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刚公布不久，我就把它读了两遍。

第一遍在书房，泡了杯茶，像做学问那样读，看条文、看体系、看立法技术。第二遍读到一半，茶凉了，我把椅子往后一推，忽然坐不住。因为第二遍读的时候，脑子里全是人。是那些我在看守所会见室里隔着一道玻璃见过的人，是那些在法庭上最后陈述时声音发抖的人，是那些家属在法院门口拉住我问“吴律师还有没有办法”的人。条文是死的，落到案子里，都长着具体的脸。

读完给一个律师同行发微信，说这次草案有几处真下了功夫，但有几块骨头，它绕着走了。同行回：绕开的那些，恰恰是咬人的。

刑诉法叫“小宪法”，我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也这么讲。教了这么多年，越来越觉得这话不能光在课堂上说。小宪法不是名字好听，是一个人被国家追诉的时候，能不能见律师、能被关多久、钱会不会被拿走、法庭上说的话有没有人听，全在这部法里。这次草案五十五条，比2018年那二十几条体量大得多。涉案财物单独立了一章，辩护制度添了几处硬杠杠，指居的入口收窄了一点，审查批捕阶段写进了“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这些我不装作看不见。

但做刑辩的人判断一部法，不看它写了多少好听的原则，看那些最难啃的骨头——留置的封闭、指居的存废、侦查扩权的口子、排非的实效、管辖的失控——它敢不敢碰。我在谈这次修法的时候说过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刑诉法修改“每次都轰轰烈烈，但很多时候闭门造车。广大一线律师很多没看到草案，也没征求意见”。话说得重，但坐在辩护席上的人知道，这不是牢骚。坐在房间里改条文的人和站在法庭上读条文的人，看到的往往不是同一部法。这次征求意见，能不能影响修改，不好说。

所以这篇东西，我不想写成四平八稳的立法评论。说点具体的。欣慰的地方说几句，遗憾的地方多说几句。遗憾落到人身上，从来不是抽象的。

一、涉案财物专章值得记一笔，但“挂钩”剪断了，决定权还在侦查机关手里

这些年办涉企案件，最让人无力的不是定罪本身，是钱。

我见过企业账上资金一笔冻几年的，见过设备一封工厂停摆的，见过法定代表人还在里面、外面公司已经被“托管”得面目全非的。孙大午案我写过，涉黑案件“打财断血”，就是要剥夺你的经济能力，甚至连请律师的钱都没有。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遭遇，是一种办案逻辑。趋利执法的根子，就在办案与罚没之间那条或明或暗的利益链上。

草案把涉案财物单列一章，写进“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写进法院应当对财物权属进行法庭调查，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异议。这一章我认，是本次修法最拿得出手的增量。“不得挂钩”四个字，等于在纸面上把趋利执法最直接的激励链条剪了一刀。过去那条单薄的“妥善保管”，办过案子的人都知道，基本等于没有。

但这一刀剪下去，链条没断。决定查封扣押冻结的权力，仍然完整地留在侦查机关手里。没有中立的司法审查，检察机关的监督写在条文上，落到实务里能硬到什么程度，办过案子的人心里有数。更麻烦的是，趋利执法的动力不只来自“办案经费”一个口子。地方财政的返还逻辑、涉案财物集中保管之后的处置惯性、异地执法中“谁查扣谁受益”的潜规则，都不是一部刑诉法的一章能解决的。草案把涉案财物从第245条里解放出来，给了它一个专章的位置，这是进步。但审前阶段的对物强制措施仍然是办案机关自己批、自己执行、自己移送，审判阶段的审查就很容易变成对既成事实的确认。治“利”的标动了，治“权”的本没有动。只要决定权还在侦查机关手里，所谓“严格区分”和“法庭调查”，在绝大多数没有辩护人死磕的案子里，就只是纸面上的程序。

二、指居：我主张废，草案只修，是把口袋扎紧了一点，不是把口袋收走

指居的存废，我立场从来不掩饰：我主张取消。

理由不复杂。2012年它被设计成逮捕的替代措施，结果在实践中长成了一个比逮捕更封闭、比羁押更不受监督的东西。宾馆、培训中心、闲置办公楼都可以是“指定的居所”。律师会见被拖、被拒，刑讯和诱供最容易滋生的，恰恰是这一段与外界隔绝的时间。它没有类似看守所那样规范侦查活动的监管规则，完全可能让关于禁止刑讯逼供和非法证据排除所做的一切努力，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化为乌有。

草案的处理是修补：无固定住处的，不再指定居所；指定居所不得在羁押场所和专门办案场所执行；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方向都对，“无固定住处”这个最大的适用入口也确实被收窄了。但根本问题没有回答：一个名义上的“非羁押”措施，凭什么可以造成比羁押更封闭的状态？

