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之路-1800年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

​ 中国的历史教育，从小到大，其实不是在讲历史，而是在讲政治，而且是比政治课更为有效的政治教育。 ​ 历史教育的目的，是想给大家灌输某些世界观，某些价值观，历史的事实，根据需要，从特定的角度作评价，进行选择性的讲述，甚至象说评话一样，编造演义出来。所有的历史事实，说与不说，怎么说，都必需服从于某种观念教育的需要。这种历史，要是按正常人类的是非和真伪而言，那就是伪史。

​ 绝大多数人在回顾历史，看待现实内部社会和外部世界的时候，视角和思维，都在这种教育灌输的套路之下。哪怕有些人意识到主流教育的问题，但是在自己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看问题的角度，是非取舍的价值观，都还在这个套路之下，这令人情何以堪。 ​ 本文的目的，在于讲述真实的历史，必然要颠覆许多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啦，嘿嘿，毁掉错误的，找回来正确的，以便大家能更好地看待，思考历史和今天。

​ 从全球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1850-1950年可以算的上是西方人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间，源于西方的各种思想观念，规章制度，科学技术，生活方式，被推向全世界。今天大家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或者说自尊心的原因，刻意地回避“西化”这个说法，而说“现代化”。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各国，不论如何现代化，所追寻的政治理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平等，人权等等），政治制度（共和国国家制度，宪法，选举，代表大会，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教育体系内容和制度，乃至人们的世界观（唯物主义世界观），思考方式（科学，理性，逻辑），甚至于生活习惯和审美标准（服饰，发型，个人清洁卫生习惯，社会公共行为准则），无不起源于西方。 ​ 中国人早已全盘西化，这是个客观事实，没必要隐瞒否认。再者说了，学西方，并不就代表可耻或者错误，如果洋玩意儿好，那么大家学习好的，不丢人。谁要是没意识到今天中国人已经全盘西化，那么咱们一起看看今天一个普通中国年青人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 住在洋房里，早上醒来要先上洋卫生间，用的一定还是洋手纸，然后开始洋习惯刷牙，穿好里里外外的洋衣服，一看洋钟表，哦，洋时辰已经是七点半啦，该出门啦，开洋车，坐洋车，或者骑洋车，都得遵循洋规矩，靠右行哦。进洋制度的单位或公司，打开洋电脑，至少的，得用洋笔在洋纸上写些字。这中文，都根据洋语法改造啦，算洋化的中文，有他她它，还有的得地，还要讲语法，还要有标点符号，这真洋化，嘿嘿。中午去理个发吧，得，那一定是洋发型。下班去接女朋友，谈场洋恋爱，争取早日结婚，组成一夫一妻的洋家庭，努力吧。晚上回家上洋网，逛天涯，或支持，或反对，那思路那价值观，可都是洋思想为主，没几个人会跳出唯物主义，民族主义，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这些洋价值观的啦。这些都是从小在洋学堂里给教育出来的啦，嘿嘿。

​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讲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开始讲述之前，希望大家都保持自尊和自信，不要陷入许多中国近现代历史讲述中的三妇心态。 ​ 三妇又是那三妇？怨妇，泼妇，和情妇。 ​ 怨妇心态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悲情控诉，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到新中国之前，就是一部悲情控诉历史。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你们欺负我。。。整个近代历史被说成被欺负历史，万恶的洋人欺负我们小百姓，万恶的大清朝廷压榨我们小百姓，万恶的朝廷官员都自私，都在出卖俺们，万恶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都在束缚俺们，反正就是老万恶了，你们！反正就是个哭闹腔调。不仅哭闹哦，时不时还掀起衣襟，你看你看，哪，伤疤都还在哪！这都是当初乃们弄的！ ​ 就说圆明园那几个洋水龙头，前二年还拍卖出个天价。大家想想看啊，英法联军抢圆明园，满园子的皇家财宝，会看的上这几个仿造的洋水龙头？费那个功夫挖水龙头，这洋匪徒，那该有多傻啊？那十有八九是圆明园荒废之后，后来的中国人给卖出去的，卖出去到国外也就是个摆设，不值个三瓜俩枣的。现在倒好，大几千万卖给中国人，为啥？可不就是根深蒂固的怨妇心态作怪嘛。还真就是便宜了那些洋人，嘿嘿。 ​ 但事实上，现代化，并不一定只有全盘西化，全盘根除东方文明传统一条道路。看看人家日本，今天日本显然现代化的挺成功的，他们一直固执地保持着东方传统，人家还男尊女卑呢，嘿嘿。中国的文明传统，真就那么万恶?大清的朝廷，真就那么邪恶？洋人在中国，真就都是来欺压中国人的？讲历史不能搞成讲评话，根据说书人的需要瞎掰嘛。真正了解东方和西方文明传统的，就会知道，其实没啥根本性的冲突。盲目夸大东西方传统文明的差异，那也就是胡同老大爷吹牛的见识，你说这洋鬼子啊，管他亲爹都直接喊名字哪，邪性吧？边上听的，啧啧称奇。其实要么顺着东方的文明传统那么演变，要么顺着西方的文明传统那么演变，殊途同归，都挺好。怕就是怕学的是洋人的坏东西，洋人就不出产洋垃圾？谁说的？！拿着个洋垃圾当个宝，一听到不同的观点，张口就来，你们这是西方的思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 泼妇心态又是啥？那就是凡事不讲理，不管是非曲折，造反有理，不管我们怎么着，就都是有道理，杀洋人就是硬道理。同样的事情，洋人在作，那就叫奸淫烧杀，中国人在作，那就叫反帝反压迫。洪秀全上赶着认“洋弟兄”，都能被吹成是在反抗洋人，嘿嘿。同样的事情，洋人对中国人作的，叫殖民压迫，帝国主义，中国人在作的，叫促进民族大团结，或者说援助外国。这样的教育，是非标准都和正常人类不同了，再闹出个义和拳，酿成惨祸，那不是不可能的。 ​ 这两种泼妇怨妇心态之外，近些年又兴起一个情妇心态。这其实也是中国教育的产物，以结果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按这个思路，就推理出“殖民有功”啦。简单的说，事情的对错功过，是不可以以结果作判断标准的，而应该看具体的手段，过程，是否正当。如果情妇逻辑成立，那么南京大屠杀，都可以说成“客观上控制了中国人口数量，所以对中国人口控制有功”。这种论调，和主流的泼妇怨妇论调一样，在理性的标准来说，叫愚昧，在道德价值观的标准来说，这叫邪恶。 ​ 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本着理性，客观，自信自尊的心态，事实求是地回顾中国从1800年开始的，现代化之路。看看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中间干了些啥傻事，又有啥聪明的地方，这样才好走未来的现代化道路。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14 11:21

序章：1800年前的中国历史简单回归

​ 中国历史，如果按照权力的归属来划分，可以分成四个时代，1. 上古传说时代，天下为公 2. 封建贵族时代，天下为封建贵族所有。3. 中央集权皇权时代，天下归皇帝所有。4. 中央集权民权时代。在这个时代，权力归于全体人民，这一西方政治思想传入，被中国人接受，并开始了追求。

​ \1. 上古传说时代， 三皇五帝至大禹 ​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根据流传于后世的传说，最初是有一个“三皇五帝”时代。具体是那三皇，那五帝，又存在不同的说法。一般而言，常见的说法，三皇指的是伏羲，遂人，女娲，神农和祝融中的三位。他们是上古时代的部族领袖，据说教会了人们取火耕作蚕织等各种技术。三皇时代，应该是最初期的氏族社会，掌握了生火的高科技，那绝对是大能人啊，能带大家伙过上好日子啊，自然就成了领导大家奔小康，追求美好生活的领袖人物。 ​ 三皇之后的五帝，较常见的版本是黄帝，颛顼，喾，尧和舜。这时候，应该已经是部落社会，领袖们的影响力范围也扩大了。领袖们的地位除了得到本氏族人的拥戴认同，还必需有过人之处，得到本部落，和其他部落的认同。 ​ 在帝舜的时代，黄河泛滥成灾，百姓愁苦不堪，一个叫禹的贤人，历时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治理了黄河。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称其作大禹，伟大的禹。 帝舜年老之后，把领袖的地位禅让给了帝禹。 ​ 上古的神话传说这些，往往是反应折射的是书写者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理念。比如古希腊社会，男女性关系概念开放甚至说淫乱，因此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通奸偷情乱伦那些的，都是常有的事。 ​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禹的故事，这个传说故事里，有着许多和西方人上古传说截然不同的中国特色。首先，这大禹那绝对不能按凡人的标准去要求衡量，否则就出问题啦，自己的媳妇和娃都不管不顾啦，这要是按小百姓的伦常标准要求，那不成了二流子了吗？绝对不能，大禹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超越了小百姓的正常人伦需求和标准的圣人，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叫超人。其次，领袖的地位不是来自于血统继承，帝舜的继任者，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品德才干高超的圣贤，大禹。第三，领袖的权威，是不可置疑的。帝舜是处死了治水失败的鲧，而鲧的儿子大禹，并没有想着替自己的父亲报仇，而是服从于帝舜的指令，并且尽心尽力。最后有一条也很独特，大禹治水的故事里，没有任何神仙菩萨那些的来帮忙，来施展法术神通，靠的就是人类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解决问题。 ​ 领袖的地位来自于个人品格，而不是血统继承，领袖有能力并且大公无私，大家不靠神仙帮助，就顺服于圣人领袖的带领，一起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个期盼，一直隐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 悲催的是，大禹的儿子启，显然就不是圣人啦，他结束了公天下时代，把领袖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家天下时代。

\2. 封建贵族时代-夏商周-战国（？？前21世纪-前221年）

​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夏朝是第一个领袖世袭制度的中原王国，君主与诸侯分而治之。但是迄今为止，历史学界并没有足够确定的证据，证实夏王朝的存在。甚至有争议说，夏朝是周人为了证明其攻伐商朝的正当性，而编造杜撰出来的伪史。商灭夏的故事，的确和周灭商，有太多类似雷同的地方。这个问题，只有等着进一步的研究深入才能说的清楚啦。 ​ 如果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准，作为文明历史的开始，那么从前十六世纪的商朝开始，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 中原王国把王国四周的文明形态低于自己的族群，称作“四夷”，类似古罗马时代所谓的“蛮族”。日后随着中原王国文明历史的发展，对周围的所谓化外之民的称呼更为专业化啦，出现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种越来越细致，越来复杂的区分。总而言之，我们中原人最文明，你们都是蛮夷，所谓内诸夏而外狄夷。西方人，越洋而来的，那就是“洋夷”。 ​ 大约在前11世纪的时候，西夷的一个部落联盟周兴盛起来，并最终攻灭商国，入主中原，开创周朝。这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第一次被外来的异族征服。中原王朝的版图也因此扩大了许多。这就有些类似异族清国征服明国，中国的疆域版图也由此而扩张。 ​ 令人庆幸的是，所谓的西夷，并没有归化中原的殷商文化，周朝开创的是宗法礼乐文化，对鬼神基本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跳大神，杀活人牺牲祭祀的殷商文化，基本灭绝了。也是从周朝开始，中国人开始了敬拜自己祖先的传统，中国人修家谱敬拜祖宗的传统，就起源于周朝。旧中国一般人家谱里的开宗始祖，就都是往上追溯到周时代。周朝也因而成为后世中国文明传统的起源。 ​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王，也称天子。周人相信，天子奉命于天，牧养百民。周人的这个理念，也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天，而上天则是爱百姓的。如果百姓日子不好，哭诉怨恨上达天听，那么就是天怒人怨啦。统治者如果不及时悔改，就会被新的天子代替。 ​ 以民为本，从这个标准上来说，中国古人的政治理念，其实是领先于西方人的。西方人是到中世纪的后期，君权的绝对地位，才被民权概念所取代。 ​ 周天子的统治，不是中央集权的管理，也就是说周王并不直接委派官员管理治理天下。类似中世纪时代的欧洲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周朝是典型的封建国家。周天子把天下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功臣，以及一些前朝的贵族后代，由他们分别管理各自的领国。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就是讲述的这个过程。周王把各地分封给诸侯之后，诸侯的领土叫作“国”。而在各诸侯国内，国君又把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们，卿大夫们的领土是叫作“家”。在日常的统治中，周天子不会直接管理各诸侯的国事，而国君们也不会参与卿大夫们的家事管理。 ​ 天子，诸侯，和卿大夫，构成了封建贵族阶层。什么叫贵族呢？就是有着自己的领土，并且对自己的领土拥有主权。封建贵族的领土主权是世袭的，由嫡长子继承。 ​ 贵族们手下的家臣，则叫做“士”。士的最初来源，一般都是贵族的子弟，到周的后期，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出身庶民阶层但是有一技之长的，也会被贵族选为士。 ​ 被统治管理的百姓，就是庶民阶层。其中又有些区分，耕作为生居住在乡村野外的，叫作“野人”。而以手工业商业为生，居住在城邑里的，叫“国人”。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15 11:44

从历史记载来看，周朝从其顶峰，成康之治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周成王的时候，长江流域的南蛮楚国来附，周天子封了个子爵给楚国君。这就有点类似西游记里，玉皇大帝封个弼马温招安孙悟空一样，拿个小官忽悠蛮夷，嘿嘿。等楚国君搞明白周制度，那当然火大啦。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等级，那是依据领土大小来定的。楚国这么大一片领土，居然才给了一个子爵，这摆明了欺负楚人不懂嘛。所谓爵，那就是喝酒的杯子，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说，那酒杯还真是有大小之分的。楚君不服气啊，周天子这也太欺负人了，据说到今天，武汉的方言里，还有“不服周”的说法，嘿嘿。从此开始了楚国要向周天子讨回公道，进而攻伐邻近周王姬姓本家诸侯国的历史。要说这礼崩乐坏的源头，那其实真是周天子自己带头先坏的规矩。 另一方面，成康之治，积累的财富资本，让后来的周王开始了扩展疆域的征伐，开始侵略东南的长江流域。周朝的疆域固然是扩大了，但是征伐是要消耗的，一来二去的，周国的国力就渐渐下降了，反过来遭到西北异族的侵袭。周天子的威信也就开始下降了。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加强国力，周厉王的时候，居然宣布山川林泽国有化，不允许百姓进去打猎砍柴那些的。这一国有化，国君是赚到钱啦，可是百姓就不干啦，大家伙遇到一起，没有不咒骂的。周厉王也不傻，知道这么骂着骂着，早晚要闹出事情。他倒还真有办法，派人监视偷听，骂他的就抓起来处死。发展到后来没骂他的，只不过聚一起说话的，也抓起来处死。到最后，大家伙在路上遇到，都不敢打招呼说话，只敢用眼神打个招呼，赶紧走开，生怕被抓。这段故事，留下了“道路以目”。这个成语典故。当时也没有网络微博可以宣泄不满啊，被压迫到连话都不敢说的百姓终于忍无可忍，抄起工具农具，就暴动了，赶跑了周厉王。国人暴动赶跑了周厉王，可是他的儿子还没成年，贵族们就推举周公和召公，一起摄政。这就是历史上的周召共和。 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长大即位，又一次破坏周制，居然根据自己个人喜恶，仗着自己兵多，直接干涉鲁国国君的继承，这算悍然干涉鲁国内政啦。 宣王的儿子，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啦，就不多说啦。但是我想说两个方面，第一，周幽王的故事，深刻地教育了我们，作人不诚实，代价很惨重。第二，中国传统里，男人其实有些邪恶，有事没事老爱说，不是领导不好，实在是那狐狸精太坏。历朝历代都这样，甚至到新中国还这样，前门猫的事情，那都是他媳妇太坏了。作男人，应该要有担当，命苦都不能怪政府了，应该有觉悟，不能老赖女人坏，嘿嘿。 西周结束，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活跃时期，之后要到两千多年后的清末北洋時期，中国才迎来了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周天子一再背信弃义，导致声望下降，实力衰退，天下进入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国君通过各种手段，增强自己的国力，兼并弱小国家。孟子所谓春秋无义战，说的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什么是义战？按照周制，礼乐征伐出诸天子，比如当初周王把齐国分给吕尚，就是民间传说里那个能呼风唤雨的姜太公，告诉他，往东夷族那里打，打下来就归你。齐国侵略征服东夷，扩大自己的国土，那就叫义战。 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自行其事，自作主张，完全没有组织纪律嘛。封建礼乐制度开始崩坏了。 旧的社会秩序在崩坏，出路在哪里？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脑力激荡时代。 百家争鸣能够出现于春秋时代，是有着以下几个时代背景的。 首先，是旧秩序的权威下降，这个我们都已经看到。 其次，是新秩序尚未构成，而且诸侯国林立。设想一下，墨子跑到齐国街头演讲，兼爱啊，取消等级制度啊，乡亲们。楚国君大怒，说，拿下。墨子还能逃到宋国，宋国不成，还能跑到卫国，反正可以到处乱跑，反正总能找到个国家可以安身的。看看孔子，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那投奔了多少个国家。 最后一个条件，是大批士人阶层的出现。大批的贵族子弟，不能继承家业的，或者因为变迁，家道败落，成为普通的士人，甚至干脆沦为体制外的平民百姓啦。这些人，他们也有文化啊。毕竟要提出一套毕竟完整的学说主张，那还是得有点文化教育基础的嘛。 其中影响塑造日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也就是爱人。如何能够达到呢？孔子所啦，克己复礼是为仁。也就是说，大家都应该加强自己的修养，争取回归到周公旦开创的礼乐制度时代。礼乐制度是什么？就是各阶层的人，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包括所用的器物，都要有相应的规矩制度。打个比方吧，俺这样的小百姓，就应该拿个一次性杯子，喝喝啤酒，听听老鼠爱大民之类俺们小百姓喜闻乐见的草根歌曲。贵族老爷们呢，就是端着青铜酒樽，欣赏“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之类的高雅音乐。 在现代化的今天，是平民社会，当然绝大多数人是排斥阶层社会的。有许多人出于回护孔子的动机，要说孔子其实不是要回归周制啦，其实孔子只是这么说说，他要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这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孔子是先贤，一个古代的贤哲。后人尊敬他，是因为他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提出了在当时的时代而言，美好的主张。如果我们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人，我都可以得瑟说，我是比牛顿更牛的物理学家。当然，我的脑袋没让苹果砸傻，所以我不会这么吹。 孔子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各阶层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份的阶层社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每个人都按规矩办事，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和谐了，那么这个天下，也就是爱的天下了。 之所以要遵循礼乐，那是个不断提醒自己，不断加强自己修养的过程。其实这么做，也是应该的。我们说我们要孝顺尊敬自己的父母，那么我们和父母对话，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规矩要遵循呢？从古到今，这规矩是在简化，但是，再怎么简化，相应的规矩还是要的嘛。对父母说话，总是不能象对平辈，更不能象对晚辈那样。 中世纪的欧洲洋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泥腿子小百姓，见到贵族老爷，得称呼说，我的主子。My Lord。如果见到英王，那就得称呼赞美说，充满恩赐的您啊。Your Grace。瞧见没有？一般领主老爷和国君的称呼都不同。当然，洋人没整出中国那么细致繁琐的上下尊卑规矩，要不说是蛮夷嘛，嘿嘿。 就算在今天，洋人也一样有自己的尊卑规矩。就算所谓蛮夷中的蛮夷美国，小学生入学，小学生守则里就说，不能直呼老师的名字，得加尊称。 孔子超越其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有教无类。在孔子之前，能够受教育的，那都是贵族子弟。我这样的泥腿子想进学堂，门儿都没有。遇到孔子就好办啦，只要俺能交的起学费，能献上几条猪肉鱼肉啥的，那么孔子就愿意教俺。所以后世尊称孔子作“万世师表”。 孔子另一个伟大之处，是在于他并不相信暴力，刑罚能够真正的把天下变好。关于统治方法的见解。孔子认为，作统治管理的，应该带头守规矩，守信用，用道德伦理来教化民众。让民众有良善的道德理念，才是一个美好社会的真正保障。这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见解。迷信民主，迷信制度的人们不要忘记，纳粹德国，拉美的皮龙将军那些，可都是标准的民主制度的产物。人类社会所有的制度，法律，都是由人来执行操作的。人的道德观，价值观，是非标准，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当一个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世界观扭曲的时候，一人一票，选举希特勒上台，那完全可能发生。如果一个国家，绝大多数民众的世界观道德观，都是良善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能邪恶到什么地方呢？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16 19:35

孔子之外，春秋时代另一个比孔子更牛，牛到看透了一切，骑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踪的超级大牛人，老子。传说孔子曾经问周礼于老子。而在老子看来，孔子所提出的恢复周制，追求天下治平，百姓安居乐业的主张，那就叫很傻很天真。
老子认为，百姓真的要过好日子，那必需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其实也好理解啊，国家越小，统治者力量越小，那么百姓的日子也就越好嘛。另一方面，老子又主张无为。无为又是啥意思呢？就是统治者不要自以为能够替百姓谋幸福，只要不剥夺限制百姓谋幸福的权力，百姓自然而然能过上好日子。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几次所谓治世，其实都是老子思想的贯穿，文景之治啦，贞观之治啦，康乾盛世啦，其共同特点，都是统治者不替百姓谋幸福啦，不规划设计美好蓝图啦，不搞大工程啦，无为，修养生息，减少赋役。老子的政治主张，其实是类似洋人政治学思想里的小政府，自由市场传统。
老子和孔子的主张，其实都没有得到当时各国国君的认同。这两派学说的共同特点都是，以民为本。孔子是追求一个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谦弟恭的大同天下，通过各阶层的人都守各自的本分，都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以达到仁爱的世界。而孟子则更是明确地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众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国家则是次要的，而国君则是三者中最不重要的。
老子就更夸张啦，别为我们小百姓谋幸福啦，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国君势力越小越好。追求文成武德的君王们，怎么可能接受这种主张。
真正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各国君王们广泛采纳的，是法家的主张。法家的思想，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其中集大成而著书立说作系统性阐述的，是韩非子。
法家的主张是以君权为本，通过变法，富国强兵。法家的思想，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首先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废除世袭贵族，消除可以抗衡君王的封建贵族势力，树立君王权威。
其次，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管理。民弱则国强，国强则民弱。一方面国君必需赚到大钱，才可以养军队，另一方面，民众必需穷困，才便于治理，同时也更容易有建立军功的渴望。最早的法家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他不仅加强国家的商业垄断，而且很有创意地把娼妓业给国有化了。旧社会的妓院里，有的是拜猪八戒的，希望男人们都好色。有的是拜梁红玉的，希望能够有个好出路。而有文化档次的，那就得供奉管仲，因为他是娼妓产业化的第一人。嘿嘿。
第三，通过法令刑罚约束民众，包括之前的贵族，唯有君王独尊。
第四，钻研权谋诈术。这是所谓的“帝王之术”，以便君王能够驾驭群臣。
简单介绍完儒家，道家，和法家之后，我想说说一直被鄙视的杨朱。
在现代人而言，西方文明传统是发展出个体的人文主义，而东方文明传统，以儒家为代表，则是集体的人文主义。但是事实上，在先秦的百家争鸣时代，则也出现过个体自由权力的萌芽，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
据说杨朱早年曾经拜会过超级大牛老子，因此也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他主张个人的自由，不可以被国家所约束。所谓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是邪恶的。如果每个人都不需要为天下人作奉献，真的每个人都这么做到了，那么天下也就是治世啦。换句话说，只有从保障每个个体的自由出发，才可能真正追求到太平天下。这说法，简直就是西洋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嘛。杨朱当然遭到当年包括墨子孟子在内各学派的围殴，留下一个被人鄙视的“一毛不拔”的成语之后，消逝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

回过头去看封建贵族时代，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特点来。

​ 首先，封建贵族时代，是一个阶层社会，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社会下层的小百姓，是没有向上爬的机会和可能的。在孔子出现之前，受教育的机会，都几乎没有，怎么往上爬嘛？简单的说，贵族的娃永远是贵族，泥腿子的娃，世代是泥腿子。大家还记得周朝初年的周公旦么？普通诸侯国的下属贵族，叫卿大夫，周天子的下属大臣，当然要高一级，叫公卿。周公就是服务于周天子的一个官职，当然周公在周天子的直属领土之内，也有他自己的“家”，叫周城。周公旦是第一位周公，他的子孙一直到东周时代，还是周公，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国民暴动之后，和召公一起摄政的周公，后人管这个周公叫周定公。而另一方面，贵族家庭的子弟，除了继承家业的嫡长子，除非周天子又扩大疆域啦，又侵略征服了这个蛮，那个夷的，那么这些贵族的娃，才有可能被封到自己的领土。其余绝大多数，也只能往下滑，沦为士人，甚至庶民。

​ 从现代人的眼观去看，我们当然会觉得这种家庭出身决定社会地位的制度不公平。但是，身处在当时的庶民们，因为传统和环境，并不觉得自己的处境有多么糟糕，也不会什么“非分之想”。说一个外国的故事，当年英美战争，英国人想到一个削弱美国国力的办法，解放黑奴。结果呢？不少被解放的黑奴居然还不愿意，自由？自由是甚摸？主人对我不错，我衣食无忧，这自由了，我靠啥生活啊？他们一时还转不过弯哪。

​ 心态很关键哦，只要心态没有了“非分之想”，过个小日子，封建时代的小百姓其实还成。封建时代的统治管理，那其实是相当粗放的。只要小百姓按规矩纳粮服徭役，贵族老爷们基本放任不管。想管也管不来啊，那时候的统治体制小。你就算在马路墙上写一句，齐国君是王八，国君也查不出来是谁干的。后来法家兴起，各种产业国有化，经济都由国家计划干预，一来二去，国家有钱了，才能雇佣营运其更大的管理体制，加强对小百姓的管理。

​ 战争规模也小，打仗也主要是贵族老爷和他们的士的事情。封建时代国与国的战争，就是国君带着自己的家丁，下面的大夫们也带着自己的家丁，一起去打仗。打仗那可不仅是技术活啊，乡亲们，那可真是高消费的运动。马匹，车辆不说，兵器，盔甲护具，那可都是要花钱买的。古时候打仗，这些都必需自己装备。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完全由国家提供装备打仗的军队，是出现在汉武帝时代。当时打到壮丁不够用了，囚犯都派上前线啦，国家当然得配备他们武器装备。

​ 战斗的技术，御马的技术，打战绝对是个技术活。那都需要培训的。封建贵族时代，是军事贵族时代，全人类都这样。周时代的士人一样的，那必须得是猛男。看看孔子教导的六艺都有啥？射箭和驾马车，那是作合格的士人必须的。士人不习武，那是明朝搞出来的为的是皇权巩固，我们会在后面阐述。

​ 作战的主体，就是贵族老爷和他们手下的士人。贵族老爷们作战勇猛，那是必须的，因为那是他们在捍卫自己的，或者抢夺别人的家产。看看屈原，屈原多悲愤啊，国要亡国啦，家产要没啦。我要是贵族，我一样着急啊，国破家亡啊，楚国要是被灭了，那我不就成了泥腿子了吗？

​ 对泥腿子来说，心态就不同。换谁作老爷，对我的生活有影响么？跟着去打仗的国人们，其实都是打酱油的，作战再拼命，又怎么啦?打完回家，不是照样种地或者作小买卖吗？作战其实就是贵族老爷和士人们在打，他们要是打败了，乡亲们就一哄而散啦。

​ 战争规模变大，并且变的血腥残酷，是各国开始法家变法之后的事情。强国弱民，第一个养得起成规模的军队的国君，就是管仲辅佐的齐桓公。而且到后来废除封建贵族，不论出身，论军功赏罚升迁。那泥腿子们打仗就有积极性了，尤其是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打仗割一个脑袋，那就是军功，就能改变自己穷困的生活啦，那秦兵作战当然勇猛。

​ 其次，封建贵族时代，统治阶层内部的贵族们，是一个事实上的共和体系。共和是什么意思呢？一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这些没有君王的，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叫共和国。另一方面，在现代政治学上，民主和共和，则是两条路线。所谓的民主的路线，就是代议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势力小的听势力大的。所谓的共和路线，虽然必需走代义民主的道路，但是尽量从法律制度，代议制度，国家制度上，制约绝大多多人的民意。人民都是正义的？谁说的？被民意所杀害的苏格拉底，耶稣基督，被民意所推上台的希特勒，都深刻地教训了俺们，有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的民意，可能导致“多少人的暴政”哦。共和，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商量，谈判，直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结论，也可以说大家作一定的妥协。并不是追求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

​ 其实不难理解的啦，封建贵族时代，类似大小股东合伙作买卖。国君对诸侯，诸侯对下属的卿大夫，抛开周礼制度不说，本事的实力悬殊也不大。并不存在上级实力绝对超越下属的情况，贵族阶层内部，上下之间，平级之间，各方力量不存在悬殊差距。大家只能是靠讲规矩，讲道理来解决问题。实在讲不通要动手打，那也得是有“大义名份”支持，合乎道义，以赢得众人的认同和支持。 ​ 满清入关之前，其实内部决策，也是个部族领袖们的共和制度。

​ 最后，封建贵族时代，是一个契约精神时代，看重大义名分的时代。现代人常会说，中国历史上缺乏“契约精神”，这么说有些太简单。

​ 所谓契约精神，就是大家守规矩，讲信义，按大家约定的合同章程办事。而旧中国，当然也有痞子混混，那个国家没有？不能因为这些刁民或者说小人的存在，就说中国人不守信用。其实旧中国的买卖人，吃饭靠的就是守信用。信用毁了，就没法混啦。当年反而是洋人的混混，利用中国买卖人守信用的传统，欺诈中国商人。中国旧商人，餐馆里，茶楼里，大家坐下来谈妥了，一握手，那就算是买卖成交啦。洋混混就利用这个，忽悠完中国商人，然后耍赖不认账，如果双方对簿公堂，当然是中国商人吃亏，空口无凭啊，洋混混就可以趁机压价买入。当年就是有美国记者，看到上海的这一丑陋现象，写了个报道，“冒险家的乐园”，从此旧上海有了这个别名。

​ 所谓中国缺乏契约精神，应该是说，在皇帝和下属之间，朝廷和百姓之间，没有这个传统。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先秦的封建贵族时代，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契约精神的萌芽。 咱们听说过会盟，会盟是啥？那不就是大家伙坐下来，定合同嘛。这里我们说说两个小故事。

​ 当初通过管仲变法强国的齐桓公，强大起来，侵略鲁国，鲁国三战皆败，只好停战求和。齐鲁两国会盟于柯，鲁国的谈判代表曹沫，乘人不备，突然就拔出匕首，揪住齐桓公，逼着齐桓公把三次战役所侵占的土地，归还给鲁国。生死关头啊，齐桓公也就只能答应了。会盟结束后，齐桓公也不敢反悔，把土地老老实实按盟约规定，还给鲁国。因为管仲告诉他，如果不守信用，那么这天下诸侯，就不尊重您啦，不会再听从您的啦。至少在当年，君王还是知道，盟约的神圣性。

​ 另一个故事，是成语故事，债台高筑。当年周赧王想复兴周天子的声威，号召各诸侯国合纵，一起讨伐秦口。可打仗要花钱的啊，那里去筹钱呢？于是就向国内的有钱人借钱，答应打赢了拿战利品作投资回报。听着熟悉吧？封建社会都这样，当年洋人的贵族老爷要出门打仗，也是向领地里的城里有钱人借钱，借到后来玩到还不起啦，领地里的城市就独立自治啦，贵族老爷拿自己的主权还债。这个传统发展到后来的近现代的欧洲，就是发展战争公债，打仗，那就是投资作买卖嘛，嘿嘿。这在皇权社会，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皇上要打仗，还要向大款借钱？借钱也就罢啦，要得说这周天子点背，好不容易借到钱，合纵居然失败，别说利息还不起，本钱都不够还啊。债主们追着要债，周赧王只好躲在一个高台上避债。当年明国的巨富沈万三，要是知道历史，估计得豁出去投资时空穿梭机，穿越回封建时代，嘿嘿。 ​ 所以说，其实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在封建贵族统治时代，中国也曾经有过契约精神的存在。

​ 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决定了，统治阶层不至于太过依仗拳头大说话。 欧洲和日本，在跨入现代社会之前，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而且他们的封建社会统治阶层还更多约束，他们各自还都有世俗军事贵族之外的宗教力量。日本有天皇，欧洲有教皇。反正就是各种力量相互制衡。谁也不能简单地靠武力压制别人。 ​ 代代相传，历经千年，看重大义名分，看重契约神圣的传统，就深入人心。厚积薄发，为日后进入现代社会，预备了比较好的社会传统。 \2. 中央集权的皇权时代-秦至清国（公元前221年-1800年）

​ 公元前221年，靠法家思想变法强国的秦国，横扫六国，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国家。秦王所取得的成就，那是超越了以前所有的人类，天下尽归一人所有。显然再称“王”是不合适的啦，名不正，则言不顺嘛。周的最高统治者是王，周是封建时代。可是秦的最高统治者，权力显然是远远超越周天子。功绩超越三皇五帝，那么就叫皇帝吧。废除封建制度，开创中央集权郡县制度的秦王，从此成为始皇帝。

​ 后人对于始皇帝的功过评价，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前后截然相反。

​ 始皇帝干的事情都摆在那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相反的评价呢？这就牵扯到世界观，价值观啦。标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当然同样一件事，会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啦。

​ 中国历史上，后人在评价前朝作为的时候，还是以民为本的，看一个皇帝好坏与否，看的是黎明百姓的福祉。皇帝的合法性，在于替天行道，牧养百姓，不能本末倒置嘛。

​ 如果从所谓留给后人的遗产云云，来作评判的标准，那就更荒唐啦。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手段，这种价值观如果成立，那么就可怕啦。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强奸了一个女人，若干年后，那个女人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那么人们是不是要歌颂当初那个强奸犯？今天的中国，纳入世界文明体系，直接的起源，是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清国国门，从此中国人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文明体系，接受各种思想。难道我们可以说，当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欺凌，是正当的？

​ 有兴趣的亲们，可以去看看大文豪郭沫若先森，在1949年之前写的文章哦。蒋介石要作始皇帝！这是郭大文豪所讽刺批判的。在当时的读者而言，旧中国教育出来的价值观体系里，始皇帝，那就是祸害百姓的坏枣嘛，嘿嘿。

​ 始皇帝以法家思想立国强国治国，其作为可以总结为各种统一和各种奴役。

秦始皇统一了各国文字，确定小篆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统一了全国使用的马车的车距；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制度，也就是长度，体积和重量的衡量标准；统一了全国使用的货币；从此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先秦时代的中国，更类似于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神圣罗马帝国。
当然也要统一全国的思想，焚毁除秦国外各国的历史书籍，至于史书外的其他书籍，由秦国政府保管。民间书籍一律焚毁，只允许保留农业，技术，卜筮和医药书籍。并且活埋了数百位敢于公开歌颂孔子的儒生。

​ 法家理论的精髓之一，是民弱则国强，国强则民弱，必需要使得百姓处于困苦状态，方能便于统治，同时也更易于驱使百姓建立功勋。 ​ 秦始皇大征徭役，开始全国范围的各种建设，修建全国范围的驰道，以便秦始皇巡视天下。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和陵墓。同时南征北伐，扩张版图。向南侵略征服百越地区，也就是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一代，最南一度占据了今天越南的北部。向北和匈奴的战争，僵持之下，修建长城，作为防御工事。在民间流传后世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是对秦始皇暴政的控诉，可以说，长城的每一块砖石，都凝聚着百姓的血泪。

​ 暴秦的统治并不长久，在秦的恐怖暴政之下，陈胜吴广首先带头反了。

​ 中国的历史教育中，因为是某主义的世界观教育，把人类历史按所谓生产关系进行划分，把人类社会，按所谓阶级进行划分。因此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所谓的农民起义。事实上，如果从领袖人物的身份来作判断，中国历史的各种成规模的叛乱，造反，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农民带头造反的。毕竟要组织统御一个队伍，还是需要一定的组织才能和技巧的嘛。如果要说以参加者以农民为主，把这些造反，说成农民起义，那其实可以说的通。因为中国历史，那本来就是农业社会的历史，所有民间的造反，叛乱，主要的参与者，当然只能是农民。可是逻辑标准要一致，如果真的要遵循这个标准，那么红军又居然不是农民起来了呢？

​ 更重要的是，起义这个词，是价值判断，是正义的诉求。在这个教育目标下，中国历史上诸多民间反叛所带来的血腥野蛮的屠杀好破坏，都被有意识的给和谐掉了，嘿嘿。 ​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包括各地旧贵族在内的各股势力也趁势而起，各举义旗，共同推翻暴秦。

​ 暴秦二世而终，之后是各势力间为争夺中国皇位的战争，最终秦国亭长出身的刘邦获得胜利，开创了汉朝。

​ 汉朝刚建国的时候，是有过恢复封建制度，还是继承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的争论。最后刘邦皇帝还是剿灭了分封出去的异姓君王，只保留了些同宗的诸侯，并且到景帝的时候，最终削弱剪除。

​ 从此，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成为中国的传统。毕竟作唯我独尊的皇帝，比作封建社会的天子，要有诱惑的多，皇帝的权力大的多，而且潜在的威胁者也少多的，嘿嘿。

​ 因为暴秦的前车之鉴，法家思想的名声是臭遍满大街啦。汉朝建国之初，基本采取的是老子的思想，无为而无不为。对外，尽量的息事宁人。在南面，对福建广东广西一代的南越国，停战讲和。在北面，对咄咄逼人的匈奴，则是采取低姿态，用女人和财宝，换取和平。应该说，文帝和景帝，都是爱百姓的好皇帝，不惜屈辱自己，而体恤百姓。毕竟向匈奴进献公主和财宝，那是皇家的耻辱，而且委屈的是自己的公主。

​ 对内，则是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民众的负担，让百姓休息，而皇室则力行节俭。

​ 通过汉朝初年的黄老无为政策，中国皇权社会引来了第一个被后世赞誉推崇的文景之治。

​ 文景之治，不与民争利，不仅使得民间富庶，反过来，国家也慢慢因而强大起来啦。赋税再轻，百姓还是在纳税纳粮的嘛。据说国库累积了上亿的铜钱，因为放的太久，串钱的绳子都烂了。

​ 国家有钱啦，汉武帝就要得瑟啦，要追求雄才霸业啦。

​ 发展至今，中国历史，两个重要人物，深刻影响后世。第一个是秦始皇，开创中央集权的皇权时代，第二个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从此山寨版的儒学，汉儒，成为中国主流思想。

发展至今，中国历史，两个重要人物，深刻影响后世。第一个是秦始皇，开创中央集权的皇权时代，第二个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从此山寨版的儒学，汉儒，成为中国主流思想。

​ 董仲舒是个能来事的博士，他融合了阴阳家，法家，和儒家思想，创造出汉儒，呈现给汉武帝。

​ 先秦的儒家，孔孟之道，注重的是阐述周礼，规范家庭伦常，主张为君者要以仁爱而不是以刑罚统治百姓，要通过自己的表率，和对百姓的道德教化，治理国家。

​ 而汉儒则是主张三纲五常，所谓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是人们的行为标准，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总结。问题是出在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这里，儿子对父亲的孝敬关系，被扩展到了臣子对皇帝的关系。在孔孟时代的儒学，君臣之间，是一种对等的雇主与职员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种有条件的服务关系，被汉儒抹杀了。君臣关系，甚至更重于父子关系的血亲伦常，成为了一个道德概念。

​ 在政治上，汉儒一样吸纳了法家思想，主张盐铁产业国有化，主张用酷刑管教约束百姓。

​ 在神学上，汉儒吸纳了阴阳家的思想，提出天人感应。意思是说，皇帝是奉天命牧养百姓，如果皇帝作的好，则天降祥瑞。如果百姓受苦，上天则会降下灾难，以示谴责，皇帝必需下罪己诏，思过悔改。

​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所演绎的儒学思想，作为治国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汉儒作为选拔官员的考察依据。要想当官，那就只能学习儒家的学问，接受汉儒的灌输啦。从此两千年，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

​ 有了文景之治积累的国力，又有了儒学作为统治规范百姓的理论，汉武帝开始倾尽国力，对外侵略扩张，而百姓则愁苦不堪。

​ 从汉武帝起，皇帝们兴了又亡，不论朝代的更替，儒学都被尊为教育选拔官员的唯一学术。但是孔子所追求的治平世界，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过。 ​ 直至宋朝的出现，中国或许可以说，是最接近孔子乌托邦的时代，也是中国皇权时代的最文明辉煌的时代。

​ 我们先从宋朝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说说泥腿子家的娃，真正有出人头地机会的时代

​ 从秦废封建开始，如何选拔官员，一直是历代皇朝所面临的挑战。皇权时代，国家是皇帝一个人的产业，如何能雇佣到有能力的官员，建立起有效的官僚管理体制，历代皇朝一直在摸索。

​ 汉朝使用的察举制度，也就是官员推荐选拔人才。人当然都有私心的，就算朝廷树立起各种监督机制，我推荐你的娃，你推荐我的小舅子，总是必然的趋势嘛。一来二去，就形成了所谓的豪门，寒门的传统。高干的娃作高干，基层干部的娃作小官。世代把持高干位置的豪门，形成庞大的势力，直接威胁到皇权。

​ 三国时期的曹操，本人是寒门家的娃，试图打破这个制度，提倡不问出身，唯才是举。最终在官僚集团的压力下，结合家庭出生和个人才干，确立了九品中正制度。由各层官员，根据这个，推荐官员候选人，最终由国家考核任命。

​ 寒门建立的曹魏，最终被豪门世家的司马氏所建立的晋朝所取代。九品中正制度，就成了制度化的门阀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高干家的娃，不可能作小官。小官的娃，不可能往上爬。家谱成为一门大学问，以防有寒门子弟冒充世族出身。

​ 门阀制度，和封建贵族制度的根本区别是，门阀缺乏大义名分，在法理上，官员是皇帝的雇员，只是为皇帝服务。

​ 但是门阀制度化之后，这些高干子弟把握了天下，皇帝倒成为了一个空架子，成了被豪门操纵的傀儡啦。

​ 隋唐开始，确立的科举制度，是个有效的制度，希望能够避免豪门政治出现，威胁皇权。

​ 理论上，这是个有效的制度。但是因为时代背景和隋唐科科举制度本身的问题，真正的底层子弟依然缺乏上升的机会和空间。

​ 首先，受教育，那还真是高消费啊。就说书本吧，普通人家那里消费的起？都说古中文里多通假字，啥叫通假字？不就是错别字嘛，嘿嘿。造成通假的原因，是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前，书籍是靠工匠刻写，或者抄写的。那些抄书的工匠，本人的文化程度就不高，就依样画葫芦那么照着抄，不太明白文章的意思，自然容易出错别字。时代背景决定了，受教育，那还得是有钱人的消费。

​ 其次，唐朝的科举制度，有个缺陷，考生的名字，是在试卷上的。那么就存在考官的操作空间啦，你懂的，嘿嘿。能够影响到考官的，当然主要是体制内的高干啦。那谁谁，我二姨的儿子，叫啥啥，今年考科举啊，照应照应哦，亲。

​ 最后，唐朝的科举制度考取的，其实只是进入官僚体制的选拔考试。大诗人王维，能读书啊，考上状元啦，从八品下，嘿嘿。唐朝的科举，其实不是选官僚，而是更类似选基层公务员，进官僚体制而已。

​ 所以隋唐的科举，并不能真正的压制世袭豪门的势力。当然，毕竟是给寒门，平民子弟打开了门。虽然被压制，寒门家的娃也逆势顽强增长。到唐朝后期，寒门势力甚至已经壮大到可以和豪门叫板啦，爆发了牛李党争。世代高干子弟的娃，和新进的寒门子弟，分开站队，大打出手，嘿嘿。

​ 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旧中国的汉字语境里，党，是个贬义词。君子不党嘛。啥叫党同伐异？就是勾结自己一拨的，去打击欺负和自己见解不同的人。说这党那党，那都是后人或者旁人，贬义的说法。

​ 所以大家注意看，在晚清的时候，大家一般自称“会”，这“少年中国学会”啦，那“兴中会”啦。党，政党成为中性词，是民国之后，现代化过程的产物。

旧社会私塾里启蒙的小朋友，一般先被教会一首童谣：文章教尔曹，天子重英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楼主写帖子灌水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大家一起能把仁爱之心再找回来，嘿嘿。

​ 这首诗，就起源于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包括小百姓，生活最美好的时代，宋朝。

​ 许多中国人对皇帝有着两种迷思，一是对圣明皇帝，对超人的期盼和依赖，期盼皇帝能够是超人，也可以说，不是正常人，嘿嘿，这个事情，我们在前面大禹治水的故事里，已经说到啦。二是以为皇帝既然是超人，超人就会精分。什么叫精分呢?，就是精神分裂症嘛。对所谓的坏人残酷无情，对所谓的民众仁爱。事实上，正常人和精神分裂者的区别，就在于精神分裂者明显的缺乏逻辑的一致性。正常人作事情，大体而言，其行为方式，是一致的。大家看到某人对一群人表现出残酷无情，同样的，他对别人，也是如此。皇帝不是超人，不能期盼超人，也不应该用超人的标准去要求他。皇帝也不是精分，不要以为皇帝会对一些人冷酷残忍，对另一些人，或者说，民众百姓，仁爱宽容。

​ 宋朝的创立者赵匡胤，处事仁厚，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很让后人感动。皇朝时代，开国皇帝杀功臣，是中国历史的普遍现象，以避免权臣威胁到皇家的权威地位。而赵匡胤则则采取温和的作法，逼退功臣，让他们颐养天年。这样一个仁厚的开国皇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孔子乌托邦的皇朝。

​ 宋朝的基本国策是，偃武修文，允许思想学术，商业，百姓生活各种自由。

​ 宋朝开始有意识地压低武人的地位，以免出现武将势力作大。 ​ 同时改进唐朝的制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提高其公平竞争程度，真正向全社会开放，扩大社会下层子弟的考取机会，以避免豪门权臣势力重现。不仅取消了财富，声望的应考限定，而且对偏远地区的考生，朝廷负责其赶考路费。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啊，对于穷地方的娃，考科举，那是改变其人生的唯一捷径。 ​ 宋朝的科举，采取了糊名，誊录，锁院，和集体阅卷的措施，以避免作弊。也就是说，考卷上，不仅不再出现考试的名字，而且考卷由专人抄写好再给考官考评，以免考官认出考试的字迹。考官都是临时得到委派，并且由多人达人，和考生一起，封闭在考场内，隔绝与外界联系。 ​ 不同于唐朝的科举，宋朝开始，中了进士，那就直接是官员啦。

​ 科举制度的完善，直接从制度上，避免了豪门世家的形成，所谓“富贵不过三代”的民间俗语，就出自宋朝。大官的娃，不见的就是大官。泥腿子的娃，只要所谓祖坟冒青烟，考上科举，那就一步登天啦。皇帝以下，全社会的上下阶层流动，开始了良性的上下循环。 ​ 其实同质封闭的系统，容易导致死水一潭，全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才更容易保障多元化思想的碰撞，进而具有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民参与的政治，应该是比豪门世家政治更好，更有效。

​ 中国古时候的学校，从孔子时代，就是两个体系，官学校，和私学校，孔子教授学生，那就是国家体制外的私学。到了宋朝，国家除了建设中央，州和县的三级官学之外，以“赐匾”，“赐书”，“赐学田”的手段大力鼓励资助私人办学，大规模的私立学校，书院兴盛起来。 宋朝对读书人的优厚的另外一个地方，则是不杀士人。据说是宋太祖的遗训，世代不杀士人。虽然不可确考其出处，但是整个宋朝，士人从不被处死，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贪污犯，按律法当斩的，也仅仅是面部刺字，发配了事。 ​ 中国历史上，因思想言论而杀人，从秦朝开了先例之后，不绝于历史，到明清两朝，更是发展到极致。唯独在宋朝，庙堂之上的官员，还是在野的学者，放胆畅言，而无性命之忧。当然，必需友情提醒哦，亲必需是考取功名的士人，才有这个不死的特权，嘿嘿。

​ 在社会管理上，宋朝一样是无为的倾向，确定土地私有，有恒产者有恒心，土地买卖自由，不限制土地兼并，并且不限制人口自由迁移流动。 ​ 城镇化达到古中国的顶峰。在古代汉语里，市，本是就是集市的意思，商业的空前繁荣，民间自然形成各种镇，成为当地的商业，手工业中心。一般的集镇，由当地士绅进行组织管理。而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在北宋末年，达到四十六个。开封更是成为全球在工业文明时代之前，最为繁华的巨型都市，巅峰时期的人口超过一百八十万，甚至超过曾经的所谓永恒不朽之城，罗马。就算在南宋时期，杭州一样是一百二十万人口的巨型都市，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那些巨型都市。 ​ 宋国朝廷的无为，表现在各种自由，宵禁，坊市的城市管理都被废除，夜市，晓市都出现啦。小百姓们的娱乐业也空前发达，说唱，戏剧，杂技，武术表演等小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都兴起于宋朝城镇的勾栏瓦舍。

​ 这里顺便说一下，今天所谓的四大名著，在旧中国士人而言，那都是低俗读物，反正是不登大雅啊，嘿嘿。这些白话小说，除了旧中国所谓的淫书红楼梦之外，都是起源于话本，话本是啥？就是讲评话的说书艺人的剧本嘛。三国啦，西游啦，水浒啦，那些都是来源于宋时的话本。本来就是俺们小百姓，下里巴人喜闻乐见的嘛，嘿嘿。 ​ 那么旧中国的阳春白雪是啥？青楼文化哦，诗词歌赋哦，射虎哦，投壶行令哦。旧中国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妇女地位低，受教育的机会少。唯独是高级妓院里的妓女们，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也只有她们能拿到诗词之后，把诗词歌赋给用艺术手段表现出来。也只有她们，能和士人们骈四俪六，大掉书包，嘿嘿。 ​ 亲们不要把今天的妓院发廊那些等同于旧中国的青楼。当然也有给钱就交配的低级妓院，但是高级妓院，那就是文人的社交场所，诗词唱和，抚琴歌舞，那是旧中国士人的文化娱乐。这个传统，在今天看来，当然显得不那么文明，可是这就是旧中国的传统哦。 ​ 包括晚清上海的四马路，福州路，后世所谓的书店一条街。在当初，一边是出版社报社，另一边就是书寓，高级妓院。用个类比吧，许多时候，旧中国文人去青楼，那其实就和今天时尚达人去星巴克聊天玩耍差不多，嘿嘿。

​ 宋朝的繁荣，表现在方方面面，科技，商业，手工业，文学，艺术，学术思想，对外的交往，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顶峰，甚至可以说，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 今天的人流行量化指标，而且喜欢比鸡的屁GDP。那么咱们说说几个数据。 ​ 中国历史上，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时代，出现在清国鸦片战争之前，当时清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3%左右。但是不要忘了清国人口基数是四万万人，一人均，就知道清国民众不那么富庶啦。1820年，清国人均GDP是600美元，而英国人均则是1250美元。 ​ 而宋朝呢？宋朝的人均是450美元哦，高于西欧的人均427美元。

​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人的历史教育，一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说到外国，那似乎只有西方，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进入工业文明社会之前，人类文明科技的顶峰，是西亚的穆斯林世界，嘿嘿。有兴趣的亲们，可以了解了解些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另一方面，一直以来，有种误解，中国古时候，是个农业社会，农业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在宋朝，由于自由的人口流动政策，和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工商税收，构成朝廷税收收入的绝对主体。以1077年为例，当年国家岁入7070万贯，而其中工商税为4911万贯，占70%。

​ 也许有亲问啦，有功名的士人日子好，城里的买卖人手艺人日子好，那不错啊，但是农村的穷人呢？ ​ 在农村，宋朝也后来的明清一样，由基层自治。治理者是士绅阶层，宋朝以儒家文德教化民众，儒生自然有治平之志和行为。有钱人出钱，读书人出力，办社仓，备饥荒；办义庄，救助贫困，资助教育；办保甲，保护民众。整个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穷人铤而走险，造反暴乱，最少的年代。 ​ 在我们结束介绍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孔子追求的治世宋朝之前，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儒学思想的发展。因为理学，是直接影响了后代的明清两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控诉的吃人的礼教，那其实就是明清时代的礼教，而其源头，则是宋朝时候的一个儒家学者，朱熹。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19 12:27

当我们之前简述中国历史的时候，儒家，法家，道家三家思想之外，另一个深刻影响中国民众的思想，佛教思想，并没有被提及。

​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汉朝的时候，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传入，源自印度的雕塑，绘画，医学和天文学知识，也被传入，丰富促进了中国文化科技的发展。

​ 中国的传统，和欧洲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中国一直是个世俗社会，而没有经历过欧洲的神权统治时代，中世纪。在中世纪，封建君王的合法性来自于教会的认可，而在中国，宗教领袖的地位，则需要得到皇帝的册封。包括宗教的教义教规，也要迎合朝廷。比如说，初期的佛教，不杀生，但是云游僧人乞讨化缘，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包括荤腥肉类，而倡佛的梁武帝一说，好吧，那么佛教僧人就不吃肉啦。吃素，可以算得上是中土佛教的一个特色。起源，那就是一个皇帝，嘿嘿。可以说，在入境随俗这一方面，佛教是相当开放的。随着时间的发展，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在中国的佛教，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佛教，嘿嘿。

​ 而且截然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和近代，中国的世俗皇权，并不规范管理民间的宗教信仰，虽然有过几次灭佛，灭道的宗教打压，但是那都没有形成主流。相对而言，皇帝更为忌惮的，是比较入世的道家。伪托老子而形成的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组织叛乱暴动。从早期的黄巾军，到清朝的白莲教，都是源于道教。而对现世相对消极的中原佛教，一直让皇帝比放心。佛教在民间渐渐地扩散，得到民众的广泛接受。

​ 而真正一直排斥佛教的，则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人。一方面，儒家把家庭的传承，看作一个重点；另一方面儒生向来以积极入世，追求天下治平为教导，自然排斥消极避世的佛教。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大，儒生的反抗也在加强。

​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仅仅是个伦理的教导，在体系上，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体系，根本无法真正的对抗佛家思想。

​ 在这种背景下，宋朝的儒生，开始形而上学的思考，构架起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的一个支流，就是理学。其代表人物，就是二程弟兄和朱熹，后世称之程朱理学。另一个主要的分支，则是陆九渊和明朝王阳明先生一脉的陆王心学。

​ 朱子是以“天理”作为其理性思考的起源，构架起其哲学体系。而理和礼的关系，朱子解释的非常明确：礼者，天理之节文也。意思是说，礼，规矩，就是天理的外在表现。用大白话说，如果孝敬父母是天理，那么就要循序对父母说话，处事的礼数，规矩，因为所谓的孝，就存在于这些礼数规矩之中。这是典型的“唯心论”的陈述。所谓唯心论，并不是一些人望文生义的跳大神，哈哈。唯心论，英文写作Idealism，现代有中文学者主张翻译作“唯识论”。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唯心论的认识论，是认为，人所理解掌握的真理，真相，客观规律，自然规律，这些英文里的“认识”idea是无法完全脱离其自身的感官经验那些的影响的。 所谓剥开表象看本质，那就是很傻很天真。因为本质就存在表象中，把表象完全剥离了，所得到的所谓本质，已经不是原来的本质啦。

​ 这里卖一些私货，嘿嘿。中国的教育，是从小把唯物主义这种世界观认识论，就灌输给了人们，从此许多人思考问题，观察世界，那就一直在这个套路之内。事实上，这些应该是大学里的哲学的内容啦。中初级教育，应该培训的是理性思维的习惯，批判性思考的习惯。

​ 另一个过早灌输的历史观，是进步历史观。哥白尼的伟大，不就在于他跳出当时人类的视角，跳出地球中心论，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么？同样的，废除裹小脚，进步人士可以说，看，多美好啊，社会从裹小脚进步到放脚啦。另一种人是不是可以说，多美好啊，社会从裹小脚退回到从前，不裹脚啦。

​ 我并没有想硬性地灌输进步，还是退步历史观，嘿嘿。但是只是希望大家了解，有另一种人，像孔子，老子这样的人，会认为，美好的真理，其实是存在传统里，更古老的已经遗失的传统里，我们可以通过擦去历史发展的铜锈，把人类曾经存在过的美好理念，寻找回来。人和人，当初难道不是平等的么？嘿嘿。

​ 朱子进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事实上，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也说的通啊。如果天理真是美好，而人欲真是邪恶，那么这种追求的方向，并不能说是错的。

​ 问题是在于，把朱子的学说，定为唯一的官学，并且把一个理论学说，演变成压迫人，甚至扭曲人性的礼教，这笔帐，恐怕不能都算在朱子身上吧？

​ 今天的某些中国人，对宋朝不屑一顾的原因，是在于宋朝文弱。甚至有人会说，那是中国历史上，充满耻辱的一个朝代。

​ 宋朝的文弱，可以说是宋朝皇帝有意而为之的。但是作为历史讲述，评价一个国家的好坏，根本的标准是什么？可不就只能是当时百姓的生活是否幸福么？

​ 如果拿今天的标准整个中国历史，那么完啦，整个就是一团漆黑嘛，一个男尊女卑，就让俺们这些爷们儿必需得异口同声地声讨，万恶的旧社会啊，万恶啊！当然是说在媳妇面前，嘿嘿。

​ 在这里必需批判伪史教育所导致的一个错误价值观。不和外国打仗，不武力侵略征服异国，谈的上屈辱么？屈辱的是皇帝，以及忠心耿耿的体制内的大臣们。对当时的小百姓而言，那里有屈辱？上赶着去打仗，帮皇帝建立雄图霸业，这不有病么？嘿嘿

​ 至少，宋朝皇帝有一点了不起，值得后人称赞。旧中国历史，女人地位一直低下。但是宋朝皇帝可以贡献财宝，从不贡献女人。就这一点，就比所谓的强盛的汉唐，要好的多。

​ 啥叫“民族大团结”啊？历史要能这么忽悠，蒙古人征服时期的奸淫，是不是也是促进民族大团结啊？

​ 历史就该老老实实地说，唐朝屈服于当时吐蕃强盛的军威，被迫贡献女人，贡献财宝。

​ 在这一点上，宋朝皇帝，绝对值得称赞。

​ 更何况，宋朝真的文弱么？大家必须知道，真正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百姓自然会珍惜自己的生活方式。

​ 当年蒙古铁骑，可以算的上武功全球第一，征伐肆虐全球，如入无人之境。可是南宋百姓，楞就是死磕了六十多年，文弱？看看满清入关，不过数万铁骑，摧枯拉朽，横扫明国。百姓生活富足安乐的宋国，在抵抗外族入侵的时候，真的文弱么？嘿嘿。

​ 真要说宋朝的污点，当然也有。从宋朝开始，有些士大夫阶层，玩行为艺术，玩到有些个变态了，开始玩弄女人的小脚了。嘿嘿。

​ 歪楼啦，哈哈，赶紧写完皇权固若金汤的明朝制度，然后直奔乡亲们期盼的1800年，嘿嘿。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19 17:24 1276年，元国大军攻陷宋国都城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宋皇朝末代皇帝 投降退位，从社稷宗庙皇位的标准来说，宋国亡国。

​ 此后不屈服的宋国遗民拥立新帝，继续抵抗。至1278年，元国军队总攻广东崖山。眼见大势已去，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投海自尽，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杀，后世估计此役宋军阵亡十万，海上尽是浮尸。

​ 以儒家文德而立国的宋朝，至此彻底灭亡。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人，士死制。崖山海战，是中国历史真正令后人动容的亡国悲剧。

​ 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不无道理。传统的儒家文明，可以说从此灭绝。传统儒家士人的风骨气节，也不复存在。

​ 一般来说，北方蛮族入侵渗透中原文明的，要么彻底归化中原，要么以中原文化为师，山寨出自己的文化，五胡十六国，北朝各国，辽国，西夏国，金国，都是这个路数，包括日后的清国。

