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废话：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
在讨论粮食问题的时候，有人搬出来基辛格的名句：“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论者是想借此表达粮食的重要性。但是前面我们说了，粮食的重要性问题只能交给个体对粮食边际取舍，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必然伴随价值判断，当一个人去吃包子的时候，他已经在用行动展示他所关切的那份重要性了。
下面我们沿着基辛格的这句名言思考下去，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这句看似深刻的论断，实则是一场方法论整体主义的逻辑幻觉——它把"粮食"与"人类"都实体化为可被外部操作的集体名词，却无视概念实体化的集体从不行为，行为的永远是个别的、具体的自我。
“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在逻辑上等同于"谁控制了空气，谁就控制了人类"或"谁控制了水，谁就控制了人类”。这是一种套套逻辑：它只是在说，如果某人垄断了他人生存所需的手段，那么他就对他人拥有了权力。但这句"正确的废话"遮蔽了关键问题：如何控制？以何种代价控制？控制者本身如何存续？
控制粮食并非像金钟罩罩住土地那样简单。粮食生产需要土地、劳动、资本财，而这些生产要素的支配权分散在无数具体个体手中。要"控制粮食"，控制者必须控制人——因为土地不会自己耕种，机器不会自己运转。但这里立即出现了控制者悖论：控制者本身也是人，也是行为者，也有着超越粮食的多元价值排序，所有人都不是只吃粮食的单细胞“草履虫”。
假设某权力机构试图控制全国粮食生产。它必须：
控制所有耕地（但耕地所有者会自愿交出吗？
控制所有种粮劳动力（但劳动者不会逃跑或怠工吗？）
控制所有农业资本财（但农机、化肥、种子的生产者会配合吗？）
每一步控制都遭遇个体价值判断的抵抗。如果控制者用暴力强制农民种地，农民会在边际上调整行为——减少投入、隐藏产出、破坏工具，直至生产效率归零。如果控制者试图用粮食配给来换取服从，他必须首先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而这在强制体系下恰恰是最难的。
在支配型连结中，上级意志通过命令贯彻，但命令的有效性取决于被命令者的服从。一旦被命令者认为服从的代价高于抵抗，控制链条即刻断裂。而控制者要维持服从，必须满足被控制者的非粮食需求——衣物、住所、娱乐、尊严。这些需求无法通过"控制粮食"来满足。
控制者面临无法逃脱的二难困境：
路径一：全面控制（彻底的支配连接）为了完全控制粮食，控制者必须同时控制生产衣物、住所、工具、娱乐的全部生产要素，因为任何未被控制的要素都可能成为被控制者讨价还价的筹码。但这意味着取消一切市场交换，建立全面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然而，没有生产要素市场，就没有经济计算。在全面支配的秩序中，不存在土地、劳动、资本财的货币价格，控制者无法计算不同用途的相对效率，无法知道将钢铁用于农机还是用于军工更"经济"。结果是资源的系统性错配与资本财的浪费性使用——正如历史上所有集体化农业实验所示，最终不是控制了人类，而是制造了饥荒。
路径二：部分控制（退回契约连接）如果控制者承认无法全面控制一切，允许被控制者用粮食换取其他商品，那么他就自动退回了契约型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控制"就变成了普通的交换关系——粮食生产者用产品换取他人的非粮食产品。控制者不再拥有支配性权力，而只是市场上的一个参与者，其"控制"程度取决于其提供的交换条件是否有吸引力。
基辛格名言的魅力，在于它把无数个体的多元价值排序，压缩为单一的"粮食需求”。它假设人类是只消费粮食的单细胞生物，或假设控制者可以用粮食作为万能筹码，换取被控制者的一切服从。
但这违背了行为学的主观价值理论：价值判断只存在于具体个体的具体选择中。一位糖尿病患者需要的是特定蛋白，一位都市白领选择低碳水饮食，一位贫困者以淀粉填充热量——他们的"粮食"概念千差万别。控制者无法用统一的粮食配给，满足这些边际上不断变化的个体需求。
更根本的是，控制者本身也有其独特的价值排序——权力欲、安全感、奢侈消费。这些需求无法通过只控制粮食生产来满足，必须通过交换或掠夺他人控制的其他资源来实现。一旦控制者进入交换，他就失去了"绝对控制者"的地位；一旦他试图掠夺，他就面临被控制者的抵抗与生产效率的崩溃。
“控制粮食即控制人类"的论调，本质上是把社会视为可按照统一意志操作的机器的整体主义幻觉。它无视了《人的行为》揭示的真理：社会是无数个体在边际上持续调整的目的性行为构成的合作秩序，而非可被外部控制的物理对象。
