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起杀人案。

一则是深圳校园里，14岁女生优优（化名）因成绩优异、家庭和睦，被长期接受其家庭接送的同班同学钟某某嫉妒，在家楼下遭数刀杀害；另一则是缅北果敢，电诈集团接班人陈大卫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中国公民马某德“杀人祭天”，事后竟冷漠表示“没什么感受”。

同样是剥夺他人生命，两起案件的社会处理却呈现出刺眼的差异。

前者因凶手是未成年，受隐私保护原则限制，公众视野中清晰的只有受害者的样子与家属的悲痛，凶手的姓名，面貌完全是黑洞。后者因施暴者成年且罪行滔天，凶手姓名样貌都被广而告之。

前者的审判因“未成年人”身份一拖再拖，即便案情明确、手段残忍，死刑判决也始终遥不可及；后者从侦查到公诉都展现出雷霆之势，死刑几乎毫无悬念。

对比这两起蓄意杀人案，我有十问。

第一问：都是蓄意剥夺无辜者的生命，一个因青春期嫉妒举起屠刀，一个为利益勾结草菅人命，本质上有什么不同？难道“嫉妒”的动机，就能比“祭天”的荒唐更值得宽恕？

第二问：受害者同样是鲜活的生命，优优本应备战中考、冲刺深圳重点高中，马某德只是在异国求生的普通人，他们一个死于同窗之手，一个沦为“投名状”祭品，生命的价值在这两起案件中，难道因为凶手年龄身份不同而有了高低之分？

第三问：若缅北“杀人祭天”的陈大卫恰好也是未成年人，现行法律是否会同样为其披上“隐私保护”的外衣，让公众对其姓名面貌一无所知？

第四问：陈大卫杀两个人该判死刑、钟某某杀一个人难道就不该死刑？人命不能相加，不能说两条人命大于一条人命！

第五问：若不对犯下蓄意杀人罪的未成年人判处死刑，当他成年后，是否会因“未成年时未受重罚”的记忆，再次选择用暴力满足私欲？那些曾策划、实施杀人的“经验”，会不会增加他未来杀人的概率？

第六问：当法官因“未成年人”身份对蓄意杀人犯从轻量刑时，是否想过自己可能为未来的潜在受害者埋下隐患？若这名凶手成年后再犯命案，法官是否要为当年的“宽容”负责？

第七问：即便法官愿意承担责任，这份责任又该如何承担？受害者的生命无法重来，家属的痛苦无法逆转，一句“抱歉”或“失误”，或者开除，哪怕是抵命，就能弥补一个家庭永远失去孩子的创伤吗？就能弥补受害者人身权吗？

第八问：什么是社会的底线？我始终认为，社会的根基是人与人之间对人身财产权的相互尊重——你可以追逐梦想、谋求利益，但绝不能以侵犯他人的权利为代价。

当一个人主动选择用杀人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无论年龄大小，难道不都是反社会的行为，不该被社会所消灭吗？

第九问：每个人的人身财产权是平等的，当一个人蓄意剥夺他人生命，就意味着他主动丧失了同等的人身权。为何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凶手的人身权会高于受害者？

第十问：对于有过蓄意杀人经验的人，其心理阈值已被突破，未来为满足私欲再次选择暴力的概率，远高于普通人群。

这样对社会存在高威胁的个体，为何还要用税收，包括受害者家属缴纳的税款，去供养，让无期徒刑成为对受害者家庭的“二次伤害”？

我这十问，本质上是对每个人的人身财产权是否平等的追问。

当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突破“过失”“冲动”的范畴，演变为有预谋、有计划、手段残忍的蓄意杀人，现行法律的“宽容”是否就成了对受害者的不公？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人身财产权的漠视？

深圳的钟某某，在作案前曾特意搜索“14岁杀人要承担什么责任”，网购折叠刀、选择受害者家楼下的隐蔽地点、行凶后编造“见义勇为被砍”的谎言，每一步都透着超越年龄的冷静与恶意；而缅北的陈大卫，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后满不在乎的态度，暴露的是对他自身权利高人一等的怡然自得。

两人虽然所处环境不同，但对他人人身财产权的漠视如出一辙。

法律的基础，是要守护每个人平等的人身财产权。当校园里的恶意得不到足够震慑，当“未成年人”成为杀人罪的“保护伞”，我们如何向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交代？如何让每个孩子在校园里感到安全？如何让公众相信，无论年龄大小，只要犯下杀人罪，就一定会付出对等的代价？

我始终坚信，真正的正义，不该让受害者在天堂哭泣，更不该让家属在人间承受双重痛苦。对于蓄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无论他是14岁还是40岁，法律都该用最坚定的态度宣告：

人身财产权不可侵犯，生命不可侵犯，正义从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