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组有关武汉大学退休教职工的数据冲上热搜。

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武汉大学有7400多名退休教师，每年养老金支出约9亿元。许多人拿起计算器一算，越算越生气。一个人每月三四千元工资，还要缴纳社保；一所大学的退休人员，却可能一年领走数亿元。

这种愤怒完全可以理解。它背后不是人们仇视教师，而是无数普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自己现在缴的钱究竟去了哪里？将来轮到自己退休时，还有没有人替自己缴？

但在讨论之前，必须先把事实边界说清楚。

武汉大学官网2022年的公开文章确实提到，该校当时有9700多名离退休教职工；网络转载的另一份2023年校内工作信息，则使用了7200多人的口径。不同数字可能与统计时间、人员范围和归口方式有关，而且“离退休教职工”包括教师、行政、教辅和后勤人员，并不等于“9000多名退休教授”。

至于9亿元，目前没有找到武汉大学或社保部门公布的年度养老金决算。这个数字主要是用人数乘以假定的人均月养老金倒推出来的估算，不是已经核实的官方支出。

所以，我们不能把一条估算写成事实，更不能据此辱骂具体退休人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恰恰相反，即使9亿元并不准确，这场争论依然撕开了强制养老制度最不愿意让人看见的一层：所谓养老金，并不是某个神秘账户自动生出来的钱。每一笔待遇，最终都必须有人买单。

01、别骂退休教师，他们没有设计这套制度

先讲一句可能不讨好的话：把怒火对准退休教师，是找错了对象。

这些人在几十年前进入学校工作，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劳动、晋升和退休。许多人确实教过学生、做过研究，也有人从事行政、实验、图书和后勤工作。制度向他们作出了待遇承诺，他们据此安排了自己的人生。

你可以质疑承诺是否合理，却不能假装承诺从未存在。一个尊重契约和产权的社会，不能在别人退休以后突然说，过去的规则不算数了。否则，今天可以撕毁对退休教师的承诺，明天也可以撕毁对企业职工和普通储户的承诺。

真正的问题不是某位老教授“凭什么拿”，而是谁有权在几十年前替今天的年轻人作出如此庞大的付款承诺，又为什么这些承诺长期缺少清晰的成本核算。

退休人员不是制度的设计者。许多低收入年轻人也不是。让两群普通人互相仇恨，最容易掩盖真正的责任。

02、你缴的社保，并没有躺在原地等你

很多人把养老保险理解成银行储蓄：年轻时每月存一笔钱，退休后再连本带息取出来。

这并不准确。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单位缴费进入统筹基金，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基金不足时，法律明确规定由政府给予补贴。机关事业单位自2014年改革后也进入这一框架，并另外建立职业年金。

个人账户确实具有记账和一定积累属性，职业年金也采用个人账户管理。但整个基本养老金制度仍然包含大规模的代际转移：今天在职人员和单位的缴费，被用于支付今天退休人员的待遇；不足部分还要依靠财政。所谓财政补贴，换成大白话，就是其他税收。

因此，不能把强制社保说成完全属于个人、与别人毫无关系的储蓄。你今天取得的领取资格，本质上包含一个政治承诺：未来的劳动者仍会被要求继续缴费，未来的纳税人仍会被要求填补缺口。

罗斯巴德把社会保障税称为税，而不是保险，道理就在这里。真正的保险必须有明确的合同、保费、风险计算和资产准备。客户缴的钱形成可识别的资产，保险公司若无法履约，就要破产并承担责任。

而强制养老制度可以修改缴费比例、领取年龄和待遇计算规则；当资金不够时，还可以增加税收、延迟退休或动用财政。它并不接受普通商业保险所面对的破产约束。

03、“单位缴费”也是劳动者在承担

有人会说，养老保险并不全是个人缴费，还有单位缴费。武汉大学这样的事业单位，也会替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

问题是，单位的钱从哪里来？

企业没有一棵专门结社保的树。企业支付的社保，是雇佣一个人的总成本。企业家在决定是否招聘、给多少工资时，计算的是工资、社保、公积金以及其他用工成本的总和。单位缴费越高，可用于现金工资、扩招和投资的钱就越少。

米塞斯早就指出，把强制加在雇主身上的养老支出称为劳动者“额外得到的社会福利”，是一种错觉。雇主最终只会根据劳动能够创造的价值决定愿意承担的总成本。法律把其中一部分改名为“单位缴费”，不会凭空增加财富。

公共机构同样没有免费的钱。公立大学的单位缴费，来自财政拨款、学费、科研经费和其他公共资源。归根结底，仍来自纳税人和社会生产者。

所以，一所大学庞大的退休群体，不只是学校内部的事情。基本养老金由社保基金支付，职业年金由相应账户支付，部分项目仍可按原渠道列支，基金缺口还可能获得财政保障。支付渠道可以有很多，最终承担成本的人却逃不出在职人员、用人单位和纳税人。

