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律师在微博上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其种种观点，《意林》和《读者》上常有。当然，他实际上似乎是做移民中介的，从利益链条，可以读懂他各种说法的动机。

他说美国行贿受贿是同等重罪、双向犯罪，以宣扬美国的官员廉政，既不符合事实，也在法理上站不住脚。

1、美国没有腐败，因为腐败是合法的。

在美国，“旋转门”是公开的秘密。大型企业与政府之间互联互通（蛇鼠一窝，沆瀣一气），谋求政府订单和通胀利益，收割老百姓。华盛顿K街，住满了各种游说集团和智库，说白了就是给国会议员行贿，不过包装成合法的模样。

他们的腐败是制度化、流程化的。企业赞助搞一个研究报告，花费几十万美元，游说政客，给政客承诺离职后的高薪岗位，政客给他们出台一些照顾性政策、给政府采购订单和利益输送，将纳税人的钱财装进自己的腰包。大企业和政客之间，无缝切换。

美国的大型企业，有专门的“政府事务部”。听听这名字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事，也由此可以知道美国所谓市场经济的含金量——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企业为什么要跟政府搞关系呢？前国防部长最典型，例如埃斯珀，就是雷神公司分管政府事务部的副总裁，通过政商勾结，当上国防部长，卸任后回到雷神公司当高管，年薪百万。奥斯汀也在军工集团任职，是军工复合体的代言人。

它导致的结果是，美国的武器装备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贵的。美国国会众议员沃尔兹在美国2025财年军费预算听证会上，拿出一包机械零件里面的衬套，主要用于减震隔热。这东西在超市里面100美元就能买到，美国空军却花了9万美元。国防部里还有有1280美元的咖啡杯、1万美元的马桶盖。

我们可以从中理解，为什么要不断地夸大威胁，不断地研发武器，不断地放卫星，然后不断地发动战争和实施全球军事干预。因为可以增加军费供自己挥霍。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讲，的确是“枪炮一响，黄金万两”。

阿桑奇总结得最到位：美国发动的对外战争，实际上就是一种洗钱活动，将纳税人的钱财通过战争形式，装进了军工复合体的腰包。

你要说这种广泛存在的旋转门，这种压力集团主导政策，和政府采购领域的利益输送，不是腐败，那我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再比如南希·佩洛西夫妇，2023年股市投资收益率高达84.3%，吊打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两人年薪加起来几十万，但是资产1.2亿，活脱脱的“国会山股神”。谁要说这没有内幕交易，不是腐败，那你高兴就好。

这个以前写过好多篇文章，列举了很多案例，揭露美国的腐败。例如《腐败的旋转门政客》，《美国大跃进》《最不要脸的人在要求他人高尚》等等，可以自行搜索去看。

还有，美国的财团都会大规模赞助总统和其他政客的选举，这些政客当选后会投桃报李，让赞助者分享税金利益。这若不是腐败，就没有什么是腐败了。

爱泼斯坦在狱中自杀、肯尼迪被枪杀、拜登儿子的丑闻，这背后又有多少触目惊心的利益交换和腐败黑幕？

但是这些案例其实是无关紧要的，经济学的分析才是根本的。

美国政客是人，不是神。政客与所有行动人一样，首要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这是首先要记住的。

认为存在权力的地方没有腐败，这是缺乏常识的幼稚病。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永不过时。在一个不断侵犯州权和公民权利，不断推动联邦高度集权化的美国，你说他没有腐败，这就好比在说老虎不吃人。

只要存在公有化的地方，就必然有腐败。各类管制干预政策层出不穷，就是在侵犯私有财产，推进公有化，将资源如何使用的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手中，由此联邦政府就可以掌控分配资源的大权，实施权力寻租。至于它是什么样的操作手法，那是一个“技术”问题，无关紧要。

