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妥妥的当代发达国家，今天却陷入了暴乱当中。

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教育投入不足，甚至缺桌椅板凳、缺老师，问题来了，一个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由于法国是以公立教育为核心的国家，要分析其公立教育的衰败、投入不足，自然要回到政府财政上去。

一）

政府财政破产以什么为标志，又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先抛开法国当下的现实不谈，我们来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财政，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受于财政危机当中。

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一个坚持量入为出原则来管理政府财政的国家。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支出大于收入。

因此，这个问题是有普遍性的，只是不同的国家处于财政危机的不同阶段。

那要观察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以及分析导致的后果，关键指标要看什么？要看的是债务利息。

为什么？

因为债务利息，是挤压所有公共财政支出的最大的因素。

利息支出对一国政府来说，它不是可自由裁量的选项，而是一个政府在法律上和信用上的最大刚性义务。

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权债务违约，这是只有极少数国家在极短的时间段内发生的事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常态，因为成为常态，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政将彻底失去融资能力。

因此，准时准额发放债务利息，就是政府财政最重要、优先级最高的一项支出，所有的支出都必须为他让路，不到万不得已，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都不会走向债务违约。

清楚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各国政府财政操作的优先次序。

不管政府如何操作，包括借债，收税，他们的收入都是有上限的，必然要是面临稀缺性的，这时，如何分配这一笔钱的使用，就有优先级。

利息是最大的优先级这一点理解以后，就要看利息支出的总规模有多大。

比如，当下法国，2027年债务利息支出预计约为630亿至910亿欧元（不同口径取决于是否包含特定债务工具和再融资安排），而教育部的年度预算约为640亿至655亿欧元。

由于债务不断累积，债务利息的支出，就会一步一步地超过其他项的支出，形成政府支出中越来越大的一项，也就形成了对其他公共支出的挤压效应，多支出A一分，就必定少支出B一分。

财政危机的程度由此不断上升。

通常来说，排在第二优先级的，是各国财政中的养老金支出，由于老龄化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当利息要挤压其他预算时，养老金可能被视作最后能够挤压的支出。

前几年法国街头抗议养老金的事件众所周知，也就是说，一个要减少全民所得的改革，是无比困难的。

因此，政治人物就必须选择那些影响力不那么大的支出进行削减，以应对债务危机。

然而，债务危机从来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节点问题，而是一个持续的问题，即每一年都会比上一年更严格，只要你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那么，债务危机就是越来越严重的结果，这意味着，对于其他领域的支出削减，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这个长期的过程，代表着一个社会巨大的痛苦。

因为过往表面上政府慷慨的福利支出，都要一笔一笔减少，而人们对政治人物的期待都是增加可得性利益，但不管政客选前如何承诺，面对稀缺性，面对债务利息的增加，他必然只有一条路，就是削减。

因为，他不能凭空变出钱来。

当然有些国家的政客，就敢完全放手造钱，比如委内瑞拉、阿根廷，其结果是制造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因为彻底地用政府印钞试图解决财政危机 ，其结果是更大的暴乱，甚至是社会陷入解构危机。

所以，法国这类事件，不是一个短期事件，而是一个持续性的事件，他过去在发生（抗议养老金），现在在进行（抗议教育经费减少），未来也将持续发生，因为各领域的政府支出，都会在利息增长的情况下，不断被削减。

而人们只要过去能轻松无代价（表面）拿到的政府福利，现在面临着不断减少的状况下，不满就会与日俱增。

今天抗议减少了教育支出，明天抗议减少了农业补贴，后天抗议减少了失业就助，只要影响的人足够多，就会形成越来越大规模的混乱。

为什么欧洲其他不少国家也出现了法国类似抗议？原因是一致的。

都是由财政危机导致的公共预算不断缩减。

这里可以举一个希腊的例子来说明。

希腊债务危机后，总养老金支出是降幅较低的，但是别的领域大幅削减。

2009至2015年间，希腊公共教育支出被削减了34%至36%。公立医院的拨款在2009至2014年间被削减超过一半。2009至2016年间，国防预算累计被削减33.92亿欧元，降幅超过52%。地方政府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被削减了60%。

这就是政客在不同政治冲击风险下的选择。法国政府也不例外。

二）

如何解决？

解决最重要的是全民共识，就是政府不再增加债务。

但这一点，也是最难的，因为，没有人在意政府增加了多少债务。比如，今天出一条新闻，某国政府的债务今年新增了多少，法国的学生会走向街头抗议吗？不会！

因为从债务到自身利益的损失，这中间有很长的逻辑链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影响到自己，甚至可以说，如果一国政府不再举债，马上就会出现大批的人发现，自己的利益被影响了。

