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开始败坏的背后，是经济！

最近，发生了几起恶性案件。

有一起，被广泛认知为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驱动的，这种猜测我并不认同。

治安案件增加的主因是经济问题。

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部分认同，但需要正确归因，一些人归因为中国遍地的摄像头，认为是威慑力的增加，让治安变好，这个归因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治安变好，主因是经济发展了，工作机会足够多，而且过去这几十年内，中国人感觉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未来有盼头。

改革开放后，在1983年、1996年、2000年和2010年曾经搞过四次大规模的严打。

在第一次“严打”中，总计打掉了抢劫、强奸、盗窃等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抓获团伙成员86万多人。

且在这严打的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宣称破获了各种刑事案件160多万，抓获各种犯罪分子177万多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另有2.4万人被判了死刑。

但社会治安好转了吗？没有！

1979年，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为50多万件。1980年，增长达到了70多万件。1981年，更是增加达到了89万多件。

第一次严打后，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迅速下降到了51万多件。1984、1985年、1986年，基本上都在50-60万件之间。

但从1988年开始，刑事犯罪又疯狂增长。

1988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就已经增长到了80多万件。从1988年开始，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情况。

我们以山西省为例，1991年，山西省总计发生车匪路霸案件7435起，其中，抢劫案件3501起，盗窃案件2723起，流氓、伤害案件596起，杀人案件166起，哄抢案件77起，其他案件26起。

而到了1995年，全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总数，已经超过了150万件。时间进入1996年，一位公安部门的官员描述；“1996年的前个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

于是再次启动严打。

这一次严打，就与国级官员相关了。

1996年2月，作为副国级干部，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在家中遇害，凶手正是负责李沛瑶安全的武警战士张金龙。

李沛瑶遇害案件仅仅发生6天以后，1996年2月8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北京朝阳区安慧里附近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门口，几名歹徒抢走了2支装有巨款的运钞箱，银行工作人员和保安员被打伤。这一案件，就是著名的鹿宪洲案件的第一案。

紧接着鹿宪洲连续多次作案，都是直接抢银行，造成多人死亡。

1996年还发生了白宝山案件，从1996年3月31日开始，白宝山开始了一系列抢枪、杀人、抢劫活动。先后抢走了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一把81式自动步枪、一把54式手枪。为了获得枪械，杀害了多名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

这三大案件，促成了第二次严打。

第二次严打期间，公安机关总计打掉了各种犯罪团伙9万多个，逮捕各种犯罪分子总计42万多人，30多万人被判刑。

就在第二次严打结束没多久，刑事犯罪再一次升高，2001年，河北、天津、广东等地连续发生了各种重特大案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2001年开始了第三次严打行动。

这几次严打中，还有大量的人因为一点点轻微问题，甚至不是问题（比如所谓的流氓罪），被处理，甚至被枪毙，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结果呢，整个社会因为这种夸张的严打，而让所谓的“社会风化”好转了么？

刑法专家、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根据数据分析研究，得出历次“严打”均未达到长效目标的结论：

1983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

第二次“严打”时期的1997年，刑事立案数基本与1996年持平。但是，1998年即增至198万起，1999年—2001年分别为224万起、363万起，445万多起，犯罪呈迅速上升趋势。

2001年第三次“严打”后的2003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刑事案件数量约为206.3万件，三年的平均数约为68.79件，远远高于1998年至2002年的平均数56.6万件。

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人在生产效率极低的农村是很难生存的，但城市中的企业投资数量是逐步增长的，从农村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但城里的工作岗位增长速度还没有跟上。

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短期失业问题。

全世界任何一地的治安灾难，都与当地的失业率相关。有一些是因为投资不足，有一些是因为管制过多，还有一些因为政府鼓励失业（发高额的失业补贴）。

这时，再多的威慑力都不能控制治安败坏的局面。

贫困、失业、失去未来的希望，时间偏好升高，才是治安灾难的真正原因。

设想一下，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大街上会不会充满抢劫犯呢？到处是零元购呢？当然会出现。