民主制度本身，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的分赃和腐败犯罪现场。它背后就是各种肮脏的利益勾兑和交换。政客为了选票利益，不论在什么领域，万变不离其宗的办法就是，以最有利于自己权力稳固的方式花钱——花纳税人的钱，贿赂民众，给自己收买选票。他们自己，则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旋转门的入场券。民主制度通往共产主义，它是最大的腐败。

只要有权力存在，只要存在公有化，就必然有腐败。在如今英美普遍推进干预主义、实现权力扩张的时代，说他们没有腐败，是不合逻辑的。

这也指出了消灭腐败的根本途径，那就是消灭权力，回归私产社会。一个没有权力的政府，当然就没法腐败了；一个手里没有公共资源的政府，自然就无法寻租了。

那么，任何往削减权力、减少公有化的方向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反腐败。米莱在这一点上就做的很好，他在不断地削减阿根廷政府、包括他自己的权力，让腐败无法滋长。除此之外，所谓三权分立、分权制衡、从严治罪，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甚至会变成高级的骗术。因为这些政治建构的本质，不是在消解权力和公有化，而是稳固和扩大权力和公有化，增强人们对国家——即权力——的认同。

2、行贿，是不是犯罪？

贿赂分为防御型贿赂和进攻型贿赂。

防御型贿赂，就是权力侵犯产权，禁止某种行为，产权人通过行贿，使产权恢复原有状态。

比方说，你用你自己的财产开店赚钱，你用你的车拉人赚钱，你在外地找了一份工作，这都没有侵犯任何人的产权，但是权力部门不允许，他们认为这是非法经营，是盲流，要将你的财产查扣，要对你进行收容，总之是将这种正常的产权行使行为视为犯罪。于是，你向掌控权力的人支付一笔贿金，他对你网开一面，你可以正常行使产权了。

这在经济学性质上跟支付一笔牌照费，获得某种经营的许可证，并没有本质区别。

最根本的就是，这权利本来就是你的，是它把你的权利剥夺了，让你不得不付出一笔代价来重新恢复你的权利。

这无论如何都不是行贿人的过错。行贿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侵犯任何人的产权，自己反而遭受了一笔财产损失——将金钱转移给了受贿者。所以它不是犯罪，所以当然没有“同等重罪”一说。

进攻型贿赂，就是主动行贿，谋求超越他人的特权，或者阻止他人进入该领域，排斥他人的竞争，获取垄断收益。

这个时候，掌权的人实际上变成了行贿人打击他人、侵犯他人产权的手段。他们两人合谋侵犯他人产权，妨害自由市场的运作。

但是犯罪理论要讲求直接因果关系，而不是无限追溯。无论如何，收受贿赂的是官员，直接侵犯他人的也是他们，是他们掌握着暴力机器，决定权在他们。所以受贿者犯罪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行贿者，应当根据个案中的动机、目的、手段、因果链、造成的后果进行综合分析，才能确定罪责。

3、有些律师，不如性工作者。

法律工作者的普遍倾向就是，要做一个社会工程师，通过他们制定的法律，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他们不懂产权理论，不懂经济学，主观武断和不加证明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植入法律之中（例如所谓的“公序良俗”），要求所有人服从。这些人不是在制定法律，而是在通过法律实施专制统治，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牧羊人，把大众当成了听从他们号令的羊群，凡是不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人，就是犯罪分子。

几乎所有法律工作者，在意识形态上都属于社民主义者，他们期望通过强制力的方式推动自己的社民主义议程，实施再分配，保护劳动者权益，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养老等等，打造一个乌托邦。

一切法律的根基都是产权，侵犯产权的法律，不是法律，而是“抢劫执照”。没有侵犯产权的行为，可能在道德上为社会所不容，但是却绝对不应当是强制立法应当规制的范畴。立法如果这样做了，恰恰是在侵犯产权，就是在否定真正的法律。

