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长篇连载自由意志主义大师霍普的重磅巨著——《伟大的虚构》，该书我已翻译完毕，共计45万字左右。欲先睹全书风采的朋友，请添加我的微信：lsdzt6666，并以红包形式获取，红包金额不设上限，多多益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中凡提及“国家”一词均以“利维坦”代替，“社会主义”一词，均以“索昔阿利司”代替、“政府”以“2F”代替、“马克思”以“马牌”代替。1878年，《西洋杂志》首次将“socialism”音译为“索昔阿利司”，读者在阅读时可在脑中直接进行替换。末法时代，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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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西方利维坦从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变的深刻剖析，揭示了民主化进程中的系统性缺陷。

从经济学视角看，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公有制"2F体系，相较于君主制的"私有制"2F，其看守人更倾向于短期剥削，导致税收负担加重、货币贬值、法律泛滥及社会现时取向加剧。

实证数据表明，自一战结束进入民主共和时代以来，2F支出占GDP比重大幅上升，货币供给激增，利率不降反升，家庭结构解体与犯罪率持续攀升。这些现象均指向民主制下时间偏好表上移的社会趋势。

文章最终提出，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回归君主制，而在于祛除民主迷思，通过分离主义推动小规模治理单元的形成，逐步趋近基于私有财产与自愿交换的自然秩序。

****第二个教训：反对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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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中心化的趋势之外，西方利维坦乃至所有利维坦的历史，还呈现出另一项根本性的结构变迁：从君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变。**依照历史通常由胜利者书写的规律，这一转变也普遍被描述为一种进步性的发展。

然而，依据基本的经济理论，这种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站不住脚，而且民主化趋势实际上必须被视作加剧了因政治中心化而导致的剥削加剧趋势。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要受到任何2F管控，人类基本都处于君主统治之下。当然也有例外：雅典民主制、公元前31年之前处于共和时期的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共和国；自1291年起的瑞士各州、1648年至1673年的联省共和国，以及1649年至1660年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

不过，在一个君主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这些只是罕见情况。除了瑞士，它们都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而且，受君主制大环境的制约，所有早期的共和政体都没能完全满足现代民主利维坦的开放准入要求。

**也就是说，选举权以及行使2F职能的权利仅限于极少数的 “贵族”。**例如，在雅典，40多万人口中，只有1.5万到2万人拥有有选举权和参政权。

从君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变直到法国大革命才拉开帷幕，**而人类真正告别君主时代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共和主义以及人民主权理念对占主导地位的君主原则发起的首轮冲击，随着拿破仑的军事失败以及法国波旁王朝复辟而被击退。

然而，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共和精神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从1815年君主秩序复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和代表权都在系统性地扩大。**各地的选举权不断拓展，民选议会的权力也逐渐增强。

尽管君主制原则日益式微，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灾难性事件爆发前，它仍占据主导地位。战前，欧洲仅有两个共和国：瑞士和法国。而且，在所有主要的欧洲君主国中，只有英国可被归类为议会制，即最高权力归属于民选议会。

仅仅四年之后，在美国——随着中央集权的联邦2F击败主张分裂的邦联，民主原则大获全胜——介入欧洲战争并决定性地左右了战争结局之后，君主国几乎消失殆尽，欧洲人纷纷转向民主共和制。

****私有制2F与公有制2F的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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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战败的罗曼诺夫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逊位或辞职；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变成了拥有普选权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同样，所有新成立的继承国——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是唯一的例外）——都采用了民主共和制宪法。

在土耳其和希腊，君主制被推翻。即便在君主制名义上仍然存续的地方，比如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利维坦，君主也不再行使任何治理权。

**普选权得以推行，所有2F权力都赋予了议会和“公职”人员。**在占主导地位的美国2F庇护下，民主共和时代、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拉开了帷幕。

**有趣的是，民主的拥趸并未认识到这一变革的根本经济影响，更令人惊讶的是，旧制度的捍卫者们同样亦未意识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从君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变，本质上是从私有制2F体系向 “公有制” 2F体系的转变。

基本的经济理论让人不禁怀疑，2F的行为以及2F政策对公民社会的影响，会因2F机构是私有还是公有而存在系统性差异。

以君主制为例，**私有制2F的关键特征在于，被征敛的资源以及未来实施征敛的垄断特权归个人所有。**被征敛的资源被纳入统治者的私人产业，就好像它们本就是其中一部分，而未来征敛的垄断特权作为一项产权附着于这份产业之上，使其现值即刻增加。

最为关键的是，作为2F产业的私人所有者，统治者有权将自己的财产传给其私人继承人，并且他可以亲自聘用或解雇产业中的每一位管理人员与雇员 。

相比之下，以民主制为例的公有制2F，其2F机构的控制权掌握在受托人或看守人手中。看守人可能会利用该机构谋取个人私利，但他并不拥有它。他不能出售2F资源并将所得收入据为己有，也不能把2F财产传给自己的私人继承人。

