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的改革旋风

2024年1月，瑞士达沃斯论坛召开，最受关注的演讲者当属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一个多月前米莱刚就任，就开启一阵旋风式的改革：21个政府部门削减为 9 个，解雇大量公务人员，放开汇率管制，取消进口关税……

这场带有鲜明自由市场色彩的改革，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罕有。在各国政府加深管制的当代，阿根廷改革无疑是异类。

这是米莱当选总统后首次出国访问，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想听听他说些什么。正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甚至超出预期，米莱的演讲非常具有“爆炸性”。

他抨击了当代社会的一种倾向：放弃自由经济的模式，寻求用权力解决问题。米莱认为，这种模式的前景非常糟糕，它将使社会丧失活力。

米莱以自己的祖国作为例子：一百多年前，阿根廷曾实行自由经济制度，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国，此后长期折腾，经济一路下滑至今。没有谁比阿根廷人有资格证明，施行不同的经济制度，将带来多大的发展差异。

为什么关注阿根廷

我们暂且不说米莱的观点对错，先谈阿根廷本身。阿根廷是地球上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很多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差不多仅限于足球。

阿根廷曾是发达国家，如今经济糟糕，不是因为资源陷阱、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至于这些“陷阱”含义，其实没几人说得清楚。

以资源陷阱为例，大致解释是：阿根廷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早年大量出口牛肉和矿产，富得流油。民众躺平吃福利，经济陷入停滞。

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可明明有条件继续过好日子，阿根廷人为何拒绝呢？倘若自然资源丰富是陷阱，为何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没掉进去？一定有资源以外的某些原因在发挥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除除之外，倘若所谓拉美陷阱存在，何以智利成功避开。智利曾是拉美最贫困的国家之一。20 世纪80年代后，这个国家高速发展，迈过了各种陷阱，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

当代很多国家发展停滞，有些是落后国家，有些是发达国家，有些恰好是中等收入国家。任何阶段都有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具有普遍解释力，这样的理论失之无用。

相比而言，米莱的演讲更具有解释力。他以经济学家姿态上了完整一课。

米莱称，人类社会绝大多数时间里，经济总量几乎未有增长，直到1800年以后，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的自由经济体系不断扩展，普遍饥饿和绝对贫困被大面积消灭，人类财富得以爆发性增加。

当代实行自由市场的地区，人们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与繁荣。而在主流舆论下，这种经济体系却备受谴责。

企业家被认为是贪婪的，大企业被视为邪恶，市场充满各种缺陷。人们呼吁对企业征收重税，严格监管市场运行，以求矫正市场缺陷。

各国基于错误的经济学模型，采用印钞、债务、补贴、价格控制和管制等工具纠正所谓市场失败，造成生产破坏、经济停滞。

所有国家类型里，这样的规律全都适用阿根廷只是一个例子。这个南美国家拥有天赐的资源、众多熟练技术人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它享受过繁荣，仍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

米莱正是看到这一点，想做出改变。从中央银行、行政机构、特权阶段到关税部门，阿根廷官僚体系正面临着改革挑战。

米莱的诊断和药方是否正确呢？听者见仁见智，无可否认的是，米莱的逻辑是自洽的，它符合经济学的解释，有先例可循。改革成功与否，政治手腕不可忽视。对阿根廷这样沉疴积弊的国家，改革无疑能起到激醒作用。

理解这些道理，阿根廷这个数万里以外国家在发生的变化，就不再只是喧闹和谈资，而是值得中国人观察的改革经验。

走出死地，陷进泥坑

从发达国家转身下滑到现在还爬起来的国家，阿根廷堪称绝无仅有。而像米莱这样以网红姿态登场，上台后就“掀桌子改革”的，也非常少见。

大多数国家的衰败和繁荣，以及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变更，并没有那么戏剧性。变化是缓慢的，各种因素交织，时常自相矛盾。它们总体反映出国家的发展水平，尤其民众的观念水位。

落后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战争与仇恨。无论战争起于何种原因，都意味着财富摧毁，阻断贸易，军阀横行，民不聊生。

战争带来管制经济和民族仇恨，这两项副作用将为新的动荡积蓄能量，战后的混乱惯性会绵延很长时间。落后国家想爬出泥坑，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平，消除仇恨，继而发展市场，实行开放政策，以此医治战争创伤。

举两个国家为例。越南和缅甸是二战后最后一批走出战争的亚洲国家。最初情形是，缅甸经济基础稍好，越南因战乱和实行计划经济更加贫困。

20世纪90年代后，越南革新开放渐入佳境，经济快速发展，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将仍陷于动荡的缅甸甩在身后。道理看似简单，现实中能长久维持和平的落后国家，并不多见。

落后国家的问题是，民众知识水平低，极易被虚幻的利益和仇恨迷惑，政客军阀许诺战争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要克服这种贪婪短视带来的灾难，需组建权力受约束的政府，抑制野心家的企图；实行市场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开展自由贸易，从外部世界吸取开放与发展的保障……做到任何一项都非常困难。

发达国家之所以繁荣，制度条件通常相似，比如稳定的政局、较完备的产权制度和开放的市场环境。这些制度配置决定发展下限。当代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并不完善。

比如说，重税主义导致政府拿走太多，企业和个人无力积累和创造；福利主义制造出一堆国家抚养机构，滋养懒人，抑制市场活力；管制主义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精神。

还有一些打着新旗号的新型干预。在环保、动保、平权等思潮影响下，国家出台细密的干预政策，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削弱其竞争力。这些思潮变成政治正确，抑制了批评和反省的声音。

太多人将权力视作“有效解决手段”，以至于权利边界模糊化，法律成为政治工具，这是发达国家经济与言论环境逼仄、社会危机重重的重要原因。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介于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一方面，中国结束了长期战争困扰，实现国内长久和平。尤其最近 40 年，中国摆脱计划经济束缚，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崛起有诸多有利因素，旧式计划经济的因素依然残留。西方国家遭遇的发展陷阱，中国也会面临。通过分析各国发展得失，能为认识本国经济提供启发。

为什么有这本书

这本书源于过去多年我在媒体的专栏文章，基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知识框架，分析各国具体政策的得与失。

写作这些文章时，我倒没“启蒙”心态，只是认真写作，老实交稿，完成工作。几年下来文章累积数百篇，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陈世明老师督促我，择其要者重做编辑，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多年前，我聚焦自由市场的专栏写作，曾有小小愿望：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阐述正确经济学知识，传递市场经济的理念。

看的人不需太多，只要有人产生兴趣，深入探索，知识进一步传递，引发其他人感兴趣，这件事情就算没白做。正如我自己也是受前辈启发，从对经济观念的懵懂无知，走向自觉学习和传播。

越多人学习经济学，理解市场经济，参与讨论经济议题，市场经济才能被捍卫。我编辑这本书时，想起多年以前的初心，常羞愧于近年来的倦怠。这促使我更加谨慎和认真地完成这项工作。

感谢陈世明老师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工作。限于本人能力有限，如有内容错误，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最后感谢家人小婉。工作之外的写作占用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对此我深感愧疚。没有家人支持，我无法完成这些工作，也难以在将来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