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为什么有人选择灵活就业，而是谁让正式岗位越来越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最近因为一句话上了热搜。

她说，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灵活就业者“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式就业有五险一金，但要牺牲一部分时间自由；灵活就业者获得了时间自主，代价是社会保障相对较弱。

结果，网络上骂声一片。

有人说她“何不食肉糜”，有人让她辞掉大学的工作，亲自去送一个月外卖，看看这种“福利”到底好不好。

但我认为，单就这句话来说，张丹丹可能没有说错。毕竟，对某些人来说，相对于进工厂朝九晚五打螺丝，这是更好的选择。

灵活就业，当然是一种福利。

它可能不是一份完美的工作，甚至可能很辛苦、很不稳定。但只要劳动者是在几个现实选项中自愿选择它，就说明它对当事人有价值。

真正需要揭露的，不是灵活就业为什么存在，而是原本可以更多的一般形式的岗位，为什么没有被创造出来。

“福利”不等于发钱

很多人一看到“福利”两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社保、公积金、带薪休假和各种补贴。

这是把福利理解成了别人给你的东西。

经济学中的福利，指的是一个选项对行动者的主观价值。现金收入是福利，时间自由也是福利；稳定是福利，可以随时换工作也是福利；在办公室里工作是福利，不用参加无穷无尽的会议，同样可以是福利。

没有人有权替另一个人规定，什么才算福利。

一个外卖骑手宁愿多拿现金，而不愿把收入变成几十年以后才可能领取的社保权益，这是他的时间偏好。一个家长为了接送孩子，宁愿牺牲一部分收入，换取自主安排工作时间，这是他的主观价值判断。

张丹丹团队曾对三万余名骑手进行调研。她发现，高收入骑手担心缴纳社保会明显降低到手收入，一些低收入骑手同样更看重眼前的生活。这恰恰说明，真实世界中的人有不同处境，也有不同选择。

一套由别人规定的标准福利，不可能适合所有人。

“被生活所迫”，不等于没有选择

反对者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他们去送外卖、开网约车，根本不是自愿，而是被生活所迫。

这句话听起来充满同情，却混淆了稀缺和强制。

米塞斯说，人的行动，就是用自己认为更好的状态，取代当前较差的状态。每一个选择都受到现实条件限制。我们因为要吃饭而工作，因为收入有限而放弃某些消费，因为时间不够而在几个目标中作出取舍。

如果只有完全没有压力、没有约束、所有选项都完美的选择才叫自愿，那么人类几乎不存在自愿行动。

稀缺不是暴力，现实条件的约束也不等于他人的强制。

外卖员觉得送外卖比暂时没有收入更好，所以他选择送外卖。这不是说他的工作很轻松，而是说，这个选项改善了他的处境。

拿掉这个选项，他不会自动获得一份五险一金、朝九晚五的工作。他只会失去一个原本可以选择的机会。

对灵活就业最大的误解，就是拿它与一份想象中的完美工作比较，而不是与当事人真正能够获得的其他选项比较。

岗位，从来不是法律发出来的

当然，灵活就业者增多，也可能说明岗位的供给不够。

但岗位是怎么产生的？

不是靠一份“促进就业”的文件，也不是靠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提供多少福利。

企业创造一个岗位，是因为企业家判断，这名员工与设备、工具、技术和组织结合以后，可以为客户创造高于总用工成本的价值。

客户愿意买单，企业才有收入；收入高于成本，企业才能持续雇人。

一份岗位，本质上是企业对未来作出的长期投资。它需要稳定的订单、持续的资本、可以预期的成本，以及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

米塞斯反复说明，劳动者工资和就业条件的持续改善，来自人均资本增加。更多储蓄变成厂房、设备、软件、技术和更长的生产过程，同一个劳动者才能创造更高价值，企业家才愿意用更高工资、更稳定的合同去争夺他。

因此，岗位多少，首先取决于社会的资本积累和企业家投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9.4%；即使扣除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仍下降5.7%。

固定资产投资并不完全等同于奥派所说的资本积累，但这个信号不能被忽视。当企业减少开店、设厂、购买设备和扩大生产，那些依附于长期生产计划的正式岗位，当然会减少。

要是连资本都不愿意留下来，却要求岗位凭空增加，这不是经济学，是许愿。

真正让岗位减少的是什么

第一，税费和强制缴费正在消耗可用于投资的资本。

企业的利润不是老板吃掉的蛋糕。它首先是对企业家服务消费者成功的奖励，也是下一轮投资、招聘和应对风险的资本。当税收、社保和各种强制性成本拿走更多收入，企业能够用于扩大生产的资本就会减少。

资本积累速度放慢，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弱。这才是就业岗位不足的第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管制和政策不确定性，正在迫使企业缩短承诺期限。

一份正式劳动合同，是一项对未来的承诺。企业家越能确定明年仍然可以经营，越愿意签长期合同。如果今天这个行业被补贴，明天那个行业被限制；今天鼓励扩张，明天又要“反内卷”；今天的合法经营方式，明天就可能增加一套新的责任，那么企业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作长期承诺。