更要命的是，“无固定住处”这个口子，在实践中早就被玩坏了。我在涉黑案件里看得很清楚：本地犯罪嫌疑人一旦被异地管辖，到了办案机关所在地，在本地有房子也变成了“无固定住处”。2018年办朱红建案我就问过，犯罪地和被告住所地都不是湘潭，凭什么湘潭公安局管辖？但所有涉黑案件都是这么做的，指定管辖一指定，指居的条件就被“合法”地制造出来了。草案收窄的那个入口，在异地管辖的配合下，随时可以被重新撑开。

指居一旦被滥用，后果不是抽象的“权利受限”。河北暴钦瑞案，一个三十三岁的人，在宾馆里被“指居”期间遭受长时间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最后因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同案被指居的十个人里，九个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2025年9月，十一名涉案警务人员被判刑。这个案子我读判决的时候，很久说不出话。最高检2025年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提出纠正意见1.3万件次，这个数字不是统计报表上的一个数，是一万三千次“本不该发生”。

只修不废，是把口袋扎紧了一点，不是把口袋收走。只要“有碍侦查”的解释权还在侦查机关手里，只要审批仍然在侦查体系内部流转、没有中立司法审查介入，指居就仍然是那个可以绕开看守所监管的权力口袋。只要“重口供、轻证据”的办案惯性还在，扎紧一个口袋，办案人员总能找到下一个。

三、最刺眼的反向条款，藏在强制措施里

草案在总则写进了比例原则。措辞很漂亮：强制措施的种类、执行方式和期限应当与社会危险性、可能判处的刑罚相适应，不得超过合理限度。单独读这一条，你会以为审前羁押要往下走了。

但把对照表翻到另一边，看到的是一组方向相反的条文。

审查批捕的提请时间，对“案情重大的集团犯罪、跨境犯罪、经济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间延长到了三十日。加上检察院审查的七日，一个嫌疑人可以在是否逮捕都还没有决定的情况下被拘留三十七日。现行法下，三十七日这个数字在绝大多数案件里已经是封顶线，是一个例外状态。草案把“经济犯罪”等弹性极大的概念塞进三十日的口子，意味着这个封顶线要从例外变成一类案件的常规。“经济犯罪”是一个边界模糊到几乎没有边界的概念，涉众型经济案件动辄卷入数十人。这个口子一旦常态化，审前羁押的基数只会往上走，不会往下走。

跨市县连续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侦查羁押期限的延长情形也加了一项。辩护律师会见经许可的范围，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两类，扩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黑案件里“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罪名的认定弹性有多大，我办了这么多年，太清楚了。把它的侦查阶段会见纳入“经许可”范围，等于在涉企案件辩护介入的路上又加了一道闸。孙大午案里我就说过，涉黑案件的套路，指定管辖、长期指居、刑讯逼供、拔高凑数、未审先定、没收全部财产，都是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潜规则。现在草案把会见许可也往这个方向靠了一步。

这三条要放在一起看。草案左手把比例原则立起来，右手给“重大复杂”开门。而“重大复杂”恰恰是最容易被扩张解释的四个字。原则是宣示，例外才是日常。当例外的口子越开越多、越开越宽的时候，比例原则就变成了一句在法庭上没人好意思认真引用的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真正决定一个人被关多久的，不是总则里那句“不得超过合理限度”，而是对照表里多出来的那些天。

四、监察衔接的沉默，比任何一条退步都更重

如果只让我说一个遗憾，就是这个。

职务犯罪辩护的症结，从来不在审查起诉之后，而在留置那几个月。律师完全缺位，关键供述在封闭环境里形成。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转换、监察证据的转化审查、同步录音录像能不能向辩方开示、排非在职务犯罪里怎么启动，这些问题从2018年之后学界一直在说。说到现在，对照表里第170条原样未动。留置阶段被调查人的程序权利，没有任何增量。

学界不是没有方案。有学者明确提出，此次修法应当构建职务犯罪案件的法律帮助权，完善监察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这些主张在法理上没有任何激进之处，不过是在一个人被剥夺自由、面对国家调查的时候，给他一个获得法律帮助的最低通道。但草案对此保持沉默。

草案把讯问同录的门槛降到三年以上，把“调取同录应当及时提供”写进条文，这些进步当然也覆盖职务犯罪案件。但排非在职务犯罪中的“申请难、启动难、调录像难”，根子不在审查起诉阶段，在留置阶段的封闭性。辩护的重心在事后，证据的根基在留置阶段就已经打好了。等到律师能介入的时候，核心供述早已固定，你能做的只是围绕既成证据找缝隙，而不是对取证过程本身形成制衡。我在不少职务犯罪案件里都有同一种感受：你走进法庭的时候，仗已经打完了，你能做的只是打扫战场。修法可以暂时不给答案，但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审慎和回避之间，隔着的是一整块程序正义的真空。

