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香港与美国:谁在害怕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一说起深圳,中国人心里头都明白,这地方能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靠的是什么?

还不是千千万万从全国各地涌过去的外来劳动力?

没有这些“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深圳能有今天的繁荣?做梦去吧!

中国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哪个不是靠着吸纳全国的劳动力才发展起来的?这个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好了,看到这里,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觉得,对啊,一个国家之内,劳动力自由流动,天经地义嘛!人才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正是因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哪里有机会,哪里工资高,人就往哪里去,这才让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才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怪事就来了。同样是中国的地方,香港,那可是咱们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按理说也应该算是“一国之内”吧?

可香港人对内地劳动力是什么态度?

严防死守!想去香港打工?比登天还难!各种限制,各种门槛,生怕内地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这时候,奇了怪了,很多在内地高呼“劳动力要自由流动”的人,一碰到香港这事儿,好像就能理解了,甚至还觉得香港人做得对,保护本地人就业嘛!

这就更让人想不通了。

美国佬那边呢?天天喊着要建墙,要驱逐非法移民,要把那些辛辛苦苦跑去美国刷盘子、摘棉花、修屋顶的外国劳工赶走。

这时候,国内居然还有一大票人跟着叫好,说什么“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工人利益”。

同样是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啥发生在深圳(如果深圳也搞排外的话)就是不可理喻的,发生在香港就情有可原,发生在美国就值得称赞了呢?这里面难道有什么天大的区别?

我看,区别不在事情本身,区别在那些人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些浆糊,都是些双重标准!

芝派的弗里德曼认为,自由移民(本质上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福利国家,这两者是不能兼容的。

你要是搞高福利,人人都能躺着领钱,那可不就得防着外面的人都跑进来占便宜吗?

不然你那点福利,三下五除二就被人给吃垮了。

香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香港那点地方,搞了一套还算不错的福利体系,什么公立医院、公屋制度,虽然跟北欧那些没法比,但在亚洲也算可以了。

他们就怕啊,怕内地那些“穷亲戚”都跑过去,把他们的医疗资源挤爆了,把他们的公屋住满了,把他们的福利水平拉低了。

所以他们就要搞身份限制,就要控制单程证数量,就要歧视新移民。

说白了,香港人那点小心思,就是既想要“一国”带来的经济好处(比如CEPA,比如自由行),又不想承担“一国”之内的要素自由流动的“成本”(在他们看来是成本)。

他们以为,把内地的廉价劳动力挡在外面,就能保住香港本地工人的高工资、好福利。这纯粹是痴人说梦!你挡住了人,挡不住资本啊!

香港的资本家,难道是傻子吗?他们看到内地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他们不会把工厂搬到珠三角去?他们不会把服务外包给内地公司?

结果呢?香港的制造业早就空心化了,现在连服务业都开始往北边转移。香港本地那些没什么技能的底层工人,实际收入在香港高昂的物价面前,一样很低。

因为,你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必然导致本地人工成本居高不下。

结果是什么?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贵得离谱!香港的餐厅贵不贵?香港的理发贵不贵?香港的装修贵不贵?

这些高昂的成本,最后还不是由全体香港市民来买单?

那些叫嚣着要排外的香港底层工人,他们自己也得承受高物价的后果。

这叫什么?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米塞斯认为,任何对市场价格(包括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管制,任何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都是在扭曲市场信号,阻碍资源有效配置,最终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和普遍贫困的加剧。

你香港政府,或者说香港那些行业工会,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和行业壁垒,限制外来劳动力的进入,实际上就是在人为地抬高本地劳动力的价格。

这跟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或者搞什么价格上限、价格下限,有什么区别?都是在干预市场嘛!

结果呢?

那些本来可以用更低成本雇佣到合格劳动力的企业,现在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他们的利润就被压缩了,投资意愿就降低了。

那些本来可以通过雇佣更多廉价劳动力来扩大生产、降低产品价格的企业,现在也不敢扩张了。整个香港经济的活力,就被这种人为的管制给扼杀了。

在一个纯粹的私有财产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雇佣与被雇佣,都应该是基于自愿的契约。

地主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他的土地,雇主有权决定雇佣谁。

但是,这种权利是基于财产权的,而不是基于国界或身份的。

如果香港的土地和企业都是私有的,那么业主和雇主自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接纳外来劳动力。

如果外来劳动力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收益(比如更低的工资要求,更高的工作效率),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香港的问题恰恰在于,很多所谓的“公共资源”(比如公立医疗、公屋、公共就业机会)被当成了本地居民的“特权”,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排斥外来者。

这实际上是对财产权的侵犯,也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

说到底,香港人之所以吃不起便宜的外卖,享受不到廉价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把门关得太紧,不让那些更便宜、更有效率的劳动力进来。

他们以为保护了本地人的饭碗,实际上是牺牲了全体香港消费者的利益,也扼杀了香港经济的未来。于是他们现在只能跑到深圳去消费,去享受内地的廉价服务!