​ 唯一的例外，是蒙古人建立的元国。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见识过东欧，更见识过当时最为文明辉煌的西亚。因此蒙古人立国之初，并不向往羡慕中原文明。后世中国文革中毛泽东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源头就在元朝，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社会地位，处于乞丐之上，娼妓之下，嘿嘿。

​ 而且由于长期废弃科举取士制度，许多儒生为了生计，只能为俺们小百姓服务啦，不再阳春白雪，改玩下里巴人。戏剧，白话小说，这些以小百姓为服务对象的群众文学，出现了繁荣，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那些都是在这个事情出现的。

​ 鄙视中原文化的元国，其实是相当另类的，对思想言论宗教，完全放任自由，丝毫没有抓紧宣传教育工作，嘿嘿。据说当年有人去官府举报仇家辱骂朝廷，朝廷居然也置之不理。

​ 元朝另一个特色是把国民分成四个尊卑阶层，一等人是蒙古人，二等人是最初被征服的西域和西夏国民，称为色目人，第三等则是以后被征服的金国国民，称为汉人，最下等的，则是最后被征服的宋国国民和大理国民，称为南人，或者说蛮子。

​ 和宋朝鼓励商业自由发展不同，元朝对盐，茶，农具，酒类等日用生活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并且对外贸易，也主要以官营为主。商业发展的步伐，明显缓于宋朝。

​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来自西亚的科技知识大量传入中国，可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一个科技水平飞跃的时代。日后明清家具业的兴盛，就得益于元朝的技术发展。也包括日后中国人所喝的白酒。

​ 白酒的制造技术，也是在元朝传入中国，当然也有人称是在宋朝晚期，就由阿拉伯商人传入。南方方言里，普遍说“吃酒”，起因是高纯度的酒精提取技术，是来自阿拉伯，在此之前，曹操对酒当歌，那还真是吃酒，酒糟酒饼都还在嘛，嘿嘿。

​ 中国的印刷技术和火药，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亚，进而传到欧洲。虽然德国人宣称他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西亚人的印刷技术，是来自于中国，嘿嘿。

​ 元朝的统治并不长久，权臣专权，管理腐败，压榨百姓等等问题，很快就恶化了，再加上天灾人祸，各地武装暴动频繁，最终于1368年，被明国北伐军队攻陷国都，元国灭亡。明朝是中国帝国时代至今为止，皇权最为专制，皇权最为稳固的皇朝。一个真正贯彻法家思想的国度，君权独大，至高无上。

​ 明国被清国灭亡之后，许多体制和作法被继承下来，晚晴民国时代，左翼进步人士所批判的“万恶的封建传统”，其实是明清的文化传统。

​ 明国的洪武皇帝朱元璋首先是通过建国后的一系列屠杀，将辅佐朱元璋夺取皇权的文官武将屠杀殆尽，消除了一切对皇权可能构成威胁的体制内势力。

​ 此后，明朝开创了一个严密完备的政府管理体制，思想教育体制，社会管理体制

​ 首先，明朝取消了从秦朝开始的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报告。帝国时代，宰相作为官僚体系的行政首脑，不仅负责日常的政府体系运作，而且在客观上，是唯一可以抗衡皇帝专制的职位。相权对皇权的抗衡制约，从秦朝开始，历经一千六百余年，终结于明朝。

​ 沿袭元朝制度，设立官员监督机构都察院，巡视监督全国地方官员。

​ 另一方面则是开创特务政治，通过特务手段，对官员，社会名流和学者进行监视和管理。

​ 行政机构和监督机构分为两支，同时两支内又存在不同的体系相互制约牵制。

​ 在官员选拔制度上，明朝基本沿袭的是宋朝的科举制度，并且加以完善，以便明国各地，各阶层的子弟，都可能有通过公平的科举制度，进入官僚体制的机会。

​ 但是，明朝又对宋朝的科举制度，作了更改，简单来说，统编教材，国立学校。

​ 洪武皇帝看重教育的重要性，统一思想的重要性。“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洪武皇帝这话，按今天的说法就是，皇帝要培养人才，要正三观，一定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嘿嘿。

​ 首先，学校的教材要统一，科举考试的内容，标准答案，以宋儒朱熹汇集批注的“四书五经”为准。从此天下读书人要读书，首先要背熟朱熹版四书五经集注。这是从教育内容上统一思想。

​ 其次，光光教材统一，其实还有可能，坏和尚把好经给念歪了，带坏学生的可能性嘛，嘿嘿。所以学校也应该统一。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是办理管理学校。明清科举制度和宋朝科举制度，另外一个根本的不同是，要考参加科举考试，必需先取得“生员”资格，也就是说，要进官学校读书，你才能考科举。宋朝流传下来的书院，都被并入官学校体制内，曾经一度兴盛的私学，书院，历经宋朝元朝，到明朝衰亡。后来由于官学积弊太深，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在一些大臣的倡议下，皇帝曾经允许过书院的，但是又多次以书院散布邪说为名，嘉靖皇帝曾经两次毁灭天下书院，万历皇帝治下，张居正也曾经尽毁天下书院，天启皇帝期间，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一直到明国末代崇祯皇帝时期，皇权形同虚设，国内书院林立。清国入关之后，继承了明朝的这个传统，乾隆皇帝更明令禁止私人创办书院。

​ 统一教材官办学校，统一模式教育灌输读书人之外。明朝另有一个开创性举措，自周以来，士人，总是有些特殊地位的，一般不怎么被当众体罚，嘿嘿。当然除了法家思想治国的秦朝，以酷刑苛法治国的法家思想里，君权高高在上，不存在士人的特殊地位。

​ 明朝盛行各种虐杀威吓官员之外，还开创了当众殴打刑罚。会在朝堂之上，当着众官员的面，把一个官员活活鞭打至死，也会当着众官员的面，把一个官员进行体罚，这叫廷杖。

​ 其实说到尊严，那真的是需要一个环境的，绝大多数人很难真的坚持威武不能屈的，楼主本人就觉得很难作到，嘿嘿。

​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阐述的周礼里，一方面不能用衡量要求庶人，另一方面对大夫，也不应该用刑罚。在今天的标准来说，这种把人分阶层的区别对待，当然显得不公平。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想想看呢？

​ 当众刑罚的威力，除了警告他人，更直接的，是侮辱，剥夺尊严感和荣誉感。

​ 而官员如果失去了荣誉感和尊严感，那么这个社会会如何？其实一个最好的社会，是全社会各阶层，都斯文有礼，有荣誉感，有自尊。而最可怕的社会，则是全社会的管理阶层，集体失去了荣誉感和自尊。

​ 在明朝体制里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就普遍性地存在着，在传统儒家标准而言，斯文扫地，廉耻扭曲的人。当然，他们是那个体制的产物，一个在统编教材，统一学校教育出来的，作官之后，习以为常了各种血腥变态的虐杀和侮辱，不仅不觉得可耻啦，而且还甚至奴性到觉得光荣啦，真的哦，真有人觉得被皇帝当众打屁股，倍儿有面子，这叫“忠心耿耿”哪，嘿嘿。

​ 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官员的一个奇特地方，会聚众斗殴，也就是一帮子人，围着人数少的政敌，打群架，群殴。而且还是在庙堂之上哦，亲们。

​ 这是什么样的一群奇葩啊？什么非礼勿行？参与斗殴的，丝毫不觉得可耻。事实上，明朝更加重了宋朝开始的对武人的压制，明朝那些个官员，小胳膊小腿儿的，也就是仗着人多，欺负人少的。哪，真要是按规矩来，单挑，选好地方，决斗。那我也不好说啥，仗着人多，欺负人少，那可不就是一群暴徒群氓嘛？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20 11:52 管理百姓的，就是这样一种教育模式，这样一种官场体制所熏陶培训出来的官僚群体。

​ 在对于民众的管理上，明朝一样是加强统一管理。

​ 在经济上，明朝一改宋元两朝的重商传统，确定所谓“重本抑末”的国策，压制商业发展，压低商人地位。如果农民改行作工匠，或者作买卖，属于违法行为，被视作流民，立刻逮捕。

​ 对外，洪武皇帝开创中国历史的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民间对外商贸交流，丝绸之路，从此断绝。

​ 对内，明朝沿袭元朝制度，把百姓分成三等，民户，匠户，和最低等的军户。这是世袭的户籍，军户为最低等，只有民户可以参加科举选士。同时创立里甲制度，对百姓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层层问责。百姓如果离家出行，必需取得官府批准的路引，否则属于违法。

​ 整个明朝的制度，就是一套覆盖到生活方方面面的精密体制。洪武皇帝希望通过这套复杂的思想教育管制，和官员管制，百姓生活管制，达到皇权的稳固。

​ 应该说，在明国建国初期，这套体制运转的还是有效率的，但是人类社会其实是无法科学量化，更无法进行科学化系统管理的。因为人不是蜜蜂，不是机械，存在有复杂性，都是人也不应该被像蜜蜂，牲畜，机械那样管理规范嘛。

​ 明朝运行到后期，种种管制，其实都形同虚设，商人有钱的，就居然公开穿起绸缎衣服显摆啦，嘿嘿。唯一一直有效的，其实就剩下皇权的固若金汤。

​ 明朝末期，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中国，带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虽然引起当时少数士人阶层的惊叹，但是并没有引起中国士人阶层的真正觉醒。

​ 影响后世的家具制作业和戏剧业，以及茶文化，酒文化，也都兴起于明朝。今天中国所追求的许多所谓“国粹”，源头就在明朝。您要看更早的？嘿嘿，估计去日本，能看到些痕迹。

​ 另一方面，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之后，士人阶层开始将其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日后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吃人的礼教”。愚忠，愚孝，成为被人歌颂赞美的。

​ 比如牌坊，宋朝废弃官府的里坊管理制度之后，在宋朝，那不过是座装饰美观用的木门框，或者石门框，当然还带有路牌指示功能。是到了明清时代，牌坊演变成为宣扬表彰所谓先进人物事例的贞洁牌坊那些的。

​ 有些人是仇恨日本的，这种针对整个族群的仇恨和偏见，其实是不应该的啦，不过既然说到，我就稍微提一下。

​ 明国亡国之后，有不食清粟的前明遗民，避走日本，其中一位儒生，朱舜水被日本幕府内的权臣封为上宾，开书授徒，科普宋明儒学，愚忠这些糟粕，当然也被带过去啦，坑害了一批日本人，这也算报复了一下吧？嘿嘿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20 14:28

洪武皇帝处心积虑所设计的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太相信制度啦，他没有意识到，再完美的制度，也是需要人来执行的。他有意识教育灌输出来的成批奴性十足的大臣们，如何不可能想出办法规避，滥用这些制度？

​ 洪武皇帝的儿子朱标曾经劝告他，皇帝得是尧舜那样的贤人，大臣才可能是拥戴尧舜的忠臣。应该说，朱标太子的见识是不凡的，如果他不是中途夭折，也许能够扭转改变明国的体制和传统。

​ 虐杀和酷刑，包括什么监督制度，都不能阻止大明官僚对百姓的压榨。而且关键是，管理体制越庞大细致，管的到地方越多，官员权力寻租的机会也就越多。举个例子啊，在极端的情况下，小百姓啥都不需要官府批准，官员除了去明抢，还能怎么贪污啊？嘿嘿。官员能贪污，那必需有个前提，这事归他管。体制越大，管理的越多，可以捞钱的机会越多，你懂的。嘿嘿。

​ 中国的历史教育，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观念，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哦，无穷的哦，农民起义很强大哦，推动历史前进哦。

​ 但是事实上，熟悉中国历史的就会发现，真正由底层农民自发组织的造反，几乎马上就被镇压破灭掉。

​ 管理过公司的亲们就会理解，要有效管理一个几百人的公司，依赖公司的制度，国家的法制，那都无法保障上层的指令能够有效的得到执行。农民造反，那可本身就完全脱离了社会法制，完全脱离了权威体系啦，如何管理，约束，带领几百人，那能是毫无管理经验的农民能办的到的？

​ 真的能搞大的，那必需要么是利用一个现成的宗教体系，那也是一个现成的权威系统，可以约束管理手下，比如汉朝的黄巾军啦，元朝的红巾军啦；要么是接受过教育培训，而且自己还有过管理经验的，比如黄巢这样的读过书，贩卖私盐的，那他当然带领管理过队伍。

​ 就这样，真正由体制外的造反而能够夺取天下的，依然是很少的个例。因为社会的主要精英力量，其实都在体制内嘛。

​ 从秦朝到清朝的历朝大一统皇国，被外国入侵征服之外，真正被体制外的造反搞到亡国的，只有三次，秦朝，那其中夹杂了大批图谋复国的先秦旧贵族势力。元朝，元朝对汉人和南人的歧视和排斥，导致在体制外，有庞大的知识阶层存在。真正被所谓遍地流民，由造反越闹越大，直到亡国的，只有明朝。

​ 百姓没有好日子过，苦不堪言，这皇朝，亡国了算了吧，嘿嘿。

​ 友情预报，再总结一下中国皇权时代历史和1800年的清国概要，马上就要直奔鸦片战争了哦，众亲们尽请期待。嘿嘿。 1644年，李自成的军队兵临北京，按中国的常见说法，北京基本算和平解放啦，嘿嘿。被自己的臣民背叛的明国末代皇帝，选择了帝国时代一个亡国皇帝有尊严的结局，他自尽了。

​ 后面的历史大家应该几乎都清楚啦，清国军队得到吴三桂的归附，进入山海关内，北方各地士绅归降。可以说，入关时的清国军队，都没有预料到会是这个局面，进而野心大增，开始扩大战果，南下征服。数年间，摧枯拉朽，基本占据明国全境。

​ 明国遗民傅山说，明国是亡在奴才之手。除了夏完淳，史可法，这么几个尽忠之士，明国那里还有什么有气节的儒生？清国立国，开科举士，都上赶着上哦。

​ 我不会责备我们的祖先们奴性，因为那是那个时代，那是明国的奴性教育和奴性培养体系所造就的。崖山之后无中国？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作的，就是把曾经被歪曲的，被污蔑的古老中国传统寻找回来，把失落的仁，再寻找回来。

​ 仁者，爱人也。克己复礼是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尽归仁哦，亲们，一个爱的世界，难道不是美好的么？

​ 在这里，我也不想过多渲染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那些满清入关时的罪恶。因为在中国纳入现代文明体系之前，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历史上，历代中原王朝，不论是内部战争，和对外的侵略征服战争，都是充满了这样血腥屠杀。包括明国的建国征伐，以及建国之后对内对外的历次战争。包括我比较尊重的，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一样是尽屠良贱。我只能说，这是东方文明传统中的一个缺陷，在现代文明标准而言。

​ 当我们指责满清征服过程中的屠杀暴行的时候，我希望这是因为这种暴行本身是应该被正义所唾弃的，而不是因为这是所谓的异族在屠杀汉族。

​ 当我们控诉西方列强的殖民压迫中国的时候，我希望是因为压迫手段本身是应该被唾弃的，而不是因为这是中国被压迫了。

​ 否则的话，一面控诉西方压迫，一面热情讴歌中国对异族的压迫和侵略，这是精分哦，嘿嘿。

​ 稍微总结一下秦之后的中央集权皇权历史。自从废除封建制度之后，国家成为皇帝一人的产业，如何寻找有效的管理统治办法，是历代皇朝所追求的，一直到明朝，这个固然金汤的解决方案才算找到。

​ 通过尽量公平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从社会各阶层选取官员，避免出现豪门世家出现，威胁到皇权。

​ 通过统一的教材和官方学校，向这些想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读书人，教育灌输，培养成为忠臣。

​ 通过废除宰相制度，消除最后一个可能潜在的权臣出现。

​ 通过行政体系，监察体系，和特务体系，三条体系并存，互相监督。

​ 明朝的皇帝可以玩艺术玩科技玩个十几年，而不需要担心皇位被篡夺，嘿嘿。

​ 好啦，1800年之前的中国历史简单介绍到这里结束，接下来，就是正文啦。

​ 在正文里，我会本着逻辑理性，进行客观地讲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讲述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从所谓的***(原文估计是“天朝”，结果被天涯和谐了)，沦为世界世界三流国家，进而开始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 本文将理性地讲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要理性，就必需遵循逻辑标准，要遵循逻辑，就必需修辞定义明确。

​ 几个中国历史教育时常出现的名词，是基于某历史观而作，定义模糊，甚至说根本不定义，张口就来，这种精分性的跳大神，楼主自诩理性，不可能遵循。

​ 在这里，就几个词汇的定义，作如下说明，如果有异意，欢迎讨论，从善如流嘛，如果能帮助到楼主澄清模糊，楼主也愿意改正。

​ 帝国主义压迫：帝国主义有两种。1.回归式帝国主义，简单说，武力夺取土地，灭绝原住民。如纳粹德国，如某老大哥，要地不要人，杀光算数。2.渐进式帝国主义，一方以所谓推广文明价值的名义，以帮助野蛮族群进化到文明社会的名义，甚至以改善提高生活的方式，反正不管什么崇高理由，以武力征服，用暴力强迫落后的族群接受其文明体系和标准。如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清国国门，把清国拉入世界体系。程序正义要遵守嘛，嘿嘿。

​ 不平等条约：一方以武力压迫（或者威胁），逼迫另一方接受的条约。因为双方谈判地位不平等。比如，西方列强和清国签署的条约。清国和俄罗斯当年大打出手，谁也没占到上风，罢兵言和，地位平等，尼布楚条约，算平等条约。

​ 殖民：一国政府以武力压迫和威胁，向已有原住民的土地，组织移民。

​ 侵略：一国（或者多国）军队，非法进入他国领土。所谓非法，就是违背国际法规则。比如，一国遭到另一国攻击，武装部队还击，不算侵略。再比如，一国军队得到另一国政府邀请，或者许可，进入该国领土作战，不算侵略。

​ 满人：清国时期户籍属于旗籍的人。 ​ 汉人：清国时期户籍属于汉人的人，大部分是被征服的前明国国民的后裔，主要生活在汉人十八省。

​ 请不要逼迫我说汉民族，满民族，谢谢。除非有人能够提供汉民族，满民族的区分标准，定义清楚了，我也可以接受。

​ 讲历史，应该尊重历史，更应该尊重正常人类的逻辑理性。

​ 讲到新中国历史，我可以说汉民族，满民族，因为有标准，户口本上有所谓的“民族”，我还能说出“壮民族”呢，反正标准清晰，户口本上民族一栏为准。

​ 至于这个民族是怎么突然蹦出来的，会在现代化过程中讲述。简单的说，壮民族，在清国，在民国，也是汉人。因为在效法某大哥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壮民族。嘿嘿。

​ 先在这里抛砖引玉，把几个常用词汇定义明确了，才好理性讲述嘛。 以往的中国历史教育，是确定三条线索，然后往上加材料，甚至编材料。在辛亥革命之前，外面，是万恶的洋人，洋人很万恶，欺压中国人民，请注意哦，是民众被欺压啦。上面，是朝廷很万恶很无能，而且很自私，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欺压民众。下面，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凌辱，被出卖，然后愤起反抗，反帝反封建，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直到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万恶的清国。 ​ 然后继续这三条线索哦。 ​ 伟大光荣正义的辛亥革命成果，被万恶的反动派给窃取啦，反动派背叛革命啦。然后继续，外面是万恶洋人，从清朝后期开始，洋人已经不再是西洋人啦，还有东洋人。上面是历代很万恶很无能很自私很卖国的政府。下面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凌辱，被出卖，然后，你懂的，嘿嘿。 ​ 历史的陈述，对许多明显的事实，不作陈述。陈述本身，充满逻辑概念模糊的价值判断。

​ 本历史讲述，本着理性客观的立场，不偏不倚，讲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陈述事实时，不作价值观批判。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作判断。如果楼主觉得必需要加上自己的价值批判的，会把价值批判单独出来。前面已经就几个常用的词汇，进行过定义。本文讲述使用这些词汇，就是前面所作的定义。会说日本殖民台湾，也会说中国殖民台湾的历史。定义明确，标准一致。

​ 不会把人圣人化，也不会把人妖魔化，因为大家都是人，都是一个一个的正常人。不会把一个族群集体定罪，也不会把一个族群集体美化。

​ 多余的话到此为止，开始中国近现代历史。

​ 国家是什么？这个政治学概念存在多种定义，但是离不开三个构成要素，政权，土地和人民。

​ 本文就从这三个要素入手，讲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 大致分为： \1. 西方列强压迫侵略前的中国概况。 \2. 闭关锁国政策的瓦解。1800-1860. 3.旧次序的崩坏和新次序的开始。1860-1895. 4.走向革命。1895-1911. \5. 混乱割据的北洋时期。1912-1927. \6. 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1928-1937. \7. 中日战争和共产党夺取政权。1937-1949. \8. 从“解放”到“独立”之路。1949-1958. \9. 从统一思想到内部分歧。1959-1976. \10. 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去世。 \11. 不知道会不会被和谐，嘿嘿。\1. 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前的中国概况

称当时的中国为“清朝”，是后世人的划分，为了行文方便，更为了还原历史，这里称作“清国”。因为当时的人，是清国皇民，或者说清国国民。
清国存在一个特殊的族群，叫作“满人”。满人是什么？满人就是八旗在旗的人。清国入关之前，是一个军事国家，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不是郡县制度，而是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事实上的二十四旗。因为每个旗主之下，都有三旗，汉旗，满旗，和蒙旗。
在民族概念传入东方之前，东亚并不存在民族概念，也不存在民族划分，只有所谓的族类，或者国族。所谓国族，就是国民，皇民。
我们在这里简单诉说一下八旗的组成。原本是明国国民的，被征服，或者被俘虏后归附的，就归入汉军旗。比如一个蒙古人，在明国朝廷里任职，作战投降归附清国，那么他就归属于汉军旗，而不是蒙军旗。汉军旗下，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有范文程，和曹雪芹的先祖。
蒙军旗，则以被征服归附的蒙古人组成。
满军旗，则成分复杂，主干为最初起兵造反的女真人，包括当时就追随女真人的蒙古人。还有日后归附八旗的回人，高丽人，锡伯人等等各族类，反正就是无法归入汉军旗和蒙军旗的，那就都算在满军旗下。日后清俄战争，有俄罗斯战俘愿意归化清国，就被纳入满军镶黄旗，驻守，居住生活在北京。
为方便大家理解，除了广为人知的范文程，和曹雪芹的先祖曹振彦之外，再介绍一个汉人变成满人的例子吧。
袁崇焕，相信大家都熟悉了吧?他的后人，就是满人。
在江北大营和太平军作战的宁古塔副都统袁世福，根据清史稿记载，祖上就是前明兵部尚书，其祖先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属于汉军正白旗。
要说清国历史，首先要把满人解释清楚嘛。满人就是旗人，八旗是个起源于军事目的的军事组织制度。不论你出身于那个族类，只要皇帝觉得你忠诚可靠，把你纳入这个制度，那么你就是旗人，也就是满人。 入关前的军事国家清国，和皇权至上的中原皇朝相比，在其统治阶层内部，是事实上的蛮族共和政治，这里的蛮族，并不存在贬义，是陈述其文明发展形态，远低于中原皇朝。文明形态低，并不就全然意味着坏。显然的一点，蛮族社会的自由战士，和领袖之间，地位就相对平等的多。在罗马化之前的日耳曼蛮族部落法兰克人，战争夺取的战利品，就是根据抽签，由战士和国王抽取。
入关之后，八旗作为一个军户制度得到保留，满人作为皇帝所信赖的族群，一直存在着。而其中的上层，世袭的亲贵阶层，形成了类似门阀那样的势力。称作满人亲贵，而不是贵族。因为满人的世袭亲贵，领取的只是国家给予的俸禄，而并没有自己的世袭领地。世袭亲贵只是通过世代为官，而形成事实上的世家势力。发展到清国中后期，在汉人汉臣面前，清国的皇帝是乾坤独断的中原皇朝的皇帝。而在满人统治阶层内部，因为祖制和事实上存在的世家势力，清国皇权，一直受到满族亲贵集团的制约。这是清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接下来开始讲述1800年的清国状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介绍：政治制度，领土，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士绅，农民，工商业者，会党之类的地下社会，和外交。
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开创的种种制度，在此基础上，吸取明国亡国的教训，作出修改，正面负面的改动都有。
清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最高统治者是皇帝。但是清国又不同于以为的中央集权帝国，帝国内，并不都采取统一的中央集权管理，而是表现出很高超的统治智慧和统治集权，因地制宜，才取不同的统治管理方式。
征服明国之后，清国对原本明国的国土，实行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这一部分会在稍后介绍汉人十八省的时候，作详述。
清国侵略征服，扩大疆域的步伐，建立起历史上，领土最为辽阔的中原皇朝。1751年，征服西藏，1758年，征服新疆（后于1884年平乱之后建省,纳入中央集权体系），到1800年时，清国领土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
清国并不一味靠强大的武力压制，而是才取灵活的多变的政治手段进行统治。新疆青海内外蒙古西藏和四川云南贵州的苗地，清国中央政府采用联姻，册封，派官员监督，派军队监督等灵活手段，尽量允许臣服的边境各地高度自治，不破坏原有各地的王公贵族和土司们的统治。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会有“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制度，或者建立行省，把领土纳入中央集权体系内。
先征服，再怀柔，再教化，再纳入体系，再殖民的过程，是一个温和的过程，形成边境被征服地区的忠诚度和向心力。清国末期，内外交困，完败于日本之后，皇帝更是声威扫地，在这种情况下，边境各地并没有太大的反叛势力形成。英国威逼利诱西藏独立的时候，西藏统治阶层是选择了往内地逃避，求援。
对这些新被征服的领土，归属于清国中央的理藩院统一管理，而理藩院由满人官员组成。
有学者指出，清国和俄罗斯的商贸往来，也归理藩院管理，从而推出西藏新疆的地位，在清国等同于俄罗斯云云。这种逻辑并不成立。
清国时代，没有现代标准的国家平等概念，只有Tian朝和进贡国。所有进贡国事务，由礼部管理。而俄罗斯则不是进贡，礼部无法处理。只好选择了一个权益的解决办法，由理藩院管理。这是一个特例而已。

对征服的边境地区，清帝国采取的基本是以夷治夷的政策，不直接管理。按今天的说法，就叫尊重边境人民的习俗和传统啦，你懂的，嘿嘿。这套办法显然更人性化，而且长期而言，也更有效。 对前明国的国民，清国则采取另一套治理办法。 首先是“剃发易服”，也就是说全部人的发型和服饰，都必需满人化，不服从的，格杀勿论。这么一来，满汉一家啦，从发型到服饰上。到日后辛亥革命成功，当时是完全的西洋中心论，啥都是“洋”的好，洋人觉得留辫子是野蛮，洋人都觉得野蛮啦，那当然是野蛮啦。于是乎，清国亡国之后，发型服饰这些的，就都是采用了欧美人的标准。 另一方面，清国统一了全国的官话。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时代的局限，全国各地，各有各的方言。一个开封人听一个广州人读唐诗，那就跟听外国话一样，反正是不知所云。各个朝代，有各自的官话，作为通用的语言，便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能够交流。 明朝的时候，是以南京官话，作为统一的口头交流语言。到了清国，雍正年间，创立正音馆，规范确定北京官话，作为统一的口头交流语言。北京官话，是以元朝时代的北京话和南京官话混合而成，当年明朝迁都之后，强行搬迁，北京城内的居民，有一半是来自南京。清国初年，就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满人语言的要素，形成了清国的统一语言，北京官话。1909年，清国政府更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作进一步的规范，从此官话被称作国语。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关于中国使用那种语言作新的国语，可以说是各方争的不可开交。因为革命党当年的口号，就是民族主义啊，其中一条就是，乱我中华言语，代之以京腔嘛。现在革命成功，发型服饰那些的，那些西洋化也就罢了，言语这个，至少应该使用南京官话啊，或者杭州官话，或者正本清源，使用广东话，怎么还能沿袭京腔嘛。具体的这个历史过程，京腔如何成为国语，再成为普通话，其中的历史故事，会到后面诉说，乡亲们要守楼哦。简单的剧透一下，那是为了方便汉语拉丁化，嘿嘿。

统一了服饰发型，语言之外，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开创的种种制度，在此基础上，吸取明国亡国的教训，作出些修改，正面负面的改动都有。

​ 我们先来看看清国的中央政府组成，上面介绍过，清国初期是有部落首领共和制的传统的，一直有一个议政王大臣会议制约皇权独断。入主中原啦，中原帝国的皇帝，当然要有皇帝的范儿嘛，那还能像蛮族那样搞什么共和嘛，嘿嘿。雍正年间，确立了军机处，取代议政王大会，成为决策机构，从此比较像个皇权专制的中原帝国啦。 ​ 内阁则由满汉大臣组成，规定满汉大臣人数对等，每天和皇帝开会，其实主要是汇报工作啦，因为决策机构，是军机处。内阁更像个秘书处，执行机构，管辖下属的中央六部日常运作。 ​ 清国明显比明朝改进的地方是，不再有特务体系，这实际上是个很了不起的改进。另一方面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清国明令禁止太监干预国家政治。 ​ 自从明朝取消了丞相这个位置之后，固然是从体制内消除了唯一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权臣出现，但是另一方面，这皇帝的工作量可就加大啦。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都是一个人，这种制度，其实对皇帝的体力，精力挑战很大哦。 ​ 或许是清国的皇帝教育培训体系作的好，反正历代的清国皇帝，工作都相当的勤奋，嘿嘿。不像明国的皇帝们，一代又一代的，就跟国家不是他们家的似的。 ​ 大家伙要有个概念，在皇朝时代，这国家，那还真就是皇帝家的。一个有责任心的皇帝，为自己的家业考虑，为自己的子孙考虑，从他主观意愿来说，那也要把百姓给照顾好了，这样皇帝家的江山才能够千秋万代嘛。 ​ 关内十八省，也有称作汉人十八省，基本沿用的是明朝的体制。每个省有一个巡抚，两个省之上，有一个总督。但是巡抚和总督之间，并不存在汇报关系，各自向中央汇报，因为两个职位的侧重不同。巡抚主要是管理各省的民政，而总督则是偏向军事。清国的国策之一，是“首崇满洲”，因此绝大多数的总督，是由满人出任的。而总督之下，包括巡抚在内的各级管理官员，则是由汉人出任。 ​ 清国的官府，到县一级为最止，全国大致有1500多个的县。县令由中央委派，而且为了防止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清国是明确规定，县令不得在籍贯所在的本省任职，而且至少要离开自己家乡500里以上。 ​ 咱们说老实话，清国的县令，其实蛮有挑战性的。今天中国一个县，多少部门？多少编制内的公务人员和官员？而在清国，一个县，只有十几个在编的职员，最多的县，也就二十来人的编制，这其中还包括衙役这些哦。 ​ 所以清国的县长，必需得能胜任法官，警察局长，卫生局长，消防局长，税务局长，宣传部长，教育局长。。。。等等职能。这可能么？这当然不可能啦。所以清国的县令，一般都得自己掏钱雇佣各种专业人才，跟着去上任。另一方面呢，县城之外的治理，更主要是依靠当地的士绅们来完成。

要了解清国的士绅阶层，咱们先得说说科举制度。 抛开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不说，科举制度本身，事实上中国真正值得夸口的文明制度。科举制度，在人类普遍还处于世袭阶层的时候，第一次为社会的下层家庭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通过公平的考试，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进入上层的机会。 事实上，在今天的平民社会里，中国文明传统，对全人类最大的，最直接的贡献，应该就是科举制度啦。 清国的科举制度，也就是继承的明朝的那一套，统编教材，官方办学。考试分为三级，必需要考上举人，或者更进一步，考上进士，才具备作官的资格。但是一但考取了秀才，那也就算有了功名啦，一样享有各种社会特权。比如免除徭役啦，又比如可以直接见县令啦，见县太爷也不需要下跪，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清国废除了明朝开创的对士人的体罚羞辱，在清国，只要考取了功名，免于刑罚哦。不要说官员不会再像在明朝那样被当众暴打羞辱，就算是秀才，也不能被体罚啦。要打秀才，得先报请上级机关，夺去功名，然后才能打，嘿嘿。 清国的士绅阶层，就主要有这些有功名的人组成。清国时候的官员，不是终身待遇，退休了，国家就不管啦，就回原籍乡下，作乡绅。另一方面呢，清国的官府编制很小，大批考取举人的，那就只能候补着，要等有了空缺，才能够真的上任作官，在这个候补期，那也就只能在家乡作乡绅啦。 清国的基层管理，就这些士绅阶层来运作。 大家要明白，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就是一个全民教育的时代，而在1800年时代的清国，教育，那还真是个高消费。如果硬要拿现代的学位去套的化，秀才，大致相当于现代大学毕业的学士吧。而举人，那就算硕士吧，进士，则是博士啦。 今天所谓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在当时的清国，都是由私塾来完成的。在私塾里教学的，就是秀才们。有的秀才，是自己开业，自己教学生，而有的秀才们，则是受雇于有钱人，或者是大家族，作为职业教师，教授学生。当然也包括教化劝诫乡亲们的纠纷啦，帮乡亲们写信写公文诉状啦，当时的百姓，普遍信服这些“知书达理”的文化人。 上面说过，从明朝开始，书院被压制了，取而代之的是官学。官学又是怎么回事呢？遍布中国各地的文庙，那就是最基层的官学啦。中国传统，历来尊孔，各地都有文庙，小百姓所谓的“孔子庙”。文庙不仅是祭祀供奉孔子的地方，那更是学校，这就是所谓的“庙学”。同时也类似地方历史博物馆。俺们这里出过些啥大人物啦，有过那些贤人事迹啦，有过那些感人的孝子烈女啦，都记录在文庙里。 士绅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运作维护文庙。社会基层的“正三观”工作，就在这里。那个乡出了个节妇，丧夫之后被逼着改嫁，抵死不从，宁愿自己吃苦，守寡到底。士绅老爷们不胜唏嘘，节妇啊，节妇啊，女人们的好榜样啊。上报上报，上级批准之后，就进文庙里的节孝祠啦。并且要立个贞洁牌坊，这才好女人的榜样啊。而且要写进地方志里哦。 所谓的吃人的礼教，虽然起源于宋时候的理学，但是真正被固化，被推广成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其实就是明朝的事情，在清国得到了继承。在礼教形成之前，妇女改嫁那些的，并没有啥社会压力的。有人作过统计，从周到五代，有记载的贞节烈女，不过92位，而宋朝，则有152人。到了明朝，那不得了啦，27141人，整个清国历史记录，则是9482位。其实清国已经放宽了啊，为所谓“守节”而自杀的妇女们，已经不怎么表彰啦。 树榜样，立三观，这个工作很重要哦。 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广播，也没有直达基层的国家学校体系，真正教育灌输小百姓们“三观”的，就是这个士绅阶层啦。 除了教化百姓之外，士绅们还担当基层的行政管理工作。地方上兴修水利工程啦，铺设道路桥梁啦，照看孤儿寡妇啦，包括乡亲们之间的日常纠纷争斗那些的，都是士绅们在管理运行。 从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开始，士绅们还多了个任务，组织地方上的乡勇民团，保境安民。日后鼎鼎有名的湘军，淮军，就是起源于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1800年前的清国统治阶层。 满人高高在上，中间阶层官员，则主要由汉臣组成。到县以下，则完全是依靠士绅阶层，进行基层自治。传统的中国历史教育，是唯物历史观教育。马克思根据他所观察，理解的欧洲历史，总结出一套历史观。整个欧洲封建社会解体，走向近现代的过程，他认为是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力量，战胜了所谓的封建地主阶级。这种历史观，连欧洲历史，都无法解释的通顺，更不要说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啦。用阶级这种似是而非的社会概念，去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是说不通滴。 我们可以看到士绅阶层里，固然有有钱的地主，但是同样有靠教书谋生的秀才。当然，家里有钱的秀才，也不需要出来靠教书谋生啦，嘿嘿。另一方面，单是有钱的地主，也无法成为乡亲们信服的士绅。 中国社会所谓“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最早的记载，是出自先秦的法家管仲。而真正形成，是在明清两朝，贯穿法家思想的“重本抑末”时代。 社会民众对有功名的读书人，心存敬畏顺服，认为他们是“知书达理”的贤达。会读书的人，就是有本事的人，才是有本事的人，书读的越好，才干越大，这个传统，其实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甚至一个物理学博士跑出来说人类历史，说人类社会，说农业生产，小百姓都觉得，嗯嗯，大博士都说这么说了，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啦。 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虽然没有完成过任何正规的博士学位学习，对外则到处宣称“孙逸仙博士”。甚至被人指出来之后，孙中山还要说，沦家是医生啦，医生的英文，和博士一样的啦。厕所里贴广告的那些医生，大家一般不承认是医生吧？在香港作医生，那是要考行医执照的啊，没有行医执照，那能算是医生么？孙中山医生，可从来没有获得任何的行医执照哦。嘿嘿。但是孙逸仙博士，依然必需要有“博士”头衔，因为这个“博士”，在当年的中国社会，那是相当的有含金量的哦。 清国时的士人们，除了背诵四书五经，预备科举考试之外，都钻研些什么学问呢？ 传统的中国儒学学术，可以分为大学，和小学两个研究方向。所谓大学，就是在明明德，那些春秋大义，道德义理的阐述和思考，宋明理学和心学，就是典型的大学之道。 而在清国的学者们，则偏重于小学，所谓小学，就是音韵训诂考证这一类的学问。清朝的学术传统，一反宋明的空谈义理，转而走向“经世致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实用，重实证。清国的小学传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一直到民国时代的，陈独秀啦，王国维啦，包括胡适啦，都是继承的这个学术传统。红楼梦的版本真伪比较啦，孔乙己研究的回字的几个写法啦，论语的真正版本是啥样的啦，尚书到底是不是伪书啦，这些都属于小学的范畴。 中国人常常就说，马尔萨斯啦，人口理论啦，如何如何的，事实上，乾隆年间的一个翰林，洪亮吉，早在1793年，就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社会经济增长不同步，早晚会出问题的。洪亮吉写出治平篇的年份，比马尔萨斯，还早了5年。 民国的时候，有学者把清国的这个学术传统称作“朴学”，意思是“返朴归真”的学术路线。 朴学形成于晚明，顾炎武那一代的学者就已经意识到宋明理学，心学，空谈形而上的问题，进而提出，以“实学”替代“理学”。顾炎武进而提出来，作学问的人，首先是要作一个正直的人，“礼义廉耻，谓之四维”。从此一生致力于历史典籍的考据。顾炎武先生也因此被认为是清国学术传统的鼻祖。 清国朴学，或者说实学大兴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清初大兴文字狱。大家常说文字狱，文字狱是什么呢？文字狱其实就是因为人的思想言论，而定罪。古今中外，都有文字狱的历史。当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大家认为他的思想言论道德败坏，教坏年青人啊，就把他给杀了。当年的普鲁士，法国，比利时，都觉得马克思这个人，思想言论实在是太过道德败坏啊，也都要迫害他，驱逐他。幸亏有个国家叫英国，保障言论思想自由，马克思才有了容身之地。 清国立国之初，那就忌讳有人散布反清思想言论，对思想学术工作，看的很紧哦，嘿嘿。出了明史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几个案子。 乾隆皇帝当皇帝之后，宣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说是这么说，但是整个清朝，文字狱最盛的，就是乾隆年间。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埋头故纸堆里作考据，应该安全的多啦，嘿嘿。清国的文字狱，表面上的确是统一了思想，保障了皇权的稳固。但是当西方人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之后，问题就大了。 体制内没人搞这些“思想”争鸣啊，就算是个别上层的官僚和皇帝们，看到了必需要变，必需要学洋人的，那也只能羞羞答答，伦家没有违背祖制啦，伦家，伦家是“中体西用”了啦。 对于祖制传统是如何来的，能不能变，应该怎么变，这些体系性的讨论和争鸣，体制内的精英们，从来没有进行过。没人敢啊，嘿嘿。 名不正，则言不顺嘛。导致的结果是，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邯郸学步。 这就是和日本明显的不通之处。从尊王攘夷，到大政奉还，到华夷变态，到脱亚入欧，日本国内，在迫于西方列强压力，结束闭关锁国之后，都曾经有过激烈而广泛的争鸣。明确了方向，大步伐接轨。 清国败于日本，那当时，真是超乎地球人类最狂野的想象力啦，包括围观的西方列强。 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清国的体制内，帝国的发展方向，思想体系，祖宗之制，到底应该如何变，真正的路线改怎么走，一直没有过真正的争鸣讨论。 清国之亡，根本而言，是亡国在西方人带来的各种现代思想理念。因为清国体制内，根本没有发展出可以与之抗衡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文字狱造成的恶果啦。 介绍完当时的官员和士绅阶层，我们得说说官员腐败问题，嘿嘿。 清国官员的腐败，当然可以找出客观理由啦。首先，工资待遇太低，作官了，得维持相应的生活排场啊，开支自然要大。而且上面说过啦，清国的官员们，那都要自己花钱雇佣幕僚随从的，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一条，中国传统是宗亲传统，一个人有了地位钱财，那是要照顾接济本家的穷亲戚的啦。 而且上面已经介绍过，考取举人进士，只是具备作官的资格。清国的官府体制小，大批的举人，只能那么候补着等有官位空缺。自然要想办法“运作”啦，你懂的。而且作个穷京官，拿工资，还是外派作地方官，收入天差地别。同样外派基层作官，去江南那些富庶的地方作官，和去那些贫瘠的地方做官，又是天差地别的收入。那只能是花钱运作打点啊。清国的官员，拜门生，孝敬馈送，那都是国家许可的哦，潜规则啦，你懂的，嘿嘿。 大家只要看看以上几条，就该明白，无官不贪，那是必然的啦。首先要把本钱赚回来吧？至少的。规费啦，羡余啦，这些都是公开的潜规则，官场上也都接受的啦。 清国的皇帝们，当然也意识到官员贪污的问题，也曾经下令禁止，甚至还提供了养廉银制度。但是地球人都知道，高薪是无法养廉的啦，谁会嫌钱多呢？只要有权力，官员们自然要运用。这些是人性。 朱元璋之所以会设计出那么自以为精密的体制，甚至以酷刑虐杀的方法警示官员，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朱元璋缺乏皇朝体系的行政运行经验。他是从一个体制外的流民，开始的皇权争夺。而清国的立国皇帝，则不一样，在清国征服明国之前，他们已经是有行政体系的管理经验啦。知道一个体系运作的艰难和复杂，所以不会天真到以为靠酷刑和复杂的体制，能够约束官员的贪污行为。 皇朝时代，从上往下的体制，决定了，贪污是无法从制度上得到有效的约束的。真正要抓贪污的，只有皇帝一个人，嘿嘿，但是他忙的过来么？ 贪污盛行的恶果之一，我们到时候会看到的，英国商人，那真就有的认为，林则徐是要“潜规则”啊，嘿嘿。 最臭名昭著的贪污案，就是1799年的和珅案啦，和珅到底捞了多少钱？其实真是一笔糊涂账，抛开估价方法那些不说，抄家时候的经办官吏们，上下其手，那也是免不了的啦，嘿嘿。 民国的时候，有清国遗民感慨，和民国比起来，前清历代皇帝，对百姓恩准深厚啊。今天的人或许一听就觉得这是胡扯嘛。但是如果真的从对农民的负担压力来说，清国的历代皇帝，还真都作的不错。不论和民国比，还是和明朝比起来，清国时候的农民赋税负担，都是最低的。说句题外的哦，有兴趣的乡亲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关于中国历代农民负担的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很多的，结论是，清国农民的负担，比新中国都低的多哦。多年前，曾经在新华文摘上，看过前副总理田纪云作的研究报告，他的结论，也是这样的，嘿嘿。至少在他作那个研究报告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农民赋税负担，是比清朝重的。我是在许多年前看的，记忆里，应该是2004年，或者之前2003年的某一期新华文摘。 清国建国之初，采取的是修养生息的国策，康熙皇帝的时候，出了个政策，叫“永不加赋”。意思是说呢，以康熙五十年统计的人口为征税标准，以后再生的娃，不征税啦。 这政策看着是挺好的，是挺照顾百姓的，但是问题其实很大的。首先是国库收入马上就下降啦，国家快破产啦。而且仔细一想，这政策其实存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把每户的人口数给固定了，那么穷人家的娃，要少了，怎么办？那不还得算人头么？真正能猛生娃，多生娃的，养的起娃的，在那个年代，那其实是有钱人家啊。雍正皇帝年间，把这个政策给改了，改成摊丁入亩，按土地为标准收税。这个更改，是真真的实惠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小百姓，而国家的收入也增长了。 从明朝末年的时候，原产于美洲的玉米，马铃薯那些高产作物，通过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吕宋，传入中国，被广泛推广。清国人口，到18世纪末，已经超过了3亿。 到18世纪末的时候，清国的每年中央国库收入，一般是在四千万两白银，其中地税收入占75%，关税那些的收入占10%，另有15%来自于国家垄断行业，主要是盐业垄断。 请记住这个收入构成哦，我们到鸦片战争之后，会看到关税收入，如何成为清国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的。简单剧透一下，清国对农民的征收和摊派，历来节制，就算到后来被外国打的稀里哗啦，也尽量克制对农民的摊派。而是另开财源，通过收商业税，收关税，来弥补国库亏空。就这一点不同，导致了清国末年，内外交困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明朝末年那种饥民遍地的惨烈场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清国的法律制度的特点。 中国的法律传统，是法家的思想，法律的出发点，是在于确立保障统治者的权威，通过酷刑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这是和现代的法治思想，完全相反的思路。现代的法律思想，是从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作为出发点，规范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力不被侵犯，从而达到一个法治社会。 中国的法家传统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甚至到20世纪的80年代，还存在有拿犯人游街示众的行为。清国时代，更是如此啦。 另一个特点，则是司法和执法机关，是同一个人。其实应该是警察，法官，公诉人，陪审团的角色，都是知县大人一个人包办啦，嘿嘿。 第三个特点呢，则是刑讯逼供，招不招？不招？来人哪，给我打。屈打成招，那当然不可避免啦。 除了这些之外呢，法家思想里，又融合了明清礼教的伦理思想，君子小人啦，三纲五常啦，那些个的内容。有这么一个案子啊，刑部驳斥了原来巡抚的判决。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儿子不孝，居然辱骂他的父亲。他父亲就找人把那个忤逆的儿子给活埋了。巡抚判这个父亲得打板子，受惩罚，毕竟是一条人命嘛。可是刑部驳回了这个判决，这儿子忤逆啊，当死啊，他爹作的没错，应该无罪释放。 一方面，案子多，记录在案啊，显得知县老爷对地方上治理的不好啊，知县老爷当然不高兴。另一方面，百姓也怕见官老爷，去了就得挨打嘛。所以通常来说，民间要是有纠纷争执，那就是找当地的士绅们，根据大清律例，结合当地的民俗传统，仲裁解决。 百姓怕见官，怕打官司，这是当时清国的状况。 简介完法律，该说说军事啦。 清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 最重要的自然是八旗军啦，到18世纪末，八旗兵共有二十多万的军力。其中的上三旗，是精锐中的精锐，主要负责拱卫京师。剩下的八旗军，分散驻扎在全国各地的重要城市，或者战略要地。上面说过，八旗是个军户制度，驻防各地的八旗部队，其实是拖家带口的啦。各城市里都有他们居住的“满城”，其实就是八旗军的兵营。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明显不如当初啦。安逸了太久啦，在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战和大小和卓之战的时候，参战的八旗军，战斗力还比不上绿营军啦。 八旗之下，是绿营军。绿营的起源，是明国归降的军队，基本也沿袭明国的军制。清国的绿营军，大致有六十来万。 到十八世纪末期的时候，清国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开始下降啦。乾隆年间，附属国越南发生内战，清军入侵越南，试图扶植黎氏王朝复辟，结果居然被越南打的大败，被迫承认越南阮氏王朝的合法性。这可是自建国以来，清国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罕见的大败仗。 乡亲们记住哦，八旗和绿营，他们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国的主力国防军队。剧透一下哦，鸦片战争中，真正作战最勇猛而且战功最卓著的，是一个满人将领率领的八旗军哦。 最基层的，则是士绅们组织领导的各地民团乡勇。他们在日后，会发展成为清国的战斗主力。 再接下来，俺们看看在1800年的时候，清国的小百姓的情况。 整个的中国历史，可以说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亿万底层的小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人记录么？有人讲述么？既然要毁三观嘛，当然要讲讲俺们小百姓的日子，在1800年的时候，大致是个啥状况啦。理论上，科举选士的制度，给了亿万农民的孩子们，一条通过考试能够作官，出人头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是在现实里，那毕竟是一条机会渺茫的出路。全中国，当时三亿多人口，每三年一次的乡试，考取举人的，也不过四万来人。对于绝大多数不是那么富庶的农村家庭来说，那的确是一条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因此真的能够有意识地鼓励，支持孩子们通过科举考试而谋出路的家庭，其实是不多的。绝大多数的人，是文盲。 中国传统宗亲社会所追求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三妻四妾，儿孙满堂，那其实只是有钱人才可能维持的，所以叫“大户人家”。我们还是看看一个普通的中等人家的情况吧，那才是当时小百姓的生活嘛。 旧中国有种说法，说女儿是赔钱货。那其实只是大户人家的情况，男方要提亲，下聘礼。女方则要提供大笔的陪嫁，有条件的，还要包括使唤丫头那些的仆从哦，免得女儿嫁过去之后，被夫家欺负，受委屈。这个传统，其实东方西方都一样的啦。欧洲人，印度人，日本人，那都是这样的传统。但是这其实只是大户人家的传统。 普通的小户人家，门当户对，就是男方下个聘礼，能娶的起一个媳妇，那就很不错啦，那还指望什么陪嫁啊，大家不都是小户人家么。女人的地位自然的低下，如果女人娘家的势力又弱，那就更可怜啦。 一夫一妻的小户人家，一般生养两三个娃，一个正常的小户人家，一般就是五口人家。 这里或许有亲会质疑啦，当时不是没有计划生育么？怎么才三个娃？ 生的起，也得养的起啊，亲们。局限于当时的卫生医疗和饮食条件，农村的夭折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还有一个今天后人看起来可怕的传统，把生下来的婴儿溺死，或者抛弃。 还有一种可能的出路，那就是卖掉。卖给大户人家作丫鬟仆人，这算是个比较好的归宿啦。更常见的是，是卖给那些到处巡游表演的戏班，杂技班那些的，当然也有卖给妓院的。 现代化之后的中国，取消了行业歧视和偏见。这明星啦，那表演艺术家啦，社会地位不但不低，还可能尊崇呢。但是在旧中国的民间传统里，优伶和娼妓一样，属于下九流，社会里的“贱民”。 五口之家的小户人家，有多少耕地呢？一般来说，一户人家拥有的耕地从十来亩到二十来亩之间，因地区而有所不同，地少人多的南方，显然小户人家拥有的耕地就少啦。当时虽然已经广泛推广引种了玉米，马铃薯，番薯那些美洲农作物，但是人口也增长到空前的三亿多啦，到鸦片战争前，更是达到四亿国民。对于广大小百姓而言，食物问题，是显然存在的。 日后中国形成的饮食文化，其实都是起源于明清。在宋朝以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还是和明清的时代，有很大不同的啦。 其中有几大显著不同，1. 宋时候还是分餐制盛行的。也就是和西方人一样，大家从菜盘子里，把自己要吃的，分到自己的餐具里。2. 宋之前的人，口味清淡，而且还崇尚“鲜”。也就是生吃哦，嘿嘿，追求食材的原本美味。看看今天日本的饮食传统，其实就能大致理解啦。3. 燕窝啦，鱼翅啦，老蛇啦，老鼠啦，丰富多彩的中国美食，其实就是开始于明清。 明清饮食习惯的改变和形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食物短缺。首先是重口味，这样就不会那么挑剔食材的新鲜程度啦。其次是食材多样化，啥都拿来吃，而且不浪费哦，吃的一干二净。久而久之，也就在此基础上，衍伸出美食文化啦，有的反而成为了名贵食物呢。 乡亲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哦，出产丰富的北方和东北，食材就没那么丰富多彩，而且食物也浪费哦，内脏啦，鸡爪啦，在传统上，是直接抛弃的。食材丰富多彩的，明清的美食文化，那就是形成于地多人少的南方。 其实西方也一样哦。法国意大利这样历史悠久，人口密度又大的，就会形成食材丰富的美食文化，鹅掌啦，动物的血啦，蜗牛啦，青蛙啦，都会拿来吃。而象美国这样，地广人稀的，那就挑食啊，那就浪费啊，甚至鱼头鱼尾巴，直接就拿刀给剁了，丢垃圾里，嘿嘿。食物的短缺，生活卫生习惯和医疗条件的局限，造成了，清国的时候，小百姓的寿命其实是很低的。关于18世纪时，清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估计没有人可以说的准确。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保存下来的当时的户籍资料，了解到一些。 在沈阳郊外，当年有个村子，叫“道义”，这名字起的，还挺有文化的，嘿嘿。 道义村在1792年出生了968个男婴儿，我们可以追踪他们的生命轨迹。户籍资料显示，当年出生的男婴儿里，三分之一的男婴儿，在第一年夭折，剩下的一半，没有活到二十岁，也夭折了。整个村的平均寿命，是32岁，其中有4%的人，活过了65岁。 这个户籍资料里还有几点是很有趣的，或者说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首先，产妇们的年龄构成，比较不合伙常理，87个婴儿的母亲年龄是在15-19岁之间，而生育的明显高峰出现20-24岁（226个）和25-29（255个），从女性的生理生育条件来看，这一点显然不太正常。对这个异常现象，存在可能的解释只有两点，一，当时的人有意识地在刚成家，经济状况不成熟的时候，采取有效的避孕手段。二，有的新生婴儿，被处理掉了，只有87个男婴儿被报上了户籍。 第二，成年男女比例来说，女人比男人稍微要多些。但是，有20%的男人，是终身没有媳妇的。而所有的适婚女人，要么是有丈夫的，要么是丧夫的寡妇。我们可以从此推理出来，有条件的男人，拥有不只一个一个妻子，或者说妾。而有20%的男人，则是一辈子都娶不起一个媳妇的，他们组织不起自己的家庭，自然也就不是“小户”啦，而是赤贫阶层。 清国时的小百姓，其实那是相当的迷信的啦。真正和小百姓生活接触的多的，那其实真还不是佛教。佛教是要有庙的，有庙必需是要有专业人士营运的，那就是和尚这些职业化人士啦。这导致了，首先，庙的成本高。要维持一个庙的运作，那至少的，这庙得有一定的庙产，土地。所以佛教寺庙并不普及。其次的，职业人士，接触的，当然主要是“施主”啦。一个泥腿子，拿的出多少香火钱？咱真没有指责和尚们嫌贫爱富啊，但是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交流的语言层次来说，常去和尚庙的，那还真不是小百姓。 真正遍布清国乡间的，是道教为主，融合了佛教，儒学，和民间迷信的民间道教。龙王爷啦，土地爷啦，关二爷啦，一口枯井啦，一棵参天古树啦，当然也会当地民间流传的大人物，还可能会据说在当地常显神通的各种精灵鬼怪哦。村口上，搭个小庙，就可以啦。再简单的，树里面立个佛龛位，外面搭上些护篷，就可以啦，倍儿亲民。经济实惠，小百姓们都说好。嘿嘿。 真正日常和乡村小百姓接触多的宗教人士，其实是各地游走的道士为主。看病啦，赶鬼驱邪啦，这些都算道士们的专业。 上面说过，士绅阶层，负责管理和教化小百姓，正三观。除此之外，小百姓接受三观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途径，那就是看大戏。评话说书，那主要是在城镇里。去乡下，为小百姓科普历史知识，正三观的，其实是各个戏班。 有钱人家有大喜事啦，那会花钱请个戏班来，和乡亲们同乐，那才显得排场体面嘛。 另一方面，就是各种宗教场合啦。乡亲们靠天吃饭啦，那当然得孝敬各路神仙，求个风调雨顺。由大户挑头，村里各家人凑份子，请戏班来，唱大戏给龙王老爷听，龙王老爷高兴了，今年就降雨啦。出钱的乡亲们，跟在旁边蹭个戏看，龙王老爷，土地公公，应该也不会生气的啦，嘿嘿。 为俺们草根小百姓服务的各戏班，那当然是下里巴人啦。表演的内容好玩，而且教育的三观，也很好哦，要忠诚啦，要有孝心啦，还有常见的，要知恩图报啦，忘恩负义不得好报啦。。。这些观念，就这么得到推广教育啦。 所以明清兴起的戏班，那真就是俺们下里巴人的娱乐活动。演唱的方法朴素而热闹，演出的内容，小百姓听的懂的，而且喜闻乐见的三观教育，真没什么少儿不宜不健康的内容哦，嘿嘿。 清国的士人们，要么去青楼玩风雅啦，那叫“名士风流”，真要听戏，那就是昆曲那些个，依依呀呀的唱戏。而且内容很不健康哦，常有的是小尼姑思春啦，书生翻墙和小姐私通啦，那些个的。所以五四的时候批判孔教，表面上的道貌岸然，一肚子的男盗女娼，那其实还真有他们的道理哦。东方人士人的审美情趣，其实是暧昧的，就是那么遮遮掩掩的意淫。 京剧这些下里巴人的玩意儿被拔高，并且到最后，融入了昆曲的许多元素的题材，是清国的事情。满人普遍文化层次低嘛，你懂的，嘿嘿，审美情趣，那当然就这样啦。比如慈禧太后，她受的教育，和一个村妇，其实还真就差不多。另一方面哦，满人的祖制，不可以嫖娼的。当初祖制严格啊，一般满人也不敢太放肆。那么就改玩表演艺术家吧，捧戏子。同性恋在中国传统里，其实一直存在，是上层人士的一个玩意，那叫“癖”。后面的，不解释啦，嘿嘿。 我们上面说过，事实在管理基层的，是当地的士绅阶层，士绅老爷们，当然有所谓的土豪劣绅，不讲理欺压小百姓的个别现象。但是，毕竟是有着儒家思想的教育灌输，他们主观上还是有着基本的是非廉耻观念的约束。客观上，清国的基层社会，和以前一样，是个宗亲社会。大家基本都是世代的同宗而出，毕竟有这方面的顾忌和考虑。而不同宗亲之间，也会有着牵制。要乡里人都认为“德高望重”，才能服众吗。更况且，还有官府的约束。 官府和士绅，两股互相制约的势力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任何一方，都不至于太过的肆无忌惮。所以在太平年间，没有兵荒马乱，社会秩序破裂的话，小百姓，倒也真不应该算上“水深火热”之中。 还有一个许多人的误区，认为中国的广大农民保守固执守旧。事实上，广大农民，可以说愚昧，因为缺乏教化，缺乏见识，但是他们倒真不保守固执。反而是经过比较系统的教育灌输的，脑子里已经形成系统化的思维习惯和价值标准的士人们，才是真正保守守旧的。除非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能够真正的有勇气，理性地去看待思考新概念，新事物，并对自己已形成的观念体系进行反思。这样的人，比较是少数，是所谓的“洞察”者。 而广大农民，本无所谓教化，你要跟他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之法是什摸？农民缺乏的，只是接触的机会，被启蒙，被教化的机会。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最初接受西方思想，西方事物的，那还真就是这些农民更容易的多。他们没有固化的思维包袱，看到洋玩意好，那就喜欢啦。看到洋学堂免费，那就送娃去上学吧。听到洋教士说的道理，听着有道理哦，比菩萨灵哦，那就信洋教吧。也包括洪秀全这些，落第秀才，底层边缘文人。基本而言，越接近社会底层，传统教育的包袱越轻，思维没有被固化，越容易接受新的概念。 明清的士农工商社会划分，虽然把工匠和商人排在底层，但是事实上，主要生活在城镇里的工商阶层的日子，整体而言，还是比亿万农民要好的。各行业的工匠手艺人，经营着制鞋啦，打金饰啦，作家具啦各种小买卖。一般也都是学徒制度，学徒跟着师傅学习到出师了，就可以自立门户，开始自己的小买卖。各行业都自发形成各自的行会，一方面对内定行规，仲裁排解同行之间的纠纷，当然如果有官府摊派的事项，也负责向行会里的成员们收取款项。另一方面，也代表整个行会，和官府交涉，争取维护行业的利益。 商人们的范围就广啦，从在走村串巷的小商贩，到百万身家的大商人，都属于商人。他们一样也有各自的商会，基本职能和工匠们的行会大致相同。此外，在治安不好的长途商路上，商人们还会组织起商团武装，保障商队的安全。 行会和商会，也是民间娱乐的主要组织者。和乡下一样，到了重要的宗教节日啦，传统的民间节日啦，各行业的守护神仙的纪念日啦，那些的，行会和商会，也就会张罗组织庆典和各种娱乐。 但是1800年前的清国商人阶层，不要说和欧洲中世纪作比较，就算和日本和印度的商人相比，力量都弱的多，从来没有形成过自己相对独立的势力。所谓的“商人自治”城市，更是从来没有在明清两朝出现过。 传统中国历史教育的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那真的是非常牵强附会。 首先，中国自从封建制度废除之后，皇权独大，而且越来越大。根本没有形成契约精神的传统，缺乏权力保障的商人们，如何可能持续健康的发展？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又如何？富到可敌国了，皇帝就该收拾啦，嘿嘿。 其次，重本抑末的国策和社会制度，决定了，有钱的商人，也希望能够通过买地成为地主，进而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考取功名，一改门风，光宗耀祖。这种社会价值观下，如何可能有什么资本主义发展？ 其实在欧洲也是一样的啊。中世纪天主教独大的时代，有钱人过天国比骆驼过针眼还难。这是社会价值观，在当时，作买卖的，那不就是犹太人么？犹太人是当时的贱民，只能作贱业啊。高富帅们，要么作猛男，作骑士，建功立业，成为封建贵族，成为信仰的守护者。要么进教会，成为信仰的宣导者。怎么可能去作买卖嘛？ 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是新教伦理的产物，荷兰英国北欧这些新教地区，以积累财富为荣的价值观，导致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度公司的兴起和发展。 上面大致介绍了1800年前的清国社会概况，接下来，说说当时的地下社会。 清国的地下社会，两大类，民间宗教，还有民间会党。咱们先说说民间会党势力。 清国的民间会党，主要两条线，南北漕运一条线，东西长江一条线。沿着这两条线扩散蔓延。 会党的真正欺压，是运输行业。还是那句话，清国是重本末的，运输行业的这些流动人口，船民啦，搬运工啦，和商人那些一样，那都是被制度和社会观念所歧视的。有钱的商人，可以巴结官府，那处境当然好的多。可是底层的搬运工，船民呢？被老板欺压，被官府压制，还被小百姓给鄙视，渐渐的，就形成了抱团互助，对抗欺压的社团。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那就是最原始的工会啦。 沿着运河，从事漕运的船民走卒们，有着他们自己的“青帮”。青帮的创始人，传说是三个结义兄弟，其中一个还有秀才的功名哦。他们信奉当时的一个民间宗教，叫罗教。雍正年间，三兄弟揭皇榜，替朝廷解决漕运问题，创立青帮。青帮的创始人，有宗教背景，而且还真可能有秀才的功名哦，因为整个青帮的谱系传承明晰，辈分清楚。 这是运河一线。沿长江一线呢，那就多元化啦，有各种区域型的社党。19世纪后期，形成比较大的规模。 后来所谓“青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说的就是这个。 后来革命党发动群众啊，找到清帮，和各地的帮会，开始科普啦，亲，反清复明哦，倍儿有面子哦，家国大义哦。那革命党有文化啊，三言两语的，社党领袖们就有觉悟啦。嗯嗯，反清复明，反清复明。反清复明了，俺作大元帅哦。然后就开始山寨历史啦，青帮都被搞成反清复明的啦，嘿嘿。长江沿线的哥老会那些的，都被扯上天地会洪帮啦，都是有着反清复明光荣传统的啦。其实那些都是后人的附会。这些所谓的洪门分支，后世编造的谱系，都相互对不上，那只能来一句“洪门一大片”啦。这段历史，到孙中山黄兴发动革命的时候，会再细说。 真正会挑头造反，会喊出反清口号的，其实是民间的宗教组织。 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宗教，就是佛教，道教，明清以后，又多了一个伊斯兰教。 佛教和道教，类似后来西方传入的基督教新教，是相当自由开放的宗教，根据对经典的不同解读，会衍伸出许多多不同的宗派分支。 一个边缘的文化人，懂些佛教，懂些道教，再一融合，再一些演绎解读，一个新的宗派，就形成啦。如果还有些法术技能，这就行成了民间宗教领袖啦。佛教里的一个旁支，白莲教，就属于这类情况。白莲教起源于宋朝，因为允许鼓励小百姓在自己家里收门徒传佛法，和传统主流的佛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也就是说，白莲教无所谓“僧俗”之分。历朝历代的官府，都对白莲教比较忌惮，也一直有压制。 到了清国的时候，白莲教出现了多种分支，到底有多少流派，后人都无法准确估计，只能大致地说，有一百多个分支吧。 乾隆年间，河南，湖北，安徽，江西一带的穷人，大批拥入地广人稀的四川湖北一带谋生。这些人，就是所谓“流民”。流民其实处境是可怜无助的，一方面被当地人欺负排挤，另一方面，脱离了原籍的士绅阶层的管理约束，也就失去了能替他们出头说话的代言势力。在这个庞大的脱离了原有乡村秩序的流民社会里，白莲教就迅速盛传起来。 到1796年，白莲教就造反啦。旧的中国历史讲述，叫作“川楚教乱”。清国绿营军和八旗军的腐败，在川楚教乱中，就已经暴露出来。清国调动了十六省数十万军队，都不剿灭叛乱。最后是靠民间乡勇团练的力量，到1804年，才镇压了这场叛乱。 从此，清国官府开始追捕镇压民间各地的白莲教教众，包括日后的义和团，一面杀洋教，另一方面，义和团就抓白莲教杀。 乡亲们必须明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清国政府对百姓的控制，是必然有局限的。那会儿也没有卫星啊，也没有摄像头啊。尤其是在偏远的乡村，民间宗教，一直是有着生存的空间的。 传统的历史讲述里，对中国历史的皇朝变更，有这样一种总结规律，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增多，导致流民起义，导致皇朝灭亡。 这种总结，其实是非常牵强的。流民，农民起义的力量，上面已经说过，其实是被夸大了。流民造反能够成功的，都是因为体制外有庞大的知识精英阶层。唯一的一次流民造反成功，建立新皇朝的，只有明朝。 另一方面，这种总结里，没有去陈述其推论的思考前提，就是皇朝是能够被更替的。日本的天皇，欧洲各国的君王，同样经历千年的内乱，为什么就没有被推翻取代？中国历史的特色是，从秦开始，中国人不看重大义名分，不看重血统。能者为王，胜者为王。名义上，皇帝是天子，但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天子。这是这个推论的预设前提。 第三个地方，土地兼并，出现流民，难道流民就一定生活交困没有活路么？看看宋朝嘛。失去土地的流民，不见得真的就是死路一条，被迫铤而走险。 清国继承了明朝的户籍和保甲制度，但是又有了改良。一方面，清国废弃了明朝的民户，匠户，军户的世袭制度，允许小百姓可以转变职业。另一方面，摊丁入亩政策之后，对脱籍的流民，并没有严酷的追捕，官府是默许听认流民外出找出路的。 失地的流民，可以去无主的土地垦荒。也可以改行嘛，作学徒学手艺，或者去作运输工，从事服务行业。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至少到1800年的时候，清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崩溃迹象，甚至一直到清国灭亡，都没有出现遍地流离失所的流民饥民。 简单介绍完1800年的清国内部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对外的交往。 现代的世界体系，是西方人开创的，清国是被迫给拉进去的。所以如果按现代的标准去看，清国是不存在，清国连外交部都没有，根本不存在基于主权平等前提的对外平等外交。 清国有一套自己的世界体系，外交体系。简单的说，在这个世界体系里，清国是中国，是整个体系的中心，是至高无上的tian朝，清国之外，就是土夷洋夷这夷那夷，各种夷。

