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国家走出死地,有的国家陷进泥坑 -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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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的改革旋风

2024年1月,瑞士达沃斯论坛召开,最受关注的演讲者当属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一个多月前米莱刚就任,就开启一阵旋风式的改革:21个政府部门削减为 9 个,解雇大量公务人员,放开汇率管制,取消进口关税……

这场带有鲜明自由市场色彩的改革,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罕有。在各国政府加深管制的当代,阿根廷改革无疑是异类。

这是米莱当选总统后首次出国访问,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想听听他说些什么。正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甚至超出预期,米莱的演讲非常具有“爆炸性”。

他抨击了当代社会的一种倾向:放弃自由经济的模式,寻求用权力解决问题。米莱认为,这种模式的前景非常糟糕,它将使社会丧失活力。

米莱以自己的祖国作为例子:一百多年前,阿根廷曾实行自由经济制度,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国,此后长期折腾,经济一路下滑至今。没有谁比阿根廷人有资格证明,施行不同的经济制度,将带来多大的发展差异。

为什么关注阿根廷

我们暂且不说米莱的观点对错,先谈阿根廷本身。阿根廷是地球上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很多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差不多仅限于足球。

阿根廷曾是发达国家,如今经济糟糕,不是因为资源陷阱、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至于这些“陷阱”含义,其实没几人说得清楚。

以资源陷阱为例,大致解释是:阿根廷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早年大量出口牛肉和矿产,富得流油。民众躺平吃福利,经济陷入停滞。

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可明明有条件继续过好日子,阿根廷人为何拒绝呢?倘若自然资源丰富是陷阱,为何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没掉进去?一定有资源以外的某些原因在发挥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除除之外,倘若所谓拉美陷阱存在,何以智利成功避开。智利曾是拉美最贫困的国家之一。20 世纪80年代后,这个国家高速发展,迈过了各种陷阱,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

当代很多国家发展停滞,有些是落后国家,有些是发达国家,有些恰好是中等收入国家。任何阶段都有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具有普遍解释力,这样的理论失之无用。

相比而言,米莱的演讲更具有解释力。他以经济学家姿态上了完整一课。

米莱称,人类社会绝大多数时间里,经济总量几乎未有增长,直到1800年以后,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的自由经济体系不断扩展,普遍饥饿和绝对贫困被大面积消灭,人类财富得以爆发性增加。

当代实行自由市场的地区,人们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与繁荣。而在主流舆论下,这种经济体系却备受谴责。

企业家被认为是贪婪的,大企业被视为邪恶,市场充满各种缺陷。人们呼吁对企业征收重税,严格监管市场运行,以求矫正市场缺陷。

各国基于错误的经济学模型,采用印钞、债务、补贴、价格控制和管制等工具纠正所谓市场失败,造成生产破坏、经济停滞。

所有国家类型里,这样的规律全都适用阿根廷只是一个例子。这个南美国家拥有天赐的资源、众多熟练技术人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它享受过繁荣,仍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

米莱正是看到这一点,想做出改变。从中央银行、行政机构、特权阶段到关税部门,阿根廷官僚体系正面临着改革挑战。

米莱的诊断和药方是否正确呢?听者见仁见智,无可否认的是,米莱的逻辑是自洽的,它符合经济学的解释,有先例可循。改革成功与否,政治手腕不可忽视。对阿根廷这样沉疴积弊的国家,改革无疑能起到激醒作用。

理解这些道理,阿根廷这个数万里以外国家在发生的变化,就不再只是喧闹和谈资,而是值得中国人观察的改革经验。

走出死地,陷进泥坑

从发达国家转身下滑到现在还爬起来的国家,阿根廷堪称绝无仅有。而像米莱这样以网红姿态登场,上台后就“掀桌子改革”的,也非常少见。

大多数国家的衰败和繁荣,以及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变更,并没有那么戏剧性。变化是缓慢的,各种因素交织,时常自相矛盾。它们总体反映出国家的发展水平,尤其民众的观念水位。

落后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战争与仇恨。无论战争起于何种原因,都意味着财富摧毁,阻断贸易,军阀横行,民不聊生。

战争带来管制经济和民族仇恨,这两项副作用将为新的动荡积蓄能量,战后的混乱惯性会绵延很长时间。落后国家想爬出泥坑,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平,消除仇恨,继而发展市场,实行开放政策,以此医治战争创伤。

举两个国家为例。越南和缅甸是二战后最后一批走出战争的亚洲国家。最初情形是,缅甸经济基础稍好,越南因战乱和实行计划经济更加贫困。

20世纪90年代后,越南革新开放渐入佳境,经济快速发展,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将仍陷于动荡的缅甸甩在身后。道理看似简单,现实中能长久维持和平的落后国家,并不多见。

落后国家的问题是,民众知识水平低,极易被虚幻的利益和仇恨迷惑,政客军阀许诺战争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要克服这种贪婪短视带来的灾难,需组建权力受约束的政府,抑制野心家的企图;实行市场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开展自由贸易,从外部世界吸取开放与发展的保障……做到任何一项都非常困难。

发达国家之所以繁荣,制度条件通常相似,比如稳定的政局、较完备的产权制度和开放的市场环境。这些制度配置决定发展下限。当代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并不完善。

比如说,重税主义导致政府拿走太多,企业和个人无力积累和创造;福利主义制造出一堆国家抚养机构,滋养懒人,抑制市场活力;管制主义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精神。

还有一些打着新旗号的新型干预。在环保、动保、平权等思潮影响下,国家出台细密的干预政策,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削弱其竞争力。这些思潮变成政治正确,抑制了批评和反省的声音。

太多人将权力视作“有效解决手段”,以至于权利边界模糊化,法律成为政治工具,这是发达国家经济与言论环境逼仄、社会危机重重的重要原因。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介于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一方面,中国结束了长期战争困扰,实现国内长久和平。尤其最近 40 年,中国摆脱计划经济束缚,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崛起有诸多有利因素,旧式计划经济的因素依然残留。西方国家遭遇的发展陷阱,中国也会面临。通过分析各国发展得失,能为认识本国经济提供启发。

为什么有这本书

这本书源于过去多年我在媒体的专栏文章,基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知识框架,分析各国具体政策的得与失。

写作这些文章时,我倒没“启蒙”心态,只是认真写作,老实交稿,完成工作。几年下来文章累积数百篇,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陈世明老师督促我,择其要者重做编辑,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多年前,我聚焦自由市场的专栏写作,曾有小小愿望: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阐述正确经济学知识,传递市场经济的理念。

看的人不需太多,只要有人产生兴趣,深入探索,知识进一步传递,引发其他人感兴趣,这件事情就算没白做。正如我自己也是受前辈启发,从对经济观念的懵懂无知,走向自觉学习和传播。

越多人学习经济学,理解市场经济,参与讨论经济议题,市场经济才能被捍卫。我编辑这本书时,想起多年以前的初心,常羞愧于近年来的倦怠。这促使我更加谨慎和认真地完成这项工作。

感谢陈世明老师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工作。限于本人能力有限,如有内容错误,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最后感谢家人小婉。工作之外的写作占用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对此我深感愧疚。没有家人支持,我无法完成这些工作,也难以在将来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