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在骂奥派，听说叫刘蟾，文章一看，是秦晖的徒弟。

就他的这篇文章，我想做一个回应，但先要从托克维尔讲起。

托克维尔，一位法国贵族。

在考察了朝气蓬勃的美利坚合众国后，他写下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

他预见了一种未来的专制，它不像旧世界的暴君那样残暴，而是“更广泛、更温和”，它“会使人消沉，但不会让人痛苦”。

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会像一个慈父一样对它的人民说：“你们只管尽情享乐，其他的一切都由我来考虑。”它“乐于看到公民们享乐，只要他们除了享乐之外别无他想”。它会为大家提供保障、满足大家的需求、为他们安排娱乐、指导他们的主要事务……

“总而言之，它最终使每个民族都变成一群胆小而勤劳的动物，而政府则是牧人。”

托克维尔将此称为“温和的专制”。

秦晖和其徒子徒孙们，比如刘瞻们，正在反复叙述一件事——“国家已经收了这么多税，为什么不能给农民买医保？为什么不能实现更公平的分配？为什么不不能投入更多的钱给残疾人出行提供方便”。

这个问题的每一个音节，都散发着人道主义的芬芳，让你不假思索地想要点头。

但如果你敢于直视它的内核，你会发现，它所通向的并非一个更公平的世界，而是一个精心打造的、镀金的牢笼。

一、国库的神话

我们必须摧毁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幻觉，就是认为国家拥有一个装满了钱的“国库”或“税收池”，等待着我们去进行明智而公平的分配。

这是一个静态的、属于会计账本的想象，而在现实世界，它纯属子虚乌有。

国家本质上是一个财富的消耗者和转移者，而非创造者。

它不像一家公司那样需要盈利，它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持续不断地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因此，它的财政天生就倾向于赤字。

美国人去年交的税，在你看到年度财政报告之前，早已变成了中东战场上的一颗导弹，或是补贴给某家绿色能源公司的一笔款项，或是某个议员在家乡修建的“通往无处”的桥梁。

让我们停止空谈理论，直面现实。

请你打开电脑，搜索“美国国债实时时钟”。你看到的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景象之一：一个以每秒数万美元速度疯狂跳动的数字，在本文撰写时，早已突破37万亿美元。

但请不要把目光移开，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在这个数字下方，你还会看到一行更小的字：“联邦未备基金负债”。

这个数字通常超过百万亿美元。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美国政府向它的人民做出的，但一分钱都还没存下来的承诺——主要是未来的社会保障金和老年医保支付。

现在，请你注视着这个国库账本，然后回答我：当一个加州的社会活动家、一个密歇根的工会领袖，或者一个心怀善意的普通人，要求“用税款为全民提供免费大学教育”或者“为某一些弱势群体进一步提供免费医疗”时，他们到底在要求用“哪一笔钱”？

答案是，他们要求的根本不是分配一个已经存在的金库，而是授权政府在未来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

因为美国政府不仅花光了去年交过来的所有税款，还欠下了37万亿美元的明债，以及上百万亿美元的暗债。

如果要继续增加支出，那么这笔钱只能来自三个地方：

未来的直接税收：从你和你的孩子们未来的工资单里，更狠地割一刀。

发行更多的国债：把今天的账单，甩给尚未出生、没有投票权的子孙后代去偿还。这是一种代际间的暴政。

开动印钞机（通货膨胀）：由美联储凭空创造出更多的美元，来稀释你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的购买力。这是一种最隐蔽、最普遍、也最不公平的税收，它惩罚储蓄者，奖励负债者，无声无息地洗劫着整个中产阶级。

这个国库神话最惨烈的破灭，莫过于2010年的希腊债务危机。几十年来，希腊人民在政客们“免费午餐”的承诺下，享受着欧洲最慷慨的养老金和公共福利，公务员队伍庞大，退休年龄极低。他们仿佛真的相信，雅典的卫城之下，埋藏着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当全球经济危机来临，债务的雪球再也滚不动时，童话结束了。政府一夜之间宣告事实性破产。一夜之间，所谓的“福利”变成了削减养老金、公共部门大裁员、街头骚乱和年轻人高达50%的失业率。

希腊的悲剧，就是对“先花钱，再讨论钱从哪来”这种福利国家逻辑的最终审判。你以为你在要求分配一个静态的金库，实际上，你是在为你脚下的土地，预约一场未来的财政地震。

所以，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我们该如何更公平地分配赃物？”，而是“我们明年，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们少抢一点？”

