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伊利诺伊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像个菜市场里蹩脚的小贩，对着电话叫卖奥巴马空出的参议员席位，被联邦调查局录了个一清二楚。

全美国的“体面人”瞬间高潮了。

联邦检察官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对着镜头，演技爆棚，沉痛宣称：

若亚伯拉罕·林肯知道今日芝城政客如此堕落，必在坟墓中辗转反侧。

呵呵

林肯的棺材板要是能动，那绝不是气得翻身，而是笑得直抖。

因为这位被供奉在神坛上的“伟大解放者”，恰恰是这套肮脏游戏在美国早期的重要建筑师之一。

用奥派的眼光看，这无非是“政治过程”替代“市场过程”后，权力寻租最原始、最坦率的形态。

别再被那些裹着糖衣的官方史观忽悠了。

林肯从来不是什么政治素人或道德完人。

早在当总统前，他就是伊利诺伊州权钱交易网络中最顶尖的操盘手。

他的政治偶像，是纽约州的德威特·克林顿——这位老兄被公认是将“分赃制”系统化、制度化的“天才”。

林肯的毕生梦想，就是成为“伊利诺伊州的克林顿”。

什么叫分赃制？

胜利者有权将公职作为战利品分给支持者、亲信和出钱的人。

这不是政治的“瑕疵”，而是其本质。

米塞斯早就洞悉：

一旦国家权力超越“守夜人”角色，介入资源分配，官职就必然成为一种可掠夺、可交易的经济商品。

林肯完美践行了这一点。

入主白宫后，他推动的首批重大立法之一，便是《太平洋铁路法案》。

该法案被誉为“昭昭天命”的工程奇迹，但在奥派看来，这简直是国家权力与资本联姻、催生超级腐败的教科书案例。

它直接引爆了美国当时最大的丑闻“动产信贷公司案”。

而林肯本人，从中捞到了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他掌握了决定这条横贯大陆铁路东部起点的生杀大权。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荷华州的康瑟尔布拉夫斯。

原因无他：早在1857年，他就在那里以极低价格购置了大片土地。

国家权力的指向——铁路规划——与他个人的地产投资精准重合。

铁路一通，地价飙升，总统先生私人财富暴涨。

这算什么？

这是利用公共决策进行内幕交易和资产套现的古典原型！

他麾下的共和党巨擘们呢？

激进派领袖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其政治基础与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铁路利益捆绑之深，堪称政商旋转门的鼻祖。

“向大海进军”的谢尔曼将军，其家族与中西部的铁路投机网络关系千丝万缕。

他们哪一个不是借着“国家建设”、“战时需要”的宏大叙事，在立法、合同与土地授予中赚得盆满钵满？

布拉戈耶维奇叫卖一个参议员席位，相比林肯时代将整个大陆的开发权、运输命脉和数千万美元的国家补贴（赠地）作为党派分赃的筹码，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原始得可爱。

所以，菲茨杰拉德检察官那番“林肯震怒”的陈词滥调，虚伪得令人作呕。

他们试图塑造一个从未存在的道德黄金时代，以此反衬当下的“堕落”，从而将自己包装成清道夫。

真相是，从联邦政府诞生之日起，权力的买卖、利益的交换就是其骨髓里的基因。

布拉戈耶维奇蠢在哪里？

他蠢在把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在西装革履和立法条文掩护下进行的黑箱操作，用街头小贩般粗鄙直白的语言喊了出来。

他破坏了“体面盗贼”的行规，所以必须被献祭，以维持整个“盗窃团伙”表面上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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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勒索：“挤奶员法案”与政治敲诈的科学

如果你以为美国政客的腐败，还停留在卖官鬻爵、直接收钱办事这种“古典主义”阶段？

那你就太天真了。

经过数百年的“进化”，尤其是随着美国政府权力在二十世纪的爆炸性扩张，权钱交易已发展为一门精密的“科学”，一门戴着白手套实施抢劫的艺术。

奥派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寻租”与“抽租”经济的成熟形态，其核心是利用创造或撤销潜在伤害的权力来进行勒索。

经济学家弗雷德·麦克切斯尼在《白花钱》中精准刻画了这套把戏。

传统的“寻租”，是企业主动给政客钱，换取补贴、特权或有利合同。

而更高级、更普遍的是“抽租”，即政治勒索。

政客无需为你做任何好事，只需威胁对你做点坏事，就能让你的钱自动流进他的金库。

想想这个场景：国会某委员会主席，或一群有影响力的议员，突然“忧国忧民”地提出一项法案，声称要对某高利润行业（比如制药、科技、能源）课以重税，或施加严苛到近乎不可能的监管。