18世纪的伦敦，治安状况非常糟糕，在枪决死刑犯的现场，看热闹的人群里面都会发生盗窃行为。这不是边打铳来边出鬼么，能威慑住盗窃行为吗？

一切问题，要解决，都只有一招，那就是搞经济。

只要经济高速增长，一切问题，都将不成为问题。但如果经济调头向下，那所有的问题，都会成为问题。

近些年来，社会政策，多过了经济政策。主张分配的声音盖过了主张经济发展的声音，这无疑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错误方向。

做大蛋糕，就是唯一的发展途径，强调分配只会导致经济发展变慢。

做大蛋糕，所有人的财富都会同步增长，所有人的实际可得财富都会增加，今天的中国人，哪怕是最底层一个月只能三千块工资的人，他们的真实财富水平，都是过往国企工人的上百倍。

我一直认为，中国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也有一些历史带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有一些情绪我认为是正常的，比如对日本靖国神社的批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评。

但是，这一股情绪，并没有对贸易和分工带来太多直接的影响，日本几家车企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很不错，我也有一台日系车。

治安的问题，直接归因到这种情绪我认为不够准确，当年的U型锁事主，也是一位在工作中陷入困局的年轻人，他更多的不是基于“恨日本人“，而是基于对自身状况的不满情绪的狂暴发泄。

我不相信，一个有家有业，前途光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人，会在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下去杀人，即便他一谈到日本就愤怒不已。

我也同时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能持续发展发展，这些过往历史的情绪会慢慢消退，经济上的繁荣，才能让更多的人更自信，从容、淡定地看待过往的历史。

如果中国人普遍活得比日本人要好了，对那些历史还会那么纠结吗？

苏州胡友平，拯救的不仅仅是一车孩子

英雄这个名字，在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下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胡友平是绝无争议的英雄。

面对暴徒，她挺身而出用生命去保护一群弱小的孩子，任何时候，人类社会都会给予她英雄的称号。

只有极少数被变态人格支配的人，才不承认这一点。

校车上还有五六十个孩子，如果没有她和赶过来的几位平民的努力，这些孩子在这种暴力面前，几乎是毫无抵御能力。

胡友平只是打了一份工，做了一个校车引导员，面对持刀暴徒，她如果选择逃跑，其实无可指责。

我想，这位55岁的大姐，是一种基于保护孩子的潜意识、基于女性伟大的母性、毫不犹豫地与暴徒博斗。

她的这一壮举，救下了校车上所有的孩子。

但是，她挽救的不仅仅是这一群孩子。

让我们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失去了胡友平的壮举，会发生什么？

这就将发展成为一场震惊全球的屠杀儿童案，会造成数十名儿童的死伤。

由于，受害者是日本孩子 ，这还将演变成为一场国际风波。

的确，杀人的就是暴徒，任何人不需要为他承担责任，暴徒也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其他中国人。

但是，舆论不可能如此理性。

我们来回顾一件历史上的旧案，那就是千岛湖事件。

1994年3月31日观光船“海瑞号”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发生命案。

24名台湾观光客、8名大陆船员和导游在船上遭到抢劫和烧死。犯人为淳安县人余爱军和胡志瀚，和相邻的建德市人吴黎宏，三人当时22-23岁。

同年，三人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定罪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三人判处死刑。

由于遇难者主要是台湾游客，刑案成为政治事件。

台湾政府及媒体认为大陆公安故意将“纵火劫杀”淡化为“火灾”不满浙江当局的采访安排和侦案沟通。浙江公安机关则认为在刑事调查期间不应详细透露案情，仍按原有惯例发布消息。

此案在台湾引发轰动，强烈冲击两岸关系。案发当年赴大陆人数降低了将近四成，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金额减少了七成。

根据台当局官方民意调查，案发后台湾的国族认同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这本来也是一次简单的刑事案件，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后果呢？因为各国各地区都有不同的政治舆论，他们有需要借助社会事件达成的政治目的。