04、公立机构为什么不怕算不清账？

武汉大学退休人员规模之所以引起震动，还因为网络转载的一份校内工作信息称，在其统计口径下，离退休人员数量已经超过在职教职工。这个说法仍应以学校统一口径进一步核实，但它揭示的人口结构问题并不难理解。

对一家市场企业来说，这是一项必须提前核算的长期负债。企业若承诺过高的退休待遇，就必须从当期收入中计提成本，积累足够资产。承诺超过支付能力，企业会亏损，投资者会撤资，债权人会要求重组，管理者也可能失去职位。

消费者和资本市场会逼它面对现实。

公立机构却不同。它不依靠利润检验自己的全部决策，也没有一个能够反映真实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体系。人员编制、工资、退休待遇和各种福利被分散在不同预算、基金与财政层级之中，今天作出承诺的人不必为几十年后的支付结果负责。

这正是米塞斯分析官僚组织时反复强调的问题：没有市场交换形成的价格，也没有利润与亏损，管理者就无法像企业家那样进行完整的经济核算。预算花完了，只能证明钱被花掉，不能证明资源被用在了消费者最需要的地方。

当退休负担上升，公立大学不会像普通企业那样清算。它可以要求增加拨款、提高缴费、压缩年轻教师岗位，或者把成本继续推给更大的养老统筹和未来财政。错误不会自动暴露在一张真实的损益表上，而是被分散给看不见的纳税人。

05、真正被挤压的，是今天的年轻人

这场热搜为什么能够迅速传播？因为年轻人已经感受到了成本。

企业面对强制社保和不断上升的综合用工成本，会少招人、晚招人、外包岗位，或者用机器替代劳动。员工看到工资条上的个人缴费，却很难看到所谓单位缴费本可以成为工资、培训和新岗位的一部分。

更严重的是，现收现付和财政兜底会削弱真实储蓄。社会把大量当期收入用于支付当期承诺，而不是由个人积累为可继承、可投资的养老资产。储蓄减少，资本积累就会变慢；资本越少，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就越困难。

这就是养老金问题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它不只是老年人每月领多少钱，还关系到年轻人今天能不能找到工作、能拿多少工资，以及社会还能形成多少新资本。

一边是刚进入市场的年轻人面对失业、降薪和高额缴费，另一边是公共体系中的历史承诺必须刚性兑付。两个群体发生冲突并不奇怪。

但不要把这种冲突解释成“年轻人不尊重教师”或者“年轻人不愿养老”。他们真正反对的，是自己没有选择权，却要为一套不透明、无法核算、也不能退出的制度不断付款。

06、商业养老为什么更诚实？

商业保险当然不会消灭风险，但它至少必须把风险写在合同和账本上。

一家保险公司收取多少保费，承诺什么待遇，需要准备多少资产，都要经过精算。消费者嫌价格高，可以换公司，可以选择不同产品，也可以自己储蓄和投资。经营错误由股东和管理者承担，不能直接命令全国年轻人增加缴费。

更重要的是，个人储蓄和真正积累型的养老账户会形成资本。资金被投入企业、债券和生产项目，支持机器、技术和长期投资，未来养老金由这些资本创造的收益支持，而不是只依赖下一代继续缴费。

私人养老也可以形成清晰的财产权。账户属于个人，可以查询，可以转移，可以依法继承。一个人去世后，未使用的资产不会自动变成制度的收益。

罗斯巴德批评国家养老制度，并不是主张把老人扔在街上。他反对的是用“保险”的名义掩盖税收和代际转移，再把个人养老责任永久交给政治安排。

真正可靠的养老，只能建立在储蓄、资本积累、家庭责任、互助组织和竞争性保险之上。一个没有形成足够资本的社会，不可能仅靠修改文件创造养老财富。

07、改革不能靠突然毁约

既然强制养老存在这些问题，是不是明天就可以停发退休金？当然不是。

今天的退休人员已经按照旧规则完成了工作，也失去了重新规划几十年储蓄的机会。突然取消待遇，相当于让他们独自承担制度设计者的责任，同样违反契约和产权原则。

真正可行的方向，只能是承认历史承诺，同时停止制造更多无法核算的承诺。对已经退休和接近退休的人，维持明确待遇；对年轻人，逐步降低强制缴费，允许更多收入进入本人拥有、可继承的账户；放开商业保险和长期投资选择，让不同养老产品公开竞争。

公共机构也应当把全部用人成本和长期负债放进账本，不再用“单位缴费”“财政补贴”之类的词，把成本藏到纳税人看不见的地方。

武大离退休教职工究竟如何统计，养老金一年究竟是7亿元、9亿元，还是其他数字，都应当通过统一口径和公开账目核实。

但有一个答案不需要等待官方通报：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当一项制度向某一群人作出长期付款承诺，而承诺背后没有与之对应的真实储蓄和资本，账单就一定会落到另一群人身上。

热搜上的9亿元也许只是估算。

被强制转移的责任，却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