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政府干预市场价格的结果，使我们得以从经济面理解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

将罗马帝国的经济组织称为资本主义，是否正确，是一个可以搁置不理的问题。无论如何，在罗马帝国（公元）第二世纪——七个安东尼“好”皇帝的时代——社会分工和区域间贸易无疑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好几个大都会中心、为数不少的中型城镇和许多小乡镇，都是某种高度文明的所在地。这些都会区居民的食物和工作材料供给，不仅来自邻近的农业地区，也来自一些遥远的省份。流入都市的粮食和材料供应，有一部分是某些富有都市居民的实物收入，这些人在农村地区拥有田产；但是，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城市居民用自己加工制成的产品，和农村人民交换产品购买进来的。这个庞大帝国各区域之间，存在广泛的贸易。不仅在一些加工制造业，而且在农业，都有倾向进一步专业化的趋势。帝国各个部分，经济上不再是自给自足，而是相互依赖的。

导致罗马帝国衰落和罗马文明腐朽的原因，是这个经济相互关联网的崩溃，而不是野蛮民族的入侵；这些外来侵略者只不过利用帝国内部衰弱所提供的机会罢了。从军事观点来看，在第四、五世纪入侵帝国的部落民族，并不会比罗马兵团稍早轻易击败的那些军队更难对付。但是，帝国已经变了！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是欧洲中古世纪那种结构了。

罗马帝国准许商业和贸易享有的自由，始终是有限的。在谷类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方面，商贸自由甚至比其它商品更受限制。在谷类、食用油和葡萄酒等当时大宗消费物资方面，商人索要的价格如果高于通常的水平，会被视为不公平、不道德，而各个市政当局会很快制止所谓不当的牟利行为。因此，这些商品的批发贸易业发展受阻，很没效率。当时所谓annona（粮食配给）政策，等于把谷类贸易国营化或市营化，旨在填补民营业者的无效率所造成的供需缺口。但是，它的效果却引人反感。一方面，谷类在都会区供给缺稀，而另方面，农夫则抱怨种植榖物无利可图１。当局的干预打乱了供给因应需求上升的调整步骤。

摊牌的时刻于第三和第四世纪到来。当时好几任皇帝，为了解决一些麻烦的政治问题，采取通货贬值的办法。在最高价格管制下，通货贬值完全瘫痪必要的粮食生产和销售，瓦解整个社会的经济组织。当局愈是认真执行最高价格管制，那些必须购买粮食过活的广大都市民众愈是绝望；谷类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买卖，完全消失不见。为了避免饿死，人们离弃城市，定居在乡村，并且尝试生产榖物、食用油、葡萄酒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供应自己。

另一方面，大规模地产的所有者缩减生产过多的榖物，并且开始在他们的农场住宅——他们的别墅——生产自家需要的一些手工艺产品。因为他们的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原本就因为使用无效率的奴隶劳动、而严重陷入险境，现在又没机会按有利可图的价格销售产品，于是完全失去维持下去的理由。

拥有地产者既不再能在城市里销售他的榖物，也就不再光顾城市里的工匠店铺。他被迫寻找某个替代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就雇用一些手工艺人员，在他的别墅里生产原本从城市里购买的手工艺品。他同时也结束大规模农场经营，变成一个地主，按时从佃农或承租农收取地租。这些佃农或承租农，要不是释放的奴隶、就是从城市移出的平民，定居在乡村地区，重新或起步尝试耕种土地。于是出现一个趋势：每个地主的大规模地产上都倾向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城市的经济功能，亦即，商业、贸易和城市的手工艺业萎缩；意大利和帝国的一些省份，退回到社会分工发展比较落后的阶段。古代文明高度发展的经济结构，退化变成我们现在称为中古时代庄园组织的那种经济结构。

这样的发展，逐渐浸蚀破坏帝国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对此，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感到惊惶，也采取了对策，但是没有成效，因为没触及问题的症结。他们所采取的强制和胁迫手段，不但未能翻转社会瓦解的趋势，甚至适得其反；因为该趋势正是强制和胁迫太多所导致的。没有哪个罗马人意识到，这个社会瓦解的过程是政府干预价格和通货贬值所引发的！历任皇帝都颁布法令，惩罚“离弃都市到乡村定居（relicta civitate rus habitare maluerit）”的都市居民，结果根本没有用。称作 leiturgia 的制度——富有的城市公民必须奉献一定的公共服务，只加速社会分工退步。还有，私有船主（navicularii）必须承担一些特别责任的法律规定，对于遏止航运业的衰退，比起那些旨在遏止城市农产品供给萎缩的榖物交易法律，成效也没更好。

这个了不起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沦于消亡，原因在于它没有调整道德律和法律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一个社会秩序注定消亡，如果它正常运作所要求的那些行为遭到道德标准排斥，被该国法律宣布为非法，并且遭到法庭和警察机关当作罪犯起诉和拘捕。罗马帝国之所以瓦解、粉碎，只因为它欠缺自由主义和自由企业的精神！干预主义政策，和干预主义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领袖原则——瓦解了这个强大的帝国，正如它们也必然会瓦解和摧毁任何社会实体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