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正身处一个自由不断萎缩的时代。

审查的黑手越伸越长，印钞机日夜轰鸣，将他们的储蓄化为灰烬。

面对此情此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自诩为“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小清新，就开始犯一种幼稚病。

他们开始怀疑，甚至厌恶我们所处的，在当代发达国家被称为“民主”的政治秩序，然后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故纸堆，试图寻找另一条出路。

于是，“君主制”这个古老的词汇，又一次悄然浮现在一些人的唇边，如同一个发霉的幽灵。

这并不奇怪。

每当现实让人感到无力和绝望时，总会有人开始YY一个“明君”，一个“哲学王”，一个“青天大老爷”，来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他们各自怀揣着不同的理由，但共同的期望似乎就是：

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或许能比一群追逐短期利益、只想着捞钱和选票的民选政客，更能提供一种稳定、一种秩序，甚至，一种对权力的克制。

这种期望有道理吗？

呵呵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这种想法，和相信“计划经济”能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一样，都是智力上的懒惰和认知上的残疾。

因为“君主制”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充满歧义的智力陷阱。

它装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政治现实。

一种，是权力高度集中、君主意志即为法律的绝对专制；

另一种，则是王权孱弱、处处受制的封建秩序。

如果我们不首先厘清这两者的根本区别，那么任何关于君主制的讨论，都将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浪费生命的梦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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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的助产士

我们先来看看那个被无数宫廷剧和小白文浪漫化的形象——绝对君主。

路易十四，那个自称“朕即国家”的太阳王，就是这种模式的完美化身。

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的君主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削弱贵族，打压教会，建立常备军，扩张官僚体系，不遗余力地将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

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其领土内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主权者。

从一个真正珍视自由的人的视角来看，这种君主制有任何可取之处吗？

答案是斩钉截铁的“没有”！

这些后来的欧洲君主，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奠基人。

他们是现代利维坦这头怪兽的助产士。

他们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批铺路工。

他们与自由为敌，与分权为敌，与一切自发的、不受其控制的社会力量为敌。

你可能会说，他们那个时代的税负，比起今天的民主政府，好像还算“温和”。

呵呵

图样图森破！

那绝不是因为他们心怀仁慈，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缺少现代科技和金融工具。

倘若你给路易十四一台计算机、一个中央银行和一套电子支付系统，他榨取民脂民膏的效率，绝对不会逊色于任何一位现代总统。

信不信，他能让你连买一瓶水的钱都要交税。

更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强大君主”，最终被证明是自由最不可靠的守护者。

恰恰是他们亲手打造的那个日益庞大的国家机器——那个官僚体系、那个税收系统、那个中央集权的法律框架——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崛起，铺平了康庄大道。

后来的革命者们，无论是雅各宾党还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并没有摧毁这个国家机器。

他们只是接管了它，然后把它压迫人民的效率，发挥到了极致。

绝对君主制，根本不是自由的堡垒。

绝对君主制，是现代奴役的温床。

绝对君主制，是通往地狱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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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名化的“封建”

那么，另一条路呢？

是否存在过一种对权力构成有效约束的君主制？

答案是肯定的。

但它存在于一个被现代人普遍误解和污名化的时代——中世纪。

当我们听到“封建主义”这个词时，绝大多数人的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历史教科书里那幅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国王高高在上，下面是层层效忠的贵族，最底层是动弹不得的农奴。

呵呵

完全错了！

这是一个被后世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们，为了论证自己“进步性”而刻意歪曲的谎言。

真实的中世纪欧洲，尤其是早期中世纪，其政治图景恰恰截然相反。

那不是一个权力集中的金字塔。

而是一张权力分散的、流动的、犬牙交错的网络。

首先，中世纪的国王，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元首”。

他没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执行他的命令。

所谓的“国家”，作为一个独立于君主个人的组织实体，几乎不存在。

他更像是一个大号的部落酋长，或者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而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统治者。

其次，国王也绝非“主权者”。

他并不垄断其领土内的暴力，也不是所有争端的最终仲裁者。

在一个典型的中世纪王国里，并存着无数个权力中心。

大的贵族领主，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庭，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着事实上的主权。

教会，作为一个跨国的、拥有巨大土地和财富的组织，更是王权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国王在这些势力面前，常常只是一个“平等的王子”，一个势均力敌的博弈方，而远非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

