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暴乱因公共资金分配问题而起，就是通过暴力手段要挟法国政府，将国库资金更多地分配给自己。而国库资金的来源是税收，即对民众的财产的掠夺。因此这种暴乱的性质是分赃。

只要是伸手向政府要钱，不论是通过舆论发动的手段，还是通过暴力胁迫的手段，就都没有正义可言。当人民要求政府照顾时，即希冀通过侵犯他人的财产满足自身欲望，就是自由丧失之日，道德沦丧之时。须铭记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名言：政府由人民供养，但是不应当反过来哺养人民。

只要存在公共资金，那么分配给谁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这次是学生、教师，下次是医生护士，再下次是卡车司机、钢铁工人。无非是受益和受损群体的不同，而没有改变再分配的本质。也就是说，分给谁，都是不公平的，因为那都是嗟来之食。

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人都可以结成压力集团，将手伸进别人的口袋。人人抢劫人人，在这里受益在那里受损，最终人人受损。一旦人人可以向人人的财产主张权利，私有财产就消失了。这正是communism的典型特征。

当这个问题以分配不公的名义出现时，它被披上了“公平正义”的外衣，这是当今民主制度和福利国家下最大的话语骗术。它指向的是，存在一个公平的、平等的分配制度，让人人的收入趋向相等；一些人的贫穷，不是自身能力有限和不努力的结果，而是他人欠自己的。然后，这个“公平”制度的操盘手，必定是全能的法国政府。

须知自由市场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和凌驾于生产过程的分配存在。当生产和交换过程完成，分配自然而然发生。

例如，早上去吃豆浆油条，一份五块，你把五块钱交给早餐店老板，这五块钱就从你的口袋“分配”到了老板的口袋里。今天早上有100个人光顾这个早餐店，那么这100个顾客合计将500元“分配”给了早餐店老板。

当消费者对消费财货通过评值而支付价格，用于生产消费财货的资本财货，就因消费财货有价值而获得了价值，企业家就会根据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行估价，进而支付其资本化的价格，各类要素持有者由此获得了市场分配的相应份额，分配同时完成。

例如，要生产豆浆油条，需要租用房屋、雇佣员工、购买豆浆机等生产设备，老板会根据这些要素对最终产品的边际贡献，将未来收入折现后，将金钱支付给房东、员工和豆浆机供应商，土地所有者、劳动者、资本财货生产者，由此也“分配”到了收入。

这就是自由市场最公平正义的分配。它连接了个人主观估值与市场的客观估价，通过货币价格的方式得以表达。一切经济财货，都因其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和需求紧迫程度，获得了公正的份额——有人愿意出高价、即需求紧迫，那么你就获得了更高的收入。这种分配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造和奋斗动能，在造福他人的同时实现利己，这种情况下，财富即美德，是聪慧的企业家才能和自身努力的结果。它为财富正名。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暴乱的起因，的确是分配不公问题。但其含义是：有人想要打破市场公平正义的分配体系，建立一套再分配的制度。

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套奴役制度。因为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你有能力、收入高，是一种过错，必须将你的收入强行拿走，交给那些没能力、收入低的群体。前者是奴隶，后者是奴隶主——后者可以无偿地占有前者的劳动成果，如果他不愿意交出，那就暴力伺候，将他关进监狱。

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会争当奴隶主，向奴隶主阶层主动靠拢，设法成为食税阶级。社会评价一个人的办法，不再是他的企业家才能和为同胞做出的贡献，而是能不能得到高级种姓的荣宠。为了加入高级种姓阶层，不惜卑躬屈膝，且编造一套话术让自己心安理得，甚至不以为耻反而为荣。

这时候就的确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了，因为一部分人的确被掠夺了，财富被再分配了。

然而很清楚，这种分配不公的根源，并不是自由市场造成的，而在于法国的政府干预。最终而言，在于法国人的观念败坏，他们授权法国政府做这种不道德的事。

再分配权力，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大众观念决定的。

法国暴乱的原因，还很不幸地被导向了清除移民的方向。

包括法国右翼和美国总统，都认为这是移民惹的祸，当看到吃福利、零元购的小黑哥时，大众更是强化了这种观念，认为如果能够实施边境管控政策，就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安宁。

我们承认，如果实施移民管控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内缓解分配矛盾问题。因为吃福利的人少了。但它不是治本之策，只是在掩盖并延缓问题的发生，导致未来解决的困难更大，造成的社会失序将更深更剧。

移民问题，应当坚持权力的去中心化原则，在私产的原则下处理。愿意不愿意接收移民，归根结底是私人的事务、私产社区的事务，由他们来决定愿不愿意接受一个外来者，并提出相应的条件。在当今世界，不断地下放移民准入权力，是边际上的改善。

因此，法国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开放移民政策，应当准确地被定义为“强制融合”问题：强制性要求不同族裔、文化和信仰的人群生活在一起。

一个社会的文化认同很重要，同质化的群体，更容易形成社会纽带，更容易和谐相处。这在经验上是成立的。美国作为民族百衲衣，在19世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到这片大陆，且能够和谐相处，根本原因在于移民们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和奋斗精神。而且，他们来了之后就学着说英语，由此凝聚成了一个共同的族群：美利坚。

但是一旦加入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因素，由福利分赃引发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反事实推理：如果福利制度继续，法国没有移民问题，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动乱了吗？或者，如果福利制度继续，在一个没有移民的民族成分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是一个民族成分高度同质化的国家，为什么照样出现不断的仇老杀老事件？因为福利制度要求持续的掠夺存在，社会由此被人为分化成了两个种姓阶层。

当今美国为什么也会发生各阶层的冲突？也是因为福利制度让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让另一部分人受损，无法达成自由市场的帕累托最优。而民主制度系统性强化了对他人的掠夺，组成压力集团掠夺他人，成为许多人的生存之道。而政党则为了选票利益，倾向于吸纳更多低生产力的人群，因为无论是谁，都是一票；来了就要吃福利，对于生产者来说是一种灾难，但是对于政党来说却是一种可以操弄的技术，它可以竞相承诺福利收买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移民变成依附于他们的奴仆，稳定自己的票仓；可以不断地细分人群让福利定向直达，不断地创造“受害者”、“弱者”，让他们变成嗷嗷待哺的巨婴，谁不给他们福利，反而成了道德上的污点。

越来越多的、各种名义的福利领受者，持续地强化对生产者阶层的掠夺。只要再分配问题不断发生，必然存在受益和受损两个群体，必然存在净食税阶层和净纳税阶层，这种矛盾就会不断聚集，直到有一天集中爆发。政府无法逃脱稀缺性这一基本的法则，有限的资源调配到这里就用不到那里，必然存在剥夺一方而照顾另一方，当被剥夺的群体难以忍受，当福利不断增长，意味着税收不断增长，被剥夺感更强，要求公平的诉求更加强烈，就在酝酿一场动乱。

那些被剥夺的群体，不会提出正确的诉求——停止一切福利；而是提出自己也要享受同等福利，加入抢劫大军。这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恶化问题。

人们也不会正确归因，将一个再分配问题，理解为移民问题，以为通过清除计划，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冲突。

试想一个简单的类比：当一群红头发的人进入一个黄头发的人的社区，并可以从后者那里攫取财富，由此引发了冲突。那不是因为他们长着红头发，而是因为他们是吃福利的高级种姓。把红头发的人清除了，换一批跟自己长着一样头发的人去掠夺，并不会减少冲突，因为让同族的人掠夺自己，并不比让异族的人掠夺更加舒服。

这告诉我们：如果有自由精神，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和谐相处；如果没有自由精神，即便是同一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也会冲突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