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齐格蒙特·鲍曼去世已近十年。

十年前，难民危机席卷欧洲，维榭格拉德集团四国抵制最烈，其中就包括了鲍曼的祖国波兰。“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大倒退”的说法成了时评界的流行。其后的一系列事件似乎坐实此论，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大选、意大利修宪公投，一桩桩都令时评人哀鸣，到了今天，哀鸣都变得多余，时评人也基本消失。

我曾在华沙亲眼目睹一场波兰人抵制难民的大游行。我也曾在鲍曼的故乡波兹南徘徊，那里爆发过1956年波兹南事件，是为波兰人摆脱苏联控制的发端，虽然那起事件与难民危机八竿子打不着。可也就在那个人们争论着“该不该接受难民”的当口，我想起了鲍曼和他的《全球化》。

在这本书中，鲍曼阐释了一个观点：全球化既有融合，又有分化，纵向来说，贫富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横向来说，文化却日益趋同。

这是一个二十几年前的预言。以十年前的2016年为例，所有纷乱似乎都在印证鲍曼的观点。无论是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其背后本质都是人们在全球化中面对两难处境时的挣扎与不安。至于难民危机，仅仅是加剧了这种不安。这很符合鲍曼的“液态现代世界”概念，即指高速运转，从不停歇，目不暇接的现代流动生活，流动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自然会带来恐惧与不安。

在《全球化》一书中，鲍曼这样告诉人们：

“在全球出现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过程也在形成之中。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处于本土化，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我们今天目睹了世界性的重新划分阶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世界规模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级体系正在形成——市场和信息的全球化所促成的准主权、领土瓜分和身份的分离并未反映平等合作者的多样化。对某些人而言是自由选择的东西，落到其他人身上就成了残酷的命运。”

“全球化在对少数人极为有利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并将他们边缘化了。”

对于从小听着“全球化”长大的人们来说，在十几年前读到这些话，或许会觉得鲍曼在杞人忧天，但在当下回望这一切，又怎能不为这预言震撼？

真正摆在人们面前的终极问题是：人类该如何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恐惧与不安，尤其是这种恐惧与不安还披着一层糖衣，那是曾让人们甘之如饴的各种便利和进步。或者说，全球化下的消费主义如同毒品，它确实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也让人们越陷越深。在消费主义之下，作为公民的话语权渐渐消失，甚至阶级通道都已关闭。

与很多中国人将全球化视为进步，将反全球化视为保守的观点不同，鲍曼在《全球化》以及后来与之观点相近的一些著作中，或隐晦或直接地将“全球化”视为保守革命，认为其只是倚仗经济学思想和科技的进步进行复辟，如金融市场的统一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仅仅是由少数大国决定规则。

至于文化的趋同，鲍曼在《全球化》里引用了“单景监狱”概念。它不同于少数人监视多数人的全景监狱，而是让大多数人在各种大众传媒上注视着少数人，由这些少数精英提供一种“正确的”生存模式，并使得民众争相效仿，继而通过消费主义的盛行达到文化趋同。鲍曼认为这是“只引导，不统治”，我倒认为这就是一种引导性的统治。

鲍曼的深刻也许源于他的背景。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面对过两种极权统治的人，他曾经相信过狂热的主义，继而在残酷现实中遭遇理想的幻灭，他曾积极投身于革命与建设，但最终遭遇放逐。因此，他并没有许多欧美学者的小清新倾向。他认为，20世纪的标志是“邪恶源于文明的训练，它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还在更新与加强”。

这显然与鲍曼眼中的自由相悖。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自由》一书中，他便已告诉我们：“自由的魅力来自于差异；自由的存在与否，往往反映且标志着尊与卑、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巨大反差，同时也是对其间的差别进行辩识的基础。”

那么，如何重拾自由？鲍曼从来都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或者说，这已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如果一定要在他的书中找出办法，那么他一再强调的“重建日益废弃的公共空间”，或许是一个选择。

