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最近又发声了。

这位携程创始人，这些年花在人口问题上的精力，恐怕不比花在旅游业上少。他的判断很直接：中国人口衰竭的速度，在世界和平年代里前所未有。新出生人口仅仅用了七年，就从1700多万跌到900多万，几乎腰斩。

很多人听到这个数据，第一反应是：政府该怎么办？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走偏了。

生育，是个人的目的性行动

米塞斯在《人的行为》里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他们认为最优的行动方案。

生育，是所有个人决策中周期最长、投入最重、不确定性最高的一种。一个家庭愿不愿意生孩子，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对当下生活成本的判断、对孩子能带来什么的主观估值。

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两个家庭是完全一样的。

正因如此，“最优生育率是多少"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它不存在于任何统计数据里，不存在于任何专家的头脑里，更不存在于任何政府报告里。哈耶克把这个现象叫做知识的分散性——社会中真正有用的知识，以碎片化的形式分散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无法被集中、汇总、利用。

政府拿着一个它自己设定的"生育率目标”，然后调动财政资源去实现它，在奥派看来，这在认识论上就已经是错的。你连目标对不对都不知道，更谈不上用什么手段去实现它。

干预的螺旋：生育成本是怎么被推高的

当然，我们不能只停在认识论层面。现实中，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成本确实高，这是可以分析的。

米塞斯有一个关于干预主义的经典论断：政府的每一次干预，都会产生它没有预料到的后果，而为了应对这些后果，政府往往会再次干预，如此循环，形成螺旋。

我们来看看这个螺旋在生育问题上是怎么转的。

第一环：土地管制推高房价。

城市土地供应受到严格管控。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开发受到层层审批，供应量始终无法充分响应需求。房价于是居高不下，年轻人把收入的大半用于偿还房贷，剩下的所剩无几。

这不是市场失灵。这是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

第二环：教育垄断推高教育成本。

公立教育系统垄断了基础教育市场，但质量参差不齐，且资源分配极不均衡。家长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要么购买昂贵的学区房，要么花重金参加课外培训。

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试图用行政手段压低教育需求侧的成本，结果是：课外培训机构消失了，但学区房价格没有下降，教育竞争的内在压力也没有减少，只是换了一种更昂贵、更隐性的方式释放出来。

这又是一次干预造成新问题、新政策又试图修补的循环。

第三环：货币超发侵蚀储蓄。

通货膨胀是奥派最重视的隐性税收。当货币当局持续扩张信用，物价趋势性上涨，人们手中的储蓄购买力被悄悄稀释。

对于生育决策来说，这个影响是深远的。养一个孩子是一项长达二十年的资本投入，其回报极度延迟。在通胀环境下，长期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下降，人们的时间偏好会自然提高——也就是说，更倾向于活在当下，而不是为遥远的未来做投入。

生育率下降，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环：用补贴来"解决"低生育率。

以上三个环节叠加，造成了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现状。政府的应对方案是什么？发补贴。建托育中心。出台育儿减税政策。

这是这个螺旋的第四环：用一项新的干预，来应对前几项干预造成的后果。

问题是，补贴的钱从哪里来？来自税收，或来自发债，本质上都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再以特定方式重新分配。这个过程本身会消耗效率，而且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反过来压缩可支配收入，削弱生育的经济基础。

米塞斯说，干预主义的逻辑必然性，就是它无法在自己的逻辑框架内找到稳定的均衡点，只能不断向前滚动。

时间偏好：有一部分下降是正常的

说到这里，我要插入一个奥派的重要提醒，以免分析走向偏颇。

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并不完全是政府政策造成的，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

当一个社会变得更富裕，人们的时间偏好会发生变化。收入提高了，人们愿意把更多资源投入到当下的生活质量上，而不是全部押注在子女这一项长期投资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机会成本上升，生育意愿自然下降。

这不是坏事，这是财富增长的自然伴随物。所有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无一例外都经历了生育率的下降。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莫不如此。

所以，不要把生育率下降这件事，全部归结为政府的失误。有一部分是经济规律，是需要接受的现实。

真正需要批评的，是那些人为抬高了生育成本的管制，以及用新干预修补旧干预的思维定式。

梁建章的建议是典型的慷他人之慨

梁建章的建议，停留在"政府应该做更多"的层面：更多补贴、更多托育、更多产假。但就是没想过，这样搞法会有什么代价。这些建议无非都是想别人为自己的建议买单，典型的慷他人之慨。

这是一个福利国家式的解题框架，与奥派的思路有根本的不同。

奥派的框架不是"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是"政府停止做什么，市场能自发恢复"。

土地管制放开，住房供应充分竞争，房价会自然寻找均衡。不需要政府去"调控房价"，只需要政府停止垄断供应。

教育市场放开，民间资本充分进入基础教育，竞争会推动质量提升、成本下降。不需要政府去"减轻教育负担"，只需要政府停止垄断供给。

货币信用收缩，停止通胀，人们的时间偏好会自然回落，长期投资意愿会上升。不需要政府去"鼓励生育"，只需要政府停止侵蚀储蓄。

税负减轻，企业和个人留存更多收入，可支配资源增加，生育的经济基础自然改善。不需要政府去发补贴，只需要政府少拿一点。

这四件事，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政府的退出，而不是政府的扩张。

这与梁建章的建议，逻辑方向是相反的。

生育率，不是一个可以被管理的指标

最后，我想回到认识论的起点。

哈耶克说，没有任何人，包括政府，能够拥有足够的知识去统筹安排一个复杂社会中数以亿计的人的行为。

生育，是人类社会中最复杂的行为之一。它涉及每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情感状态、价值观念、对未来的判断。这些信息以碎片化的形式，分散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无法被任何中央机构汇总和利用。

政府设定一个生育率目标，然后用行政和财政手段去实现它，这在认识论上是傲慢的，在经济学上是低效的，在实践中大概率是失败的。

韩国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过去二十年，韩国政府在鼓励生育上花费了数百亿美元，结果生育率反而跌至全球最低水平。

不是因为韩国人不想要孩子。是因为韩国政府没有解决真正的结构性问题——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工作压力——而是用补贴去绕过这些问题。

绕过，不是解决。

真正的解决，是移除那些人为制造了高成本的管制，让个人在更自由的环境中，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做出他们认为最好的选择。

有人会多生，有人会少生，这都是正常的。

自由社会不需要一个统一的生育率目标，它只需要一个让人们有能力、有意愿做出自由选择的环境。

这个环境，不是靠补贴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