**他拥有的是2F资源的当前使用权，而非其资本价值。**此外，成为私有制2F的所有者，要受到所有者个人意愿的限制，而成为看守人式的统治者，准入门槛则是开放的。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2F的看守人。

****君主与看守人的行为模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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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做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预测。**第一，私有制下的2F所有者往往会有一个系统性更长的规划视野，也就是说，他的时间偏好程度会更低。**相应地，他进行经济剥削的程度往往会低于2F看守人。

第二，由于受到更高程度的剥削，与私有制2F体系相比，在公有制2F体系下，民间公众将会有更强的现时取向。

私有制下的2F所有者会试图将其总财富（其资产的现值与当前收入的现值之和）最大化。他不会为了增加当前收入，而让其资产现值出现超比例的下降，而且，由于获取当前收入的行动总会对资产现值产生影响（资产现值反映了所有预期资产收益按照时间偏好率折现后的价值 ），私有制本身就会带来经济核算，并促进深谋远虑。

这意味着，统治者利用其征敛的垄断特权进行剥削的动机受到了明显的抑制，因为从本质上讲，征敛行为依赖、寄生于民间公众此前的生产活动。因此，私有制下的2F所有者会避免过度剥削其臣民，以免将自身未来的盈利潜力降低到致使其资产（利维坦）的现值实际下降的程度。

当然，他会运用自己的垄断特权，他绝不会放弃剥削。作为2F的私人所有者，他明白，从一个不断增长、生产效率日益提高且繁荣的经济体中适度汲取财富，可能符合他的利益。

2F私有制意味着节制和深谋远虑，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根据定义，所有私有财产都是排他性财产。财产所有者有权阻止其他任何人使用和享用该财产。因此，只有国王及其小范围内的好朋、雇员和商业伙伴，才能分享征敛的资源，从而过上寄生生活。

由于进入2F存在这些限制，2F私有制激发了民间公众形成清晰的阶级意识，促使他们反对和抵制2F剥削权力的任何扩张。由于向上流动几乎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被统治者之间的团结得到加强，国王因加大剥削而失去合法性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有制2F的看守人不会试图将2F总财富（资本价值加当前收入）最大化，反而会提高当前收入（不顾及资本价值，甚至不惜牺牲资本价值）。

与其维护甚至提升2F资产的价值，不如让临时看守人尽快耗尽尽可能多的资源，因为当下不消耗的资源，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享用了。

**看守人与国王不同，他对维护利维坦没有兴趣。**既然温和政策的好处无法被私人占有，而加大剥削政策的好处却能被私人获取，那他为什么不加大剥削力度呢？对看守人而言，与私人所有者不同，温和行事只有弊端，毫无益处。

****民主时代的剥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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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有制2F体制下，任何人都可以追求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甚至登上至高权力的宝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以及被统治者的阶级意识变得模糊起来。甚至还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这种界限已不复存在，没有人被他人统治，每个人都在自我统治。

因此，民众对2F权力的抵制系统性地被削弱了。过去，剥削在民众看来或许明显具有压迫性，但一旦任何人都能自由跻身于受益群体之列，剥削看起来就没那么难以忍受了。

关于2F行为对公民社会的影响，2F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无论是以税收、通货膨胀（伪造货币）还是管制的形式出现，都会对个人的时间偏好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如同犯罪一样，2F对私有财产权的所有干涉都会削减他人当下财货的供给，进而提高其实际的时间偏好率。

另一方面，与犯罪不同的是，2F的侵权行为同时还会提升实际及潜在受害者的时间偏好程度，因为这也意味着未来财货供给的减少（投资回报率降低）。

由于2F对产权的侵犯是持续性的，实际受害者与潜在受害者的应对方式是，将所有未来生产都与更高的永久风险联系起来，并系统性地调低他们对所有未来投资回报率的预期。

因此，2F侵犯产权的行为在减少当下财货供给的同时，也削减了预期的未来财货供给，这不仅提高了（既定时间表下的）时间偏好率，同时也抬高了时间偏好表。

由于私人生产者面对2F人员未来可能的侵害毫无还手之力，而且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他们面向未来的生产性行为的预期回报率被统一拉低；相应地，所有实际受害者与潜在受害者往往会变得更加倾向于关注当下。

此外，由于公有制2F下的剥削程度相对更高，与私有制2F相比，这种现时取向的趋势会愈发明显。

鉴于这些理论考量，可以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就是私有制2F被公有制2F彻底取代的时间节点，自那时起，2F征敛加剧、社会愈发呈现现时取向的系统性趋势可预计开始显现。事实上，这正是1918年以来西方历史宏大且深层次的主题。