他们真的想推动该法案吗？

十有八九不想。

那他们想干嘛？

钓鱼执法，坐等收钱。

法案一经提出，目标行业便如惊弓之鸟。

游说集团、公司代表会带着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票簿，蜂拥至华盛顿。

他们“恳切陈情”，“支持”议员们的“深思熟虑”，并奉上巨额“竞选捐款”，以示“对民主进程的支持”。

一旦钱给“到位”，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看似迫在眉睫的可怕法案，会在委员会审议中被“善意地搁置”，或加入无数豁免条款变得无害，最终不了了之。

这与黑帮收保护费有本质区别吗？

没有。

“不给钱，就毁掉你的生意。”

区别仅在于，黑帮用砍刀和燃烧瓶，政客用税法草案和监管提案。

后者更“文明”，也更无耻。

华盛顿内部给这种法案起了极其形象的绰号：

**“挤奶员法案”：**像定期挤牛奶一样，从那些现金流稳定的“奶牛行业”（如保险、电信、汽车制造业）身上，每隔一两年就挤出献金。

比如，时不时提出修改《产品责任法》，让制造商和他们的保险公司心惊胆战，乖乖续费。

**“榨汁机法案”：**针对特定暴利或风口行业（如某个时期的互联网巨头、加密货币、制药公司），在特定时间点狠狠榨取一笔巨额“果汁”。

比如，在舆论关注药价时，提出允许医保直接干预药品定价；

在科技巨头遭遇舆论危机时，抛出“拆分大型科技公司”的议案。

**“取件器法案”：**泛指一切以“取钱”为核心目的的法案。

最经典的莫过于周期性出现的“对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增税”的提案。

它永远能调动民意，也永远能准时让华尔街和硅谷的富豪们打开钱包，向两党的金库“进贡”，以求法案“技术性死亡”。

古今中外，此道大同。

中国古代的盐铁专营，本质就是最大的“榨汁机”，皇室与官僚集团通过垄断必需品的经营权，合法榨取全民财富。

欧洲近代早期的特许公司（如东印度公司），其垄断特许状就是国王与议会发出的、最昂贵的“取件器”。

现代监管型国家崛起后，这门“科学”更是登峰造极。

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审批权（给钱慢，你的救命药就上市慢），到印度各级政府的行政许可与行业准入（印度赚钱印度花），再到欧盟不断变化的数据保护与反垄断标准，无不可以被操作为精妙的勒索工具。

在这种体系下，政客不再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合法伤害权”的经营者。

他们的核心技能，不是治理，而是精准评估每个行业、每家公司的“恐惧阈值”，并据此开出价码。

整个政治过程，退化为一台结构复杂、运行顺畅的合法勒索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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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派透镜：干预主义如何系统性地制造腐败

为什么政治必然滑向腐败？

从米塞斯、哈耶克到罗斯巴德，早已给出了穿透本质的分析：

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超越了其最小限度的保护性功能，掌握了随意干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裁量权。

这种裁量权，就是滋生寻租与腐败的肥沃土壤。

1、干预主义是腐败的温床

在纯粹的自由市场中，交易是自愿、互惠的。财富来自服务他人、创造价值。

然而，一旦政府拥有授予特权（如补贴、垄断牌照、关税保护）、施加惩罚（如特殊监管、选择性执法）或分配资源（如政府合同、土地开发权）的权力，游戏规则就彻底改变。

此时，最有利可图的“生意”不再是取悦消费者，而是取悦权力。

企业家的才能从创新和生产，被扭曲到游说和行贿上。

这就是“寻租社会”的诞生。

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凭借皇家特许状垄断东方贸易，到美国军工复合体凭借“国家安全”理由获取天价订单，再到任何国家的地方官员在土地规划中上下其手，逻辑一以贯之。

2、“无知之幕”的撕裂与权力的任性

哈耶克强调，任何中央计划者都必然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无法掌握分散在亿万人头脑中的局部知识。

