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我带着儿子坐着动车，循着惯例回乡扫墓，这也是我们大家族每年最齐整的相聚时刻。

不同于西方宗教节日里肃穆的朝拜仪式，我们的清明焚香祈愿可能没有他们那么虔诚，却有着最浓的烟火气和家族温情。

清明前一天，家族群里就热闹起来，家族里一家一位聚在一起商量扫墓事宜，安排人手。

第二天一早，有人负责买红纸、钱纸和香火，有人负责买菜，有人负责厨房，有人提前备好镰刀、扫帚，给先祖的坟头好好清理一番。

扫墓当天，男女老少齐上阵，长辈们带着我们清理坟头的杂草，镰刀挥舞间，枯黄的杂草被一一割去，坟头渐渐变得整洁；晚辈们摆上供品，点燃香火，大家依次鞠躬祭拜。没有晦涩的教义宣讲，只有几句朴实的叮嘱，盼着先祖庇佑家人平安顺遂、日子越过越稳。

扫墓结束后，大家聚在家族一个小爷爷家的院子里，一起动手准备晚上的聚餐菜品。菜肴可是丰盛得很，十来个菜，十二张大圆桌坐得满满当当。

推杯换盏间，聊的全是最实在的话题——谁家的庄稼今年收成好，谁家的孩子在外开了小店赚了钱，谁家又添了新的营生、日子更红火了。这份烟火气，这份对生活的热忱，恰恰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世俗基因的生动体现。今年我喝得很尽兴，酩酊大醉。

作为一位奥派粉丝，我认为，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间，从改革前一穷二白的困境中突围，快速建设成富裕国家，核心密码就藏在这份深入骨髓的世俗化里。

中国人不拜神仙拜生活，不祈来世求当下，忙于身边事、专注赚小钱，而这恰恰完美契合了奥派最核心的边际原理：改变从不始于宏大叙事，而始于每个人身边的微小选择。

纵观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被神权或宗教束缚，而中国是罕见的、始终坚守世俗底色的文明。

伊斯兰国家以沙里亚法为法律基础，宗教教义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印度至今仍被种姓制度捆绑，莫迪被神化，底层民众的奋斗被先天的等级枷锁限制。

美国的美元上印着“In God We Trust”，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法庭宣誓需以圣经为凭，宗教信仰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核心；欧洲几乎全民信仰基督教，英国国王更是国教会领袖，宗教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的务实取向。

而中国的世俗化，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完成了决定性的“革命”。

夏商时期，神权凌驾于人权之上，商王作为“天”的代理人，甚至用活人祭祀，将一切祸福归因于神灵的意志。直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彻底革除了神权的绝对解释权，完成了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跨越。

这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去神权化”革命，也为中国埋下了务实理性的种子：不寄望于神灵的庇佑，只相信人的努力；不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只专注于当下的生活。

当然，这份深入骨髓的世俗基因，也曾遭遇过强行压制的时刻。中国历史上，并非始终能自由践行清明这样的民间习俗，曾有过一段时期，政府强行介入民间生活，禁止人们过清明、祭先祖，将民间自发的家族温情与世俗仪式，视为需要“改造”的对象。

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何种名义，只要政府越过边界、侵入民间生活，剥夺个体追求世俗幸福、安排私人生活的自由，本质上都是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压制，而这样的时期，也往往是中国人的穷苦时刻——人们连祭拜先祖、聊生活、谋生计的基本自由都被限制，更谈不上专注于身边事、通过奋斗改善生活。

这种世俗基因，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逻辑：忙于身边事，忙于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忙于通过双手创造财富。

而这，正是奥地利学派边际原理的核心要义。奥派经济学的奠基人门格尔曾用“水和钻石的悖论”阐释边际效用：商品的价值不在于总效用，而在于边际单位满足人需求的重要性。

延伸我们的生活中，边际原理的本质就是：改变从不来自于顶层设计的宏大规划，而来自于每个人对“下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的追求，来自于身边最微小、最具体的行动。

