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违法者并不因其违法行为而感到羞耻，要么是这个人毫无道德感，要么就是法律本身出了问题。

我们通常认为，合理的就是合法的，合法的也应该是合理的，但实际上二者并不一致，法不容情或有情可原都是在表达这种情况。

保守主义者喜欢依据常识进行调和，他们相信判例法要比成文法有智慧。

但是，一个错误的判例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被人们长期奉为真理，而借助历史与经验的保守主义对此是无计可施的。

也就是说，在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上，如果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它们的矛盾将永远存在。

例如，临近春节时，乡间少年多聚众赌博取乐，也有因此被拘留者，但他们谈起此事，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有一种炫耀心理。

同样的，当他们听闻当地发生的强奸案，除了咒骂犯罪者的恶行，还会顺带说一句——傻叉！去城里几百块就能解决，为什么去犯罪？！

以上事实所表现出来的道理，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人们的道德到底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之上？所谓的法律，是否背离了这个根基，从而导致了法与理不能相容。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对他人的侵犯，赌博取乐是纯粹自愿的行为，赢了钱，高兴自然不用说，输了也要愿赌服输，这其中并没有哪个人受到了侵犯。

执法者似乎只能以“为你好”的高姿态进行处罚，但是对于一个具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个人来说，他应该为其自愿行为负责，而不是其他人可以认为他“将以不明智的行为伤害自己”，并因此对他进行处罚或阻止他的自愿行动。

如果我们承认，个人拥有他自己的完整的人身所有权，那么第二个例子中，犯罪者不惜犯罪而达到目的，确实不如通过自愿交易而达到目的。

他之所以选择犯罪，除了心理变态以外，当自由交易被定为违法，对于他来说，其成本与犯罪相差不大时，他就会选择铤而走险。

而且，在第一个例子中，人们大多对于举报者深痛恶绝，大骂其“不是人种”，意思是毫无道德。

一个社会，法律与天理相互违背的情况越多，社会撕裂甚至崩溃的风险就越大，究其原因，即没有为二者寻到一个共同的判断标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应该多少能体会到，重要的是自愿还是强制，是交换还是被侵犯，判断的标准只有四个字——私人产权。

先有了明确的产权，才有了道德与法律，基于产权的法律才谈得上法不容情，毕竟道德会因某些历史传统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但道德作为一个软约束，只要不借助舆论呼唤神龙，它的危害是很小的。

而法律作为硬性规定，如果它违背了产权原则，其危害则是长远且巨大的。

刚刷到一则旧新闻——瑞典法院以“强奸持续时间不够长”为由拒绝驱逐强奸犯。法官裁定，强奸16岁女孩梅娅·奥伯格的厄立特里亚移民亚齐德·穆罕默德不会被驱逐出境，理由是强奸时间“太短”，不构成特别严重的罪行。此举引发瑞典民众的愤怒。

其实，左派的各种政治正确，不在于它违背常识常理、扭曲传统价值观，而在于它以另一种价值偏好为由，支持侵犯他人产权的行为。

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将一个社会扭曲到无法理解的程度，对于政客来说，如果宽容罪犯而非同情被侵犯者对获得选票有利，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我们已经不能依据任何正常的社会规则，对此事进行判断，只能说瑞典的所有政客，包括整个司法体系，都是一群彻底的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