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曾说过一句直击痛点的话。他说，如果把决策权交给那些不用为错误付出代价的人，那将是最愚蠢、最危险的决策方式。

我们常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观察。让飞行员坐在飞机的最前排，是一件大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们犯了致命错误，他们自己会是最先撞上山崖的人。当然，这并不能阻止所有的空难。但这生动地说明了一个真理。当人们必须亲自、立刻且直接地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时，他们就会变得极其谨慎。他们会拼命去确认，自己的判断到底是对还是错。

索维尔的这个观察，精准捕捉到了现代国家运作的核心特征。特别是在官僚体制中，当决策者不必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时，他们就会越来越脱离现实。不仅如此，这种制度逻辑还蔓延到了整个社会。

现代大众民主，加上官僚主义、通货膨胀和福利转移支付，共同编织了一张大网。在这个环境里，普通人的经济和社会反馈机制失效了。这变相鼓励了老百姓去盲目相信那些看似美好、实则荒谬的政治承诺。

于是，一个专门满足这种心理需求的“思想市场”应运而生。政客、媒体人、学者和意见领袖们纷纷登场。他们发现，提供让人情绪上感到满足的故事和借口，比说出令人不适的真相要赚钱得多。

在之前的专栏里，我探讨过文化低智化的现象。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今天来聊聊更深层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现代民主加官僚体制，正在疯狂奖励“不切实际的幻想”。

经济学大师米塞斯曾警告说，当理智停止运转时，通往浪漫主义的大门就敞开了。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浪漫主义者就是白日做梦。他们在自己的想象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无视逻辑和自然规律。

今天，我们不炒冷饭。这篇文章将带你深入探索，为什么民主和官僚体制，会极其独特且强大地激励出这种政治上的虚幻感。

国家、民主与脱离现实

在民主制度下，存在一个著名的投票悖论。那就是，你手里的那一票，能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微乎其微，甚至无限接近于零。既然如此，理性的个人为什么还要去投票呢？更别提还要花大量心血去了解候选人的政策了。

这就催生了经济学里的理性无知现象。选民几乎没有动力去获取复杂的政策信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费半天劲做出的决定，根本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选民群体越庞大，普通人去了解政治的动力就越小。这意味着，实际的治理权必须交接给那些永久在职的“专家”。当个人的选票失去实际影响力时，投票的功能就变味了。它不再是真实的意愿表达，而变成了一场确认合法性的仪式。这场仪式，恰恰为那些常任的行政机构提供了绝佳的民主掩护。

因为投票和最终的政策结果之间存在断层，普通人持有错误政策观念的个人成本，实际上等于零。既然抱有错误的政治观念不仅不用自己掏腰包，还能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那么理性的个体就会在政治思考中，系统性地放纵自己的认知偏差。个人选票的无足轻重，不仅制造了无知的选民，更为整个社会制造了产生非理性信仰的结构性温床。

我们再来看看政客们在干什么。在代议制民主中，政客们为了拉选票，会拼命给出承诺。他们承诺利用国家强制力，为支持者提供他们在自由市场上根本得不到的好处。

这些承诺的成本去哪了呢？它们要么被分散给了全社会，要么被推迟给了下一代，要么直接转嫁给了其他人。这让政客和选民都沉浸在一个幻觉中，认为政府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超出社会生产能力的财富。

这就印证了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对政府的经典定义。巴斯夏指出，政府就是那个伟大的虚构。在这个虚构的机制里，每个人都妄想牺牲其他人来养活自己。

那么，这种幻觉是如何维持的呢？通货膨胀和财富转移支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进一步切断了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联系。通胀通过货币贬值，悄无声息地掩盖了政府庞大的开支成本。而转移支付则让享受福利的人，完全无需参与创造福利的生产活动。

在这两种情况下，成本都被巧妙地转移、推迟或稀释了。这就让政治精英、既得利益者和普通选民，能够心安理得地维持那些荒谬的信仰。如果是在直接受市场规律约束的环境下，这些信仰一天也活不下去。

随着选民和政客都越来越不用承担政治决策的直接后果，他们就成了彼此幻觉的供应商和消费者。为了让这出戏演下去，一个提供合理化借口的舆论市场就诞生了。这形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共生关系。

经济学家罗斯巴德在《迈向新自由》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民主制度下宣传的本质。他指出，现代民主国家要想发动战争或者推行某项政策，必须向民众输出大量的宣传，以此来人为制造公众的同意。

民主国家必须比独裁国家更加努力、更加迅速地进行洗脑。而且，他们必须表现得更加虚伪。他们得用那些迎合大众价值观的词藻来包装自己，比如正义、自由、国家利益或者世界和平。因此，在民主国家，忽悠老百姓的艺术必须变得极其精密和高级。政府必须绞尽脑汁地让大众相信，所有针对他们的剥削，实际上都是为了他们好。