二、分配税款，会成为制度性的管制

我们就假定这个世界上还有政府是收支平衡的，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他减少某些人的税款支出，而增加弱势老百姓的支出呢？

这么做，是不是正义的呢？是不是有道理的呢？

我告诉你，非常危险。

如果只是某一次偶发灾难，通过短时间的税款征收或现有存量税款分配方案的调整，造成的影响不大，是比较好改变和修正的。

然而，当一项帮助行为从个人或社区的自愿选择，变成由国家机器强制推行的“制度”时，它的性质就彻底改变了。它的首要目标不再是“健康”，而是“管制”。

美国的《平价医疗法案》（ACA，俗称奥巴马医改）和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先看美国。

奥巴马医改在2010年推出时，其口号崇高而动人：“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获得可负担的医疗保障。”它试图解决的问题——高昂的医疗费用和大量的未参保人群——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开出的药方，却是一剂典型的“国家主义”毒药。它并没有变出任何新的医生、医院或特效药，它创造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管制迷宫：

法案的核心之一，是“个人强制参保条款”，即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必须购买符合政府标准的医疗保险，否则将面临国税局（IRS）的罚款。请注意这个荒谬的组合：由税务机关来执行你的“健康权”。

你的健康，不再是你个人的责任和选择，而是一项由国家强制规定的义务。你失去了不购买保险的自由。

法案规定了“十大基本健康福利”，任何保险计划必须包含这些项目才能在市场上合法销售。

这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是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一个年轻健康的单身男性，也被迫要购买包含“妇产科护理”的昂贵保险。保险公司从努力设计多样化产品以吸引顾客的市场参与者，变成了小心翼翼遵循华盛顿数千页法规的行政附庸。

由于强制覆盖了所有病患（包括已有病症者），并增加了繁多的必保项目，保险的精算基础被打破。结果是，对于数百万原本拥有廉价保险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保费和自付额不降反升，许多人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承担这个所谓的“平价”法案。

你看，整个过程的重心，已经从“如何让医疗服务更有效率、更便宜”这个市场问题，转移到了“如何让每个人都被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体系中”这个政治问题。

你以为你得到的是一份保障，实际上你交出的是你的选择权、隐私权和对自己身体的最终决定权。这套复杂的制度一旦建立，就为永久性的高税收提供了最完美的道德借口——“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健康，我们必须维持并增加税收！”

再看大洋彼岸的英国。诞生于1948年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被许多英国人视为二战后最伟大的社会成就，甚至是这个国家的“国教”。它承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免费医疗，资金完全来自税收。这个理想听起来比奥巴马医改还要纯粹和美好。

然而，七十多年后的今天，NHS的现实是什么？

NHS是英国政府预算中最大、增长最快的支出项目，吞噬了巨额的税款，但似乎永远钱都不够用。每一届政府都面临着为NHS“输血”的巨大政治压力。

漫长的等待成为了NHS最臭名昭著的问题。由于缺乏价格信号和市场竞争，医疗资源配置极其低下。等待数月甚至超过一年才能进行常规手术（如髋关节置换）是家常便饭。在急诊室等待超过12小时的报道屡见不鲜。在“免费”的背后，是无数病人在痛苦和焦虑中付出的时间成本和健康代价。

尽管问题丛生，但任何试图对NHS进行市场化改革或引入竞争机制的政治家，都会立刻被媒体和反对党扣上“企图摧毁NHS”、“出卖人民健康”的帽子，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NHS已经成为一头谁也不敢触碰的“圣牛”，它绑架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和政治议程。

无论是美国的准市场化管制模式，还是英国的完全国有化模式，最终都殊途同归：它们都将一个本可以通过市场、慈善和个人选择来解决的问题，转化成了一个由官僚主导、靠税收供养、效率低下且不断侵犯个人自由的庞大机器。

当你谋求某一种福利时，大部分时候，它会变成一种长期的管制，而这种管制中，有受益者有害害者，受益者们会轻易放弃权力带来的利益吗？

三、永不后退的棘轮

有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叫棘轮。它有一个巧妙的构造，允许轮子朝一个方向转动，却能阻止它向后反转。

