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四句，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人格标签。

提起士大夫，我们脑子里会冒出什么形象？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海瑞抬着棺材上朝的凛然正气。

他们是儒家理想的化身，是王朝的良心，是暗夜里的烛光。

我得问一个有点冒犯的问题：这，是真的吗？

或者说，这套”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叙事，究竟是士大夫群体发自内心的、唯一的行动指南，还是…………只是一门更高明的生意？一套把个人利益包装得无比崇高的话术？

我们得先承认，士大夫的“A面”，那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凭空捏造的。

这套形象，是儒家思想经过上千年的精心打造，构建出的一套完美的意识形态产品。它的产品定位非常清晰：

产品名称：道统的守护者。

产品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产品功能：上以辅佐君王，下以教化万民，内以修身养性，外以平定天下。

终极回报：青史留名，万世景仰。

你看，这套产品的回报机制，是典型的极低时间偏好。

它承诺给你的，不是眼前的荣华富贵，而是一种超越生死的、不朽的精神价值。对于一个浸淫儒家文化多年的读书人来说，这种诱惑力是巨大的。

仅仅横渠四句这四句话，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这是所有意识形态的特点，那就是都宣传本意识形态能带来繁荣。

更何况，这四句话仅仅是目的，没有说明达成繁荣的手段。

所以，历史上确实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产品代言人”。

魏徵敢跟唐太宗顶牛，海瑞敢骂嘉靖皇帝，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力挽狂狂澜……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套理想。

他们是这套意识形态最成功的案例，也是我们今天提起”士大夫精神”时，首先想到的光辉形象。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士大夫这个群体，才获得了巨大的道德资本。

他们垄断了对“是”与“非”、“善”与“恶”的解释权。

皇帝想干点啥，都得先看看他们同不同意，在不在“道”上。

好，这是A面。光彩照人，令人肃然起敬。

“但是，光看A面，我们就太天真了。因为这只是言论，言论的代价是很小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标榜自己，。

士大夫的目标是当上官，而他们当上的大多是流官，任期短，异地为官，他们怎么可能会有低时间偏好，去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古代的”流官制”这个制度设计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员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对抗中央的势力。

这是一种高明的帝王术。

但这个制度，在客观上，给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官员，都设置了一个”高时间偏好”的陷阱。

你想想，你是一个通过十年寒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好不容易考上进士的读书人。

现在，朝廷把你派到一个离家千里之外的县城，当一个县令，任期三年。

你面对的是什么？

这个县，不是你的。你在这里做的一切好事，三年后你一拍屁股走了，继任者可能就把你的功劳全抹了。

你在这里做的一切长期投资，比如修个水利，可能要十年才能见效，但那时候你早就不知道在哪儿了，功劳簿上根本没你的名字。

你为了当这个官，付出了巨大的沉没成本（读书的十几年）。你现在需要在这短短的三年内，把这个成本捞回来，并且还要为自己的未来（升迁）、为家人的生活、为子孙的教育，赚取足够的资本。

天高皇帝远，只要你把账面做得好看，把上级糊弄过去，你在这三年里具体干了什么，中央其实很难知道。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你会怎么选？

是选择像个圣人一样，呕心沥血，为这个三年后就跟你没关系的县城，规划一个五十年的发展蓝图？

还是选择，利用这三年宝贵的时间，迅速地、高效地，完成你的个人资本积累？

答案，不言而喻。

所以，作为”流官”的士大夫，他的个体时间偏好，必然是高的。他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地方的长远未来，而是如何在这片”租来的地”上，尽可能多地、快地收割庄稼。

因此，那些高喊着要为万世开太平的人，行动上的选择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好，精彩的地方来了。一个人的内心，是高时间偏好的，追求的是短期利益；但他所处的那个群体，又要求他必须表现出低时间偏好的、大公无私的圣人模样。

当内在的真实欲望和外在的形象要求发生冲突时，怎么办？

虚伪，就诞生了。

这里的”虚伪”，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贬义词，它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生存策略。

士大夫们发现，他们所掌握的那套”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叙事，那套从孔孟那里继承来的”道统”话语，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理想，它更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工具。

这件工具有什么用？

第一，它是获取权力的敲门砖。

你想当官吗？那你得先通过科举考试。

考什么？考的就是这套儒家经典。你必须先把这套”低时间偏好”的意识形态背得滚瓜烂熟，在卷子上写得花团锦簇，表现出你是一个深明大义、一心为公的准圣人。

这套话语，是你进入官僚体系的入场券。你内心信不信不重要，但你必须得会说，还得说得比谁都好听。

第二，它是打击政敌的武器。

官场如战场。怎么才能最有效地打击你的对手？不是说他能力不行，也不是说他贪污了多少钱（因为大家可能都在贪），最致命的指控是——”他违背了圣人之道！”

你看明朝的党争。

东林党人攻击阉党，最核心的武器就是占据道德制高点，说他们是”小人”、是”奸佞”，破坏了祖宗之法，祸乱了朝纲。

他们用”道统”的尺子，去衡量政敌的一切行为，把政治斗争，包装成了神圣的”善恶之争”。这套打法，威力巨大。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它是掩盖个人私利的完美伪装。

这才是这套工具最精妙的用法。

一个士大夫，当他想为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谋取私利时，他绝不会说”我想要钱”“我想要地”。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此举有违祖宗之法，恐动摇国本！”

长此以往，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啊！”

你看，他们巧妙地把保护个人私利这个高时间偏好的短期行为，包装成了捍卫国家长远利益这个低时间偏好的崇高行为。

这就是这套话语体系最可怕的地方。

它成了一个”万能的道德外衣”。任何自私自利的、高时间偏好的短期行为，只要披上这件外衣，瞬间就变得正义凛然、不容置疑。

现在，我们再坐到皇帝的龙椅上，去感受一下。

你是一个皇帝，你想富国强兵，你想做点事。但你发现，你手下这帮大臣，特别有意思。

当你跟他们谈论”仁义道德”“三代之治”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热泪盈眶，引经据典，比谁都能说。

可是一旦你的政策，哪怕只是稍微触及到了他们这个群体的实际利益时，他们马上就跳起来，还是用同样那套”仁义道德”“祖宗之法”的语言，来把你所有想干的事儿，都给否决掉。

你慢慢就会发现，这套宏大的意识形态，成了一个”双标”的工具。

它是士大夫集团用来要求皇帝进行极限自律的紧箍咒，同时又是他们用来放纵自身私利的护身符。

他们要求皇帝必须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而他们自己，却可以在”为万世开太平”的口号掩护下，闷声发大财。

一个聪明的皇帝，比如雍正，很快就会看穿这一切。所以他才那么喜欢搞”密折制度”，绕开这帮口是心非的官僚，去获取真实的信息。

所以他才那么喜欢用那些不讲情面、只讲效率的”酷吏”，比如田文镜，去推行他的政策。

而一个比较天真或者说比较倒霉的皇帝，比如崇祯，他到死可能都没完全搞明白。

他总觉得，我这么勤政，这么想当个好皇帝，为什么这帮大臣就是不肯帮我呢？为什么国库里空空如也，他们家里却都富得流油呢？

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高度成熟的、掌握了话语霸权的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成功地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的行为，完美地包装在了捍卫国家长远利益的叙事之中。

这种精致的、制度化的虚伪，才是最让皇帝感到无力和绝望的。

它比单纯的贪腐，更难对付。

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坏”的问题，而是一个”道”的问题了。你连反驳它的语言，都在它的那套话语体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