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公司近年来安全事故频发，引发全世界对航空安全管理的担心。

美国国会参议院曾经就质量与安全问题质询波音公司CEO：

我知道，许多人看到这种民意代表对政客、官员、大公司的质询，会艳羡不已和高潮迭起，这是他们理想中的制度。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为什么一家企业的薪酬机制，政府官员可以评头论足，并将其视为产品质量下降的原因？一家企业被“正气凛然”的政府官员质询和吊打，这是正常的吗？这还是不是市场经济？

更进一步，有没有可能，正是政府对波音公司的监管，导致波音从一个以安全为第一要务的航空巨头，变成了现在这个衰样子？

其实就是这样的。波音，被“监管俘获”了。波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恰恰是干预主义的结果。现在的进一步干预，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原有的干预造成的恶果，这就是“干预递增效应”。

我们可以把这个原理进一步推广：假如所有公司都被监管，这就是干预主义的终极形态，即全盘计划经济，由中央计划当局篡夺消费者主权，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监管到哪个领域，哪个领域监管得越严，哪里就越是一地鸡毛，就不会有好产品，想想过去的邮政局、电信局、国营商店；而如果所有领域都被监管，那就所有领域都不会有好产品，想想我们的父辈的衣食住行，清楚明了。

大企业会主动寻求被监管，包括准入门槛、行业标准，甚至较高的税收，这是他们与权力结盟的办法，也是排挤竞争者的办法，因为这会使小企业难以入局和竞争。由此形成大企业的垄断格局，政府与企业之间成为同盟军。这就是重商主义体制：国家通过大企业攫取更多财富、控制所有人生活；企业通过权力排除竞争，享受垄断利益。

这是进步主义时代以来现代美国的基本经济格局。有人将其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对事实的扭曲，恰当的用语应当是“垄断干预主义”或者“垄断国家主义”。

在这种干预主义体制下，企业一方面会变成一个依靠政府税金生存的吸血鬼；另一方面，会变成一个官僚主义的组织。这种官僚化的企业，将唯政府指令马首是瞻，以服从于官僚体制的陈规条令繁文缛节为首要任务，不再把殚精竭虑满足消费者需求作为自己的使命。加上小企业的准入和竞争更难，因此这些大企业将丧失创新进步的动力，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将大量资源用于非生产用途，忽视消费者需求，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

波音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干预主义导致官僚化、官僚化导致质量下降的活样本。

首先，波音是国企。

我们判断一家企业是不是国企，并不是看它营业执照上的登记注册类型，而是要看它的经济实质。纳粹德国的企业保留了私营企业的性质，但是一切生产必须听从纳粹当局的指令，就变成了实质性国企；一家企业如果大量的收入订单来自于政府的税金，那么它同样是实质性国企。

消费者是爷，当最大消费者是政府的时候，那就必然政府说了算，它就是国企了。政府对哪家企业提供的订单越多、监管手段越多，哪家企业国有化程度就越深，官僚化程度也越深。

波音公司可不是光生产波音737等民用航空器的，那只是它业务的一小部分。军火商才是它的首要身份。它是五角大楼的宠儿，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之一，是美国超级腐败的军工复合体的重要核心成员。

所有军火商，都是国企。因为这世界上对武器军火的最大需求者、也就是最爱杀人的，就是美国及各国政府。黑社会、民用武器，相对于政府采购的军火，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美军以及世界诸多国家装备的战斗机、攻击机、运输机、预警机、轰炸机、导弹，等等，大量都是出自波音之手。著名的F/A-18、环球霸王军用运输机、支奴干运输机、B52战略轰炸机、爱国者地空导弹、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都是波音公司的产品。

根据维基百科2021年数据，波音在军火领域的营业收入为321亿美元，占到当年营收的55%左右。

波音为了瓜分五角大楼的巨额预算，当年光游说费用就花了1510万美元。这世界上的战争，与波音公司有很大关系。他们不是为了战争而生产武器，而是为了生产武器而发动战争。