友情预报哦，今天争取把朝贡体系，鸦片贸易，马尔噶尼来华，和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先恭后倨，都写完。清国的世界体系，或者说国际关系，叫tian朝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简单回归一下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原王国向外扩张侵略殖民的历史。中间当然也有被侵略，被征服的历史。嘿嘿。在这个过程中，各族大团结啦，自愿的，被迫的通婚都有的啦。包括生活习俗，也在相互影响中演变。比如胡椅，慢慢就被大家接受啦，大家都觉得坐椅子比坐地上舒服，嘿嘿。
整体而言，中原王朝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压力，而向南的征服扩张殖民则比较顺利。汉的时候，基本征服百越。东汉末年，中原大乱，中原世家南迁，基本殖民江南成功。唐的末年，天下又大乱，中原世家大举再次难逃，这一次，基本是殖民同化了福建。福建的地方土语里，丈夫叫“唐夫”，妻子叫“老妈”，民俗传说里，就有讲述着这个过程的。当年闽王王审之入闽，灭绝土著男人，所以丈夫都是唐人，称“唐夫”。而年少貌美的当地土著女子当然归高富帅啦，你懂的。分配给兵丁的，大多是岁数大的女人，所以妻子叫“老妈”。宋朝的时候，北方又一次大乱，这一次，浙江福建已经很多早先来自北方的移民啦，南下的中原移民，主要是占据了广东广西。
台湾的学者，把台湾土语，也就是福建土话，称作“河洛语”，其实是相当的准确的。台语，或者说福建土话，就起源于唐时代的中原地区。
历代中原王朝的征服，不一定都能持久，越南，朝鲜，包括西域，都是曾经征服过，由于当地的反叛，而又退回来的。
对于难以完全征服征服的邻国，最初的时候，像汉朝，采取的是比较务实的态度。只要称臣，承担一定义务，比如打仗的时候要提供兵力啦，按时间要进贡啦，那么中原帝国，就接受啦，册封一个番王嘛。这其实是周天下的扩大版。中央集权的汉帝国，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周天子的领土，而邻近的国家，则是各诸侯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进贡称臣就可以。
到了明朝，就形成了“面子工程”啦，叫“厚来薄往”。就是说，来朝贡称臣哦，来嘛，来嘛，来就给厚赏哦，亲。进贡的属国，在名分上，是来进贡的，在实际上，是来赚钱的，嘿嘿。这也就是后来的tian朝朝贡体系。
真正把洪武皇帝开创的朝贡体系推向顶峰的，是明朝的永乐皇帝。
大家都知道，永乐皇帝，实际上是一个篡位者，造反夺取的皇位啊，偶尔有几个敢公开说真话的，像方孝孺这样的，虐杀之，诛十族之，大家就不敢说话啦。尧舜禹汤啊，圣上，奉命于天啊，圣上，嘿嘿。
但是永乐皇帝毕竟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心虚啊。那就得万邦来朝，看看，这么多外国，都承认俺的正统性，合法性，俺正统吧？俺合法吧？
于是乎有了著名的郑和下西洋。
八卦野史的说法，郑和下西洋，是去作密探，寻找传说中的建文皇帝。咱在这里，语气可以不太正经，但是，毕竟是讲述的真实历史，不能太八卦，嘿嘿，那些阴谋论的历史演义，还是不需要多说。永乐皇帝为啥派郑和下西洋？明史里说的很清楚，郑和下西洋，是要“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来朝贡称臣吧，亲，来了就赚钱哦。这叫利诱。不来？不来就打你哦，我这可带着大批陆海军哦。这叫威逼。万邦来朝的场面，就这么出来啦，65个小国家，威逼利诱之下，来明国朝贡。永乐皇帝倍儿有面子，这叫万邦来朝，四夷臣服。嘿嘿。
到了清国入主中原，清国继承了这个朝贡体系。但是清国军力强盛啊，直接就征服了一批，别朝贡啦，归理藩院管吧。不能征服，或者说懒得征服的周边各国呢？那就在名分上臣服吧。前朝明国的朝贡国，得把明朝的册封文书交出来，换成清国的，这就算可以啦。这个完成之后，苏鲁苏丹那些，上赶着要来朝贡，清国说，海上多风险啊，出行需谨慎哦，您还是别来了啊。不仅是前明的朝贡国不让来了，连新收的臣属国哈萨克斯坦，布鲁特那些，也以路途险远为理由，不让他们来朝贡，来了清国得破费啊，嘿嘿。
清国维持的朝贡国，就这么几个，尼泊尔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琉球，和朝鲜。
清国继承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清国是中国，清国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所有的外国，都是四夷，不论来不来朝贡。
第一个对这个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体系发起挑战的，是东亚的日本。明朝的时候，日本的权臣，丰臣秀吉还曾经计划征服朝鲜，进而征服明国呢。明国和日本在朝鲜大战一场，后来丰臣秀吉病逝，日本也就败退出了朝鲜。日后日本发动的“大东亚圣战”，其实就是山寨版的tian朝朝贡体系，只是把中心，用日本替代了中国而已。
第二个曾经要挑战这个体系的，是俄罗斯。原本在欧洲人看来，俄罗斯那也是没开化的落后地方，沙皇彼得的时候，搞了个全盘欧化，全面学习欧洲，慢慢的国力开始强盛起来。到1653年，沙皇还居然派人到清国来，要清国称臣进贡。俄罗斯要的，那是真进贡啊，亲们，不是明清这种“厚来薄往”的面子工程。清国当然不可能接受啦。两国到康熙年，那真就干起来啦，打了个不分上下，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又在1727年，签订了不连里奇条约。算是分清了两国的领土疆界，也算是确定了两国的平等地位。
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理解成，tian朝朝贡体系崩溃的历史，中国被纳入国际社会体系的历史。
但是在1800年的时候，除了俄罗斯和日本这两个特例，清国还依然是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国，清国的皇帝，依旧以天下的共主自居。上面曾经说到，明朝洪武皇帝，开创闭关锁国制度，丝绸之路，从此断绝。洪武皇帝的闭关锁国，是完全的封闭，不仅不允许明国国民出洋经商，连所有的通商口岸都关闭啦。
        到永乐皇帝的时候，依旧严格执行海禁，但是开了几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商人以进贡的名义，来作买卖。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清国，所有来作买卖的外国商人，名义上，都是来进贡的，嘿嘿。这个局面维持了一百来年，到嘉靖年间，严申海禁，又罢浙闽口岸。其后又有多次反复，口岸开开停停，直到万历年间，宁波和福州两个口岸才又被恢复。
        明朝的海禁令，导致了福建浙江沿海胆子大的船民，铤而走险，出海为寇，发展成为实力强大的武装走私商船队。所谓的倭寇，其实不论是首领，还是主要成员，都是明国人。他们以日本九州为补基地，当时正好是日本战国时期，走私集团招募了些丧失主家的日本浪人武士而已。
        郑成功就出身于日本平户，他的父亲郑芝龙，当年就是纵横海上的武装商船队首领。
        清国入关之后，延续闭关锁国政策。一直到康熙年间，才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到乾隆皇帝的时候，1757年，又把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全部给关闭了，只保留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
        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清国的广州海关，并不归广东巡抚管辖，也不归礼部管理，而是属于中央的内务府管理。
        到这里，我们会看到，清国已经有三个涉外机构，理藩院，处理俄罗斯事务；礼部，处理各附属国的朝贡事务；而内务府下属的粤海关，则处理外国人的通商事务。清国把广州海关归内务府管理，其实也有些道理。除了赚些钱归皇帝作私房钱之外，替皇室采购些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儿，那才是保留粤海关的主要目的嘛。乾隆皇帝，根本不觉得，有必要和外国作什么买卖，清国这么大，啥不能生产啊？
        对于来作买卖，哦不对不对，应该说来广州进贡的外国买卖人，清国官府还有不少稀奇古怪的规定。其中包括洋夷不能带媳妇来，还包括洋夷不能雇佣清国国民，不能学习汉文，洋夷不能坐轿子。
        洋人不能学汉文，不能雇佣清国人，那么怎么交流作买卖啊？
        和洋夷作买卖的，是清国的公行。公行俗称十三行，是官府特许的和洋人作买卖的清国商人公会。所谓行，这洋行，那商行，其实就有些类似于今天说的公司。说是十三行，其实不一定是十三家，多的时候，曾经有过二十来家。这其中还出过当年的世界首富，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鉴。乡亲们别光羡慕这些有垄断权的十三行老板们，他们中间，还真就又作买卖失败破产的。而且上面说过的，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其实是没有保障的。清国一直不加重农民的负担，如果缺钱怎么办？那就找商人摊派吧。日后的南京条约赔偿洋人的钱，伍老板就承担了一百万两银子。
        最初来广州作买卖的洋夷，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
        大家常听说东印度公司，啥意思啊？当年哥伦布到达新世界，他号称他已经到了印度啦，当时欧洲人还真信啊。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那些君王们，各种羡慕嫉妒恨啊。等大家搞明白，那其实不是亚洲的印度啊，可是地图上，印度群岛那些的地名都取好啦。改起来也麻烦啊，于是就把亚洲的印度，叫东印度。美洲那里的，叫西印度。
        其实当年瑞典啦，荷兰啦，英国啦，都有东印度公司，当然也有西印度公司。
        那这东印度公司又是啥情况？宗教改革以后兴起的基督教新教，不论是荷兰的卡尔文教派，还是英国的圣公会，都不说越穷越光荣啦，勤劳致富光荣哦，亲，不耽误进天国哦，亲们。新教欧洲各国资本主义事业迅速发展，自己一个人积累，那得积累到猴年马月啊？发股票发股票，集资作买卖。迅速聚集起社会资本，成立起大公司之后，向国王要特许状，专营某航路的买卖。这就是当年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乡亲们去看哦，都是新教国家的现象。
        这些东印度公司不仅有钱啊，而且组织起强大的武装，其实就和郑成功他爹一样，民间武装商团。只是他们合法，受各自国家的保护。如果遇到荷兰和英国宣战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遇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就可以抢啊。合法的哦，不仅合本国的法律，而且合乎当年欧洲人的国际法。
        洋人这些民间武装商团，其实真的武力蛮强的，最早征服殖民统治印度的，那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郑成功在台湾赶跑的，那也不是荷兰王家军队，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乡亲们注意啦，来广州作买卖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他们的首领，是大班，是东印度公司职员，而不是英国的官员。
        既然大家都是买卖人，那心态当然好啦，东印度公司对广州十三行，也算正常啊。虽然有清国种种古怪法令的局限，但是还是能赚到钱的嘛。英国商人们，其实挺高兴的，卖回欧洲就赚大钱啊。东印度公司主要采购的大宗商品，是茶叶，丝绸和陶瓷制品。而且买卖越作越大，真挺兴旺的。就单说茶叶吧，1725年的时候，东印度公司一年从清国采购四十万镑的茶叶，到了1800年，那买卖已经作到两千万镑啦。
        光说他们从清国买东西了，买卖人，总得有买有卖吧？还真不是哦，东印度公司能卖给十三行那些产品？洋布？洋毛线？玻璃球？钟表？除了皇上和偶尔一些大款图个新鲜，买些钟表玩玩，别的商品，没市场啊。清国百姓，还真不怎么稀罕那些洋布。

这会儿该轮到鸦片出场啦。 本文是理性讲述真实的历史，一方面是要本着理性客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就是要讲述真实的历史，澄清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谎言。 当年清国人关于洋夷，有着许多后人看来荒唐可笑的误解，咱们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会说到一些。 这里要先澄清的，是关于鸦片的一个谣言，或者说谎言。当初不知道是谁说的，后来以讹传讹，腾传众口，甚至连当时的林则徐都深信不疑。这个谣言就是，英国是禁止本国国民吸食服用鸦片的，甚至有的版本的说，要绞死哦。传的有鼻子有眼的，就跟他真到过18世纪的英国看到过似的。 事实上，一直到19世纪末期，英国不仅不禁止鸦片，而且各阶层还普遍吸食鸦片。上到乔治三世，四世这样的君王贵族，中间到者绅士百姓，下到妓女酒鬼，都有吸鸦片的，鸦片便宜啊。穷困家庭，甚至育婴堂孤儿院，都会去药房买鸦片成分的“婴儿镇静剂”，婴儿服用了，就不哭不闹啦，大人就省事啦。到不列颠帝国的巅峰时期，维多利亚时代，鸦片就像酒精和抽烟一样，是英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他们不怕鸦片毒害人体健康么？当时的英国医学界，还真不担心。西医其实也是有个演变的过程的啊，那在当年，放血治百病哦，鸦片治百病哦，那都是曾经的医学，嘿嘿。 认识到吸食鸦片成瘾的危害性，那是后来的事情。其实相类似的例子，还有洋烟，也就是今天中国人抽的香烟。当初抽洋烟，那是文明时尚啊，不仅中国人这么觉得，教中国人抽洋烟的洋人自己也这么觉得。是要到1970,80年代，医学发展了，西方人才认识到抽烟的危害性。 原产于印度泰国一带的鸦片，至少在宋朝的时候，就传入中国了。明朝的时候，暹罗进贡给明国皇帝的乌香，那就是鸦片。只是那时候，市面上鸦片少，价格高昂，只有极少数上层人士，皇帝啦，大官啦，或者富豪大款，才会有这个消费。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个市场规律。鸦片在清国社会的泛滥成灾，变成全社会各阶层的消费，也是有着一个一百多年的过程。1800年前，可以算是鸦片消费市场的形成阶段，井喷出现，是到了1830年之后。 我们来看看英国销售给中国的鸦片树立，1729年，200箱鸦片销往中国市场；1750年，大约是600箱；1773年，1,000箱；到了1800年，是4,570箱。 乡亲们看到这个加速度啦？ 清国朝廷，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最初在1729年，就下令禁止鸦片买卖了。第二道禁令，是出现在1780年，第三道禁令，是在1796年。随后开始频繁下令禁烟，到1839年，算上广东巡抚的禁令，清国官府，下了四十多道禁令，想要杜绝鸦片进口。 鸦片屡禁不止，越禁越泛滥的事情，咱们到后面鸦片战争那一段再细说。咱们这里先说说洋商方面的表现。 从技术上来说，一旦清国官府下了禁令，从此东印度公司再卖鸦片给中国商人，那就是违反清国法律啦。 英美法律传统，看重的是程序法。其法律思想逻辑是，法律的最终目的是在于维护实质正义。然后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尽可能地保障程序正义，遵循程序正义，实质正义才能被真正的得到保障。哪怕有被坏人刁民钻了空子，也只能改变完善程序的定义，而不能破坏违背程序法传统。 前些年有个典型的刁民钻空子的例子，白宫版金品梅的男主角，克林顿先森。被指控作伪证撒谎，那可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哦。克林顿先森慷慨激昂，从技术上说，口交不是真正的性交哦。俺当初在法庭上作证说俺没和她性交，没有说谎哦。还别说，这还真是个技术上的漏洞，检控官还真就不能再指控他作伪证。嘿嘿。还得说在法治社会，得精通法律哦。嘿嘿。 东印度公司，一样是在技术上，保障自己不违反清国法律。技术上来说，东印度公司，严格遵循清国政府的禁令，从来没有卖鸦片给中国商人。 那么多的，规模越来越大的鸦片走私买卖是怎么回事？ 东印度公司是卖给所谓的自由商人，也就是说，非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去印度买鸦片，买完了，您爱卖啥地方，那是您的自由哦。当然，还要友情提醒哦，遵守记得当地法律哦，亲。 尤其是1784年之后，美国商人也跑到广州来作买卖了，这自由商人的队伍，就越发的庞大起来啦。 东印度公司装作很傻很天真，不参与鸦片的走私交易。但是东印度公司真的是无辜的不知情者么？你信不信我不知道，我反正是不信的，嘿嘿。至少的，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是和那些英国美国自由商人，厮混在一起的，他们在作些啥买卖，大班可能不知道么？

各国的自由商人逐利而来，在广州口岸作买卖，有正经合法的买卖，主要是采购茶叶丝绸瓷器那些的回去卖掉赚大利润，也有的是非法的走私买卖，卖鸦片。人多了，交往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冲突也就出现了。 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也可以理解成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历史，以东方文明传统在中国的完全崩溃解体而告终。最初洋人和清国之间的冲突，或者说不适应，其根源，都可以从文明冲突上去找。许多清国人习以为常，觉得天经地义的事情，洋人们觉得吃不消。 清国的各种古怪规定，洋商们倒真不觉得是太大的麻烦。明令禁止洋夷不能招娼，但是事实上，广州专作洋夷买卖的娼妓业，一直是公开的存在，当地人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咸水妹”。地方官府只要收了好处，对这些事情，那也是放任自流的。 真正让洋商们觉得怨声最大的，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二是官府的勒索敲诈。 公行的中国买卖人，对官府官吏的种种勒索，那已经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啦。洋人其实也有遇到自己本国的腐败官吏勒索的，但是没遇到过清国这样，费率说变就变，规费想收就收，像雾像雨又像风，说来就来，完全无章法可循。洋商们受刺激大啦，而且还居然投诉无门。 再有一条，是连坐制度。前面说到，明朝洪武皇帝开创了基层民间管理的里甲连坐制度，那其实最早，是先秦时代，商鞅的创举。什么是保甲连坐呢？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百姓们平日里要守望相助哦，要互相监督举报哦，别闹出事情哦。另一方面，一但出了事情，从上往下，层层问责。什么意思呢？咱们举个例子啊，十户人家是一甲，十甲组成一里。出了凶杀案了，凶手在逃。官府就找到里正，这可是你们这儿出的案子啊，你得负责把凶手给交出来。要是交不出来，那么你们全部就都是罪犯。里正再往下，找到保甲长，你得给我交出一个凶手哦，你要交不出来，那么你们这一甲十户人家，都算是罪犯哦。 清国百姓习惯了这套管理模式，倒还真没有觉得水深火热。可是这帮子洋夷不一样啊，谁干的你抓谁啊去，抓不到凶手那是你失职无能嘛，要不要请阿拉英国的专家，福尔摩斯来帮忙？你抓不找凶手，把俺们全部人都当疑犯来治，这还有没有王法啦？啥？这就是大清国的王法？哦，那么这王法，还讲不讲天理啦？嘿嘿。 当时因为法律制度，传统观念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很多，咱们说说两个案例。 1754年，英国水手和法国水手在广州斗殴，一个英国水手被打死了。清国官府就说啦，法国夷商们，你们得把凶手给交出来，你们不交出来，所有法国夷商都不允许再来作买卖。迫于压力，法国人只好内部追查啊，最后还真把那个凶手给抓到了交给官府。这小子命大，正好赶上乾隆皇帝大赦天下，刚给抓起来，又给赦免释放了。 1784年的时候，一艘英国商船，这是条所谓的自由商船，休斯女士号Lady Huhes，进港的时候放礼炮，其中一发礼炮不幸误伤了两个在岸上看热闹的清国小百姓，导致两条人命。英国船长说，他实在是查不清楚是那个水手放的那一炮。官府先是逮捕了船上的水手长，然后下令，所有夷商，都不得再作买卖啦，先把凶手交出来再说。英国船长这下进退为难啦，他就算不作买卖了，带船逃走，那水手长还被扣着哪。而且荷兰商人，法国商人，丹麦商人，那也都受牵连啊，大家伙都没买卖作啦。这时候一个新的夷出现，美国商船中国女皇号，瞧这名字起的，一看就不了解中国，嘿嘿。美国夷刚来啊，根本不了解清国国情，一问啥情况？啊？还有这事，啥话也别说啦，开打吧那就。各国夷商赶紧的把美国夷给劝说了，不能打啊，打的过打不过的另说，这一开打，买卖就没得作啦。最后的，英国船长被迫着糊里糊涂交出一个估计可能的疑犯，赎回了水手长。这个可怜的英夷，在1785年一月间，被绞死示众。 另外一方面呢，夷商作买卖，许多地方，还真得不到清国法律的制度保障。 比如说，法律规定，夷商不能在广州过冬，通商季节一过，都得离开广州。隔年再回来，有时候，十三行的买卖伙伴，那就破产蒸发啦。前一年预交的货款订金，怎么追讨啊？ 再比如啊，十三行的商人，其实口碑信誉真的是不错的，在洋夷那里。可是那也有有意无意的违约行为啊。有了冲突，怎么解决？怎么赔偿？就说茶叶啊，这茶叶的买卖越作越大，作到后面，就出邪乎事儿啦。茶叶不是按分量买卖的么？茶叶里掺泥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英国当时已经形成喝茶的生活习惯，社会各阶层都喝茶。为了解决这个茶叶掺土问题，当年的英国茶具，还真就开发出了高科技的过滤设备，嘿嘿。可是这算是违约啊，起了商业纠纷，官府也不管制。 清国当年还有一个迷思，或者说神话，是说洋人离不开茶叶，一但买不到茶叶，喝不上茶叶，他们会便秘致死。大家伙别笑哦，当年清国人都信，林则徐那么有把握禁烟，其中的一个依据，就是这个。 这神话最初怎么产生的，没人知道。本神探估计啊，就是当年清国人看到了，夷商一听官府说要停止通商，就服软。说是说茶叶里掺泥土，吵闹归吵闹，最后还是照买不误。那说明这洋夷，需要茶叶，那是生活必需品啊。联想到藏人，蒙古人那些肉食为主的，那不都得喝茶吃茶叶么？他们那里不产蔬菜嘛。今天的说法，叫补偿维生素。反正就是吃肉食的，如果缺了茶叶，那就得完完。有些有见识的清国人，就推理出了这么个结论。清国人不知道，英国夷人，还真不是藏人，英国市场上，瓜果蔬菜，那都不缺乏哦。 乡亲们，别看后来西方帝国主义欺压清国，而且越来横行霸道的，那当初，那帮子夷商，还真被收拾的够呛，嘿嘿。 当地官府不管，怎么办？上访吧那就。最早上访的，是在广州的一个东印度公司大班，名叫洪任辉James Flint。这老兄还真挺有毅力和勇气的。自己学会了汉语不说，而且啊，开了条七十吨的小船成功号，一路行贿，就这么着走海路从广州上北京告御状去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27 15:55靠着勇气和行贿，洪大班还真上访成功了，把御状告到了北京，三条内容，一恳求清国皇上重开闽浙海关通商；二恳求清国皇上惩办粤海关官员敲诈勒索；三恳求海关公开明确的海关各种关税规费列表。 洪任辉被捕关押了三年，也是三条罪状，一是夷人居然违法法律跑出海关规定的居住地；二是夷人居然逾越直接上诉朝廷；三是夷人居然还居然还违法私学汉文。 向清国皇帝上访请愿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啦，英国夷商就转回头向英国政府请愿施加压力。而在英国国内，当时正是经历中国历史书所谓的工业革命时代，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那些城市的工业开始迅速发展。这些企业家积累财富之后，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形成了各股利益集团，在国会里，那是相当的有影响力。他们一听说，清国有三亿人口的大市场啊。那这市场潜力一打开，大家伙不得赚到鼻涕泡泡直冒啊。英国政府必须得和清国政府谈判定贸易协定，打开市场，同时规范贸易。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英国政府在1787年派出了第一个使团，要去清国商谈两国的商贸关系。没曾想半道上，公使去世，这第一个使团没到清国，就夭折了。 到了1793年，英国派出了一个资深外交官，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出使清国。 在英国，世袭的贵族老爷，中文习惯翻译的抬头是“勋爵”。古时候，他们那就是有自己领土的大小各级国君。不世袭的骑士，或者说太平绅士那些的，中文习惯翻译作“爵爷”，英国人称“瑟”。比如佛格森教练啦，万人迷贝克汉姆啦，古时候的大海盗德雷克船长啦，这些人被封骑士，那是不世袭的抬头。 马勋爵那不仅是高富帅背景，而且外交和国际经验丰富。曾经作为全权特使，和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商谈结盟事宜，而后还曾经在美洲，亚洲，非洲各殖民地任过总督。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不列颠帝国是日不落帝国”这个说法吧？这个说法，最早就出自马勋爵之口。 马勋爵作了在他看来周全的预备工作，率领着庞大的使团和六百多箱的礼物来到了清国，停泊在澳门海面，等候清国官府的安排。当时随行的有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他派人告诉十三行，这次来的，那不是俺们这些小百姓买卖人啦，这次来的是俺们英国国王的特使，也就是朝廷的命官哦，要来见清国的皇帝。 就这么着，洋夷国派官员来见清国皇帝的消息被层层上传，达到了广州最大的朝廷命官，两广总督那里。两广总督一听说洋夷国派朝廷命官要来见皇上？那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洋夷要来朝贡啊。平常小百姓夷商，那都是在进贡了，这夷官要来见皇上，那可不就是要来朝贡吗。而且当时还正好赶上了，乾隆皇帝在办大寿。这洋夷还挺懂事的哦，还带了一大堆寿礼呢。两广总督就这么报上去啦，乾隆皇帝一听说，有这帮洋夷，不远千里而来，给自己上贡贺寿，那按戏文的说法，龙颜大悦啊，这些化外蛮夷，忠孝可嘉哦。赶紧的下旨意，周全安排夷国朝贡贺寿团来承德避暑山庄。 就这么着，糊里糊涂的，马勋爵的使团就被当作朝贡贺寿使团，给一路带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通州，礼部怕洋夷不懂tian朝规矩啦，来教授拜见皇上的礼仪，这下出麻烦了：马勋爵不肯磕头。清朝的时候，朝贡使臣拜见皇帝的礼仪，叫三跪九叩，五体投地。就是要随着号令，双膝下跪三次，每次跪下，双手张开，磕三个头。 马勋爵坚决不干，非得要按欧洲的宫廷礼仪来，那就是单膝下跪，轻吻君王的手背。这下麻烦大啦。这要让皇上知道了，那可不得龙颜大怒么，皇上要怒了，大家可不都没好日子过么。就这么着，大能人和珅都赶来啦，试图教化这顽固不化的洋夷。 最后马勋爵提了个解决方案，要么这样，我可以按清国的规矩来，你按英国的规矩来，你按英国的礼仪，单膝下跪，对英王的画像行礼致意，这样大家伙扯平，地位平等。 那和珅那敢答应啊，这是要逆天啊，夷王和清国皇帝，那可能地位平等么？ 朝拜礼仪之争，其实就是个地位之争。英国公使坚持的是说，英王和清国皇帝地位平等。清国坚持的是，清国是高高在上的tian朝中国，其余各国，都是低一等的四夷。 后来不知道和珅是如何劝解的乾隆皇帝，皇帝还真接见了马勋爵，按夷礼，单膝下跪就是啦，只是呢，吻手背就免了吧。 清国的记载呢，这会儿就开始意淫啦，说是洋夷本来不愿意下跪，见到皇上天威庄严，扑通一声，马上就给跪了。其实中国有些无聊文人啊，那真是意淫能手哦。嘿嘿。 马勋爵向清国皇帝提出了英国政府的几条请求，主要为，1. 循俄罗斯旧例，允许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和拥有货仓。2. 清国多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最好能开放北方的天津港通商。3. 降低英国商品的海关关税。4. 公开海关税费，不得任意乱增杂费。5. 循澳门旧例，允许英国在靠近茶叶产地，丝绸产地，和羊毛制品消费市场的拥有一个或几个岛屿作为租借地，由英国法律管辖，供英国商人居住。6.允许英国国教圣公会在清国自由传播。 和国书一起递交的，还有英国国王给清国的礼物，表达英王的敬意。礼物都是玻璃制品啦，望远镜啦，速射炮啦，地球仪啦，前膛枪啦，钟表啦，羊毛织品啦那些能展现当时英国工业实力的物品。明显马勋爵是精心准备了这些礼物，想显摆一番英国的工业能力，希望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感。但是其实这些礼物根本是白送，其中的大部分礼品，包装都没拆，直接就搁圆明园里去了。后来英法联军不是进圆明园大肆劫掠了一通么？那速射炮都还在仓库里摆着呢。 乾隆皇帝当然是把所有的要求都给驳回啦。对于英国人提出来的，有例可循的两个要求，清国是这么解释的，俄罗斯和清国，有段特殊的渊源，那是特例，英国没这个渊源。再着说了，买卖是在广州做的，你们在北京常驻个公使，能照顾的来千里之外广州的事情？ 对于租借岛屿的要求，皇帝没搭理澳门这个现成的实例，怒斥说，英格兰可不是唯一要和tian朝作买卖的蛮夷，这口子要是开了，各蛮夷都来要租借，这不全乱套了吗。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27 21:38在乾隆皇帝看来，tian朝给洋夷作买卖的机会，那是恩赏，他也有他的思路。清国这么大，不需要任何洋夷的商品，那都过的好好的。这些洋夷居然要和清国有平等的商贸往来，这不是无理取闹嘛。 马嘎尔尼的外交使命算是完全失败了，日后他自我总结，认为问题是出自翻译和国书的书写上。当时马勋爵是雇了个胆子大的清国人，翻译的国书，但是那清国人胆子再大，也死活不敢让自己的笔迹出现在国书上，怕被人认出笔迹掉脑袋。最后是随行的一个小孩，当年12岁的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他当时学过几个月的汉字，就那么给照着画出来的汉字国书。马嘎尔尼研究过些清国国情的，清国人看重书法的好坏。他认为，这歪歪扭扭的书法，是造成清国皇帝不高兴，进而回绝一切要求的主要原因。 但是马嘎尔尼的这次出使其实收获重大，这是第一次一个庞大的西方团队，深入中国内地四个月的时间，从广州到北京，见识了清国内部的方方面面。而且当年清国也没有现代的军事机密概念，或许是为了炫耀军力强盛吧，清军的操练比武，包括清国的海防要塞炮台，都招待英国人参观。 马嘎尔尼还带了画师的，这一次，把清国里里外外给摸了个透，而且还带回去了整套的清国法律回去翻译研究。使团成员的随行记录，为欧洲了解清国的现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在马勋爵看来，乾隆皇帝是个顶级的好战的疯狂老人。他有他的道理，所谓俄罗斯和清国的特殊渊源，他一清二楚，那不就是两国打了一战么，清国没打赢。 而清国的军力，跟英国差距两三个世纪。清国的炮台，他们参观过，大炮连发射角度都无法调整，那只能固定一个落点射击，几乎就是个摆设。 整体来说，马嘎尔尼他们认为，清国是个一塌糊涂的未开化的野蛮国家，而不是原先想象的文明礼仪的国家。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论断，有些地方，那还真就是文明的偏见。英国人不习惯的，不一定那就是野蛮。 比如，饮食文化。使团到清国，沿途官员那都热情好客啊，山珍海味啊，玉盘珍羞啊，那一路上盛情款待。可是有些个美味，老蛇啦，狗啦，燕窝啦，那真就让英国人觉得恶心，觉得这都是些野蛮人，啥都吃。但是这些不过是不同的习俗传统的不同而已，法国人，不也一样吃蜗牛啦，牛蛙啦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么？ 再比如，人体粪便的事情。英国使团到北京，见到当时北京城里的粪水沟，还有进城收粪便的农民，那他们也觉得恶心坏了。不同于欧洲的农地轮耕制度，中国的农民，从很久以前，就收集人体的粪便作为肥料，补充土壤的养分。这按今天的说法，那算生态农业吧？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那是真的当时清国和英国有着巨大的差距。比如沿途衣衫褴褛的穷人；官员飞扬跋扈贪赃枉法；法律制度混乱，审判制度不合理。 马嘎尔尼使团的报告，开始整个的扭转了当时欧洲对遥远的中国的向往和憧憬，欧洲的中国热，从此开始变成了中国黑。当年欧洲还真就存在过一段对中国狂热的向往。这中国热是怎么来的呢？ 罗马天主教，虽然是公会的组织机构，但是内部一直存在有不同的流派。耶稣会就是其中一个曾经势力强大的流派。耶稣会的教士，主要是走上层路线，通过渊博的科学人文知识，成为各地君王的家庭教师和顾问，进而影响他们，坚定他们对天主教的忠贞。中国人熟悉的大科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那就是耶稣会的。 十七世纪开始，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中国，主要也是走的上层路线，当年徐光启，就是折服于耶稣会传教士的数学几何和天文等知识，而归信天主教。可以说，在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科技知识水平，已经和欧洲有了相当大的差距。 清国的时候，耶稣会传教士活跃于宫廷和朝廷之上，因为得到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的信任和赏识，他们一面服务于朝廷，一面传播天主教，清国的天主教徒人数一度达到了27万。一直到后来出现礼仪之争，这一局面才完全改变。从周朝开始，历代的中国人一直有着敬拜祖先的传统，耶稣会的教士，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认为这只是个民俗传统，而不是异神崇拜。事实上，孔子解释的祭祖，还真就没有任何求祖先保佑那些的迷信内容。孔子是说，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可以追思自己的历史传承，进而提高自我。但是到了康熙末年，罗马教皇下令，一切清国的天主教徒，不允许再有敬拜祖先的行为，否则算作叛教。这一下皇帝火大了，儒家的传统，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主干，而敬拜祖先，更是儒家的核心之一。不让清国国民拜祖先，那不成了数典忘祖了吗？清国皇帝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到雍正年间，1724年，清国全面禁止天主教传播。只在宫廷里保留几个承诺不再传教的教士，比如画师郎世宁和地图学者蒋友仁。除此之外，不再允许任何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 而在康熙年间，有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书写了一系列介绍中国文化，介绍清国现状的书信文章，传回欧洲，引发了中国热。巴多明拿康熙治下的清帝国和同期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作对比，从方方面面，体现了清帝国的文明富庶。对应于道德败坏的太阳王王庭，巴多明觉得，儒家道德治国的清国，更接近于犹太-基督教伦理传统。儒家和老子的经典著作，也被耶稣会的传教士翻译传回欧洲。 欧洲思想界开始了中国热，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对中国的哲学传统充满了向往。其中最狂热的中国粉丝，当属伏尔泰，伏尔泰在他的著作“论诸国族之习俗于精神”中，长篇大论，热情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宣称，欧洲根本没有他理想中的贤哲君王，只有遥远的清国皇帝，才是仁爱睿智的贤哲。 当时法语里都出了一个新名词，chinoiserie，中国热。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政府制度，中国的哲学，中国的美术，中国的建筑，都成了时尚达人追捧的概念。那时候在欧洲，你要不知道孔夫子，你家里要没摆几个中国瓷器，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建筑界都中国热，法国洛可可风格，就明显地融入了中国的美学概念。中产阶层家里，要没几个来自中国的摆件物品，那真就是没面子，甚至连墙纸都出现了“中国”风格墙纸。高级住宅区，街心小公园里，那必需的，得摆个山寨的中国佛塔，至少的，得摆张中国风格长椅。没点中国元素，好意思吹自己住的是高级住宅区么？那会儿的中国热，还真就是这么狂热，嘿嘿。 对中国的向往和狂热，随着欧洲和中国交往的增多，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慢慢开始变啦。 孟德斯鸠和卢梭是首批的批判者，他们认为，也许中国人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真正自由平等的生活，因为中国的法律是基于恐惧，而不是基于理性，而中国的教育体系也会导致道德的堕落，而不是提升。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认为欧洲已经处于平稳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北美则是在充满活力的上升阶段，中国则局限于其法律和制度，已经到达了停滞阶段。亚当斯密更指出来，一个无视和鄙视对外贸易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着真正的商业素质的。 真正把中国热完全浇灭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提出一个亚洲社会的概念，中国是亚洲社会的代表。基于对欧洲的现状和未来充满乐观，黑格尔宣称，中国的古代和现今，都是只有一个人有自由。而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是有一批人有自由，而西方的现今，已经快要进入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时代。因此，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社会，是脱离于人类文明进步历史的。 基于这个缺乏依据的论断，黑格尔开始寻找中国停滞不前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中国的陆地环境导致了土地只能产生无穷尽的附属者，依赖者。而欧洲的海洋环境，则造就了欧洲人勇于探索和挑战精神。对亚洲社会和中国而言，海洋是陆地的尽头。而对欧洲人而言，海洋是机会的开始。 楼主无意去批判黑格尔这个很傻很天真的论断，嘿嘿，美国汉学界二战后就忙着玩批判欧洲中心论，早都已经批臭啦，嘿嘿。 但是在历史上，黑格尔的论断，深刻地影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大批19世纪末的欧洲思想家。 中国，在不少欧洲学者眼里，已经从一个人人向往的文明之邦，变成了一个需要欧洲拯救的愚昧野蛮国家。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28 00:50 马嘎尔尼的中国使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是他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次挫折，也是中国命运的一次悲哀。1793年，马嘎尔尼带着礼物要求和中国签署平等的外交商贸条约，他没有办到。若干年之后，西方列强带着枪炮强加给中国诸多不平等的外交商贸条约。