一旦一项福利政策被写入法律，开始实施，它就启动了一个只能前进、永不后退的社会政治棘轮。

短期的、一次性的政府救济或许还有撤回的可能，但一旦制度化，它就从一项“政策”升格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国家通过提供“福利”，巧妙地创造出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净税收消费者”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远多于他们付出的。

因此，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直接依赖于税收的持续转移支付。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成为“大政府”最忠诚、最狂热的捍卫者，并用手中的选票和街头政治的能量，对抗任何试图让棘轮倒转的企图。

没有比当代法国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案例了。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这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信条的国家，如今却被其庞大而僵化的福利体系压得喘不过气。

2023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府，仅仅是试图推行一项在全球范围内都算得上温和的改革：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逐步提高到64岁。要知道，在德国、意大利等邻国，退休年龄早已是67岁。这项改革的背景，是法国养老金体系已出现严重的赤字，若不改革，未来将不可持续。

逻辑上，这似乎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该做的事。

但在法国，这却点燃了整个国家的怒火。

数百万工会成员、学生和普通市民走上街头，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全国性大罢工。巴黎、马赛、里昂的街头，垃圾堆积如山，公共交通瘫痪，催泪瓦斯与燃烧瓶齐飞，仿佛一场内战的前奏。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法国人民不明白简单的算术吗？

不，他们明白。

但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的福利国家教育，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62岁退休，享受优厚的养老金，这不是政府的“恩赐”，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他们不再思考这笔钱最终从何而来——当然只能来自更年轻一代缴纳的、更高的税收，或者来自让所有人的储蓄都贬值的通货膨胀。

他们也不再关心国家的长远未来。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个已经写入他们生命预期的“权利”，不能被触碰分毫。

马克龙，在他们眼中，不是一个改革者，而是一个窃贼。

这正是福利棘轮的可怕之处。

它将经济问题，彻底转化为了零和的政治斗争。

同样的故事也在美国上演。

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话题比“社会保障金”和“老年医保”更具放射性。

任何胆敢提议对这两个体系进行实质性改革——比如提高领取年龄、引入私人账户或者根据收入水平调整福利——的政治家，都会立刻遭到两党的一致攻击。

这背后，站着一个美国政坛最令人畏惧的利益集团：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这个拥有近3800万会员的组织，是华盛顿最强大的游说力量之一。

他们不需要燃烧瓶，他们有更厉害的武器：老年选民的高投票率。AARP可以通过邮件、电话和广告，在几天之内动员起数百万愤怒的“银发族”，将任何一个“威胁”他们福利的议员拉下马。他们那句著名的口号是：“别动我的社会保障金！”（Keep your hands off my Social Security!）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荒诞的景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两个庞大的福利项目是驱动美国国债走向失控的核心引擎，美国政府因为社保问题导致的潜在负债，是明面上负债的几倍。

但没有任何一个主流政治家敢于真正面对它。

他们只能选择不断提高债务上限，将这颗定时炸弹传递给下一代。

福利制度，就这样通过制造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食利阶层，成功地绑架了整个国家的未来。

你看，你明明说的是当下的税收已经收了，所以要分配公平一点，但实际上，你开启的是一个无法后退、难以反转，甚至只能走向恶性通货膨胀的怪兽。

在共和制的理念下，如果只有美国公务员能享受高收入、高福利，民众可以接受吗？你去查一下世界各国公务员的收入，以及招考比例，你都会发现，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的公务人员的收入和福利都是最好的。

为什么?因为，只有给予普遍的民众以福利，这些国家政府人员的福利才能持续下去，否则，早就被认定为社会不公。

也就是说公务员系统是有动力扩大民众的福利的，以减少民众们对他们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反正增加你的，又不会减少我的。

四、事权即税权

国家的本质是扩张性的。它会本能地寻求扩大自己的权力和预算。而在共和制下，这种扩张不能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宣言，而必须披上“公共利益”的华丽外衣。

因此，一个颠扑不破的定律是：你赋予政府的每一项新的“事权”，都等于给了它一把可以伸进你口袋的、新的“税权”万能钥匙。

在欧美历史上，政府权力的每一次跳跃式增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回应某种社会危机或迎合某种高尚的道德诉求来实现的。

美国联邦教育部。在美国建国的头180多年里，根本不存在这个部门。教育被严格视为地方（州和社区）的事务。

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尤其是在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引发了美国的“斯普特尼克危机”之后，要求联邦政府介入以“提升美国教育竞争力”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在1979年，吉米·卡特总统正式签署法案，成立了联邦教育部。

