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写一写历史吧。

1914年的夏天，欧洲的咖啡馆里坐满了悠闲的顾客，大街上马车与汽车交织而行，各国的贵族们正计划着他们的夏季度假。这个世界看似平静而繁荣。

谁能想到，就在这样的表象之下，一场空前的灾难正在酝酿？

萨拉热窝的枪声真的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吗？还是说，这场战争的种子早已在欧洲列强争夺全球资源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历史上有一场战争不是’意外’或’误判’造成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远比一位王储的遇刺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

今天，我要带您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帝国主义野心膨胀的年代，揭示列强如何为了争夺所谓的"命脉航道"、“战略枢纽"和"关键矿产”，最终将整个世界拖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帝国主义时代

欧洲的几个国家自十七八世纪以来，都进入了帝国殖民时代，在全世界都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

这就是帝国主义，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

不是帝国，哪来这么多殖民地呢？

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在其著作《争霸欧洲》中写道：“1871年后的欧洲，不是和平的欧洲，而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这种宁静的背后，是各国加速扩张的野心和对资源控制权的激烈争夺。

但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与之前的殖民扩张有着本质的不同。

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土地，更注重对战略资源和关键运输线的控制。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曾毫不掩饰地宣称：“帝国就是商业。“这句简短的话语，道出了这一时代列强们争夺的目标。

早期殖民，还主要找的是矿产、原料和潜在的市场。

这种殖民的确在当时找开了全球化的通路，但是紧接着，流动依赖的航道成为了列强们争夺的战争资源。

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这条人工水道不仅改变了全球航运格局，更成为了列强争夺的焦点。

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在1875年果断决定收购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手中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

为什么英国如此迫切地要控制这条水道？

迪斯雷利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解释道：“苏伊士运河是通往印度的捷径，是帝国的生命线。“这不仅仅是修辞，而是地缘政治的现实。

通过苏伊士运河，从伦敦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约40%，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英国历史学家罗纳德·罗宾逊在《帝国主义的果实》中记录：“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不仅确保了帝国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咽喉要道上的话语权。”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地中海重新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同时也加剧了列强在这一地区的竞争。

想想看，一条运河怎么能如此重要？答案在于，谁控制了运河，谁就控制了欧亚之间的贸易流动，控制了石油、棉花、茶叶等战略物资的运输线。

如果说苏伊士运河是连接欧亚的咽喉，那么巴拿马运河则是美洲的命脉。为了修建这条运河，美国甚至不惜策划了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的分离。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毫不掩饰地承认：“我拿下了巴拿马运河区。”

这种直白的表述，反映了美国对这一战略通道的强烈渴望。

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新帝国》中分析道：“巴拿马运河的建设，标志着美国从一个区域性大国向全球帝国的转变。通过控制这条运河，美国既能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又能在太平洋地区与欧洲列强和新兴的日本展开竞争。”

但当时，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引起了欧洲列强的强烈不满，欧洲列强们认为，美国正在挑战欧洲列强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在当时的全球贸易体系中，这些水道就像人体的动脉，谁控制了它们，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

在直布罗陀与马耳他，也引发了列强的争夺。

宽仅14公里的直布罗陀海峡，让英国要不惜与西班牙交恶也要牢牢控制这这一要地。

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1912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直布罗陀是我们帝国的门户之一。失去它，就意味着失去对地中海的控制，进而威胁我们在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地位。”

英国的全球战略依赖于一系列的海军基地，从直布罗陀到马耳他，从亚丁到新加坡，形成了一条保护帝国贸易线的链条。

这种帝国战略思维甚至理论化了。

法国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则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指出：“控制海上咽喉要道的国家，就能控制全球贸易和资源流动。”

这一理论，成为了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海军扩张的理论基础。

远离欧洲的亚洲，同样上演着列强争夺战略港口的剧本。

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租借旅顺、英国控制威海卫，这些看似分散的行动，实际上是这些帝国全球棋局的一部分。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97年派遣海军占领胶州湾时宣称：“德意志帝国的未来在于海洋。”

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在《争取世界强权》中记录：“德国在中国的扩张，不仅是为了获取商业特权，更是为了在远东与其他列强展开战略竞争。”

而俄国外交官维特伯爵则在其回忆录中坦言：“占领旅顺是俄国在远东战略的关键一步。通过这个不冻港，俄国能够全年维持在太平洋的海军存在。”

甚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也试图成为列强之一。

欧洲列强在中国的争夺，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

日本认识到，只有通过军事扩张，才能在这场’瓜分中国’的游戏中获得一席之地。

日本侵华时，拿下了被德国控制的旅顺港和俄罗斯控制的大连港，与列强争夺全球海运港口，正是日本想参与这场列强竞赛的明证。

为什么要抢港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充满了贸易壁垒和经济民族主义。

19世纪末，随着德国和美国工业实力的崛起，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受到挑战。各国开始纷纷筑起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工业。

