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杭州图书馆的一条旧闻重新火了起来，说有市民投诉杭州图书馆有流浪汉，难以接受。杭州图书馆的回应体现了文明的高度与温度：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区分贵贱。

然后是一堆自媒体的“意林体”上头：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从来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有钱人，而是看它如何对那些弱势人群温柔以待，看它能不能容得下世间所有的平凡与期许。

不得不说，人家就是会煽情。

这个事情象征性的成分大于实质。因为这世界上并没有几个人喜欢读书，沉下身子把读书当乐趣的人更是凤毛麟角，那就更别说流浪汉了。所以，进去的流浪汉是屈指可数的，是可控的。如果流浪汉一窝蜂全进去了，这事情绝对行不通。因为图书馆的功能、提供的服务是阅读和销售，不是难民收容。

实际上，杭州图书馆的入馆须知上写得很清楚：“读者须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或市民卡或杭州图书馆读者证，经安保道闸入馆”。仅仅是这一条，就已经挡住了绝大多数流浪汉，洗手、安静、仪表整洁等等要求都在其次。

请不要误会，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需要被温柔以待，我们社会也需要对弱势同胞的同情与帮助，人类的慈悲心、同理心是存在的，只是要明白，是市场经济提供的丰裕物质，才为人类的同情心施展与表达创造了条件。

我们需要关注事物的本来样貌，而不是被廉价的煽情冲淡了真实；我们需要剖析问题的本质，而不是浮于表面；我们要关注目的，更要关注达成目的的手段。我们万万不可陷入一个错谬中，认为只有公办图书馆才会这样对民众温柔以待，因此呼吁更多的公有。

这个问题的本质，仍然是一个产权问题，这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完全可以想象，也已经被实践证明，一家私人经营的图书馆，或者其他任何企业，也会允许流浪汉，或者逛街累了的市民、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带着孩子的母亲等等民众进去纳凉、歇脚，甚至提供桶装水给他们免费喝。我们都享受过企业提供的这种免费财货，例如去麦当劳肯德基歇脚、蹭网。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经济学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对此不置可否，我们对这种做法表达钦佩。因为这是产权人自主决策的范畴，是他的慈善行为、消费行为。并且，这种慈善消费行为可能会为他带来良好商誉。

但是作为一个产权主体，产权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在进行着理性的经济计算。做这件事的直接会计成本、潜在的机会成本有多高，带来的未来潜在收益有多大？他不可能无限制、无规则地引入流浪汉。很显然，如果他把企业都搞成流浪汉聚集地了，那么他的企业就倒闭了，这个时候带来的结果不但是他受损失了，而且流浪汉更没地儿去了。

这就是经济计算，每个产权主体时时刻刻都在这样做。罗斯巴德在总结米塞斯的经济计算理论时讲道：经济计算是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理性行动的先决条件，它是提供给人们实现对社会行动的手段与目的进行心理把握和比较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经济计算是一个经验范畴，它的先决条件是私有产权、交换价格以及货币经济。

现在问题就进一步明朗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杭州图书馆把流浪汉放进来到底对不对，而在于它不是私有财产，没有经济计算。

杭州图书馆是一家国企，图书馆这种行业，相比于其他，更具有“公益”的性质。公益行为是一种消费行为，全凭个人的主观评值，不存在对要素的估价过程。一旦有了公益标签，就不讲成本收益的经济计算了，也没法讲，因为它没有价格，无法展示受赠人的真实偏好，因此让施恩者心理满足即可。不难想象，当图书馆的人说出那句文明而温情的话语时，他实现了心理上的超级满足。

杭州图书馆作为国资，图书馆的馆长仅仅作为这项国有资产的临时代管人存在，并不拥有对其的产权。那么到底应不应该放进流浪汉、放进来多少流浪汉，这样做会对图书馆的经营造成多大的成本和损失，对于图书馆馆长来说，盈利了他没有收益，亏损了他也没有负担，他也不在乎图书馆的资本化估值。因此与私有产权人相比，他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必然是主观臆断的，只凭他的个人偏好。