​ 2． 闭关锁国的瓦解，1800-1860 ​ 马嘎尔尼来华的时候，正赶上康乾盛世的末期，乾隆皇帝，那觉得自己牛大发了，文成武德，震硕古今。康熙雍正两朝修养生息，积累其了国力，乾隆皇帝开始四方攻略，扩大疆域，号称“十全老人”，有真的有凑数的，反正是凑上了十个伟大的胜利。开始打仗那是劳民伤财的啊，一方面是国库消耗巨大，另一方面则是穷人开始剧增。乾隆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就爆发了川楚教乱，一直到1804年，清国才算是镇压了这次教乱，可是耗费巨大，国库一下就空了。 ​ 今天去看这些清朝皇帝，真觉得他们有些傻。怎么就居然没一代想到过收商业税呢？农民那就都交农业税了，商人凭什么作买卖不交税啊？这些榆木脑袋皇帝们，还真就不开窍。收商业税，那要到了后来，曾国藩他们练湘军，才开始有的。 ​ 嘉庆那就是个穷皇帝，大家去看清国的皇帝，嘉庆，道光到咸丰，连着三个皇帝，有个共同点，过日子特抠，生活特节俭。没办法啊，国家穷。历代清国统治者，都有着危机意识，尽量的不加重小百姓的负担，皇帝们其实都清楚的很，国家只要收一文钱，真的落到基层小百姓身上，那至少的翻个一倍，整个官僚体系，层层都在贪。只要皇上一给名目，那就是赚钱的机会来啦。 ​ 嘉庆一直在想办法改善国家的经济困境，但是收效甚微。这时候清国首崇满洲的弊端和乾隆时代大兴文字狱的恶果就开始出现了。一方面士人们说话写文章都要小心翼翼，避免惹祸，缺乏自由争鸣的勇气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世代把持高位的满人亲贵们，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同质化圈子，一方面缺乏开阔的眼界和思路，另一方面就安逸于捞钱过日子，形成各种利益集团。 ​ 我们说一个案例。南北漕运一直面临着航路淤堵的问题，从南往北的漕运，不仅效率低，而且耗费巨大。曾经有人建议改走海路运输，不仅大大提高运输效率，而且节省开支。但是这个建议，遭到到漕运体系的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对，最后只能作罢。 ​ 如果改走海运，不仅是在经济利益上能给国家带来好处，另一方面，自从洪武皇帝海禁以来，曾经盛行于唐宋的中国航海传统，已经消亡于明清两代。如果能够开始南北的海路航线，清国建重新建立起航海传统，积累航海经验。一直到自强运动培养海军军官，清国真正善于航海和海战的，只有活跃在国境之外的福建广东海贼商团。 ​ 清国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鸦片问题又来雪上加霜。不列颠商人销入清国的鸦片数量，从1800年的4570箱，发展到1828年的13,131箱，到1832年，已经是23，570箱。这个数据，只包含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商人销量。如果算上美国，和欧洲各国鸦片商人的销量，数据只会更大。 ​ 当年各国都没有禁止鸦片，但是，为什么只有在中国，鸦片泛滥到如此的地步？这个成因，还真的很难解释清楚。明显的事实是，鸦片的泛滥导致了一系列危及国家根本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安全方面，军队的士兵战斗力下降，鸦片买卖还进一步恶化了体制内的官僚腐败问题，而且由于大批底层穷人吸食鸦片，由此滋生的犯罪行为也恶化了社会治安。 ​ 在经济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消费市场萎缩了，绝大多数的鸦片吸食者是城市里的底层，购买力有限，直接造成了消费品市场的萎缩。更重要的是，鸦片交易导致了大批白银外流。有学者估算，从1821到1840年间，原本在清国内循环流通的白银，有五分之一流出国外，这直接导致了各地银价的上涨。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山东，乾隆年间，1450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到1800年，比率变成1650，到1830，居然变成2,700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广大农民平常是只有铜钱的，而清国是银本位国家，农民到纳税的时候，必需将铜钱兑换成银子。银价的飞涨，长此发展蔓延，将成为全国农民的负担，一但农民苦不堪言，国家就危险了。 ​ 皇帝和大臣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从嘉庆到道光皇帝，都在禁烟，但是鸦片却屡禁不止，因为整个体制，都卷入了这个鸦片贸易中里。水师抓走私船，那就和玩游戏一样，您快快跑哦，我慢慢追哦，大家都在中间获利。到后来，鸦片走私船甚至都开到天津港作买卖了。 ​ 当时朝廷里对如何处理鸦片危机，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称驰禁派，主张在体制内严禁，官员士人军人严禁抽鸦片，民间则放任自流，同时把鸦片交易合法化，可以增加国家税收，同时可以进行规范管理鸦片市场。与此同时，在国内种植鸦片，以防止白银外流。这一派其实是满汉官员的主流，当时任两广总督的卢坤，就是建议驰禁，他身处禁烟第一线，知道其中的艰难。 ​ 另一派则是严禁派，主张通过严厉刑罚彻底根除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当时龚自珍是建议林则徐说，吸鸦片的全部绞死，卖鸦片的全部砍头。鸦片消费市场只要消除了，鸦片走私买卖自然也就消除啦。 ​ 我们从今天回顾历史，或许会觉得严禁派的主张太过简单化，理想化，民间的鸦片消费一直到民国时代，都没有根除。 ​ 但是当时的道光皇帝，那心里着急啊。国内种鸦片，这怎么说也是个技术活啊，这要等到啥时候？白银哗哗的这么外流，再这么弄下去，银价飞涨，搞不好又要激出民变了。 ​ 道光皇帝召见严禁派的干将，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君臣商谈严禁事宜八天。道光皇帝下了决心，走严禁路线，任命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负责全国禁烟。 ​ 当时有朋友劝林则徐，这活不能接，这活没法干啊，办砸了搞不好就要掉脑袋的。林则徐的回答，是非常感人的士人风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 广州是鸦片输入的源头，又是鸦片的主要分销和消费市场，要禁烟，就应该去广州。就这样，钦差大臣林则徐奔赴广州禁烟去了。 ​ 我们回来再说说英国人方面的举动。 ​ 马嘎尔尼来华之后，英国就陷入了和拿破仑的征战，顾不上清国这里的事情。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拿破仑时代结束，欧洲重现和平。英国任命阿美士德勋爵为公使，带上礼品赴清国谈判通商事宜。这一次，英国准备的比上一次更为充分，不仅随行的有精通汉语的小斯当东爵士，就是当年那个小男孩，而且还明确告诉阿美士德勋爵，如果清国皇帝坚持，那么磕头就磕头吧。 ​ 1816年，英国使团到达天津，结果双方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弄僵了，礼拜理藩院都来规劝，阿勋爵就是不干。这次嘉庆皇帝没有他爹乾隆皇帝那么大度啦，认为夷使目无圣驾，把使团给哄回去了。并且让他们带回信回去给英王，以后别派人来朝贡啦。嘉庆皇帝最后还是表现出了气度，收下了英国摄政王的礼物，同时也送了批礼物，当然是叫“恩赏”了批礼物给英王。 ​ 这次的外交失败，原因很明显的，是阿勋爵的个人原因。英国人也说，在罗马，就像罗马一样行事。更何况，英国政府已经明确指示他了，不要担心有损英国国家尊严。阿勋爵这次，那真就是矫情，因为此时的英国人，心态已经开始傲慢了，清国在阿勋爵眼里，那已经是愚昧的蛮夷了，那自然不愿意低头学清国的规矩。 ​ 1834年的时候，英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 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自由市场思想占主导的阶段，英国国会收回了东印度公司的亚洲买卖专营权。东印度公司专心治理印度赚钱，亚洲的买卖，收归英国管理。 ​ 如此一来，原本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大班被召回，替代他的是英国政府委派的驻华商务总监。乡亲们要注意这个变化哦，从东印度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改变成英国政府派驻的官方代表。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5-28 16:07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是民间的商人，他们和公行买卖交易，那是正当也正常的。而英国商务总监，事实上是英国政府派遣的特使的官方身份，至少根据欧洲人的制度，他们有权力要求和清国官员交涉。 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也没有电话视频那些的啊，他们要等上级的指示才能行动，那就啥事也办不成啦。所以他们都是中国人所谓的“全权”公使，在政府授予他们的权限范围内，他们可以完全独断行事。 第一个商务总监，是律劳卑勋爵。派他来的时候，英国外相巴麦尊勋爵就给了他四条指示， \1. 遵守清国的法律制度，哪怕那些是带有偏见歧视的制度； 2.尽量和清国人维持友善关系。 \3. 书信不要使用威胁语气，不要冒犯清国官员。 4.不要管那些鸦片走私商人的事情。巴勋爵自己是托利党人，对那些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那是相当的鄙夷。 但是这个任命的人选资格，其实很成问题，律勋爵只在军队和国会里待过，根本没有殖民地或者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 律劳卑到广州干的事情呢，其实把这四条指示等于全给违背了。他先到的澳门，和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交接好工作，然后招募些当地的工作人员。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一错再错，错了又错啦。 他首先离开澳门入住广州十三行的英商馆，这就违反了清国的规定。洋夷没有清国官府的批准，那是不能够自己进广州的。 第二天，他派下属翻译好信件，去广州城门口递交公函给两广总督卢坤，试图表明自己的身份，建立关系。这里他更是错的一塌糊涂。首先，洋夷不能直接见官，只能通过十三行转呈。其次，他的公文格式，是平级的公函，而不是下级对上级的“禀”，更自称是“大英国正贵大臣”；清国官员那个敢接受这样的信函啊？当时就没人敢接收这个公函。 两广总督卢坤下令驱逐律劳卑出广州，鸦片商人渣甸庇护了他。两广总督命令十三行准备中止和夷商的贸易往来。律劳卑居然想出一个很有创意的办法，争取社会舆论支持。他雇人在广州城内四处张贴中文布告，指控两广总督傲慢无礼，并且告诉城内百姓，官府要压迫大家啦，要一中止买卖，勤劳的乡亲们那不都得失业了吗？律勋爵，是真的把英国那一套照搬到了广州，哈哈。卢坤大怒，这厮是要煽动谋反啊。立刻下令，全面中止与英国的贸易，同时命令所有清国雇员撤出，断水停粮，派包围十三行英商馆，直至律劳卑离开广州为止。 律劳卑被迫离开广州之后，率领两艘军舰进入广州江面来耀武扬威，那其实真就是虚张声势，挥挥拳头，显摆显摆二头肌啥的，他那里真敢开战啊？回去向英国政府都没法交代。没想到清国炮台还真敢开炮，这下傻了吧？灰溜溜地跑了，回去想想这事不能就这么完啊，又写了封信来吓唬，派人转信给两广总督，攻击英国国旗，那是严重的冒犯哦，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哦。任何不敬英王的行为，都将会得到惩罚的。颤抖吧，卢总督，玩儿命地颤抖吧。这还真是他说的原话，英文是Therefore tremble, Viceroy Loo, intensely tremble。 律劳卑这么玩，那都是那些鸦片走私商人渣甸起哄给闹出来的。走私商人不怕中止贸易，他们本来就是私底下和清国商人交易，中止贸易对他们没有任何损失。他们就希望把事情给闹大，英国和清国打起来，他们就有机会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可是颠地这些正经商人就不干啦，买卖一停，他们损失巨大，这些英国商人纷纷出来指责律劳卑胡闹惹事。感觉万分委屈的律劳卑自己知道理屈，无奈只好把军舰撤回澳门，要说他也是带着疟疾在尽自己的职责，却得不到同胞的认同，回到澳门两个礼拜，病情恶化，就在澳门去世了。这场风波也算是结束了。 临终前，他写信给首相格雷勋爵，告诉首相，和清国政府商谈，如果不带着武力威胁，那完全都是浪费时间。他的这个建议，日后就成为了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 律勋爵之后的两任继任者，都本分而不惹事，尽量遵循清国的法规制度，这一段时期，算是暴风雨前的沉寂期吧。 1833年十二月，已经在澳门工作过几年的义律升任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本人是非常厌恶鸦片贸易的，认为这是英国的耻辱和罪恶，更不要说鸦片走私买卖啦。在这一点上，他和当时的英国外相巴麦尊勋爵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他只能在他的权力范围内，通过合伙英国王法的手段去尽量约束鸦片走私商人，毕竟，鸦片买卖本身，并不违反英国法律。义律多次合乎清国的规矩，以卑微的书信恳求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希望能见到总督大人。大家想想都知道，根据当时清国的制度规矩， 邓总督可是不敢私自会见洋夷的，那不规矩全乱了嘛，那怕是夷官，嘿嘿。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 林则徐出生在福州，祖上据说是中原迁入福建的，家谱里的开宗始祖是宋朝的一位进士。林则徐的父亲是个秀才，教授私塾谋生，从小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太多啊。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考取进士，成为官一代。林则徐是一个典型的科举制度下穷人家的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 按当时的标准，林则徐那就是德才兼备的完美人物。一方面，林则徐是“清流”人物，也就是为官清廉。当然，那是要按当时的标准，潜规则啦，摊派啦，那些不算贪污。要按现代的法治标准去说，估计除了海瑞，明清就没清官啦。另一方面，林则徐有才干，管理百姓，治理水利，在湖广任上禁烟，也卓有成效。林则徐到那里做官，都造福当地百姓的，替当地百姓办好事，这倒是真的。 道光皇帝，按旧的传统，那也是明君。赏林则徐黄马褂穿不算啊，还允许紫禁城内骑马，那真是旷古未有的殊荣。那时候还不是清国后期，不得不倚重汉臣，道光皇帝能够这样重用汉臣，是相当不容易的。就算是后面惩处林则徐，我们后面会说到的，那正就是秉公处理，林则徐是有欺君误国之罪，道光皇帝也表现的非常宽厚，甚至在林则徐发配伊犁之后，还关心他的生活处境。 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那真就是明君和忠臣。他们的悲剧和失败，那是当时的清国传统和环境所决定的。 林则徐到广州，先和邓廷桢，关天培等当地军政大员会面，按现在的说法，叫稳定干部队伍。邓廷桢本曾经上奏道光皇帝请求驰禁，既然皇上定了严禁，那就尽力遵旨照办。 有一个流传的段子，我倾向于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林则徐接到了许多揭发举报官员们参与鸦片走私的信件，林则徐当着官员们的面，把那些信件全给烧毁了，告诉大家，往事不究，从此大家伙齐心协力一起禁烟。 林钦差是清流，但是他更是一个要不辜负皇帝使命的大臣，他得办成事情啊。咱们简单举个例子啊，道光皇帝，那是出了名的穷，后来那些革命党就有嘲笑道光皇帝作叫花子的，穷到啥样呢？衣服旧了都舍不得丢，打个补丁继续穿，那是皇帝啊。林则徐成天和皇帝朝夕相处，他能告诉皇帝么？皇上啊，您找内务府打个补丁的银子，跟北京城，都能买好几件新衣裳啦。 整个体制就是这样，都抓了，谁来办事？抓了旧的，新来的难道不是一样的么？这是整个体制的事情，林则徐是个能人，他当然清楚这其中的厉害关系。抓到最后，他自己啥事情都办不成了，而且大家都认真起来，他自己能说的清楚么？后面就真有言官举报他。我们说林则徐，张之洞这些是清官，是说第一，他们收受的贿赂，都是当时体制里公开的潜规则。他们左手进，右手出。第二，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摊派的钱，不是为了自己赚钱，而是用作国家的事情上。 稳定了体制内的官员们，林则徐开始雷厉风行的禁烟行为，主要是三方面入手。一，对内消除鸦片消费市场。二，知己知彼，了解洋夷的情况，积极备战。三，对外夷，恩威并施，收缴鸦片，杜绝源头。 这个思路有个巨大的问题是，吏治那里去啦？ 驰禁派的主张，逻辑很明显的，拿吃皇粮的下手，官吏士人兵丁严禁鸦片，百姓通过教化，放任自流。当年有功名的，只要是秀才这样的，都可以领一份皇粮，吃皇粮，受皇恩，那么就应该遵循皇帝的命令，不许吸食鸦片。这个逻辑很清楚，从体制内禁烟。 严禁派目标宏伟，全国都禁烟。但是林则徐自己都清楚，体制内的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禁烟的。那么只有从源头下手，把鸦片的来源给杜绝了，问题就解决了。 从鸦片的供应来源下手，这才是林则徐觉得自己有把握的信心所在。官员我治不了，洋夷我还收拾不了么？在当时的清国官员看来，洋夷和十三行的那些商人老板们，是一回事情，一个地位。也是导致和洋夷的冲突越闹越大，直至双方打起来。 而事实上，吏治不清，鸦片必然百禁不止。道光皇帝后来震怒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告诉俺能禁烟，结果呢？ 林则徐先是发告示，对百民晓之以大义，吸烟有害健康哦。然后明示以刑罚，再吸烟，后果很严重哦。杀几个鸦片贩子，那是当然的啦。开始收缴鸦片烟具，关闭烟馆。 要说林则徐，已经比龚自珍那些严禁派仁厚了，没有上来就杀一批吸烟的。 如何保障禁烟效果能持续？老办法，连坐。上面介绍过的，就是层层问责，互相监督，互相揭发。士人，军队，百民，都实行连坐制度，不过在禁烟的问题上，是五人一个单位。 忙完这些，林则徐开始着手了解洋夷的情况，派人从澳门购买各种报纸书籍，组织幕僚翻译整理，汇集成册，了解洋夷的情况。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洋教士原著的“对华鸦片的罪恶”；英国学者原著的“四洲志”；英国商务监督写的“华事夷言”。还有洋教士帮着翻译的“万国律法”。这批书籍和翻译材料，算是近代历史上，清国最早尝试了解洋夷的书籍。其中的四洲志，日后被魏源结合其他材料，编辑整理成“海国图志”。 中国历史学界宗师级学者，范文澜大师，盛赞林则徐作“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不知道当时十三行伍老板那些算不算是中国人？嘿嘿。 林则徐是在试着了解洋夷，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开始加强军备备战。 林则徐是意识到洋夷的火炮，洋枪和军舰是比清国的强大的，可是皇帝抠门啊，国库穷啊。怎么办？老办法啊，摊派啊，当然，也可以说成“爱国商人们踊跃爱国”哦。林则徐不仅买了些洋大炮，还从新加坡买进了一艘洋军舰。后来言官揭发举报林则徐，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林则徐没有看明白，清国军力和洋夷的差距，那不仅仅是所谓的器物差异，今天的说法，叫硬件差距。硬件差距之外，软件的差距，那才是更致命的差距。 林则徐知道了火炮要有瞄准装备，而且洋人的火炮射程，威力都大的多，在想办法购买洋夷的大炮。但是开炮需要三角几何的知识，否则无法计算掌握落点，林则徐就不知道。不仅他那代人不知道，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清国的军队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洋枪的真正威力，不仅在枪械本身，当时的洋枪，其实还是前膛枪为主。英军的威力主要是在战法，靠着勇气和纪律，站成三四排，轮排发射。清军以为，靠着洋枪发射的间隙，玩命往上冲就近身肉战，靠人数的压倒优势获得胜利，可能么？英军那是不间断地一直在轮射，前排打完蹲下装弹，后面一排发射，后面一排打完，再蹲下，再后面一排发射。 这种战法，是靠严格的训练和战士的勇气才能达成的。美国内战双方死亡巨大，超过美国历史上所有外战的总和。原因就在于，当时南北双方，都采取的是这种战法。北军士气高昂，解放奴隶啊，洋基们。南军也士气高昂啊，保家卫国啊，红脖子们！双方训练水平接近，互相这么对射，就看那一方勇气崩溃，先撑不下去溃散，因此死伤惨重。清国军队那里见过这种战法。 再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炮台。今天中国各地还保留着这些清国时代的炮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哦，蓝蓝的大海在眼前，蓝蓝的天空在上面，微风拂面，心旷神怡哦。可是打起来呢？连个遮盖都没有，那不就是一堆人站在上面，用血肉之躯等着英军的炮弹狂虐么？ 虎门海战，清军不可谓不英勇，全被英军炮火给炸死了，关天培只能抹脖子自尽。打死了一个英国军人么？ 林则徐还有一招，发动人民群众，让士绅们办乡勇团练，洋鬼子怕武术。乡勇团练在洋兵面前，多少战斗力，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不相信能强过清军，毕竟当兵打仗真是个技术活。请来黄飞鸿师傅，带乡亲们农闲的时候练练拳脚，能真有战斗力？除非是湘军淮军那样职业化的，他们已经不是乡勇了，是事实上的官军。 后面吹着跟啥似的三元里大捷，那不就是大几千乡亲们，趁着下大雨偷袭，洋人的火枪不好使么，打死了几个洋兵？英国人说他们死了一个，中国的学者有的估计是打死了四五个。乡亲们死了多少个？楼主真不知道，中国学者似乎不觉得有必要研究这个。 就这么说吧，整个鸦片战争，不算乡勇民团，清国动员十多万军队，打死不到七十个英国军人，这其中还有三十九个，是死在鸦片战争的最后一场战斗，镇江之战。那次一方面英军托大，没像以往那样，密集炮火把清军全灭了打溃散了，再上去插旗占领。另一方面，是真遇到玩命死磕的八旗军了。 要是真的了解鸦片战争的战斗，后人看了，只会觉得窝囊，看着心酸。 当时琦善其实早就看明白了，他自己见到洋人的军队，他就看明白了，我们到后面会说。 林则徐还真有把握，他真就觉得第一洋夷只敢虚张声势，不敢打。因为清国只要一断绝茶叶和大黄供应，洋夷就没活路，他有这底气和信心哦。他不仅用这一招吓唬洋夷，而且对皇帝也这么说的。道光皇帝降他的罪里，有一条，说他没有断绝供应。林则徐自己说的啊，皇上，咱们先修文德以来之哦，仁至义尽，这些洋夷还顽固不化，那么只要不卖茶叶和大黄给他们，他们马上完蛋。 林则徐更有把握的地方是，洋夷不可怕，就算他们军舰再牛，他们上岸必死。为啥？洋鬼子腿不能打弯啊，只要一倒地，那就起不来啦。当时英国军队不是没打广州么？先是北上天津，中间攻打定海。林则徐就上奏要求去定海打洋夷，他就有这把握。那是啊，拿根长竹竿，一捅翻洋鬼子，这不就完啦。 林则徐的底气就在这里，楼主总结一下， \1. 洋夷自己国内是禁烟的，这些洋夷是非法之徒，告诉他们国王，让国王收拾他们。 \2. 一旦不卖茶叶和大黄给洋夷，洋夷马上完蛋，可以不战而胜。 \3. 洋夷来犯，也不需要紧张。只要备战好，就可以击退。 \4. 就算洋夷炮舰真的厉害，上岸来，就能灭了他们。因为他们的腿不能打弯。 基于这些判断，林则徐开始向夷商们施加压力了。当时在广州作买卖的夷商有很多，有的和十三行从事合法买卖，有的则是从事非法交易的鸦片商人。顺便说一句哦，米国大统领，小罗斯福先森的祖上，就有在广州作买卖的，不知道是不是走私鸦片发财的，嘿嘿，真不知道哦，楼主只是在他家老房子里看到许多清国时代的中国瓷器摆件，介绍说明是说，当年和广州交易，积累了些财产。 而林则徐无法区分清楚这中间谁是合法商人，谁是走私犯人，那只能把这些夷商当一伙人来看待，美国商人算一伙，英国商人算一伙。要求他们交出鸦片，并且写下保证书，以后再来广州，船上不许携带鸦片。他的这个作法，按照清国的规矩，是合法而且合理的。因为治理清国国民，同样也是这样的连坐制度。 而且林则徐还真的了解些洋夷，林则徐自己告诉夷商的，本大人旧居闽海，早就清楚你们这些洋夷的习俗和伎俩，知道你们洋夷守信用，写了保证，就不会再犯了，本钦差可以既往不咎哦。 最初的时候，这帮子夷商真就以为林钦差和以前的那些清国官员一样，只是要些孝敬的，先是拿个禁烟令吓唬吓唬，然后懂事的买卖人孝敬孝敬，这事情就过去啦，你懂的。这都第几十次禁烟啦，洋夷们早习惯了清国官员的这一套。所以夷商们刚开始，还真就反应冷淡。 林则徐为什么不直接拿对待清国百姓的那一套，直接杀几个洋夷立威呢？估计是因为怕打仗，国家穷，打仗耗费巨大，不要轻起战端。 林则徐下令，封锁夷商居住的十三行，所有清国雇员立刻撤出，清兵日夜围困，断水停粮，直至交出鸦片。当时关在里面的，就有从澳门赶来处理危机的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先森。 林则徐这么做，其实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依据清国的规矩，这么做，已经算是仁至义尽啦。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还是那个问题，文明的冲突。在英国方面看来，清国两个地方冒犯了英国。首先是把英国的官员给监禁了，其次是非法禁锢英国国民了，而且还断水停粮，这算是要往死里整啦。 义律当时就写信给林则徐，你这是要开打么？ 当时义律和林则徐，都觉得遇到脑子不清楚的浑人了。你怎么就不怕呢？亲？估计双方都特郁闷。 林则徐此时和邓廷桢合计着，起草了一封给英国女王的书信，应该说是叫“谕”。夷王嘛，那就是番王啦，tian朝上国的大官传谕训诫番王，那才合乎规矩嘛。而且林则徐还知道这是英夷的番王居然还是个女娃，瞧瞧这洋夷，野蛮不开化到啥地方啦。 林则徐是真认为洋夷是蛮夷哦，他的书信里，不少地方，那就是称夷人作“犬羊”。而且他到过澳门，知道这帮子洋夷，居然连婚配都是自己选对象的，这帮子蛮夷堕落野蛮成啥样子啦？ 写好这封信，上呈道光皇帝，皇帝看了也觉得措辞得体，恩威并施，写的不错。批复之后，林则徐就找幕僚中的袁德辉翻译。他办事还真仔细，翻译好的英文信件，他再找两个信的过洋人分别翻译，把两个洋人翻译回来的中文谕书最对照自己写的原文，确保袁德辉翻译的没问题。这还没完，他还招了一个英国水手来看看这信写的有没有问题。 那水手名叫“喜儿”Hill。喜儿一看，当时就笑喷了，真的就笑喷了啊，不过他也没敢说实话，撒谎说那上面的洋文有几个地方不准确，就这么给混过去了。喜儿要真说实话，应该林则徐也不信。 楼主大致说说这谕是些啥内容，说这个，不是为了嘲笑林则徐的愚昧无知。他是个相当聪明有才学的人，如果你我处在他的那个年代，十有八九比他表现的更荒唐。说这封信的内容，是希望大家明白，一个封闭缺乏交流的世界，是何等的可怕，会导致何等荒唐的看世界的眼光。林则徐放眼看了世界，他根据他所了解的世界，写了如下这么一封谕英国女王书。 上来当然先是歌颂我tian朝大皇帝是天下人的共主啦，为天下人谋福利除祸害。 接下来就是夸英国女王啦，你们最近这么几代国君都很懂事哦，都很恭顺哦，所以大皇帝恩赏你们作买卖发财致富，你也是懂的道理的哦，要感激天恩哦。 接下来开始讲道理啦，你们番邦有些歹徒啊，忘恩负义，把毒品鸦片卖到这里来，我知道你是不允许你们那里的百姓抽鸦片的，这事情你得管管啊。我知道你一向仰慕tian国，一定可以管好你的臣民的，你要知道啊，tian朝的法律不可以不敬畏哦。 你可要想清楚这事哦，tian朝卖给你们的东西，都是让你们能赚钱的好东西。如果tian朝不是出于好心，不卖茶叶和大黄给你们，你们还有活路么？想清楚这事情哦，tian朝要不是体谅爱惜你们，早就闭关绝市啦。要乖哦，要懂事哦。赶紧的把鸦片都铲除该种庄稼，这样才是仁政嘛，才会蒙上天祝福保佑。你要是不听话，tian朝皇帝要是生气了，后果非常严重的哦。最后结束，命令英女王，接到命令，立即执行，不可延误。 林则徐觉得义律这厮不靠谱，托一个英国商船长把这信带给英王。那船长算是个守信之人，可是英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这信，于是船长把信交给了泰晤士报，当时的泰晤士报真就把这信给刊登出来啦。 此时被围困在十三行里的英国商人们日夜生活在饥渴和恐惧之中，可是他们怎么就不交鸦片出来呢？因为当时英国鸦片商人手里的鸦片太多太多啦。之前朝廷上争论驰禁还是严禁的时候，他们的判断是鸦片买卖马上就要合法化了，鸦片需求量马上就要激增啦，于是囤积了大批的鸦片。另一方面，英国人的买卖，通常都是股份制的。这些在广州的鸦片走私商人，那也只是股东之一，如果把鸦片交出去，他们回去就马上破产啦。在清国，官府可以随时没收商人的鸦片，可是他们回去面对英国的合伙股东，那人家就按英国的规矩办事啦。 根据英国的法律，义律还真没有权力没收鸦片走私商人的鸦片。可是不交出鸦片，难道困在十三行里等着饿死？义律这时候提出来，以不列颠政府的名义，你们把鸦片交给我，我保证你们得到相应的赔偿。就这样英国商人们交出了20283箱的鸦片给义律，义律再转交给了林则徐。林则徐则解除了十三行的包围。 乡亲们注意一条啊，林则徐是从义律，一个英国政府的外交官员手上，接收的这批鸦片。当然，这又是个文明冲突。对当时的清国而言，没有什么外交的。就是tian朝和洋夷，洋夷那些的，和暹罗，越南，朝鲜，那是一个地位。而对英国来说，这则是公然冒犯英国的尊严了。清国通过威胁手段，胁迫英国外交代表屈服。对于交出鸦片的英国走私商人，林则徐不仅犒赏猪羊，给吃的给喝的，还奖励了每个人五斤茶叶。当初命令夷商们交出鸦片的时候，林则徐就说过，只要交出鸦片，不仅既往不咎，而且还有“赏犒”以奖励悔改惧怕之心。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理解上的冲突，在英国国会作证的鸦片商人则是宣称，他们理解的是按当时的鸦片最低市价，一箱五百两银子作赔偿。后来南京条约谈判的时候，英国坚持要求赔被没收的鸦片，源头就在这里。 再接下来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啦，中国历史教育上伟大的胜利啦，两万多箱的鸦片，花了二十多天才销毁干净。这么多的鸦片啊，这，这是走私买卖么？走私能走成这样？ 虎门销烟，大涨志气啊，人民群众都很欢喜鼓舞啊。鸦片戒了么？只是价格翻了倍而已，虎门销烟之后，鸦片价格暴涨，最高的时候到达过一箱三千两的天价，但是鸦片消费，并没有断绝。所以道光治林则徐的罪里就又有这么一条，让你禁烟，你禁掉了么？！ 脱离险境的义律首先写信告诉英国外相巴麦尊勋爵，中国已经对英国官员和臣民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用突然而残酷的方式强迫英国交出财产，那就是一种侵略。他建议英国对这种暴行作出迅速而沉重的打击。 另一方面，义律劝告英国商人们不要签署保证字据，他的理由是，根据清国的连坐制度，一旦有一个船员私藏鸦片都可能导致整条船上的人受到牵连制裁。而美国商人当时已经全部按照官府的要求签署了保证书，英国商人可以通过美商作为中间商同十三行进行交易。 义律带领全体英国商船退出广州，停泊在香港海面。林则徐一方面加紧战备工作，另一方面命令百姓不得出售食物和水给英夷。这帮英夷不立字据，早晚会再来卖鸦片，命令乡亲们都不卖食物给他们，逼洋夷就范，这是林则徐的策略。香港小百姓倒还真挺服从官府命令，不仅不卖食物，而且开始在井里下毒，不让英夷取水喝。双方对立情绪开始加紧。 1830年六月，在香港尖沙咀，酒后的英国水手和尖沙咀村民打起来了，这场群体殴斗事件最初是怎么给搞出来的，还真没人知道到底啥原因。但是结果是村民吃亏了，村民林维喜伤重致死。一看闹出人命了，义律知道这事情闹大啦。他是先打算私了，拿钱赔偿，其实清国还真允许拿钱偿命的，之前还有美国夷商和官府讨价还价过。林则徐命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坚决不干，他说他有领事裁判权，这事归他管。这明显是个忽悠，当时都还没南京条约哪，那有啥领事裁判权的说法。 义律有他的顾虑，他觉得清国那套断案的办法太可怕啦，公诉人，警长，陪审团全都官老爷一个人就包办了，而来不认罪就打，那那成啊，他得保护英国臣民的人权。他自己就在船上开堂审问了，最后查出五个有关联的罪犯，罚款判刑，然后押回英国服刑。 林则徐这儿呢，一开始还真就被给蒙住了，赶紧命令手下幕僚查查万国公法，这领事裁判权是啥？同时还命令一个美国医生也帮着查。一查之下，根本没这说法，林则徐大怒，马上命令义律交人。一命抵一命，你们这伙夷人弄出条人命，就该交出一个人来抵命，这叫连坐，大清的律例。义律这会儿告诉他，罪犯我早查出来啦，押送回英国去啦。林则徐这一听，这火气更大啦，这不是刁民耍赖么。 当时英国人在香港待不下去了，全都又跑到澳门去啦。林则徐下令军队进澳门，驱逐英国夷。细心的乡亲们也许要问啦，那时候澳门不是归葡萄牙管么？林则徐还敢派军队进澳门？这不对葡萄牙宣战了吗？ 这还真是当时的历史事实哦，澳门到底是租借？割让？还是啥？那时候清国就是糊里糊涂的，没这些概念的，葡萄牙也装糊涂继续占着澳门，清国和葡萄牙之间，关于澳门，根本没个官方正式的说法。澳门是在明朝的时候就被葡萄牙人给占的，清国为什么不收回来?楼主不知道，嘿嘿。澳门的情况就那么糊里糊涂的事实存在着一直到1887年两国才签署的条约。 1830年八月，清军进入澳门，还是老招数，清国雇员全部撤回，对英夷断水停粮。英国夷就全逃到船上，躲在海面上。林则徐宣布，英夷一上岸，立刻格杀勿论。 英国人躲在海上，那粮食淡水能撑多久？到1830年九月5日，义律派传教士作使者，跟林则徐谈判，其实那就是最后通牒啦，要求供应粮食和淡水，请求允许英商贸易。林则徐当然不答应，到下午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包围英国夷船的清国军队根本不为所动，英国军舰开火啦，鸦片战争的第一场战斗就这么打起来了。 英国人方面宣称，他们击溃败了清军。清国方面宣称，初战大捷，重创英夷。到底谁捷了，楼主真不知道，反正是英国人上岸了，补给粮食和淡水了。义律没有得到授权，他不能向清国宣战，但是他命令所有英国商人，不得再和清国作任何买卖，直到问题解决。事实上，英国商人想作买卖也不行啊，他们都还没签字据哪。 到1830年10月，来了艘英国商船，这船的船长是个贵格教派的教徒，贵格教派是新教里很有喜感的一个教派，有兴趣的乡亲们可以去了解了解哦，嘿嘿。这船长本来就厌恶鸦片买卖，他们厌恶的不是走私鸦片这种违法行为，他们认为鸦片就是毒品。他告诉义律，哥想和清国作买卖是哥的自由，你管的着么？你有资格管么？这船长还真占理哦，依据英国的规矩，义律还真不能管他，两国都还没进入战争状态哪。 这船长到了广州，他向清国官府提出来，官老爷虽然对英夷已经下了买卖禁令，但是俺们小民已然来了，能不能允许俺们在穿鼻岛上把货物卸下，行个方便。这英夷算是弃暗投明的啊，官老爷自然也就允许了。马上就又有两艘商船，跟着来了，在穿鼻岛下货。 义律这下着急啦，这算英奸么？可是英文里压根就没这词啊，要么说蛮夷那就是没文化，嘿嘿。可是这些英奸的行为要不想办法控制住，澳门这帮子商人早晚也会叛变的。 义律下令，封锁珠江出海口，这下算是真的进入战争状态啦。虽然两国之间还没有宣战，但是他已经界定了封锁线。1830年11月3号，一艘英国商船，无视义律划定的封锁线，驶向传鼻岛，英军战舰开炮警告。清军水师护卫投奔tian朝的英国商船，开始还击，鸦片战争第二次战斗就次开打。又是老套路啦，英国夷宣称他们击沉五艘清军战舰，清军方面，又大捷了一把。 后面不多说啦，反正是在林则徐大帅的英明统帅之下，鸦片战争开始，清军七战七捷。 全是瞎吹，全是虚报战功。本神探为啥如此有把握说林则徐全是在造假虚报战功呢？ 第一， 义律当时手下总共就三艘军舰，就一直封锁着海面。一捷大半摧毁夷舰，再捷全歼哦，乡亲们算算哦，算来算去，两场战斗下来，义律还有几条船？楼主是真算不过来啦，嘿嘿。 第二， 清军大捷来大捷去的，毙敌无算可以啊，拿出一个夷人的首级来。不是丢海里死，就是坠悬崖死，反正是各种找不着尸首的死，嘿嘿。 第三， 如果说第一线清军虚报战功，这是常有的事啦，林则徐自己的日记里记录的收到的战功，和他上报朝廷的，都对不上，他自己收到下面的战报之后，自己又大捷了一把。 第四， 从开打之后，林则徐就认真承认洋夷的军舰厉害哦，他所上的策略，一直就是放进来打，反正英夷腿不能打弯，上岸就有办法。这要真捷成那样了，海上直接灭了不就得了。 林则徐的这些虚假捷报，其实是很可怕的。 首先，这些捷报，误导了远在北京的朝廷。对这些犯上作乱的洋夷，到底是剿，还是抚？当时清国皇帝和官员们，看英国人，那就是和国内犯上作乱的造反一个性质。廷议上，往来奏折里，都是“剿”，还是“抚”。现代的说法就是，镇压掉算数，还是想办法招安？道光皇帝会确定剿的策略，包括琦善，当时也是立主剿夷的，主要的依据，就是这些刚开始的战况。洋夷貌似凶悍，不过如此嘛，居然敢触动天威，犯上作乱，不坚决剿灭，成何体统嘛。 林则徐在这七战七捷的造假上，真的就算故意的“欺君误国”。 其次，这些假战功，成就了林则徐的英名，但是却完全的误导了整个国家。不论士人们，还是民间小百姓都知道，要不是琦善那些坏东西在背后使坏，俺们林大帅早把那帮子洋夷全给灭啦。这不就是杨家将么，杨家在前线，灭辽国，分分钟的事情，都是潘仁美那些坏枣收了辽国的回扣，在朝廷上坏事。 连后来的历史课本，都会说，英军不敢攻打广东福建，因为林大人邓大人在啊。英军怕个啥？英国军队的作战计划早就制定好了，就是上天津武力压迫清国皇帝屈服，中间在舟山补给。当时的英国军队，那里会怕什么广东福建的防御。 1840年1月，清国官府宣布，永远和英国断绝贸易。这是确定要剿啦，嘿嘿，没有了大黄和茶叶，这帮子英夷，那还不得玩命啊？ 1840年四月，英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讨论中国的局势。在此前，鸦片商人“铁头老鼠”渣甸已经专程赶回英国，开展游说造势活动。你懂的啦，就是在报纸上造舆论，到处发宣传小册子那些的，当时如果有网络，估计还得雇佣一大帮子水军，据说在中国的英国鸦片走私商人们集体集资了两万英镑作为他的公关活动经费。大家还记得六年前鼓动律劳卑勋爵闹事的是谁么？就是他啦，这厮一直就盼着英国和中国开打，鸦片贸易合法化。 那些关于清国政府的指控真真假假，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清国在伦敦也没有使节啊，无从辩驳澄清。 国会里正反双方激烈交锋，反方的主要抗辩理由是，用英国军队保护走私，是英国的耻辱。大家注意哦，反方不拿鸦片说事情，因为当时的英国医学界，并不认为鸦片是毒品。反对吸鸦片的主要是教会势力，他们也是国会反方的主要势力。正方的主要发言人是小斯当东，就是当年那个曾经跟随马尔噶尼出使中国的小男孩，他那算是中国问题专家啦，在对华问题上的发言那是相当的有分量。正方主要围绕清国禁烟过程中的执法不公平，和侵犯英国臣民的人权来说事。 大家都说完理由啦，那就看国会议员们表决吧，271票对262票，9票之差，简单多数通过对清国的军事行动。请注意哦，英国国会没有宣战，是批准的“报复”行动，针对清国的无理行为进行报复索赔。 1840年六月底，庞大的英国远征军出现在广州海面。英军带来了16艘战舰，外加四艘当时最先进的蒸汽动力战舰，还28艘运输舰只。作战主力由孟加拉军团，喀麦隆军团和爱尔兰军团组成，总兵力约四千人。 鸦片战争第一阶段，从此开始。 林则徐加强禁烟的同时，也没有停止战备工作，而且还使用了三国演义里的战法，铁锁横江，打算以此阻拦英夷的坚船利炮侵入内河。 但是他并没有意识英夷来犯，来的如此之快。六月中，外海海面已经出现英军先驱战舰，他却误判作是大批鸦片走私船只而已，并以此上报朝廷。 英军舰队在广州外海汇聚之后，留下四艘战舰封锁广州出海口。依照作战计划，攻陷舟山的定海，补给淡水食物，8月11日英国舰队到达天津大沽口。英夷迫近京城，朝野恐慌。这其实就是英军所要取得的效果。 琦善派人送去牛羊，虚与委蛇，反正就是能拖延就拖延，同时接受了英军送交的英国外相巴麦尊勋爵给清国皇帝的国书。 巴麦尊勋爵上来先讲他的道理啊，禁烟禁了这么几十年，地球人都觉得是忽悠，为什么没有任何事前通知，突然就严禁？真要严禁，首先应该严禁的清国官员，他们才是帮着走私的关键环节嘛。清国对外国人严酷，对本国官员宽松，这显然不公平。就算是要对外国人严酷，也应该针对有违法行为的，不应该不作区分，搞连坐。而且还要围困饿死全体英国人，这不是虐待胁迫么？甚至还虐待胁迫了“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这是公然“亵渎大英国威仪”。 讲完英国的理由，巴勋爵要求，1. 赔偿被没收的鸦片。2. 割让一个或者几个岛屿给英国商人居住，免得他们以后再遭折磨，货物再被剥夺。3. 赔偿过往十三行所欠的旧账。4. 要求以后英国官吏和中国官吏地位平等。5. 赔偿此次英国出兵的军事费用和使费。最后巴勋爵说，如果“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 琦善接了这信，就转呈给道光皇帝了，同时自己也跑去了解敌情啦。 琦善这个人，当时和林则徐一样名列“道光四大能臣”之中，那是能人啊。他本是坚持驰禁的，皇帝一决定严禁，那他就真在直隶严禁，工作成绩全国第二，全国第一那是两广总督邓廷桢。这样的一个能臣，那肯定的是个聪明人。他跑去一看这帮洋鬼子的军队，他就看明白了，这仗估计是没法打下去了。他虽然不知道啥叫蒸汽动力军舰，但是他看明白了，这火焰船，威力巨大，而且洋炮动不动就七八千斤。 他明白打不过，可是他也不敢明说啊。没人敢明说，要说tian朝打不过洋夷，这不就是卖国贼了么？林则徐自己发配伊利的时候写的信，也表明他也知道，根本打不过洋夷，他自己说，就算岳飞韩世忠再出来，这仗也没法打。我甚至都怀疑，他自己早都明白洋鬼子其实腿是可以打弯的，他自己见过洋鬼子啊，而且幕僚里，也有在东南亚长大的人，怎么可能一直还以为英夷只要一扑倒在地，立马玩完呢？大家都不敢说破，看明白的也不敢说破。这一说出来，朝野肯定要骂，你，你这是卖国，你，你这是汉奸。哦，不，琦善那得算是满奸。他是蒙军旗的，算满人，嘿嘿。 知道打不过，而且洋夷这都打到天津啦，北京其实岌岌可危了，又不敢说破。那就只能继续两头忽悠，对洋人好说好伺候着，亲，您这大兵舰停着儿，这不吓着老百姓了吗？这不就破坏和谐社会了吗？能不能把兵舰开出去？别破费自己买粮食啦，这大老远的来了，俺们tian朝好客啊，你懂的。就这么着，送牛送羊送吃喝，一面忽悠着洋鬼子，一面赶紧的派人找大跑，加强战备。 回过头对皇帝这里就汇报工作，当然也报告了他看到的洋鬼子的军队啥的，只是不会傻到说，打不过啊，皇上，那结论得皇上自己来下。接下来就是说，这些洋鬼子我看着还都挺情词恭顺哦，敬畏我皇威仪啊，不像那顽固凶蛮之徒，您看，人家这是来上访喊冤的，求昭雪啊。这些洋人呈的上访信里，讲的也有些道理啊，您看是吧？这里其实有个地方充分表明中华文字之博大渊深，嘿嘿。巴勋爵的原文里，用的是Demand，那其实是命令啦。中文翻译成“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您可以理解成威胁，也可以理解成为求昭雪。就看您怎么解读，怎么理解，嘿嘿。 道光皇帝此时已经决定林则徐办事不利了，林则徐上奏折禀告禁烟工作最新成绩的，已经被怒斥了一通。啥？这会儿还在禁烟？是哦，虎门销烟是挺热闹的哦，可是过去一年啦，鸦片禁止了么？ 道光皇帝是这么说的：对外让你断绝通商，你没办成；对内教你禁烟，你到现在都没禁干净，成天就是瞎忽悠，不单没办成实事，反而惹出这么多麻烦！你还有啥好说的？！ 道光皇帝的训斥里，有说林则徐没断绝通商，这似乎说不通。1月份的时候，林则徐在广州就断绝通商啦。这问题本神探是这么推理的，林则徐不是一再告诉皇帝说，洋夷不可怕，只要不卖茶叶和大黄给他们，他们立马便秘而死。那么这么算起来，大半年过去啦，洋夷这会儿还活蹦乱跳的，那可不是还在卖茶叶和大黄给他们么？ 道光皇帝本来就已经觉得林则徐无能，再听琦善这么一说，是哦，这些洋夷来上访喊冤的诉状，讲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哦。林则徐处理问题，是有失公平，是有欺负人的地方。道光皇帝当时还真的这么想的，那时候的记录都还在。 当时英国军队送国书的时候，那是最后通牒性质的，有十天的回应期限，不回那就要开打。琦善这是能臣啊，能忽悠啊，谈判谈了六小时双方都没谈拢，最后琦善忽悠说，亲，咱们去广州谈好不？那里接近现场嘛，这样才好查清楚是非曲直嘛。义律估计是从没见过这么客气的清国官员，真就被他给忽悠了，带领军舰回广州去啦。 就这样，皇帝委派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替洋人秉公审理冤案。 琦善到广州，先是询问林则徐备战的情况。两个人看了炮台那些的，也都没看出来上面应该加盖防护遮盖的问题，这真不能怪他们，没打起来过，一般人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再问林则徐的破敌之策，林则徐还真有许多他想出来的妙策，不过咱们写历史，没必要老糟蹋古人，反正都是挺搞笑的，随便说一条，林则徐觉得，可以派不怕死的水勇划小船贴近洋夷的军舰，然后拿大钉子把小船给钉在夷舰上，放火烧夷舰，嘿嘿，熟悉吧？反正琦善还都看出来了，一一指出来夷人的克制之道，全部不靠谱。 而且琦善还发现了一个问题，你招了这么多乡勇干啥？光光是水勇，就招了七八千人。这都是些社会渣滓，安全隐患啊。林则徐回答的挺干脆的，俺也知道这些人是社会隐患，让他们去和洋夷打仗，这叫一举两得啊。 中国从宋朝开始，小百姓就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普通的小百姓，一般叫良民，也就是顺民，本分温顺，良民不太会跑去作乡勇水勇的。官府公开招募到的，大部分是有些桀骜不驯的，或者说有“革命精神”的。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还发了枪支武器，如果不能有有效的管控，那很可能酿成巨祸的，日后的义和团那就是一个例子。真正能这么发动群众而又有效控制群众的，那就只有日后的共产党。可是清国的林则徐琦善他们那批人，那里有这个本事。鸦片战争之后广东广西治安急剧恶化，直接的起源就是这些战争前招募的乡勇水勇四散到民间成为匪祸。 林则徐对募集的乡勇的态度，是他自己奏折里表白的，在琦善到广州之前，道光皇帝已经下令解散乡勇，他一方面遵旨解散了两千多，另一方面作了这样的解释说明。 琦善边看边摇头，他觉得林则徐备战的种种措施，都不靠谱，这洋夷还是没法抵挡。 但是有一条，他倒是认同林则徐的建议的，那就是，汉奸问题很严重，很可怕。 汉奸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应该是在雍正年改土归流的时候，清国政府废除世袭土司制度的时候，有汉人和苗民土司一起造反，朝廷称他们作“汉奸”，意思就是汉人的奸人。 林则徐所担心的汉奸是些什么人呢？就是普通的小百姓，小百姓。 清国的法令，本来是根本不允许洋夷雇佣清国国民的，后来流于形式，也没怎么抓这个事情。但是林则徐明令禁止之后，依旧有人受雇于洋夷，帮着跑腿送信啥的。林则徐试图制服洋夷的一招那就是剿匪的老办法，坚壁清野，饿死渴死洋夷。明确下令不可以卖吃的给洋夷，可是老有小百姓就是偷着卖吃食给洋鬼子。更可怕的是，还有小百姓帮着洋鬼子送情报领赏钱，甚至还有今天网络上的词汇，带路党，就是熟悉当地航路的船民，给洋夷的军舰引航带路。 这个汉奸问题，林则徐觉得很值得忧虑，他和琦善在奏折里，都明确反应过这个担心。 后来鸦片战争真的大打起来，朝廷惊呼汉奸遍地，那是真实的情况。英国军队所到之处，几乎都有不少小百姓帮助，甚至帮着领路传情报。 其实从一方面说，旧时候中国各朝的军队，一打起仗来，几乎就和匪徒没太大区别。首先是常有滥杀小百姓冒领军功的劣迹，鸦片战争的清军报战功里，就有斩杀多少多少汉奸，这里面真有多少通敌助敌的间谍？对百姓的财物顺手劫掠，或者说征用，那都是默许的行为。而英国的军队则相对好的多，和小百姓公平作买卖，而且不会征用民工，而是雇佣民工。那许多小百姓慢慢明白了，自然就不怕英军，不仅和他们做买卖，有的还爬上军舰去玩去捉弄洋鬼子。这些场面让官府看到了，自然觉得遍地汉奸。最夸张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有一队挑夫，那还真就从广州一路跟着英法联军把物资从广州挑到了北京。 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整个鸦片战争，可以说一直存在于历次的对外战争，甚至到后来淞沪会战的时候，还有大批的带路党存在，帮日本军队作战。 义律这还等着琦善来谈判哪，可是琦善那敢答应那些条款啊，那就还是能臣的老招数，虚与委蛇，能忽悠就忽悠，楞就这么拖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义律真急了，他怀疑琦善在调兵遣将，加强军备，决定施加压力。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击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两炮台在两个小时内失陷，守将陈化成以下五百多官兵英勇殉国，英军无一死亡。此战虽败，但是两千守军中，阵亡数超过五百，不能说清军没有奋力死战。 听到这个大败仗，琦善急忙的和义律签订了传鼻条约。主要五个内容：1.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商人居住，但是香港税收归清国所有。2. 赔偿英国商人鸦片货款600万墨西哥鹰洋。3.英国官员可以和清国官员有直接的官府接触。4. 清国在十日之内重开广州口岸，恢复英国商人通商。5. 英国归还沙角，大角两炮台和定海县城。 但是道光皇帝没有批准，这条约根本无效。琦善只能两面忽悠，一面忽悠义律，再等些天哦，皇帝马上就要批准啦。另一面恳求道光皇帝批准这些条件。但是他并没有如实告诉道光皇帝，他已经答应了英夷，只等皇上批准，条约就算成立啦。与此同时，琦善加紧备战。 林则徐当时还没离开广州，得知琦善和义律之间的密约，透过广东巡抚上表揭发举报琦善。道光皇帝得知情况，雷霆震怒，琦善这厮居然敢瞒着朕自作主张？马上下旨问斩琦善，抄家!后来是改为流放。另一方面，道光皇帝改抚为剿，调兵遣将，增兵前线。 乡亲们要明白，如果说林则徐是爱国英雄，那么道光皇帝绝对是英雄领袖哦。这清国，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祖传的产业。 义律左等右盼清国皇帝授权的消息，结果却接到报告，清军在加紧战备，并且缴获一封给关天培的指示信，命令关天培迅速填塞武山后的交通。义律这才知道自己又被忽悠了一个多月啊。 2月23日，义律命令攻打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清军全军覆灭，约一千三百士兵被俘虏，阵亡约五百左右，关天培自尽殉国。此役清军表现堪称英勇，但是不及沙角大角之战。战斗中，横档的官佐开战不久即下台乘船逃亡，且锁台门以阻士兵溃逃。英军伤亡数为零。事后有清流言官在哪里瞎掰什么没有及时增兵，炮台上面的问题是兵太多，难道炮台是打群架的地方么？小小的地方，堆满两千多兵，能对炮战有用?那只能扎成堆在没有遮盖的炮台上等着英军炮火狂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基本战法就是先用猛烈炮火歼灭击溃守军，然后上去插旗占领。 5月份，奕山到达广州，他发动夜袭，据说又是场胜战。第二天英军开始反击，清军就全溃散了，英军追击到广州城外，奕山还挺有心眼的，知道打白旗投降，英军索要600万两银子，作为赎城费用，就退回去啦。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三元里大捷，那是咋回事，上面介绍过啦，不解释，嘿嘿。 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对琦善“卖国”表示极大之愤慨，道光皇帝根本没有批准穿鼻条约。清国不是英国，义律是全权公使身份，他签约就算生效，而琦善必需要有道光皇帝的批准，那穿鼻条约才算生效。 英国外相得知穿鼻条约的内容，觉得太过不合理，勃然大怒，怒到啥程度？怒到把义律给撤职了，改派砵甸乍爵士接任英方全权代表。 8月砵甸乍到达广州，他的战略是切断清国的南北漕运，逼迫清国谈判。带领英军沿海北上，一路攻打到舟山定海，在这里等待增援部队。1842年4月，增援部队到达，英军开始继续进攻，一路上反正就是炮轰，占领。清国军队有的表现的很奋勇顽强，有的则一战即溃。中间殉国的将领大员，比较知名的有定海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署理两江总督裕谦，江南提督陈化成，清军兵器不如人，军纪不如人，战法不如人，还有啥可说的呢？满汉将领们除了鞠躬尽瘁，以死殉国，还能怎么样？说说两场战斗吧，给英军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战斗。 第一场战斗，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为数不多的主动进攻，发生在宁波。 清军统帅奕经，当时听人说，杭州关帝庙的签很灵验的哦，奕经虔诚求得一签“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但是天机难测啊，奕经那是相当的困惑。过些天，金川土司阿木穰和金川土守备哈克里，率领藏兵来到军中。乡亲们，这里是在讲真实的历史哦，不能瞎掰什么藏民族，满民族哦，因为土司阿木穰是满人，世袭的土司，改土归流之后，祖上被提拔进入满军旗，阿木穰是标准，正宗，世袭的满人。土司阿木穰和勇将哈克里带着虎头帽，是真的用老虎皮做的，可见汶川一带，在古时候，那应该还是真的有老虎的。奕经一见之下，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虎头人嘛？信心勇气倍增，决定全线反攻英夷，确定五虎驱羊的战略。洋通羊嘛，五虎驱羊，那就是五虎驱洋夷。何谓五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全线总攻，也就是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啦，任命虎年出生的段永福为前线总将。天助我大清！ 乡亲们别笑啊，清国时候的人，看到洋夷的火力那么可怕，那当然就会想到洋人是有妖术啦。身经百战的勇将杨芳，打过那么多仗都没见过洋夷这样的打法，这不是妖术是什么，他就曾经想到过摆女人马桶阵，破洋夷妖术。为啥是女人的马桶？古中国人歧视妇女啦，下贱人的污秽之物，破妖术最具功效。 1830年3月10日，道光十年，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清军向宁波，镇海和定海发动全面总攻，毕其功于一役，五虎驱洋，光复失地。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战前已经抱定必死之觉悟的藏兵，全军覆灭，藏军的勇猛和他们的虎皮帽子，给当时参战的英国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场战斗，是鸦片战争最后一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战。这里又有个文明的冲突，在西方人的文化里，确定没有希望的战斗，选择投降保存生命，并不可耻。军人在作战条例允许的情况下选择投降，作战俘不仅不丢人，甚至是可荣耀的资本，比如丘吉尔这样的，前些年参选美国总统落败的麦侃恩，他的越战期间的战俘经历就是他重要的政治资本。 所以洋人是看不懂当时清国军人的自杀性战斗的，在他们看来，满人这样玉石俱焚的战斗方式，是蛮族的绝望，原话说even though Manchus fought with savage desperation。 洋夷从广州舟山出发之后，兵锋锐不可当，迫近镇江城下的时候，有人建议效法广州，花钱买平安，向绅商们摊派，后来扬州就是这么通过赎城费，躲过兵祸。 镇江守将海龄选择了尽忠职守，死而后已。海龄战斗经验丰富，在平定嘉庆年间的天理教乱中屡立战功，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一个将领的常识。 当初林则徐和琦善关于汉奸的担忧，随着战事的扩大，愈演愈烈，可以说，英夷所到之处，都得到了所谓汉奸的帮助。五虎驱洋之战打响之前，英军已经收到小百姓的报告，清军即将发动突袭，预先做好了伏击准备。汉奸遍地，是当时清国朝廷和各地大员普遍感到头痛的大问题。 海龄一方面抓汉奸，当时斩杀了十三个汉奸疑犯。另一方面下令全城紧闭，不允许外面的人进来，以免汉奸混入城内，帮助洋夷作战；不允许城里的人出去，以免汉奸逃出城去，把城里的内情报告给洋夷。因此战前，曾经起过官民冲突，要出城逃避战乱或者谋生的小百姓，曾经被镇压过。 1830年7月21日，英军发动对镇江的攻击。这一仗，是整个鸦片战争中，英军伤亡最惨重的战斗，阵亡人数达到39人，而整个鸦片战争，英军阵亡总人数是69人。 英军此战伤亡惨重的第一个原因，是英军战略上的冒进。以往的战斗，英军都是先使用密集的炮火，不紧不慢地摧毁清军，等到清军士气瓦解崩溃，上去插旗占领。战斗的过程相对漫长，但是伤亡很小。而这一次，则是一开战不久就登云梯攻城。 另一方面，英军此次遇到的八旗军，死战不退。城破之后，英军陷入了城内的巷战。战斗持续到最后，眼见无力回天大势已去的八旗军人，回到自己的家里，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然后自杀殉国尽忠。这种惨烈的情况，给当年的英国军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关于海龄的结局，存在多种说法，有的说，城破之后，局面大乱，他被心有积怨的乱民所杀。更可信些的说法，是他自尽殉国。 但是不论那种具体的结局，海龄和他所统领的八旗军，用他们的生命和家庭，完成了旧时代传统里的可歌可泣的一幕，夷贼势大，不能杀贼，唯有一死，以报皇恩。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完成了他们的职守。 镇江沦陷，南北漕运断绝，1841年8月5日，夷舰迫近南京城下威胁要发起攻击。必需要说，英国军队的两次战略都是非常成功的。第一次，兵力压迫京城，那次让琦善给忽悠回了广州。第二次，直接切断漕运，让中央丧失战斗能力，钱粮都断了，战争还如何维持？道光皇帝在劝说之下，同意改剿夷为抚夷，任命抚夷派大臣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赴南京和英军谈判，1841年8月29日，两国在英军军舰康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条约内容如下： \1. 两国修好和平，并承诺在各自统治之下保障两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 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允许不列颠臣民及其家属居住，不受任何骚扰和限制；并允许在五个城市建立英国领事馆。 \3. 香港永久割让给英王维多利亚及其后人。 \4. 赔偿广州禁烟所没收的英商鸦片货款600万白银。 \5. 赔偿广州公行所欠英商货款白银300万两。废弃公行制度，从此英国商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选择交易对象。 \6. 支付1200万两白银支付英国军队的战斗费用，1841年8月之后清国各地已经支付的赎城费用，可以作为这1200万两白银的支付部分。 \7. 4.5.6.条中所列总额2100万两白银，必需在1845年年底之前，分四次付清，逾期迟付加收5%利息。 \8. 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不列颠臣民，不论其是印度人还是欧洲人。 \9. 无条件大赦所有曾经受雇于英国人，或者和英国人有过交易行为，或者和英国人一起居住过的清国国民。 \10. 第2条中所列的五口通商口岸，所有商人应该支付公平而且稳定的进出口关税和规费。一但支付过前述关税和规费，所有销往清国内地的商品只需支付合理和明示的运输规费。 \11. 不列颠官员和清国官员今后地位平等，不需再使用以前“禀”，“恳请”之类的措辞格式。 \12. 受到首批白银之后，不列颠军队立即撤离南京，不再进行任何阻挠清国贸易，运输的行为。 怎么居然没有鸦片合法化？这场战争中国都称作鸦片战争，打了半天，居然没有鸦片合法的内容？ 其实英国谈判代表是提出来过的，希望鸦片能够合法化，鸦片治百病哦，真的哦，医学界都说的哦。啥？怕白银外流？那好办啊，易货贸易啊，这样就不怕白银外流啦。 耆英可不信西医，嘿嘿，他说，别闹啦，这话题我提都不敢跟皇帝提。听他这么一说，英国代表也就不再提这茬啦。英国代表也知道，皇帝不答应的，耆英可不敢答应。 乡亲们还记得琦善签署的穿鼻条约么？对比南京条约，道光皇帝估计肠子都悔青啦。中国的历史课本，至今还在用虚假的历史，抹黑琦善，依据无非是当年清流们的那些谣言。简单一一澄清：1. 收洋人贿赂，所以开门揖盗。说人家收贿赂，要讲证据吧？亲们。抄家会审，查来查去，最后定琦善的罪状里，有这一条么？有查到琦善收贿么？造谣的八卦能当历史讲述么？2. 遣散乡勇水勇。再多的乡勇水勇派出去，除了达到林则徐预想的，去当炮灰，能真的抵抗英军么？而且当时朝廷已经定了抚夷的方针，养着这么多人，国家耗费巨大不说，义律怎么看？在天津不是说好了，回广州谈判么？况且遣散乡勇，那是道光皇帝的意思，皇上不是抠门么，嘿嘿，这都确定了抚夷了，养着这么多乡勇不是浪费钱嘛，林则徐在琦善到达之前，已经遣散了两千多。 琦善才是当年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他看明白了，来的这帮夷，那是没法靠剿的，只能靠抚。根据他的判断，先是忽悠走天津海口的英军，然后费尽心力周旋出义律能够接受的，清国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谈判结果。 琦善和林则徐，都是忠臣，他们以他们自己认为最合理的方法，为皇帝服务，在皇权时代，忠于皇帝，那就是爱国。这才是理性的历史讲述。南京条约签署之后，鸦片战争算是结束啦。但是毕竟还是有许多细节没有明清，因此两国又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以及章程善后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1. 确定关税为5%，废除旧有一切规费。以后如果要修改关税，由两国共同商定。 \2. 如果涉案双方都是英国人，案件由英国领事审理。如果涉及两国人，案件由英国领事和清国官员共同审理。各国臣民按照各国法律审理。这也就是领事裁判权。 \3. 英国人必须在通商口岸指定的界限内租屋或者租地建屋自住，这也就是日后租界的起源。 \4. 英商不得进入清国乡间内地。 \5. 如有新恩惠泽他国，英国可以一体均沾。这也就是片面最惠国待遇。 所有这些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因为是在武力压迫之下的签署的。什么是平等条约？当年康熙年间，清国和俄罗斯签署的尼布楚条约，那就是平等条约。两边谁也没把谁给打败，大家地位平等，签署的条约。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条款的内容，乡亲们记住哦，讲述历史，解读历史，当尽量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许多今天觉得严重的问题，当年的清国人并不这么觉得，甚至会有相反的认识。 \1. 割让香港岛。这一条，皇帝和当时的士人们当然都不高兴，但是倒不是太在意。香港不过是个毫无商业价值和国防价值的小岛，当年也没有国家领土主权概念，莫非王土嘛，抚夷赏块土地，那就赏吧。澳门从明朝起，不就赏给葡萄牙人了嘛。 \2. 5%关税，而且是协定关税。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是国家主权问题，各国自定关税。可是当年，那倒是抚夷派可以吹嘘的资本。一来，清国人并没有啥现代的主权概念。二来是最关键的，皇帝觉得自己占大便宜了。大家还记得英国人历次来使或者上访，所要求的都是一个公开的明确的税率规费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夷商们从来不知道清国的关税到底是多少，从来不向他们公布。其实清国关税只有2%，但是各级官员们，自己乱立名目，而且还说来就来，高兴了就可以收。伊里布他们知道那是广州当地的官吏在贪污自己捞钱，国家，也就是皇帝根本收不到这些钱，那些有着各种创意的规费都落入地方官员的腰包啦。现在明确下令，就5%关税，一来，国家收到的钱多啦。二来，在这个问题上贪污腐败也杜绝啦，关税明确啦。 \3. 领事裁判权，那更不是问题。清国历来就是让夷人自己管理自己啊，在当时的清国皇帝和士人心里，英国人，那就是和藏民，蒙古人那些的一个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嘛。让夷人的酋长官吏，依据夷人的法律制度管理夷人，减少误会，免生事端，那是好办法啊。 \4. 租界问题，那更是必然要争取的，这叫“华夷之防”，如果不圈定一个地界，由着这些夷人和当地百姓混居在一起，这不教坏小百姓么？其实这个作法，在中国一直存在的，一直到很久以后，外国人和中国人，还是必须分开居住的。 \5. 五口通商。这是当年的人们，最痛心疾首的。原来只有广州一个地方，夷人都已经折腾出这么多祸害，这一下从南到北，变成五个城市，那不更加防不胜防了嘛。一直到清国末年，忧国忧民的守旧文人们还一直认定五口通商是所有祸害的根源。 \6. 赦免那些曾经服务于洋夷的清国国民，这也是道光皇帝和当时许多人们耿耿于怀的一条内容。 看到英国人签了南京条约，那帮美国夷商马上回国施加压力，1844年，一个美国议员来清国，和耆英谈判签署了望厦条约，基本内容和南京条约差不多，只是多了几条， \1. 17条规定，允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建设“医院，教会和墓地”，也就是允许美国传教士到清国传教啦，从此允许新教在清国传播。 \2. 18条规定，允许美国人可以自由雇佣清国国民，可以学习中文。从此洋鬼子可以合法学中文啦。那以前那些会中文的洋鬼子都是非法学的中文？是的。当年洋教士马礼逊学中文，教他的那真是在玩命。教他的老师每次去见他，一手拿着鞋，一手拿着毒药。被官府盘问，就说是去送鞋的，如果暴露了，那就自杀吧，省得进官府受刑。 \3. 21条规定，基本就和英国的领事裁判权一样，但是美国人归美国法律和领事管辖。 \4. 33条，这条很狠的，如果美国人卖鸦片或者其他非法商品，那么他不受领事裁判权保护，归清国官员按清国法律审理。这其实就是禁止美国商人卖鸦片啦。 \5. 34条，这些规定或许有考虑不周的地方，12年之后，双方再根据实际发展情况重新审议条约。这是后来修约之争的根源条款。 再接下来，就是法国人也追过来了，两国签订了黄埔条约，基本就是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的内容，另外有多两条， \1. 如果所在地没有法国领事，那么法国人犯罪，可以申请法国的友邦审理。 \2. 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和新教地位平等。这等于是废除了雍正年间对天主教的禁令，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播。鸦片战争其实法国美国都没参战，为什么抚夷派的大臣们这么好说话，就和他们签订了条约呢？ 首先，上面解释过，关税自主，司法自主，领土主权，这些都是现代的概念，起源于欧洲。而当年的清国皇帝和整个清国的人，都没这些概念，他们并不觉得这叫“丧失国家主权”。 其次，他们对当时的世界完全没有概念，一方面抚夷派们不知道，洋夷们出兵打仗，那是需要理由的，不是那么容易皇帝一说就能开战的，另一方面抚夷派认为，如果不和他们签约通商，美夷法夷大可以假冒英夷，清国官吏也不可能查的出来啊。 第三，道光年间的人们，看英国美国法国这些日后所谓的西方列强，那就不过是和百苗藏民那些一样的蛮夷，只不过更加桀骜不驯些，而且武力更强大些，剿夷代价太高，那么就抚夷吧。故意挑动些夷人之间的纠纷，拉一派打一派，这一套办法，清国一直轻车熟路。如果厚此薄彼，那么法夷，美夷必然仇视中央政府，反而会投靠英夷，因为只有英夷有权和清国作买卖嘛。与其如此，不如施以恩惠，这样一来，法夷和美夷必将感激tian朝大皇帝，将来还可以利用他们，对付英夷。更何况，通商贸易的饼就这么大，当时他们认为清国的进出口贸易就是个有限的饼，与其让英夷独食，不如让他们三家夷分食。 不应该用后人的标准指责当年的抚夷派，那是他们基于他们的历史背景，作出的他们认为最利于国家的选择。 说完这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内容，我们来回顾鸦片战争的成因。 解读历史，应该避免阴谋论，也是中国古人所谓“诛心之论”。什么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用鸦片改变贸易逆差，用战争打开市场门户。。。凡此等等，都是不看客观事实，用自己的思维套路，去解读历史。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阴谋存在，万恶的帝国主义那得下多大的一盘棋啊？这盘棋布局都要过百年，还要保证清国的官吏普遍腐败，而且清国社会各界吸食鸦片。这些阴谋论，有一条真正的客观依据么？那个国家的那个议员，提过这样的动议？那个君王，有过这类的国策？连东印度公司，都没有过策略，要通过出售鸦片，改变贸易逆差。 解释鸦片战争的成因，非常简单。就事论事，用客观事实作依据。 林则徐严禁之初，就知道官吏们不可治理肃清，要严禁，唯一的办法，是从源头杜绝。 而根据他的判断，洋夷很好收拾。他不能收拾官吏们，但是他可以治服洋夷。他的作法，以前的官员们屡试不爽，断水断粮，逼洋夷就犯。 可是问题是出在洋夷变了，近代欧洲历史，是现代国家形成的阶段，社会走向职业化分工，原来作买卖同时还打仗的东印度公司，不需要再自己提供武装保护自己。他们纳税，就是购买国家的服务。商人们纳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武装保卫。林则徐禁烟的时候，偏偏就赶上了这个变局，他面对的不再是以往的东印度公司，而是英国的全权公使义律。 林则徐和义律之间，基于双方文明体系的太大差异，冲突加剧，一直到发生在英国看来，冒犯英国国家尊严的行为，发动报复战争，这就是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 说完鸦片战争的起因，我们再看鸦片战争带给清国什么？ \1. 鸦片战争的战败，极大的加重了清国农民的负担。战后虽然没有合法化鸦片买卖，但是鸦片走私贸易问题从此更加严重，到1850年代以后每年输入的鸦片数量已经超过7万箱，白银外流加剧导致银价飞涨，铜钱贬值，必需要靠铜钱兑换白银纳税的亿万农民等于被加重了赋税。 \2. 鸦片战争的赔款和战争的费用，导致清国出现财政危机，到1860年之后，清国的国库已经耗尽，从1860年起，中国历任中央政府都是靠举债度日，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为解决财政问题，清国政府增加了对农民的税收，更加剧了农民的负担。 \3. 教禁的开放，大批有宗教热忱的新教传教士拥入，虽然还被限制在通商口岸之内，但是新教思想的传播，开始动摇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直接的效应哦。 \4. 虽然影响到的面积很小，但是通商口岸周边地区的传统手工纺织业出现衰退，受到进口外国衣物和纺织品的冲击。 \5. 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外贸中心，丝绸茶叶主要出口地从广州变成上海，因为商路的改变，导致数以万计的苦力，运输业工人失业。同时鸦片战争期间，两广和湖南所招募的乡勇水勇被遣散之后，成为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两广地区，匪患四起。 对于皇帝和广大士人而言，这场战争，是场挺窝囊的战争。但是整体来说，这就是蛮夷造反，剿灭镇压的代价太大，改作招安吧，并没有触动到清国的官僚和士人们。 林则徐虚报的七战七捷战功，和他后来再没有和英夷交战过的事实，留下了一个神话。洋夷并不可怕的啦，要不是琦善这个卖国满奸捣乱，林大帅早就剿灭洋夷啦。 这个神话的破灭，要到1860年，当时清国公认最能打的僧格林沁和他所率领的公认最视死如归骁勇善战的蒙古军队完败于英法联军之手。 到那时候，清国的有识之士才意识到，啊？洋人的武力这么强大，是比清国强大的太多啊。 鸦片战争制造的另一个神话，是三元里大捷，所谓民心可用，这个神话一直存在到义和团。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士人们都还沉浸在井底之蛙的自信里呢？倒也不是的哦，清国这么多士人，总有几个超越同时代的人物嘛。 当时有一个人叫魏源，他是林则徐的好朋友，根据林则徐送他的四洲志和其他材料，编著了一本书，叫“海国图志”，系统性地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 这本书中，有两个明显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的观点，1. 洋夷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野蛮残暴未开化的蛮夷，他们有自己的文明，只是这套文明的表现，不同于中国的儒家文明。2. 洋夷的军队强大，不仅在于洋夷的武器装备，更在于洋夷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方法。他以此提出一个口号，“师夷之技以治夷”，系统性地学习西方人的 魏源的说法，当然得不到主流士人们的认同，士人们还沉浸在井底之蛙的自信力，对于洋夷依旧是鄙夷和不屑，鸦片战争之后的20年，可以说是清国“失去的二十年”，因为一直没有任何变革的意愿和行为。 随着外国人可以学中文和传教的政策，大批满怀宗教热忱的新教传教士拥入清国通商口岸，新教开始在清国传播。 最初信仰新教的清国国民，绝大多数是底层的穷人小百姓，包括洋教士所雇佣的厨子仆从那些的。社会底层的小百姓，一方面没有士人那么强烈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约束，另一方面觉得洋教士平易和善，很容易就归信了新教。 在当时，一个有地位的人，别说信洋教啦，接触洋夷那都会被人瞧不起。钦差大臣耆英和洋夷一道吃了顿饭，朝野哗然啊，耆英赶紧的上奏表白，人家这是迫不得已啦，偶尔接触一下，以便了解些夷情嘛。 其中一个学徒出身的梁阿发，成为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的新教牧师，为了方便传教，他把用浅显易懂的文字，把新教的圣经重要章节和教义，写成一部书，“劝世良言”。这本书，就是日后拜上帝教的起源。劝世良言这本书，基本是比较忠实地翻译了新教的圣经和主要教义，但是你也懂的啦，梁阿发自己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和神学培训，他所写的书里，是有一些内容是他自己的理解。比如他认定了，魔鬼撒旦，那就是老蛇。这可不是新约的主流神学概念，可是洪秀全所理解的新教，那就是靠这书啊，他自然痛恨魔鬼，痛恨老蛇，进而你懂的，痛恨龙，嘿嘿。

