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看似有理，实则不然。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人们的生产能力大差不差，生产的产品也基本会围绕着生存的基本需要，同质性非常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农耕文明条件下，商品经济根本不可能大规模发展。海洋文明则不同，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发展种植业缺乏条件，所以只能以捕捞、掠夺和交换来获得基本的生存物资，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大规模向全世界掠夺殖民地的自然原因。当然，当资本主义工业化能够向社会提供大量制成品后，交换就成为社会的一种自然选择。总之，分工和交换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了上万年，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对生产本身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只是在生产工业化出现后，为了解决生产和消费自然分离带来的社会矛盾，才凸显出其重要性。但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其给社会带来的大范围经济危机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避免大规模经济危机方面的作用正在显露出来。这都是客观事实。如果理论工作者不能探索这背后的逻辑关系，其观点的社会影响力自然有限。

总结上面这段话，大概意思是：农耕文明因自然条件同质而无法发展商品经济，海洋文明因环境所迫才依赖交换与掠夺；分工交换虽历史悠久却作用寥寥，待工业化后才凸显价值；市场经济导致危机，故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才是正途。

这套说辞在认识论上错得离谱，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在历史上颠倒黑白。它集地理决定论、历史阶段论、整体主义与干预主义于一身。

该论述的首要谬误，在于将交换视为特定历史阶段（如海洋文明或工业化后）的产物。但交换是行为的本质属性，具有先验的必然性，行为即以一个较满意的事态取代另一个较不满意的事态，这本身就是交换——舍弃较不满意的，获取较满意的。论者言说的交换，不是真实类型的，只是他的一个理念类型，是其对事物赋予的某些价值判断。

真实类型的交换分为两类：一是自我交换：孤立经济系统中的行为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用途之间取舍。这是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价值排序调整。二是人际交换：当行为人认识到"与他人交换财货或服务，能使双方均进入较满意状态"时，契约连接的社会秩序便产生了。

交换不是某段历史的发明，而是从人按照人的心智逻辑结构行为的那一刻起就必然伴随的现象。所谓农耕文明缺乏交换是荒谬的——即使最封闭的自给自足农户，也在进行自我交换。一旦他意识到用余粮换取铁犁比自制铁犁更划算，人际交换便有了发生的条件。这种转变不需要等待海洋文明或工业化。

论者声称自然条件"同质性"限制了商品经济，这犯了地理决定论的错误。分工源于三个行为学事实：人的能力天生有差异，地表资源的分布不均，有些工作非一人所能完成。

黄土高原的农夫与地中海的水手，同样面临自身能力的局限与外部资源的稀缺。分工的出现不是因为海洋文明（理念类型）的特殊性，而是因为个体意识到：专注于自身相对效率较高的生产，通过交换获取他人产品，能改善自身处境。这种认识一旦产生，交换就有可能发生，无论发生在内陆还是沿海。

论者将掠夺与海洋文明、资本主义初期绑定，更是混淆了行为性质。我们需要运用历史的了解，来具体考察欧洲海外扩张时期行为人的动机与观念变迁，而非将历史简化为"地理决定"或"阶段必然"。

初期的重商主义扩张（16-18世纪）：当时的特许垄断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西印度公司）寻求海外殖民地，并非出于"资本主义自由交换"的逻辑，而是重商主义支配连接的延续。行为人——国王、贵族、特许商人——的动机是通过暴力垄断获取贵金属和贸易特权，以充实国库或私人金库。奴隶贸易同样是支配型连结的极端形式：通过暴力强制将人贬为资本财，以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满足种植园生产的利润追求。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单方面的价值转移，与真正的人际交换（双方均进入较满意状态）背道而驰。

转向自由贸易（19世纪）：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废除《谷物法》、推行自由贸易，殖民地纷纷转为以契约方式管理，奴隶贸易被废止。这一转变并非自然条件改变所致，而是行为人观念的根本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通过契约连接的自愿交换，比暴力掠夺，能带来更持久、更广泛的财富增进。

曼彻斯特学派的工业家们意识到，强制奴隶劳动的生产效率远低于自由雇佣劳动；殖民地垄断的成本高于开放贸易的收益；通过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英国可以更低成本获取原材料，同时销售工业品。这种从支配到契约的观念转变，使得行为人在边际上调整手段：从武力征服转向和平贸易，从人身占有转向契约雇佣。不是工业化创造了交换，而是对交换互利性的正确理解，催生了更深化的分工与资本积累。

当然资本主义初期历史具体如何，只能通过历史的理解把握，行为学分析只是提供了理论约束，违反行为学理论的那些论述，一定不是真实的历史。

掠夺（战争、抢劫、强制征收）是掠夺者用较不满意的状态（暴力成本）换取较满意的状态（被掠夺财货），而被掠夺者被迫用较满意的状态（原有财货）换取较不满意的状态（失去财货）。这违背了人际交换的互惠本质。

真实的市场经济建立在自愿交换之上，其本质是契约连接：双方均预期通过交换进入更满意的状态，否则交换不会发生。将资本主义等同于掠夺，是用支配连接的暴力史观，偷换契约连接的合作史观。历史上，市场交换的扩张恰恰与掠夺的减少同步——因为交换带来的互利，比掠夺带来的单次收益更能持续改善行为人处境。

论者认为交换只是生产工业化后为解决生产消费分离而凸显，这是颠倒因果的历史幻象。工业化是资本积累的渐进过程。

资本积累源于储蓄与投资的行为：在自由市场观念下，行为人选择推迟消费（时序偏好较低），将节省的财货（资本财）投入生产期更长的生产过程。这种延长生产结构的行为，使得更先进的技术（机器、工厂）得以应用。没有先期的资本积累，技术发明只是图纸；没有市场交换带来的分工深化，资本积累无法持续。

因此，不是工业化"催生"了交换的重要性，而是交换的自由（契约秩序）催生了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催生了工业化。将交换视为工业化的"附属品"，是忽视了工业化之前数百年市场交换、价格形成、盈亏计算所奠定的基础。

论者最终诉诸"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暴露了根本性的逻辑混乱。计划意味着支配连接（行政指令、强制配置），市场意味着契约连接（自愿交换、价格信号）。两者是不可调和的社会协调机制。当然“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和其他论述一样，依然是一种理念类型，事实上他想表达的是市场干预主义。

在"有计划"的框架下，生产要素无法自由定价，企业家无法进行经济计算。资源流向不再受消费者主权引导，而是受计划者任意武断的价值判断支配。这本质上是从契约秩序向支配秩序的倒退，其结果必然是资本财的错配、创新的停滞与物质匮乏。

该读者的论述代表了一种流行的历史浪漫主义，用自然条件解释经济形态，用技术阶段贬低行为交换，用干预幻觉治疗干预疾病。

但是，交换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行为的先验必然；分工不是自然的恩赐，而是个体对差异与稀缺的行为回应；工业化不是交换的前提，而是交换自由与资本积累的结果；危机不是市场的产物，而是干预对价格信号的扭曲；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不是智慧的折中，而是逻辑的自相矛盾。

如果理论工作者不能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不能认识到交换从人行为那一刻起就存在，那么其观点不仅会将社会引向从契约滑向支配的邪路，更会在认识论上脱离人的行为本质——行为人追求以较满意状态取代较不满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