:14.5的基础上确定这一比率。

他继续有针对性地回应英国政府和牛顿的政策：

确实，英格兰同样可以通过减少金币的名义价值，根据市场价格和比率对铸币进行调整。这是艾萨克·牛顿爵士在报告中所采纳的政策，这个报告促使议会通过了该政策。但是，正如我要解释的，这是最不自然、最不利的政策。首先，提高银币的价格更为自然，因为公众在市场上已经这样做了。在铸币厂仅值英币62便士的1盎司白银，在市场上则值65便士以上。而且，除了在流通中重量大量减少的银币之外，所有银币都已输出。另一方面，考虑到英格兰欠外国人的款项，提高银币价格比降低银币价格对英格兰更为有利。

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

就这样，英国的货币基础，从银本位转为了金本位。它是英国政府和牛顿人为低估银价而高估金价的结果。他本应提高银币的价格，但是却认为银币的价格是不容更改的，是“价值尺度”。

也就是说，英国建立金本位，并不是牛顿的有意为之，而是他的歪打正着。原因就在于，他不懂最基础的经济学原理。

我们看到，坎蒂隆在回应牛顿时使用了“对此很容易做出回应”、“这事再容易不过了”这样的措辞。的确，对于坎蒂隆这位经济学的真正鼻祖来说，天体运行规律可能很难，但格雷欣法就太容易了；但是，对于牛顿来说，天体运行规律太容易了，格雷欣法则却很难。

在自然科学上，坎蒂隆相对于牛顿，是儿童；而在经济科学上，牛顿相对于坎蒂隆，就是个儿童。

威廉·查洛纳与英国政府：到底谁是大盗？

牛顿担任皇家铸币厂督办和厂长，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追查日益泛滥的伪币铸造。那时的铸币厂厂长，不但负有铸造货币的职责，同时具有追查伪币制造的侦探职责，集侦查、审讯、起诉等职能于一身。

这其中有一个天才般的犯罪分子，名叫威廉·查洛纳。

查洛纳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干过各种行当。先是制钉工人，但是这种工作显然太过枯燥乏味。后来，他想成为制作衣帽的手艺人，但是当时英国的行会制度处处设限，需要四处拜码头，让他无法施展。

当时英国钟表工业发生技术进步，发条可以反复作用力。令人大开眼界的是，这种物理学原理被用到性产业上，有人发明了性快乐器。

此时的英国伦敦就是后来的东莞，性产业极其发达，有名的妓院相互攀比，竞相提供不同名目的服务，花样繁多。约翰·阿巴斯诺特，一个18世纪早期的花花公子，听了上层妓院的妓女介绍服务后说：求你了，咱能老老实实地做爱吗？不要耍那么多花样！

聪明的查洛纳快速捕捉到了商机，他开始贩卖需求旺盛的性玩具，这是他第一份能够大大超越维持生计水平的工作，他从中赚取了第一桶金。

紧接着，他又开始整旧作新，给旧衣服上色，满足那些上层妇女的虚荣心。

他还做了专业举报人，专门告发雅各宾党人，来赚取政府的举报奖励。有一次，他因举报有功，赚了100英镑。

后来，又变成了江湖游医，成了“尿壶先知”——通过验尿来看病和预测未来。

总之，他在骗人上极有天赋，什么赚钱就搞什么，不择手段，从来没有任何道德负担。这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犯罪分子的必要素质。经常犯罪的你，对此很清楚。

最终，当他发现英国铸币短缺，影响交换，民众需求旺盛时，他再一次抓住了商机，走向了发财致富最快速的道路：造假币。

在制作金属货币的时候，他将其形成了一个产业，雇佣雕刻家、拉拢亲属朋友做销售、租用房屋、购买设备。短短两个月，制造了3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400万英镑。当英国政府用债券、彩票等筹集资金，迈向准纸币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更简单了，他在伦敦郊外租用了一处隐秘的房子，纸币就像水龙头一样造的他数钱数到手抽筋。

查洛纳最牛逼、也是最作死的地方在于，他甚至瞄准了皇家造币厂本身，认为他们水平太差，若是雇佣自己去造币厂，他定能造出更好的银币。他想直接打入内部，造假更加方便。为此，他开始揭露造币厂的腐败内幕——这是真实的——并且反复毛遂自荐，给财政部写信要求被雇佣。这也是引发牛顿强烈不满，势要将其拿下的原因之一。

牛顿运用他高超的智力水平和权力加持，与查洛纳展开了一场警察与小偷的精彩周旋。这其中的过程跌宕起伏，这里不再复述，能与牛顿周旋良久的，不是等闲之辈。查洛纳作为高智商犯罪分子，加之在当时的侦查条件下，屡次逃脱，屡次全身而退。牛顿则黑白通吃，采取全方位地逻辑推演、海量取证、还原场景、收买线人、安插卧底等方式，与查洛纳斗智斗勇。双方上演了一场“无间道”。