在许多著作中，鲍曼都曾强调消费主义带来的公民话语权缺失，公共空间也随之崩塌，人变成各不相连的个体，以“隐私”、“空间”等名词彼此隔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不坏，但从公共事务上来说，鲍曼显然不赞成这样的局面。在《流动的生活》中，他再次提出“重建日益废弃的公共空间”。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则提到了奥威尔的《1984》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他看来，前者并未到来，而人们沉沦于琐事，不再关心公共事务的社会现状，则与后者如出一辙。

至于鲍曼最著名的那本《现代性与大屠杀》，并非与前文所述的那些著作毫无关联。这部诞生于1990年的著作，已然阐释了现代性的可怕，而后来的种种观点，包括对全球化的审视，其实都或多或少立足于对现代性的阐释之上。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就像在《自由》中认为“自由的魅力来自于差异”一样，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认为 “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

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纳粹还是后来的极权统治，都曾极力抹杀政治和思想上的多元主义，以消除异己的方式掩饰自身行为的不正当性。能看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但将这一切归结于现代性，并对人类的当下做出预言，难度则大得多，而这恰恰是鲍曼的可贵之处。

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一书中，齐格蒙特·鲍曼与其得意门生基思·特斯特的进行炽热对话，直击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核心问题。这本书涵盖了前文提到的鲍曼著作的内容，从大屠杀的现代性根源，到消费社会制造的“新穷人”，再到全球权力与地方政治的脱钩，引领人们穿越表象，直视这个时代的深层矛盾与伦理困境。

与鲍曼的其他作品一样，它不提供答案，而是赋予人们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让人们看清自身困境背后的结构，并重拾对人性与公共生活的信念。可贵的是，即使去世近十年，他的谈话仍然能够直指当下，成为人们的“嘴替”。

在鲍曼看来，社会学是“一种对人类生活经验的持续评论”。社会学总是会不断出现新的概念，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人们的信念也随之改变。鲍曼认为，新概念被接纳，尤其是广泛地甚至狂热地被接纳，确实有其规律可言。“当人们逐渐感觉到旧有概念所代表和指涉的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将继续深化下去，以至于需要一套新的描述方式时，人们就会急切地寻找并欣然拥抱新概念。”层出不穷的“后xx”概念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明显标志，它印证了社会学思考正处于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大多数人都感到，某种对现有图景至关重要的东西已被抛在身后或不知所终，但我们又远未准备好以足够的信心指出取代它的究竟是什么。这或许正是现代心灵的一个典型特征——它只能通过与它所假定的过去的差异来把握当下的本质”。

鲍曼总结了熊彼特、阿多诺、阿伦特和韦伯等人的思想轨迹与时代的碰撞：“熊彼特不曾预料到现代资本主义秩序能够延续。他认为，资本主义迟早会被僵化的官僚层级体系扼杀。无论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它都必然是一个被管理的社会——充满计划且不断增加计划，充满管理且不断强化管理。这种信念‘超越了左右两派的分歧’，几乎从未受到质疑，甚至连那些反感这一前景并对其中所谓的‘极权倾向’深感憎恶的反思阶级成员（如阿多诺和阿伦特），或那些宣称‘总体性是虚假的’的人（如卢卡奇）都没有对这一点提出异议。然而，这种预期却在‘放松管制’时代被击碎。国家将其职能让渡给市场是这一趋势的起点，但摆脱管理责任的倾向早已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整个生活环境。看上去，被韦伯视为现代性及其特有的理性之象征的官僚体系，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极权主义野心、‘铁腕统治’、僵化的层级结构，以及全景监控式的支配技术也在走向衰亡。”

这也恰恰印证了现代性的形态：自其诞生以来，就只有一种已知形态，即“管理型”现代性——设计秩序并对秩序进行管理的现代性。但鲍曼同时也质疑“后现代性”的“后”，认为现代性的“死亡”被严重亏大，“后现代视角”实际上使人们得以审视现代性的失败，揭示其诸多事业不过是歧途。