现代大众民主，将政治宣传从一种自上而下的灌输，变成了一个人人参与的市场过程。因为民主国家总是宣称，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参与和授权。所以，说服民众的手法必须足够隐蔽。

在这种环境下，政治神话不再是单纯地从上层强加给底层。相反，它们被公众自己积极地拥抱、捍卫和传播。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彻底脱离现实、且能够自我强化的畸形政治文化。

官僚体制与脱离现实

在现代民主中，有一个事实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视。那就是，尽管我们有投票选举，但这一切都是在现有的国家系统内进行的。在这个拥有强制力的、垄断地域的国家里，任何投票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条款来进行。你只能在国家允许的选项里挑。比如，老百姓绝对不可能通过投票，来合法解散现有的国家机器。

进一步看清现实的话，你会发现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它们本质上总是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治。在民主制度下，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总是倾向于建立并扩大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无需选举、永远在职的官僚机构。

这恰恰是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发展轨迹。当很多精英人物把“民主”挂在嘴边时，他们指的根本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是维持现有的国家机器和官僚现状不受任何破坏。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日益官僚化。精英们打着“让政府远离政治干扰”的旗号，表面上扩大了投票权，实际上却把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从选举控制中剥离了出去。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就是这一过程的最佳缩影。

经济学者帕特里克·纽曼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指出，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治“改革”。这些改革表面上动机很民主，但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减少选民的选择。

当时的进步主义者甚至公开赞美投票率的下降。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让那些更“懂行”的人来投票，从而让规划者和官僚掌握了更大的控制权。学者托马斯·伦纳德也写道，当时那些进步派经济学家绝不是平等主义者。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者，公然主张选民的质量高于数量。在他们眼里，底层阶级选民数量的减少不是改革的代价，而是改革的红利。

这其实是一场庞大运动的一部分。精英们试图将许多本该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彻底移出政治范畴。他们的理由是，无知的大众根本不知道如何在复杂问题上投票。所以，与其让平民百姓瞎指挥，不如让专家来替大家做决定，以此来保护那些根深蒂固的官僚。

进步时代不仅扩大了选举权，同时还戏剧性地扩大了官僚机构。它将决策权从地方立法机构，转移到了那些不受外界干扰的行政、司法、金融和技术官僚机构手中。换句话说，民主参与在形式上虽然扩大了，但实质性的治理权却变得越来越间接、越来越集中。

在这个时期，我们见证了一个奇观。形式上的政治参与在扩张，而实质性的民主控制却在萎缩。这个过程，进一步让选民和官僚都无需为他们支持的政策后果负责。

理所当然地，行政机构内部的政治精英们，被完美地隔离在市场规律和民主问责之外。结果就是，他们面临的纠错机制，比任何一个普通企业家或市场参与者都要弱得多。同样，那些受到政治偏袒的阶层，也就是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净受益者，也被鼓励脱离生产、交换和经济现实去思考问题。

随着常设行政国家的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决定被交给了无需选举的官僚。公众舆论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既然只有极小一部分政府运作还能受制于真正的民主控制，选民们就更没有动力去形成谨慎、贴合实际的政治判断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投票和政治表达，越来越变成纯粹的情绪宣泄或美德信号。人们通过附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信仰、价值观和口号，来积累社交资本。至于这些信仰是否符合现实，根本无人关心。

这种对身份认同的需求，又反过来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政客、媒体人、学者和激进分子为了迎合大众，拼命提供令人满意的辩护词。于是，个人的道德品质，越来越等同于你的政治愿望清单。只要你呼吁了“正确”的政策，你就是一个“好人”，不管这些政策究竟会带来多大的灾难。

结语

为什么这种脱离现实的状态能维持这么久？那是因为早期市场资本主义积累的庞大财富和资本投资，加上现有的国家机器，为国家精英和利益集团提供了一把厚厚的保护伞。这让他们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安然无恙地活在幻觉中。

但是，现实规律最终会狠狠地惩罚整个社会。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物资短缺或是战争失败，最终都会让所有人付出惨痛的代价。然而，悲哀的是，即使社会付出了代价，这种惩罚也很难纠正个体公民或官僚脑子里的错误信仰。

现代民主和官僚体制，正在一步步将决策者与决策成本完全剥离开来。民主让选民免于承担决定性的责任，官僚体制让行政人员远离了盈亏的考核。通胀让政府的疯狂支出与看得见的税收彻底脱钩，财富转移支付让消费脱离了辛勤的生产。而媒体和知识分子，则让动听的故事脱离了残酷的经验数据。

所有这一切，都在推动和鼓励人们生活在一种虚假的幻觉中。在经济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可怕的现象，称之为精神上的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