其成立的理由，听起来是那么地理直气壮：“为了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为了提升教育质量，让美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为了我们的孩子，谁能反对呢？

结果呢？四十多年过去了。联邦教育部从一个预算几十亿美元的小部门，膨胀到了今天预算近千亿美元、雇员数千人的庞大官僚机构。它通过各种联邦拨款（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力争上游”计划），将自己的触角伸入了全国每一个学区。州和地方学区为了获得联邦资金，不得不遵守华盛顿制定的各种繁琐标准和测试要求。

那么，美国学生的教育水平提升了吗？恰恰相反。根据各种国际评估（如PISA测试），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表现，几十年来长期停滞，甚至被许多国家超越。

联邦教育部的存在，并没有变出更优秀的教师或更聪明的学生，它只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以“教育”为名分食税款的利益共同体，并成功地将教育这个本应多元化、地方化的事务，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官僚化。

而为了供养这个不断膨胀的部门，所有纳税人都必须支付更高的税收。

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崛起，也是如此。

1970年，在民众环保意识高涨的浪潮中，尼克松总统成立了EPA。其初衷是治理当时严重的空气和水源污染，这是一个合理且必要的公共目标。

然而，一旦一个官僚机构被建立起来，它就会像生命体一样，不断寻求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权力边界。

今天的EPA，其权力早已远远超出了治理工厂烟囱和排污管道的范畴。

它可以根据《清洁水法》中一个模糊的定义——“美国水域”，将一个农民自家后院的季节性水坑或沟渠，都宣布为受联邦管辖的“湿地”，从而禁止土地所有者对其进行任何开发或改动。

它可以依据《清洁空气法》，不断收紧对汽车尾气、发电厂和各种工业排放的标准，其严苛程度有时甚至超出了现有技术的可行性，迫使无数企业承担巨额的合规成本，或者干脆倒闭、迁往海外。这些成本，最终都以更高昂的商品价格，转嫁给了每一个消费者。

近年来，它更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无所不包的旗帜下，试图对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进行顶层设计，决定哪些能源是“好”的（如风能、太阳能，需要巨额补贴），哪些是“坏”的（如煤炭、石油、天然气，需要限制和惩罚）。

“为了我们的地球”，这个口号比“为了孩子”更加宏大，也更加不容置疑。但在这面神圣的旗帜之下，EPA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权力巨大的“经济计划”机构，深刻地干预着数百万美国人的财产和商业自由。

而它每一次权力的扩张，都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预算，也就是更多的税收。

这两个案例清晰地揭示了政府权力扩张的路径：发现一个社会痛点（教育落后、环境污染） -> 提出一个高尚的道德目标（为了孩子、为了地球） -> 建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 -> 该机构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不断制造新的问题和规定 -> 最终，政府的权力和税收都获得了永久性的增长，而最初的问题，往往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因此，当你认为政府必须解决某事时，他就必定要成立某一机构来负责这一事务，然后这一机构就有了生命力，会不断推动更多的事权来谋求权力的扩大，最终成长为怪兽。

五、寻租的盛宴

好，当某一个事权通过舆论呼吁，成为了政府管制的现实，或成为了新增税款处理的事务，这时，呼吁者受到了激励。

只要呼吁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利益，那会如何？

当一个社会的普遍心态，从“如何通过创新和服务在市场上赚取利润”，转变为“如何通过政治运作从政府那里分得一杯羹”时，这个社会就已经踏上了一条通往衰败的快车道。

图洛克将这种行为命名为“寻租”。它指的是，个人或企业不是通过生产性的活动创造新财富，而是通过舆论、游说、拉拢权力，来重新分配现有的财富（主要是税款），或为自己建立市场壁垒。

当政府掌握了征税、补贴、管制和发放许可的巨大权力后，它就成了所有租金的最终源头。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最雄厚的资本，开始从工厂、实验室和市场，涌向首都的议会大厅和监管机构的办公室。

这就是当今欧美世界最真实、也最腐败的写照。

华盛顿K街的游说产业，就是这个寻租经济的神经中枢。这条距离白宫和国会山仅几个街区的街道上，云集了美国乃至全球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公关公司和游说集团。他们的客户，涵盖了从硅谷的科技巨头、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到中西部的农业联合体、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行业。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们不是在研发新产品，而是在“研发”新法案。他们花费数以十亿计的美元，雇佣退休的议员、政府高官和他们的幕僚，利用其人脉和对立法程序的了解，为客户争取各种好处：

