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之后，许多被经济学界早已批驳的错误观念又重新被拿出来，为特朗普的政策站台。其中有些观点比“最优关税”理论还要离谱，但“最优关税”这个理论尤其值得单独拎出来批评。这不仅是因为它被部分特朗普支持者使用，更因为它暴露了现代经济学主流自由贸易理论的弱点。

最优关税理论

最优关税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直到1940年尼古拉斯·卡尔多正式提出后，才成为国际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更早的经济学家曾讨论过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措施影响贸易条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能通过政策影响国际市场价格，就可能从征收关税中获益。

让我们回顾现代教科书和论文中常见的关税分析方式。虽然存在比卡尔多模型更复杂的分析工具，但基本原理相同。为了展示贸易带来的好处，通常会画出某种进口商品的供需曲线。国内供需曲线的交点高于世界市场价格，显然进口更便宜。在世界市场价格下，国内产量较少而需求量较大，差额由进口填补。

图1：进口商品市场

如果要快速说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种图表虽然表面无害，却并未解释贸易收益的真正来源，也未说明国内生产者作为贸易"输家"会受到什么影响。

同样的图表被用来展示关税效果。征收关税后，国内价格会上涨相当于关税金额，因为假设该国无法影响世界市场价格。更高的价格让国内生产者市场份额增加，但消费者利益受损，需求减少。标准分析显示存在净损失，证明关税是低效的。

图2：简单关税模型

从奥地利学派角度看，这种福利比较本身就有严重问题，但此处暂不讨论这点。即使按照这个模型，图表也未能直接显示关税的主要后果：关税削弱了国际分工，使所有人生产率下降，降低国内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实际收入。

按照标准分析，关税必然造成净损失，但一旦放宽假设条件，结论就会改变。这就是最优关税理论的切入点：如果该国能影响世界市场价格会怎样？征收关税导致国内需求下降，可能促使世界市场价格下跌，这样国内价格上涨幅度就小于关税金额。

图3：最优关税模型

这种情况下，外国生产者承担了部分关税负担，可以用初始世界市场价格与关税实施后价格之间的区域表示。如果外国承担的部分超过净损失，整体经济就获得净收益，这时的关税就是最优关税。理论上可以建立"外国税务局"向外国人征税，这反而能实现福利最大化。因此现代经济学并非真正支持自由贸易，而是主张适度保护主义。

最优关税的谬误

然而即使从其自身逻辑看，最优关税理论也未能证明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最优关税。它仅显示从单一国家角度看可能存在净收益，但这种收益正是以外国人的损失为代价的。整体净损失仍然存在。经济学家在讨论时会强调他们只分析单个国家，但这种方法的关键谬误被忽视了。

分析税收影响时需要考虑税收归宿问题：最终是谁实际承担了税负。关税作为税收也存在这个问题。标准分析中没有明确规则，有时由国内消费者承担，有时由外国生产者承担，这取决于供需价格弹性。奥地利学派的税收归宿理论不同。

罗斯巴德认为税收永远无法向前转嫁，也就是说消费者永远不会实际承担税收（包括关税）。实际情况是生产者面临成本上升后，会减少产量直到重新盈利。关税和其他税收一样，最终总是由外国生产者承担，但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具体哪些生产者在支付。特定产品的关税由该产品的特定生产要素承担，但特朗普式的广泛关税可能波及更广，例如对中国商品的普遍关税可能最终降低澳大利亚和非洲原材料供应商的收入。

但税收归宿在关税讨论中只是次要问题。关税真正危害在于削弱国际分工，降低所有人的实际收入。标准福利分析和短期效应关注掩盖了这一实质损害。如果最优关税压低了世界市场价格，外国资本家不会消极接受，他们会减少相关生产要素投入，将资本转向其他领域。虽然这在关税壁垒下是最优选择，但比起国际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益仍然效率低下。

这个过程同样发生在本国经济中。关税的主要受害者不是外国人，而是本国居民，他们原本可以更有效地通过贸易发挥自身才能和资源，现在却被迫使用国内替代品。虽然可能出现"再工业化"，但这绝非好事，因为这意味着资本和劳动力正在生产质量更差、成本更高的商品。

结论

最优关税谬误揭示了两点：一旦放弃人类行为学基础，经济学就会脱离现实产生荒谬结论。主流经济学的错误看似微小，最终会推导出"最优关税"这类错误政策。

其次，只要经济学家困在实证主义范式中，他们最终只是国家的效率专家。这正是重商主义和官房学派——古典经济学敌人的角色；今天的最优关税理论正在为破坏性贸易政策提供所谓科学依据。

当下需要的不是精妙的模型推演，而是回归经济本质：理解关税作为政治工具，必然扭曲市场信号，阻碍人类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共同繁荣的根本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