​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01 17:14 洪秀全，是一个客家人，他的出身是客家人，其实蛮重要的。客家人的最初起源，至今众说纷纭，在清国的时候，客家人和普通汉人的习俗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最突出的有两条，第一个是拾骨葬，就是人去世以后埋在地里等肉腐烂了，把遗骨取出来，另外埋葬。第二个不同是在裹脚上，从明朝开始，汉人的女人是都要裹脚的，而客家女人从来不裹脚，而且还和男人们一道下地干农活。客家人显然是汉人里的一个有自己传统习俗特征的族群。 ​ 之所以被人们称作客家，因为当地人说他们是外来的，跑这里抢土地的。这就类似台湾所谓的本省人，说1949年后迁入的大陆移民作外省人，一个道理。 ​ 历史上，客家人不仅只能在贫瘠的土地和山区里谋生，而且常受到所谓土家人的排挤和欺压，逼急了，如果双方打起来，发生大规模械斗，官府一般也是偏袒土家人。一方面官员们自己多多少少也歧视客家人，非我族类嘛；另一方面旧社会当官的常识就是，不得罪势力强大的一方嘛，所谓为官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 按今天的说法，客家人就是当年的弱势群体，一直受到当地土籍和官府的欺压。 ​ 1814年，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客家农民家庭里，家里经济条件挺不好的，因为孩子多啊，五个娃。但是这孩子从小就表现出读书的天分，父老乡亲们都觉得这娃将来能有出息，考上科举光宗耀祖，家里也省吃俭用供着他读书。 ​ 科举考试那其实真的是难度相当大的，1837年，第三次考试失败，打击太沉重，洪秀全大病了四十来天，中间还高烧昏迷过。这场病过去之后，这娃就开始有些神叨叨的了。据他自己后来的说法，他在病中见到耶稣给了他一把斩妖剑，上帝命令他除妖。 ​ 1843年的时候，他第四次科举失败，这下真急了。难道就靠这么着边教私塾边种地混个温饱？ ​ 他翻出了1836年的时候，去广州考试的时候得到的一本“劝世良言”，这下开窍了。当了不了官，也可以作领袖啊，作宗教领袖，嘿嘿。 ​ 他就开始自己在乡下传洋教啦，而且还挺坚定的，砸了自己私塾里的孔子牌位。当时的乡下，那接受的了这些啊，洪秀全不但没有发展处多教友，还遭到乡里人的排斥，他被迫离开家乡，去广西传教，但是跟着他一起去的，有另外一个教私塾的冯云山。 ​ 一般来说，新教的各教派，都叫“会”，圣公会啦，浸信会啦，长老会啦，这会那会的，洪秀全自己传洋教，就取名叫“拜上帝会”。可是他们哥俩在广西传洋教传了半年，也没几个人信。洪秀全觉得那是自己理论基础还不够扎实，留下冯云山在广西传教，他自己回广东加强理论基础学习和研究去了。 ​ 1847年，他专门跑到广州找到美南浸信会的牧师罗孝全学习了几个月的圣经，然后要求受洗。 ​ 传统的新教教派，如果要给教徒施洗，一般都要先考核一下信徒的信仰内容，如果来了就洗，那不成了洗澡了嘛。罗牧师就开始考查洪秀全的信仰问题啦，越问越觉得这哥们儿邪乎，于是就不给洪秀全施洗。 ​ 要知道在那时候，会信洋教的那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小百姓，洪秀全这样的私塾先生，那算大知识份子啦，罗牧师居然还拿堂？那洪秀全当然觉得受侮辱了，你不给哥施洗？哥自己创个宗教出来！ ​ 从这以后，洪秀全搞的就不再是洋教啦，而是山寨版的洋教，拜上帝教。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嘿嘿，上帝是天父，耶稣是天兄，洪秀全是天弟，牛吧？牛大发啦。 ​ 洪秀全离开广州再回去广西找冯云山，此时冯云山已经转到了紫荆山区里传教，这里是偏远贫瘠的山区，有大批客家人，有的种地，有的烧炭，都是些受当时社会欺压歧视的穷困民众。 ​ 宗教不仅给了他们希望和安慰，而且能让他们抱团对抗那些欺压他们的人们，拜上帝教迅速在他们当中推广开了。 ​ 拜上帝教越传越广，还到处砸各种庙宇，引起了当地士绅们的注意，就把冯云山给抓起来了，扭送官府，罪名是聚众造反。洪秀全挺有能来事的，一看这是要吃官司了，就假装说要去广州拖关系捞人，自己颠儿了，逃回了广州。 ​ 洪秀全逃了，冯云山被抓了，教众们群龙无首啊，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神人，杨秀清。杨秀清是个烧炭的，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特别能打架，而且为人仗义，原本就有相当的群众声望。他出来玩了一手，一下就把大家都给震住了。 ​ 民间迷信里，一直有降神的玩法。什么叫降神呢？就是神仙附体，口里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乌龟王八都显灵，念着念着，口吐白沫，满地打滚，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能作的出来。但是一般的神人们玩降神，那就都是些狐狸精啦，黄鼠狼啦那些的小妖俯身，日后的义和拳，那最多也就是猪八戒啦，赵子龙啦那些的。可是这杨秀清不一样，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降神的档次相当的高，他一上来，那就是上帝俯身。天父显灵啊，这大家伙还能敢不服么？这一下，人民群众就团结在天父显灵的杨秀清手下啦，大家凑钱找知县，潜规则了一吧，冯云山就被放了出来。 ​ 等洪秀全听说风头过去，再回来的时候，局势就有些改变啦。从此杨秀清只要一显灵，那就是天父上身啊，他反而比天弟洪秀全高一头了，哈哈。当然，杨秀清也不可能一直处在显灵状态，那不仅是个技术活儿，更是个体力活。绝大多数情况下，洪秀全还是头儿，他是天弟嘛。 ​ 经过这场风波，拜上帝教势力更加壮大，富豪石达开和韦昌辉也都加入进来，他们虽然挺有钱的，但是也都是属于被欺压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加入不仅带了钱财，而且还带了组织管理经验，石达开自己就曾经组织带领过大规模的客家人械斗。 ​ 当时广西匪祸四起，官府镇压乏力，民众又受土匪和官府双重压迫，本来就有许多苦不堪言的穷人。眼看时机成熟，1850年夏天，实力日益壮大的洪秀全，就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公然举兵造反了。 ​ 因为太平军是剪辫子留长头发的，当时的民间称他们作长毛，这是中性的称呼。 ​ 贬义的就是长毛贼啦，长毛妖人啦，那些的。而又因为洪秀全他们这些领头的，都是广东人，所以也有的称呼作粤匪，粤贼的。 ​ 正面的称呼呢，就叫太平天国起义啦，大家都熟悉的。 ​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成规模的民间造反，都是宗教性质的。 ​ 有点文化的边缘知识分子，拿一个宗教流派，加些自己的理解，再加些法术那些的，就可以创出一个民间宗教。这就有了凝聚人心的思想理论，同时也有了管理约束部队的组织结构。 ​ 但是洪秀全这次的宗教组织造反，因为是山寨版的洋教，所以有了许多对中国传统而言，革命性的冲击。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01 17:14  洪秀全要建立的是太平天国，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天国这个词是圣经里的概念，也有的翻译作神的国。欧洲中世纪一直到近现代，包括美洲早期清教徒时代，一直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却是第一次出现。比如清国，大官和小百姓要信佛教，要信喇嘛，要信道教，国家并不干涉。太平天国不仅以拜上帝教的教义统治国家，订立各项制度，而且还使用基督教传统的太阳历，开创了七天一个星期的制度，并且规定了，安息日必须作礼拜。
太平天国把圣经里的十诫翻译作十款天条。后六条，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窃，不贪婪这些圣经十诫内容，和中国世俗传统的道德伦理并没有不同。但是前四条则是敬拜上帝，以及禁止一切异神偶像崇拜。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观音庙啦，龙王庙啦，佛庙啦，道观啦，孔子庙啦，凡是有烧香崇拜的，统统摧毁。对于中国民间迷信传统而言，这又是个革命，这其实就是最早的破四旧啦。
圣经使徒行传里，记载了初期教会时代，是实行了财产公有制度的，教众自愿把土地财产奉献出来，由教会领袖统一管理支配。洪秀全把这个内容加上自己的理解，开创了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所谓圣库制度，就是禁止私人拥有财产，所以财产上交圣库，平常穿的吃的和零花钱那些的，由圣库发放分配。公有制啦，亲们。一切财产归太平天国所以，禁止任何私有财产。包括日后所颁布的***田亩制度，其实土地的产权，也是天国所有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那是相当相当吸引劳苦百姓的口号啊。
太平天国不仅把私有财产的传统给革命了，甚至把私有家庭都给革命了。太平天国实行男营女营制度，男女分开，不得行夫妻之道。这一条规定一直维持到1855年，算是抗不住啦，杨秀清天父附身显灵都不管用啦，这才下令解散女馆，恢复传统家庭。
中国传统一直是孔孟之道为主干的，太平天国把孔孟之道也革命了。儒家经典全部是“妖书邪说”，严禁流传，谁要敢读儒家的书籍，宰掉。中国历史上最早丑化侮辱孔子的，不是五四，更不是新中国啦，而是洪秀全。他号称他亲眼看到的哦，天父暴打孔子，因为孔子的学问把人们都教坏了，打的孔子嗷嗷叫，满世界乱跑。批孔废儒，这也是太平天国的一项革命性举措。
洪秀全更是明确喊出了种族革命的口号，讨满檄文里，洪秀全非常愤怒哦，悲情控诉满清四大罪状，1. 乱了中国人的发型服饰；2. 好姑娘全让满人给霸占啦，“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3. 乱了中国人的制度。4. “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这是说乱了中国人的话，都学说北京话啦。
太平天国起兵造反之后，许多交困苦难的客家百姓蜂拥而至，声势迅速壮大起来。
洪秀全告诉大家，如果战死在战场上，那就是登仙啊，乡亲熟悉吧？这就是传说中的宗教战争哦，圣战哦。太平军战士们，那作战可勇猛啦，视死如归，死了可以登仙哦。
清国朝廷调动大军围剿，太平军一路北上，一直打到岳州的时候，突然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据说许多是当年吴三桂造反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一下军威更猛。
1853年1月太平军攻陷重镇武昌，3月19日，太平军攻陷江宁，当时江宁城内有五千八旗军驻防，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大约有四万多满人。太平军攻陷南京内城之后，把俘获的满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全部虐杀。
洪秀全改江宁作天京，定都于此，皇上帝那是天父啊，洪秀全是天父的小儿子，当然不能称皇帝啦，那是不孝顺嘛。洪天弟登基称天王，此时太平天国已经占据了清国的六个省份而且包括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这时候中国之内出现了两个国家啦，一个是大清帝国，另一个则是太平天国。
早在太平军攻陷武昌的时候，英国已经注意到这股力量啦，这不像是简单的流寇，这可能真的要推翻清帝国啦。
4月份，英国公使文咸到达天京来探探情况。文咸本来是想会见洪天王的，可是洪天王说，朕是上帝的小儿子哦，地球人都归朕管哦，地球人类见朕都要三叩九拜哦，这才合乎规矩嘛。文咸公使一听都傻掉啦，这不听说你们是信洋教的么？哦，闹了半天，是山寨版的啊？文咸当然拒绝了磕头的要求，不见上帝的小儿子啦。
但是文咸也没白跑这一趟，他见到了石达开和韦昌辉。这哥俩还算客气，没要他磕头。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会谈，太平天国说，洋弟兄，欢迎欢迎哦。我们这里不是满妖的地盘，俺们太平天国最欢迎洋弟兄啦，啥限制都没有，要通商就通商，洋弟兄要来随时欢迎哦。文咸一听说太平天国全国都可以自由出入通商啊，高兴的又冒了个鼻涕泡泡，乐颠颠地回了香港。
乡亲们也许要问啦，文咸怎么没有跟太平天国签署条约啊？这就是英国夷的心眼啦。
当时英国和清国还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虽然清国没有外交意识，可是英国人有啊。这要是和太平天国签署条约，那不是悍然干涉清国内政了嘛。至少在法理上，太平天国那是清国内部的一场造反。
文咸建议，英国应该静观局势发展，等局势明朗了再表态，这时候应该宣布，对中国内战，持局外中立立场。
不过文咸同时也在给外相的信里说，这太平天国看着气势旺盛，再这么打下去，估计清国就要亡国啦。这些人有些妖里妖气的，而且生活作风糜烂奢侈，不像正派的基督徒，如果他们征服了全中国，我们英国人可得小心些。
就这样，英国政府宣布，对清国正在进行的内战，持中立立场，不偏袒任何一方。
英国之后，法国和美国公使也先后访问了南京，回来之后的结论都和文咸的差不多。
于是英法美三国，都宣布持中立立场，不帮助清国镇压，也不帮助太平天国，不介入内战。
但是太平天国对洋弟兄那是持欢迎立场的啊，于是乎大批传教士，洋商人，就开始进入太平天国啦。那些传教士们都对各国的政府非常的不满，这是俺们洋教的弟兄啊，你们也不说着帮帮他们。当然，这是这些洋教士最初的立场，嘿嘿，他们当初真就以为拜上帝教是正派的洋教的一个教派呢。
另一方面呢，太平军那本来就觉得自己是信洋教的，对洋玩意儿当然不排斥，还颇有亲近感，于是开始大批配置洋枪洋炮。这样一来，太平军的战斗力就更强了，照这么发展下去，估计着清国是快亡国啦。

这时候一个读书人曾国藩站了出来，挽救了清国亡国的命运。 曾国藩1811年出生在湖南湘乡，他考科举三次终于考取了进士，曾经是当年驰禁派领袖军机大臣穆樟阿的得意门生，曾经任礼部侍郎。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根据儒家的传统他要尽孝道，辞官回老家乡下守丁忧。他虽然没有林则徐那么大的全国声望，但是在湖南地方上，他也算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士绅。 眼见到太平天国声势日盛，再这么打下去，国家就要亡国啦，他站出来，组织乡勇团练剿匪。1845年，他发表“讨粤匪檄”，一面是向太平天国宣战，一面是激励清国全天下的读书人为挽救国家而战。 在檄文中他告诉大家说，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礼仪人伦，诗书典则，这马上就要被根除啦，这可不仅仅是我们清国的灾难，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孔孟之道的灾难。孔子孟子都在九泉之下痛哭，但凡是读书识字的乡亲们哪，难道我们大家能够无动于衷吗？！ 太平天国要根除孔子的教导，曾国藩说，俺们读书人和粤匪不共戴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这大清国都快亡国了，读书人岂能袖手旁观。 他办的乡勇，后世称作湘军，曾国藩派自己门下的学生们分头回自己老家乡下去招募农民，就类似当年戚继光招兵的办法，不要兵油子和农村的混混，就招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同之处在于，戚家军是军人办的，湘军则是读书人办，用典型的儒家传统教化治理军队。曾国藩自己是主帅，同时又是导师，用旧中国的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支柱，同时用传统的宗亲观念和乡土观念加强军队的凝聚力。所谓打战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 湘军与太平军之战，这么着就搞成了儒教和山寨版洋教对战的意思，哈哈。 当时清国国库穷的叮当响，湘军必需自筹军饷，军饷怎么来呢？前面曾经说过，清国作买卖的，从来不用交税么？曾国藩向商人们收税，叫“厘金”，用于供养湘军。这倒不是他的开创，是太平天国闹起来的时候，扬州哪里先开始的，向商人收厘金作军费，此后厘金成了一个制度。 曾国藩一个读书人，那里会打仗啊，所以一开始屡战屡败，他自己一度都投水自尽了，被左右给救了起来。但是他有那骨子勇气和坚持，屡败屡战，一来二去的湘军也越打越勇猛，军队也越打越大。 曾国藩看准了太平天国是沿长江一线摆开的长蛇阵，他的战略就是沿着长江从上游往下游打。可是太平天国占据着江南，那里是清国最富庶的地方啊，朝廷一直逼他尽快收服。他于是推荐他的门生李鸿章，去安徽老家照办湘军的办法办淮军。 曾国藩是旧传统标准里的道德楷模，品行端正，一丝不苟的，严守名教规矩。可是他的学生李鸿章就不太一样，李鸿章属于比较能来事的人，圆滑变通的多。因此淮军的构成呢，就有些唯才是举的意思啦，哪怕是土匪啦，兵油子啦，能打仗的，淮军就都要。 清国建国开始，就一直不信任防范着汉臣，但是太平天国闹的天翻地覆，八旗军和绿营都无力镇压，总不能眼看着亡国吧。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汉臣就在剿灭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壮大起来。汉臣势力的兴起，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国皇朝。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内部又起了内讧。 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后，看到这繁花似锦的花花世界，美女如云啊，立马的，就娶了一大堆的媳妇。有乡亲们问啦，不是说太平军是禁欲的么?连国内的小百姓，夫妻都得拆散，男归男营，女归女营么？洪天王怎么能娶这么多媳妇啊？问这话的人，有点常识好不？那说的是小百姓和中下级军官，他们能和天王和北王东王各种王比吗？ 太平天国的排场和等级程度，那绝对比清国阔多啦。史书上说的啊，东王杨秀清要出门，从南京城东门进城，前面的都走出西城了，东门那头儿，队尾还没进城哪。您瞧瞧，要比派，清国的皇帝，那根本不是个儿。 天王一般不出门，那么多媳妇儿忙不过来啊，成天就窝天王府里，天王府金碧辉煌豪华壮丽，据说规模比北京的故宫还大。里面没太监，全是女官，一般是三千多女官，最多的时候达到过六千多。洪天王其实是当年第一宅男，据说从搬进天王府之后，就只出来过一次，宅吧？ 洪秀全成天宅在家里玩些少儿不宜的活动，日常的国事就由九千岁东王杨秀清来处理。有一天，天父又附身杨秀清身上，说是东王发育啦，又长了一千岁，以后东王也是万岁啦。洪天王虽然是宅男，但可不是傻宅男，一看东王这是要平起平坐了，密招一直就看东王不顺眼的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和翼王石达开诛杀杨秀清。由此引发天京事变，起了内讧，各个王都被杀光啦，死了好多人，最后石达开也带着自己的人马逃离了洪秀全。 天京事变不仅是死了几个王，关键是，信仰破灭了。中下层的太平军看明白了，什么天父显灵，全是忽悠啊。这下宗教热忱一去，人心就开始散啦。太平军刚起兵的时候，有宗教热忱，不仅视死如归，作战玩命，而且军纪还真的一直不错。从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军的军纪就开始涣散了，也就回归成传统的匪寇了，抢钱烧杀的勾当就开始多啦。 太平天国虽然颁布过***田亩制度，但是事实上基本就没有执行过，国家也没有一个正经的后勤运输制度，军队出去打仗，粮食供给那些的基本靠抢。江南一代许多有钱人和穷人为躲避战乱，逃往上海，带来了上海的第一次繁荣。 1860年的时候，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在这里遇到了华尔和他的洋枪队。华尔其实是中国人，正经的清国国民哦，乡亲们。 当时英国和美国官方怕他和洋枪队介入清国内战，曾经逮捕审判过他，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哥是大清国民，精忠报国，你们英国人，不要悍然干涉阿拉清国内政，谢谢。庭审法官当时就被他给雷到了，这货中文都不懂，还居然是清国人？后来一查，他还真是加入了清国国籍的。 当太平军逼近上海的时候，清军溃散，当时的苏松道台出面，富商们出钱，办团练保卫上海。经人推荐找到了华尔，让他当教头招募乡勇团练，这就是洋枪队的起源。最初的洋枪队，主要是华尔和他招募的一些美国英国混混作军官，菲律宾人作战士，人数不过百来人。后来华尔开始扩大规模，招募大批清国小百姓进入洋枪队，用洋人的军事训练方法加以培训。洋枪队日益壮大，屡次以少胜多，击退太平军，赢得了“常胜军”的名头。 洋枪队和后来的常胜军，主要的士兵是清国百姓，其性质则是清国的乡勇团练。后来被编入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成为淮军的主力作战部队之一。淮军的士兵训练，开始使用洋方法，连口令都是安徽腔的英文，嘿嘿。 1862年2月，清廷发布上谕，借师助剿。英美放弃中立立场，介入清国内战，帮助清国镇压太平天国。 1862年9月，华尔在慈溪阵亡，继任者白齐文居然劫掠军饷，后来出逃加入太平军。李鸿章请英国派军官戈登接任常胜军首领。从此淮军的训练和战术又上一个层次，战斗力迅速提升，相继收复江浙地区。 1864年7月，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破之后，湘军杀尽城内残余的太平天国军人和百姓，据说有十万多人被屠杀。太平天国灭亡。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呢？这又到了毁三观，正三观的时候啦。嘿嘿。如果按照旧的传统历史陈述的标准，太平天国可以说成是拜上帝教乱。一群拜上帝教徒发动的暴乱，就和川楚教乱，天理教乱，甘陕回乱，一回事情。 把太平天国说成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农民起义”，这是用现代的人标准，去解说评价古人，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逻辑上的问题，我们估计接受这种方法，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评价一下太平天国。世界观，价值观很重要哦，同样是现代人，也会有不同的三观嘛。 先说破除迷信传统，太平天国是使用国家暴力，强行剥夺了百姓的信仰自由，这种方法就是错误的。更何况，用暴力剥夺了百姓信仰自由之后，又用暴力强加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愚昧迷信给百姓。这算破除迷信么？龙王爷和天父附体，那个更迷信？ 太平天国声称废除孔教，但是事实上，太平天国的各项等级尊卑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约束，更远胜过明清礼教，太平天国那里有反所谓的封建传统？ 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废除私有财产，废除传统家庭，本身就是违背传统人伦，更何况在实践中，只是剥夺了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私有财产，供极少数上层领袖穷奢极欲，荒淫挥霍。 太平天国的tian朝田亩制度，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这是其一。其二，tian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宗教国家制度，剥夺了民众信仰和教育的自由。所以产权归天国所有，事实上，就是归天王这些权贵统治阶层所有。 洪任玕的资政新篇，内容里有许多西方的现代社会理念，有许多正面的主张，这套理论是和tian朝田亩制度完全对立矛盾的。但是资政新篇从来没有被太平天国认可过，更没有执行过。资政新篇是明确保护私有财产的，甚至都引入了西方的“专利”制度，这是完全和tian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相抵触的嘛。 太平天国的反满口号，完全是鼓吹狭隘的种族主义，人为的制造中国的族群对立和仇恨，这和纳粹的区别在哪里呢？ 最后说到所谓的反帝，太平天国一直和西方列强眉来眼去，勾三搭四，反帝之说，从何说起？反清帝国主义？胡林翼围剿太平军的时候，洋人的轮船还在给太平军运输粮食呢。是不是可以说，在西方列强来临的时候，太平天国勾结西方列强，削弱清国？ 太平天国是一个军事国家形式的民间宗教叛乱，这个怪胎，给清国造成灾难，给百姓带来灾难。有学者估计，太平天国教乱，至少导致了三千万清国国民的死亡。 说完太平天国，要回过头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啦。 1843年的南京条约之后，清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夷商们满怀希望，清国开了五口啦，这下作买卖要搞大了。可是事实上，除了鸦片的贸易额增加了，其余的贸易额反而减小了。 五口通商之后的发展是，包括广州在内的四个口基本是废了，而上海开始蓬勃发展。 到1850，宁波只有19个洋夷居住，福州则是10个，其中有7个是传教士，广州和厦门基本没有洋夷居住。厦门的贸易，主要是清国人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那本来就是福建的走私贸易，现在合法化了，夷商基本无法插手。英国商人主要的买卖是劳工运输，把招募到的苦力劳工运去古巴等地的甘蔗种植园作苦力。 后世发展起来的上海本来是黄浦江边的农村，远离松江，当地没有庞大的士绅势力，也就不存在仇夷排夷的民间势力，发展迅速。 初到上海的洋夷们其实是在城里小百姓家里租房子住的，上海道台和士绅都觉得这可太不妥当啦，管理起来也不方便；而且和开放包容的唐宋元完全相反，闭关锁国的明清两朝，讲究华夷之防，华夷杂居，那不是教坏了纯洁朴实的小百姓了嘛。 洋夷也觉得城里卫生条件差，乱哄哄的，希望能够在城外自己租块地盖房子住。于是1845年，双方签署了“上海租地章程”，这样一来，不仅洋夷们高兴；清国的人们也都很满意，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办法，从此开始了各地洋人租界的历史。 发展到1850年，上海租界内已经有了一百多户的夷商家庭，还有五个洋夷医生家庭，和十七个传教士家庭。 而在广州，则是和上海完全相反的局面，广州城里没有一个洋夷，事实上，广州城里，洋夷根本就没有进去过。 鸦片战争中，英军在广州是打过仗的，战火一起，那一定是有死伤的。清军用火攻夜袭夷舰，没烧到夷舰，倒是烧了一大片民房，可是这笔帐，那得算到洋夷头上吧？就说所谓的三元里大捷好了，虽然中国的学者们没去认真研究过百姓的伤亡，但是估计过去，可能是死伤相当惨重的。不少民间百姓和英夷，那是有血仇的。 另一方面，广州和厦门福州宁波一样，当时已经是很成熟的大城市，有庞大的士绅阶层存在。这些人，在百姓之中，那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本来清国实际管理统治百姓的，那就是这个士绅阶层。而他们对洋夷，则基本就是鄙夷和敌视的心态，他们组织起了各地风起云涌的民间抗夷斗争。 士绅们鄙视仇视洋夷其实很好理解的，一方面这帮子洋夷靠武力逼着朝廷签了城下之盟，他们忠君爱国自然敌视这帮洋夷，要不是琦善那厮里通外国开门揖盗，林则徐大帅早就剿夷成功了。另一方面，他们有限接触到的洋夷，表现出来的行为实在是堕落野蛮，毫无教化。 耆英不是曾经私通过洋夷么，他还跑去和英夷一道吃过“大餐”。据他回来说的，洋夷的媳妇，还居然跑出来大摇大摆地和耆英一道吃饭。这洋夷叫不懂起码的规矩礼数，这女夷叫没有起码的廉耻之心。林则徐自己到澳门，还听说，这帮子洋夷，居然是男女交往，自己选择婚配对象！这这还有没有男女之防啦？这这还有没有父母之命啦？这非但是毫无廉耻，简直就是忤逆不孝啊！ 近墨者黑，近猪者痴！ 士人们洁身自好，谨守华夷之防，不理睬不接触这帮子夷人。可是小百姓那是愚民啊，这要是由着这帮道德堕落的洋夷跑进城里来和小百姓住一起，和小百姓接触交往多了，这风气不就堕落败坏了嘛。当时的士人们是有责任感的，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忠君思想，都使得他们出来组织发动小百姓，抵抗这些洋夷。 1850年的时候，福州城外来了两个洋夷，一个是传教士，一个是医生。最初的洋教士呢，一般都是靠办医院啦，办教育啦，这些方法来吸引清国的小百姓。洋夷们会看病，而且还有办法帮人戒鸦片，慢慢的名气就大了起来，跑来找他们的也越来越多。他们就向县令提出来，要方便百姓嘛，希望能在福州城里居住，这要求听着合理，县令就批准了。 当时林则徐已经退休之后回到福州作士绅，听说居然有两个洋夷跑到福州城里了，还租了乌石山的一座叫神光寺的破庙居住。这怎么可以容忍？朝廷怕你们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县令也怕你们允许你们进城居住。可是俺们百姓不怕你们洋夷！ 林则徐对付洋夷，那轻车熟路啊，马上领导当地的士绅们开始民间抗夷斗争。一方面写信给英国领事，严重警告英夷，要求立刻强行驱逐这两个洋夷出城。另一方面，发动人民群众啊，办团练乡勇，甚至已经作好准备要歼灭来犯之洋夷了，林则徐还真巡视检查了闽江口的海防炮台。 县令那敢管这事啊，林则徐林文忠公，那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人物，而且退休前是总督级别的封疆大吏，县令知道这事不能这么办，可是也不敢说啊，赶紧的跑去找福建巡抚徐继畬。 徐继畬那其实是当时脑子非常清楚的士大夫，他曾经写过一本书“瀛寰志略”，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而且他的见识，更超过了之前的魏源。 徐继畬觉得，洋人的强大，并不是武器练兵作战方法那么简单，洋人的强大，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好。他甚至还称赞美国的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他觉得，美国的华盛顿，自己带兵打仗夺取了国家却不作皇帝，而开始了不世袭的共和国，治理国家，不靠武力强大，而是靠的善良美德，这样的人物，是古今中外头一号的伟大人物。 当然，这些话他是私下里说，公开可不敢说，朝廷上更不敢说，那不成了卖国贼了嘛，嘿嘿。 徐巡抚觉得一方面告诉林则徐应该慢慢想办法赶走洋夷，免得冲突加剧冲突扩大；一方面另暗中下令，告诉福州小百姓三不，第一不准去帮洋夷干活修房子，第二不准去听洋夷传洋教，第三不准去找洋夷看病。慢慢地用这个办法逼走了洋夷。 当时福州城里的爱国学生们，就包围了洋夷居住的寺庙进行恫吓威胁。英国领事要求清国官府保障英国臣民安全，徐继畬就派兵在那个寺庙巡卫，免得闹出大事。 林则徐则联络福建和北京的官员士绅，弹劾徐继畬卖国，这事情闹大啦，最后不仅被罢了官职，而且身败名裂，当时士人们都说他是卖国贼。 如果说，福州只是百姓抗夷，而巡抚卖国的话，那么广州就更猛啦。广州是官府和百姓都抗夷！都倍儿爱国。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清国依旧没有外交概念，但是毕竟意识到，夷务是要有个专门的大员来管理的。于是当时的体制是，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主理夷务，两江总督副之。 最初的钦差大臣是耆英，他也意识到广州民间的仇英情绪，那时候还发生过乡民暗杀洋夷的事情，耆英只能秉公办理处置凶犯啊，可是朝内的清流言官，居然弹劾他这叫“抑民奉夷”，意思就是压制民间的爱国行为，巴结迎合洋夷。 洋夷坚持要按南京条约的规定，进广州城来，民间士绅百姓则群情激愤，一定要抵制洋夷入城。耆英左右为难，他一方面怕允许英夷进城，激起民变，另一方面在英夷那里，他也觉得难交代，那是南京条约上写明的啊。那就只能再虚与委蛇，继续忽悠之能事，能拖多久拖多久。 到1847年，英国人决定不忍了，派了炮舰开进内河，用武力威胁要求清国官府遵守南京条约，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这下耆英觉得拖不下去了，只好和英国人商量，你看现在广州城里群情激愤，你们现在非要进城，双方一定会起冲突啊，能不能再给我两年时间，让我缓解缓解百姓们的怨恨，那时候你们再来，这样更好吧？ 英国人听了，觉得耆英说的也有道理。 就这样，英国和清国官府约定了，过两年的预备期，1849年，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进入广州。 接下来，耆英请求调动工作了，这活没法干了，他估计两年之后，那就是要出乱子的时候，赶紧的跑吧。 接任耆英任两广总督的，是徐广缙，他的手下是广东巡抚叶名琛，他们都是林则徐的超级粉丝。上任的时候徐广缙就写信给林则徐，诚恳求教驭夷之法，林则徐告诉他“民心可用”。 徐广缙和叶名琛就开始组织地方士绅士大办团练，据说当时广州搞出了十万多的乡勇团练，声势浩大。 1849年到了，时任香港总督文咸来广州见徐广缙，广州城外聚集起数万保卫广州，不许英夷入城的爱国乡勇。这么大的场面，文咸还真被给吓到了，民间百姓这么大反应啊？那么只能再等等啦，等到民间怨恨没这么强烈的时候，再谈进城这事吧。 从此之后，民心可用，发动群众对抗洋夷，就成了清国官府的一项利器。这是俺们清国民间百姓的意思啊，你们洋人，总得尊重俺们清国民间百姓的感受吧？ 但是事实上，这些展现给英国人看的所谓民意，全是士绅和官府在组织忽悠的，因为日后真的开战之后，英国人在广州城内大街上走着，根本没有百姓表现出任何的敌意行为。 徐广缙马上上报朝廷，广州官民同心协力抗夷成功，同治皇帝一听可高兴了，赏了徐广缙子爵，叶名琛男爵，同时赐广州百姓“众志成城”御书。 咸丰皇帝，对夷务的态度和他的父亲不同，上台后就下诏宣布抚夷派的罪状，看样子，朝廷的政策，这又是要抚夷为剿夷了。1852年，坚定的剿夷派叶名琛接替离职的徐广缙出任两广总督，主理夷务。 叶名琛自认为驭夷有术，而且还别说，当时各地处理夷务的清国官员都觉得叶总督是个能臣。 叶名琛如何办夷务驾驭洋夷呢？我们来看看可怜的马歇尔的遭遇，嘿嘿。 美国公使马歇尔到任的时候，要会见叶名琛递交委任书啊。衙役们先是告诉他总督在忙啊，改天再来，如此反复了多次之后，再告诉他说，叶大人出去剿匪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接见你啦。你可以去上海哦，去找上海道台，他们可以帮你转呈两江总督。马歇尔就颠颠地跑上海了，找到上海道台，要求上海道台转呈他的委任书。道台说，这事我那能管啊。马歇尔怒了，说你们这不是玩我么？我要去天津上访，找你们皇帝。 听马歇尔要去北京，上海道台赶紧的告诉他，您还是去广州吧，刚得到的消息，叶大人剿匪成功啦，您现在去广州，一定能见的到他。 等马歇尔再跑回广州，叶名琛也答应见他了，马歇尔又不需要见叶名琛了，为啥？新的美国公使麦莲已经到任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03 19:58 可怜的马歇尔被折腾了两年，楞是连委任书都没交出去，等待麦莲的命运是一样的啦。
麦莲到广州的时候，英国的香港总督也换了人，文咸离任，接任他的是宝宁爵士。宝宁爵士是有备而来的，带了军舰到广州，要求和叶名琛会面送交委任书，宝宁要求必须在官方场合，总督衙门里会面。叶名琛派人回复宝爵士，亲要是真的这么想见哥，就不能这么矫情嘛，非要在衙门里会面？衙门可是在广州城内哦，你进的来么？人民群众，群情汹涌哦，你懂的。宝宁没脾气啦，灰溜溜地带着军舰回香港了。
叶名琛把他收拾宝宁的策略和经过专门写奏折汇报给了皇帝，皇帝又龙颜大悦了一把。
大家还记得当年往厦条约里规定的12年之后再修约的条款吧？而根据英国和清国条约里的最惠国条款，清国给所有国家的“恩惠”，英国都有份。这样一来，就到了重新修订南京条约的时候了。
英国和美国的公使就来找叶名琛，亲，这到了修约的时候啦，咱们是不是该谈一谈啦？
怎么对付这些洋夷，叶名琛此时已经轻车熟路啦，反正就是各种推诿拖延啊，想找理由不在家不方便，那还不容易啊，拖死这帮洋夷。英美两夷被拖的没脾气了，就跑上海想去，想找两江总督谈这事，两江总督挺诚恳的，这事要归两广总督叶大人管啊，二位还是去找叶大人吧。一听说要再回广州找叶大人，英夷和美夷脸都绿了，这等到天荒地老，有没有机会见到传说中的叶名琛总督啊？要说他们还挺执着的，哥俩又北上天津去碰运气了，听人说直隶总督，那也是大官。这次去天津的路上，法国公使也加入他们了，三国公使一道去天津，下场可想而知，当地的小官告诉他们，这事俺们作不来主啊，你们还是得回广州去找叶大人。
这期间广州群众在士绅的带领下，继续爱国啊，和洋夷的冲突时有发生，洋夷每次要见叶名琛，叶名琛总是避而不见。
叶名琛是认真地相信，他找到收拾洋夷的好办法啦。军队打不过英夷，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当年在广州摆女人马桶阵的老将杨芳，那是清国的名将，平定川楚教乱，剿灭蒙古叛乱，打过多少硬仗狠仗。杨芳带着部队和英夷打了几仗，他就发现问题了。这仗没法打，清军的炮火根本还打不到夷舰，夷舰的炮火已经劈天盖地砸过来啦。这还不算啊，清军的大炮是固定在陆地上，打夷舰都打不着，英夷的大炮在水上飘着，晃晃悠悠的，居然还能弹无虚发，一打一个准。这不是妖术是什么？
叶名琛知道军队打不过英夷，但是他为啥不怕呢？因为林则徐教给他们另一个制夷之道，民心可用。发动民间百姓，把洋夷淹没在波涛汹涌的民众中。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不是有三元里大捷么？当时数以万计的各地乡勇赶往增援，当时英国军队和清国官府交涉，你们要是再不驱散这些百姓，英国军队就要开始屠杀了。广州知府余保纯赶紧的赶往现场，和士绅们交涉，让他们约束百姓，带各地乡勇回家。余保纯避免了一场大屠杀，但是在广州百姓眼里，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啊。他去主持南海县的科举考试，学生们都罢考，爱国学生们怒骂余保纯的汉奸卖国罪状，并且用砖头瓦片那些的武器把他给赶跑了。在广州各界百姓的控诉之下，余保纯也就丢了官。
而广州百姓则坚定地相信，如果不是余保纯遣散了乡勇卖国，人民群众根本不怕英夷。
叶名琛数次使用民间百姓对抗洋夷，屡试不爽，不论是文咸还是后来的宝宁，都只能铩羽而归。这更让叶名琛坚信，洋夷不可怕，只要发动百姓，办乡勇团练，就可以抵御洋夷。
从南京条约签署到现在，十多年过去啦，在英勇的广州民众保卫之下，洋夷楞就是没法踏进广州城。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是文明的冲突。当时林则徐的所作所为，按照他所处的历史背景，按那个时代的标准作判断，林则徐并没有错误的地方。英国人所列举的罪状，那就是文明的冲突，按清国的标准，那些都不是错误的，甚至是完全正当的。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则就大大不同了。
当年琦善从天津忽悠义律带兵回广州的时候，曾经告诉义律，不要担心，俺们清国大皇帝，至公至正，不论华夷。意思就是说，俺们清国的皇帝，是讲是非的，不会因为你是华人，或者是夷人，而区别对待。
可是南京条约之后，徐广缙和叶名琛主理的洋务，就算是按当年的是非标准，也是说不过去的。
首先，清国百姓暗杀袭击洋夷，难道不应该秉公审理么？耆英处置清国凶犯，居然被说成是“抑民奉夷”，从这时候开始，朝廷到两广总督的态度，就已经错误了。从至公至正，不论华夷，堕落成了，不论公正，只论华夷。
其次，信守承诺，这一样是儒家的教导。清国已经和英国签署了南京条约，许可英国人自由进入五个通商口岸。结果却背信弃义，组织发动民间百姓阻止英国人入城。
最后的一条，是关于修约的事情。一味的拖延不见，能解决办法么？洋夷可以漫天要价，叶名琛可以坐地还钱嘛。近代第一个清国外交家，琦善不就是通过自己的周旋和努力，和英国达成了穿鼻条约么？等到后面打起来，那时候洋夷只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逼着清国接受。
叶名琛没有意识到，他这么躲起来不见人的结果是，最后会导致外国人觉得，和清国是没法谈判的，只能靠打。而身处一线的英国领事和公使，更是一肚子的窝囊气，只要找到苗头，那一定就把事情往大了搞。

第二次鸦片的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两起孤立的事件。广西教案和亚罗号事件。广西教案，是非明显，是清国官府显然理屈。而亚罗号事件，则有各种版本的讲述，对来对去也看不清楚那种版本更接近真相，本神探更倾向认为是英国领事巴夏礼在无理取闹，扩大事态。 1856年的2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在广西西林县被官府逮捕，遭到县令使用清国的刑罚处理，毒打之后被关在笼子里示众被折磨至死。马赖已经在广西贵州一带传教两年多，这个行为本身是违反清国法律的，根据中法之间的条约，他应该被移送给法国领事，由法国领事审理这个案件。 其实这案件按清国的法律都是个冤案，因为是当地官府抓错人了，把马赖误当成当地一个三合会的匪徒马子农，两广总督叶名琛都查清楚这是起冤案，杀错人了。 就这个案子，清国和法国又开始扯皮，双方鸡头鸭讲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都还没有个明确的说法。这案子对法国来说是个大案，当时法国的统治者是拿破仑三世，名分地位本来就不被欧洲社会认同，想娶媳妇都没有有地位的贵族愿意把闺女嫁给他。马神父事件要没有个明确的说法，他对罗马教皇那里都没法交代，那日子就更难过啦。 所以到后来，英国一宣布要对清国宣战，法国就赶紧的宣布参加群殴。 1856年十月，发生了亚罗号事件，亚罗号当时停泊在广州，清军水师登船搜查，逮捕了船上十二名涉嫌走私的清国水手涉嫌走私。而该船的爱尔兰船长向英国领事巴夏里报告说，见到英国国旗被清军水师撕毁，由此引发两国冲突。 巴夏礼坚决要求清国官府释放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并且就撕毁英国国旗一事道歉。 这里先说释放12名水手的要求，这显然是无理的要求，因为他们是清国国民，而根据南京条约，清国国民归清国官府依据清国法律处置。当年华尔在法庭上就告诉法官，哥是清国国民，哥要精忠报国打长毛，你一个洋夷法官，管的着哥么？ 撕毁英国国旗这事，是真的是假的，还真的众说纷纭。 叶名琛总督的处理方法是，归还水手，坚决不道歉。 巴夏礼以此为理由，于10月23日开始发动攻击，27日攻到广州城下，炮轰两广总督衙门，要逼叶名琛出来谈判，据说叶总督“危坐二堂，面无惧色”，说不出来见你就不出来见你。叶总督同时下令，悬赏百姓杀夷，这是要发动人民战争啦。 巴夏礼还真就拿他没办法，因为当时英国政府都还没授权战争呢，巴夏礼手下兵力不足，只好带兵撤回了香港。 这时候爱国群众行动起来啦，暴民们焚烧了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就是和洋夷们作买卖的广州十三行。 叶名琛认为是他的民心可用战术大获全胜，又上报大捷战功，战报里不仅是把英夷给打败了，甚至还击毙了英酋海军上将西摩爵士。 此时法国人找上了英国人，你们兵力不够啊？俺们合股啊，单挑不够，咱们群殴吧。 12月，五千多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再回广州找叶名琛，下最后通牒，要求叶名琛出来见面谈判，叶总督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打不死洋夷，叶总督打算急死洋夷，嘿嘿。 英法联军攻入广州，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后人有讽刺叶名琛作“六不”奇葩，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但是我们要是还原历史，应该理解叶名琛的选择。叶名琛看重自己的声誉名节，难道让他去和英夷谈判，作卖国贼么？他不论怎么谈，谈出什么结果，朝野都会骂他是卖国贼，琦善那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作战呢？当时清国的所有兵力都在和太平军作战，挽救国家的危机，根本没有兵力可以调遣到广州来帮助他作战，更何况，官军来了，一样打不过洋夷。 不论谈判还是作战，最后都是身败名裂的卖国贼汉奸结局，叶名琛心知肚明。林则徐都知道，他自己写信给朋友说，就算韩世忠岳飞复出都打不过洋夷。但是他却要告诉朋友，这话千万别外传啊。在那个年代，谁要说打不过洋夷，那肯定就是朝野攻击的卖国贼。 在这种情况下，叶名琛只能够能拖就拖，不见洋夷，另一方面，他寄希望于民心可用。 但是民众背叛了他，群情汹涌的民情欺骗了他。英军退去的时候，奋勇的广州民众勇敢地焚烧了十三行。英军再打来的时候，乡勇则作鸟兽散。不仅如此哦，英法联军入城之后，百姓还真作了带路党，领着英国军队去藩台衙门里般库银。 之后英国人让被俘虏的广东巡抚柏贵继续管理广州民政事务，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军占据了广州四年。没有了官府的支持，士绅们也忘记了爱国啦，那小百姓就继续作顺民啦。在这四年里，英国人在广州出入平安，而且和当地小百姓相处的相当的融洽哦。 叶名琛被俘之后，颇有气节，以苏武自居，被英国人囚禁在印度，誓死不食夷粟。当自己从广州带去的粮食吃完了之后，绝食而死。 按清国时代的标准来说，他唯一所明显不足的，是没有在城破之日，自尽殉国。 攻入广州的英军收获巨大，不仅是劫掠了藩台衙门的库银，更关键的是大批的清国内部官方文件被英军缴获，当年应该也没有保密意识，叶名琛没有下令焚毁这些材料，英军从这些清国内部的官方文件里探知了许多清国的政务机密。 此时英国国内则是掀起了一场风波，亚罗号事件是前方的公使自己在职权范围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英国政府的正式授权，因为宣战，那是需要国会批准的。 1857年3月3日，英国国会平民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院，以263票对249票通过决议案，谴责英国政府的暴行。决议案称，清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宣称不履行条约，1842年以来南京条约内容无法履行的事实，并不能够足以指控清国政府有违约行为。而亚罗号事件的发展情况，并不足以给英国政府正当的理由采取暴力行动，国会将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亚罗号事件真相。 这事情似乎朝着有利于清国的方向扭转啦，蛋是，巴麦尊勋爵那是相当有经验的政客，他依据他所拥有的权力，宣布解散本届国会，立刻重新改选。 这期间当然就是造舆论拉选票，各种各样的公关私关活动啦。清国连个驻英国公使都没有，还不就只能由着主战的英国政客和鸦片商人们随意忽悠，争取民心。 重选过的国会，基于英国领事巴夏礼的报告，通过决议，对清国展开军事行动，同时正式邀请当时有在华利益的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组成联盟，共同打击清国。 1857年3月，英美俄法四国公使一起到了上海，找到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谈判修约。两江总督说，这事不归我管啊，亲们，主理洋务的那是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啊，你们得去广州找人谈判啊。 这不是瞎掰嘛，当时两广总督都在印度作苏武啦。四公使于是又要求跟清国内阁谈判修约，得到内阁回复，这事情不归内阁管，不合规矩啊，你们要谈判，得找广东巡抚柏贵。 乡亲们别说清国的官员们耍赖哦，不光光是他们都不愿意管这事，这事怎么处理那都是个卖国贼汉奸满奸的名声；关键是，真不归他们管啊。清国就没专门的部门处理这些夷务，原本是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叶名琛被俘虏之后，还没任命新的钦差大臣呢。 清国是根本没有后来的这些外交啦，国家主权的概念，这些都是洋人的概念。 当时两江总督上奏皇上说，听说广州那边洋夷和俺们清国打起来了。俺们上海这里的洋夷，看着很听话很懂规矩啊，皇上啊，能不能因地制宜，允许俺们上海这里和洋夷作好盆友？上海这里可是现在国家的命脉，要是上海这里再和洋夷打起来，那么国家的收入马上就要掉一大块。皇上一听，有道理哦，那么你们两江地区就好好对待洋夷哦，别激出事变啊。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的时候，广东算是被英国占领了，清国的广东巡抚在英军监督下治理民事政务；而两江这片和福建呢，则是和英法和平相处，还挺友好的；英法是在天津北京和清军作战。这要从今天的标准来看，算啥？能说两江总督叛国通敌么？不能啊，朝廷都批准的啊。 真别犯晕哦，如果当年两江的清军真和洋夷打起来，清国就亡国啦，那时候清国的国库收入主要来源就是靠这一块。这一打起来，肯定是便宜的太平天国，清国估计就灭亡了。 可是当时这四国公使那不是被气的吐血三升啊，居然找不到人谈判。 英夷和法夷这就决定来武的了，本来政府就已经授权啦，从上海带军舰上天津，逼着清国派人出来谈判。美国夷和俄罗斯夷呢？这两国宣布局外中立，跟着去围观他们说。我们不打架啊，我们搬小板凳围观。 英军统帅额尔金勋爵率领英法联军北上大沽口，下最后通牒，限令六日之内清廷必需派出全权代表出来。清国政府迅速派出直隶总督作为谈判代表，抚夷的老套路啦，忽悠拖延。5月20日，英法联军开始攻打大沽口，几小时内攻占大沽口炮台，并开始向天津进军。 朝廷迅速派出桂良和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英法联军退回上海。 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 互派公使，允许英国法国美国派驻公使在北京，遵循西方宫廷礼仪，清国也可以派驻公使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俄罗斯没有提到哦，俄罗斯一直在北京有公使。 \2. 新增加了十个通商口岸。 \3. 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自由航行。 \4. 外国人可以到内地自由旅游，通商和传教。 \5. 关税由清国和外国协商而定，每十年修订一次。 \6. 清国赔偿英国军费白银600万两，赔偿法国200万两。 当后人们说丧权辱国的时候，希望不要忘记，在皇权时代，一个国家所有的决定权是在皇帝一个身上，而所有的荣辱，也首先是皇帝个人的事情，其次才是忠于皇帝的大臣和士人们。 形势紧迫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这样的一个条约，咸丰皇帝心中的屈辱可想而知。 今天的人会觉得天津条约中的那一条是最大的屈辱呢？ 对清国的皇帝和忠心的群臣来说，互派公使，那不仅仅是最大的耻辱，而且是国家的灾难。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如果允许洋夷派公使常驻北京，这不仅是天天提醒皇帝这个屈辱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洋夷他们见皇帝，不三叩九拜啊。这样的先例如果开了，在百姓当中，皇帝的威严就扫地了。这已经不仅仅是皇帝的奇耻大辱了，已经会动摇国家的根本了。 天津条约只定了两国协定关税啊，具体怎么个协定法，得双方坐下来商量。这就是个修改条约的机会。皇帝的意思是，只要能够取消公使驻京这一条，哪怕所有海关关税都不要都可以。 桂良领着使命就到了上海，和两江总督商量这事，何桂清告诉他这关税要是取消了，清国还真能维持的下去么？关税收入已经越来越成为清国国库的主要来源。 桂良只好求情额尔金勋爵能够在驻京公使这事情上通融一下，目前俺们清国正经历一场大内乱啊，太平天国正闹的天翻地覆，如果这时候贵国派公使驻北京，那么清国皇帝威严扫地，臣民百姓心里的敬畏之心一但丧失，清国就危险了啊，你们英国人，应该讲讲道理吧？ 额尔金虽然听了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他倒真不愿意清国亡国，于是就同意了桂良的提议，并且也说服了法国人，但是条约里必需要有这一条，英国口头承诺，目前的情况下，暂时不派公使驻京。 接下来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关税定在值百抽五，同时把鸦片买卖给合法化了。这一条，清国也想明白了，从林则徐禁烟禁到现在，鸦片越走私越多，反正禁不掉，国家又正是缺钱的当口，还是合法化了吧。 再有一条是非常有趣的，叫英国人要“帮办税务”。这一条在后世看来是有些问题的，牵扯到国家主权啦，一个国家的海关，怎么要外国人来办？ 具体的故事，后面讲自强运动会说到的。简单剧透一下，因为清国朝廷觉得，英国人管海关比清国人靠谱，不贪污，海关那是国家主要收入来源，必需得让英国人来管。 额尔金勋爵算是个正直的人，刚刚接受任命，率领英法联军入侵清国的时候，他的内心其实是同情清国人的。觉得清国和英国的冲突，是由于巴夏礼这些鹰派人士的傲慢和偏见而导致的，但是随着他自己和清国官吏们的交往，他的内心，慢慢地开始起了变化。到最后，他甚至都认同了巴夏礼的观点，对这些“愚昧野蛮”的清国官吏，是不能讲道理的，因为他们不可理喻，只能用武力威胁。 额尔金不知道一个词，“真诚的无知”。当然，我们也不能这样苛求额尔金。 我只希望，当我们后人回头去看清国的历史的时候，对当时的清国皇帝，官员，和百姓，多怀有“真诚的无知”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本文理性讲述真实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真诚的无知”。 林则徐，叶名琛，桂良，在后人看来愚昧无知的举动，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所处的环境，导致了他们作出那样的选择。在他们而言，那是他们所能作出的最有利于国家的选择。 海关的细则也谈好了，接下来，就是个公使进京换约的流程环节啦。这段故事按常理说，到这里就该结束啦。 可是，真正的故事，从这里才刚刚开始。 咸丰皇帝和大臣们，不知怎么的，就居然想出个他们认为可以捉弄捉弄洋夷的办法来出口恶气。具体的实施呢，交给僧格林沁去办。 僧格林沁是皇帝所信任倚重的大将，他开始加强战备，调动军队，准备着实在不成，那就再打一架。要知道到这时候，大家都还没人敢说，打不过洋夷的。不少士人们还真就觉得，洋夷不可怕，众志成城，力可断金哦！ 具体的作法呢，是把海河给堵上，洋夷不是炮舰厉害么？让你进不来，你就没辙了吧。 把海河堵上，这是清国内政啊，清国皇帝高兴，爱堵就堵，你管的着么？而且这是为了国防，防止太平军。谁说太平军还在江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万一太平军沿着海河打进来，你担当的起么？ 海河要是堵上了，来北京换约的洋夷公使怎么进来啦？ 要的就是这个，从北塘上岸。乡亲们还记得么？当年清国律例不允许洋人学中文，不许洋夷带媳妇来，不许洋夷雇佣清国人，这些律例是被迫着给废了，可是还有一条哦，不允许洋夷作轿子。你们去查查，那条条约把这条给废了的？ 这就是啦，让洋夷从北塘上岸，然后这么一路走着进来。想想就解气，嘿嘿。 1859年6月，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公使坐船到天津，准备进北京换约。到了海河口，发觉海河口让人给堵上了。清国官员告诉他们，国防需要，这河不通航啦，从北塘上岸，一路走着进北京您哪。 美国夷这会儿还算懂事，心里肯定老大不服气，可是也没办法，打算就这么上岸，一路傻走着去北京。 英国法国代表不干，他们本来就傲慢，他们说清国这不存心找碴么，不管他们的，就开始清理河道了，准备走海河进去。 就趁着他们清理河道的时候，按理说，这算破坏清国国防设施啦，清军大沽口的密集炮火打响了。 英军当场被打懵了，被击沉一艘炮舰，重伤三艘，英法联军吃了大亏，一路向南撤退回上海。美国夷一见这情况，也不敢上岸啦，跟着一道逃回了上海。 乡亲们记住哦，这是鸦片战争前前后后，清国军队真正的一场胜战，应该是唯一的一场胜战。这一次英法两国是真的怒了，再次派遣额尔金勋爵任总指挥，率领一万八千战士组成的英法联军，实施报复性打击。英法联军在香港集结完毕，到达上海进行补给，接着分兵攻占烟台和大连，封锁渤海湾。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攻占天津并击溃一路上抵挡防御的清国军队，军队直至北京。 清廷派怡亲王为钦差特使赴通州求和谈判，英法联军则派出了37人的谈判团队，其中包括了一个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 我们可以想见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的傲慢，他本来就对清国官员充满鄙夷，可以说这场冲突的起源就在于他。而从清国方面来说，大家还居然都知道这个巴夏礼是个夷酋，因为柏贵的奏折里，就曾经提到过这个英夷。 局限于当时的见识，清廷真就以为巴夏礼是英法联军的大人物，总指挥官之类的。恭亲王建议，擒贼先擒王。把巴夏利拿下，迫其就范。就算巴夏礼不从，夷贼必将大乱，群龙无首，这仗就好打啦。 或许是情急无奈吧，咸丰皇帝居然批准这个荒唐的可耻建议，不过他还是说啦，得见机行事，毕竟扣押谈判代表这是不体面的事情。 双方谈妥了条款之后，居然又起波澜，巴夏礼提出来，英使到达北京之后，必需向清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本是国际间应行的外交礼节，可是在当年的清国大臣们看来，这绝对是外夷的悖逆狂妄，怡亲王下来捕拿英法使团。这一举动，那肯定是激怒了英法联军。 9月21日，在通州八里桥，僧格林沁率领他的蒙古军人，为保卫自己的皇帝，保卫自己的国家，进行殊死的战斗。 这是一场一面倒的屠杀，骁勇善战的一万多蒙古勇士们前赴后继地向着英法联军发起一轮又一轮自杀性的冲锋，在英法联军的枪炮面前，全军覆灭。 在人类历史上，这样悲壮的场景并不罕见，二战中的波兰翼骑兵们，也是一样视死如归地冲向入侵的纳粹坦克。 他们对皇帝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和勇气，配得球上所有人类的尊敬。但是他们不知道，属于他们的勇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蒙古勇士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揭穿了一个林则徐们造就的神话，洋夷并不强大。 原本有“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勇武豪迈之情的咸丰皇帝，听到僧格林沁和胜保全军覆灭的消息之后，仓皇出奔，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派他的弟弟恭亲王留守北京。 10月6日英国军队抵达北京城外，法军驻扎在圆明园，据说当时有数百位没来的及逃走的嫔妃宫女和官员选择了自尽殉国。 10月13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内，恭亲王与英法联军签订了北京条约，并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 北京条约的基本内容为， \1. 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 \2. 允许华工出国做工。 \3. 割让香港岛对面的九龙地方给英国。 \4. 将之前禁教期间没收充公的天主教地产归还天主教会，同时允许传教士可以在各地自由买卖土地，建设教堂。 \5. 把天津条约中所定的对英法赔款各增加为800万两。 此时被俘虏的英法使团已经被交还给英军，19个人被虐杀至死，泰晤士报记者甚至尸骨无存，因为据说尸体被抛弃荒野了，幸存者则受到非人的折磨。 出离愤怒的额尔金勋爵决定摧毁故宫，作为对咸丰皇帝暴行的报复，但是被劝阻，因为如此大的报复行为，或许导致清国政府的完全崩溃，不利于英国的利益。 额尔金勋爵转而决定摧毁曾经关押虐待过英国使团的圆明园，10月18日，北京城内出现了英国军队的中文布告。 额尔金在布告中说，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应该为他的欺诈行为受到惩罚。今天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对皇帝的报复和惩罚。和违反休战协议无关的人，都不会受到影响，这个行动，只针对清国政府。 当年北京小百姓们看着布告，真就没觉得这事和他们有关联，嘿嘿，那是皇帝家的产业啊，圆明园。皇帝和洋人打架，耍赖惹急了洋人，洋人这是要烧他家花园。小百姓更多的是指指点点，洋人语法文字的错误，要说这洋鬼子，是没文化，这布告写的。 当天，三千多英国士兵被派进圆明园，进行放火焚烧。同时英法士兵军官们开始趁着大火在圆明园中大肆劫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罗斯更是乘火打劫，占到了大便宜。 英国夷，美国夷和法国夷这些是洋夷，他们跑到清国来的要求一直是明确的，通商机会和传教自由。 而西方人眼里的蛮夷，俄罗斯则是一个亚洲的大陆国家，它和这些洋夷不同，俄罗斯是陆夷。 1858年，俄罗斯完全无视清俄之间的尼布楚条约，出兵占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 近代历史发展至今，清国终于遇到真流氓啦，亲们。 耍流氓需要理由么？不需要的。其实这么说不客观啦，俄罗斯有理由哦，俺们俄罗斯人帮你们打英夷哦。英夷当时在广州哪，亲。哦，那不是问题啊，英夷早晚要跑北边来的嘛。 就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大沽口炮台的时候，1858年5月，俄罗斯军队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了瑷珲条约。 事后清国朝廷处分了奕山，不承认瑷珲条约有效，但是也没办法打仗啊，这已经不是康熙皇帝的时代啦，只能听任俄罗斯霸占着土地，只是不承认其合法性。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俄罗斯公使两头忽悠，口称居间调停。事后跟贡亲王说，这英夷法夷，是俺们俄罗斯帮你搞定的哦。 贡亲王其实也不傻，但是没办法啊，当时国家大乱，就想着早些结束这一切夷务。就只好签署了北京条约，承认瑷珲条约有效，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领土全部割让给了俄罗斯。至此，俄罗斯从清国夺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给皇帝的信里，恭亲王说，太平天国那是心腹之患，接下来是俄罗斯夷，那是胸背之疽，至于洋夷，反而是手足之疥。通过和各种夷的接触交往，贡亲王算是看来了，英国法国美国这些洋夷并没有狼子野心，他们只是来图利的。现在来回顾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和影响。 首先来看诸多不平等条约对清国的影响，和当时人们的反应。 \1. 互派公使，外国公使驻京，这一条，是当年人们最难以接受的。清国是不会派公使去外国的，可是外国公使驻京，这帮洋鬼子见清国大皇帝还不下跪磕头，直接会导致皇帝的威严下降，百姓一但对皇帝缺乏了敬畏之心，这国家就危险啦。这是对皇帝的侮辱，也是大臣们和士人们的屈辱和担忧。 \2. 割让九龙岛给英国倒也罢了，一百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俄罗斯夺取，皇帝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当时清国的人们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俄罗斯已经不是与康熙皇帝打仗时代的俄罗斯了，通过向欧洲的学习，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接近欧洲国家。 \3. 包括天津在内十多个城市都被迫开口通商，甚至还允许洋人在清国各地自由旅游，传教。这下成了遍地洋夷啦，洋夷到处乱窜搅乱清国社会秩序，教坏百姓。从明清以来所一直坚守的华夷之防，崩溃了。这是忧国忧民的士人们的担忧。 \4. 当地官府必需保护传教士的安全，当时洋人提出这一条，也有他们的顾虑，因为洋教士经常受到来自民间和官府的骚扰甚至攻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就是广西教案嘛，清国的谈判者倒也不会觉得这一条不合理。原本在领事裁判制度下，官府可以把洋人捕拿然后移送洋领事，如果案件是牵扯到洋人和清国人两方的，则是清国官员和洋领事共同审理。而现在有了这一条规定，官府被强加上保护传教士的义务，已经无法正常行使管辖治理的权力了，洋教士变成和地方官员平起平坐的地位，由此引发重重冲突。这应该是当初拟定这个条款的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 \5. 海关交给英国人办理。这按现在的标准，又是个国家主权问题，那有一个国家的海关让外国人办理的。可是当年的清国官员，是没有现代国家主权概念的，更何况他们还真的就觉得，必需要使用英国人。 1853年的时候，听说太平军要打来了，上海的清国海关官员居然全部一哄而散跑光了。这下海关没人关了，整整有十个月的时间，上海变成零关税的自由港啦。一开始这帮子夷商当然高兴啦，可是日子久了就开始担心啦，这要是将来清国官员再回来，怎么交代啊？1854年，上海的英国领事派付领事李泰国用英国的那一套办法，建立上海海关，收取海关关税，以便将来交给清国政府。等局势稳定，上海道台回来一看，啊，居然这么多这么多钱，这比以前同期多了好几倍啊。于是清国政府就邀请李泰国，亲，能不能为俺们tian朝服务啊？亲来管理海关，好像很有办法哦。就这么着，英国人李泰国成了清国上海海关领导。当时清国是真没后来的国家主权概念的，就觉得李泰国一管海关，朝廷的关税收入蹭蹭的就比以往多了好几倍，这洋夷忠诚能干啊，朝廷就委任他管海关啦。 李泰国更离奇的故事在后面，英法联军不是北上天津威逼清国谈判天津条约么，英国人缺中文翻译，就向清国政府提出来，能不能借用贵国官员，鄙国国民李泰国作翻译用。 清国朝廷也答应了，结果在天津谈判的时候，李泰国看到英军在两广总督府里缴获的清国内部文件，指责当时清国的谈判代表耆英，你在来往书信里，称英国人是犬羊，这不是公然的侮辱歧视么，英国不和你这样的种族歧视者谈判。 经过这场风波，清国朝廷更觉得李泰国可靠，这是旧时候的道德标准，作人作官，都要尽自己的本分，作忠仆。受雇于英国政府，尽忠职守，这样的人受雇于清国，那一样尽忠职守。 于是到了上海谈判的时候，清国要求英国，你们得派人帮俺们清国办海关。日后英国人管理的海关，在自强运动中，成为最为现代化的一个部分，也成为财政窘迫的清国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再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成因和是非曲直。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很明显，是鸡同鸭讲，文明体系的冲突。清国朝廷和官府在其自己体系内，并没有明显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而英国方面也是一样，并没有明显的违背其体系内标准的地方。两个完全不同体系的文明碰撞，产生的冲突。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也很明显，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压迫。什么叫帝国主义?近代史开始部分作过定义说明，帝国主义的一种就是，你野蛮愚昧迷信，我用武力压迫你，解放你，拯救你，无视对方的自由意志，选择的权力和尊严。 亚罗号事件，本是一个存在争议的事件，英国领事以此为理由，扩大事态，发动攻击，用武力逼迫清国政府签署天津条约。 之后的换约事件，是类似的事件，清国皇帝固然是有些后人看来可笑的举动，想通过捉弄英国法国换约的使团，出一个口气。但是就事论事，堵塞海河那是清国的内政，英法军队清除河道，是非法的侵略行为，清军大沽口炮击英法军舰，是正当的行为。 清国方面明显的错误，是在于通州停战谈判的时候，扣押巴夏礼一行，这是明显的背信弃义。至于后面虐待折磨俘虏，那其实按当时的清国标准，正常的啦，亲们。明清两朝，以酷刑著名，虐待人，肿摸啦？清国对自己的百姓官员，不都是这样处置的么？ 英法联军火烧劫掠圆明园事件本事，是针对皇帝的报复行为。其中趁火打劫，大肆劫掠的英法联军军官和战士，行为是可耻的，是可鄙视的。 至于后人嘛，尤其是后来的中国人，真别不把自己不当外人看，引以为奇耻大辱。辱在哪里？ 亲若是清国皇室苗裔，为祖先所遭受的屈辱愤愤不平的话。那么应该知道，那是清国皇帝自取其辱，背信弃义在先，真正的耻辱，是咸丰皇帝他们的作为。亲若是至今内心里还是前清遗民，忠于清国皇帝，君辱臣死，那么，请参照清国皇室苗裔应有的心态，嘿嘿。 咱们看看美国类似的一个案例。当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叛乱，争取独立，通过奋战，脱离英王统治，成立美利坚合众国。而北面忠于英王的殖民地，则是日后的加拿大。英国和拿破仑在欧洲大打出手的时候，美国想趁机占便宜，北上侵略加拿大，结果遭到英国军队和加拿大民兵的奋勇抵抗，死伤惨重，怒火攻心之下，美国军队居然攻入多伦多之后放火烧了民宅。 这按当年洋人的规矩，那是公开耍流氓啦。 日后英国军队击败了拿破仑皇帝之后，回来找美国算账，攻进华盛顿，放火烧了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兼住宅，白房子，就是那个大大的白房子啦。中文以讹传讹翻译的白宫，你懂的。英军的行为很明确哦，你们政府耍流氓，就要被惩罚。 当年美国穷啊，联邦政府更穷，你懂的，白房子被烧过之后，凑合着能住那就继续住吧，外面刷白了不就好啦，嘿嘿。按说这事，那算屈辱吧？总统住的白房子都被人给烧了。这账要算谁头上？那当然是算在美国政府头上啦。后世的美国人最多也就把这事当个笑话来看，没那么多啥屈辱啦，啥仇恨的。 现在来看看1860年时候的清国概况，还是从土地，政权，民众，三方面来作概述。 到1860年的时候，清国丧失了香港岛和九龙地区给英国，而更丧失了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给俄罗斯，和1800比，清国领土面积大为缩小。 下面来说清国的体制机构变化，和主政者心态的变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是清国失去的二十年。清国从皇帝到士人都并不觉得洋夷武力强大，谁要说洋夷武力比大清国还强，那么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卖国贼。那不过是奸臣误国，开门揖盗，皇帝听信谗言，自毁长城。 可是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和胜保，那是当时清国朝野公认的最能战的大将，居然都完败在英法联军之手而毫无还手之力，在这个事实面前，除了清国少数死硬的守旧分子，绝大多数人都认清了，这洋夷真的是战力强悍。 羞辱交加的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忻在北京主持局面。恭亲王当年算得上是热血青年，坚定的剿夷派，爱国派中的爱国派。当初最极力反对长江开放，并且出馊主意捕拿巴夏礼的馊主意就是他。临危受命留守北京的恭亲王，与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尽力周旋，可算得置生死于度外。通过外交手段，恭亲王妥善化解了亡国危机，使得英法联军退出北京，这个功绩，使他赢得了朝野各界的敬重，日后成为清国中央的实际领袖人物。 道光咸丰两朝，一般士人局限于见识不明天下大势是可以谅解的。 误国的大臣无非两派，一派是林则徐这样的清流，爱惜自己的清誉，装聋作哑，后面跟着一大帮糊里糊涂的剿夷派，口头嚣张了近二十年。另一派则是耆英这样的抚夷派，知道打不过但是却不图改革不图振作，得过且过了近二十年。 满人亲贵恭亲王和文祥，则是有勇气面对真相，有勇气否定自己以往的成见，看清形势之后，不再留恋那已经不可能回去的闭关锁国时代，大胆往前走，在新的世界里寻找新的出路。他们是那个年代的贤者和智者，理性的忠君爱国者。 在他们主持清国中央之后，朝廷上已经不再是剿夷派和抚夷派的争执，而是师夷派为主导，开始了日后的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 但是在1860年的时候，清国政府的体制结构和1800年相比，并没有不同，也还没有出现专门对应处理外交的中央政府部门。 在地方上，由于太平天国暴乱，国家几无可用之兵，被迫倚重汉臣办团练乡勇剿灭太平军。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汉臣崛起，曾国藩是他们的领袖。在与洋夷的实际交往中，他们同样意识到洋人的强大，承认别人强大，是需要有勇气的，亲们。尤其是闭关锁国几百年，以tian朝上邦自居的清国人们，是需要过人的勇气和眼观，才能看清这一点。他们也开始了向西方人的学习。 但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开始出现了，局限于清国国库的窘迫，这些汉臣们不仅自己招募培训军队，而且要自己想办法筹款维持军队，地方财政开始出现，厘金制度开始成为地方财政的来源。各封疆大吏成为集军务，财务，民政于一身的地方统领。清国政府的中央集权开始虚弱，各地方的权力开始上升。甚至连官员的选拔委派，都演变成为曾国藩这些重臣选拔推荐，中央政府确认。 曾国藩个人操守品格堪称旧传统里的楷模典范，门生满天下之后，并没有谋逆贰臣之心，但是造成的事实却是，从他开始，清国各地方汉臣势力开始坐大，到日后形成可以对抗中央政府的势力。 在军事方面，到1860年的时候，原本的国家军队八旗军和绿营军基本腐朽不堪，只能依靠汉臣们招募乡勇。湘军的模式被广泛推广，这种依靠宗亲关系和地域乡亲关系所招募的军队，成为清国主要的军队。但是这种湘军模式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士兵只认自己的直接长官，而不知道有最高的统帅。不要说皇帝他们不认啦，包括曾国藩都不能有效约束不直属于自己的湘军部队。一次曾国荃回乡去招募新兵，曾国藩就管束不住原来曾国荃的手下。所以湘军模式，其实是日后私兵模式的起源。大家会看到，一脉相承的，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到袁世凯到后来的孙中山再到蒋介石，其实都是希望靠着这种私人的感情关系，在带领军队，这些，按现代的标准来说，就叫军阀啦。孙中山是作军阀未遂，嘿嘿，但是思路和努力的方向是一样的。 在百姓方面，生活方式和思维和1800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关于洋夷的说法开始起了变化，洋鬼子的说法开始出现啦。最初的起源不可考究，本神探估计的啊，是大家看到这些洋鬼子明显和原来那些夷不一样，太能打了啊，十之八九那是有妖术啊。当时清国人画的洋鬼子，那就是三个脚趾头，面目狰狞可怕，口中喷火的鬼怪形象。民间关于洋鬼子的种种传说开始出现了，包括有说法说，洋鬼子为啥长的这么怪异啊？他们是乱伦生的哦，真的假的啊？那可不是真的么，你没见过洋鬼子吧？听说他们眼睛都是蓝的，头发都是黄的，不信你问村里的秀才老爷，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期间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上海的兴起。 租界的出现，其实是清国官府的意思，那叫“华夷之防”。这要按现代的说法，那就类似种族隔离制度啦，你懂的。把洋夷和清国人隔离开，免得他们教坏了淳朴良善的小百姓嘛。 五口通商之后，各地在剿夷派官员和爱国士绅的鼓动率领之下，民间抗夷运动风起云涌，广州更是洋夷根本无法入城。 唯独在上海，因为洋人选的租界是黄浦江边的偏远乡村，不存在这个问题，于是上海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但是上海租界的真正迅速发展，其实不是靠的洋人，而是靠的各地涌入的清国国民。 一个主要的来源从广州哪里跑过来的买卖人，广州的通商基本是废了，原本通洋文和洋人作买卖的广东商人就开始移民上海。他们通洋文而且和洋人打交道有经验，日后上海的百货行业，西洋乐器行业和箱包行业，就几乎都把持在广东移民手里。 另一方面则是太平天国对江浙一带造成的浩劫。有钱人往租界里逃，知道太平军不敢惹洋人，租界就渐渐繁荣起来啦。穷人也逃啊，住不起租界，那么就住租界边上吧。上海的租界和租界外面的华界就这样开始变大了。 太平军几次攻打上海，当然是华界啦，你懂的，都被华尔的洋枪队打跑了，那么江浙两地的百姓就更知道上海安全啦，越来越多的清国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涌向上海。 偏见和仇恨往往产生于无知，这是真的。躲进租界里的清国有钱人，发现这些洋夷没传说中的那么邪恶可怕吧，慢慢就开始了和洋人的交往，也就开始有了现代的工业概念。 太平天国的另一个灾难性结果是，江南出现大批孤儿。乡亲们要知道啊，那在当年，开个工厂，小百姓都怕的，都觉得那是洋鬼子吃人的地方。正经人家再穷，也舍不得送娃进去送死啊，都怕。当时民间买卖人和清国大臣都在广东办过工厂，都招不到工人。看到那些工厂的大烟囱，黑呼呼的烟在往外冒，这多吓人啊，里面是不是在烧人啊？可是上海不一样啊，有着大批没有爹妈疼爱的孤儿，他们就成了最初的产业工人来源。过些日子，乡亲们发现这些娃没被工厂里那些怪物吃掉，好像也没变傻，也没缺什么身体零部件，慢慢的，就放心啦。作工人还能赚钱呢，乡亲们就不怕啦。近代的工业工厂，也就有了工人。 上海租界完全是按洋人那套模式在治理发展，1862年的时候，上海的夷商们甚至提出来要求成为自治城市，这是欧洲的概念啦，就是上海市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这个提案后来是被当时的各国公使给否决了，因为这算干涉清国内政。 乡亲们不要忽略上海的发展哦，上海的发展，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方面上海成为一个样板，一个橱窗，供外面的人围观，学习，模仿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另一方面，到晚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上海甚至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真的不是北京哦，乡亲们，后面会说到的啦。 言而总之，到1860年，中国从明朝洪武皇帝开始的闭关锁国局面，是完全崩溃啦。 通过两次战争，国门被强行打开了。从现代化的进程来说，从1860年，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时代啦。 \3. 旧秩序的崩坏和新秩序的开始

