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汹涌,真的很重要吗?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某个事件引爆网络,社交媒体上瞬间充斥着排山倒海的声音,或同仇敌忾,或集体狂欢,似乎整个世界都达成了某种共识。

铺天盖地的报道、热搜榜上的话题,都在告诉你:“看,这就是民意!”

但请稍等片刻,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这片喧嚣的舆论场,真的就等同于所有人内心深处真实、稳定的想法和选择吗?

想象一个巨大的公共广场(网络舆论),中央舞台上,几群声音最洪亮的人正激烈辩论、高呼口号,吸引了所有的聚光灯。媒体的镜头对准他们,记录下每一个激昂的瞬间。

报道随之而来,宣称“民意汹涌”。

然而,在广场的边缘,在无数扇窗户后面,还存在着广阔的沉默地带。那里的人们,或许在静观其变,或许在为生计奔波,或许只是不愿或不擅长加入这场喧嚣。

他们的心声,是否也被计入了那所谓的“民意”之中?

大众舆论,尤其是那些声量巨大、看似一边倒的声音,与社会整体真实的偏好之间,并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任何关于“公共舆论”的讨论,都无法回避一个基础事实: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平等地参与了舆论的塑造。

公共讨论的舞台,从来都不是一个按人口比例完美映射的镜像。

谁是舞台上最活跃的发声者?

往往是那些对特定议题抱有强烈兴趣、拥有更高表达意愿和能力、掌握更多信息资源,或是更擅长利用传播工具(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群体。

他们是“意见活跃分子”。而与此同时,社会中存在着庞大的群体,他们可能因为生活压力、信息隔阂、教育背景、性格内向,或是单纯对“公共事务”的疏离感,而选择在公共讨论中保持沉默。

他们或许忙于日常琐碎,无暇他顾;或许觉得自己的声音微不足道,说了也白说;或许不愿卷入争端,明哲保身。

或者是根本没有兴趣参与。

这便引出了著名的“沉默的大多数”概念。

正如尼克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指出的,那些未曾走上街头、未曾在媒体发声的普通民众,他们的价值观和诉求,可能与那些声势浩大的抗议者截然不同,却构成了社会的主体。

各种市场反应也一再印证,那些在传统舆论场中声音微弱的群体,他们的集体选择(购买行为)往往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颠覆基于表面舆论的预测。

德国社会学家诺尔-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人们会下意识地感知环境中的“意见气候”,当感觉自己的观点属于少数派时,出于对孤立的恐惧,倾向于闭口不言;反之,当感觉自己的观点是主流时,则更愿意大声表达。

这种机制使得主流声音愈发响亮,少数(或自认为是少数)的声音愈发沉寂,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最终,我们观察到的“舆论”景观,可能严重偏离了社会真实的意见分布,尤其是在涉及敏感或争议性议题时,恐惧与自我审查加剧了这种偏离。

因此,仅仅依据媒体头条、网络热搜或评论区的声浪来判断“民意”,无异于管中窥豹。

那看似压倒性的舆论,很可能只是“意见活跃分子”的声音被放大,而真正的民意版图,可能隐藏在广阔的沉默之下。

进一步看,即使是那些积极发声的群体,他们所表达的内容,就一定代表其内心稳定、理性的偏好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舆论场,特别是网络空间,是一个情绪极易被点燃和放大的容器

愤怒、恐惧、同情、兴奋等强烈情感,借助信息的即时传播和群体的相互感染,能够迅速汇聚成汹涌的舆论浪潮。

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经典著作《乌合之众》中深刻描绘了群体心理的非理性特征:个体融入群体后,独立思考能力下降,易受暗示和情绪感染,表现出冲动、易变和极端化。

在匿名、去中心化的网络环境下,这种特征更为显著。

算法推荐制造的“信息茧房”加剧了观点的极化,而低成本、低风险的表达方式(点赞、转发、评论)使得情绪化的宣泄变得轻而易举。

然而,这种基于瞬间情绪的表达,其“含金量”往往不高。它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即时反应、一种姿态,而非经过深思熟虑、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稳定偏好。

一场声势浩大的线上抵制运动,参与者可能成千上万,但真正转化为线下购买行为改变的比例可能远不如预期。

人们可能因一时的义愤填膺而高喊口号,但在面对实际的权衡(如价格、便利性、替代品)时,最初的情绪驱动力可能已烟消云散。

一个人的真实偏好,并非由其言语宣告,而是由其在面临约束条件下的实际选择(行动)所揭示。

你说你热爱环保,但却住着巨耗电的大房子,购物总是过度包装,那么你的行动“显示”了便利和消费体验在你心中的优先级可能更高。

但是,消费者真金白银的购买,这些需要付出时间、金钱、精力甚至承担风险的硬核行动,远比在社交媒体上的“廉价交谈”更能反映其真实的偏好排序。

因此,面对汹涌的舆论,我们必须审慎区分:这股力量是源于短暂的情绪风暴,还是一种深植于价值观、愿意付诸行动的稳定偏好?