因此，当政客试图用立法和行政命令精细调控经济时，其结果注定是武断和扭曲的。

更关键的是，这种“无知”却与“巨大的权力”相结合，造成了最危险的局面：

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充满随意性。

今天可以因“创新”鼓励你，明天就能以“无序扩张”打击你。

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勒索的最佳工具。

企业为了获得可预测性（哪怕是糟糕的规则），不得不向权力付费。

中国明清时期，商人即使富可敌国，也必须依附官僚体系，因为皇帝和官员随时可以更改税则、收回特许权，甚至直接灭门抄家。

现代监管国家里，大公司为何养着庞大的政府关系部门？

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由权力“无知”与“任性”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本质是支付“保护费”。

3、利益集团的必然形成与法律的腐化

米塞斯指出，干预主义政策会像滚雪球一样自我强化。

一项补贴或特权，会立刻创造出一个依赖它的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会投入资源去维护和扩大特权，排斥竞争者。

于是，政治变成了分赃和护赃的战场。

法律不再是普遍、公正的规则，而是沦为利益集团争夺战利品（taxpayer money or special privileges）的工具。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农业补贴法案荒谬绝伦却难以取消，为什么欧洲的某些行业保护壁垒坚不可摧。

法律条文本身，已经被腐败的利益所浸透和塑造。

中国古代的“盐引”、“茶引”制度，就是法律为特定商人集团（通常是官商一体）利益服务的典型；

今天许多国家的“政府采购法”、“招标法”，在具体执行中往往为特定企业量身定做，异化为“合法腐败”的护身符。

4、道德风险的全面蔓延

当整个社会看到，最大的财富不是来自创造，而是来自亲近权力、获取特许权时，社会的道德基础便会腐蚀。

勤劳、创新、诚信变得不如关系、贿赂、钻营。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道德风险”植入。

从罗马帝国晚期买官卖官成为常态，到苏联计划经济末期“影子经济”和关系网决定一切，历史反复证明，干预主义越深，社会的道德溃烂和逆向淘汰就越严重。

能爬上去的，往往是最大胆的寻租者和最无耻的勒索者，而非最好的生产者与服务者。

布拉戈耶维奇之流，不过是这个扭曲体系必然产出的标准品。

*逃离赌场，还是揭毁赌场？*

所以，当我们回顾布拉戈耶维奇案，再看那些在国会山庄严殿堂里，熟练操作“挤奶员法案”的“尊贵议员”时，问题不再是“为何有坏人”，而是“为何这套系统总能批量生产坏人，并将最坏的推上高位？”

奥派给出的答案冷酷而清晰：

因为系统本身就是一台设计精良的腐败生产机器。

只要政府手握巨大的、不受制约的经济干预权，只要政治过程能够决定巨额财富的流向，那么，吸引来的必然是野心家、投机者和勒索者。

所谓“民主选举”，在这种环境下，往往沦为不同勒索集团（政党）争夺“合法伤害权”经营许可证的周期性拍卖。

布拉戈耶维奇被判14年，而他的同行们——那些制定规则、同时自己下场游戏、并通过更“优雅”手段攫取远多于一个参议员席位价值的政客——却戴着“人民公仆”的光环，退休后还能凭着在位时积累的人脉，在企业董事会里领取百万年薪的“政治成果利息”。

这公平吗？

当然不。

但这意外吗？

一点也不。

这是系统的必然输出。

因此，真正的斗争，不是指望出现一个“圣人”来净化赌场，也不是只抓住一个蹩脚的小赌徒来展示“法网恢恢”。

真正的斗争，在于从根本上限制这个“赌场”的规模与权力——也就是严格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裁量权，将尽可能多的决策交还给自愿交易的市场。

这意味着捍卫财产权、契约自由，推动法治（rule of law，而非rule by law），让规则普遍、透明、稳定，而不是可被权力随意揉捏的工具。

揭露林肯的神话，解剖“挤奶员法案”的机制，用奥派的锋利理论穿透政治修辞的迷雾，目的只有一个：

认清这座赌场的真正建筑结构与运行原理。

唯有如此，人们才可能不再被“林肯在坟墓里翻身”这类廉价的道德表演所欺骗，转而直面那个核心问题——我们是要继续在这个被设计成必会腐败的赌场里，赌下一个庄家或许会仁慈一点，还是起来，思考如何拆毁这个赌场本身？

政治的本质，或许确实是一门肮脏的生意。

但认识到这一点，不是让我们犬儒或绝望，而是让我们清醒：

要么全力约束权力，要么被权力永远勒索。

中间没有第三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