咸丰皇帝，其实是想有所作为的，但是因为自己的见识和局限，加上手下的大臣们都在瞎起哄，搞的他就真以为能够剿夷成功，准备大干一场，尤其是1859年大沽口炮战的胜利，更让他信心倍增，一时间豪气直冲云霄，都打算御驾亲征了。
结果后面的结果却是那样的惨败，自己仓皇出逃，而且还丢了那么大面积的国土，圆明园也被烧了，可恶的洋鬼子还要派公使驻北京，这打击太沉重了。一下子他的意志就跨了，不但宅在热河不想北京，没心思管理国务，而且开始找事情麻痹自己。他忙着搞爱情，搞爱情啦，你懂的。御医们还得给他壮阳药品，本身的身体就有病，意志力一崩溃，自己身体又有病，再加上纵欲过度，到1861年秋天，他就在热河病发驾崩了。
临终前，他任命了八个顾命大臣辅佐他四岁儿子作个好皇帝，这个四岁的孩子，就是同治皇帝，而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慈禧太后。
满人以东为尊，所以有人称她作西太后，以区别于咸丰皇帝的正式皇后，慈安太后。
日后革命党和康梁这些逃亡的维新党人，骂她的，就称她作西太后，甚至叶赫那拉氏。咱们这里讲历史，就用正式的说法，称她作慈禧太后。
关于慈禧太后，有着许多八卦野史谣言的污蔑和丑化，基本全是瞎掰哦，亲们，这些谣言流传至今，甚至在教科书里都在流传。自古以来，许多中国的士人们写历史讲历史，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糟蹋女人啦，你懂的，嘿嘿。这一点真算中国旧文化传统的硬伤，对女人的压迫和欺凌。
慈禧太后是个没有什么文化，但是非常聪明的女人。她所受的教育也就是粗通文墨，能识字，还常有错别字。前面介绍过的，看大戏那些是俺们草根小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慈禧太后不是文化程度不高么，她的欣赏审美情趣还真就和俺们小百姓差不多。和村东头小狗子他爹一样，慈禧太后特别喜欢看大戏，当年的大戏那就是向小百姓立三观的教育途径啊，慈禧太后的许多价值观，就是这么形成的。
旧时代的大戏里，几个主题，忠君，尽孝，知恩图报，作坏事要遭报应，其实这些旧传统还真挺好的。
慈禧太后有着很重的知恩图报观念，对那些曾经帮助她们孤儿寡母过的汉臣们，一直有着感恩的心。像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同治中兴勋臣，不论当时朝野多大的舆论压力，举国皆曰可杀的情况下，慈禧太后都尽力保全他们的性命和地位。
而在1861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还只是个年青的寡妇，皇帝死了，娃还小，洋人欺负到门上来了，国内各地造反叛乱，顾命八大臣又飞扬跋扈，根本不把他们孤儿寡母看在眼里。那个年代，女人是完全依附于丈夫生存的，突然间男人没了，她内心的惶恐惊惧，可想而知。
在北京处理国事的恭亲王，应该是她唯一可以信赖依靠的亲人，因为那是她丈夫的弟弟，小皇帝的叔叔。
远在北京的恭亲王，虽然通过自己的勇气和收复北京劝退英法联军的功绩，获得了当时一批大臣们的拥戴。可是在顾命八大臣和许多守旧的大臣和士人们看来，那就是有卖国嫌疑啦，他们叫他“鬼子六”。说洋鬼子不是蛮夷恶鬼，还居然要和洋鬼子交往作朋友，这样的人，不靠谱啊，假洋鬼子啊。为啥是鬼子六呢？因为恭亲王爷是咸丰皇帝的六弟。
具体到到底是谁先提议的，本神探真不知道，而且这无关历史的大局吧？这留给写历史演义的去说吧。
反正呢，西太后和鬼子六合作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把顾命八大臣给抓了起来，其中的领袖人物肃顺，被砍了头。
清国的时候，抓政敌好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抓贪污，一般来说，一抓一个准。可是肃顺被抄家之后，还居然真就是个清官，所以最后定的罪名呢，是对皇上不敬。这当然不能算冤枉了，而且也可以算死罪啦，在那个年代。
从此，清国中央的实际首脑，就成为恭亲王和他的助手，文祥。
文祥出生于满人的底层家庭，通过科举考试，一路作到大官，和汉人林则徐是一样的励志故事，连他们去世后的追封都是一样的哦，文忠公。乡亲们要知道，儒家传统，以文德立天下，不论是皇帝还是大臣，去世后的追封有“武”的，那一般都带些贬义啦。而大家都推崇的，引以为楷模的，都是“文”字号。
文祥无愧于文忠二字，为人十分廉洁，慈母在堂，为尽孝道，宁愿辞去都督抚的晋升机会。和当时的林则徐他们一样，文祥是旧传统教育里成长起来的，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都是传统的明清礼教所灌输的。
但是文祥的伟大，在于他和同时代的曾国藩一样，勇于突破自己固有的世界观，勇于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去努力认识，去努力探索。还是那句话啊，乡亲们，在当年，敢公开承认打不过洋人，那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哦，更不要说愿意努力去学习洋人啦。
恭亲王和文祥通过和英法联军的交往总结出三个教训，
\1. 洋人的武器，练兵办法和作战方式远远超过清国。这是一个晚到了近二十年的教训，终于有人刚在朝廷之上，公开说了出来。
\2. 洋人其实没想来征服占据清国，他们不过是来求贸易，求传教。这样一来，洋人并不一定是清国朝廷的死敌，洋人甚至愿意帮助清国，把制造兵器的秘密和训练军队的办法教给清国。这就是同治中兴之后，大规模自强运动的起源。
\3. 洋人并不是所谓犬羊一类的蛮夷，他们很守信义。说好了退兵，他们居然就依据约定，交还了首都。这样的人，可以交往。日后和洋人的交往，更坚定了清国朝廷和大员们的这个理解，洋夷讲信义，重承诺。局限于时代，他们不知道，首先洋夷也在变，其次更重要的时候洋人有很多种哦，俄罗斯那不是洋夷啊，那是陆夷。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失误，就是基于洋人重承诺守信用这个错误的前提。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06 15:04 从此，同治咸丰两朝的剿夷还是抚夷的争论，不复存在了。恭亲王和文祥确定了新的大政方针，首先是以夷器和夷法以制洋夷。也就是说，清国应该学习西洋人文化中的军事部分，购买外国武器，学习制造外国武器，聘请外国人帮助清国的军事现代化事业。
另一方面，自强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实现的，在清国自强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以前，清国应该谨守与西方各国的条约，以避免再起战争。
他们的决策，当然遭到当时朝廷上绝大多数重臣们的驳斥和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满人大学生倭仁，他可是当年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在学术地位上，和曾国藩齐名。
倭仁大义凛然，驳斥恭亲王学习洋人的主张，他号召大家应该“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抵御洋人的侵袭。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倭仁的观点中，在他的论证过程中，是真正有他的亮点的，倭仁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用大白话说呢，就是俺听说啊，一个国家要立的正，关键是在要注重礼仪道德，而唾弃权术阴谋；解决国家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大家的三观，而不是在这些表面的技术。
必需要承认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说到点子上的。首先，恭亲王这是在耍权术阴谋啊，按现在的说法，恭亲王是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哦，先假装和洋人交朋友，学他们的军事技术，在学到以前，尽量遵守条约，不起战端。等学成了。。。嘿嘿，这不是小人的权术阴谋，是什么？其实对阴谋诡计的鄙视和唾弃，对公义的追求，东西方主流文明传统是一样的啦。近代历史上，德国思想界信奉强权就是真理，结果是什么下场？
其次，关键是在人心，对表面的军事技术，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迷信和崇拜，一直是清国急功近利的道路。论到更深层次的三观重组，世界观，价值观的讨论，清国从来不曾有过全社会的争鸣和讨论。
相比较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从尊王攘夷，到大政奉还，到华夷变态，到脱亚入欧，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士人们，一直是有着广泛而激烈的思想学术争鸣，一直到确定了方向，华，已经愚昧野蛮的，夷才是文明理性的，这叫华夷变态。追求学习文明理性的欧洲，脱亚入欧，乡亲们还记得黑格尔的亚洲社会概念么？在当年的欧洲思想界，亚洲社会就等于野蛮愚昧哦，亲们。
大家把这些问题放开了说，思想的碰撞和争鸣，自然就认清了大势，大踏步学习西方，甚至公开喊出来全盘西化。而事实上，所谓全盘西化，怎么可能真的全盘西化嘛，又没有过文化大革命，嘿嘿，名正言顺地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制度和军事技术，内心里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去掉显然不文明的，错误的，根本而言，东方的文明传统，还是固执地保存在日本社会。
所以日本公开喊出来的全盘西化的道路，是维新的道路，保留了固有传统中他们认为可贵的，革新了他们认为错误的内容，现代化的相当成功。日本在二战之后的表现，让美国思想界开始反思以往对亚洲社会的偏见和歧视。是哦，日本人用东方传统家庭理念管理的企业，也不比西方人理念的企业差哦。进而开始反思西方文化中心论，提出了欧洲话语霸权的荒谬之处。
清国则不同哦，因为文字狱的传统，清国社会体制内，从来没有过这样全面的思想争鸣。一直到清国灭亡，清国所采取的变革和现代化道路，都是在器物，制度这样的表层。
西方人为什么强？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制度是怎么来的？他们的传统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传统又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地方是合理的，有什么地方是欠妥当的。这些对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深入理解和批判，像日本那样的思想争鸣，在清国内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在这种世界观价值观模式里，恭亲王曾国藩他们能够勇于提出要学习西方人的军事技术，那的确是超越那个时代的贤者和智者。
倭仁也算得一个忠臣，他知行合一地信守着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日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君辱臣死，他和他的家人，选择了自尽殉国，用自己的生命为那个旧的时代殉葬。
恭亲王和文祥面临朝野巨大的守旧反对势力的围攻，怎么办？那只能由皇帝定夺啊。
那时候慈禧太后刚刚开始垂帘听政，那有什么管理国家，驾驭臣属的经验。许多年里，慈禧太后基本就属于看看寓教于乐的大戏，加强三观教育，和亲戚们家长里短八卦八卦。对于国家大事，基本就属于围观状态，在围观中学习积累经验。一个妇道人家嘛，慈禧太后那时候那里有什么主见。可是她信任恭亲王，这事情，就好办啦，噢耶！之后的许多年里，朝政基本就是恭亲王作为议政王在主持，慈禧太后支持他。
至少到目前为止，慈禧太后对清国的朝政，都是起着正面的影响的。
当年曾国藩办乡勇剿长毛的时候，朝廷上很有担心，曾国藩这样一个在野的匹夫，登高一呼，群起响应，这不是个好现象啊，这是国家的另一个隐患。更不要说，他还是个汉人。
清国一直是独崇满洲的传统，不论你原来是蒙古人，藏人，汉人，还是苗人，只要你没有成为满人，没进到满人队伍中里来，清国的皇帝总是觉得你不可靠。
当时朝廷上为曾国藩争取地位的是肃顺，可是咸丰皇帝还是犹豫不决，25岁的叶赫那拉氏在关键的时候，帮助咸丰皇帝下定了决心，重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是1860年8月的事情。
1861年11月，朝廷更是授权曾国藩统辖四省作战，所有文武官员都归曾国藩统帅节制，这是朝廷正式赋予他封疆大吏的名分和权柄。曾国藩用他的忠诚和才干回报了清国皇帝的信任。他同时向朝廷推荐他的门生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在当地用湘军模式，招募操练乡勇，围剿长毛。
各位观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中兴三人众，登场啦。
曾国藩是坚定的守旧者，和倭仁一样，信守他的儒学传统。和倭仁不同的是，他见识广啊。他亲眼看到了洋人枪炮和轮船的威力，曾国藩还组织了手艺娴熟的工匠，努力山寨洋火轮，结果当然是失败的啦，这些洋玩意儿，还真不是清国的工艺大师们能用斧头凿子给山寨的出来的。
曾国藩是道德楷模，反正就有些中学里政治老师的样子，令人肃然起敬但是大家都有点怕他。反正楼主是不太敢和他亲近的，成天被教训啊，坐都没坐个相，成何体统！
可是李鸿章绝对是大家愿意交往的好朋友，那是相当的随和而且有喜感哦。李鸿章绘声绘色地向曾国藩描绘他看到的洋枪队多么厉害。想想都是啊，都是清国小百姓，就靠华尔他们训练一下，一千多人，就把同样配置洋枪，而且有十倍兵力的太平军打的满世界乱窜，这洋办法训练军队，那是完全不一样啊。
身居第一线的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认为洋枪厉害，洋人的训练和作战方式更厉害，都向朝廷上建议，能不能请洋人帮助俺们剿灭太平军啊？
朝廷里主事的是恭亲王啊，那这事情就好办啦。清廷有意，洋人有情么？
洋人那里现在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完全逆转了。英美法三国政府已经和清国签订了新的条约，而且恭亲王主政的清国政府明显友善讲道理的多啊，三国政府愿意帮助清国。三国的小百姓呢？对于洋国家来说，民意很重要哦。当年在清国的洋人主要就两类人，买卖人和传教士。
作买卖的洋人，他们也不反对，为啥？太平天国虽然欢迎洋弟兄来作买卖，可是有一条，不允许卖鸦片。现在清国政府都把鸦片买卖合法化了，抵的上军火买卖的损失啦，当时洋人和太平天国的军火买卖是个大头。买卖人不反对自己的政府帮清国打太平天国。
传教士呢？更别提了，当初最喜欢太平天国的就是这帮传教士，大家都是信洋教的嘛，他们以为。后来一了解，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新教的传教士认为拜上帝教是邪教，耶稣的弟弟都跑出来了。天主教的就更别提啦，这要搁早些年在欧洲，圣战哦，一定要剿灭拜上帝教这样的邪教。
1862年2月，清廷发布上谕，借师助剿。英国帮助李鸿章训练军队和指挥作战，法国帮助左宗棠训练军队和指挥作战。华尔率领的上海乡勇常胜军，被并入李鸿章麾下，常胜军扩编至五千人。华尔阵亡之后，英国派戈登少校帮助李鸿章指挥训练常胜军。
洋人的加入，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巨大的。洪仁玕说，“一自妖军贿买洋人以攻我军，我朝屡战屡败，我军无力抵抗，末日快到了。”
首先是士气上的打击啊，洋弟兄居然帮助清妖了，太平军这下受的刺激大啦。
再其次，经过洋军官用洋人的方式训练过的清军，那战斗力已经不是和太平天国处于一个世界啦。

听从网友的建议，正文前面加号，嘿嘿。 正文1

就说买洋炮啊，清国时候的人，打炮瞄准，基本靠蒙的。太平军买了洋炮，对准了敌军，砰一炮打出去，啊？太近了啊？推近些推近些，再瞄准，胖，又一炮，啊？又太远啦？往后退退，你倒是快点啊。他们还没摸出来个地方呢，敌军都已经打上来啦。
可是洋人打炮不一样啊，人家会妖术，一打一个准。妖术就是今天中学里学的三角几何啦，你懂的。算好角度，估算好落点，嘭，这一炮出去，就结束啦。戈登把这个办法教给了清军，清军都会了妖术了，太平军那里还打的过清妖啊？
戈登战功显赫而且治军有方，淮军里的常胜军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只西方模式训练和管束的军队，打仗的时候，不骚扰小百姓，和百姓公平交易作买卖。因为战功，戈登被清国朝廷提拔为提督，那是清国时代，武人最高的官职啦，戈登成为当时“清国人民的好朋友”，嘿嘿，一直到他后来离开中国之前，清国朝廷和李鸿章都非常尊重信任他，有重要的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策略，都愿意听听戈登的意见和看法。
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曾国藩的声望和权势达到了顶峰。
这在皇权时代，不是好事哦，亲们，会遭皇帝猜忌的，也会惹麻烦的。
曾国藩手握重兵，同时门生满天下，黄袍加身的历史剧，很可能会重演哦。
当初曾国藩的讨粤贼檄文，掷地有声，那是他内心的真实愤怒。
粤匪不要瞎掰什么反满，煽动族群仇恨，谢谢。春秋大义，内中国而外狄夷，从来以文明教化论，而不以族群论。
曾国藩投笔从戎，为的是捍卫他所信奉的孔孟之道，春秋大义。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清国皇帝并没有失德于天下，儒生怎么敢犯上弑君。
再说了，传统的儒生追求的是天下治平，他这要一造反，那么天下不是又要大乱了吗。曾国藩不会这么干的啦。
为了避免朝廷的猜忌，也避免手下将领们的盲动，曾国藩选择了大规模裁撤湘军。
曾国藩先生，道德文章，人格操守都是清国时代儒生们的典范。
按旧的传统标准来说，曾国藩先生的表现和作为堪称完人。
从现代的标准去批判，他唯一值得诟病的，是对太平天国的血腥屠杀。这，或许就是儒家传统里的又一个硬伤吧。儒家传统是集体的人文主义，传统儒家的爱里面，是缺乏现代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
除恶务尽，这是历代儒生们信以为真理的。后人不应该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标准去论断曾国藩先生。只能说，曾国藩对太平军的血腥屠杀，是因着他真诚的无知。
这里顺便就牵扯出一个概念，真诚的无知。
什么叫真诚的无知呢？比如说许多现代城里人，很鄙视的刚进城的乡下人的许多陋习，比如在公众场合吐痰啦，大声喧哗啦，凡此等等，如果有着同理心，同情心，就应该知道，那是传统乡村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冲突。
一个农民在自己乡下里，种田种着种着，一高兴了，或者一不高兴了，往泥土里吐了口痰，肿摸啦？他那里不道德了呢？
村里说话不大声，那人家听的清楚么？
而城市文明，因为人口密集，为了避免疾病传染，也避免影响赶人到别人。因而形成了不随地吐痰，不大声喧哗的现代城市文明规范。
把这些规矩，这些道理，解释给乡亲们听，他们一来二去的，也就现代文明啦。他们作出来一些城里人看不惯的事情，那往往是因为他们真诚的无知，他们不知道，这是不对的，他们并不是故意的要伤害到别人。
镇压完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又忙于镇压土匪捻军，兴起于1853年，一度肆虐于安徽，河南，江苏和山东各地的捻军也在1868年被完全剿灭。
此时西南和西北的穆斯林，又起来造反了。
在清国的时候，穆斯林被称作是回民，因为宗教的原因，回民有着许多与众不同的传统习俗。和客家人一样，回民也属于常遭到欺压的弱势群体。云南回变的起因，是回人和汉人为争夺土地和采矿权发生械斗冲突，当地官方一味偏袒汉人，纵汉杀回，其中的回民地主杜文秀家人被杀，多次往昆明和北京上诉，都没有得到公正处理，汉人官员们反而加重了镇压的力度。1856年，杜文秀就聚众公开造反了，攻克大理之后，建立“平南国”，自称兵马大元帅。但是因为西南地区的回民数量不多，这次造反的影响范围不大，最终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
真正对清国造成重大威胁的是甘陕回变。甘陕回变的起因一样是汉人地主压迫当地的回民，1862年，在华阴县，汉人和回人因为砍竹子起了冲突，发生械斗。汉人团练开始扩大事态，开始屠杀回民，激起回民反抗，由此引发1862年的甘陕回变。西北地区回民人口众多，长期被欺压的回民纷纷加入造反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演变成巨祸，新疆和内地的交通也因此被完全隔断。
1868年，平定捻匪之乱的左宗棠受朝廷派遣，镇压甘陕回变。经过五年的血腥屠杀，终于在1873年，镇压了甘陕回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支回民武装的首领马占鳌接受左宗棠的招安，成为清廷的战将。他的马家军，日后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地方军阀集团，统治西北地区一直到1949年。
云南回变和甘陕回变，事情的起因都是明显的冤情，回民受到欺压和屠杀，因此历史讲述的时候，不算是教乱，而是称作事变。这两次的暴乱，是由族群压迫导致族群仇恨，双方都是大规模的仇杀，包括镇压的清国官军，也是采取灭绝性的屠杀。据说云南人口经过这场浩劫，减少一半以上。而甘陕回变所波及的宁夏陕西甘肃和青海，人口减少甚至超过60%。上千万的汉人和回人死于这场暴乱中。屠杀是汉回相互之间的，种族灭绝性质的仇杀，其中当然也包括镇压的官军的灭绝性屠杀。
族群歧视和压迫，一直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当我们今天的人去回顾的时候，希望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平等和相互尊重，才是真正的出路。当中国人控诉西方列强的压迫的时候，中国人当记得，将心比心，不应该歧视压迫自己国内的弱势群体，当然啦，也不应该歧视仇恨外部的族群，嘿嘿。
仇恨毒害的是自己的心智，进而毒害的是整个社会，一个被仇恨蒙蔽了心智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以仇恨为国家精神的国家，像纳粹德国那样，只能够自取灭亡。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亲们，君子当自强，不是为了欺负别人，而是为了匡扶正义，也就是传说中的浩然正气啦。请看黄飞鸿，黄师傅的榜样，嘿嘿，当然是说香港电影里的黄师傅啦。
就在甘陕回乱的时候，新疆又出乱子啦。
在1864年的时候，俄罗斯入侵占领了清国新疆西北地区，之后逼迫清国政府签署了“塔城条约”，夺取了大约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其中甚至包括1860年北京条约里定明的界湖，伊赛克湖。这片土地，日后属于苏联土崩瓦解之后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也是在这一年，清国西边的邻国浩罕国入侵占领了新疆南部，成立“哲德沙尔汗国”，此时正值甘陕回变，新疆和清国内陆的交通被隔绝了。
到1871年6月，俄罗斯南下入侵新疆北部，攻占伊犁九城，这期间又是屠城立威的老套路。清廷对此入侵行为提出抗议，俄罗斯辩称说，你看，你们现在甘陕回乱啊，军队都过不来，这里没人管理，不安全啊，俺们暂时帮你看管哦。够意思吧？北疆的归属，这就成了清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一桩悬案。    1873年，甘陕回变终于被左宗棠用血腥残酷的方式镇压之后，通往新疆的道路被打通了，一个战略性的选择题出现在清廷面前啦。从1850年洪秀全起兵到1875年，清国内战外战没停过折腾了25年，国库都打空了，百姓也遭遇了这么多年的战乱灾难，还有能力再打下去么？新疆地域辽阔，地理位置又偏远，历朝历代的中原帝国都没能够长期占有，这要是真的再出兵，就一定能够收复么？而且中国历史上，放弃这些侵略征服的边疆地区的例子很多，越南，朝鲜都曾经被中原帝国侵略征服过，因为守护的代价太大，最后都放弃了。
        于是就这个选择题，朝廷上展开了大辩论。左宗棠大义凛然，祖宗征服的土地，子孙怎么能够放弃！新疆若是不保，那么甘陕就不保，甘陕不保，那么山西河北就不保。听听这逻辑，一气呵成哦，估计多喝几个水，能不保到江苏，嘿嘿。
        李鸿章的看法却与此相反，自从乾隆皇帝征服新疆以后，清国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却耗费巨资驻兵在哪里。清国真正的威胁在东部沿海各省，而不在西部边陲。东部是清国的精华所在，目前国家就这么多资源，应该集中发展沿海的国防和内地的民生开发。腹地如果有损，那就是亡国之祸了。腹地如果安全了，清国强盛起来，西北边省自然也就安全了。李鸿章真正担心的是明知维新之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清国和日本，必将有一战，那才是国运的根本所在。
        从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应该说，李鸿章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政治家。取舍之间，轻重缓急，他看的非常清楚。中日必有一战，胜，则从此清国腾飞，败，那么怕就是要亡国啦，这是李鸿章在1875年所看到的局势。
        但是显然左宗棠的高调动听嘛，士人们的荣誉感，自豪感，啥啥啥感，还有忠君爱国感当然都起来啦，皇上啊，新疆不能放弃啊，否则如何面对清国的祖宗啊，那可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之一哦。
        就这样，向外国借了500万两银子，再从国内挤出500万两白银，凑足1000万两军费，左宗棠开始了收复新疆的攻伐。
        还别说，清国运气还真不错，左宗棠出兵没费什么力气就平定了新疆回乱，他们自己窝里反，起内讧了，嘿嘿。
        1876年，清廷派崇厚和俄罗斯交涉啦，亲，现在俺们道路也通了，军队也来了，不需要亲代为看管啦，该把土地还给俺们清国了吧？结果呢？可能么？
        崇厚只要回来了伊犁城，剩下的全没讨回来，还得搭上一大堆通商权益，包括新疆经甘肃到汉口的商路，松花江的航行权力这些的。
        清国朝野那当然骂崇厚卖国啦，谈判要不回来，那就开打吧，还说啥。
        这时候年青一辈的清流人物，张之洞，陈宝琛这些清流爱国派已经上来啦，热血沸腾啊，遇到这样不讲理的流氓国家，必需的，得打，立我清国国威。
        朝廷还真就要打了，正常人遇到这样蛮不讲理的，也该打了。当时清国朝廷也学了万国公法啊，俄罗斯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抢夺。
        李鸿章之所以会被当年的西方媒体称作东方的俾斯麦，他自然有过人的战略眼观和成熟政治家的心态和能力。喊打爱国，那当然中听，朝野都爱听。可是真的要打，有把握么？
        首先，如果要对俄罗斯开战，那么是要从新疆到东北，整个北方国防线都可能面临俄罗斯军队的攻击，在哪里布防？要多少军队多少资源才能守的住？
        其次，北方陆地国防线之外，整个东部海岸线都可能面临攻击。俄罗斯的远东舰队已经在日本海海面上出现，摆明了是在施加压力。清国靠什么抵御俄罗斯的远东舰队？当时朝廷是打算派彭玉麟统帅长江水师来对付俄罗斯军舰，将军怎么办？他只能想到林则徐的老办法啊，用船装满桐油去火烧俄罗斯军舰，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办法么？清国还没有现代化的军舰，如何抵御俄罗斯从海上的攻击？
        李鸿章知道这仗不能打，可是他也知道他说了没有用，爱国大臣们能把他骂死。李鸿章多聪明啊，他会请外国专家。他请来了戈登，朝廷上下对戈登的军事专家身份，那都是相当的信服。
        戈登是洋鬼子啊，洋鬼子不懂清国的规矩啊，而且关键是他也不怕掉脑袋啊，他就老老实实地说，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要打俄罗斯，清国朝廷要做好三个准备。
        首先，迁都长安。居中指挥策应，而且关键是，清国根本没有现代水师，海防基本是任俄罗斯蹂躏的，北京太靠近海岸线。两次鸦片战争不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吃的大亏么？
        其次，这场战争要作好十年战争的打算。
        最后，清国皇室要作好亡国的打算，依目前清国的国力状况，打一场长期的战争，估计就可能要亡国了。
        听外国军事专家这么一说，大家伙不得瑟了，这才结束了这场险些导致亡国之祸的闹剧。
        幸亏曾国藩先生的公子，曾纪泽当时已经有了些外交经验，而且意志力顽强，和俄罗斯据理力争。为啥说他意志力顽强啊？双方软磨硬泡了快一年时间，嘿嘿。1881年2月，清国取回了绝大多数领土，也没有丧失通商权益和内河航行主权，只是最后要赔偿900万卢布的看管费用。
        当时的英国驻俄罗斯大使对曾纪泽表示出了极大的仰慕之情哦，能够凭外交手段从俄罗斯手里把它已经占领的土地给要回来，曾侯爷真是个外交大牛啊。
        至此为止，从1850年洪秀全造反以来的清国内部各种战乱，终于算是平息啦。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 清国平定了内乱，全开始面临来自外部的更大的挑战。 ​ 大家如果去看世界地图，会发现中国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高原高山大漠，把亚洲的东部和欧亚大陆的中部西部隔绝。如果说地球是个地球村的话，亚欧大陆的东部是一个半封闭的世界。 ​ 自古以来，在地球村的东部，中原帝国就是最牛的，文化，我最牛，打架，我最能打。历史上曾经有过入侵征服中原的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但是元帝国只是疆土辽阔的蒙古人帝国中的一个。 ​ 自古以来，中原帝国所面临的威胁都是来自于北方的蛮族入侵，东南部沿海一带，从来没有遭遇过挑战，可是时代变了。两次鸦片战争，清帝国遭到跨海而来的英国和法国的攻击，战败之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换得了和平。 ​ 可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帝国将要面临来自欧洲的更多挑战，因为欧洲的格局变了。 ​ 19世纪70年代，是欧洲的新帝国主义时代，这里的帝国主义概念，请参看文前的定义，不是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 ​ 为大家更好理解清国所遭遇的挑战，我们来简单讲述一下欧洲的历史，看看跨海而来的帝国主义力量是如何形成的。 ​ 古罗马时代，把生活在帝国疆域以北的蛮族称作日耳曼人。日耳曼诸蛮族生活在从罗马帝国北部边界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欧洲西部和中部地区，以渔猎农耕为生。 ​ 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北部蛮族的大局南下入侵，在南方的古老文明，中国，印度，波斯，西罗马，拜占庭都遭遇了来自北方的异族入侵。这个奇特现象的成因，学者们到今天还不能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日耳曼诸蛮族南下侵入罗马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在西罗马的国土里，日耳曼诸蛮族在北非，在西班牙，在欧洲，建立起众多新的国家。 ​ 其中一个叫法兰克的日耳曼蛮族在这个乱世中崛起，根据法兰克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是特洛伊的勇士，因此他们建立的国家首都，叫巴黎。巴黎Paris就是帕里斯啦，就是特洛伊故事里那个拐跑超级大美女海伦导致亡国之祸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啦，你懂的。 ​ 第一个法兰克国王叫克洛维，像当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一样，经过一次恶战中的奇特经历，他选择了放弃日耳曼人古老的奥丁战胜崇拜。他归信基督教，当天和他一起受洗的还有三千多法兰克战士。这个历史事件，铸造了日后欧洲历史的千年基调。 ​ 从此，剑和十字合流，日耳曼蛮族战士的攻伐，带上了宗教圣战色彩。欧洲社会开始形成三个阶层，封建武士贵族，是信仰的守护者，教士是信仰的宣教者，农民是信仰的供给者。 ​ 伴随着法兰克武士的四方征伐，基督教被广泛传播。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罗巴这个罗马时代的说法不见了，阿拉伯人开始称欧洲作法兰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籍里，拂郎，佛朗，弗蓝，弗林等形式，到明朝后期起，写作佛郎机。 ​ 7世纪的时候，先知默罕默德宣称得到天使加百利的启示，基督教的圣经已经被篡改，从此伊斯兰教产生。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叫做穆斯林，意思是顺从（真主）者。 ​ 怀着极大的宗教热忱，穆斯林开始发动圣战，传播伊斯兰信仰。 ​ 伊斯兰圣战如疾风烈火般席卷各地，向西的圣战，横扫北非跨海攻入西班牙，日耳曼蛮族西哥特人所建立的王国覆灭，欧洲的基督国度面临灭顶之灾。 ​ 此时铁锤查理登场，拯救了欧洲的基督国度。 ​ 他的法兰克名字叫“卡尔“，意思是男人。他的名字演变到日后，英文则读作查尔斯，法文读作查理，西班牙文读作卡洛斯，而拉丁文则写作卡洛琳。铁锤查理子孙开创的欧洲王朝，后世称作卡洛琳王朝。 ​ 铁锤查理，是法兰克王国的宫相，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他是男人中的男人，据说一生恶战无数，只有过一场败仗，人们因此称呼他作查理马特，马特的意思就是“铁锤”。 ​ 铁锤查理率领忠贞的基督教武士迎击视死如归的穆斯林圣战勇士，双方在西班牙和法国交界处展开殊死决战。 ​ 那一战，新月没有战胜十字，铁锤击碎了弯刀，伊斯兰圣战止步在比利牛斯山下。 ​ 战后，铁锤查理认识到穆斯林骑马作战的优势，在欧洲引入骑士作战方式，这就是骑士制度的起源。 ​ 铁锤查理的儿子，矮子丕平通过罗马教皇的帮助，取代了法兰克国王，开创卡洛琳王朝，在这个过程中，他把攻占的一块异教徒的领土，奉献给了罗马教皇，这就是教皇国的来源。 ​ 丕平的儿子也叫查理，因为他的卓越战功，后人称他作查理曼，伟大的查理。 ​ 查理大帝继续他祖父辈的事业，扩张基督国度，他一生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日耳曼蛮族萨克森人的完全抵抗。通过血腥的屠杀，查理大帝终于征服萨克森人，逼迫他们归信基督教。 ​ 在征伐的过程中，查理大帝把领土分封给手下的有战功的骑士们，这就是日后欧洲封建贵族的起源。 ​ 查理大帝去世之后，根据日耳曼蛮族传统，儿子们平分家产，他所征服的辽阔领土，被分成了三分，东法兰克，中法兰克和西法兰克王国。 ​ 这里出现了一个名词，基督国度了。乡亲们还记得太平天国么？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啦，亲们。基督教是国教，国家的法律依据，小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必需服从宗教信仰的管理。太平天国规定小百姓要作礼拜哦，基督国度一样的啦。不参加礼拜，后果很严重的啊。甚至到北美殖民地时代，当时还没有确立政教分一，不作礼拜要抽鞭子的哦。 ​ 从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归信基督教起，法兰克人所征服的地区，都必需以基督教为国教。这是当时基督教的理解啦，天国，神的国，在人间。 ​ 历史发展到16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德国的马丁路德，瑞士的法国人约翰卡尔文。乡亲们或许要问啊，啥叫瑞士的法国人约翰卡尔文啊？是这样的啊，马丁路德有当时他所在的封建国君的保护，可是约翰卡尔文不行啊，他待在法国，那不是等着被宰么？他逃到瑞士，那里的人信他的，他们自己建立管理机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是派人来抓约翰卡尔文，那就开打吧。 ​ 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学者认为当时的基督教已经背离了真正的基督信仰，他们从圣经里去找依据，从初期教会的历史传统里去找依据，对罗马教皇的权威提出各种质疑和挑战。主要的有两条，对后世影响深远， ​ 一：根据圣经，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需要特殊的神权祭祀阶层，也就是说，根据圣经说的，俺可以直接和上帝说话，直接认罪祷告。神父是什么？哥不认识。当时的基督教里，认罪得是这样，你跑一小黑屋里，拉上帘子或者关上门，对面格子里坐着神父，这不怕你害羞么，这设计还挺体贴的，嘿嘿。你对着神父把自己的罪行说完，神父说，孩子啊，你的罪被赦免了，必需得这样才能认罪。 ​ 二：根据圣经，神的教导是明白清楚的，人人都可以通过理性阅读理解。于是开始翻译圣经成各种文字，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被认为是对德文的形成起了重大的影响。之前翻译圣经是违法的，还会被烧死哦。圣经只有一个版本，罗马教皇认可的拉丁文。拉丁文小百姓怎么看的懂啊？要的就是这个哦，小百姓都看的懂，胡思乱想，胡乱解读，那不全乱套了么，得听神父解释，小百姓不许瞎读圣经。宗教改革之后，圣经被翻译成各种文字，而且新教鼓励信徒都得学习圣经。否则小百姓都不懂，那不由着牧师在上面瞎忽悠嘛，嘿嘿。 ​ 从此，欧洲的基督教分裂了，一个是罗马教皇为权威的，大家称作罗马公教，中文一般称作罗马天主教。另一个则是以圣经为权威的，大家称作新教。新教在地球上没有权威领袖啦，所以就又有各种流派，而且越来越多门派。像亨利八世他们搞出来的，叫圣公会，那是英国国教；马丁路德那一派的，叫路德会；约翰卡尔文这一派的，在荷兰瑞士，叫改革会；在苏格兰叫长老会。反正好多会各种会，清国的洪秀全，不自己还搞出来一个拜上帝会嘛，从学术来说，拜上帝会，那就是新教这一支的变种。