阿根廷的米莱就在做这件事。

他试图进行财政平衡，就要削减能源补贴，民众们买能源要按市场价，还要减医疗补贴、教育补贴，这都会马上引发不少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

如果一个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民众总支出中来源于财政的比例在上升，这种改革引发的社会动荡就越大。

甚至他可以直接造成人道主义危机。

比如，过往通过通货膨胀、债务货币币手段来支出福利的国家，已经通过通货膨胀将民众的储蓄全部洗劫一空了，这时，你说不发养老金了，那些没有任何储蓄又失去了劳动力的老人，将无法生活下去。

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哪怕是主张要取消一切社会福利的奥派总统米莱，也不敢彻底取消社会福利，是根本做不到。

也即，政治上没有可行性。

我之前写文章，之所以说，现在的中国还有改革的空间，就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还没有发生严重通膨，民众手里还有储蓄，现在改革并不会出现人道危机。

而当走到一改革就有人饿死时，这种改革几乎是不可能彻底推动的。相反，为了避免这种危机，只会走向更大的灾难，即不断地制造更大的通货膨胀，南美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都是这种灾难的现实案例。

很多改革，只能渐进，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一环扣一环。

比如，法国的公立教育，在奥派看来，应该私有化，当作一个产业，由企业为民众提供符合各层次人群的教育产品，但是，如果如果马上消灭所有的公办教育，由民间企业自己组织，结果会是什么？是大量的民众马上上不起学，因为你过去没有让私立教育有发展空间，同时收取了大量的税收用于教育 ，这时，你说教育让民众自己解决，民营教育要建成完成的体系可能需要十几年，那立马可见的上不起学的危机就是爆发。

我以上在说的是，具体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难？就是因为很多管制经年累月积累后，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政治上，就是不可行的。

只有在管制初期，全民有共识的情况下，是大多数人得利的情况下，改革才能顺利推动。

当年俄罗斯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不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俄罗斯的公有化、国企化比中国的规模更大，涉及的人数更多，其过往的免费医疗就是不可能被取消的，因为涉及的人数太多，苏联的城市人口比例远高于中国。

这时免费医疗要取消，马上民众就会有痛苦感，而不是获得感。

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更顺利，就是因为享受福利的人总数上相对较少，在国企改革时，其实就是清除国企福利系统的享受者，是以几千万人计，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慢慢处理的。

而过程中，大部分中国人是通过市场化获得了利益的，这时的改革就相对容易。

也即，当你公有化分配严重到一定时候时，改革要遇到的政治阻力就很大很大，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先要采取私有公有两套体系并行，才能缓解冲突。

印度的医疗改革，即是成功案例。

印度原来是国有体系下的免费医疗体系，这套体系一直没有废除，但保持低投入，没有增加预算不断地让其质量提升，而是同时允许私营医疗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印度今天私营医疗，成为了全世界最为完整，也最为发达、最为便宜的医疗市场，绝大部分患者主动放弃公立免费医疗，主动选择市场化医疗，而印度政府在医疗领域的支出一直很低，这一因素就没有构成财政危机的来源。

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政府财政要支出的领域，也即要求二次分配的呼声越来越大，政府承担的各种支出越来越高。

军事、医疗、教育、住房补贴、学生餐、贫困补贴、农业补贴，养老等等，这些支出不断上升时，当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足以覆盖利息支出的增长时，所有的公共支出、福利支出，则面临全面降低的长期趋势。

如何避免这一结局？

只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对债务上涨的趋势进行阻止，对政府财政进行强约束，量入为出，减少支出规模，才能避免走向最后的大灾难。

什么是最后的大灾难？

就是政府在无法削减开支的政治压力下，疯狂印钞，到某一临界点触发恶通，最终导致社会解体。

过去南欧国家曾集体走到这一步的边缘，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灾难 ？因为欧元区的存在，即本国政府没有能力超发欧元，同时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财政危机的国家，通过薅法国德国这样经济大国的羊毛，让欧盟很多小国家比如希腊避免了走向恶通。

但整个欧盟下的通货膨胀则在不断上升，也即灾难由所有欧盟国家下的民众承担了。

为什么这么多小国想加入欧盟，就是因为可以薅经济更为发达国家的羊毛，而如果法国德国经济下行、也进入财政危机时，那么下一步，欧盟印钞解决法国危机就进行必然选项，这时，欧盟的其他小国则要跟着受罪。

三）

法国危机是如何一步一步上升的？

法国公共财政自1974年起，法国再也没有实现过预算平衡，整整半个世纪，每一年都是支出大于收入。

这不是某一届政府的过失，而是一种跨越左右翼轮替的体制性惯习，经济好的年份，政府选择减税和扩大福利以购买社会和平；经济差的年份，政府选择赤字支出以缓冲冲击。

债务从不被偿还，只被滚动。

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3.5361万亿欧元，占GDP的117.5%；财政部预计2026年底升至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双双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超过欧盟60%债务上限的近两倍。