这次事件，也一样。简单来说，政治就是舆论，政治史就是舆论史。

如若我们没有胡友平这样的英雄，那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营销环境形象，都将在这种恶性大规模惨案中受到极大的影响。

紧随而来的就是观光人数、外来投资、本地外国人情绪的各种变化。

中日之间本来就存在历史问题，以及各种现实问题，但今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还是重新开启了，这说明，经济发展的需求更为重要。

但如若爆发大规模儿童死伤的惨案，那一切向前看、一切围绕着经济发展的发展方向，就会被舆论所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就会带来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但这种风险的结果是确定性的，如果经贸受损，那就是最终影响市场中所有人的利益。

很不幸，居然有暴徒拿刀指向儿童。但凡把刀举向儿童的，不管原因如何，其都不再是社会成员，而是如闯入人类世界的猛兽，人人得而诛之。

我们也很有幸，有胡友平这样的英雄，她救下的不仅仅是几十个孩子，还在阻止了一场会引发国际风波的惨案，阻止了一场会破坏苏州、乃至中国整体形象的惨案。

至于那些骂胡友平为“汉奸”、认为死几个日本人无所谓的极少数社会败类还经常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确需要反思。

二十一世纪了，追究历史责任当然没问题，但是，当代的日本人，这些日本孩子，他们不应该成为仇视的目标，他们是来中国投资的日本商人，是与中国人合作交易的朋友。

那些当代军国主义右翼政客们，历史上的侵华日军，才是真正的敌人。

如果这一类的民粹主义借着“爱国”名义，在不停地破坏中国发展的舆论环境，那么，他们才是伤害中国人的“汉奸”。

全球是一个市场，不管哪一种国籍，大家在一起交易合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结果，也是当前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

全球化的市场中，容不下只有仇恨的民粹主义，容不下对着普通外国人要打要杀的舆论势力，这种势力越强大，我们就离全球化市场越远。

很多人死去，不值得千古的评价，但胡友平值。

治安的背后，是经济！

苏州胡友平女士的英勇行为令人感到万分敬佩，她绝对配得上英雄的称号。

生命就是生命，没有日本生命和中国生命。孩子就是孩子，不论是中国孩子还是日本孩子，都是孩子。保护无辜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是英雄行为。一位女士手无寸铁，面对行凶的歹徒挺身而出，更是英雄中的英雄。

胡女士的英勇行为，不光拯救了许多日本孩子的生命，而且避免了一场外交冲突。如果不是她，歹徒对毫无还手之力的日本孩子们大开杀戒，这将被舆论无限放大，看做一场种族屠杀，引起重大的外交纠纷。在中日之间本来就有重大历史恩怨的状况下，火上浇油地让两国关系跌至谷底；也将使正在推动实施的中日韩自由贸易蒙上阴影。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这最终对两国人民都不利。

社会大众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跟着脑残和别用有心的人瞎起哄。当今的日本人，跟二战时期的日本人，不是同一批人；军国主义的日本，跟现在的日本，不是同一个日本；即便是在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也照样有热爱和平、阻止战争的日本人。不可以把日本这一集体主义的虚构概念实在化，对准每一个实实在在的日本人，这就跟说“河南人都是偷井盖的”一样愚蠢。

我们严厉谴责当初实施暴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那些发动战争、滥杀无辜的军国主义分子，应当全部被送上绞刑架，包括当时的日本天皇。罪责应当是具体的发动战争的人来承担，而不应当祸及平民，更不应当让平民的后代承担责任。

我们回顾历史，铭记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不是像法官那样分配赞扬和责备，更不是为了世代为仇相互敌对，而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米塞斯说：

我们寻找真理，而不是罪行，我们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去理解事情，而不是去发布责难。如果一个人按照检察官处理刑事案件卷宗那样的方式——为了控告而寻找材料——处理历史，那么他最好远离它。历史的使命，不是为了满足大众寻找英雄和替罪羊的需要。

