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讨论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你认真地提出一个观点，还没来得及充分论证，对手就给你贴上了一个标签——“你这是极左！”或者“你这是极右！”，然后把你和你完全不认同的另一群人捆绑在一起，一并扫入“极端派”的垃圾桶。

如果你有过这种困惑，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洞察到了当今思想界一种颇为流行却又十分危险的“智力游戏”。这套把戏的核心，就是拒绝严肃的辩论，转而用简单粗暴的标签，将所有不合自己心意的观点都打成“一路货色”。

最近，美国学者保罗·戈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就在一篇文章中，辛辣地讽刺了这种现象。他发现，一些自诩为“中间派”的批评家，正热衷于创造“觉醒左派”（woke left）和“觉醒右派”（woke right）这样的标签，把所有他们不喜欢的思想，无论左右，都塞进“觉醒”这个大筐里。

在他们看来，信奉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汉斯-赫尔曼·霍普，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没什么本质区别；坚持传统价值的“古保守主义”学者，和媒体人塔克·卡尔森，也都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批评家自己站在“宇宙中心”，而那些人，只不过是偏离中心的“两种极端分子”罢了。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智慧”——“两头极端走到一起”（the extremes come together）。也就是说，最左和最右的人，彼此的共同点，比他们与温和中间派的共同点还要多。

听起来似乎有几分道理，但仔细一想，这其实是个危险的思维捷径。

手段相似，就等于目的一样吗？

这种“一锅烩”的逻辑谬误在于，它只看形式，不看实质。批评家们觉得，既然你和某些极端分子都使用了相似的“工具”或“话术”（比如都批评“体制问题”），那你们的内核思想也必定是相似的。

这就像说，一位用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和一位用刀子抢劫的罪犯，没什么两样，因为他们都“使用了刀具”。这显然是荒谬的。工具和手段可以相似，但背后的意图、理念和最终追求的目标，可能截然相反。

比如，当批评家们看到左派在谈论“针对黑人的系统性歧视”，又看到一些右派在谈论“针对白人的系统性歧视”时，他们便一拍大腿：“看，你们都是在搞身份政治，都是‘觉醒派’！”

他们完全忽略了这两种言论背后的历史背景、逻辑依据和社会诉求可能天差地别。他们看到的只是“反抗体制”这个共同动作，于是便草率地将“黑命贵”运动，等同于美国历史上的南方蓄奴州脱离联邦。这哪里是分析，分明是抹黑。

谁才是“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更有趣的是，这些热衷于给别人贴标签的批评家，往往喜欢自称“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捍卫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正统传人”。

但讽刺的是，他们的许多主张，恰恰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如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思想相去甚远。

一个核心分歧就在于“民族”和“国家”的议题。这些新一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边境管制都与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相悖。在他们眼中，一个理想的世界，是没有国界、彻底全球化的。

然而，米塞斯早就清楚地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关于如何组织社会、促进物质繁荣的学说。它并不试图、也无法回答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和归属感问题。一个人是否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这属于“形而上”的价值选择，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并不提供标准答案。

换句话说，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恰恰为这些哲学和道德上的分歧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你可以是一个热爱自己国家文化的自由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而那些自封的“守门人”却坚持，只有他们那套反民族主义的特定版本，才是唯一“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任何不认同他们观点的人，都会被扣上“觉醒右派”的帽子，开除“教籍”。这本身就是一种违背自由主义宽容精神的专断行为。

贴标签的真正目的：一场思想上的“大扫除”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戈特弗里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做法的真正目的，并非为了厘清思想，而是为了“将所有他们讨厌的靶子，都扔进同一个‘极端派’的垃圾桶里”。

通过制造这种混乱的类比和生硬的标签，他们可以轻易地将对手边缘化、污名化，从而免去和对方进行严肃辩论的麻烦。这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更是一种话语权上的霸道。

正如学者大卫·戈登所言，这种进步主义式的自由主义，看似尊重和包容，但“只针对那些已经接受其信条的人”。对于圈子之外的人，他们毫不留情。他们看似欢迎不同意见，但前提是，你必须首先进入他们设定好的游戏规则和话语体系。否则，你就是“极端分子”。

归根结底，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真诚的对话和理性的辩论，而不是相互投掷标签的游戏。当我们放弃理解对方论点的复杂性，而选择用一个简单的词汇去定义、去攻击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发现真理的机会，更是整个公共讨论的活力与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