真正的法律是持久不变的，其目的在于定分止争和提供稳定预期。人为立法的增多，完全逆转了这一进程，它制造了无数纷争，让法律成为侵犯他人产权的利器，违背了法律的初衷；它系统性提高时间偏好，让人们失去了对未来的长远预期，法律将不再是定分止争、提供稳定预期的行为准则，而是统治者任意武断的命令，你永远不知道今天合法的事情，明天是否依然合法。

当法律随着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御用法律家的主观意志不断变化时，很少有人敢于投资长远，每个人都在做短期行为，及时行乐就是最好的选择，犯罪行为也会增多，这将导致社会的贫困化和去文明化。

但是不断增加人为立法，却是法律从业者们“大有所为”的领域。维持一个干预主义横行、细密如网的法律体系，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不但可以实施所谓“律师治国”，而且可以自然地竖起一道屏障，限制了许多人的进入，由此可以收获垄断收益。大众越是被繁文缛节的人为立法搞得晕头转向，他们就越是有钱赚。

高额的律师费增加了GDP，但是它实际上在不断地毁灭财富。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没有这么多立法，不会有对律师的众多需求，也不会将财富虚耗在打官司上。所以，律师的增多，是干预主义催生的，就像环保立法催生了一个环保产业一样。

这就像一条法律从业者的“产业链”：制定法律-侵犯产权-引发纷争-律师介入-解决纷争。好比那些补轮胎的，在好好的路上撒一大把钉子，汽车碾过去，他们开始补轮胎。

在把自己打造成所谓正义的使者，公正的守护神的崇高形象的时候，切勿忘记，你们本身就制造了不公正，你们在国家的羽翼下生存，你们口口声声追求自由，思想却始终被囚禁在利维坦的巨大牢笼之中。

尤其令人厌恶和鄙视的是劳动法颁布以来的劳动争议律师。

这些法律人面对制定法，不是思索法律本身是否公正这个根本性问题，而是按照法条，鼓动劳动者背信弃义状告雇主，煽动劳资双方的对立。他们无视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的民商法基本准则，为无赖行为张目，与劳动者一起敲诈企业，赚取脏钱。

他们这个时候，往最好处说，就是个法律复读机。即不论法条如何规定，正确与否，都乐于按照法条机械地执行。须知任何法律都必须经过理性的严格审视，并不是任何权力机构盖章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法律，都必须被执行。不假思索地服从于任何成文法律，是荒谬的，是对人类理性的背叛，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做机器和猪。

更加严重的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充当了强权的帮手，成为了权力的合伙人，是让恶法得以实施的助推手。因为法律如果没有人们的认同，它就是一纸空文，正是这些律师的反复怂恿和推波助澜，促进了权力的扩张，让恶法得以横行，打击了自由企业制度。

所以这些人不是律师，而是讼棍，是敲诈勒索犯罪分子。他们不能以“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我只是执行法律”来为自己辩护，让自己免责。

认为自己可以不去思考法理，而去使用一切成文的法条，就是把自己降格为技术员和工具人的角色。德国法学家考夫曼说道：“纯粹技术性的法学不过是一个性工作者，可以为任何人服务，也可以被任何人利用。每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学家基本上都能证明任何其想要的结果，可以将任何行为解释为犯罪，反而是那些并非法学家的正派人士不屑于使用这一技能。”

其实，这样说是对性工作者的一种侮辱。因为性工作者没有侵犯任何人的产权，尊重自由契约原则，自愿交换双方受益；而这些法律人，则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侵犯他人产权，是扩张权力的助推者，他们哪里比得上性工作者。

任何群体，都有“好人”和“坏人”。这文章并不是否定那些优秀的法律人的贡献，那些消解权力的律师，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律师，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我们也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位律师，而是根据律师这个群体的拥抱干预主义的本质，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从“观念类型”上的分析。

一个整天把自由、理性和公正挂在嘴上的群体，应当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应当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和面对批判的勇气，从批评中惊醒，而不是容不下批评。一个能够制定法律、运用法律，对千万百人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的群体，自由社会也本应对他们有更加严苛的学术和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