农业巨头：他们游说国会，维持着对玉米乙醇的强制添加要求和巨额农业补贴。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食糖产业。通过严格的进口配额和价格支持，美国国内的糖价长期是国际市场的两倍以上。这让少数几家糖业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代价是全美国数亿消费者在购买任何含糖食品时，都在支付一笔“糖税”。

医药公司：它们一方面游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加快对自己新药的审批，另一方面却推动设立更高的准入门槛，阻止廉价的仿制药和外国药品进入市场。这使得美国人支付着全世界最昂贵的药价。

“绿色能源”产业：风能和太阳能公司之所以能够生存和扩张，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其市场竞争力，而是因为政府提供了海量的税收抵免、补贴和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配额”。与其说它们是能源公司，不如说是“政策套利”公司，它们的利润直接来自于纳税人的口袋。

这种寻租活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负和游戏”。

它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将财富从无组织的纳税人和消费者手中，转移到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囊中。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资源（顶尖人才的时间、巨额的游说资金）被浪费在毫无生产性的政治博弈上，整个经济的效率和活力都被严重侵蚀。

欧洲的情况同样如此，甚至更为制度化。

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就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寻租安排。这项始于1962年的政策，每年要花费掉欧盟近三分之一的预算（约500-600亿欧元），主要用于向农民提供直接收入补贴和价格支持。其宣称的目标是“保证粮食安全”和“保护农民生活水平”。

但实际效果呢？绝大部分补贴都流向了少数拥有大片土地的农业巨头和富裕地主，而非苦苦挣扎的小农。它导致了长期的生产过剩（著名的“牛奶湖”和“黄油山”），扭曲了市场价格，并通过关税壁垒，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出口。

全欧洲的消费者，作为纳税人，为这个体系买单；作为食品购买者，又不得不承受因缺乏竞争而导致的高昂价格。

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无论是商界、学界还是工会，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影响政府决策、从税收蛋糕中切下更大一块时，创新、冒险和企业家精神就会凋零。整个社会就从一个动态的、创造财富的有机体，退化成了一个静态的、争抢存量的名利场。

六、税收的政治正确

寻租经济的盛行，必然导致一个结果：税收本身，获得了坚不可摧的“政治正确性”。

因为税收不再仅仅是维持政府基本运作的必要成本，它已经变成了维系无数个利益集团生存的生命线，以及实现各种“社会正义”目标的万能工具。

因此，任何从根本上挑战高税收、主张大幅减税的呼声，都会立刻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道德围剿。你会被贴上“为富人说话”、“冷血无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标签。福利国家通过将税收与养老、教育、健康、环保等一系列神圣议题深度捆绑，成功地为自身的永恒存在和不断扩张，构建了一套坚固的道德壁垒。

对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浪漫化想象，就是这套话语体系的杰作。

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常常被描绘成“高税收、高福利”的人间天堂，证明了“大政府”可以与繁荣和幸福完美共存。

然而，这种描绘往往刻意忽略或歪曲了几个关键事实：

北欧国家在20世纪初到60年代成为富裕国家时，恰恰是它们奉行小政府、自由市场和低税收的时期。庞大的福利体系，是在它们已经积累了巨大财富之后，才于60、70年代开始建立的。可以说，它们是先富裕了，才“玩得起”福利国家；而不是因为福利国家，才变得富裕。

从70年代开始，过度膨胀的福利体系和惩罚性的高税率（瑞典著名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曾发现自己当年的边际税率超过100%），一度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停滞、资本外逃、企业家精神窒息。宜家、利乐等著名瑞典公司都曾因不堪重负而将总部迁往国外。

直到90年代，这些国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才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如削减福利、引入学券制、养老金私有化），才重新获得了部分经济活力。

尽管如此，“北欧神话”依然被全球的“大政府”主义者奉为圭臬，用来论证高税收的合理性与优越性。

与此同时，另一种更具煽动性的口号在欧美大行其道：“向富人征税”（Tax the Rich）。这个口号，将复杂的财政和经济问题，巧妙地简化成了一场“99%对1%”的道德战争。它迎合了人们嫉妒和不平的情绪，为政府无休止的开支扩张，提供了一个看似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源。