五、排非：换了滤芯，传动轴还是老的

排非这次有两处技术性进步：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纳入补正排除的轨道；同录范围扩到三年以上。这些该认。

但我做了这么多年刑辩，排非的案子办过太多，最深的体会是：排非难，不是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而是因为缺乏配套机制。侦查人员不出庭，法庭就无法查明取证是否合法；同步录音录像不完整或“设备故障”，法庭就无法核实讯问过程；情况说明代替证据，法庭就无法做出实质判断。这些问题，本质上是权力配置问题，不是法律技术问题。

启动难、调查难、认定难、后果难，这四个“难”是一个闭环。辩方提交了线索材料，法庭一句“不足以证明存在非法方法”就可以不启动；好不容易启动了，侦查人员不出庭，一纸“情况说明”顶替一切；即便进入了调查，“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裁量弹性大到没法预期；就算排了，对定罪量刑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个闭环我在无数个法庭上见过，见过太多次之后，你会产生一种荒谬的熟悉感：你明明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也明明把问题摆在了法庭面前，但法庭的回应像一堵软墙，你的话进去了，没有回声。

我常说，排非的本质不是“发现真相”，而是“通过限制真相发现来捍卫程序正义”。非法取得的真实供述也应当依法排除，审查标尺是取证程序合法性，不是口供真实性。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侦查考核压力、封闭讯问环境和社会有罪推定心理这三重体制因素，不在办案人员个人品行。草案对启动标准、调查程序、证明责任配置没有作任何结构性调整，也没有确立“未依法录制或录制不完整时推定供述非法”的制裁性规则。同录扩围当然是好事，但同录调不到的时候，扩围就只是一句好看的话。换滤芯不修传动轴，发动机还是跑不起来。

六、认罪认罚：绵阳法庭上那句“认命”，我到现在忘不了

认罪认罚适用率超过八成五。这条通道的公正品质，已经等于刑事司法的平均品质。草案给具结书签署加了录音录像，给辩护人、值班律师的异议留了附卷的位置，量刑建议的要素也细化了。框架内的精装修，做了。

但绵阳曾建斌那个案子，我到现在忘不了。开庭两个多月，我问一个被告人认罪是不是自愿。他考虑了半天，说：“实际上我不是认罪，我是认命。”他其实有很多辩解，庭审质证时这个事情没参加、那个事情没参加，按他的辩解，认罪根本不成立。但他说想出去，跟老婆孩子团聚。你说我有罪，我就有罪。那天上午，另一位辩护人说他当事人“不是认罪，是认命”，我在庭上流泪了。我做了这么多年律师，自以为见过足够多的场面，但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某个地方，很久拔不出来。

量刑激励在实践中变成了量刑胁迫。“认就给缓刑，不认就给实刑”，这本质上是用自由换口供。被告人面对的不是“认罪是否真实”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用认罪换取提前出狱”的问题。在这种博弈里，自愿性早已被生存压力取代。当一个人认罪认罚是因为相信司法会给他公正的结果，这个制度是值得的；当一个人认罪认罚是因为已经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这个制度就是他的宿命。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律师的位置。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人的独立辩护权几乎被逼进死胡同。做无罪辩护，法官问被告人认不认可辩护意见。不认可，意见矛盾；认可，法官说你没有自愿认罪，取消认罪认罚。律师要么配合走完程序，要么冒着当事人被取消从宽的风险去辩。值班律师的处境更糟。韩旭教授把法律援助辩护的乱象概括为“占坑式”“配合式”“应付式”“指控式”“练手式”，我特别认同他对“配合式”的忧虑：律师不是站在当事人立场辩护，而是配合办案机关完成诉讼程序。值班律师被批评为“形式化、无效化”，只是在具结书上“签字见证”。劳荣枝案里“占坑式辩护”的问题，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家属委托的律师被法援律师挡在门外，那种荒诞感，不是坐在书斋里能想象的。

草案加了录音录像，能解决“代签”“补签”的一部分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律师没有阅卷、没有会见、没有实质协商空间的时候，录像录下来的不过是一个更规范的签字仪式。八成五以上的案件走这条路，这条路的协商是真是假，决定了认罪认罚四个字到底是制度还是过场。

七、有效辩护的困境，不是“辩不赢”，是“辩了没人接”

我常说，刑辩看似全覆盖，但有效辩护难。

西北金城那个案子，朱孝顶律师、黄竞宇律师、邓学平律师、杜家迁律师、侯志远律师、蓝天彬律师等知名刑辩都参加了，开了二十多天。庭前会议异议搞了四五天，起诉书都还没开始宣读。最后呢？很多申请、异议被驳回。管辖、回避、排非，每一样都艰难。我不是说这些申请每一个都有道理，我是说，当法庭对辩方的申请不是审查其是否有道理，而是习惯于驳回的时候，辩护就变成了一种仪式。