这是香港离深圳近,如果很远呢?要坐飞机呢?那就没办法,只能忍受高物价。

而美国人那套“排外”的逻辑,跟香港比起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还多了一层虚伪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冲突”的遮羞布。

美国那些政客,尤其是像特朗普那样的,天天煽动底层白人,说是什么墨西哥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拉低了他们的工资,败坏了美国的社会风气。

这种论调,跟一百多年前排华法案那会儿的论调,何其相似!

如果政府试图保护某些特定行业的就业,或者保护某些特定人群的收入,那么它就必须限制竞争,包括限制外国商品和外国劳动力的竞争。

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抬头。

美国工会,尤其是那些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会,就是这种排外思想的积极推动者。他们通过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游说政府提高关税,限制移民,设置各种行业壁垒,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会员的高工资和好福利。

他们才不管这些做法会不会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会不会降低美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呢!

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最终伤害的都是本国的消费者。

你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确实可能会让本国同类商品的生产者暂时受益,但本国消费者就得为这些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你限制外国劳动力的进入,确实可能会让本国从事类似工作的工人暂时避免降薪,但本国雇主就得支付更高的人工成本,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传递给消费者。

而且,这种保护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和技术都是流动的。

你美国的人工成本太高,企业就会把工厂搬到墨西哥去,搬到中国去,搬到东南亚去。

你就算建再高的墙,也挡不住资本外流的脚步。到头来,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照样流失,那些被保护的工人最终还是得面对失业的风险。

私产逻辑在美国一样适用。

如果美国的土地和财产都是真正私有的,那么土地所有者和雇主会根据市场原则来决定如何使用他们的财产,包括是否雇佣外国劳工。

如果一个墨西哥劳工愿意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同样的服务,那么一个理性的美国农场主或建筑商,为什么要拒绝他呢?除非政府用强制手段进行干预。

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他们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廉价商品和资本流入的好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接受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挑战。

他们既要又要,怎么做得到呢?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他们指责中国“偷走了”他们的制造业,却不想想,正是因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高效的劳动力,才使得美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几十年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

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制造”,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

他们驱赶那些愿意从事低端服务业的非法移民,却不想想,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使得美国的餐饮、保洁、农业等行业能够维持相对较低的运营成本。

如果把这些人都赶走了,谁来干那些脏活累活?难道让那些养尊处优的美国白人老爷们去干吗?

他们肯干吗?他们干得了吗?就算他们肯干,那人工成本得高到什么程度?到时候,美国人下馆子、请保姆、买水果,价格都得翻几番!

深圳为什么能成为全世界都排得上号的发达城市?

很简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全国各地的人,只要觉得深圳有机会,就可以跑过去打拼。

深圳没有因为你是湖南来的、四川来的、河南来的,就给你设置重重障碍,不让你工作,不让你租房。

正是因为这种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才使得深圳能够聚集起海量的、各种层次的劳动力,从流水线上的普工,到写字楼里的白领,再到高科技企业的工程师。

这些劳动力之间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共同创造了深圳的经济奇迹。

如果深圳也学香港那样,搞什么“深圳人优先”,严格限制外地人来深圳工作和生活,那深圳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我敢说,它绝对不可能成为今天这个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

那些认为限制外来劳动力可以保护本地人利益的想法,纯粹是静态的、零和博弈的思维。

他们只看到了存量的蛋糕,没看到增量的可能。

他们以为把外来人赶走了,本地人就能多分到一点蛋糕。 却不知道,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外来人,才把蛋糕做得更大,本地人最终也能从中受益。

你想想,如果没有外地人来深圳开餐馆、送外卖、搞装修、当保姆,深圳本地人的生活成本会高到什么程度?他们还能享受到那么多物美价廉的服务吗?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像商品的自由贸易一样,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任何以邻为壑、画地为牢、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做法,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都是在损害全体人民的福祉,尤其是消费者的福祉。

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带来繁荣;只有充分竞争,才能提高效率。

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尤其是对劳动力这种最重要生产要素的流动的干预,最终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

香港的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固步自封,拒绝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市场,拒绝更广泛地开放劳动力市场。

有人会说,开放大陆劳动力去香港,会让香港房价上涨啊,这些人对香港毫无研究,他们不知道,香港的城市化率为深圳的一半多点,也就是说,香港还有大片的土地空在那里没有开发呢?

这些土地控制在政府手里,同时被民意所制约,无法变成房子。

甚至香港这样的地方,即使存量的地开发完了,还可以填海造陆,但美人鱼看了么?周星弛就代表着香港那一批因为环保主义反对填海的民众的观念。

香港本可以成为一个3000万人口的第一世界大都市,香港的本地居民甚至可以全部成为收租公,但可惜啊,各种自我封闭导致了香港发展机会的丧失。

美国的所谓“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如果建立在贸易保护和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基础上,那也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会让美国经济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