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碳排放”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核心议题。

欧洲国家以“气候正义”为名，构建了一套以碳定价、碳关税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

然而，这种看似“环保”的机制背后，实则是欧洲国家政客对发展中国家的管制。

一、权力干预与市场扭曲

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与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核心观点为：政府干预将扭曲市场自发秩序，阻碍资源有效配置。

他们强调，任何人为设计的制度（如碳排放权交易、碳税）都会因信息分散性而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反而滋生寻租与权力垄断。

1. 碳排放权的本质：政府创造的非市场商品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的本质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空气”商品化，并赋予其价格。

奥地利学派认为，这种商品缺乏真实的市场供需基础，其价格完全由政策制定者操控。

例如，欧盟ETS的碳价从2020年的20欧元/吨飙升至2023年的100欧元/吨，并非源于市场选择，而是欧盟通过缩减配额人为制造稀缺性。

2. 碳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内核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要求进口商根据产品碳含量支付额外费用，表面上是为“防止碳泄漏”，实则通过抬高发展中国家出口成本，保护本土产业。

奥地利经济学家指出，此类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强行将欧洲的环保标准全球化，本质是以环保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实证分析：碳排放管制如何成为西方政客权力的工具

（一）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枷锁

1. 碳关税直接削弱出口竞争力

以中国为例，2023年对欧盟出口的钢铁和铝业因CBAM成本增加6.8%，宝钢股份预测若按80欧元/吨征税，年碳税负担将达5.64亿元。

这种成本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企业要么退出欧洲市场，要么接受利润压缩，从而丧失资本积累能力，陷入“低技术陷阱”。

2. 供应链传导的隐性剥削

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企业披露范围3碳排放（即供应链上下游排放），迫使发展中国家供应商为满足欧洲客户需求投入巨额减排成本。

例如，中国电池企业需在2025年前完成欧盟碳足迹认证，但因国内缺乏统一核算标准，仅数据收集成本就增加30%。这种“绿色合规”实则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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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则制定的单边霸权

1. 碳排放核算标准的话语权垄断

当前国际碳核算规则（如《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完全由发达国家主导。

以欧盟为例，其采用“行业基准法”默认进口商品碳含量，但基准值设定基于欧洲低效企业的数据，导致发展中国家高效企业仍需支付超额碳税。

这种规则设计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追赶者”地位。

2. 碳市场的金融化掠夺

碳金融衍生品（如碳期货、碳期权）的繁荣，实则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通过复杂金融工具攫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手段。

2023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超8000亿欧元，但非洲国家因缺乏定价权，其碳信用售价仅为欧洲市场的1/5。

三、案例研究：CBAM的“绿色外衣”下的经济战

（一）欧盟的双重标准

欧盟在推行CBAM的同时，却通过财政补贴保护本土高碳产业。

例如，德国2023年向钢铁行业提供90亿欧元补贴用于“绿色转型”，而发展中国家同类企业需自筹资金应对CBAM。这种“对内补贴、对外征税”的策略，暴露了其虚伪性。

（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困境

1. 非洲国家的结构性伤害

根据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测算，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家对欧出口的2%以上将受CBAM冲击，其钢铁、铝业因无法承担碳成本面临产业链断裂风险。

2. 拉美国家的去工业化危机

巴西学者指出，CBAM覆盖的化肥、水泥等产业占拉美对欧出口的15%，若被迫转向低碳技术，需投入占GDP 3%的资金，这将挤占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

四、破局之道：环保主义骗局与市场经济的环保潜能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在《环保的暴力》中尖锐指出：环保主义本质上是“以道德绑架为名的意识形态暴力”，其核心目标并非保护环境，而是通过制造“气候危机”恐慌，为发达国家垄断全球规则制定权提供合法性。

（一）环保主义的欺骗性本质

1. 科学数据的政治化操纵

克劳斯揭露，全球变暖论的核心数据（如“曲棍球棒曲线”）存在严重人为篡改痕迹。

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中，自然气候波动（如太阳活动）的影响被系统性低估，而人类活动的影响则被夸大。

2. 资源枯竭论的谬误

环保主义者宣称的“资源耗尽论”违背经济学基本规律。科斯产权理论表明，资源稀缺性会通过价格信号激发替代品创新。

例如，页岩气技术使美国天然气储量从2000年的5.3万亿立方米跃升至2023年的13.4万亿立方米，彻底打破“石油峰值”预言。

（二）市场经济的环保逻辑：产权、价格与技术创新

1. 科斯定理的启示：产权明晰化

科斯指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产权界定模糊。如果每块土地、河流、天空都有产权归属，环保问题就是每个产权人自己的事情。

2. 奥地利学派的技术创新路径

自由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和利润激励，推动企业家开发低碳技术。

例如，中国光伏产业通过市场竞争将发电成本从2010年的0.3美元/千瓦时降至2023年的0.03美元/千瓦时，其减排效果远超欧盟强制配额制度。

3. 资源替代的动态演进

克劳斯强调，人类创造力是“终极资源”。市场机制下，人们对环保的普遍需求，会自发促进清洁能源投资。

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达5000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占比首次超过60%，证明市场驱动的绿色转型更具可持续性。

结语

碳排放管制的本质，是欧洲政客利用环保议题重构全球经济秩序的工具，是欧洲政客企图左右全球，特别别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道德工具。

它既不符合奥地利学派倡导的自发市场秩序，更背离了气候正义的初衷。

发展中国家唯有揭露其权力控制的本质，以更开放的市场经济水平，引领技术创新与规则博弈打破枷锁，方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