在那个政教合一的年代，突然冒出这样的一批人，挑战当年的基督教挑战，会是啥下场？想想都知道啦。 清国人看到洋夷女人的胳膊露出来都觉得恶心呢，欧洲人和清国人，那还不都一样是人，面对这样挑战传统的，一样受刺激。 欧洲各国的君王，大家如果去看他们的抬头，那都是啥啥信仰的守护者，比如今天的英国国王，那是圣公会信仰的守护者。而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还有西班牙国王，法国国王这些的，那他们的抬头里，首先都是这一条，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守护者。 法国是在国内屠杀新教徒，当然其实是互相杀来杀去的。 荷兰，其实只是低地联邦中的一个，只是荷兰最大，跑到中国来的，也一般是荷兰的，所以大家叫那个国家荷兰，他们国家正式的名字应该是尼德兰联邦，尼德兰就是低地的意思。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咱们还是叫他们荷兰吧。 低地是西班牙王国的领土，北部七个省的人觉得新教靠谱，就改了信新教。南部可没改，人家觉得还是天主教才是真正的信仰。 西班牙国王说，坚贞信仰的守护者，王国的骑士们，拿起你的剑和盾牌，为捍卫真正的信仰，挽救丧失的灵魂，开始战斗吧。 于是两边就开打，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对打荷兰，英国那也是新教啊，那就帮助荷兰，双方从1568年开始打起，打了八十年啊，怎么停下来的？等一下哦，因为欧洲同时又一场宗教战争，打到后来，大家都打不动了，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七省获得独立。 1618年，捷克布拉格新教徒干了件狂热的事情，他们宣布三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官员侵犯宗教自由，把他们扔出了窗外，这是有传统的啊，1419年的时候，那时候新教徒，当时叫胡斯教徒，就干过一次，后来被血腥镇压。第二次布拉格抛窗事件，引发三十年战争。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派兵镇压，新教徒反抗，然后你懂的啦，丹麦啦，瑞典啦，英国啦，德意志新教各邦都卷进来啦，开始群殴，后来的事态有喜感哦，法国也参加新教同盟。法国国王，常干这事儿，他们家嫉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还曾经和奥斯曼帝国同盟，围殴神圣罗马帝国，嘿嘿。 神罗皇帝说，坚贞信仰的守护者，骑士们，拿起你的剑和盾牌，为捍卫真正的信仰，挽救丧失的灵魂，开始战斗吧。新教徒那一样大义凛然啊，为了捍卫纯洁信仰的自由，冲啊。 双方都坚信他们在捍卫真理，双方都虔诚而无畏。年青的瑞典国王，还为他的信仰，战死在德国战场。这仗越打越大，意大利德意志的自由城市也都卷了进来。血腥残酷的相互屠杀，这场大规模的宗教战争整整持续了三十年。 打到后来，大家都打不动啦，于是开始谈判解决问题，签署了维斯特伐利亚和约。 维斯特伐利亚和约，定义了欧洲的国家概念，主权概念，国际交往标准这些内容。随着日后西方国家走向全世界，构架了今天的现代世界体系。维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因此成为今天国际法的渊源。 比如说啊，国家不分贵贱，一律平等。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概念啊，一个公爵国，和一个亲王国，虽然爵位高低不同，但是在外交上是平等的地位。 其实如果真的理解了中国的先秦封建社会，也很好理解这一点。齐国是侯爵国，鲁国是公爵国，虽然公爵比侯爵大，但是鲁公国和齐候国交往，地位是平等的。 维斯特伐利亚和约包含了一系列和约，简单的说几个重点。 首先是确认了归正会和路德会这些新教教派的合法性，从此不把他们当异端攻击啦。 第二个很重要，允许各国选择自己国家的国教。原则是，一个国家，一个国教。 亲们，当年的欧洲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如果一个国家内有两个合法宗教，那日子没法过啊，不仅是要打架。就算不打架，日子都没法过，一个信新教教的，他交的税拿去给天主教盖教堂，他能答应么？ 基于这个原则，国家进行了从新的分配。比如有一个联合公国，公爵去世之后没有合法继承人，联合公国里的三个新教公国，被分给了新教的普鲁士；而信天主教的两个公国，则被划分给一个天主教国家。 荷兰，瑞士这些新教国家被允许独立，从此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都不可以再打他们啦。 瑞士里面的天主教徒就该搬家啦，讲意大利语的，估计就移民去南面，讲德语的，估计就移民去了奥地利，反正就该搬家啦，他们在瑞士也待不下去啊。 就好像你要在太平天国里说，哥是敬拜孔子的，那不是找死么？亲，这就叫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国家。 维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政治学上，就是日后形成的民族国家学说的起源。 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在新教地区迅速兴旺起来，当年的天主教说，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过针眼还难。那有多少人敢去作买卖啊？那都是犹太人，他们是贱民，只要他们作买卖。正经贵族人家的娃，要么作骑士，建功立业。要么去教会作教士，拯救灵魂。 可是新教不一样啊，努力赚钱，不让自己成为社会的负担，进而有余力帮助别人，这是圣经说的哦。赚钱不丢人哦，亲，不耽误进天国哦。新教伦理的国家，资本主义事业开始了蓬勃发展。 荷兰，瑞典，英国这些新教国家开始崛起，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 法国启蒙运动开始产生各种新思潮，冲击欧洲固有的传统。 一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暴民们屠杀了法国国王之后，开始法国恐怖暴政时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先杀保皇党再杀反革命，反正是各种血腥恐怖屠杀。 1799年，一个科西嘉岛小贵族的娃拿破仑，开始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 拿破仑靠武力崛起，1804年，法国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皇帝，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亡国。 拿破仑时代，是欧洲封建秩序崩溃的时代。拿破仑皇帝武功强大，征伐侵略欧洲各地，把自己的亲属，部署封为各地的国王，欧洲各地征战不断。 1815年，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皇帝，结束拿破仑时代，欧洲重回和平。 拿破仑时代是欧洲旧有封建封建制度瓦解的时代，同时又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 德意志各小国如何有力量对抗强大的拿破仑大军呢？三皇会战，被后人称作民族会战，因为此时，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觉醒，以民族主义为呼召的普鲁士在三皇会战中对拿破仑皇帝的军队造成致命打击。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为普鲁士的口号。起源于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开始统一德意志各诸侯国，到1831年，日后的德国基本已经成形状。 与此同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在意大利半岛也得到了回应。萨丁王国开始侵略征服意大利各小国和自由城市，意大利逐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到1870年代，复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新兴的德国和意大利，开始了向全球的扩张和侵略，人类历史开始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 关于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原因，学者们至今争论不休，楼主把几个主流观点列出来吧，让大家自己去批判理解。 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解释是，这是列宁的解释。马克思说，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一直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可是马克思预言垂死的资本主义，垂死了这么久还不死，真让人着急啊。列宁赶紧的跳出来说，亲，还有一个阶段哦，叫帝国主义社会，万恶的资本主义为啥没死呢？因为他是变成了万恶的帝国主义时代啦，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侵略扩张成是它的本性。这是定义的真理啊，亲们。嘿嘿。 有的学派认为，新帝国主义时代的侵略扩张，是为了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寻找资本出路，意思是说，欧洲工业化完成啦，资本投资回报太低啦，得去找地方投资啊，乡亲们。那就去非洲，去亚洲占领殖民地吧。 还有学者说，侵略扩张是因为新兴起的国家没地方扩张领土了，只能去亚洲非洲那些地方扩张了。乡亲们，欧洲历史上，内部之间的侵略扩张在封建社会是没有过的哦。 让人听了觉得最觉得可怕的是另外一个解释，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正是社会进化主义思想在欧洲泛滥的年代，拯救全人类，是白种人文明的使命，这是当时欧洲不少人所相信的。 楼主只是列举出主要几个学术流派对新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也许是他们交织混杂的。当然除掉马克思流派，因为列宁的解释是“本性”，那是定性质了，和别的就不可能混杂啦。 不论具体的成因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对亚洲和非洲冲击巨大，无论是他们的武力，还是他们带来的思想，都冲击着亚洲和非洲的固有文明传统。 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在这个新帝国主义时代里遭受沉重的打击，但是中国文化传统真正被根除，那是要到到1949年之后，被中国人自己所根除的。 客观地说，西方列强在1895年之前，真没捞到什么经济上的好处，当年曼彻斯特利物浦那些企业家买卖人所期盼的巨大市场，事实上只是一场美梦而已，嘿嘿。 到1896年，清国外贸总值不过五千万英镑，在这其中，不列颠出口到清国的商品，只是七百万英镑。清国出口的大宗物资，茶叶和丝绸在1880年达到顶峰之后也开始下落。印度，斯里兰卡和日本出口的茶叶开始占据英国和美国市场。而日本和欧洲出产的丝绸，因为品质更为优良，也开始在逐渐取代清国丝绸。鸦片贸易，在达到一年八万七千箱的顶峰之后，也开始下滑，因为清国国内种植的鸦片已经开始成为清国消费市场的主要货源。 我们真的很难说，到底是那种具体的动因，促成了新帝国主义时代里，西方列强对清国的鸦片。我们只能说，应该是上面三种动因的混合吧，白种文明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为国内的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市场，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新兴国家要在全球抢占领土，这三个动因交织在一起，兴起了一轮西方列强对包括清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压迫和侵略。 而且此时日本已经迅速崛起，隐然成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力量。1854，美国黑船来航，胁迫德川幕府结束闭关锁国时代。看到强大的清国在西方人面前不堪一击的惨败，日本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此次所面临的西方力量，不再是以前所熟悉的“南蛮”。在闭关锁国时代，日本一直和荷兰有着通商关系，日本人把他们所遇到的荷兰人，葡萄牙人称作南蛮，或者洋蛮。 日本朝野各界开始争鸣思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间有过许多后人看来荒唐可笑的爱国盲动，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义举。 萨摩长洲等封建大名发动倒幕战争，末代德川幕府将军宣布退位，大政奉还天皇。 亲政之后的日本明治天皇，在1868年率领文武大臣，向天地，向民众宣誓，堂堂正正开始全盘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时代。 和清国的自强运动不同，日本是全面的学习西方，全面引入西方的各项制度，技术，文化。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守旧势力的反抗，忠于天皇的守旧势力和同样忠于天皇的革新势力在朝野展开激烈的论战，甚至出现过相互之间的战争。双方冲突的最高潮，出现在1877年，反对日本政府废除封建制度的武士们拥立对西乡隆盛，发动西南战争，攻击日本中央政府。这场内战，以西乡隆盛切腹自尽而告终。西乡隆盛是日本维新三杰之一，他本是最初开放变法路线的领袖人物，因为对后来的大政方针持不同看法，走上了叛乱之路。1889年，日本政府特赦西乡隆盛，他成为日本人所尊重和敬仰的英雄人物。对西乡的特赦和尊敬，体现出日本社会，已经开始初步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从天皇到朝野各阶层并没有简单的认为，反对国家政策的就是卖国。同样出于忠君爱国的出发点，不同的人，不同的思路，是可能产生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的。但是西乡隆盛带领武士发动叛乱，这是显然的叛国罪行。日本政府首先判定其行为是属于犯罪，进而特赦其罪行，整个处理过程，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都得到了尊重和维护。这个事件表明，日本社会已经开始步入现代法治社会时期。 1871年，日本和清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方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应该是“清日修好条约”嘛，不能说是中日。这里的关键是，不论是明国，还是清国，都是以天下的中心宗主国自居，日方代表所要质疑的，就是这个“中国”的地位。在中方的坚持下，日方最后还是接受了“中日修好条约”的说法。 这个条约的签订，事实上已经开始动摇了以中国为中心的tian朝朝贡体系。 清国的谈判代表李鸿章意识到，除了西方来的各国之外，日本也已经成为亚洲的一个新兴势力，清国已经公开承认日本是一个地位平等的国家。 历史上，对中原帝国的威胁都只是来自北部，而到了1870年代，北方的俄罗斯已经远比康熙皇帝时代更为强大，东南万里海岸线，都可能成为西方列强的攻击点，日本又在崛起，电报轮船这些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军事成为瞬息千里的事情，传统的防御手段也根本无法阻挡新式军队的攻击，李鸿章意识到，这是中国“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Tian朝朝贡体系的崩溃 历史讲述到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啦，清国有着自己的tian朝朝贡体系，而西方人有着维斯特伐利亚体系，清国是被给拽进这个新的世界体系里去，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以清国为中心的tian朝朝贡体系开始崩溃瓦解。 上面介绍过，清国并不像明国那样喜欢要那么多朝贡国来朝贡。清国维持着几个朝贡国，别的不需要他们来，他们想让还不让他们来，来了清国要花钱啊，那不是明清传统么，华夷之防啊，从贡使进到清国，就得全程招待，也就是隔离啊，花费不小呢。 清国所维持的朝贡属国有缅甸，泰国，越南，琉球，朝鲜。 首先出问题的是琉球。明朝的时候，琉球就开始成为明国的朝贡国，这个关系一直延续到清国。而与此同时，在明朝万历皇帝的时候，日本九州的萨摩藩，在1602年，入侵征服了琉球，逼迫琉球向萨摩藩称臣进贡。也就是说，琉球有两个宗主国，一个是明国，一个是日本的萨摩藩。这种事情并不稀罕。当年的女真就面临明国和朝鲜的双重压迫，要向明国称臣，同时也要向朝鲜称臣。 琉球这样一仆二主的局面维持了两百多年，一直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出现变化。 1873年的时候，有琉球的船民遭遇海难，在台湾被台湾原住民杀害，日本向清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并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但是总理衙门的交涉官员答复，台湾原住民是化外生番，清国不管这事，日本如果要捉拿凶手，自己随意。日本以此为依据，派军队进入台湾对涉案原住民展开军事报复行动。清国政府和日本谈判解决争端，同意赔偿琉球遇害难民和日军军费。 日本国政府以此为法律依据，主张清国政府已经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国皇民，命令琉球王停止向清国称臣朝贡。1879年，明治维新改革日本国家制度，废除封建体系，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琉球则被一分为二，北部归入日本冲绳县，南部则为清国领土。清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琉球问题成为清国和日本之间的悬案，一直到清日甲午战争。 在两国交涉处理琉球的过程中，清国和日本国现代化程度的差异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国的外交，已经开始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依据国际公法寻求解决途径。在吞并琉球之后，又依据民族国家的原则，开始对琉球居民进行现代国民教育，将琉球人归化成为日本人。而清国方面的外交上，则是在朝贡体系和现代体系之间的摇摆，官员的对外交涉缺乏现代外交人员的职业化培训和概念，在无意之中，为日本按照现代国家体制，吞并琉球提供了法律依据。 清国丧失琉球，只是清国朝贡体系崩溃的开端。 今天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地区，当时的西方人称为印度支那，越南的皇帝是印度支那地区朝贡体系的中心，而越南皇帝又接受清国政府的册封，在清国的朝贡体系里，越南皇帝被封作越南国王。 1863年，柬埔寨国王寻求法国的保护，法国成为柬埔寨的宗主国。1874年，法国和越南签署不平等条约，越南沦为事实上的法国臣属国。越南国王向清国寻求保护，清国向法国提出抗议，清国的依据是，越南的国王，自古以来就是接受清国的册封，因此越南是清国的臣属国，法国的行为是对清国的侵犯。法国方面的回复则是，1874年越法条约的签订，说明越南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不是所谓的清国臣属国。在这个问题上，朝贡体系和世界体系的冲突又出现啦。依据世界体系，主权不完整的附属国是不可以独立签署外交条约的，必需要得到宗主国的批准。而在朝贡体系里，国家主权？是神摸？ 法国开始加强对越南的控制，派遣军队进驻越南，而越南王则在1882年派出朝贡使团去清国，寻求清国的庇护。对于越南的求援应该如何回应，清国内部又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想一想都知道啦，朝野士人的绝大多数是充满爱国激情的，那一定要援助越南啊，亲们，那是阿拉大清国皇帝祖上留下来的藩属国啊，祖宗的产业，岂能抛弃。 当时的周德润曾经解释过要保守这些藩属国的战略意义，琉球，高丽，越南这些藩属国，是清帝国的第一道防线，因此要保有他们。 李鸿章却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如果是以前的战争形态，周德润的战略构想当然成立。可是现在是19世纪后期啦，现代的战争，外国军队可以直接从海上对清国腹地发起进攻，根本不是古时候那种层层推进的战争方式。 道光年间，咸丰年间，英法军队从来不需要突破所谓第一道防线，直接攻入天津，胁迫北京，或者攻入南京，切断漕运。李鸿章把这一点看的很清楚。他认为，清国防御战略的重心，一是要集中有限的清国资源，加强军备建设，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强对高丽的控制和保卫。因为李鸿章一直判断，日本才是真正会对清国发起挑战的国家。而且日本和西方列强不同，日本有扩张领土的欲望。 左宗棠啦，张之洞啦，张佩纶啦，陈宝琛啦这些清流爱国者都开始弹劾李鸿章了。举国上下都在骂李鸿章啊，简直就是秦桧，贾似道嘛。据说当时每天都有弹劾李鸿章的，举国都骂李鸿章里通外国。 清国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倍儿爱国的张佩纶去了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清国重要的海军基地；倍儿爱国的陈宝琛去了两江，协助督办防务，东南沿海都有坚定的爱国大臣们守护啦。张之洞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对越南境内的黑旗军的接济和帮助。这布局，看着真是要大干一场啦。 1882年六月，越南嗣德皇帝病逝，继任的建福皇帝签署“顺化条约”，越南国王放弃越南皇帝的头衔，正式承认法国为其宗主国，越南从此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1883年12月，清国军队从广西和云南入侵越南，法国照会清国政府，法国已经成为越南保护国，任何在越南境内的非政府武装都将遭到攻击，要求驻扎在北宁基地的清国军队撤出越南国境。清国政府则回应，任何对越南境内清国军队的攻击都将可能导致清越两国间的战争。 此时刘永福和他麾下的黑旗军隆重登场，刘永福是个传奇人物哦，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大总统，1895年曾经出任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又是民主，又是大总统，那是相当的洋派的，嘿嘿。 刘永福本是天地会的匪徒，1857年的时候在广西聚众造反遭到清国军队的镇压，带领数百残部败退进越南境内。进入越南之后，打出北斗七星黑旗，聚集形形色色各种人，力量开始壮大。越南官府无力剿灭，不能剿匪，那就招安吧，于是刘永福就成为了越南军官，他的部队，就类似马家军啦，淮军啦，北洋军队啦，那些一样，是私兵性质的，他算的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军阀。 在抗击法国军队入侵越南的过程中，刘永福因为战功卓著被提拔为越南三宣提督。这种拥兵自重的军阀，是不会真的服从越南中央政府的啦，刘永福有自己的军队，也有自己的地盘。到越南成为法国的臣属国之后，法军开始清剿越南境内的割据武装，刘永福的黑旗军开始和法国军队展开恶战。侵入越南的清国军队和越南的叛军黑旗军，成为法军的主要作战目标。 1884年3月，法国军队开始对越南北部的清国军队展开攻击，清军在北宁被击溃。 战败的消息传回北京，清国政府并没有向法国宣战，到底是和还是战，朝廷至今仍在摇摆之中。但是这场败仗却导致了清国朝廷的一次大换血。慈禧太后罢免了恭亲王奕的一切职务。 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年青寡妇啦，她不但已经有了处理国政的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有了很强的权力欲。 有人不想要权力么？毫不为己专门利人的人，那不是人吧？亲们，至少不是地球人，嘿嘿。 随着慈禧太后权力欲望的增长，当然开始看恭亲王不顺眼啦，因为恭亲王权力大嘛。 亲们要知道哦，当时的大多数爱国派都看不惯恭亲王的啦，鬼子六嘛，只是没好意思公开说洋奴啦，居然说洋人不野蛮，还居然公开说要学洋人那一套。 1865年，有人弹劾恭亲王说他贪污，而且不尊重小皇帝，慈禧太后就趁此把奕的议政王职位给罢免了。洋人们就开始不高兴啦，也有大臣和满人亲贵们提出了质疑，迫于压力，慈禧太后恢复了恭亲王的工作，但是这件事显然更加重了她对恭亲王的嫉恨。一个老板居然不能炒掉总经理，亲们，那啥滋味，你懂的，嘿嘿。 1874年，年青的同治皇帝去世了，身后没有儿子。根据满人的传统，这时候要亲贵们开会来从下一辈里挑选皇位继承人了。当时不少人认为恭亲王的儿子将要继承皇位，从血统从年龄来说，那都是最正当的皇位继承人，甚至满人中开始流传说同治皇帝死去遗嘱传位恭亲王爷。众望所归啊，这就是。为了回避嫌疑，恭亲王选择了不参加这次决定清国命运的会议。 会议的结果，那是真的毁三观了，所有祖宗家法都被违背了，慈禧从自己妹妹那里过继过来一个小娃娃载湉，成为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光绪皇帝啦，光绪皇帝才4岁嘛，当然妈妈还得继续垂帘听政啦。 按照祖宗家法，这皇位应该传给溥字辈的。居然传给了平辈的载湉。这样逆天的决议都能够通过，应该说，当时的慈禧太后已经在满人亲贵中间有了相当的威严和势力。 从此慈禧太后保持住自己的权力啦，有权力很好玩的啦，是个人都想要，嘿嘿。 这事情干的不正当，慈禧太后自己当然心里清楚的很。到了1884年3月，清军在越南溃败的消息传回来，她就以此为借口，革去了恭亲王一切的职务，唯一能够对她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物，被解决啦。 但是此时清廷的立场依据是暧昧摇摆，到底是继续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还是撤兵休战？慈禧太后并没有明确的指令。 此时法国舰长福禄诺Captain Fournier找到北京寻求和平解决两国冲突的方案，清廷派遣李鸿章和福禄诺谈判。1884年5月11日，双方签署“李福协定”，根据协定，清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国地位，并“立即”撤回入侵越南的清国军队，同时开放清越边境通商。作为回报，法国保持越南清国的国界线，同时保证越南日后的任何条约内容都不会冒犯tian朝清国的威严。 此时李鸿章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不敢向朝廷汇报已经签署条约的情况，他怕掉脑袋啊。本来就已经举国上下都骂他里通外国啦，这还签署条约撤兵。 李鸿章只能一面通知在越南境内的清军，作好撤兵准备；一面想办法说服慈禧太后同意撤兵。 乡亲们，想起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琦善了么？想起来穿鼻条约了么？ 就在这个争取的过程当中，6月23日，法国军队要求驻扎在越南北黎的清国军队撤出越南，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法军战败。法国舆论哗然，向清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撤出所有入侵越南的军队，并要求增加赔偿两亿五千万法郎。清国辩称清国不应该对北黎冲突负责，清国政府没有意识到，此时清国和法国已经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1884年8月22日下午1点56分，法国舰队开始对清国马尾海军基地内的福建水师发起攻击，整个战斗在20分钟之内结束，法军阵亡5人，清军阵亡521人，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在朝廷之上慷慨英勇的清流爱国派张佩纶惊慌失措，仓皇出逃。第二天，法国舰队摧毁了左宗棠苦心经营的马尾造船厂。马尾海战惨败的消息一出，举国舆论又是哗然，又是严惩败将，严惩李鸿章之类的爱国口号响彻云霄，朝廷迫于舆论压力，对法国正式宣战。 但是清法战争，其实已经结束了，乡亲们。失去了福建水师的清国，已经无力防御整个南部海岸线。而且日本已经开始寻求和法国结盟，围殴清国，这仗要是再打下去，那就是甲午战争提前版，只是多了个敌人，法国。 李鸿章急迫地寻求尽快结束清法战争的办法，他找到了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赫德绝对是对清国朝廷忠心耿耿的忠臣，他的事迹会在自强运动中介绍。 交涉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以免招致清国爱国士人们的怒骂。通过赫德的努力周旋，清法两国于1885年4月签署停战协定，基本就是当初李鸿章所签署的“李福协定”的内容，不再坚持额外战争赔偿。 清国军队撤出越南，法国归还澎湖给清国，同时解除对清国海岸的封锁。 爱国士人们当然又是愤慨无比，尤其是在1885年3月，清军获得谅山争夺战胜利的情况下，清国居然放弃了对越南的争夺，爱国人士简直是义愤填膺啊。 但是慈禧太后知道，这仗已经没法再打了，连前线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也不再得瑟了。 清国和法国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越南宗主权的争夺战争，战争之后，法国的宗主国地位得到确认，印度支那地区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 清国在越南事务上的处理方式，充分显示出了北京条约二十多年之后，清国依然在tian朝朝贡体系和西方人的世界体系之间的挣扎困境。一方面，理性爱国的大臣们已经意识到清国已经不再有实力维持原有的亚洲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举国朝野的爱国士人们仍然沉浸在tian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李鸿章知道正确的选择是，放弃越南，全力经营高丽，但是他的主张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爱国者怒骂声中。理性爱国与激情爱国舆论压力的博弈，导致了朝廷上朝令夕改，举棋不定，知道打不得，迫于压力也必需要打，最后的结果是，失去了越南宗主国地位，同时失去了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 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引起了英国的警觉，为了不让缅甸落入法国手中，英国在1885年入侵缅甸。在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前，英国公使向李鸿章询问清国的立场。英国这也是按规矩来，因为当时清国是缅甸的宗主国嘛。李鸿章淡定地说，贵国要是真的决定对缅甸动武，记得提前告诉我哦，免得两国之间起什么误会。征服缅甸之后，出于对清国不干涉立场的回报，英国命令缅甸继续维持对清国每十年一次的朝贡，缅甸最后一次对清国派出朝贡使团，是在1895年。但是在清日战争之后，这种照顾清国面子的朝贡行为也就停止了。 泰国，当时被称作暹罗，和越南一样，是三年一贡的朝贡国。泰国最后一次向清国派出朝贡使团是在1853年，从此泰国不再向清国进贡，正式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当时的泰国王拉玛四世是个贤明的君主，他审时度势地看清楚了当时的世界大势，当西方列强来到门前的时候，他的表现相当聪明。他知道向原来的宗主国清国求助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主动打开了国门，在1855年和英国签订条约之后，又在1856年和法国与美国签订条约，允许西方人在泰国自由贸易，自由传教，同时开始本国的现代化建设，学习西方，使得泰国没有遭遇清国的命运。通过灵活智慧的外交周旋，泰国成为整个亚洲，唯一没有被西方列强武力威胁和压迫过的独立国家，泰国其实是清国最早失去的朝贡国。 好啦，现在清国只剩下朝鲜这么一个朝贡国啦，这也是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维护的地盘，李中堂在这里下好大好大一盘棋呢。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迅速兴起，让李鸿章看到一个劲敌的崛起。他的判断是，海军将是未来清日战争的决定性力量，因为日本是个岛国，只要能在海上遏制住日本，清国就不必担心日本的威胁，必需要承认，李鸿章的战略眼观是高超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卖国”，举国上下要收复新疆他反对，举国上下因为伊犁争端而要向俄罗斯开战他反对，举国上下要和法国打仗争夺越南的宗主国地位他更反对，因为李鸿章认为，东部地区才是清国的根本，只要清国能够经营好根本所在，国力富强起来，这些事情都还有回转的遇到。他必需把有限的清国资源都节省下来，大力发展清国海军。 既然把日本当作了假想敌，那么高丽就成为了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日本占据高丽，那么日本陆军可以直接从高丽进攻东北。对于所有的藩属国，甚至包括新疆这样的边陲，李鸿章觉得都可以放弃，唯独朝鲜，必需确保不出事情。 那么朝鲜又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朝鲜是个很有趣的国家，它自称小中华，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清国征服明国之后，朝鲜的儒生哀叹，中华文明灭亡啦，我们要继承中华文明，我们是中华文明的真正传承者，我们是小中华。虽然被迫向清国进贡称臣，但是朝鲜内部却称清国皇帝作虏王。儒生们还励精图治，打算北伐清国，恢复光大中华文明。结果过了些年一看，哦？清国好像比明国更文明哦，还不侮辱读书人哦，小百姓日子也不错哦，还文成武德哦。儒生们又从北伐论，改口成北学论了，开始学习清国。朝鲜成为和清国关系最为紧密的朝贡国，每年派出一次贡使。 当西方人跑到亚洲来到处敲门的时候，朝鲜人告诉法国和英国，我们是隐士之国，有事情请找俺们的宗主国，清国，谢谢。1871年，美国人打开日本国门之后，也跑朝鲜来碰运气，一样碰一鼻子灰。事后，被这些老跑来敲门的洋夷们给烦透了的朝鲜国王，派使者恳求宗主国清国，求求您啦，告诉那些洋夷别再来找我们啦。 清国觉得挺难办的这事情，朝鲜是自己的藩属国，有这要求也正当啊，但是洋人那里也不好得罪啊。于是清国通知西方各国说，朝鲜虽隶属中国，一切政教禁令，完全自主，中国从不与闻。这解释让洋人们一听，估计当时公使们就给跪了，什么叫内政外交完全独立的臣属国啊？ 1875年9月，日本的一艘军舰在朝鲜外海测量航道，途中发现淡水快用完了，于是派一艘小船进汉江寻找淡水。江华岛上朝鲜守备部队怀疑他们是来窥探情报的，开炮攻击日本小船，日本军舰因此驶入汉江展开回击，就是江华岛事件。 日本国内舆论哗然，要求征伐朝鲜的呼声高涨，迫于舆论压力，日本政府派遣使者去朝鲜交涉，同时派遣使者到北京和朝鲜的宗主国交涉。 在北京，清国政府告诉日本使者森有礼，如果日本侵略朝鲜，那么就是对清国的冒犯，清国不会坐视不理。而森有礼则说，清国的宗主权有名无实，因为不负责任就没有权力。必需承认，日本的国际法水平显然是比清国要高。 在朝鲜，朝日两国签订江华条约，江华条约里承认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事后，朝鲜和日本都将江华条约副本转给清国，而清国并没有对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对朝鲜提出指责。这样一来，在法理上，朝鲜的独立自主国家地位，等于是被确认了。又必需说，日本还是完全遵循当时国际公法在行事，而清国则还是懵懵懂懂的。 从琉球岛的争端到江华条约，全盘学习西方的日本，显然已经掌握了世界体系的法律准则，严格遵循规矩行事，讲道理，守规矩。出兵台湾，那是清国政府让日本出兵的。吞并琉球，一个道理，根据清国和日本签订的和约，琉球人受日本保护，那么显然，琉球属于日本。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岛之后，李鸿章认定日本对朝鲜有侵略企图，而他又认为英国美国法国这些西方国家，则只有通商和传教要求，并没有领土野心。于是他指定了一个策略，赶紧的让朝鲜门户开放，西方各国在朝鲜的权益越多，他们就越要反对日本的侵略。 李鸿章开始劝说朝鲜，他说，目前必须要以敌制敌了，日本有着鲸吞的阴谋，看看琉球就知道啦，你们应该赶紧的和西方各国立约，朝鲜虽然打不过日本，但是日本怕西方各国，只要朝鲜和西方通商，那么西方各国压制日本，那是绰绰有余的啦。 固执守旧的朝鲜终于同意开放门户，1882年春，经清国介绍，朝鲜和英，美，德，法签订通商条约。李鸿章的计划经过三年努力，终于有了开端。 此时朝鲜又出内乱了。 在这个新时代来到的时候，朝鲜内部和清国一个，是有两股势力。一股叫守旧派，这派的代表人物是国王的父亲大院君，他们就类似当时清国的绝大多数忠君爱国者一样，鄙视排斥这些从海上来的洋夷。另一股则叫开化派，这派的代表人物是的闵王妃，他们要变法维新，要摆脱自古以来中国对朝鲜的压迫，结束册封关系，成为现代的独立国家。他们的主张得到了美国的同情，美国曾经向清国施加压力，要求清国正式承认朝鲜是主权独立国家。另一方面，他们也寻求日本的帮助，希望日本能够帮助朝鲜走上日本一样的变法维新道路。 1882年，大院君发动叛乱，叛军开始屠杀开化派人士和日本侨民，攻击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朝鲜国内局势大乱。 这个变局完全打乱了李鸿章的计划，此时东方的俾斯麦开始正式出现。 李鸿章迅速命令吴长庆率领淮军以帮助朝鲜平息内乱的名义，入侵朝鲜。侵略朝鲜的淮军中，就有日后大名鼎鼎的袁世凯。朝鲜军队根本无力抵抗清国的入侵，叛军也被镇压，淮军并且捕捉了叛军首领大院君，将他绑架至天津。内乱平息之后，朝鲜向日本赔款，并且允许日本驻军保卫日本使馆。 这里牵扯到这场短暂的战争的性质，根据日韩间的江华条约，朝鲜已经是独立主权国家，而且该条约已经知会清国，清国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意。根据国际公法，清国已经失去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而且朝鲜国内的叛乱，并没有任何针对清国方面的攻击。清国对朝鲜的入侵，是一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征服朝鲜之后，清国内部的激情爱国派又激动啦，开始主张完全吞并朝鲜。李鸿章顾虑到如果公然吞并朝鲜将招致西方国家的谴责，更可能招致日本的军事干涉。清流爱国派张佩纶饿邓承修提出一系列论证，认为日本不过清国两个省的大小，陆军人数少，海军也都是小船，日本又不是不知道清国是富强大国，那里敢干涉清国吞并朝鲜。 李鸿章则回应他们说，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面交好西方各国，国家要员出使各国考察学习，同时日本又向西方国家借了很多外债，日本如果开战，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西方国家或许会偏袒日本。日本全面学习西方，虽然还只是个形似的阶段，但是战斗力不可以小瞧。清国目前的战略，必需是要立即加强海军建设，把南北海军建立强大，才是当务之急。每年的海军建设经费四百万两白银，实际上各省只给了四分之一。大家应该请朝廷下命令，保障每年四百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能够足够，如果这样的，五年之后，南洋北洋两个现代化海军就可以形成。 朝廷上，关于是否要立即吞并朝鲜，两派又是激烈论战。这时候，越南那里的事情出来啦，亲们懂的。激情爱国派又忘了朝鲜啦，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侵略越南战争的群众运动中去啦，朝野上下爱国呼声高涨，一定要和法国争夺越南。 清国和法国一开打，不但是丧失了李鸿章计划里的南洋海军，而且使得朝鲜这里又出了事情。 这时候的朝鲜，还是那两派啦。守旧派叫事上党人，为啥叫事上呢？清国是tian朝上国啊，那是传统的宗主国，他们坚持跟随清国，所以他们叫事上党，他们的后盾就是袁世凯。他们的思路是，紧紧跟随清国，以避免其他各国的压迫，他们邀请清国军官帮他们训练军队。另一派就是开化党，他们主张借助日本的力量，摆脱清国的压迫，寻求独立。他们的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他们邀请日本军官帮他们训练军队。 经过大院君叛乱的屠杀，开化党的势力本来很小，但是清法战争一开始，他们就觉得自己有机会了。竹添开始大肆忽悠啦，清国和法国打起来啦，自顾不暇，咱们这里一起事，独立大业就成啦，这可是最好的时机啊，亲们。 开化党人发动叛乱，劫持朝鲜国王并开始诱杀事上党人，这又是一起朝鲜的内乱。 这时候年青的袁世凯展现出过人的勇气和决断力，也因此被李鸿章所注意和赏识。 袁世凯没有得到清国的授权，自己就率领清国军队杀进了王宫镇压开化党叛乱。事后开始在朝鲜捕杀开化党人，开化党人金玉均跟随竹添逃亡。竹添进一郎其实是个浪人外交官，日本人说的浪人，就是流氓啦，你懂的，英文叫rouge。 啥是浪人，或者说流氓外交官呢？外交官必需有职业操守，在政府授权的范围内，遵循政府的指令进行外交活动。日本政府没有指令他策划参与这次朝鲜内的叛乱，他违背外交官的职业纪律，自作主张，酿成大祸。不论事变前，还是事变后，日本政府都是遵循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和朝鲜，以及清国交涉。浪人外交家的行为，不代表日本国的行为。 为大家理解方便，再举个例子。某国驻军在日本国，该国家的军人，自己耍流氓欺负买卖人，吃苹果不给钱。这就是浪人士兵，或者说流氓士兵。因为他的行为是违背军纪的，自己耍流氓。 事变平息之后，朝鲜内开化党势力完全瓦解，成为了事大党一家的天下。 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约定清国和日本都从朝鲜撤军，日后朝鲜如果再有内乱，清国和日本都可以派兵进入朝鲜。 此后东方俾斯麦开始再次施展手段，加强清国对朝鲜的控制。其实西方人惊叹李鸿章的外交手段高超，这些洋鬼子那里知道，阿拉中国人，自古以来，这些手段那就娴熟高超。 要加强控制朝鲜，首先面临的可能是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甚至会导致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干涉，美国和日本，一直在要求清国允许朝鲜独立，这些问题，李鸿章一一化解。 当时英国和俄罗斯在阿富汗起争端，此是李鸿章对英国人说，亲，我们是好朋友哦，如果朝鲜落在俄罗斯手里，那对贵国很不利哦，如果朝鲜落在俺们清国手里，对英国没坏处哦，你懂的。 然后又跑去和日本商量，亲，我们清国把朝鲜拿下，对贵国没害处哦，如果落入俄罗斯之手，你懂的。 李鸿章对俄罗斯，那是铁哥们儿啊，清国和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嘛，李鸿章一直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关系。 搞定英国，俄罗斯，日本这些之后，李鸿章下令袁世凯开始行动。 首先，不允许朝鲜向任何外国借钱，亲缺钱？可以向俺们清国招商局借哦。 其次，朝鲜海关，由清国管理。这和清国邀请英国人来管理，是不同的哦。 第三，朝鲜电报局，由清国管理。 第五， 朝鲜如果要派公使出国，必需首先得到清国批准。出国后，朝鲜公使必需首先到清国使馆报道。如果有外交公宴应酬，必需得到清国公使批准。所有重大外交事件，必需首先得到清国核示。 乡亲们看清楚啦？清国已经把朝鲜完全变成清国殖民地啦。必需要承认，李鸿章，那真是东方俾斯麦啊。 李鸿章一人之力，是无法对抗日本举国之力的。 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贵族院和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召开第一次会议开院仪式，日本帝国首相山县有朋朗读明治天皇敕命，诵读完毕，贵族院议长伊藤博文从首相手中捧过天皇敕命。这个简单的仪式，标准着日本全盘西化的现代化之路，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民主国家。清国此刻独占朝鲜的局面是和当初李鸿章的战略构想完全相反的，当初李鸿章的想法是把各国利益导入朝鲜，如此一来，各西方列强会确保朝鲜不被日本抢占，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北洋和南洋海军。 但是像现在这样大力加强控制，清国的权利极度膨胀，必将导致日本的反抗，一旦危机出现，就可能酿成巨变。 李鸿章自然也有他的盘算，一边大力加强旅顺的军事要塞建设，另一方面李鸿章相信他的老朋友俄罗斯。 甲午年清日战争爆发前，李鸿章一方面顶住国内压力不积极向朝鲜增派军队，他辩解说，如果增兵，很容易搞成双方骑虎难下，容易导致冲突。可是在谈判桌上，他却态度强硬。朝鲜独立？门儿都没有。两国共管朝鲜？门儿都没有。把朝鲜给划分了，清国和日本，一国一边？谁跟你一国一边。这种军事消极，外交高调的背后，是因为李鸿章有信心，俄罗斯朋友承诺他，必将说法日本撤兵，日本如果不听，俄罗斯将用武力压制。这个错误的信心，造成了他在谈判桌上的强硬，直到最后终起战端。 1894年，朝鲜又起内乱，东学党人发动叛乱，朝鲜向清国求援，清国政府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平定东学党叛乱，同时遵循天津条约规定，通知日本，亲，我们清国派兵进朝鲜啦，我们清国是朝鲜的宗主国嘛，你懂的。 日本方面回应，朝鲜不是清国的臣属国，清国以宗主国自居没有法律依据。同时通知清国，日本也将派兵进入朝鲜护卫侨民。 清国举国上下爱国热情像怒火一样燃烧啦，倭寇不自量力，敢于tian朝上国抗衡！这叫螳螂的胳膊挡马车！ 清国请英国作为中介，与日本进行交涉谈判，双方各不退让，英国公使最后提议，这样吧，你们两家平分朝鲜吧，划掉线，汉城以北归清国，汉城以南归日本，这样好不？ 清国和日本都回绝了这个两国瓜分朝鲜的提议，最后的和平解决机会已经失去了。 1894年7月21日，日本军队抢先攻占朝鲜王宫，控制朝鲜国王。朝鲜大院君发出命令，驱逐所有在朝鲜境内的清国人，从这一刻起，朝鲜境内的清国军人成为非法。甲午年的清日战争，从此开始。 得知日军抢先控制朝鲜王宫的消息，李鸿章知道事态不妙，立刻派遣军队火速增援朝鲜。 7月25日，清国军舰与日本军舰在牙山外海面遭遇，清日战争第一场战斗开始，清国军舰开始败退，日舰在后尾随追击。此时清国所雇佣的两艘英国商船操江号和高升号出现在战场，操江号被日军俘获。日军舰长东乡平八郎与高升号交涉，命令高升号投降，此时高升号上运载的一千一百多清国军人劫持高升号，拒绝投降。日军开始攻击高升号，船上的英国人乘着清国军人不备，跳船逃生，被日军救起。高升船沉没之后，观战的德国法国和英国军舰救起两百多落水的清国军人。 高升号事件，在英国国内引发争论，最终的法律结论是，根据万国公法，英国商船高升号服务于参战一方清国，则已经丧失中立国身份。日本军舰在交涉之后，攻击拒绝投降的高升号，属于正当战争行为。而清军哗变劫持英国商船，并不代表清国行为。 与此同时，日军开始追缴非法驻扎在朝鲜境内牙山地区的清国军队。清国军队败退至平壤与增援军队汇合。 1894年8月1日，清国对日本宣战。日本没有宣战，因为日本无需宣战。 乡亲们，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国可以说，沦家不懂国际法的啦，沦家是tian朝的啦，你懂的 那么，北京条约之后，清国应该没有正当理由这么说了，因为万国公法，已经被清国所掌握。 清法战争，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法国和清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清日战争，从朝鲜宣布驱逐一切在朝鲜境内的清国人之后，日本军人已经可以合法剿灭所有拒绝撤出朝鲜的清国入侵者。 9月13日，日军对平壤的清国军队发起攻击，清军总兵左宝贵奋勇死战阵亡，此后清军统帅叶志超仓皇出逃，清军大乱，日军追击清军进入清国国境。 此刻，清国没有宣布战败，也没有任何休战提议，日军合法进入清国。清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西方的军事观察家普遍看好清国，从军事现代化方面比较，清国从1860年就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领先于日本10年。在朝鲜战场的清军陆军数量远远多于日军。从海军方面来说，清国有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战舰，排水量超过七千吨，而日军最大的战舰，排水量不过四千吨左右。清国海军装备，排名世界前十位，亚洲第一位。 1894年9月15日，清国运输四千清军增援朝鲜战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护航。9月17日，还黄海海面，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舰队，准备开始战斗。 清日交战双方的将领，许多都是留学英国或者美国的同学，我们不知道，他们此刻是什么样的心境。 19世纪中期以后，在欧洲社会进化论开始兴起，种族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当年留学欧美的清日军人，应该都多多少少感受过这种思潮，或许也还有过遭受歧视的屈辱。 黄种人是劣等的种族，拯救黄种人，是白种人的光荣使命，这是当年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口号。为什么，同是被压迫歧视的黄种人，要同室操戈？为什么，黄种人不团结黄种人对抗无理而且野蛮的压迫？我不知道，当年的日清海军将领们，内心深处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丝悲哀。 从一个方面解读，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人类历史，是一部亚非文明被新帝国主义压迫被欺压的历史。令人庆幸的，曾经疯狂叫嚣强权就是真理的普鲁士，灭亡了。曾经疯狂叫嚣团结就是力量的纳粹德国，灭亡了。曾经无耻地叫嚣，落后就要挨打的苏联，也在20世纪80年代，土崩瓦解了。 近现代历史，让人类有理由相信，邪恶者再强大，必将灭亡。因为天地间公道自在人心，公理和正义一定会，也必需会战胜这些邪恶野蛮的强权。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午时，西元1894年9月17日12时许，大清帝国北洋舰队会战日本帝国联合舰队于黄海，此战事关帝国兴衰，清军将士必作奋死战，以报皇恩。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清军败退，四艘军舰被日军击沉，归途中又有一艘沉没。日军获得惨胜，也无力追击。 黄海会战的失败，后世一直有人在研究，试图找到合理的解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铁甲舰大战，身中两百多炮而依据没有丧失作战能力的巨型战舰抗打击能力，给观战的西方各国留下深刻影响，从此世界各国海军开始大力发展巨型战列舰。 清军和日军的军力对比，清军稍占上风。清军大小13艘军舰对战日军12艘军舰，清军拥有两艘当时的巨型战舰定远和镇远，而日本军舰船速快，并且配置的是速射炮。双方的战斗意志都算顽强，战术也不能说有明显的败笔。 我们或许可以从清军的军纪和培训上找出战败的原因来，日本海军一丝不苟地严格学习英国海军。而清国的海军将领们居然把治军严格的总教习郎伟利给排挤走了，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刘步蟾挑战琅威理的权威，刘步蟾不是留学英国归来的么？英国海军的上下尊卑传统，刘步蟾一回到清国就失去了？这个事件的结果是，英国拒绝再向清国提供海军顾问，并且从此拒绝接受任何清国海军留学人员。1890年琅威利走后，北洋舰队训练松弛，军纪每况愈下。 以身殉国的邓世昌，堪称忠勇，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海军指挥官。他的军舰上，居然带着他的宠物狗，完全视军纪若无物。致远舰这样一艘大军舰，居然一颗鱼雷爆炸，就导致船体进水而沉没，是因为破旧老化的橡皮密封圈没有得到及时更换，换密封圈要很多钱么？ 清国和日本海军的比拼，比的就是谁更洋化，谁学习洋老师更成功。很明显的，自强运动的清国海军洋化程度，比不上日本。 在陆上的战斗一样是日军大占上风，清军基本上是屡战屡败，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聂士成将军的奋战。 清国内舆论哗然，认定是淮军无能，李鸿章无能，要求调遣湘军出关抗日。12月28日清廷被迫任命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位钦差大臣，率领六万多清军北上抵挡日军。 1895年1月30日，日军向北洋舰队威海卫基地发起进攻，清军内的派系弊端显现，李鸿章屡次请求，增援陆军迟迟没有出现。被困在军港内的北洋舰队面临路上和海上两面攻击，2月6日，北洋海军哗变，逼迫丁汝昌投降，绝望中丁汝昌和刘步蟾相继自杀殉国。11艘清国军舰被日军俘获，北洋海军灭亡。 3月4日，日军在辽河发动总攻，湘军同样无力抵挡日军的强大攻势，清国举国上下惊慌失措，谈判求和成为唯一的出路。 1895年3月19日，朝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公使带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到达日本马关，第二天，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开始同清国政府谈判，对李鸿章来说，这是一场艰难而屈辱的谈判。 3月24日，发生了一起事故，有日本爱国浪人试图刺杀李鸿章，李鸿章面部中枪。世界舆论哗然，日本政府大为恐慌，如此野蛮的行径发生在清国谈判公使身上，这是日本国的耻辱。压力之下，日方匆忙在李鸿章的病榻前签署了和约，历史上称作马关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 清国承认朝鲜为主权独立国家。 \2. 清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 \3. 清国向日本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4. 被割让土地上的清国国民可以自由买卖房产和迁移，两年后土地上的居民归化为日本国民。 \5. 清国开放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6. 日本臣民得以在清国通商口岸开始工厂。 \7. 日本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 \8. 清国对所俘获的日本人不可虐待处刑，也不可对战争中协助过日本的清国国民处刑。 条约内容一公布，俄罗斯立刻展开外交手段联合法国和德国向日本施加压力，逼迫日本以三千万两白银的代价把辽东半岛归还清国，这是日俄在东北亚冲突的起源。 从此，东亚进入新的时代，日本逐步崛起成为地区大国。 1894年的清日战争，标志着中国从明朝以来的tian朝朝贡体系的结束，从此，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 但是除了少数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们，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现代世界体系还是缺乏明确的认识。许多的爱国人士，一样没有意识到，曾经的朝贡体系，是东方的区域帝国主义，许多爱国人士还是理所当然地把朝贡国当作中国的国土。 1939年，20世纪中国最成功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是这样控诉的，日本夺取了高丽，台湾，琉球，旅顺和大连。英国强占了缅甸，不丹，尼泊尔和香港；法国夺取了安南；甚至像葡萄牙这样的小国，都从中国夺取了澳门。。。 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误是明显的，不战而求和固然吃亏，吃亏的是和日本共管朝鲜。 李鸿章对俄罗斯承诺的信心，导致了清国和日本最终走向战争。战败了再求和，代价是惨重的。 具体的军事方面的检讨，我们会在讲述自强运动的过程进行。 楼主并不认同，自强运动，或者所谓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说失败，就要有标准。标准是什么？难道败给日本，就可以说自强运动是失败的么？ 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少数，他们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爱国者不允许他们，不认同他们，对自强事业带来多方的牵制，对外的交往则是热血而盲目的轻举妄动。 爱国者，一样可能是误国者。当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士人是盲目爱国者的时候，国家的命运是堪忧的。

走向新秩序之路

​ 前面我们讲述了中国的旧秩序，tian朝朝贡体系的崩溃和灭亡，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述中国走向新秩序之路。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一方面有自己内在的主动努力，一方面又有西方的外来影响。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讲述这个过程，先说西方的外来影响；然后再说清国的自强运动，说说清国人自己的努力。

​ 西方的影响

​ 北京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从明朝洪武皇帝开始的闭关锁国传统的结束，从此大批的洋人开始进入清国，带来了洋人的概念，价值观和各项制度，这些都在动摇冲击清国固有的社会传统和政治传统。 ​ 1839年之前，洋夷和清国国民几乎是完全隔绝的，只能透过广州十三行和清国社会接触。到1840至1860年这个阶段，洋夷的公使开始可以和负责夷务的钦差大臣有直接的接触，同时洋夷开始进入新开的通商口岸生活和居住，但是在这个阶段，洋夷和清国人的接触还是非常有限的。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通商口岸开始增多，同时清国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 清国也有了专门负责和洋人交往的总理衙门，从官府到民间，洋人们开始全面接触影响清国社会。 ​ 在1839年之前，洋夷商人只能和广州公行的商人们作买卖。南京条约废除了公会制度，从此西洋商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内自由选择交易对象，也可以合法雇佣清国国民。在这个过程中，清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族群，当时的清国人称他们作“买办”。买办是洋人在清国作买卖不可缺少的助手，一方面他们熟悉洋人的语言和买卖习惯，另一方面他们又清楚清国买卖人的传统规矩，买办成为了洋人和清国人作买卖的桥梁。随着中西方贸易的增加，买办的人数也在增加，买办接触交往洋人们多，因此更容易接触理解洋人的工业商业概念，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办了最初的现代企业。1852年，买办郭亚祥在上海开办船厂，他日后事业成功，成为第一个被称为“船王”的清国人。

​ 租界

​ 南京条约之后，清国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夷商在通商口岸居住，但是又希望保持明清的“华夷之防”，而夷商们也希望能够租一片土地，按自己习惯的方式生活。双方一拍即合，各通商口岸里出现了“租界”。最初的租界，是严格的遵循“华夷之防”的，租界里没有清国居民。 ​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战乱从此蔓延到江南，大批的难民拥向上海寻求庇护。其中的富有士绅进入更安全的租界，这些洋夷虽然面目可憎，但是一不会杀他们，二不会夺取他们的钱财，还是住租界里靠谱，嘿嘿。上海当地的清国官府也无力阻止这个“华夷杂居”的局面，迫于现实，上海道台于1855年2月颁布条例，条例规定经过官府审核批准的清国国民，可以入住租界。但是事实上，那么多难民，道台衙门那里可能一一审查批准。至此，上海的华夷之防制度崩溃，上海租界成为华夷杂居的地方。一年之内，租界内的人口，从五百多激增到了两万多人，租界的面积也因此扩大了。 ​ 随着太平军祸乱在江南的蔓延，越来越多的江浙难民逃亡上海，富有士绅逃入租界，而穷人则依附在租界外的华界居住，上海开始从黄埔江边的一个小村发展成为一个城市。1862年，李秀成率领大股太平军试图洗劫上海华界，大批恐慌的华界居民逃入租界寻求庇护，租界内的人口从此突破五十万。不仅是面积开始扩大，地价开始飞涨，最贵的地方甚至超过了两百倍的增长。 ​ 根据文化法律制度传统的不同，租界逐步分为了两块，法国租界，和英美等国的万国租界，后来被称作公共租界。洋夷能够被允许在上海生活居住，是因为1840年的南京条约，为了纪念这个起源，186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把租界里的第一条道路，也是主干道，命名为“南京路”。 ​ 但是清国人当时一般称它作“大马路”。为什么是“马路”呢？因为最初的清国人看到当年那些精力旺盛的洋夷老是骑着马在那道路上跑来跑去的，于是就称道路作马路。有了大马路，后面租界的道路多了，就又有了二马路，三马路啦，从此，清国人开始把现代城市里的道路叫做“马路”。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13 11:45 但是真正直接影响日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则是文化一条街，公共租界里的四马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所说的福州路。四马路发展成报社和出版社集中的地方，同时是也是高级妓院，书寓集中的地方。乡亲们，不要忘掉哦，在旧中国传统里，士人们去书寓吟诗作赋，投壶射虎，那是名士风流，是旧中国的文化。而且去书寓，真的不等于去花钱交配哦，乡亲们。一方面，有时候士人们纯粹就是去哪里社交应酬，书寓是当时清国人的高雅社交场所。咖啡厅那些是洋人的，你懂的。另一方面，书寓里高级妓女，也不是有钱就可以买交配的哦，她们是当年的文化女青年，有文化的女人嘛，要求高，眼界高，你懂的。花钱买交配？言语粗鄙？请去长三堂子，姐这里要说一个情投意合的，谢谢。最初的书寓先生，也有人尊称她们作词史，或者倌人。她们是需要经过资格认证考试，琴棋书画那些的合格了，方能成为书寓先生。后来随着传统文化的衰退，考试的要求也开始放低，到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已经对表演艺术的要求放低，能唱个昆曲的，也就可以啦。没有京剧哦，乡亲们，书寓当年绝对是阳春白雪场所嘛，怎么能考哪些下里巴人，嘿嘿。
报社，出版社，书寓集中在一条路上，形成了文化一条街，这一条街是影响着日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条街。不仅是中立的报刊和出版社在这里，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的宣传报纸，也都出自这里。报刊这个洋人的玩意，从这里开始被清国人认同，接受和喜欢。
到1895年，上海公共租界已经完全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上海租界完全依据洋人的法律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进行治理，城市的规划布局，道路的铺设，路灯的安装，煤气管道的铺设，自来水管的铺设，电报电话的安装，现代化的医院和邮局的开设，同步于当时的伦敦，纽约和巴黎。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也开始被引入上海公共租界，清国人称这样的学校叫洋学堂。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圣约翰大学校，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亚洲最受人尊崇的大学，人们称它作东方的哈佛。谁要是在那个年代拿日本的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作比较，会笑屎当时的中国人的哦，亲们。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到1949年，上海一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为现代化的大型都市。
上海和各通商口岸里的租界，以及英国殖民地香港，成为了一个橱窗，有志于学习和变革的清国人从这里看到了洋人的城市市政管理和市民生活方式。同时，它们也是一个庇护所，清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逃入租界或者香港，在这里面，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宣传他们的言论的主张。
前文说过，18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社会进化论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在欧洲蔓延的时代，当时到清国来的洋人们有不少都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他们对黄种人的优越感和鄙视是无须掩饰的，他们对此并不以为耻，甚至会在租界的管理制度里体现出种族主义的内容。相比较而言，清国的小百姓，倒不会感受到太大的屈辱感，因为他们面对清国的老爷们，一样是下等阶层。但是对清国的士绅阶层中的不少人来说，这种屈辱感是强烈的，也是无奈的。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把，日后一些思想激进的年青知识分子，在租界里寻求庇护的同时，却又对西方列强怀有强烈的敌意。
一度流传很广的上海外滩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到底是否真的存在过？近些年引起了许多中西学者们的质疑和考据，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楼主可以说一个自己听来的故事，有兴趣的乡亲们可以去研究研究。讲述这个故事的，是楼主非常尊敬的一位长辈，他的故事来自于他的先辈，他们当年生活在上海租界里。
根据他的说法，当年并没有这样一个牌子存在，但是，当时外滩公园不允许清国人入内，却是真的。据说是因为一些清国人还缺乏现代城市文明的习惯，在公园里损坏了公共设施并且污染了公共环境，工部局因此派巡捕在公园入口处阻止清国人入内。
当时还是个年青人的宋嘉澍，跪在公园入口处，双手把圣经举过头顶，用他的行为，用他手里的圣经作控诉。根据圣经，在基督里，四海之内皆弟兄。根据圣经，一个城市里，只要有一个人是义人，就不可以说这个城里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工部局里的董事们都是自称信圣经的新教徒，怎么可以这样给华人这样一个族群定罪！
洋人或许是心里有愧没有出现，门口的巡捕开始拿大棒子殴打宋嘉澍，路旁近过一位上海裨文女中的女学生，这位善良而勇敢的女学生扑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护卫跪在地上忍受巡捕殴打的宋嘉澍。她后来成为了宋嘉澍的妻子，宋嘉澍更为人知的名字是查理宋。宋牧师曾经是孙中山的好朋友，为孙中山的中革命事业捐赠巨资，几度临近破产，一直到宋牧师被孙中山背叛，两人从此不再有任何往来。
这位长者的人品和学问，都是楼主所敬仰的。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老人没有丝毫的怨恨和苦毒，我也愿意相信，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20世纪，欧洲人为他们当年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和种族主义傲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我们回顾这些真实的历史往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明白，不可以因为所谓绝大多数人的错，而给整个族群定罪，因为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

上海迅速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甚至连美语里，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动词，shanghai。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欺骗，欺诈，甚至有些胁迫的意思。比如早些年成龙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压，被翻译作“上海正午”，Shanghai Noon。其实那电影名字里的上海，绝对和地球上的城市上海没关系啦。 上海怎么会成为美语里的欺诈，忽悠的意思呢？绝大多数清国买卖人，根据老的传统规矩作买卖，讲诚信，重承诺，双方在茶馆里谈好交易条款，那就算成交啦。有的还神秘兮兮的，在袖子里两个人手指头捏来按去的讲价钱，手指头按完，价格谈好，一握手，这就是成交。这是怕泄露商业机密嘛，你懂的。 有一些洋人里的混混无赖商人，利用清国商人对现代法律体系的不熟悉，欺骗诚实的清国商人。清国买卖人根据他的要求把货给购置进来了，洋无赖就开始耍光棍啦。哥有答应过么？是10元鹰洋？是一元吧？ 其实双方如果真的在租界里对簿公堂，清国买卖人不见得一定会输，因为英美法系一样保护口头承诺的契约。但是因为对现代体系的不熟悉，绝大多数的清国买卖人往往选择了吃哑巴亏，把购置进来的货物低级处置，便宜了那些洋无赖。在上海租界发展的初期，这种利用清国买卖人不熟悉洋人贸易法律体系而行欺诈的洋无赖很多，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就写了个报道，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在保守传统的美国，冒险家，那往往带着一些不守规矩的贬义，比如小淘气汤姆索亚啊，他的故事，直接翻译过来，那就是汤姆索亚冒险记。 这一下上海获得了国际知名度啦，此地买卖人好忽悠，速度前来。许多洋冒险家就开始涌入上海，其中也就包括美国人华尔，当然，他日后是归化了清国国籍。上海这个词，在美语里也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动词。 随着清国买卖人对洋人贸易法律体系熟悉起来之后，这些洋冒险家也就没有那么多行欺诈的机会啦。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和日本的现代化之路比较起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的非常之艰辛，因为当年的清国的自强运动，主要的重点是在学习洋人的军事技术和制度。而在日本，则是由明治天皇率领群臣，向天地起誓言，向民众起誓言，堂堂正正，全面学习西方。 我们可以讲叙上海的两个现代化事物，可以让我们看到现代化的阻力。 一个是租界内的路灯，另一个则是租界到租界外的铁路。 1843年，上海租界里出现了油路灯，租界附近的乡亲们闻风而至哦，这大晚上的，还有东西发亮，哈哈。上面也曾经说过，其实质朴的乡亲们，对洋玩意儿都没有太强烈的排斥。看见了，觉得好玩，就愿意去玩，就跟咱们今天的人一样啦。质朴的乡亲们没有什么明清礼教的灌输，不知道啥叫“华夷之防”，嘿嘿。 1865年，租界工部局开会讨论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煤气路灯。因为造价高昂，工部局对当时租界里的两百位洋人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还包括了一个付不起税款的穷人。问卷的结果是，过半数人不同意增税安装路灯。这里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哦，乡亲们，付不起税款的穷洋人都被问到了，没有记录显示，这个问卷有问清国居民。 这下工部局为难啦，结果上海煤气公司，但是叫大英自来火行，提出来，俺们免费安装十个煤气路灯让乡亲们看看效果。效果是显然的啦，十个明令的煤气路灯一出来，大家伙都觉得煤气灯是比洋油灯亮多啦。于是马上开始在公共租界内推广了路灯，当时不要说清国国民没见过煤气路灯，那些洋人，也没有见过的啦，嘿嘿。 上海一直很“接鬼”哦，亲们。许多地方比巴黎还要领先的，其实。1882年7月，高科技的电灯路灯就开始在公共租界里出现，一开始有一些清国居民害怕，说这电灯会劈死人吧?但是大多数清国居民还是申请了家里安装电灯。负责任的上海道台，也担心电灯会导致灾难。出于他的责任心，他下令租界里的清国商户和居民不允许用电灯。于是租界的洋人就和道台老爷交涉解释啦，12月11日，工部局董事会宣布，上海道台大人已经批准清国居民使用电灯啦，噢耶！ 其实租界里的清国居民和洋人，是同期遇到煤气灯，电灯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因为洋人具有现代的科学知识，所以他们比较坦然地接受这些新产品，也影响了居住在租界的清国人。就这样，上海成为整个亚洲清国普及电灯的城市。 1863年的时候，李鸿章向朝廷请求，能不能从上海到苏州铺设铁路啊？这样方便俺们剿灭太平军哦，李鸿章的要求被朝廷给拒绝了。此后洋人多次向道台申请，甚至走上层路线向总理衙门申请都没有得到批准。 1875年，怡和洋行耍诈欺骗上海道台，赶修了吴松铁路，火车开出来的，乡亲们拖家带口的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这个冒烟的铁怪兽，哈哈。7月1日，tie朝号，总督号等火车投入营运，每趟车都爆满啊，火爆的生意让当时的洋人们直冒幸福的鼻涕泡泡。遇到清国的传统节日的，那生意更是好到吓人，一百三十座的火车，每个车次都会塞进两百五十多个乘客，哈哈。很多乡亲们和士绅老爷们，其实就是来尝个新鲜啊，他们其实没事情，就是来玩，嘿嘿。所以说，真不要说清国人固执守旧，他们只是缺乏机会而已。 接下来的发展，就比较悲催啦。有铁路经过的乡亲们觉得这贴怪兽会破坏祖坟风水，还有吓得鸡飞狗跳的，影响家畜生长，影响农作物生长。最后一起交通事故，一个清国乡亲被不幸撞死。在民间舆论的压力下，清国官府提出来，把铁路卖给官府，官府不追求火车司机的责任，1877年10月，清国以28万两白银的价钱从洋商手里买下铁路，然后就拆毁了这段铁路。这段铁路要重新出现，是要到1898年啦。

​ 传教士的影响

​ 对清国社会影响和冲击最大的，是各国来的洋教士，或者说传教士。 ​ 学术标准上的基督教，可以主要分成三个流派，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 ​ 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来清国的传教士是几乎没有的。到清国来传教来的，主要有两批人。一批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另一批则是来自英国，美国，丹麦，瑞典和德国的新教传教士。 ​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英美的新教神学兴起一种观点，世界的末日要到了，赶紧的，要去拯救失丧的灵魂。咱们后人看起来，当然觉得荒唐可笑啦，但是这就当时的一种新教神学观。 ​ 根据基督教的说法，不信基督的，死后的灵魂就下地狱啦，这些传教士那可着急啦，世界末日就要临近，这诺大的清国，亿万灵魂要失丧啦。 ​ 1885年，七个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立志要到清国去拯救清国人的灵魂，当时的人称他们作“剑桥七子”。剑桥七子的故事被印刷成小册子，在英美的青年会和女青年会里，广为流传，这下美国的青年学生们也被感染啦，美国大学里兴起“学生志愿运动”，宗教热忱被激发起来的大学生们决定到清国去，拯救失丧的灵魂。 这一运动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基金会的赞助，一时间声势浩大，到1898年，2,458个新教传教士进入了清国。学生志愿运动对清国和之后的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是在各地兴办了“协和”系列的医院，同时在各地兴办青年会。 ​ 成立于1885年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得到大批来自美国的学生志愿者之后，开始迅速成长起来，向中国的青年学生们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青年会里提供来自各种哲学，历史，地理，科学中英书籍供青年们阅读，这其中也就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 到乡村平民中去，开启民智，这是乡村建设路线，其最初的发起者，就是青年会智育部的晏阳初先生，他在长沙的时候，曾经带领过一个年青人，这个年青人叫毛泽东。

