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利摩日市政厅，在10月17日被大面积烧毁。 这是一栋拥有143年历史的建筑，此前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都未曾被毁。

作者：周克成（人文经济学会）

2026年10月17日，法国的学生抗议与工会群体的示威汇合，多座城市发生冲突和纵火。此前，学生要求改善学习条件；走上街头的其他群体，则表达着对生活成本和购买力的不满。

这些诉求背后，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法国政府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觉得，自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看清政府承诺与经济能力之间的关系。承诺可以通过政治决定迅速增加，兑现承诺所需要的财富，却必须靠持续的生产来创造。当维护既有承诺的成本开始削弱生产和就业，财政困难就会不断转化为分配冲突。

法国政府规模有多大？

按照IMF《财政监测》2026年4月版的统计，2025年，一般政府支出相当于GDP的比重，日本为36.9%，美国为37.7%，德国为50.5%，法国为57.5%。在这几个主要经济体中，法国最高。

这里的“一般政府”，包括中央、地方以及社会保障部门，部门之间的转移已经合并抵销。57.5%衡量的是公共支出规模，其中既有政府提供服务的成本，也有发给居民的养老金等转移支付，不能理解为政府自己生产了全国57.5%的产品，或拥有同样比例的企业。

法国的大政府有很长的历史。1945至1946年的战后国有化，已经把大量企业纳入国家控制；1982年，密特朗政府又推动一轮国有化。但从1980年代后期起，法国也经历了多轮私有化，银行、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大批企业先后脱离国家控制。

这段历史说明，只看国家拥有多少企业，已经不足以理解法国政府的规模。政府可以退出一家企业的股东名单，同时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继续深度参与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

对法国而言，重点在支出账本。

法国国家统计局的2025年账户显示，养老金、失业待遇、医疗报销等现金和实物社会给付，约占公共支出的45%；公共部门雇员报酬另占约22%。

这笔支出还不能由当年收入完全覆盖。2025年，法国公共财政赤字仍达GDP的5.1%，年末公共债务约为GDP的116%。

这些数字揭示了预算为何难以调整：养老金已经进入老人的生活安排，公共岗位关系着雇员及其家庭的收入，补助也会成为受益者作出长期决定的依据。政府下一年编预算时，面对的是大量已经形成的义务和预期。

一个支出项目实施得越久，围绕它安排生活的人就越多。它在预算表里只是一个科目，在受益者眼里却可能已经是一项不能失去的权利。即使政策效果不佳，撤回它也比当初推出它困难得多。

增加支出与削减支出，面对的政治激励并不对称。

新增一项待遇，受益者容易看见；为此增加的税负，可以分散到大量纳税人身上。反过来，取消待遇的损失集中而明确，节省开支的好处却分散，甚至要几年后才表现为更低的税负或更稳健的财政。于是，受损者有强烈动力组织反对，潜在受益者却未必会为改革提供同等支持。

举债又给了政府一个延后选择的办法。今天保留待遇，今天不必足额加税，利息和偿债压力交给以后处理。这使推迟改革常常比立即改革更容易。

法国养老金改革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2023年的改革试图通过逐步提高最低退休年龄、调整缴费年限等办法改善制度的财务状况；但改革在2025年12月被暂停至2028年1月。欧盟理事会指出，这会增加债务，并削弱改革原本预期的就业效果。

问题不需要靠“法国人变懒了”来解释。人们按照既有规则作出安排，然后反对规则改变，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每个群体都能理解的要求加起来，并不会自动得到一份付得起的预算。

更深一层的困难在于，维持这份预算的办法，还会反过来影响创造财富的能力。

企业决定是否新增一个岗位，要比较这个岗位能够创造的价值与用工总成本。劳动者决定是否增加工作，也会考虑多付出劳动后能够实际留下多少收入。如果税收和缴费提高了雇主的成本，却没有相应增加劳动者的到手收入，一些本来有可能发生的雇佣和劳动，就可能不再发生。

公共服务当然能够提高生产能力。教育、基础设施和有效的医疗服务，都可能让劳动与投资获得更高回报。因此，衡量支出是否值得，要看它创造的收益，能否抵偿筹资和资源使用的成本。

但一个支出项目如果因为削减困难而长期保留，它能够继续存在，就未必是因为它仍然值得。用更高的税负保护低效支出，会同时保留低效配置、抬高生产成本。这正是财政承诺可能侵蚀自身经济基础的地方。

欧盟理事会2026年对法国的评估明确指出，持续高额公共支出需要较高的总体税负，进而影响经济效率；法国较重的劳动和生产税负，也在拖累竞争力。

借债同样不会让成本消失。法国2025年公共债务利息开支达到647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1.2%。在收入和赤字目标既定时，用于支付利息的钱越多，留给改善学校、医疗和其他服务的空间就越小。

这样，一个能够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便出现了：既有承诺难以调整，维持支出的成本不断累积；如果这些成本压制了投资和就业，收入与税收增长便会受到拖累；生活压力又增加了要求政府补贴的呼声。政府若继续用新增承诺应对，就把更重的负担带入下一轮。

这里最危险的，是政治上越来越不能削减，经济上却越来越难以负担。

街头抗议与这套机制的联系，也在这里。

学生要求更好的教学条件，可以有充分理由。一个国家公共支出很高，也完全可能在某所学校、某个地区出现服务不足。因为总额庞大，并不意味着配置合理，更不意味着新增的一欧元会优先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但解决这些问题，终究要回答钱从哪里来。保留所有既有待遇，同时增加教育投入，可能意味着提高税负或继续借债；不增加总负担，则需要压缩其他开支、减少浪费，或者改变服务的组织方式。每一种选择都涉及具体的人，也都有成本。

年轻人的处境尤其矛盾。他们现在需要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进入劳动市场后，却又要承担维持既有承诺的税收和缴费。如果今天的安抚主要依靠借债，未来预算还要为今天的决定继续支付利息。

同一个人，可能在学生时代要求增加支出，工作之后抱怨税负过重，退休之后又反对削减待遇。把社会简单分成“国家供养的人”和“供养国家的人”，反而会遮蔽问题：许多人一生中会轮流处在这些位置，制度却必须使长期承诺与长期筹资能力相匹配。

当越来越多生活安排依靠公共预算，政府也就成为越来越多不满共同指向的对象。人们可以在反对政府时站到一起，却未必能在承担调整成本时达成一致。要求政府“多做一点”容易形成共同口号，决定谁少拿一点、谁多付一点，则会把共同的不满重新分裂。

这能解释财政约束为什么会加剧分配冲突。

突然推翻人们已经据此生活的承诺，会造成真实损失；但把所有承诺永久冻结，又会让尚未进入制度、组织能力较弱的年轻人承担越来越多成本。

法国政府规模之大，最值得警惕的后果，是庞大的支出逐渐形成了一个难以调整的分配结构。政府手中经过的钱很多，能够重新安排的钱却未必多。而每次试图恢复调整能力，都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冲突。

政府可以许诺收入，却不能许诺收入的来源永远充足。如果维持既有分配的代价，是让劳动、投资和创造就业越来越不划算，最终受到威胁的，也包括那些原本希望通过政府得到保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