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幻觉
我们通常认为，在现代社会，选票在我们手中，我们就是国家的主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对吧？但在100多年前，有位社会学家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他告诉我们：这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幻觉。
这篇文章改编自《全球货币阴谋》（The Global Currency Plot）的第15章。让我们一起走进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寡头统治铁律”，看看它是如何解释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
罗伯特·米歇尔斯曾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危险显而易见。今天的统治阶级虽然看得见、摸得着，但社会革命可能会把他们变成一群打着平等旗号、实则在幕后进行蛊惑统治的隐秘寡头集团。”
寡头统治的“铁律”
早在1911年，这位德裔意大利社会学家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政党社会学》的巨著。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米歇尔斯的观点非常犀利。他认为，在民主制度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那就是走向寡头政治——也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迟早有一天，一小群精明、渴望权力的党派精英会掌控局面。于是，不再是选民决定当选者的命运，而是当选者统治着选民。因此，如果你相信民主制度能让选民完全自决命运，那恐怕只是一种幻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米歇尔斯给出了三个理由，解释了权力是如何从选民和党员基层，转移到当选者手中的。
权力为何会转移？
**第一，大众无法实现自我管理，这在技术上就行不通。**民主需要政党。政党是组织，而任何组织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这自然就把那些具备特定能力的人推上了高位，比如那些拥有专业知识、领导力、决断力的人。于是，职业化的领导层就此诞生。
**第二，大众往往是盲目的。**绝大多数选民并没有能力理性地形成自己的政治意愿，他们也不是自己命运的绝对主宰。相反，他们渴望有人来领导他们。
**第三，精英层的个人优势。**党派精英们在智力、个人魅力等方面具有优势，这使他们能够征服群众和党代表，并为自己培养出一批追随者。
精英是如何固化权力的？
一旦这群相对少数的党派精英进入了权力中心，一旦党内寡头形成，他们就开始做一件事：隔离并屏蔽竞争对手。
米歇尔斯指出，凭借智力优势、强烈的自我主张意愿以及对财政资源的掌控，这些精英成员能够轻松巩固自己作为“民选代表”的名声。他们会把自己的行为包装成是为了“社会福利”，让自己在道德上无懈可击，同时让反对的声音消失。
党派寡头们会利用这种无可置疑的权力地位，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开始追求某些目标，而这些目标，往往已经不再符合党员基层的利益，也不再代表选民的意愿了。
当今社会的“选票收买”游戏
你可能会问：米歇尔斯的理论在今天还适用吗？能不能用来解释现在的社会政治事件？
乍一想，你可能会觉得“民主的寡头化”是可以被遏制的，只要政党之间存在有效的竞争就行。只要选民可以把票投给不同的党，那么即便某个党内部出现了寡头，政府权力本身似乎也不会完全寡头化。
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希望。
所有的政党都在争夺选票。选民把票投给那些承诺改善他们个人境遇的政党。因此，政党不仅有动力去迎合选民对“财富再分配”的幻想，甚至会鼓励这种幻想。
在争夺政府权力的比赛中，那些想上台的人会互相竞价，用各种“选举大礼包”来尽可能多地赢取选民。正是这种发生在民主制度下的“收买选票”行为，反而印证了米歇尔斯的理论。
为了生存：分而治之
任何形式的统治——无论是独裁、贵族制还是民主制——都依赖于公众的认可，或者至少是舆论的容忍。毕竟，统治者的人数总是少于被统治者的。
如果被统治者普遍认为必须推翻统治者，那么政权颠覆就不可避免。政党和党派寡头们深知这一点。
为了保住权力，他们依赖于“说服”。例如，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让人们相信民主政党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他们还遵循“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原则。税收收入被用来购买选票。为了避免任何反抗，他们会竭尽全力消除人们的怀疑，让大家意识不到社会上其实存在着“净纳税受害者”和“净纳税获益者”的区别。
政党卡特尔与全球主义
然而，由于所有政党都用同样的方式争夺多数人的青睐，他们的纲领内容或多或少都会趋同。事实上，这就形成了一个“政党卡特尔”（party cartel），为民主的全面寡头化铺平了道路。
一旦党派竞争陷入瘫痪，党派寡头们就拥有了巨大的行动空间。这时候，实施极端的政策就变得相对容易了。如果基层民主还在真正运作，这些政策本来是很难推行的——比如为了超国家机构而拆解国家主权，或者推行“开放边境政策”。
“政治全球主义”带有明显的寡头化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
- 小团体在密室中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
- 特殊利益集团（如银行和大公司）获得特权；
- 议员们心甘情愿地助推这种寡头统治。
如果按照米歇尔斯的逻辑，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民主制度（更确切地说是民主社会主义）中，是选民的意志决定了政府。恰恰相反，权力流向了寡头化的精英统治集团。
专家的角色与“路径依赖”
这里还有一个必须要谈的方面：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在民主社会主义大量生成的机构中的角色。
这些机构——无论是社会保障、养老金或医疗保险，还是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当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
原因在于：所有这些国家机构都是由所谓的“专家”，即各领域的行家里手来开发、管理和变革的。外行根本插不上嘴。
所以，当事情出现问题时，政客们会去询问专家的意见，寻求解决方案。然而，专家的特点不仅在于他们懂行，更在于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机构建立的原则。
当问题出现时，专家们会调整和改变机构，但永远是在尊重现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有人所说：“一旦机器建立起来，它的未来发展将由那些选择服务于它的人所认定的需求来塑造。”
正是这些专家创造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决策一旦做出，就会限制未来的决策范围；想要修正或放弃既定道路变得越来越困难。
终极目标：世界货币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及其寡头领导层如何利用这种路径依赖呢？
正如前一章所展示的，试图通过移民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上统一世界各国人口，从而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民主社会主义，这面临着巨大的、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
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另一个更有希望的可能性是：创造单一的世界货币。
这有两个好处：
- 从经济学角度看，全球使用一种货币是最优的（这在第8章中已论述）。
- 现有的国家法币体系，至少从技术角度看，可以简单地转换为单一的世界法币，并由一个世界中央银行来操控。
这意味着，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受到中央政治领导层的控制，其程度将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而言，建立统一的世界货币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战略。这能让他们实现建构主义的梦想：根据他们的政治要求，来操控这个星球上的社会和经济事件。
如果我们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的货币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将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