也就是说，我们铭记那段惨痛的历史，是为了分析，当初的日本为什么会发动骇人的战争，是为了分析两国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事实上是什么状态，继而导致了战争。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再次陷入那段悲惨的历史之中，进而推动中日双方世代友好。

经济学给出的答案很清楚，那些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有着充分的经济动机。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俘获人心，是因为人们相信照他们那样做，对自己是有利的。日本当初侵略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是经济政策的结果，一国如果无法自给自足，而对外贸易又发生中断，那么其办法就是要将外国领土变成本国领土，手段就是发动战争“拓展生存空间”。

国内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国对内实施经济干预，就必然对外实施贸易管制，否则国内经济干预政策就行不通。由此，在贸易中断的情况下，两国国民没有了利益纽带，发动战争对双方损失不大，反倒可以通过掠夺增进自己的利益，由此就有了战争的基础。因此，经济民族主义通往战争。

这告诉我们，要想避免战争发生，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当双方国民频繁来往流动，相互自由交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时候，战争对谁都不利，就没有了敌对和战争的舆论氛围。当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解决本国无法自给自足的难题，增进自身福利时，又有谁会采取战争这种高风险的方式呢？当贸易自由，国境线划在哪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中日之间和平的根基在民间，在双方的人员、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推动中日世代友好的根本途径，就是自由贸易。

贸易，没有国界。跟日本人贸易，与跟河南人贸易，没有本质区别。战争状态，也并不仅仅指两个国家之间，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侵犯产权的事件，同样就是战争状态。

那么同理，要想维持国内的和平合作状态，减少国内的战争状态——偷盗、抢劫、杀人放火——同样要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即奉行自由市场的原则。

一旦在国内未实行自由市场的政策，导致土地、人员、资本、商品无法自由地配置——就像在国际上使其无法自由流动一样——就会导致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更多的悲观绝望情绪就会出现。于是，偷、抢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既然都活不下去了，偷一点抢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既然都不想活了，杀几个人泄个愤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不是说，经济繁荣了，就没有反社会的人了。而是在说，经济状态与社会治安之间，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繁荣，治安就好；经济衰退，治安就恶化。

1980年代，改开初期，街上到处是小混混，偷鸡摸狗，杀人越货，治安很差。为什么后来好转了？

是因为严打吗？不是。严打之后犯罪率更高了。是因为警力增加了、监狱建的更大了吗？也不是。是因为街上摄像头很多，每个人都是透明人吗？还不是。即便给每个人配一个警察，当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是因为伟大的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进步了。

改革开放保障了产权，推动的人的自由流动，因此大量过去生活困苦的农村人开始进城谋生了。而刚开始，资本积累有限，市场不够发达，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是过剩的，很多人无法找到工作，因此就干起了偷鸡摸狗、违法犯罪的勾当。后来随着资本积累、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市场拓展，企业变多了，规模扩张了，所以大家就都找到工作了，于是犯罪率就下降了。

犯罪也是人类理性的结果，也讲成本收益计算。当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工作，拿到足以生活得很好的收入时，他会去犯罪吗？不会的。当一个人通过工作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时，他何必采用犯罪这样高风险的手段呢？当一个人的生活蒸蒸日上的时候，你纵容他去犯罪，他也不会去。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损失大于预期的收益。

反过来，当经济下行，找不到工作，都快要饿死的时候，并且预期未来也不会变好时，人们时间偏好就会提高，倾向于满足当下，偷鸡摸狗抢劫财物就变得更有吸引力，收益也会大于成本。于是社会治安就会恶化。