最终，牛顿将查洛纳送上了绞刑架。查洛纳则至死都认为自己没有犯罪，没有第一手证据，只有间接旁证，是牛顿在以法律之名迫害自己。

查洛纳伪造铸币和纸币的行径，固然是犯罪，然而我们要思考的是，相比于查洛纳这种小偷小摸，谁是才是汪洋大盗？铸造假币的始作俑者，是查洛纳，还是另有其人？

货币的减重，是英格兰银行和皇家铸币厂自己首先搞出来的，其面值与实际的金属含量严重不符，以收割民众的铸币税，满足国王和当权派贪得无厌的奢侈消费和征服欲望。

后来，在1694年8月，英格兰银行敞开大门，被特许向伦敦的富人筹资以向政府提供贷款，银行为他们发送写有数字的纸票。富人们把纸票交给他们的支付对象，最终这些纸票又回到银行。这就是英国纸币的雏形。

要知道，对于17世纪的英国人来说，纸“币”，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词语，就像一个方的圆一样不可思议——纸，不可能是真正的钱。它只方便造假。但是英国政府就这样干了。

谁最喜欢纸币呢？当然是英国的皇室和他们的官员们，他们的欲求永不餍足，纸币最方便他们造假，以收割老百姓。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查洛纳即便要制造假铸币，尚需要黄金白银作为成本，否则民众不是傻瓜，不会接受，他一个人的力量，也不可能造得太多；查洛纳要制造假的纸币，则鬼鬼祟祟，跑到伦敦郊外租用偏僻的民房秘密进行。而英格兰银行和皇家铸币厂呢，剪币是大规模进行的，制作纸币，则是公开的。

如果说查洛纳是盗窃犯，诈骗犯，要被判处绞刑，那么绞刑架下更应当站着的，是更多的国王、英格兰央行官员，以及众多西装革履金丝眼镜的御用经济学家。他们才最应当被地狱的烈焰炙烤。

作为炼金术士的牛顿

牛顿有着漫长的炼金术士经历。在伦敦皇家造币厂的西南角，就是牛顿炼金的实验室，他曾经没日没夜地钻研炼金术，前后持续了大约25年，就像他当初心无旁骛地钻研天体运行规律一样专注。

我们应当从哲学层面来理解牛顿炼金的经历。

牛顿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证明有万能的上帝存在。大自然如此精妙，不可能是混沌中失序的结果，必然有一个上帝在安排这一切按照自然法则在运行。越是智力超群的人，越是相信一切都是设计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存而不论。

一切自然之物都将向其最完美的状态发展——这是一种哲学观念。万物的背后，都有其规律。而所有金属中最完美的就是黄金。那么必然有一种办法，能够把各种金属变成黄金这种完美之物，这种规律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上帝造物时已经设定好的，是必然存在的，只是有待于智慧的头脑去发现。一旦被发现了，那么就海阔天空。

牛顿作为一个科学大神，有这样的认知，也有这样的信心。这种智力大神，总是想要发现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一般原理。就像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所说：万物源于水。这个洞见是否正确，可以单论，可是这种发现一般原理的思维方式，却绝对是顶级的。

作为一个超级理性主义者，都有着对体系完整性的不懈追求，任何例外都是不容许的，必须逻辑贯彻始终。我们从牛顿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也从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都想要发现终极的规律性，并且要建立一个逻辑一致的连贯的体系。

其实，这也是牛顿极其厌恶查洛纳，誓要将其捉拿归案的另一层原因：金属是神圣之物，你怎么可以去伪造，这是在亵渎上帝的律法，是对科学的轻蔑，所以必须绳之以法——以科学和上帝的名义。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历史的理解。

至于牛顿到底为什么非要抓住查洛纳，是各种因素的结果。什么原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只有牛顿自己知道。就像恺撒为什么跨越卢比孔河？因为他是恺撒。这是历史分析的极据。

作为“货币怪论”信奉者的牛顿

牛顿认为，金属是唯一货币的观点有局限性。他认为纸币——政府按照一定利息借钱——可以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他赞同通胀政策，认为英国政府发行的“麦芽彩票”、纸币、债券等，是应对硬通货短缺的可行性应对措施。

牛顿是“货币怪论”信奉者。他们认为，如果利息太高，不利于商业和促进穷人就业，降低利息唯一有效方法是发放更多纸币，直到通过贸易和商业可以得到更多的钱。米塞斯评论说：

这是非常幼稚的学说，他们相信稀缺是人为的制度约束，只要足够乐意创造更多的货币或发行更多银行信用，即可实现繁荣。

然而利息从来不是通过法令来制定的，它是时间偏好的结果。利息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也不可能通过法令来降低。政府法令可以降低利率，那只不过是剥夺了放贷者索取利息的法律权利，却从来不会消除利息本身，它必然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补偿。人为降低利息的结果，只会制造繁荣萧条的商业周期。而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它只是交换媒介，货币多与少，都可以履行其交换媒介的职能，只不过购买力变化了而已；增加货币不会增加资本财和消费财，并不会使人们变得富裕，更不会消除稀缺性，它只会引发“坎蒂隆效应”，导致通胀和再分配。