真正的粮食安全，不在于某个权力机构对18亿亩或任何亩数的"控制”，而在于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调整手段与目的的自主权——让农民可以选择种粮或务工，让消费者可以选择国产或进口，让企业家可以追逐利润、创新技术。这种分散的、动态的、基于契约连结的秩序，才是人类免于饥饿的唯一保障。
固守"控制"的幻象，只会重蹈支配型秩序的覆辙：以安全之名，行匮乏之实。让粮食回归手段，让控制者回归凡人，让行为回归个体。
粮食不会让人死亡，对粮食的独裁定义才会
有读者在《夜壶、幽灵与18亿亩红线》留言：“人不用夜壶死不了，不用煤油灯死不了，不吃粮食试试？！看到这儿就够了，后面不用再看了。”这种反驳看似抓住了要害，实则暴露了对行为学基本原理的彻底无知——它正是那种把手段升格为目的、把主观价值判断客观化为物理必然的整体主义思维的典型症状。
这种认知谬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需要严肃回应：没有人争论人要不要吃粮食，正如没有人争论要不要穿衣服。我们关注的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具体的个体如何获取粮食——是通过市场价格信号的协调，还是通过行政红线的强制分配？人行为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学从来不关心。就算有人喜欢吃屎，经济学只研究其所用的手段能否实现其吃屎的目的，不讨论该不该吃屎的问题。
该反驳预设了一个前提：粮食具有超越一切其他财货的"绝对必要性"，因此可以豁免经济规律的检验。但是任何手段必然总是有限的，如果某一事物能提供的服务数量是无限的，就不会有任何关于它的行为。 粮食之所以成为经济财（而非自由财），正因其稀缺性；但稀缺性不等于"生死攸关"的神圣性。
更重要的是，粮食是维持生命的手段，但生命本身不是为了消费粮食而存在。生存是目的，但如何生存、以何种组合的生存资料生存，却是纯粹的主观价值判断。一位糖尿病患者视特定蛋白质为"必需"，而另一位素食者可能视其为毒药；一位贫困者以淀粉填充热量即可满足，一位运动员需要完全不同的营养结构。把"粮食"抽象为一个统一的、绝对必要的整体范畴，是在用物理学的物质分类法，粗暴践踏行为学的价值排序原理。
反驳者暗示：每一单位粮食对任何个体都同样生死攸关。这是对边际效用法则的无知。同一件财货的不同单位，在满足不同重要性层级的欲望。 第一单位粮食（避免饥饿致死）与第N单位粮食（用于酿酒或饲料）的边际效用天差地别。当红线思维强制保留18亿亩耕地以生产第N单位粮食时，它是在用第一单位的"生死攸关"来为最后一单位效用递减后的低效配置辩护——这就像为了保存第一个夜壶（婴儿期的必需品）而禁止成人使用抽水马桶。
“不吃粮食试试"的恐吓，背后是认同保持18亿亩红线的手段，其认知是建立在手段不可替代的虚假预设上。反驳者把"粮食"凝固为2006年意义上的耕地产出，拒绝承认满足营养需求的多重路径，这与其所嘲讽的"保存夜壶"思维如出一辙：都是用特定历史阶段的技术条件，来永恒化特定的手段形式。
最深刻的谬误在于方法论整体主义。反驳者说"人不吃粮食会死”，这里的"人"是抽象的、无差别的类概念。但行为学只承认具体个体的具体选择。对具体个体而言，“粮食安全"从来不是"有没有饭吃"的二元问题，而是**“以何种成本、何种品质、何种组合获取营养"的边际取舍问题**。当红线以"不吃会死"为由压制个体的用途选择权（种粮vs务工、国产vs进口、传统农业vs合成蛋白），它实际上是在说：我（规划者）比你（具体个体）更清楚你的生存需要什么。
这正是行为学所批判的**“绝对的目的"幻觉**。反驳者假装"粮食安全"是一个无需再问"为了什么"的终极目的，但这只是把特定群体的特定价值判断，非法普遍化为人类的物理必然。
回到夜壶的类比。反驳者认为夜壶可弃而粮食不可弃，这种区分在行为学看来毫无意义。两者都是满足特定目的的手段，而目的的重要性只存在于行为人的主观价值排序中。对1980年代的农村妇女，夜壶可能是深夜安全的"必需品”；对2026年的都市白领，有机蔬菜可能是比主食更迫切的"必需”。不存在超越个人主观偏好的"社会必需"或"绝对必需”。
当反驳者用"不吃会死"来终止讨论时，他实际上是在诉诸原始的本能恐惧，以替代理性的经济计算。这种行为与那些拒绝理解市场过程的原始人无异——他们同样用"没有火会冻死"来拒绝接受取暖技术的演化，用"没有祭司会遭天谴"来拒绝接受世界的因果解释。
“不吃粮食试试"不是论证，是认知上的投降。它放弃了理解手段与目的、边际效用、主观价值这些行为学基本范畴的努力，退回到把特定手段（18亿亩耕地生产的特定形式粮食）偶像化的蒙昧状态。
把手段实体化为目的，用物理必然性包装价值判断，是整体主义暴政的认识论根源。夜壶红线与粮食红线的类比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它们都揭示了同一真理——任何试图把某时某刻的特定手段永恒化的努力，都是对个人行为主权的否定，最终只会导向经济计算的虚无与供给的衰退。
粮食不会让人死亡，对粮食的独裁定义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