我常常问自己，也问同行：法律规定了回避制度，回避申请被驳回后怎么办？法律规定了管辖异议，异议被无视后怎么办？法律规定了排非程序，法庭不启动排非怎么办？这些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往往没有有效的救济途径。辩护律师提出申请，法庭记录在案，然后驳回，然后庭审继续。辩护权的行使变成了“走过场”，法庭的驳回变成了“走程序”。兰州开庭二十多天，我最深的感受是：程序辩护不是技术问题，是权利保障问题。当权利被侵害之后没有后果，这项权利就只是纸面上的权利。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记着。今年夏天我去江西修水旁听一个刑事案件，在外面等了三天没进去，理由说我是前辩护人，所以不能旁听。我找遍刑诉法和司法解释，没有这个规定。后来韩旭教授在金城旁听，拿着律师证和身份证，法院就是不让进，法律上没有任何理由。我和韩旭教授感慨：法学学者在司法实践中经历“毒打”，才能对研究问题有更深刻的认知。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差距太大了。

草案在辩护制度上添了几处增量。审查批捕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申诉控告十日内书面答复，会见安排时限从“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小时”改为“保证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这些当然比没有好。但权利被侵害之后的救济通道，仍然基本是空的。一部程序法如果只写权利，不写权利被侵害之后的后果，那些权利在对抗性强的案件里，就是最容易被“驳回惯性”消化的东西。这个循环不打破，辩护制度的增量，就只是增给那些本来就不需要辩护的案子看的。

八、管辖没有动，是“治权”的手术留给了下一次

涉案财物专章斩断趋利执法的利益链，治的是“利”。管辖乱象背后是“权”——谁有权把人带走、把案子拿走、在哪里审。草案对管辖条款几乎未作实质修改。

但“远洋捕捞”式异地执法和指定管辖泛化，是这些年刑事司法里最公开、最被诟病的病灶之一。孙大午案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说过，从刑诉法的地域管辖来讲，犯罪地和被告住所地都不是高碑店，凭什么高碑店公安局管辖？但是所有涉黑案件都是这么做的，全都是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管辖一旦被工具化，带来的不只是“在哪里审”的不方便，而是整套程序权利的连锁塌陷。异地管辖制造“无固定住处”，指居的入口被撑开；异地办案割裂案件事实，质证和辩护的根基被抽掉；趋利性执法的动力在管辖环节就已经被激活，涉案财物专章的事后审查很难兜住。

动了利的手术，权的手术留到下一次。可下一次是哪一次，没有人知道。管辖不改，指居的漏洞就补不严，趋利执法的根就拔不干净。

九、还有一处，值得多看两眼

扰乱法庭秩序的罚款上限从一千提到一万，庭外聚众哄闹、侮辱威胁司法人员的也明确了追责机制。法庭权威要保障，这没有问题。

但把这一条和辩方程序违法几乎不存在实质制裁的现状摆在一起看，力度的落差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辩护律师伪造证据、扰乱法庭，有刑法第306条等着；公诉人隐匿证据、法庭无理驳回排非申请，几乎没有对应的程序性后果。法庭权威的根基，说到底在裁判的说服力，不在罚款的威慑力。一方加码总是具体而果断，另一方救济总是抽象而迟缓，程序法的天平朝哪边偏，不用读太多条文也看得出来。

写到这里，可以收了。

这份草案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涉案财物专章、同录扩围、审查批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羁押期限即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时应当释放、讯问同录调取“应当及时提供”，这些都该记在账上。指居的入口收窄，方向也是对的。进步是真实的，但遗憾不是抽象的。

遗憾是什么？遗憾是第91条多出来的那些天。是一个被异地管辖的人在本地有房子，却被认定为“无固定住处”。是一个被告人在法庭上考虑了半天，说“我不是认罪，我是认命”。是一个辩护律师提交了排非申请，法庭记录在案，然后驳回，然后庭审继续。是一个留置了几个月的人，直到走进看守所才第一次见到律师。这些不是立法技术问题，这些是人。

我做了近二十年律师，也教了这么多年书。越来越觉得，刑诉法的修改，不是在改一部法，是在改无数人将要经历的那段日子。条文里的每一处模糊和沉默，最后都会变成法庭上的争议、当事人具体的处境。草案还在征求意见，窗口还开着。把遗憾说透，不是因为不珍惜那点进步，是因为程序法的进步，经不起用“进步抽象、退步具体”来结算。窗口关之前，话得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