关于剥削指标，毫无疑问，在君主制时代，施加于公民社会的税收有所增加。然而，在整个这一时期，2F收入所占的份额一直都非常低。

经济史学家卡洛·M·西波拉（Carlo M.Cipolla）研究指出：“很难想象，除了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比如战争时期 ），公共权力机构能够获取超过国民生产总值5%到8%的份额。”他接着提到，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一比例才被系统性地突破。

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2F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通常也没有超过10%，只有德国等极少数利维坦偶尔会超过15%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民主共和时代的来临，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2F总支出占GDP的比例通常会升至20%到30%，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普遍达到了50%。

尽管在君主制时代2F雇员总数有所增加，但直到19世纪末，其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很少超过3%。相比之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2F雇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通常已增长至接近20%。

****货币本位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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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量数据的考察，也能发现同样的模式。君主制时代的世界，普遍以商品货币的存在为特征，典型的就是金币或银币。

商品货币本位使得2F即便有可能，也很难去增发货币供给量；君主统治者们尽管费尽心思，也没能成功建立起纯粹法定货币，也就是不可兑换的2F纸币的长久垄断。

因此，在君主制时代，除了战争时期或新发现金矿的时段，物价“水平”普遍下降，货币购买力上升。例如，英国的各类物价指数显示，1760年的物价相较于一百年前大幅降低；1860年的物价又比1760年更低。

同样，在184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七十多年间，英国的货币供给量仅增长了大约六倍。由于与国际金本位制挂钩，其他利维坦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1918年之后，在民主共和政体的环境下，金本位制先是被一种伪金本位制，即所谓的金汇兑本位制所取代，这种制度一直存续到1971年。自那以后，全世界有史以来首次采用了一种纯粹的法定货币体系，即汇率自由浮动的2F纸币体系。

相应地，货币购买力没有逐步上升，反而出现了一种看似永久性的长期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趋势。 物价“水平”实际上一直在上涨，尤其是1971年之后；而且，自1918年以来的七十多年间，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增长了六十多倍，全世界的情况也都与之类似。

除了征税和通胀（造假币）之外，2F还可以举债为其当前支出融资。正如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相较于民主共和政体的看守人，国王们举债时更为克制。

在整个君主制时代，2F债务本质上都是战争债务，虽然债务总额往往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加，但君主们通常会在和平时期削减债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民主共和时代开启以来，2F债务在战时与和平时期都不断攀升，而且，自1971年那个决定性时刻——便于将2F债务货币化的纯法定货币制度诞生之后，2F债务更是一路飙升。

从审视2F立法与管制情况来看，剥削加剧的同一趋势也很明显。在君主制时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界限分明，国王及其议会被认为受法律约束。 他们作为法官或陪审团适用既存法律，而非制定法律。

诚然，由于国王对执法权的垄断，法律成本上升，质量下降。但直到20世纪初，A.V.戴雪仍坚称，在大不列颠，有别于已有法律的立法法律并不存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民主制度下，由于权力的行使隐匿于无名状态，总统与议会很快就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不仅成了法官，还成了立法者，成了“新”法律的创造者。 与货币的民主化进程类似，法律及执法的民主化导致立法数量稳步激增。

目前，议会在单一年度内通过的立法法案与管制数量数以万计，篇幅达数十万页，影响到民事与商业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所有法律不断贬值，法律的不确定性加剧。

举个典型例子，1994年版的《联邦法规汇编》——美国联邦2F所有现行有效法规的年度汇编，总共多达201册，占据约26英尺图书馆书架空间，其中仅索引部分就达754页。

****社会时间偏好（现时取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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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时间偏好（现时取向）上升的指标，历史揭示出同样清晰的模式。社会时间偏好最直接的指标是利率。利率是现时商品相较于未来商品估值的比率。高利率意味着更强的“现时取向”，低利率则意味着更强的“未来取向”。

在正常情况下，即在生活水平和实际货币收入不断提高的假设条件下，利率有望下降，并最终趋近、但永远不会完全达到零，因为随着实际收入上升，现时货币相对于未来货币的边际效用会下降。所以，在给定时间偏好表、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的假设下，利率必然会下降。

事实上，利率下降的趋势是人类超长时段发展趋势的一大特征。在13世纪的欧洲，“安全”长期贷款的最低利率为8%。到了14世纪，利率降至约5% 。15世纪时，利率跌到4%。17世纪，利率进一步降至3%。

而在19世纪末，最低利率又进一步下滑至不足2.5%。 这一趋势绝非一帆风顺。在战争和革命时期，利率时常会出现上升阶段，从而频繁打断这一趋势。但利率总体下行的趋势反映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全面进步。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依据经济理论，理应预期20世纪的利率会比19世纪更低。若情况并非如此，只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性是，20世纪的实际收入并未超过19世纪。从经验层面看，这种解释可以被确凿地排除。