改革初期的中国，一穷二白，没有完善的工业体系，没有充足的资本积累，更没有宏大的经济蓝图可以照搬。

而改革的核心，恰恰是政府主动退出对民间生活的过度干预，归还个体追求世俗幸福、创造财富的自由——这正是对过往“政府侵入民间”的纠偏，也是对中华文明世俗基因的回归。

正是这种世俗化的底色，让中国人迅速摆脱了宗教束缚，更摆脱了过度干预的枷锁，让中国人一头扎进了“过好日子”的追求里。

农民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种起经济作物，追求多收一斤粮、多赚一块钱的边际收益；工人在工厂里钻研技术，加班加点，只为多拿一点奖金、改善一点家庭生活；小商贩走街串巷，摆摊叫卖，从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累资本。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身边事”，这些专注于“当下需求”的微小行动，恰恰是奥派所强调的“市场过程”的核心——无数个体在主观需求的驱动下，发现机会、创造价值，最终汇聚成推动整个国家经济崛起的磅礴力量。

奥派强调，价值的最终来源是人的心智，是人们对商品满足自身需求的主观认知，而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无数个体“经济化”的过程——运用手中的手段，优先满足自己最迫切的需求，再逐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中国的世俗化，恰好为这种“经济化”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没有宗教教义对“逐利”的批判，没有神权对个人行动的束缚，人们可以坦然地追求财富，坦然地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

这种“不羞于谈钱、不怯于奋斗”的氛围，让每一个个体的边际努力都能得到回报，让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能被放大。

那些被神权或宗教束缚较深的国家，人们的精力往往消耗在对神灵的朝拜、对来世的祈求上，而非当下的生产和创造。

他们或许有宏大的宗教理想，却忽略了身边最基本的需求；或许有虔诚的信仰，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务实追求。

这种脱离了“边际需求”的发展模式，注定难以实现快速的经济崛起——毕竟，经济的繁荣从来不是靠祈祷得来的，而是靠每一个人专注于身边事、脚踏实地奋斗出来的。

中国的世俗文明，不仅让人们专注于当下的奋斗，更提供了一套务实的问题解决逻辑。奥派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个体的理性选择和主观判断，而中国的世俗文明，早已将“理性务实”刻进了民族基因里。

不同于西方因“上帝造人”的观念，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技术产生恐慌，中国的世俗理性让我们能够以平常心看待科技发展，专注于其实际效用。

不同于一些国家被宗教教义束缚，固守陈旧的生产方式，中国人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适应市场的变化。

这正是奥派所倡导的“市场过程”的生动实践：市场不是静止的均衡，而是无数个体不断发现机会、调整选择的动态过程。

清明节的祭祀仪式，看似是对先祖的缅怀，实则是对世俗生活的坚守：我们纪念先祖，本质上是纪念他们的奋斗与付出，传承他们“修身齐家”的责任与担当，更是在提醒自己：要珍惜当下的生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让家族的荣耀得以延续。

这种对家庭、对生活的责任感，正是驱动中国人不断奋斗的内在动力，也正是这种动力，让无数个体的边际努力汇聚成了国家发展的巨大能量。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份“厚德”，正是世俗文明赋予中国人的务实与坚韧，是专注于身边事、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

很多人疑惑，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自由市场”传统，为什么能实现如此快速的经济崛起？答案就藏在这份世俗化里。

允许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利益，专注于自己身边的事，这正是中国世俗化所提供的最宝贵的条件。改革的本质，就是释放这种世俗化的活力，让人们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边际需求”。

这也正是奥派边际原理的核心：从身边的微小改变开始，从满足当下的迫切需求开始，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如今的中国，早已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困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背后，不是神灵的庇佑，不是顶层设计的奇迹，而是无数中国人在世俗文明的滋养下，秉持着务实理性的精神，专注于身边事、忙于赚钱、勤于奋斗的结果。

这种“从身边改变开始”的发展路径，印证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一个国家的繁荣，从来不是靠宏大的口号，而是靠每一个个体的微小努力；一种文明的生命力，从来不是靠对神权的崇拜，而是靠对人的尊重、对现实生活的坚守。

清明已过，缅怀先祖的同时，我们更应读懂这份藏在祭祀里的世俗密码。

我们今天的富裕生活，不是偶然，而是中华世俗文明与奥派边际原理的完美契合。不拜神仙拜自己，不祈来世求当下，忙于身边事，做好眼前事。

这就是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富裕的核心密码，也是中国人给予世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