一家国企的低效、腐朽、浪费、内部管理混乱，几乎不用再加证明。

第二，直接政府资助。

波音公司还是美国巨型国有机构NASA的合作伙伴。卫星、关键的火箭级发射器，就是波音公司的产品。美国新的登月计划和火星计划，波音公司是发起者和直接参与者，阿尔忒弥斯计划，美国政府直接拨款给NASA和波音。2024年第二季度，波音公司太空、安全部门的收入达60亿美元。

探索宇宙的背后，都是生意。你要是波音总裁，你也会不断向美国政府鼓吹放卫星、探索宇宙，最好探索到冥王星和银河系以外，探索成没成，不重要，一点都不影响你数白花花的银子。

为了达成宏伟目标，美国纳税人长期对波音公司支付了巨额税金。世贸组织和欧洲同行披露，波音公司在1989-2006年，从美国政府接受了不平等的援助191亿美元。这只是它接受财政援助的一小部分。

第三，补贴和信贷支持。

为了实现与欧洲空客的竞争，美国政府给予波音公司大量的补贴，以保持波音在研发领域的领先优势。世贸组织判定波音公司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因为波音公司接受了美国政府至少53亿美元财政补贴。

新冠疫情期间，航空业遭受重大打击，波音公司这位“共和国长子”，向美国政府申请600亿美元信贷支持，被美国公众大骂贪得无厌。

一个源源不断接受税金补贴的企业，你指望它能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这是自相矛盾的。

美国红脖子、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民意代表（例如桑德斯和沃伦），经常把华尔街、军工企业、互联网企业拉出来吊打，认为他们窃取了财富，是造成底层民众贫穷的罪魁祸首，有其合理的成分。他们只是反的不够彻底，应该将矛头直指美国政府，炸掉美联储、废除所得税，砍断美国政府的收入通道，清除一切干预主义立法，才是正确的道路。

第四，腐败的旋转门。

马萨诸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就是那位把政治正确玩到极致，不要脸地宣称自己是印第安人而被群嘲的老女人，专门搞了一个报告，显示仅在2022年一年，20家薪酬最高的国防承包商雇佣了672名前政府官员、军官、国会议员和高级立法人员。其中波音公司招聘了85人，高居榜首。

这其实在美国是公开的秘密。美国没有官员腐败，因为腐败是合法的。

波音公司直接挖走国防部官员，帮他们拿下国防合同；挖走国会议员，负责游说立法，从补贴到安全标准无所不包。美国前副国务卿史蒂夫·比根，在任期间专门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病对部门监督，2023年被波音任命为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副总裁；前国防部长埃斯珀、现国防部长奥斯汀，都在政商旋转门之间无缝切换。

可以想象，这种政商勾结的体系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是个什么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9万元一包的螺丝会出现。愉快地签字，让对方为自己离任后留个肥差，多好的生意。

如果仅仅是军工复合体，让他们这样腐败，把军火业务直接搞残，倒也是好事，因为军力下降，可能还会减少战争和杀戮。可是触目惊心、令人胆战心惊的是，他们在民用航空器上搞旋转门做文章。

他们挖走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官员，让其放弃安全监管。过去10年，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局长至少有7位在离任时进入他们曾经监管过的航空行业工作。前一天还在审核飞机，后一天就成了波音公司雇员。

最著名的是波音总部西雅图办事处的FAA安全主管阿里·巴拉米，离开FAA后，直接加入航空航天工业协会，为波音公司当起了说客。后来又回归FAA，担任仅次于局长的职位，在2018年波音737MAX首次坠机事故后，对分析报告置之不理，六个月后，第二次坠机事故发生。

此人应当被直接枪毙一百回。

FAA还直接将飞机安全认证工作任务外包给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旋转门是双向的，企业输出高管到监管部门工作，监管的规则和规范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还可以利用自己企业的优势打压竞争对手。