德国在1879年实施了"俾斯麦关税”，法国在1892年推出了"梅林关税”，美国则在1890年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这些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大幅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

英国经济学家J.A.霍布森观察到：“随着德国和美国工业的崛起，自由贸易体系开始瓦解。各国不仅争夺原材料供应地，还争夺商品销售市场。”

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互强化，最终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彻底军事化。

想一想，当一个国家无法通过和平贸易获取资源和市场时，它会怎么做？答案往往是：通过军事手段获取。这种逻辑，直接推动了军备竞赛和殖民扩张。

随着全球大部分重要战略据点被瓜分完毕，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理论开始流行——“封闭空间"理论。

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预言：“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理论，成为了德国东进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则在《美国外交史的悲剧》中指出："‘封闭空间’理论使各国精英相信，未来的竞争将是一场零和游戏——要么扩张，要么衰落。”

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各国政治精英，当国家领导人相信扩张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时，和平就变得极其脆弱。

19世纪末，德国完成了工业化，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然而，德国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资源不足。

德国缺乏橡胶、石油、铜等关键工业原料，而这些都需要从海外获取。

同时，德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也需要更广阔的市场。

威廉二世在1897年宣称：“德国的未来在于海洋。“随后，德国开始实施所谓的"世界政策”，试图获取海外殖民地和建立强大海军。

德国的’世界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赶上英法的尝试。德国精英认为，没有殖民帝国，德国就无法维持大国地位。

但德国的扩张野心与其实际国力之间存在严重脱节。德国既没有英国那样的海军传统，也没有俄国那样的地理广度，却试图同时挑战这两个大国。”

想一想，当一个强大但资源不足的国家，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时，会发生什么？答案往往是：战争。

更深层次看，列强对资源控制的争夺，反映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政治恐惧：在未来的冲突中，谁控制了关键资源，谁就能获胜。

英国首相阿斯奎思在1912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表示：“如果德国控制了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我们的食品供应将面临威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各国领导人越来越相信，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总体战，全社会的资源动员能力将决定胜负。这种认识，使资源控制权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考量。

当德国认为必须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英国认为必须阻止德国获取更多资源时，和平还能维持多久？

战争爆发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刺杀。这一事件，成为了点燃全球大战的导火索。

为什么一个地区性冲突能在短短一个月内演变为全球战争？答案在于前面分析的所有因素：军事联盟的僵化、各国积累的相互恐惧、资源争夺的紧张、军事计划的不可逆转性，以及各国领导人的观念。

在列强看来，由于全球限量资源的争夺，已经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了，那么，迟早是要开战的。

德国军政领导层认为，与俄法的战争迟早会爆发，1914年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有利时机。

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大国事先计划了这场战争。这是一系列误判和恐惧导致的灾难，各国领导人最终陷入了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局面

德国参谋总长莫尔特克在1914年7月29日写给德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表示：“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俄国将在几年内完成军事现代化，我们将无法与之抗衡。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则在7月20日表示：“如果德国控制了比利时和荷兰，它将直接威胁英国的海上安全和贸易路线。”

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在7月24日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奥地利吞并塞尔维亚，俄国在巴尔干的地位将遭到致命打击，我们通往土耳其海峡的道路将被切断。”

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威廉姆森在《政治与外交中的国际危机》中分析：“危机中的每一个决策者，都试图在保护本国核心利益的同时避免全面战争。但悲剧的是，他们对’核心利益’的定义越来越广泛，最终使和平解决变得不可能。”

回顾我们的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远非一个王储被刺杀那么简单。它是多种深层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列强对战略资源的争夺，正是其中核心因素之一，而列强争夺战略资源，正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替代了自由贸易原则的结果。

从苏伊士运河到巴拿马运河，从直布罗陀到青岛，从煤炭矿场到石油井，从非洲的原材料到亚洲的市场，列强的争夺无处不在。这种争夺，最终转化为军事对抗和全面战争。

我们进一步分析，港口在谁手里重要吗？如果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关税林立，大国对抗升级，那就是重要的，一战前这些列强疯狂控制全世界的港口、运河，都因为一种政治恐惧，只有我占领了，那么本国的贸易才能正常开展，而别人占领了，那就随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二战后的全球，虽然有冷战，但是全球是朝着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在发展的。港口只是一种基础设施，并且是小国盈利的工具，各国并不存在贸易阻断的问题，侵占殖民地和抢占港口，已认为是没有必要。

在自由贸易的全球化中，拿下他国的领土的成本，远高于在他国购买原料商品的价值，国家之间的和平，不是来源于各国政治人物的良善，而是没有必要，因为仅需要保持基本自由贸易的格局，那么，资源在哪里，航道被哪国管理，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但当经济民族主义、贸易战成为全球主流时，这些原本只是一个付费基础设施的东西，就有可能引发争夺，并带来战争的风险。

从长远来说，只有全球化、自由市场的观念，能带来永久的和平。

人类社会，若不能普遍自由市场的观念，战争阴影就难以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