混淆这两者,将导致对民意基础的严重误判。** **

情绪是浪花,行动才是水深处的潜流。

但是,少数声音依然可以成为杠杆,并成功地撬动现实。

我既然在说舆论存在诸多缺陷,它是否就无足轻重了呢?恰恰相反。即使是由少数人主导、未必反映普遍偏好的舆论,却拥有改变现实世界的巨大潜能

舆论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框架功能。

媒体、意见领袖和活跃的社会群体,通过选择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及如何解读(即构建故事的“框架”),能够显著影响公众关注的焦点和对事件的理解。

一个原本边缘的议题,可以通过持续的舆论造势被推到聚光灯下,成为“重要问题”。

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框架(例如,“维权抗争”vs.“破坏秩序”),能够引导公众形成截然不同的态度。

即使最初只是少数人在推动某个议程或框架,一旦成功占据舆论高地,就可能塑造更广泛人群的认知,甚至“塑造”他们的短期偏好。

对于政治决策者而言,舆论是判断民心向背的关键信号源,尽管这个信号源并不完美。

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中,政治人物难以精确掌握每一位公民的真实想法,他们高度依赖可观察的“民意”线索来指导决策。

媒体报道的倾向、网络热议的焦点、民意调查的数据、游行示威的规模、利益团体的游说活动……这些构成了他们感知“民意”的主要途径。

这种依赖性,使得那些善于制造和引导舆论的少数群体,能够对其施加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一个组织严密、诉求清晰、行动力强的压力集团,即使其代表的只是社会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也可能通过有效的舆论运作,使其诉求在政策议程中获得优先处理。

近年来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更是将舆论的这种力量运用到了极致。

民粹主义领导人常宣称自己直接代表“真正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

他们擅长利用社交媒体等直接渠道,绕过传统中介,煽动特定群体的(通常是负面)情绪,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清晰的敌我叙事。

他们“倾听”和“回应”的,往往是那些声音最响亮、情绪最激烈的支持者群体的“舆论”,并将其包装为全体“沉默人民”的心声。

通过这种方式,舆论(或被精心筛选、塑造的舆论)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权力博弈工具。

理解了舆论的复杂性及其力量,我们就能体会政治决策者在试图回应“民意”时所面临的巨大困境。他们被要求倾听民声,但赖以判断的“舆论”信号却充满了噪音、偏差和潜在的操纵。

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信号解读的偏差: 决策者可能过度解读媒体热点或网络情绪,而忽略了那些不那么“吸睛”但事关长远的结构性问题。他们可能被组织化的、声量大的利益集团所“捕获”,牺牲了更广泛但沉默的公众利益。误将瞬时的网络狂热当作普遍民意,更是常见的陷阱。

第二、短期效应与长期后果的冲突: 面对汹涌的负面舆论,政治人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倾向于采取能够迅速平息事态、挽回支持率的短期措施,即使这些措施可能损害长远利益或并非最优解。这种“迎合式治理”可能导致政策的短视和摇摆。

第三、民意调查的局限性: 即便是相对科学的民意调查,也受制于抽样方法、问题设计、受访者意愿等因素,难以完全捕捉复杂、动态、有时甚至是潜在的民意。人们在民意调查上的表态,依然不是与购买一样的有代价的行动,因此,也不能精确地反应偏好。

第四、领导力与民意追随的张力: 理想的政治领导力,不仅在于被动反映民意,更在于能够审慎判断、有时甚至需要教育和引导民意,凝聚共识,做出符合公共长远利益的艰难决策。

然而,在高度媒体化的政治生态中,“顶风决策”的政治成本极高,领导者往往更倾向于“顺应”可感知的舆论,而非冒险引领。

有时,往往敢于在滔天的反对舆论中,做出长远有利于大多民众长远利益的政治决策者,才是英雄。

在各种滔天的舆论中,让政治决策反复陷入困境,这也使得基于真实、长远偏好的良政变得异常困难。

政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在舆论的迷雾中不断试探、调整航向的过程,充满了误判的风险。

“舆论不代表偏好”这一论断,绝非否定公众声音的重要性。

大众舆论是社会脉搏的一部分,它反映了特定群体的关切、情绪与诉求,是社会互动不可或缺的环节,甚至能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然而,由于参与者的结构性偏差、情绪表达的易变性与廉价性,以及舆论场自身的运作逻辑,我们所能直接观察到的大多数“公共舆论”,特别是那些喧嚣的主流声音,根本不代表真正的偏好,只不过是情绪的表达。

有一句话叫:民意如流水。

这一句话的真正内涵是,大众往往跟随舆论领袖们表达带有道德性的观点,但当政治决策也跟随这种观点并采取行动后,引发真正伤害所有人利益的后果时,这时,民意就反转了。

那么,什么样的行动,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没有经济学的普及,行动的后果就难以被识别,特别是那些短期有利益,长远有灾难的行动,更容易被执行。

于是,民意就开始反复反转。

这正是世界上反复在发生的事情。但有时,明知有灾难,政治人物也要执行,特别在时间偏好越来越高的政治人物上,体现得越明显。

因为对于他来说,今天都过不去了,何必考虑明天呢?

流行于世的路易十六所说,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不管是不是他说的),正是这种时间偏好的体现。

但,这世上绝大多数的政治人物,离这一句话都很远。

比如,美国众议员,只有两年的任期,套用到这句话就是,两年后,我管他洪水滔天?他迎合舆论就会更毫无顾忌。

因此,不要指望政治能改变世界,还是要在舆论中持续发出理性的声音,让舆论不要被情绪、短期利益、错误观念占领,才是繁荣的基础。

如果舆论都被司马南、司马北、司马东、司马西等人占领,那么,繁荣必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