而经济下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经济遭到了阻碍和破坏。

社会舆论今天要反资本，明天要反大企业反垄断把马云挂路灯，资本就跑了，就没有人敢投资了，那谁来安排就业呢，工资率怎么提升呢？动辄要整顿职场，把企业家视为仇敌，要侵犯自由契约，要立法提高工资，生产要素就无法经济地配置了，人与人自己的自由契约就无法达成了，那又怎么指望就业增加工资提升呢？当司马南整天要收拾民营企业，低下应者如云的时候，当企业税收负担太重的时候，那就只能撤离或者关门大吉，由此，大量本来有收入的工人失业了，变成了无业游民和潜在的犯罪分子。

一切政策，都是大众观念积累的结果。舆论最终会转化为政策。大众呼吁反市场的政策，反市场的措施就会出现，就会造成经济衰退，其结果就是把社会推向贫困的深渊，推向犯罪的深渊。

把一切问题推给权力，是逃避自身责任、简单化归因的方便办法。但是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要不要反思，权力到底来源于何方？自己在塑造权力的过程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你们的所做作为，不论打着多么高尚的旗号，多么善良的愿望，但结果到底是在扩张权力，即阻碍经济进步，还是在消解权力，推动经济进步？

不仅治安状况与经济进步密切相关，安全事故，健康水平，当然也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那些通过信贷扩张和大量税金堆积起来的大项目，当经济高速进步的时期，民间尚能承受，因此还能不断地继续维护，以保证它的安全。但是经济衰退了呢？那些大型项目还在，但是民间资本积累变少，无法征敛了，拿什么维护呢？结果就是年久失修，安全事故频发。

现在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经济进步了，人们可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增多了，所以能够在养育孩子上投入更多的资本而维持相应的生活水平。于是，孩子们夭折的概率很低了，而且营养水平很足，个子比我们长得高多了。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投入养育和教育的成本更高了，所以经济进步了；恰恰相反，是因为经济进步，所以人们投入的养育、教育成本更高了。我们的父辈，父母投入的养育和教育成本并不高，因为经济太差，根本没啥可投入的，能活下来、会挖地就不错了。

医疗健康水平也是一样，是经济繁荣，资本积累，让医疗水平进步，进而延长了人类寿命，提升了健康水平。即便是医保制度，照样是民间经济和资本支撑的结果。一旦经济衰退，拿什么支撑呢？导致的结果必定是诊疗水平和保障水平的下降。

所以，即便是国家行为，强制力支撑的行为，照样受到经济的制约。

一切问题的背后，都是经济！

那些认为苏州行凶事件，是多年仇日宣传的结果的观点，是不触及根本，站不住脚的。一起反社会的暴力事件——哪里都有反社会的人——也并不能证明大众就有仇日的心态。普通中国民众对此是无感的，无成本的沙文主义口号，也是当不了真的。

总以为宣传有那么强大的塑造思维的能力，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崇拜——他们以为利维坦可以做到一切，就像克努特国王以为自己可以向潮汐发布命令一样。那你又怎么解释，我们都受到的是同样的教育，怎么就是如此地不一样？

种种行为的背后，都是个人动机，经济动机。即便是看起来的集体行为，也并不是什么“乌合之众”的盲目从众，而是每个人采取了相同或者相似的行动偏好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做出了边际选择，相信这样做对自己更有利。

不从经济角度看待治安问题，看待国际关系问题，而总是从所谓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是那些不学无术、思维能力低下的人的一种无聊消遣和娱乐活动，是某些野心家掩盖真相、挑起事端的借口。

所谓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是在说什么？就是在说就业容易了，治安才会好，才能“稳定”下来。这说明，他们也很清楚我们所阐述的经济与治安之间的因果关系，老百姓不看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他们在乎的就是能很快找到工作，工资率节节攀升，生活越来越好。

所以，要想推动社会治安的持续好转，就要通过降税收、砍管制、少干预、更开放，促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进步，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没有经济进步，就既没有富裕的生活，也没有良好的治安，不但会受穷，而且是找死。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若是认不清经济进步与社会治安之间的关系，搞不懂基本的经济原理，整天乱呼吁，就不仅是让自己陷入饥寒交迫之中，而且会将自己置于险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