牛顿还说：只是因为人们的观念，金属货币才有了价值，我们重视它，是因为可以通过它购买各种商品，我们也可以赋予纸币同样的价值。

牛顿又错了。黄金白银之所以适合作为货币，是因为其物理性质，更重要的是，它适销性足够强，可以随时转换为财货，并且转售价差足够小。货币起源于市场，而不是政府法令，它必然从真实的商品演化而来，政府法令既无法规定什么是货币，也无法规定货币的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可以追溯到它尚未成为货币，而作为商品的那一天的价值，纸币作为代用品之所以有购买力，是因为它背后有黄金的支撑。

牛顿在这里犯了哈耶克式的“货币的非国家化”的错误，他混淆了货币与货币代用品，也不了解货币的交换价值来源于何方。政府无法规定货币价值，就像政府无法规定价格一样。货币价格有着严格的历史承继关系，要知道明天的货币购买力，必须首先回溯昨日之购买力，政府根本不可能凭空创造一种纸币，并规定其购买力，这样的纸币，没有任何基础，人们不会接受。民众不会傻乎乎地按照面值接受货币，当货币减重了、贬值了，出售方就会要求更多的支付——过去用一块银币，现在必须两块——表现出来的，就是价格通胀。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即使牛逼如牛顿，在货币理论上仍然处于幼儿水平。爱因斯坦认为计划经济可行，是另一个例证。

这完全无损于牛顿作为天才科学大神的崇高地位。只是在说，一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可说的并不多。知识浩瀚如海，我们应当保持谦逊，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保持沉默。正如牛顿在自己的墓志铭上谦逊地写道：

我不知道世界如何看我，但我自己感觉我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男孩，为不时发现一个光滑或漂亮的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在我周围绵延着的是有待被发现的广阔海洋。

如果牛顿能在货币领域，跟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谦逊，就好了。

罗斯巴德说：

对经济学一无所知并不是一种过错，毕竟，经济学被称为忧郁的科学；但是却对经济理论胡言乱语，则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因为经济学涉及芸芸众生的福祉）。从来没有人强迫你就经济议题发言。

“南海泡沫”中的牛顿：我计算不出人们的疯狂

牛顿于1699年底，在原厂长——赌徒、色狼、诈骗犯——托马斯·尼尔病危后，正式接任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除了每年500英镑年薪，对于造币厂铸造的硬币，按照每磅金属还有一定提成。因此，在货币重铸期间，尼尔还获得了2.2万英镑的额外收入，尽管这活儿是牛顿干的。

牛顿的收入，据史家考证：担任铸币厂厂长第一年，就拿了3500英镑。根据理查德·韦斯特福尔的计算，牛顿担任厂长27年，平均年薪为1650英镑。

当时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给他的教授年薪是100英镑，科学巨匠当然放弃了。

这个薪酬，当时是个什么水平呢？

50英镑就可以让一个家庭过上一年上等人的富裕日子。50英镑，也是当时的国务大臣为抓捕查洛纳而悬赏的数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查洛纳由此落网了。

由此可见，牛顿是超级有钱人，简直太有钱了。他晚年时给家里女性晚辈发红包，出手就是100英镑；谁家里需要帮助，男性需要创业，牛顿都慷慨资助，出手非常阔绰。

有钱就任性，牛顿卷入了“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获得英国政府授权和资助，垄断了中南美州贸易经营权。“南海公司”以与殖民地贸易获利的方式，接受英国官方的债务，为了支持战争而发行各种稀奇古怪的债券、证券和彩票。然后将这些债务资本化后向政府提供了海量的贷款。再把这些债券转化为公司的股份，在伦敦交易港上市买卖。它成了英国政府的化债人。

他们不断地放风，说南海公司与北美的贸易将有大发展，加之投机者认为有政府的托底，其股票开始疯涨。

1720年1月-5月，其股票从每股128英镑疯涨到1050英镑。到了7月，开始下跌，不到一个月时间后，猛跌到每股175英镑。泡沫破裂了！那些高位争相买入，想要收割之后完美抽身的人，被套牢了，赔的只剩裤衩。

牛顿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在1713年就买入了南海公司的股票，1720年4月市场高涨时，他抛掉了一部分。这一把，据说他赚了大概7000英镑。但是眼看着股票价格节节攀升，许多人短短几个月就获得了三倍收益，牛回速归，牛顿按耐不住，第二次进场。这次是1720年6月，正处于市场最高位。这次他没有那么幸运，没能逃顶，崩溃来临时，他损失了2万英镑，大致相当于他40年铸币厂厂长的薪俸。

当然，牛顿巨有钱，尽管在南海泡沫中被套，但他还有东印度公司股份1.1万英镑。他的房产价值达3.2万英镑。他仍然是一个超级富人。

但每当他想起南海泡沫这场灾难，就痛心疾首，不允许人们在他耳边提起南海。最使他恼怒的不是钱财损失，而是眼看着自己作为科学巨匠，却被当作毫无分析能力的傻瓜在愚弄。他说：我能计算天体运行，但是计算不出人们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