这就是黄鼠狼看守鸡窝，不出安全事故才是咄咄怪事。

第五，政治正确的模范执行者。

既然是美国国企，那么美国政府推行的意识形态，波音公司必然不遗余力执行。波音公司是所谓多元化、平等主义的重灾区。

2015年，印度裔的丹尼斯·米伦伯格出任波音CEO，为响应印度发展振兴国内制造业的政策，将波音飞控软件外包给了印度软件企业，后来逐步发展到合作研发、生产制造等多个领域。

专业人士判断，起落架问题、风险数据反馈失灵等多数飞行事故就是因为软件控制系统出现故障。

他同时发扬印度的种姓制度和抱团习俗，聘用了大量印度裔高管。负责员工招聘的印度裔副总裁提出“多样性”原则，她说目的是为了展现波音的包容性，而且多肤色、多性别的团队，会更有创造性。印度裔员工数量迅速从1000多人上涨至近两万人，小圈子文化将大量优秀工程师人才排挤出了波音公司。

结果，一家生产航空器的企业，招进来一大堆长了“正确的肤色”、“有正确的性取向”的员工，唯独不看他的工作和技术能力。

波音公司由此变成了一座群魔乱舞的妖怪集中营。休息时间抽大麻，抽完大麻造飞机；上个月在街头卖热狗，这个月在波音生产线上造飞机；螺丝不是用来拧的，而是拿着大锤把螺栓砸进飞机。舱门在空中飞出，原因很简单，懒惰而又毫无责任心的员工，连螺丝都打不好，舱门上的四个螺栓，一个都没拧上去！

一个人、一个群体要想不被歧视，必须靠自身努力去争取，而不是靠特权照顾。印度目前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人才储备，并不能适应航空业的要求；有些印度人，就是不适合去造飞机，更适合去造飞饼。

多元平等主义的政治正确是完全反人类的操作。一家企业招聘员工，当然应当看的是他是否适合自己企业的能力要求，而不是看他的族裔、肤色、宗教信仰和性取向。

然而，在一个国企里，国家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则。航空业的生命线——安全，在政治正确面前，都必须让路。

以上，就是波音公司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它是干预主义造成的恶果。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持续保护，在自由市场上，即便是这种巨无霸企业，也将迎来剧烈的重组和改革，否则再大的企业也会被淘汰出局。

将一家企业国有化，集中所有资源和人力，它可能会完成一种单目标的任务，例如造原子弹。但是即便是造核弹、造军火，私营企业也比国企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国企也从来造不出满足所有人需求的好产品。因为它不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不接受消费者的检验，只用听从政府官僚的命令。

政府给一家企业或者某些人发放补贴，对于民众来说是一种剥削，对于这家企业来说，长远来看也并不是福音。官僚化的企业最终将丧失竞争力。而保障所到之处，控制接踵而来。自由与保障，从来不可能既要又要。给你补贴，你当然就要听我的，否则就以停补贴相威胁。当不劳而获成为生存手段，自我奋斗的精神和能力都同步下降，离开补贴就无法生存，离开政府就束手无策，爹亲娘亲不如国家亲。所以，补贴是将一个人死死拿捏、让人匍匐于权力脚下的一个手段。米塞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不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始国，同时也是现代反民主思想的摇篮，那可不是历史偶然性。

有人说波音公司忘记了自己安全第一、客户至上和精益求精的工匠文化。殊不知，正是干预主义让他们失去了这种文化。企业如果真的有什么文化，就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安全、产品性能、价格、售后服务等等，无非都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手段。离开消费者需求谈文化，在一个腐朽的国企里谈文化，就是在屎上雕花。

干预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可以将一个创新型企业变成一个循规蹈矩的教条分子，可以将一个精英团队变成草台班子，可以将一个以服务消费者为使命的企业，变成惟命是从的走卒和草菅人命的杀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