然而，这不过是政客们转移视线的把戏：

即便把最富有的1%的全部财产都没收，也远远不足以填补现代福利国家巨大的财政窟窿。针对富人的税收，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资本是流动的。当一个地方的税率过高时，富人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将资产转移到税收更友好的司法管辖区。法国在2012年尝试征收75%的“富人税”，结果导致大量富豪和企业家“用脚投票”，逃离法国，最终这项税收因效果不彰而草草收场。

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从来都是、也永远只能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当针对富人的税收达到极限或失效时，为了维持庞大的福利开支，政府必然会把税收的镰刀，挥向更广泛的人群。

北欧国家的高税收，就不是只针对富人，而是全民性的高税率，尤其是高昂的消费税，这对穷人的影响其实更大。

因为在欧美，真正的穷人成为了那些不工作的人，但凡是工作的人，都逃不掉高额的税收。只有向所有在工作的人收取高额税收，才能养活那些不工作的人。

而只要向收入较低的人开征税收，必然推动更多的人不工作，从而制造出天量的贫穷人口。

一个国家走到了这一步，这时批评税收，就是与“公平”、“正义”和“人道”为敌。于是，通往更高税收的大门被彻底敞开，再也无法关闭。

七、保姆国家的降临

当社会上所有群体，无论贫富，都习惯于将自己的诉求——从养老、医疗到子女教育、社区建设——诉诸于政府时，这条路的逻辑终点必然是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个“牧人式”政府，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保姆国家”。

因为，如果你授权政府去“解决”所有问题，你就必须赋予它干预一切的权力。这个权力一旦被赋予，就会像藤蔓一样，渗透到你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和角落。

一些著名的欧盟官僚主义笑柄，虽然听起来荒诞，却揭示了这个逻辑。

欧盟委员会曾花费大量时间，制定了关于黄瓜的“可接受曲率”和香蕉的长度、粗细的详细标准。这些规定，表面上是为了“统一市场”和“保障产品质量”，实际上是一个远离现实、急于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庞大官僚体系，自然膨胀的结果。

当一个中央权力机构被赋予了管理数亿人市场的任务时，它就必然会试图用标准化的指令，去规制那些本应由市场和消费者偏好来决定的、千变万化的细节。

如果说规制黄瓜还只是个笑话，那么，对个人生活方式的直接干预，则让人笑不出来。

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推行的“大杯苏打水禁令”，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

2012年，纽约市卫生局通过规定，禁止餐厅、影院等场所出售超过16盎司（约473毫升）的含糖饮料。

其理由是那么地“科学”且充满“善意”：“为了市民的健康，对抗日益严重的肥胖危机。”

这个禁令（虽然最终被法院推翻），完美地展示了“保姆国家”的思维闭环：

你要求政府保障你的健康（通过公立医院、政府医保等）。

为了控制不断飙升的医疗成本，政府必须想办法让你变得更“健康”。

要让你更健康，政府就必须干预和管制你一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你喝多大杯的可乐、你吃多少盐、你是否吸烟、你是否做足够的运动……

在这条逻辑链上，你的个人选择和身体自主权，被悄无声息地让渡给了“公共卫生”这个更宏大的概念。你不再是一个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成年人，而是一个需要被监管、被引导、被保护的“孩子”。

今天它可以禁止你喝大杯汽水，明天它就可以根据你的基因给你制定强制性的食谱，后天它就可以因为你没有完成每周的运动指标而对你罚款。

这正是“溫和的专制”最可怕的地方。它不是用警察和刺刀来压迫你，而是用体检报告、健康指南和税收惩罚来塑造你。

它以“为你好”的名义，剥夺了你犯错的权利、选择不健康的权利，以及最终，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权利。

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是赤字政府和巨额隐形债务政府->要求进一步分配的实质就是要求增税 -> 要求政府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其行为的直接后果要么是增税要么是管制 -> 行为的长期后果是导致部分税收受益者坚决不退，形成政治僵局 -> 全社会开启争夺税款的战争，成为了普遍规律（政治扩张 & 经济寻租） -> 国家走向全面保姆式的专制模式。

在政府提供的、免费但劣质的面包，和需要自己努力去赚取、但拥有无限可能性的自由之间，你必须做出选择。

你不可能两者兼得。那只伸向你的、承诺给你一切的手，它的另一端，必然连着一副镀金的镣铐。你，准备好戴上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