这意味着，纯粹的国企，是完全不在乎消费者偏好的，因为它不在乎利润，而利润的来源，总归是消费者的金钱投票。

所以如果你想让某个行业围着消费者转，唯消费者马首是瞻，那就必须私有化。一个不在乎利润的企业是最可怕的，因为既然它连利润都不在乎，它何必在乎消费者的感受呢？这样的企业其实已经不是企业了，而是行政机构。

那我们假定，杭州图书馆的某任馆长，一下子慈悲心爆棚，每天都无条件地放进来几百几千位流浪汉，还给他们施粥。他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可行的，因为这对他个人的收益没有什么影响，还能提升他的声望。而在这种福利的吸引下，会有更多的流浪汉进入、吃饭，然后，清洁工、失业者、学生等等，也都进来了。

这个时候，这间图书馆就变成了难民收容所，谁都可以去抢占，失去了图书馆的功能。这个图书馆以图书、文献为基础的资本价值将直线下降，因为如果办难民收容所的话，有间房子就行，不需要图书，那些图书就不值钱。

我们知道它并没有这样做，它其实一直是有甄别和限制的，并不是意林中写的那样温情，他的上级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国企老总听从于上级的命令（而不是消费者的偏好）。

所以正是其甄别和限制等经营管理措施，即服从于图书馆的核心功能，才避免了公地悲剧的加剧。

那这种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措施，是值得肯定，还是需要否定呢？

一种观点认为，要批评。因为既然是国有资产，那就是全民的，谁都可以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要肯定。因为即便是国有资产，引入管理措施，就比放任自流好很多。

你支持哪一种呢？

必须支持第二种。

杭州图书馆虽然是国有的，但是它来自于杭州纳税人的税金。这当然是一个粗略的划分，因为杭州纳税人也是一个集体名词。但是如果非得集体化，小的集体化比大的集体化就是边际改善。那么，杭州图书馆最应当服务的，就是杭州的纳税公民；最应当优先的，是那些付费购买阅读卡的人，他们的付费行动表达了真实偏好：对阅读的价值偏好高过那些金钱。

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谁都可以使用，逻辑一致地，将得出一个亨利·乔治式的荒唐结论：中国青海的一个孩子，可以平等地主张对美国纽约一块土地的所有权份额。青海人对上海的公有资产，与上海纳税人有着同等权利，甚至优先。

还可以得出一个沃尔特·布拉克式的放荡自由主义结论：只要是国有资产，任何人都可以去抢劫它。

当国有资产变成了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享受，谁先抢到就是谁的的时候，人们还会要求，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把一切都国有化了才好。

看到了吗，这个时候将彻底地公地悲剧，变成了完全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消灭私有财产，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所有人的财产。

紧接着，由于需求永不餍足，供给永远有限，短缺和混乱就会出现，计划统制的措施就会出台：凭票供应。

所以第一种观点是行不通的。

第二种观点才是更加接近私有财产的方案。

这种私产观点认为：解决国有资产的办法是私有化，如果一项资产是国有，就允许任何人无代价地使用它，甚至去抢劫它，这将进一步加剧国有化，造成更大程度的公地悲剧。这与私有财产的伦理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边际改善的办法是尽可能地缩小国有化的范围而不是扩大它。

就像社保，国有化的社保池子应当越小越好，搞成全市统筹、全省统筹乃至全国统筹，就是在扩大国有化，扩大再分配的范围，将更多的人纳入国有化的池子中。农村居民因此受益了吗？不，他们成了缴费基数，受益最多的是城市居民，他们可以在这口更大的锅里舀得更多了。

所以对于现存的国有企业也好、福利制度也罢，一切国有化的东西，私产的观点是：如果它一时无法改变，那么到此为止，不能再扩大。

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是受损者，但是解决的办法也不能是让另一部分人继续受损的方式弥补自己的损失，而是到此为止，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今后再受损，而不是再次实行再分配，让人人都有权去瓜分人人的财产。

当扩大国有化停止下来后，就是思考如何对国企进行边际改善的时候了。

一句话，如果你要想改善国有企业，那么你就想想，如果它是一家私企，它会如何经营？照着私企的方式去搞就行了。

中国的许多国企（包括医院），之所以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原因就在于，它引入了市场化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它开始追求利润。只要有利润追求，它就开始进行内部考核、开始改善经营管理、开始在乎成本、开始进行价格计算，最终就是开始在乎消费者的需求。如果没有市场化的因素引入，分分钟变成破铜烂铁，消费者面对它就必须卑躬屈膝。