那就只剩下第二种解释了。如果实际收入确实更高，但利率却没有更低，那就不能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前提为真了。相反，时间偏好表肯定已经向上移动，也就是说，平均而言，人们肯定变得更加现时取向，实际情况似乎正是如此。

考察西方世界最低的十年平均利率可以发现，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利率从未像19世纪下半叶那样低，甚至都不曾低于彼时水平。

即便考虑到现代利率，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利率包含系统性通胀溢价，这一结论也不会改变。在对近期名义利率进行通胀调整以估算出实际利率后，当代利率似乎仍显著高于一百年前的水平。

如今，欧洲和美国的最低长期平均利率似乎远高于4%，很可能高达5%，高于17世纪欧洲的利率，与15世纪的利率持平，甚至更高。

****家庭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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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发展态势并行的是，反映出社会时间偏好处于高位或不断上升这一潜在现象中更为具体的一个面向，家庭解体的各项指标呈现出系统性的上升。直到19世纪末，2F支出的大头都用于军事开支。福利支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保险被认为属于个人责任范畴，扶贫济困则被视作志愿慈善机构的任务。相比之下，由于民主制度内在的平等主义倾向，19世纪晚期见证了个人责任集体化的开端。

这种情况发展到如今，大部分公共支出都被福利开支消耗殆尽：用于2F强制推行的疾病、工伤、养老、失业以及一长串不断扩充的其他“伤残”类保险。 结果，由于个人在为自身健康、安全及养老做准备方面的责任逐渐减轻，私人预防性行动的范围与时间跨度遭到系统性缩减。

尤其是婚姻、家庭和子女的价值有所下降，因为当人们可以依靠“公共”援助时，对这些的需求就没那么大了。自民主共和时代开启以来，西方利维坦的人口出生率从每千人30-40人降至约15-20人。

与此同时，离婚率、非婚生育率、单亲家庭比例、单身比例以及堕胎率持续攀升，而个人储蓄率开始停滞不前，甚至不升反降，并未随着收入的增长同比例或超比例上升。

此外，由于立法如潮水般不断涌现致使法律不断贬值，再加上福利政策造成责任集体化，谋杀、袭击、抢劫、盗窃等严重犯罪的发生率同样呈现出系统性的上升趋势。

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可以预期防范犯罪这类社会灾难的能力会不断提升，就如同人们预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会逐步增强一样。事实上，在整个西方世界，直到近期大体上都是如此，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犯罪率却开始稳步攀升。

诚然，除了立法和公共福利导致的责任感缺失与短视加剧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会助长犯罪。男性犯罪比女性多，年轻人比老年人多，黑人比白人多，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多。

然而，高时间偏好与犯罪之间存在着一种系统性的关联。因此，如果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程度上升，严重犯罪的发生频率就会上升，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自然秩序与分离主义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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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基本经济理论的视角出发，并结合历史证据来看，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教训是：去民主化诉求。

这种诉求并非是要复辟旧制度。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已成昨日黄花，几乎已无可挽回地丧失殆尽。而且，即便回归君主制，也非真正的解决之道，因为君主政体，无论其相对优点如何，确实会剥削并挥霍其臣民的收入。

更确切地说，民主共和主义的理念必须祛魅，它是2F不断加剧剥削与浪费的根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阐明自然秩序这一积极替代方案的理念，并勾勒出实现它的策略。

一方面，这意味着要洞察到，人类文明的终极源泉并非是君主制或民主制下的剥削，而是私有财产、生产以及自愿交换。另一方面，为了趋近一个不存在剥削的社会秩序目标——我们可称之为私有财产无2F状态，多数主义理念应当被用来反对民主统治本身。

在任何形式的2F治理下，即便在民主制度下，统治阶层也仅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鉴于这一事实，似乎有可能说服多数选民，让那些靠他人纳税过活的人对税收高低有发言权，无疑是雪上加霜。

多数选民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决策，剥夺所有2F雇员以及所有领取2F福利者——无论是福利受助者还是公立大学教授——的投票权。

此外，与这一策略相结合，有必要认识到分离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分离总是涉及一部分较少人口从较大群体中脱离出来。因此，这是对民主和多数主义整合趋势的一种抵制。

倘若分离过程产生足够小的政治单元，基于大众对其经济独立、杰出的专业成就、道德无瑕的个人生活、卓越的判断力与品味以及勇气的认可，少数个体就有可能脱颖而出、晋升为自然的、获得自愿承认的权威地位，这些权威会为相互竞争（非垄断性）的裁决与重叠管辖权的自然秩序理念赋予合法性。

即便在当下，这样的模式也存在于国际贸易与旅行领域，这是一个纯粹的私法社会，而且它可以更广泛地推行，作为应对君主制与民主制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