他写道：“正因如此，这种视角不是现代性的对立面，也不是从其坟墓上生长出来的，反而从一开始就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第二自我——一个不安分的、持续反对的声音，正是这种声音使现代性得以成功地对现存现实，以及由此沉淀的种种事物进行批判性反思。”也就是说，人们依然像过去一样“现代”，依然狂热地不遗余力地对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就造成了一个困境：既相同又不同，在延续中存在断裂。

人类始终在面对现代性的困境，陷入消费主义陷阱，在孤独感和无助感中消耗人生。在鲍曼看来，大屠杀从未实质性结束，人类一直处于大屠杀式的桎梏中。

书中写道：“早在现代性出现之前，人们仅因归属于‘错误的群体’就被杀害的情况便已存在……他们被判死刑，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人。吊诡的是，前现代的种族大屠杀实际上间接承认了受害者拥有自由意志。同样吊诡的是，在我们所处的现代——每天都在歌颂自由意志、在各个方面都强调自由选择的时代——大屠杀的正当性却是建立在否认受害者自由选择权的基础之上的。”

前苏联时代的“富农”、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波黑内战时的不同族群，都没有自由选择权，天生身份就已决定生死。

即使在二战后也是如此，“某些类别的人在即将建成的‘良好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正确行事的能力，这一观念本质上是现代的产物。”

当然，现实和历史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因为“一场像大屠杀那样紧凑而精密高效的杀戮行动，需要一个主权化和中央集权化程度极高的国家机器，而这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再现。事实上，现代世界‘流动的’境况，已经使得过去‘固态的现代性’明显的极权主义倾向逐渐消散了。”

但也正因为这样，理解大屠杀的真正教训才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在新的国家治理和市场竞争下，“从规范性管制转向诱导，从警察执法转向公关策略，从强制执行转向广告宣传。这一系列变化背后的核心元素是，社会整合的任务已从高度集权、严密管理的机构转移到分散的、根本上不受协调的‘市场力量’手中”，这反而导致人们很容易认不清事物的本质，或在认清时已经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灾难。

书中的许多观点都诠释了这种灾难的存在，比如“贫困者生活在一个由得意扬扬的富人制定的标准所主宰的世界里，而这一现实不仅在他们所受的伤害之上再添侮辱（这也让我们想起理查德·桑内特所揭示的‘阶级的隐秘伤害’），更剥夺了他们摆脱这种状况的微弱可能性。”

又如大众媒体的洗脑和掩饰作用，“媒体主导的‘怜悯狂欢’很难将‘我们都是同一片大陆的一部分’的瞬间共情变为稳固而有效的制度化纽带。它们向我们展示人类苦难的恐怖样貌，却远远未能揭示这些苦难的根源，例如自由贸易破坏人们的生计，市场强加的单一作物种植毁坏土地，或者军火行业及其贩运助长他国的民族冲突，让本国财政获利、国内生产总值节节攀升。因此，不论层出不穷的‘人道援助’项目宣传如何成功，苦难的根源都未受影响。同时，尽管我们会在目睹苦难时掬一把同情之泪，但我们自身（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对这些苦难负有的责任始终未被揭示。似乎我们对这些受苦的人并无任何亏欠，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被赞颂为高尚情感的表达，反倒增添了我们的道德荣耀。”

与众多个人著作一样，鲍曼在这本谈话集中仍然阐释了现代社会最深层的那个弊端：“消费者的崛起意味着公民的衰落。消费者越娴熟，公民就越无能”。

捍卫“公民”二字，为的是社会正义。鲍曼总结了“正义的社会”的模样：“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认识到自己还不够正义的社会，一个不断质疑自身正义的程度，并始终认为正义仍在前方、尚未完全实现的社会。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对任何不义现象都感到愤怒，并立即着手纠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