所以国有资产边际改善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地以私营企业的方式去经营它。公共的停车场、景区、道路，要不要收费呢？当然要；铁路客运供需矛盾突出的时候，要不要涨价呢？当然要。不收费的结果就是，这些使用者的费用由全民负担，这是一种转移支付；然后就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排长队、拥堵、需求最迫切的人反而用不上，这是资源配置的严重混乱。

记住一个铁律：即便是国有，有价格也比没有价格好。因为价格在识别迫切程度，价格在配置资源。

最后简要谈谈流浪汉问题。

首先应当指出，存在大量的没有劳动能力却又能够存活下去的群体，是资本主义的特征。

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巨量物质财富，让这些人能够不劳动而存活。假若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些人是不会存在的——他们已经饿死了。现代福利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各类福利，同样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因为即便是发放福利养这些人，那也以市场经济提供的财富为前提。

其次，福利制度激励了流浪汉和不事生产的阶层。

你能发放多少福利，就是制造多少流浪汉，就能制造出多少依赖福利生活的人群；因为当一个人可以依靠福利而存活时，他工作的动力必然下降。所以正是福利国家制造了更多的流浪汉。

同理，政府能开辟多少“公共用地”让人无偿使用，就能搭建多少小帐篷，造成多少交通阻塞和人满为患。

流浪汉造成的公地悲剧和交通阻塞，现在变成了许多西方国家的顽疾，这是西方国家政府不断通过福利贿赂选民，同时放弃自己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维护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们为了换取选票利益，走向了自身职能的反面，是对自身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是他们一方面不断扩大公有化，一方面背弃责任，制造了公地悲剧。

人们在同情流浪汉、抒发和表演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城市公共用地和道路，是纳税人出资修建的，他们凭什么占着影响纳税人的使用呢？政府有保障出资人使用这些财产的责任，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请退出，让私营企业接手，将这些资产私有化。

第三，解决流浪汉问题的办法，当然是市场经济，自负其责。

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促进资本积累，可以吸纳更多就业，让人们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扩展劳动分工，促进技术进步，让劳动技能较差的人群也能找到适合的工作；也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供给而降低物价，进而让弱势群体以较低成本活下来。

市场经济保护了最脆弱的人群，他们是最依赖于生产发达、物质丰裕的群体。可悲的是，这个群体通常反对市场经济，把自己逼上绝路。

市场经济没有公有资产，没有福利政策，每个人都自负其责，想要消费，那你先生产，将最大程度刺激生产，减少不事生产的阶层。

也只有市场经济能够积累起丰裕的财富，那些真正毫无劳动能力的人，将会在自愿慈善下得到良好的照料。同情心是要付诸行动的，是要拿钱（真实财富）说话的，否则都不过停留在口头。计划经济下人们也不是没有同情心，然而他自己就没有财富，所以其同情心不会对弱势阶层有任何实质性帮助。

最后，即便是市场经济，也不会消除流浪汉，但一切按照私产原则处理即可。

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是市场必然有效。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事，没有完美的市场，因为市场由人组成，人的坏观念会被带进市场中。任何追求完美、既要又要还要的思想，都是乌托邦。

完全可以想象，即便发达的市场、丰裕的资本让每个人都可以体面工作，仍然有一部分人，就是不想生产，就喜欢流浪，他把流浪当成一种生活方式。那是他的选择，他人无权置喙。

但这个时候，按照私产原则去处理即可：产权人自愿的赠予，帮助他实现流浪的愿望；产权人不愿意赠予，你不能强迫慈善。产权人允许你在他的地盘流浪，你才可以，否则就是入侵，产权人有权驱逐。

良好的愿望，要靠良好的手段去实现。我们可以相信社会主义者主张的目的是真诚的，问题只在于，他们的手段能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不应当是一个意气用事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可以依靠经济科学逻辑来理性分析的问题。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它是目的与手段的背离，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唯一的道路，只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