国王的命令，并不会被自动服从。

他若想让一个强大的封臣为他打仗，靠的不是发布敕令，而是谈判、交易，甚至是恳求。

如果一个封臣认为国王的要求超出了封建契约的范围，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并且有实力来捍卫自己的拒绝。

强迫服从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因为那意味着一场内战。

所以，更多的时候，国王需要用“购买”的方式来换取合作——通常是授予土地和头衔。

“花自己钱”的国王

这种奇特的权力结构，其根基在于当时独特的财产制度。

中世纪的国王，很大程度上，是以一个大地主的身份存在的。

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全国性的税收（当时几乎不存在），而是他自己私人领地，也就是“王室领地”上的产出。

他需要用自己庄园里的麦子和葡萄酒，来维持他的宫廷，养活他的亲兵，支付他的一切开支。

这一点，是理解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意味着国王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自己“钱包”的硬约束的。

他就像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他个人的财富，与他治理的好坏直接挂钩。

如果他发动一场愚蠢的、耗资巨大的战争，或者对自己的领地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生产凋敝，那么直接受损的，就是他自己的收入。

他是在“花自己的钱”。

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在激励，迫使他行事必须谨慎，必须着眼于长远。

他与他的领地，是“利益捆绑”的。

他不会轻易地杀鸡取卵。

而且，他并不是唯一的财产所有者。

王国之内，还有无数个其他的领主，他们也同样像爱护自己眼珠子一样，珍视自己的私有财产。

国王想要对他们征税，是一件千难万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税收，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规的、只有在国难当头等紧急情况下才能采取的最后手段。

任何试图将征税常规化的国王，都会立刻遭到全体贵族的激烈抵抗。

因为每一个贵族都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一旦国王获得了随心所欲的征税权，那么所有人的私有财产，都将变得岌岌可危。

正是在这种对王权的持续不断的、真刀真枪的抵抗中，诞生了欧洲早期的自由观念。

这种自由，不是现代白左嘴里那种空洞的、抽象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真金白银的自由——即免于国王任意干涉的权利，保护自己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依据古老的习惯法而非君主一时兴起的命令来生活的权利。

这种自由，不是国王恩赐的，而是贵族、教会、自治城市等各个权力主体，通过与王权的不断斗争和博弈，自己用剑和血争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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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碎片化，才是自由的真相

综上所述，中世纪的这种封建君主制，其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个极其弱小的中央权力，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权力的高度分散，国王、贵族、教会、城市等多个权力中心并存、竞争、相互制衡。

对私有财产权的强烈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王权征税能力的严格限制。

正是这三点，使得这种政治秩序，在客观上，为自由的生长，提供了一片虽然混乱但却肥沃的土壤。

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强大的权力中心，可以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和压迫。

权力的碎片化，本身就是对权力最好的约束。

然而，历史的走向，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

从文艺复兴开始，新一代的君主们，在像马基雅维利、让·博丹这些宫廷喉舌的鼓吹下，开始系统性地摧毁这种多中心的封建秩序。

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了。

到了十七世纪，一个拥有了常备军、官僚体系和稳定税收的中央集权国家诞生了。

君主本人，也从一个“大地主”，蜕变成为了这个新兴的国家法人的最高代理人。

他不再是“花自己的钱”，而是在花“国家的钱”，也就是从全体国民那里征收来的税款。

治理不善的成本，可以轻易地通过增税和借债，外部化给全体民众。

他与民众之间那种基于私有财产的“利益捆绑”关系，被彻底打破了。

至此，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了。

绝对君主制，取代了封建君主制。

而这个绝对君主制国家，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现代国家的直系祖先，无论它叫“民主共和国”还是别的什么好听的名字。

所以，结论是清晰的，也是冰冷的。

对于一个珍视自由的人来说，选择不在于“民主”与“君主”之间。

这种二元对立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是用来迷惑小白的。

真正的选择，在于“权力的集中”与“权力的分散”之间。

一个权力被高度集中的民主国家，其压迫性可以远远超过一个权力被高度分散的封建王国。

历史的教训在于：任何形式的、不受约束的单一主权，都是自由的坟墓，无论这个主权是掌握在一个人（君主）手中，还是掌握在多数人（民主）手中。

自由的希望，既不在于YY一个“开明君主”，也不在于寄望于一次“正确的选举”。

它唯一的希望，在于重建一种能够让权力相互竞争、相互抵消的结构。

认识到这一点，比读一万本政治学的教科书，都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