2025年财政赤字占GDP的5.1%，2026年预计升至5.4%，远高于欧盟3%的约束线和政府自己设定的5.0%目标。

法国已是欧元区债务率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

旧债务以更高利率再融资的效应正在累积，利息支出的刚性增长不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

这时，法国政客的选择，不过是在各种社会危机中进行选择。

因为他们需要谋求政治生存。

他们对预算的调整，总是努力要选择将调整成本转嫁给一个在短期政治动员能力上相对最弱的部门，只是没有想到，高中生也能跑出来闹。

如果他们选择农业部门、或铁路部门的补贴削减，那么铁路工人或农民有封锁全国的能力。

如果选择退休金，那退休人员的高投票率会在选举中重创他们。

走到这一步，是几十年财政扩张的结果。

第一阶段是密特朗1981年的社会改革遗产。

第五周带薪假期、最低工资上调10%、法定退休年龄降至60岁，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大幅提升了社会支出，并使60岁退休成为此后任何改革都难以触碰的政治禁忌。

第二阶段是大额借款的政治传统。从1993年巴拉迪尔债券到2009年萨科齐的大借款，法国政治精英反复使用带有税收优惠的国家借款来为特定项目融资。

第三阶段是公共部门规模的持续扩张。

法国公共部门雇佣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就业人口，2023年达580万人；1997至2022年间公共雇员人数增长了23%，仅在马克龙第一任期内就净增17.8万个岗位，与其承诺的削减12万个岗位背道而驰。

公共雇员的薪资和社会分摊金每年消耗约3,570亿欧元。削减公务员岗位在政治上极其困难，教师、警察、医护等岗位的裁撤尤其面临强烈的社会阻力。

第四阶段是马克龙时期的减税与“千亿先生”标签。

从2017年6月到2025年3月，法国债务从2.281万亿欧元升至3.345万亿欧元，增加超过1万亿欧元，马克龙因此被反对派称为“千亿先生”。

i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法国政治人物提出削减支出，。

但是，任何触及退休年龄、福利指数化或公共雇员规模的实质性改革都面临极高的政治死亡风险。

前总理贝鲁因提出440亿欧元节约计划而被议会推翻，继任者勒科尔尼在2027年预算中则选择将退休人员税收优惠等敏感措施“交由国会决定”，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回避。

财政整顿因此陷入一个悖论，需要整顿的规模越大，政治上可行的整顿空间越小。

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近5%，超越多数欧盟同类国家，利差扩大意味着未来每一轮再融资都将以更高成本锁定利息负担。

路易十六是否说过那句话，是有争议的：我死后，哪怕他洪水滔天。

但法国这些政客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干的，因为财政危机会走向哪一步，所有政客都经过基本的训练 ，都是一清二楚 的。

最后就是主权债务违约，政府借不到钱了，公共支出最终断崖式下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甚至财政危机。

什么意思？比如，养老金大幅降低、医疗质量降低，公办教育质量降低等等，因为钱都借不到了，不降可能吗？这会在短时间内暴发，而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类似于，过去一个家庭靠债务来支持较奢侈的生活，现在还不起债了，也借不到钱了，生活水平必然一落千丈。

应该说，法国政客当下削减教育预算，还是一个边际改善，如果暴动构成政治压力，不敢降任何领域的支出，那危机全面爆发，会来得更快，甚至一两年就会出现。

但是，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客真正阻止了走向这一危机，反正，走到这一天，还远着呢，关我屁事。

四）

我最后想说的是，什么时候是有改革的机会的？

领退休金的人数比例占比还不高进，储蓄率还比较低时，全民教育不完全依赖公办教育、公办医疗时，公务员、国企人员占比还不太高时，人们主要收入来源于市场化而不是转移支付时，这时，都还有改革的政治空间。

一旦走向大部分老人靠退休金、大部人完全在公立学校、大部分人完全靠公办医疗，公职人员不断上升时，这时，改革的政治空间将变得极小。

我认为，仅从政府支出结构上来说，中国还有这个改革的空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公有化分配还不够，还应该更高，中国属于完全没有改革财政的社会共识。

法国各领域福利支出，在政府财政危机下，已经缩减很多年了，中国呢，还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过程，阶段不一样。

财政问题，是观察一国政府行动最好的窗口，最差的情况就是任何政治人物上台，面临着一个没有选择的状态时，都必须按财政局面走时，没有任何可改革的政治空间时，这时，就到了大灾难爆发的时刻。

如果不进行结构化改革，法国离这一天，不会太远。整个欧盟离这一天，也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