不是企业天生喜欢灵活用工，而是长期雇佣的制度风险越来越高。

第三，信贷扩张和补贴造成的错误投资，会先制造虚假岗位，再在繁荣结束时集中销毁岗位。

当便宜信贷和政策资源涌入某个行业，企业会根据被扭曲的信号增加人员。但这些岗位并没有足够的真实储蓄和消费者需求支撑。一旦信贷收紧、补贴减少或销售无法兑现，错误投资就必须暴露，裁员、降薪和企业倒闭随之而来。

人们看到的是企业不再提供“好工作”，却没有看到，那些工作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被扭曲的资本结构上。

第四，劳动法对正式雇佣附加了越来越高的固定成本和退出成本。

企业决定是否招聘一个人时，计算的不只是工资。它还会计算单位承担的社保、公积金、管理成本、合规成本，以及未来业务下降时的解除成本。

最麻烦的是，很多责任并不能由企业与员工自由协商。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社保，想把更多收入拿成现金，现行规则也不承认这种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明确，双方约定或者劳动者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承诺无效。

劳动者的生产率，不会因为法律增加一项待遇而突然提高。

当一个岗位预计创造的价值，低于工资加上所有强制成本和风险以后的总价格，企业就不会创造这个岗位。它会少招人，会提高招聘门槛，会使用外包、计件、项目合作和自动化。

于是，一套声称要保护就业的制度，反而在大规模制造灵活就业。

保护越多，企业越不敢正式雇人

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任何提高退出价格的制度，都会同时提高进入门槛。

如果企业雇用一个人以后，必须为他缴纳一整套强制费用，并且在业务变化时支付随工龄增加的退出成本，那么企业从招聘的第一天开始，就会尽量避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

这不是企业家的道德出了问题，而是激励必然产生的结果。

对高技能、高生产率员工，企业还能承担这些成本。最先被挡在正式岗位之外的，恰恰是年轻人、转行者、低技能者和暂时无法证明自己能力的人。

法律看见了已经有岗位的人，却看不见那些因为成本太高，从来没有获得面试机会的人。

罗斯巴德在分析干预主义时指出，法律强行把劳动价格提高到企业愿意支付的水平之上，不会让所有人都拿到更高收入，只会使一部分人失去就业机会。

把“工资”换成“社保”“补偿”或者其他法定福利，经济结果不会变。名称可以改变，总用工成本不会因此消失。

当一般意义上的雇佣成为一项难以退出的长期负债，企业就必然把用工方式变得更短、更散、更灵活。

所以，灵活就业增多，并不证明市场太自由。很多时候，恰恰证明正式劳动关系被管得太严。

平台不是岗位的掠夺者

还有人把平台企业视为罪魁祸首。

他们认为，平台把原本可以正式雇用的人变成了骑手、司机和零工，却不承担足够的保障。

这又把因果倒置了。

平台没有把一个人从岗位上拉下来。它做的事情，是降低信息搜索和交易成本，让原本难以找到客户的人，可以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

没有网约车平台，司机不会自动变成公务员；没有外卖平台，骑手也不会自动获得一份制造业的长期合同。

如果强行要求平台把每一个偶尔接单的人都变成标准员工，平台只能减少人数、提高准入门槛、降低每单报酬，或者把成本加到消费者身上。

法律可以规定平台要支付什么，却不能规定消费者必须下多少订单，也不能规定每一个骑手的生产率必须高到覆盖所有强制成本。

最终被踢出去的，仍然是生产率最低、最需要一个过渡性机会的人。

真正的保障，是让企业争着雇你

一个人最可靠的就业保障，不是法律规定现在的老板不能轻易让他离开，而是市场上还有许多企业愿意雇他。

一家企业不想要你，你还可以去另一家；一个行业衰退，资本和劳动还能进入另一个行业。雇主越多，企业对劳动者的争夺越激烈，工资和工作条件才越有可能提高。

霍普的私有产权伦理强调，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体、时间和正当取得的财产。劳动者有权选择工作时间、报酬方式和是否购买某种保险；企业家也有权决定是否投资、雇人和继续合作。

真正的劳动合作，必须来自双方同意。

所以，要让岗位增加，方向其实很清楚：减少对企业收入和私人储蓄的强制抽取，降低社保等强制用工成本，减少行业准入和经营管制，停止用补贴和信贷制造虚假繁荣，并把工作时间、报酬结构、保险和退出条件交还给企业与劳动者自由约定。

让企业家敢于投资，他才会创造岗位；让企业敢于退出一段已经不合适的劳动关系，他才会在下一次机会来临时敢于招聘。

这才是增加岗位的办法。

不是把灵活就业者强行塞进一套标准劳动关系，也不是要求平台和企业承担更多法定责任。那只会让企业少雇一些人，让劳动者少一些选择。

张丹丹说灵活就业的灵活本身是一种福利。

这句话之所以让许多人愤怒，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把自由看成没有保障，把强制当成福利，把所有现实中的不完美，都归罪于市场没有提供一个免费的完美选项。

可市场能提供什么，取决于我们积累了多少资本，给了企业家多少行动空间，以及允许劳动者和企业作出多少真实的选择。

一个社会如果不断消耗资本、抬高雇佣成本、限制契约自由，却又责怪企业没有创造更多岗位，就像一边砍树，一边质问为什么没有树荫。

灵活就业不是一场需要被消灭的灾难。它是人们在不完美的现实中，仍然利用自己的时间、能力和资源，继续为别人创造价值的方式。

它值得尊重。

更值得被追问的是：那些本来可以出现的岗位，究竟被谁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