​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14 10:39 但是这些满怀热忱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们，他们的传教工作倒真不能算的上成功，到1898年的时候，估计只有八万左右的清国人选择了新教作信仰。初期归信洋教的，主要是他们身边的仆役和清国社会底层的小百姓，还有一些边缘文化人。 ​ 这一时期最出名的洋教徒那就是洪秀全啦，他基于洋教自创的拜上帝教所过之处，捣毁一切庙宇和偶像崇拜，并且公开侮辱孔子，拜上帝教的行为和主张，很自然地引起清国士绅阶层的憎恶和反抗。 ​ 洋教也因此更遭到当时许多清国士绅们的排斥，他们很自然地把拜上帝教和洋教当成一回事情了。不要说他们分不清拜上帝教和洋教的区别，当时的洋教士，最初也以为洪秀全是他们的“弟兄”。洋教主张人人平等，所以大家以“弟兄”相互称呼，不管是有功名的，还是小百姓，不管是雇主还是仆役，大家都是平等的“弟兄”。而在清国，下层小百姓见到士绅和官吏，仆役见到雇主，都是要尊称“老爷”的。 ​ 为了传教，传教士们把圣经翻译成闽南语，客家话，福州话等多种方言版本。各洋教会自己翻译自己的圣经，导致了多种官话圣经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规范官话圣经版本，英国和美国各教会于1890年成立联合工作团队，最初的名字叫“官话和合本”，后来中国人把“官话”改称作“国语”，这个版本的圣经也就改名作“国语和合本”。 ​ 这里就出现了汉字的现代化过程啦，乡亲们。自古以来，呸呸，嘿嘿，从宋以来，汉字就开始逐步形成两个路线，一个是士人阶层的文言文，另一个则是话本戏词为主的白话文。 ​ 文言文好理解啦，白话文是啥呢？就俺们泥腿子小百姓喜闻乐见的评书啦，大戏啦，这些市井草根文化的文字。那些说书艺人，唱大戏的，自己也就是个粗通文墨啊，而且他们说出来的，唱出来的，也要让俺们草根小百姓听的明白啊，这些话本戏词就是俺们草根阶层的白话文。 ​ 是走阳春白雪的文言文路线，还是走草根阶层的白话文路线？洋教士们又开始起了激烈争论，当然估计没抛砖，嘿嘿。最后决定，还是要为小百姓服务，把圣经翻译成白话文。 ​ 当时的汉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有文化的人自己会断句，最多是在断句的地方，画个圆圈。 ​ 可是这些洋教士在翻译白话文圣经的时候，举得这样不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于是他们基于英文语法，引入了逗号，分号，引号，双引号这些标点符号，他们觉得这样写书，大家才容易看的明白。日后新文化运动开始改造汉字，这些标点符号大家都觉得好，于是汉字里就开始有了各种标点符号。 ​ 国语和合本圣经，对中文从文言文向白话文演变，影响重大，对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源自圣经的翻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替罪羔羊”这些新的词语典故，也从此进入了新汉字。 ​ 除了翻译各种版本的圣经，传教士们还翻译了大量的科学数学文化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一方面是为教会学校提供教材，另一方面则是为清国的官府服务。传教士们翻译了大量的历史，机械，几何，代数，天文，地理，化学，摄影，测绘，航海和蒸汽工程方面的书籍作为学校的教材，其中一些书籍被日本学者拿回去日本，促进了日本的教育现代化。 ​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拉丁文版，是部15卷的著作，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了其中的前6卷，把几何学概念传入了中国。传教士伟列亚利和李善兰合作，把余下9卷翻译了出来。1865年，曾国藩为几何原本写了序言，在序言中，曾国藩把“几何原理”和“九章”作了对比，他说，传统的九章算法，毕生努力，也还是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洋人的学问，则在于“理”，数理是算法的源头，我们并不是要废弃九章算法，而是通过学习洋人的数理，能够更好地掌握九章算法。 ​ 前面说过，清国的学术传统是小学研究为主的路线，学者们主重音韵训诂考据，但是这只是为主啊。曾国藩先生，则是大学问家，他是理学家。那么旧中国传统里的“理学”又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天人说的哲学啦，嘿嘿。五四运动时代，正是欧洲中心论最强势的时期，当时的欧洲学术界出于时代的局限，出于对旧中国文明传统的不够深入理解，认为旧中国没有形式逻辑概念，因此旧中国文明传统没有哲学传统。嘿嘿，吓屎哥尿。 ​ 事实上，如果抛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话语霸权，旧中国的传统里的理学就是东方文明传统的哲学，有世界观，有方法论。孔孟之道，是仁义之道。儒家的学者们，以浩然正气作为天理，去构架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如何能够认识这个真理？那么就是洋人们说的方法论啦，你懂的。所谓格物致知，这就是一种方法论，寻求真理，认识真理的方法。 ​ 本身是理学家的曾国藩，虽然不懂算法和天文，但是他的世界观，学术素养在，很容易，就能看到，洋人的数学和旧中国算法间的关系，是理和法的关系。 ​ 这也是为什么，在晚晴民国时代，旧中国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因为东西方的文明传统，本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学术到了哲学的境界，具体而微的差别，是一点就明的。只要抛开内心的成见，用理性的眼观去思考，去批评，去吸收。通中学，很容易就通西学，反之亦然。 ​ 歪楼啦？嘿嘿。现在回来说洋教士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 这一时期的新教传教士的活动主要是在通商口岸的城市里，他们通过办学校和医院来吸引清国人接近他们。1844年，在通商口岸宁波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三十个入学的小男孩只有八个坚持到了1850年毕业。，这所学校的首批毕业生毕业了。之后，宁波又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从此小姑娘们也可以上洋学堂啦，噢耶！我们根据保留下来的山东齐鲁书院的课程设置，看看当年的洋学堂里，大家都学些啥。有四书五经，有基督教伦理，有英文，数学，音乐，还有地理呢。齐鲁书院或许是第一个接轨的十二年学制教育的洋学堂，1877年，三个清国年青人从齐鲁书院毕业。 ​ 初期进入这些洋学堂的，都是社会底层穷苦人家的娃。士绅老爷们不会送孩子去这些地方的啦，你懂的，正经的出路是考科举，光宗耀祖。就这样，小百姓还是怕啊，这些洋鬼子会不会吃人啊？而且送娃去读书，读完了又如何呢？洋教士们得提供免费的住宿伙食，医疗卫生，还得给孩子们置备衣裳，有时候还得给些钱，靠这些吸引他们来。 ​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最初的办学宗旨那其实也是为穷人家的娃办的，嘿嘿，后来发展成为高富帅们的学校，那是后来的发展。最初招收的有钱人家的娃，那只是为了补贴些学校的营运经费。 ​ 到1890年的时候，在教会洋学堂里的在校学生是一万七千多人。毕业生的出路有两条，第一就是在教会或者教会下属的医院，报社，翻译出版社和学校里工作。另外一条出路则是在洋人开始的洋行里作职员，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白领啦，你懂的。 ​ 他们中间有一个孩子，叫容闳，从小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到1847年，洋教士要翻回美国，三个年青人愿意跟着他去美国继续学习。在香港的洋人们出钱，这三个年青人乘坐一艘作茶叶买卖的美国商船去了遥远的美国。1850年，容闳考上耶鲁大学，当时还叫耶鲁学院，你懂的，四年后他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他应该是清国的第一位留学生。

​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14 17:021881年，金雅妹去了纽约，她的父亲是宁波乡下的一个牧师。2岁的时候，村子里染上了瘟疫，父母双亡。父亲的朋友，洋教士麦嘉谛博士一家把她抚养大，她从小立志学习现代的医学技术，为她的清国同胞不再遭受瘟疫的毒害。在纽约完成了医学学业和实习之后，她回到了清国，在天津，她出任北洋医院的首任院长，这是清国官府自己办的第一所女子医院。1908年，她说服了北洋系的首脑袁世凯，开办天津北洋女医学堂，这又是清国官办的第一所护士学校。1934年3月，金雅妹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依据她的遗嘱，她所有的财产被捐赠给教会大学燕京大学。金雅妹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位女留学生。 ​ 许金訇出身于福州的一个洋教徒家庭，从小立志学医。美国妇女传道会资助了她留学美国的费用，她于1884年跟随两个洋教士去纽约学习医学。回到福州之后，她不仅在教会医院里成为一个名医，而且带着学生们到乡下去宣传普及现代卫生生活习惯。因为她的杰出社会活动，她成为了当时清国的女名流。1898年，世界妇女联合会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风闻她的作为，李鸿章任命她作为清国妇女代表，出使参加这次大会，她是中国第一个女外交人士。 ​ 最具传奇色彩的应该是康爱德，她的家境不好，1873年出生的时候父母本想送她给别人家作童养媳，这样也算给这个女婴一条出路。不料算命先生居然说她命犯天狗，不利婚姻，这一下麻烦大了。幸亏一位好心的乡邻把她介绍给一位女传教士，女传教士给她取了个洋名叫Ida，这就是她名字的由来。1886年发生重庆教案，暴民们开始屠杀洋教士和洋教徒。一个好心的木匠收留了女传教士和她，在木匠家里躲藏了两个月之后，她们俩偷偷坐一条小船逃出了重庆。1892年，女传教士带着两个清国小女孩和五个男孩回到了美国，后来康爱德和石美玉双双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上，校长是这么说的，别听那些愚昧无知的人瞎掰，说什么支拿人劣等，看看这两位女同学，她们和阿拉美国女同学，有差别么？毕业典礼全场师生起立为这两位女同学欢呼鼓掌，那是相当的有面子，嘿嘿。 ​ 她们回国之后迅速成为名医，1899年，康爱德作为清国代表，赴伦敦参加世界妇女联合会代表大会。 ​ 在清国的时候，妇女地位是很低的。而第一批在清国宣传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就是这些洋教士，和清国里的女教民。 ​ 1860年清国开放教禁，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开始从沿海进入内陆，从城市进入乡村。从此开始产生了许多清国国民和洋教士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称其作民教之争。民教之争越闹越大，产生了一系列针对洋教士和洋教民的暴行。从1867至1869年，在大庸（张家界），柳州，柳州，烟台，扬州，福州和武昌先后发生一系列针对洋教士的暴力事件。所有这些暴力事件被官府镇压平息之后，清国官府都依据条约，对受害的洋教士作出了赔偿。从此清国历史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作“教案”。 ​ 1870年，爆发了最血腥的天津教案，这个案件影响重大，我们来看看天津教案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又会看到两个文明体系的冲突。 ​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是旧中国一个后人看来很可怕的陋习，抛弃婴儿。 ​ 在旧中国的时候，有的家庭会把新出生的女婴儿，或者有残疾的女婴儿直接抛弃，这个陋习一直到新中国，才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从中国消亡。 ​ 法国天主教的洋教士在天津建立了一个教堂，洋教会里的修女们办起了一个育婴堂，收养这些婴儿。但是洋教士人手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有好心的清国人把路边捡到的婴儿抱到育婴堂来，洋教会都会给些钱，一方面作为感激，另一方面希望这样一来，能够有更多的弃婴被送来。 ​ 这个育婴堂在民间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谣传，许多人认为洋教士这是要收集弃婴作药材，旧中国倒真有拿人体器官作药材的，他们这么猜测也有他们的道理，只是他们不知道，洋人的医学传统则没有这个。 ​ 而不同于新教，天主教是给婴儿施洗礼的，也就是说，一接到一个弃婴，洋教士就会给这些婴儿施洗。尤其是奄奄一息的婴儿，那是立刻要赶在婴儿死亡之前给她施洗，这样可以拯救她的灵魂。 ​ 这在当时的清国百姓看来，洋教士口里念念有词，往婴儿脸上撒水，这看起来，就像是在作妖术啊。 ​ 有的被收容的弃婴本来就频临死亡，婴儿死亡之后，洋教士们又会依据天主教的宗教仪式给她们完成葬礼。这里面有一个动作，用大拇指在尸体的眼皮上涂抹膏油。这个举动让在远处围观的百姓看来，那就好像洋教士在挖婴儿的眼睛啊。 ​ 1870年的四月开始，天津发生多起离奇的婴儿失踪案。到六月的时候，育婴堂里有四十个左右的婴儿死亡。 ​ 所有前后因果关系都能说的通了，可怕的谣言开始在天津民间流传。 ​ 这些洋教士办育婴堂不是在办善事，他们是在行邪恶的事情，是在收集婴儿，然后弄死她们取出心脏和眼睛作药材，作药水。 ​ 谣言越演绎越荒唐，出现了许多明显污蔑侮辱清国人的谣言，当时的民间都深信不疑。 ​ 6月份，民间会党水火会捕获一名偷窃婴儿的歹徒，严刑拷打之下，歹徒供认是一个叫王三的教民，受育婴堂的委派，向他收买婴儿。这一下天津民间义愤填膺，乡民们把歹徒扭送清国官府，要求依法惩办伤天害理的育婴堂。 ​ 天津知县带着歹徒去洋教堂对质断案，结果洋教堂里根本没有这个王三，而且所有洋教堂里的教士，修女和教民都被传唤出来，歹徒连一个人都不认识。 ​ 这案子现在变成了悬案，数千名激愤的民众包围了洋教堂，这其中就有水火会的成员，双方开始起了争执，民众开始向洋教民们丢掷石头和瓦片，事态开始向暴力事件方面演变。 ​ 听说洋教堂遭到暴力袭击，天津法国公使丰大业怒气冲冲跑去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崇厚派遣军队维护教堂安全，遭到拒绝。丰大爷自己赶往洋教堂现场，试图护卫教堂。在路上，遇到了天津知县，丰大业要求天津知县维护秩序，保障教堂安全，知县一味推诿回避，怒不可遏的法国公使拔出手枪开火，导致一名清国人死亡。旁观的民众一拥而上，杀死了天津公使及其随从。 ​ 愤怒的暴民冲入洋教堂，杀死其中的所有洋教士，修女和洋教民，放火捣毁洋教堂。十名修女们则在被暴民强奸之后，挖去眼睛，掏开胸膛，虐杀致死。 ​ 暴动迅速在蔓延，英国和美国的新教教堂也遭到攻击，暴民们开始在天津屠杀，抢劫洋人。 ​ 天津教案，暴民们杀死16名法国国民和3名俄罗斯国民。 ​ 法国政府立即要求清国对此暴力事件作出合理赔偿。 ​ 1870年7月，曾国藩奉清国朝廷派遣，赶往天津审理天津教案，在出发前，曾国藩写好了新的遗嘱，他自己知道，这是一次艰难而危险的任务。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16 13:257月8日，曾国藩到达天津开始审理天津教案，7月21日，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向朝廷上呈奏折，汇报他的调查结论和建议审判结果。
他仔细查问数百名拦轿喊冤的天津民众，并且讯问过一百五十名洋教堂的洋教民。经过他的讯问和调查，洋教收买婴儿，挖眼掏心作药，完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谣传。
歹徒武兰珍的指控，曾国藩认为是屈打成招，信口攀附，洋教堂根本没有人派他去偷婴儿。
到这里，曾国藩对朝廷说，洋人的仁慈堂是来行善事的，却遭受如此的污蔑和残害，洋人感到忿忿不平，是理所应该的。“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对于法国公使丰大业开枪的事情和后面的屠杀事件是否有因果关系？
曾国藩说，导致天津惨案的原因，是民众的愤怒而不是丰大业开枪，这是两个并行的事件，而不是前后因果关系。曾国藩虽然没有西方人的形式逻辑培训，但是其逻辑是周正的。
基于此，曾国藩提出两个解决办法，首先是以命抵命，惩处清国暴民；其次是调动军队进入天津，平定天津士绅们主导的混乱局面。
接下来，曾国藩提出了五个解释理由，为天津士绅的行为作为辩护，都是因为传统习俗的不同，缺乏有效交流而导致的误会，比如包括天主教的洗礼，可能导致清国百姓的误解，又比如洋人的建筑里都会建有地下室，是用作储藏，而不是士绅们怀疑的作地牢作施妖术的地方，再比如，埋葬的婴儿尸体被觅食的野狗挖掘出来，导致乡绅们看到肚肠外流的惨状。
基于案件的事实真相和“一命抵一命”的清国法律原则，曾国藩向法国方面提出了如下的解决赔偿方案，
\1. 天津知府和天津知县革职充军黑龙江。
\2. 处死十八名为首的暴徒，另有二十五名暴徒充军发配。
\3. 赔偿白银二十万两，并且派遣外交使团赴法国道歉。
因为忙于普法战争，当时的法国愿意接受这个提案。
这个解决方案一出来，清国各方反应强烈，北京的湖南同乡会砸掉了曾国藩的匾额，同时宣布除去曾国藩的名籍。曾经被曾国藩提携过的左宗棠写信怒斥曾国藩，民间爱国士人们一面倒地怒斥痛骂曾国藩的卖国行为。
在朝廷上，又大起争执。一派是以恭亲王和李鸿章，他们认为天津教案根本就是暴民无端杀害洋人，借机劫掠，因此应该用和平方式了解此案。另一派则是以醇亲王奕譞，李鸿藻和爱国清流派，他们主张，民心不可失，正好借助此事，民心大涨的时候，与洋人们决一死战，把洋人和洋教从清国彻底驱逐出去。
慈禧太后审时度势地选择了恭亲王的建议，但是又必需对举国朝野的舆论压力有个交代，因此派遣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同时，朝廷公布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奏折，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奏折中为天津士绅们作辩护的五点解释，被删除了。
李鸿章基于曾国藩的提案，与法国方面达成了和解方案，了解了天津教案。
在举国朝野卖国贼的怒骂声中，曾国藩身败名裂，一年多之后就在清国大多数爱国士人们的鄙夷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林文忠公，他知道他说出打不过英夷实话，当时的人们也不会相信他，他选择了沉默，他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
天津教案中的曾国藩曾文正公，则是配得地球文明人类的歌颂的。
曾国藩知道如果他秉公处理可能遭致举国士人的不谅解和怒骂，他依然坚持了“至公至正，不论华夷”的原则，秉公审理天津教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孟之道，乃是仁义之道。曾国藩爱惜他的名誉胜过他的生命，他毅然选择了舍生取义，宁愿背负时人的痛骂。立德，立言，立功，按照儒家的标准，曾国藩先生是孔孟之道的唯一圣人，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过程中，他的言行，为在中国消亡的儒家传统赢得了最后的尊严。
天津教案，朝廷选择了没有完全公布曾国藩的所有奏折内容，在清国的爱国士人中间导致了两个后果。
首先是对洋人，尤其是洋教士的仇恨，这是一群伤天害理的邪恶妖人，挖眼掏心，戕害清国国民。
其次则是对朝廷的失望，居然惧怕洋人的坚船利炮，作出如此无视公义和律法的最终结案。这或许是朝廷没有意料到的结果。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清国的又一个神话，开始了迅速的传播，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个神话最初的起源，应该是三元里大捷和广州百姓阻止英夷入城的抗争，到天津教案之后，这个神话开始迅速蔓延。
另一方面，天津教案里关于洋教士的种种谣言不但没有得到澄清，反而开始四处传播，被清国各地的士人们接受，被广泛流传。
洋教士要挖清国人的眼睛，为啥啊？洋教士会妖术啊，把清国人的眼睛作成药水，往铅上一洒，那就点铅成银啦。而且哦，只有清国人的眼睛有这功效哦，洋鬼子的眼睛没用哦。这又是为啥啊？这都不知道啊？洋鬼子不贪财，俺们清国人见钱眼开啊，所以只有清国人的眼睛才有此神效，你懂的。这样明显种族歧视中国人的言论，当时的不少读书人，还居然就深信不疑。
洋人挖清国人的心，为啥啊？清国人的心肝炼成灯油，洋教士拿着点灯找宝藏啊。俺们清国人特别贪财啊，你懂的。洋教士拿着那寻宝灯走着走着，地下如果有宝藏，那火苗，蹭的一下就钻地下去啦。你看到洋教会特有钱吧？建那么多洋教堂，洋学堂，育婴堂，那因为都是洋教士能找到宝藏啊。

这些谣言的广泛传播，更加剧了清国百姓对洋教士的恐惧和仇恨。 民教冲突，从根本而言，就是文明的冲突。洋教士的言行举止和他们所宣扬的理念，都和当时的清国社会格格不入，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从道德伦理上，从社会秩序上，都在挑战冲击着清国传统。道德伦理是什么啊？那不就是传说中的三观嘛，嘿嘿。 我们先来看看洋教士们在宣传些什么？ \1. 人只应该绝对顺从于上帝，而不应该绝对顺从于任何人，包括皇帝。 \2. 敬拜祖先是偶像崇拜，应该停止。 \3.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论其出生和社会地位。 \4. 爱应该是普世的爱，孔夫子的君子小人的划分是不对的。 \5. 男女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6. 婚姻应该是男女双方爱的契约，而不是来自父母的指定。 \7. 裹脚是违反人性的，应该废除。 这些主张，在当时的清国士人和百姓看来，那简直每一条都是要逆天啊。 我们再来看看，洋教对清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冲击。 之前我们介绍过，清国的基层治理是士绅阶层的责任和权力。村子里王小二和李瘸子要是有了什么纠纷，双方争执不下，那必然的要跑去找村里的举人老爷。举人老爷知书达理，根据事实，进行推论，达到裁判的决定，大家都服从，这是固有的乡村秩序。 洋教士一来，好么，这一下全乱了。洋教士一来，就盖教堂，办洋学堂，收养孤儿寡妇，有了灾难饥荒还赈济难民。同时洋教士他们也有他们的学问啊，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小百姓听了，那也有道理哦，这是一个新的乡村权威中心出现啦。 原本办义学，照顾孤儿寡妇，赈济灾民，这些工作，那可都是士绅老爷们在管理操办的，这一下，乡村出现了两个权威体系，士绅们自己的社会地位都遭受了挑战。 大家知道的啊，不同的三观，那真会导致许多生活上的冲突的，尤其是大家都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小百姓们，也切实地感受到这些冲突的，我们说说几个例子啊。 旧时候在乡下，大家是靠天吃饭的，所以龙王爷很重要啊。播种之后，大家要求雨啊，雨水充足，乡亲们才能有个好收成。所以呢，大家凑份子请戏班来唱大戏，请龙王爷看大戏，那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啦，出钱的乡亲们在边上蹭戏看，接受正三观教育，龙王爷应该也不会生气的啦，你懂的。可是这帮洋教民居然不出钱，而且后面更气人的是，天主教的洋教士还从官府那里获得了正式的批复，天主教教民不用出这份钱。洋教士也有他的宗教原因啊，这是异神崇拜啊，龙王爷这些的算是异神。两边就这么拧上了，洋教民估计也不会去蹭戏看，可是后面下雨了啊。龙王爷看大戏看高兴了，真的就降雨了，那帮子洋教民没出钱，他们家也平白无故的得了好处，他们家农田也被雨水浇灌了，这不是占乡亲们的便宜么？乡亲们越想越生气。 旧时候，讲的是男女之防，男女授收不亲。华夷之防，男女之防，啥意思啊？今天的大白话，那就是种族隔离啦，男女隔离啦，你懂的。大户人家房子多，严守男女之防，当然不是问题。可是小百姓许多就一间小破屋，平常女人还要出去抛头露面，那怎么防啊？小百姓其实也有自己的规矩，虽然在户外，男女的接触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男人女人不能呆在一个屋子里。一直到民国的时候还这样哦，到乡下去，外面一个人问，屋里有人吗？里面一个女人回话，屋里没人。不雷人哦，她家男人不在。如果她家男人在，按旧的规矩，那么就会出来，大家再屋外把要说的事情说完。所以乡亲们一般是聚在村子里的什么公众场合，讨论家国大事，当然也包括各种八卦。 可这帮子洋教民不一样啊，一帮子男男女女居然聚在一个屋子里。这还能有好事？乡亲们那都是有相当的想象力的啊，而且都是成年人嘛，你懂的，于是关于洋教民聚在里面搞性交派对的谣言就开始传播啦。乡亲们也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哦，这些洋教本来就不知廉耻的，大家都知道的哦，洋人都是乱伦生的，所以才生出这么怪异的模样嘛。这帮洋教士和洋教民简直是毫无廉耻，禽兽不如啊，大家伙儿都特鄙视他们。 而且这就可能导致一个现实的问题，那时候小户人家说亲，那是要先下聘金的。比如说啊，村里张大个，他们家帮他说好了一门亲，聘金都下了，结果呢，那女的还没过门，居然就信洋教啦。这聘金按规矩，那可是不能退的。不娶这女的，这聘金是打水漂啦，可是这要娶回来，那不是公开戴了顶绿油油的帽子了吗？张大个恨洋教，那是情有可原的。 这些民俗传统的冲突，加上士绅老爷们的组织和挑动，清国各地乡间都开始出现针对洋教的恐惧，厌恶和仇恨，逐步演变成为暴力事件。 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会觉得清国的民众荒唐不经。但是我再一次希望大家明白，真诚的无知的这个概念。当时的许多百姓，就真诚的相信，这些洋教是邪恶的，是毫无廉耻的，而且是来占便宜欺负人的。 有些历史陈述说，民间的二流子依附洋教，作威作福，成为民间仇恨洋教的一个原因。这样的历史演义，其实无意义。除非能找到一桩民教纠纷，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形成的。洋教民里当然有二流子，民间也有二流子，如果我们靠写三国演义的办法写历史。把民教纠纷，写成百姓中的二流子打砸抢洋教会，不就结束了么？ 书写真实的历史，当有客观的真凭实据。 洋人书写的历史里，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讲述，天津教案里的那个洋教堂，其实产权是非法的。可是在天津教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士绅们就从来没有就这个产权问题，向官方提起过诉讼。大家针对的都是绑架婴儿，挖眼掏心这些问题，采取的都是群众运动的方式，虽然官方显然的偏袒群众，但是实在是没有真凭实据，无法对洋教士定罪。最后民众暴力打砸，甚至虐杀洋人，这显然是违法的行为。 没有人敢说，洋教士和洋教民里没有二流子，没有奸淫妇女的，没有在交易过程中，欺诈清国人的，真没人敢这么说哦。 但是如果找不到真凭实据，就不要这么写历史，除非是在写历史演义小说。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个神话，更是助长了这个暴力倾向。 天津教案之后，清国先后出现了多起针对洋教和洋人的民众暴力事情，也就是当时所称的教案。所有这些教案，都是一个共同的流程。基于文明冲突而产生了民教纠纷，民方跑去官府告状，虽然官府总是偏袒民众，但是毕竟民众的要求太过荒唐，也缺乏清国法律的依据，所以官府的审判结果不能满足民众。这之后，民众选择了暴力途径，烧教堂，杀洋人杀洋教民。 这些教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像天津教案一样的，朝廷和地方官府，并没有向民众澄清他们的疑惑，解释清楚双方冲突的成因。比如，到底洋教聚在教堂里是不是在集体行淫？到底洋教士有没有掏心挖眼？ 朝廷和官府这么作的原因，我们可以推测说，或许是为了保持民众对洋人和洋教的敌视，以便对抗洋人，并且遏制洋教的传播。但是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助长了民众的暴力倾向，同时导致士人和小百姓对朝廷开始失去信心。因为在民间看来，显然是天经地义的正当诉求，朝廷居然都因为害怕洋人，而一味的压制民方。 1897年，山东半岛再次出现民教纠纷，当时对清国有领土野心的德国，以此为借口，视国际公法若无物，强占胶州湾。这块殖民地，并不隶属于帝国殖民地办公室，而是归德国海军军部管辖。 近代历史至今，清国发动了两场失败的侵略战争，丧失了越南和朝鲜两个臣属国。另一方面，则遭到了俄罗斯和德国的侵略，被强行抢夺了大片北方领土和山东半岛五百五十二平方公里的领土。天津条约的修约完成

​ 天津条约里，有一个十年后重新修约的条款，1869年，当时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被西方各国推举为代表，和清政府交涉修约。1870年，在赫德的协助下，阿礼国和文祥完成了修约谈判，但是新的清英条约却被当时的英国国会下院否决，认为修改的新条约对清国作出太多的让步。这里又有个历史背景，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东西方的距离突然大幅度缩短，英国国内的商人，企业主和投资者，对清国巨大的内乱市场，又一次充满了期待。得知国会否决新条约的决定，阿礼国和赫德都非常的沮丧，阿礼国专门拜访了文祥，向他解释自己面临的压力。文祥告诉阿礼国，我有时候也看看贵国的报纸，也知道贵国发生的事情。我这里也一样哦，清国许多人也在骂我是卖国贼。 ​ 阿礼国个人的立场则是，外国不应该对清国施加太大的压力，清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应该由清国政府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来作决定。阿礼国的立场最终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英国政府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立场，很可能是受到蒲安臣的影响。美国人蒲安臣曾经作为清国特使出防西方列国，1868年，他向英国政府解释说，西方列强如果对清国政府施加太大的压力，将会影响到清国政府的安全。大家于是决定暂时搁置修约，等到同治皇帝成年亲政之后再谈这个问题。 ​ 1875年2月，发生了马嘉里事件，英国人马嘉里和他的五个清国随员在腾越（腾冲）地区被当地清国军人杀死。而当时英国公使已经是威妥玛爵士，他一向在谈判中态度强硬而且蛮横。以马嘉里事件为理由，他向清国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一度威胁断绝两国关系。最终李鸿章和他经过谈判，于1875年9月签订了“烟台条约”。条约公分为三部分， ​ \1. 清国惩办云南事件责任人，对缅甸开放云南边境，允许英国官员进驻大理，赔偿英国白银二十万两，同时派遣使团赴英国赔礼道歉。 ​ \2. 定明外国外交人员与清国政府交往的外交礼仪和程序，并定明两国合审案件的司法程序。 ​ \3. 租界内不再征收厘金，清国再增加四个通商口岸，同时在长江沿线新开六个港口供外国船只停靠补给；鸦片的厘金和关税合并，将另行讨论议定；英国将派遣探险对从北京经西藏到印度，清国政府将给予协助和保护。 ​ 烟台条约标志着从此李鸿章成为清国对外交涉的首脑人物，并且依据这个条约，清国派遣使团出使并常驻英国，成为清国驻英国使馆。 ​ 至此，我们讲述完毕在这一时期，西方对清国传统的冲击和现代化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讲述清国内部的努力，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 ​ 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 ​ 旧中国的历史讲述里，把太平天国教乱剿灭之后的这段清国历史称作同治中兴。什么是中兴呢？就是说国家快崩溃啦，然后有明君和忠臣又把局面给挽回了，这就叫中兴。比如西汉时候，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搞的汉国的百姓死伤惨重而且愁苦不堪，这国家眼看着要不肿裂，昭帝宣帝两代的皇帝，又把国家的局面给挽救回来了，就叫昭宣中兴。 ​ 咸丰皇帝的时代，内忧外患，国内匪祸遍地，洋人又打上门来，甚至连国都都沦陷了，这眼看着就要亡国啦，到了同治皇帝的时候，通过中央朝廷和地方汉臣们的努力，又转危为安了，所以称作“同治中兴”。 ​ 太平天国长期的战乱，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大幅度减少，许多的农田荒芜了。官府采取种种措施恢复农业生产，鼓励耕作，发放粮种，引导躲避战乱的乡亲们回归原籍，降低农民们的各项赋税，同时和地主们交涉，劝导他们对雇农收取合理的地租，兴修水渠堤坝，使得经历长期战乱破坏的乡村又慢慢恢复了生机。 ​ 另一方面复兴科举，以保证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通过这个相对公平的机会，进入到官府体制里来，洪秀全这样的落第秀才，破坏力巨大啊，有点文化，人又聪明，不能通过传统途径寻求出路，那么就容易另走捷径啦，你懂的。 ​ 汉臣中的领袖是曾国藩，他推荐提携了一批他认为品德好，有才干的汉臣，其中就包括李鸿章和左宗棠。清国皇室和清国百姓应该庆幸的是，曾国藩并没有自己取而代之的私心，他始终忠实于清国的皇帝，因此在他有生之年，自太平天国之后，清国内部没有再起过大的战乱。 ​ 和倭仁一样，曾国藩是一个固执的孔孟之道信奉者，他坚信儒家思想才是清国唯一的正道，但是因为自己的实际交往和接触，他认识到了洋人武器，战斗力的强大，进而认识到洋人科学技术学问的强大，他有勇气承认，洋人是有强过清国人的地方。 ​ 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认识了一个士大夫，叫冯桂芬。 ​ 这里要简单说一下旧中国的“士大夫”的概念。大家知道在先秦的封建社会，大夫的手下，是叫作“士”，那时候的士，像孔子这样的，首先必需是猛男哦，要能打仗哦，要能驾驭马车，能弯弓射箭，在战场上战斗。而士大夫这个说法，演变到了清国的时候，是这样的意思。读书人，叫作“士人”，考取功名作了官，那就是“士大夫”啦。 ​ 冯桂芬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算是林则徐的门生。太平军打到苏州的时候，他组织团练抗击太平军，战败之后逃入上海租界。在上海，他接触阅读了许多介绍洋人世界的书籍，进行了一番思考。就是他，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 ​ 1860年开始，他写了一系列的论文给曾国藩，在这些论文里，他向曾国藩作了他自己的论证，并提出了他的主张，清国必需学习西方以“自强”。 ​ 他先提问，为什么？清国比英国大两百倍，清国比法国大一百倍，反而是小小的英国和法国，强过庞大的清国？他归纳总结出洋人们强大的原因，共有四个方面。 ​ 1． 洋国家虽然小，但是人尽其力，人力资源得充分的发挥。 ​ 2． 洋国家虽然小，但是地尽其利，科技使得他们的土地出产要高。 ​ 3． 洋国家虽然小，但是君臣团结，君王，臣子和民众，有着紧密的契合。 ​ 4． 洋国家虽然小，但是他们言行合一，重承诺守信用。 ​ 基于此，我们必须要学习洋夷，冯桂芬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 名教是什么啊？就是传说中的注重伦常的儒家传统啦，你懂的。因为儒家传统看重大义名分，所以清国时代的儒士们也会称孔孟之道作“名教”。 ​ 具体应该如何学习西方呢？冯桂芬又归纳出四个方面：“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 ​ 冯桂芬的一系列论述，得到曾国藩的认同，双方都认为，清国固有的传统智慧，传统名教，是比西方人优越的，现在清国所需要的，只是学习西方人的技术，加强国力。 ​ 自此，“中体西用”的自强运动，具备了理论基础。曾国藩的主张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自强运动从此开始。 ​ 同治皇帝当年就是个小娃娃，垂帘听政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也没有国家大事的管理经验，实际在朝廷主持政务的是恭亲王奕和他的助手文祥。 ​ 在地方上，杰出的封疆大吏是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楼主称之为汉臣三人众。 ​ 自强运动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爱国士人和大臣们并不认同自强运动的许多作法。1862年6月，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和幕僚们讨论，他认为如果大家真的要把自强运动进行下去，必需要进行一场官府体制的改革，保障有才干的人才能够有施展能力的地位和权柄，这才是首要的任务，接下来，才能真正学习好如何制作子弹炮弹蒸汽军舰这些西方人的技术。但是，很显然，曾国藩自己也认为他的这个主张，不会被朝廷批准的，因此他并没有把他的改革建议公开提出来。 ​ 少数满汉大臣所追寻的清国自强之路，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 ​ 慈禧太后是个非常复杂非常聪明的女人，她是一个旧传统伦理的追随者，在她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她会作出非常残酷的强硬决断。许多同时代的，和后世的男人们把清国的衰败归咎于她，无非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自从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就成为清国最高的统治者，一直到她1889年去世。慈禧太后本人是个非常守旧的人，但是她却支持耗费巨大的自强运动的各项新兴事业。与此同时，她一直在尽力地维护清国传统里的满人特权。 ​ 1869年，根据祖制，恭亲王奕坚持诛杀了慈禧太后的亲信太监安德海，恭亲王的用心，或许是为了避免明朝太监专权导致亡国的悲剧重演。但是这件事情，让慈禧太后对恭亲王怀有了怨恨。此后恭亲王能从慈禧太后这里获得的支持力度，就大大减弱了。 ​ 1872年，地方大员曾国藩去世，1876年，具有丰富洋务经验的文祥去世，而左宗棠则忙于平定西北的回变和收复新疆等军事行动。在此之后，军机处里的大员们，虽然都具有丰富的政务经验，但是因为本身守旧的立场和洋务经验的缺乏，对自强运动都没有积极推动的措施。 ​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并兼北洋通商大臣，在文祥去世之后，他成为唯一一个在坚持推动自强事业的人。幸运的是，他的事业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 我们现在来简单讲述一下，恭亲王，文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他们的自强事业，以及自强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

​ 总理衙门

​ 在1860年之前，清国是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中央部门的，因为清国是没有现代的基于国家平等的外交概念的。反正都是夷嘛，都是朝贡国那个档次的。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及天津条约中关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条款，都使得朝廷上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处理和洋人的交往了。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执辩论，朝廷终于决定设立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负责处理和洋人们的外交事物。这是1729年，雍正皇帝创办军机处以来，清国第一次新增了一个中央机构。 ​ 出于对反对意见的妥协，恭亲王说，总理衙门只是个权益的解决方案，是化解眼前的危机的临时机构，这些西洋国家，其实和朝贡国是一个级别的啦。因此，总理衙门不是正式的中央部门，不具有正式的官品和编制，清国官员们以兼职的方式，运作总理衙门。 ​ 1861年11月11日，总理衙门正式开始运作，办公地址选在皇朝东面的铸币局旧址，这是一个又小又老的地方，对反对派也算是一个交代。 ​ 从当年一个热血反洋的爱国者，经过英法联军危机之后，28岁的恭亲王转变成一个尊重洋人，愿意和洋人交朋友，学习洋人知识的爱国者。他和文祥在处理洋务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和知识，逐渐成熟起来。我们说总理衙门初期的两个故事，来看看这个成长的过程。 ​ 1862年，太平军在浙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仗，朝廷开始担心太平天国将获得制海权，因此命令总理衙门从英国购置一只舰队。恭亲王把这个事情交给了当时的清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英国人李泰国，给了他1,295,000两银子，让他去英国购置舰队。李泰国在英国购买七艘蒸汽动力的战舰和一艘运输船，同时他向英国政府提出，希望能够招募英国王家海军的官兵，在这个舰队上服务。英国政府答应了李泰国这个要求，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舰队不可以悬挂英国国旗，而必须悬挂清国国旗。 ​ 自古以来，中国是没有国旗的，嘿嘿。为此，恭亲王设计了一面清国国旗，这是一面中间有龙的三角黄旗，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 ​ 1863年9月，舰队司令阿斯本率领这只舰队抵达上海，这下出现状况啦。清国方面的原本设想是，阿斯本只是一个军事顾问，指挥权必须是在清国军官手上，阿斯本本人向曾国藩报告。可是根据李泰国和阿斯本在英国签署的合同，阿斯本直接向清国皇帝汇报和负责，同时他是这只舰队的总司令长官。 ​ 阿斯本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他坚持他依据合同所获得的权力和义务。而总理衙门也不可能同意阿斯本的要求，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李泰国，他是居中人，而他却是一个傲慢而狡诈的种族主义份子。两头忽悠，乡亲们知道不？这样的人，就叫“骗子”，狡诈。各方经过几周僵持不下的商谈，最后总理衙门决定，赔偿阿斯本和他的英国船员们，解除合同。同时低价把舰队再卖回给英国，当时清国之内，并没有合格的海军人员可以操作这样一支舰队。至于李泰国，恭亲王认识清楚了他并不是当初大家所期待的“忠仆”，解除了他的职务。 ​ 第二个故事，则是成功的故事。 ​ 1836年，英国法学者惠顿著作出版了“万国公法”，此书成为当时西方世界的国际法依据，186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它翻译成中文，恭亲王开始研究这本书，同时命令人将略显生硬的译稿进行润色修饰。恭亲王告诉朝廷说，我们必须研究学习这本书，如果咱们掌握了洋人的法律，那么我们将来就可以依据洋人的法律，规范洋人的行为和要求。当然啦，我们清国的法律和制度是很好的啦，完全没必要照洋法律来啦。 ​ 1864年的时候，普鲁士和丹麦在欧洲了起来，战争居然蔓延了到了清国，一艘普鲁士战舰俘虏了三艘到天津作买卖的丹麦商船。总理衙门根据万国公法，找到普鲁士公使。 ​ 亲，要讲道理哦，要遵守法律哦。这里是俺们清国的领海哦，俺们清国没参合你们两家打架吧？俺们清国是局外中立哦，你懂的。知道啥叫领海不？知道啥叫中立国不？ ​ 德国一听，咦，清国也懂国际法啊，这下麻烦了。乖乖的，释放了三艘丹麦商船，同时根据清国的要求，对清国作出了一千五百白银的赔偿。 ​ 这个成功的案例之后，恭亲王向朝廷说，洋人的万国公法，虽然和清国的法律体系根本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学习了，真会帮助到我们处理洋务啊。于是朝廷批准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拨银五百两，印刷万国公法，把三百多本万国公法送到省一级的官员手上，要求大家学习。由于担心遭受反对派的攻击，恭亲王没在这本书上写序言。当时的爱国清流派，都称恭亲王作鬼子六，卖国的假洋鬼子啦，你懂的。 ​ 乡亲们，看到没有？这是“双规并存”啦。一个是洋人法律思想的万国公法体系，一个是清国固有传统的法律体系。 ​ 虽然私底下，恭亲王他们都盛赞万国公法所阐述的公平正义理念，但是在朝廷上，没人敢这么说啊，更没人敢提议说，应该反思清国现有的法律思想，能不能把清国的法律体系和洋人的法律体系接轨。 ​ 这种双规并存的局面，导致了清国一直在tian朝朝贡体系和现代世界体系之间挣扎摇摆，因为官员们，那真的是容易犯迷糊啊。 ​ 我们已经看到，日本进军台湾抓拿“化外生番”，日本吞并琉球，朝鲜独立，清日战争，清法战争，清国雇佣英国商船高升号运输作战部队，这一系列的对外纠纷和战争中，清国处处显得被动，而且往往不合法，不合公义。甚至当清国回绝法国的最后通牒的时候，清国上下还没有意识到，清国和法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 而日本则已经显然掌握了现代法律思想的要义之一：权力是责任的对价，权力的合法性在于履行责任。 ​ 当清国承认日本对琉球人的保护的时候，就是在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 ​ 当清国对朝鲜不提供保护的时候，清国就面临着丧失朝鲜宗主国地位的风险。 ​ 名不正言不顺的总理衙门，一直遭受来自清国内部的爱国势力的嘲弄和反对，在恭亲王淡出之后，文祥更是无力对抗“卖国”的指责。1870年，李鸿章成为直隶总督之后，真正负责处理洋务的，不再是总理衙门，而是李鸿章这个人。1901年，清国实施新政改革，学习西方国家中央政府建制，总理衙门被改为外务部。 ​ 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总理衙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一个近似于现代外交部门的中央机构。同时，为了更好地履行其洋务职能，总理衙门开设了两个机构，一个是海关总署，一个是同文堂，这两个机构，都是当时清国最为洋化，最为现代化的官府机构。海关总署

​ 前门讲述天津条约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说过，上海道台觉得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收入显著提高好多倍，因此坚持让英国人李泰国继续管理上海海关。 ​ 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以及国家财政的困难，海关的收入成为朝廷关注的一个收入来源。1861年，总理衙门在上海成立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统一管辖全国各地的海关，提拔李泰国作首脑。 ​ 清国时候的人们并没有现代的国家主权概念，他们的行为依据，就是旧传统里的“忠仆”，其实这也是洋人的传统。忠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受雇于人，就要对雇主忠诚忠心，尽自己的职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旧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这样感人的忠仆故事，许多日后起家的上海大买办，他们发家的故事，都是“忠仆”的励志故事，真实感人的故事。 ​ 总理衙门当时认为李泰国是个忠于职守的人，而且那时候清国官场上下腐败透了，朝廷手头紧，海关收入是一块大头，朝廷觉得把海关教给李泰国这样忠实不贪污的洋鬼子来管理，更放心。所以在天津条约里，专门有一条，洋人必须协助清国办理海关。 ​ 1861年的时候，李泰国请假回英国，顺道着帮清国购置军舰。总理衙门任命当时负责粤海关的英国人赫德暂时接替李泰国的工作。 ​ 聘用赫德作总税务司，清国朝廷是赚到啦，赫德堪称旧传统里的忠仆。赫德在清国生活多年，他熟悉并且遵循清国人的礼仪礼节，这洋鬼子懂规矩啊，嘿嘿。 ​ 1863年，28岁的赫德被正式任命为清国海关总税务司，替代之前的李泰国，此后的四十五年里，赫德成为清国海关的最高行政首脑。 ​ 赫德所管理的清国海关，是完全按照洋人的模式建立和管理运行的。现代的税收，统计，检疫，疏港等洋人的海关制度被完全引入，同时各海关开始了现代的沿海灯塔，气象站的建设。 ​ 尽管赫德一再坚持，所有的洋人雇员都是拿的清国朝廷的俸禄，因此不得以为自己高于清国国民；清国海关是清国的官府机构，而不是洋人的机构。但是事实上，洋人一直是海关内的精英阶层，到1895年，海关内共有700名洋雇员和3500名清国雇员，高层管理职位几乎全被洋人所把持，几乎没有清国职员可以升迁到高管职位。 ​ 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往北京，从此，赫德更接近清国中央，成为总理衙门和朝廷大员所信任的内政和外交顾问，赫德成为清国现代化事业中重要的一个成员。 ​ 1865年，他和英国公使合作，向清国朝廷提出一系列强国的改革建议，他说，如果政策改变了，清国将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不改变，清国将沦为各国的臣仆。很可惜，他的改革建议没有被采纳。 ​ 在他的帮助下，总理衙门建立了同文馆。1885年，接受李鸿章的委派，他尽力斡旋促成了清国和法国的停战。1880年代，清国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海军，赫德在其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1888年，在他的宣传和帮助下，清国举人考试加入数学的考试内容，1896年，他开创了清国的现代邮政体系。在他的领导之下，海关成为清国后期最为稳定的收入来源，1890年代，海关收入占国库总收入的25%，到1900年代，海关收入达到了34%。 ​ 同时，他把洋人的中央财务控制体系引入清国海关，这是中国历史上，初次引入现代的中央财务控制制度。 ​ 1885年，英国政府认为他是合适的英国公使人选，曾经任命他出任英国驻清国公使，他拒绝了这个任命。他认为他的同胞是清国人，而他的工作是帮助清国朝廷对付洋人。 ​ 1893年，他忧心忡忡而又不无牢骚地抱怨说，清国进步的太慢了，过去这三十年我们所作的事情，大部分都只是在修修补补。 ​ 1895年，目睹清日战争的惨败，赫德伤心地说，朝廷已经没有希望了，十年之内将会亡国了。他担心错了，清国亡国于16年之后。 ​ 1908年，赫德离开了他尽力效忠了整个职业生涯的清国回到英国，于1911年去世，清国朝廷追授他为太子少保。 ​ 同文馆 ​ 清国官府最初与洋人们的交往，只有通过两个途径，要么是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广东的民间通译，要么是通过李泰国这样的洋人或者洋教士居中翻译。 ​ 为了系统地培训翻译人员和洋务人员，在赫德等人的建议下，恭亲王向朝廷申请，请求批准开始同文馆。和海关不同，这是个学校啊，教育机构啊，能让洋人来教育清国人？恭亲王引用了康熙年间，朝廷聘用耶稣会教士指导历法和绘画的先例，有祖宗先例可循啊。又是一翻辩论的周折，朝廷终于在1862年批准了办同文馆。 ​ 同文馆聘请洋教士为老师，教授学生们英文和法文，于1862年3月11日正式开学，首批学员共十位，都是挑选的天资聪颖的13,14岁的满人少年。同文馆只招收满人学员，所有学员都领取朝廷的津贴，这是为了遵循首崇满洲的传统。1863年在上海，1864年在广州，1866年在福州，各地官府也兴办了类似的外语学校。 ​ 同文馆的语言课程也开始逐步扩大，从1863年起先后增添了法文，俄文，德文和东文。 ​ 1867年，恭亲王和文祥决定把这个外语学校改进成为洋学院，增设数学，化学，地质，天文，机械和国际法课程，并扩大师资队伍，增聘洋教士和通西学的清国老师。 ​ 改进后的同文馆招收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贡生入学，同时如果有五品以下的在职官员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这个学院学习。 ​ 1867年2月，改进后的学院开张，徐继畬成为首任同文馆总管大臣。大家还记得他么？就是当年在福州做福建巡抚，被林则徐他们骂成卖国贼导致丢官的徐继畬啦。徐校长是当年清国最早一批通西学的学者，不同于魏源，徐校长是真的直接从美国传教士那里接受的西方知识科普，阅读了直接翻译过来的西方历史，地理和思想著作。他丢官回老家作乡绅之后，又被恭亲王他们给找回来，任总理衙门行走，走着走着就走到同文馆作大学校长啦，嘿嘿。 ​ 从现代的标准来说，同文馆是清国官办的第一所学院制大学，所以楼主称徐继畬作徐校长。大家还记得徐校长写文章夸过乔治华盛顿么？这文章都被当时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知道啦，听说有清国的大学者，首位大学校长夸华盛顿，那美国公使也觉得相当的有面子啊。美国人也会这样啊？清国人，美国人，还不都是地球人嘛？嘿嘿。蒲安臣公使向徐校长赠送了一幅华盛顿的油画像，同时安排人，把“瀛寰志略”中颂赞华盛顿的那段文字，刻在了花岗石板上，送回美国，据说是镶嵌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里。镶嵌在啥地方呢？楼主认真没找到啊，费正清先生的说法，那石板在纪念碑的300英尺处，这美国鬼子作事情，是不着边啊，嘿嘿。 ​ 徐校长关于洋人的见识，是明显超越他的那个时代的，他委婉而含蓄地说，洋人的强大，可不仅仅是什么坚船利炮哦，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哦，是人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你懂的啦。 ​ 1869年，因为身体的原因，徐校长辞去职务，告老还乡。 ​ 赫德开始作兼职猎头，满世界开始找新的总教习，还真被他找到了，当初翻译万国公法的洋教士丁韪良，此时已经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了国际法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丁校长成为同文馆的新校长，丁校长也是个有喜感的校长哦。 ​ 日后清国戊戌变法，同文馆被变成了京师大学堂，丁校长出任西学总教习，开学典礼上，众目睽睽之下，他向孔子鞠躬行礼，乡亲们要知道啊，在那个年代，洋人里可不少人是鄙视亚洲文明，进而鄙视孔子的哦。丁校长能够当着观礼的洋人来宾，向孔子鞠躬，有偏见的洋人会骂他洋奸的哦，哦，对了，洋鬼子没这说法，要不说洋人没文化嘛，嘿嘿。 ​ 1873年，同文馆开设印书处，这是中国官办的第一家出版社。同文馆的学者们翻译的包括拿破仑法典在内的洋人的法律论著，就在这里印刷出书。 ​ 恭亲王和文祥顶着巨大的压力，倾注了他们的心血，兴办同文馆，礼聘当时国内最好的学者教授，希望为国家培养出精通西洋人学问的年青一代，但是同文馆培养出来的学生，还真就不怎么样。

​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18 15:25

鄉親們，哥寫的歷史，和某國偽史不一樣哦。 地球人說，同文館是中國第一所官辦大學哦。 徐校長，那就是第一任北京大學校長哦。 淵源清晰明確哦。 某國“磚家”考據啊，京師大學堂不是起源于國子監。 那不是廢話么。這還要考據啊？地球人都笑屎啦。 是偽史非要說，吧嗒，京師大學堂冒出來啦。 還是那句話哦，“中國之內”，沒有懂歷史的，懂歷史的，他也不敢說實話。 他敢“考據”出來，京師大學堂不是起源于國子監，不錯啦，不錯啦。你懂的。 蛋是哦，這考據，走粗海關，就讓地球人笑翻啦，嘿嘿。首先，是大学问家倭仁的反对和呼吁。倭仁大学士当年是和曾国藩齐名的清国大学问家，理学的领袖，他愤怒地质问恭亲王，夷人诡诈，他们难道真的会教授知识给咱们么？就算遇到实诚的夷人，咱们的学生学到了啥？不过是术数这些的旁门左道，自古以来，我还没听说能靠这些旁门左道把国家振兴起来的。清国这么大，难道找不到人才么？如果真要研究天文算术这些的，我们清国之内一定也有能人。为什么要请夷人？为什么要学习夷人？ 他进而号召士大夫们都抵制这个洋学院，都不去投考。 恭亲王气坏了，可是没办法啊。而且在清国那个年代，恭亲王虽然官位大，但是倭仁是大学问家啊，论到求学这类的问题，清国的读书人，显然的认为，倭仁的说法，更具有权威，更有公信力。 另一方面，当时清国的体制，还是要考科举中举人，中进士才能做官，青年才俊去投考同文馆，出路在那里？出来不一定能做官，就算作了官，也必然被人瞧不起啊。后来严复不是从英国留学回来作官么？他就被当时的许多士大夫瞧不起，中过进士么？你也配作士大夫么？亲。 在这种局面下，同文馆能招收到的，那都是些没想着好好读书，冲着津贴去的混混。 楼主真没瞎掰哦。同文馆学生待遇不错的，见天就在里面不好好学习忙着鬼混。当时有毕业的高材生派去清国驻英国公使馆的，严复留学的时候跑去玩，和他用英文一对话，严复当场就被毁三观了。 乡亲们听说过那一个同文馆毕业生，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对现代化进程起过推动作用的么？里面就出了一个“名人”，叫齐如山。他怎么出名的？他干了啥？他捧戏子。 上面说过啊，满人祖制严格，不许嫖娼，所以呢，有些比较淫荡的满人就开始捧戏子啦，这也算一个传统哦。当初唱大戏的，都是男的。捧戏子那在当年算不务正业，传出去叫辱没家门，反正是件丢人的事情。 齐如山早年是鄙视京剧的，他吹捧洋人的戏剧。后来认识了梅兰芳之后，他改变了立场，在他的指导之下，引入现代戏剧美学，京剧梅派艺术开始从体裁和表现手法都走向精致。 反正整个同文馆的学生里，就出了这么一个名人，不能算是办学成功啊。 1861年，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聘请英国军官在天津训练新军，选派驻守护卫北京的上三旗精锐，接受西洋枪炮技艺和西洋阵法训练。1862年，恭亲王下令，上海，福建驻军仿照天津模式，聘请洋军官训练部队。随后广东，江苏，湖北，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驻军开始聘请英法军官训练部队。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生产子弹，火药和炸弹，供湘军作战使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军工工厂。 这个工厂有个特点，全是清国工匠，没有聘请洋师傅哦。军械场还土方造过洋炮，不过呢，造出来的火炮一试放，据说打了十多炮，居然不知所踪，哈哈，幸亏是没伤到什么乡亲们。 曾国藩和倭仁一样，都是坚信孔孟之道是优越于洋人的思想，他认真不服气啊，嘿嘿。 1862年，曾国藩找了一批能工巧匠，其中也包括通西学的李善兰，华蘅芳和徐寿这些清国学者，大家开始山寨洋军舰，自己造，花了四年时间精力，造出来一艘18米长，25吨小火轮，试航效果，结果一开出来就呆头傻脑的，行驶反应迟钝，这可不能打仗啊。 这下曾国藩先生想明白了，不服，不行啊，土方制洋器看来是真的走不通，那就走洋方法吧。 大家还记得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么？容闳读完书回清国啦，他应该也是中国第一个海龟吧，嘿嘿。 1863年，曾国藩面试了他，据说曾国藩什么话也没说，就一直端坐着凝望着容闳的双眼，就这么观察这个年青人。过了好几分钟，曾国藩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娃看着靠谱哦。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面试合格之后，曾国藩给了容闳六万八千两银子，派他出国去采购生产设备。 容闳一出清国就往西头跑，他没走错方向啊，他先跑去欧洲调查市场行情，货得比三家嘛，要说他还真挺认真的。在路上，他看到了正在修建中的苏伊士运河，地球村要变小啦，他认识到。在欧洲调查下来，他觉得还是跑美国采购更划算，于是在1864年秋天他又回到了美国。 当时美国正在打内战呢，军工厂都忙坏了，清国来的订单居然没人看的上。费劲周折才找到麻省的一家工厂愿意接这活的，在等待的时候，他参加了第十届同班同学聚会，大家当然聊到南北战争啦。他居然就一激动，想要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联邦军队去打仗，幸亏被大家伙给拦住了，亲，你还有正事没办完呢吧？ 带着采购好的机器设备，他途径日本回到了清国。乡亲们意识到没有？这是第一个完成环球旅行的清国人哦。 1864年，曾国藩在上海开办江南机器制造局，从此清国可以有洋人的自动化设备，生产洋枪洋炮啦。据围观者回忆，曾国藩一直站在那里望着快速运转的洋人机械设备，一动不动，脸上乐开了花，老道学先生如此失态，很难得哦，哈哈。 1865年，李鸿章继续曾国藩开创的事业，江南机器制造局规模扩大，改名作江南制造总局，拥有两千多名员工，成为清国最大的军工企业，同时内设翻译馆，翻译出版洋人的科技书籍。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在洋人技师的指导下，生产出清国第一艘蒸汽动力的军舰，天启号。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福州船政局，开办马尾造船厂，拥有三千多工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轮船修造厂。在清法战争中被摧毁前，马尾造船厂在英国和法国技师指导下，共生产了34艘兵商轮船。船政局下属的船政学堂，是清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共分作两个部门，造船，轮机和设计部门，称为前学堂，由法国导师使用法国教材教授；航海和驾驶部门则称为后学堂，由英国导师使用英国教材教授。两个学堂的学制均为五年，前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将去德国留学深造；而后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将去英国留学深造。清法战争，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灭，李鸿章调派南洋舰队的军官加入北洋舰队，因此清日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各军舰指挥官，全部是毕业于这里。 在福州船政局的筹建过程中，左宗棠就被调任平定甘陕回变，从此基本淡出了自强事业了。离开福州前，左宗棠向朝廷推荐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继续他的事业。 1867年，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委派英国人密妥士开办天津火药局，1869年李鸿章把这里发展扩大成为天津机器局，成为拥有两千七百多工人的军工厂。并且附设电报学堂，水雷学堂和水师学堂。 这些在洋人技师指导下的军工企业发展迅速，当时参观各军工企业的一个英国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惊讶，他没有料到，在几年之内，清国的自强运动能够有如此迅速的发展。

​ 幼童赴美留学计划

​ 1870年，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向朝廷请示，希望能够派遣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得到朝廷的批准。1871年7月，曾国藩把他和容闳商定的派遣留学生具体计划上奏清廷，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 曾国藩在奏折里说明了留学计划的目的，派遣幼童去美国从小开始学习，经过十多年的学习，掌握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这些洋人的学问，这样可以全面深入地掌握洋人的技术，清国得以自强。 ​ 具体的计划是，1. 每年宣布幼童30名，4年共120名，从美国小学开始读起直到军政，船政大学毕业，预期15年时间可以学成归来。2. 在上海建立幼童预备学校，进行一年的学习，然后筛选赴美幼童留学生。3. 派遣包括容闳在内在内的三名官员负责照顾幼童的生活。4.派遣两名汉学教习2名，负责教授经史。1872年，首批赴美留学的幼童出发了，他们大多数是12-14岁的幼童。清国的时代，少年人是指的30岁而立之前的，而在20岁行成人礼之前呢，那就叫童子。成人礼是啥？自己去查字典吧，正式的名词叫“冠礼”，你懂的，嘿嘿。 ​ 他们主要是来自上海，福州和天津的自强运动军工厂工人家庭，再有就是这三地的草根阶层家庭。他们的留学地点是在康州的哈特福德，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家里，学习美语，完成他们的学业，到1875年，整批计划的120名幼童全部抵达。 ​ 但是问题出现了，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孩子们会改三观的啦，你懂的。陪读的清国官员们越来越开始担忧发愁啊，眼看着一个一个孩子在改变，先是不再穿袍子了，都改穿洋服了。接下来，居然有几个孩子剪掉了鞭子，可能是因为遭受到当地一些洋人的无理嘲弄吧，孩子们毕竟还小。接下来的事情，就开始更让看顾他们的官员们骇然啦，他们中居然有人开始信洋教了，还有人开始说一些人权，自由这些奇谈怪论了，年纪大些的男孩子们，居然开始和洋女人偷偷约会了。。。 ​ 远在清国的李鸿章也开始暗自担忧忧愁起来，一面顶住国内朝野的骂声，一面希望这些孩子不要忘记掉自己留学的目的，他们是清国自强的力量啊。 ​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到了，美国的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居然不接受其中一批孩子的入学申请，这下李鸿章是实在没办法再向朝廷作交代了。1881年8月，李鸿章黯然召回了这批留学生，当时已经有50多位留学生在1880年考进了美国的大学，其中有22位在耶鲁大学读书，另有8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 ​ 当他们收到召回命令的时候，只有两人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其中就有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的詹天佑。除了极少数人，选择了滞留不归，绝大多数留学生，黯然翻回清国。 ​ 1881年8月，他们从旧金山乘船返回清国。在旧金山，他们享受了一段离开美国国土前的欢乐时光。他们和奥克兰的一只棒球队，打了一场比赛，赛前舆论普遍看好奥克兰队，认为这是一场胜之不武的比赛。没想到，清国留学生队的投手，按当地报纸的说法，接连投出“邪恶”的曲线球，一次又一次封杀垒上的对手，最终取得了这场球赛胜利。乡亲们，其实东亚人都应该喜欢棒球的哦，智力游戏啊，你懂的，嘿嘿。 ​ 回国之后，这批留学生有的在清法海战和清日海战中阵亡殉国，有的在庚子拳乱中死于暴民之手，剩下的大部分人，主要服务于清国的电报，矿石和铁路和外交事业。其中比较出名的人物，有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首任校长蔡绍基和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 这次留学生派遣在李鸿章心里留下了阴影，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往美国派遣留学生，而只往英国，德国和法国输送留学生，培养合乎他期望的国家栋梁。

​ 李鸿章一个人的自强奋斗

​ 从1772年，首批留美幼童出发之后，自强运动就变成了李鸿章的孤军奋战，幸亏他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 ​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早在1867年的时候，曾国藩就向总理衙门提出他的担忧，但是有许多的清国商人购买或者租赁船舶之后，挂外国旗，成为外国船舶。长此以往，将可能导致清国的航运事业被洋人所操控。而容闳所建议的，按照洋人办公司的办法，订明公司章程，吸纳民间资本，成立轮船公司的办法，总理衙门又觉得这建议也不靠谱，这种作法如何能确保轮船公司就一定是属于清国国民的呢？就这么拖延了好几年，直到李鸿章提出来，官督商办。啥叫官督商办呢？意思就是说这公司的股本，是民间投资人出资认购，管理营运这公司的呢，则是清国朝廷委任的官员。 ​ 轮船招商局成为自强运动中的第一家非军工企业，同时也是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 ​ 1875年，李鸿章开始筹办铁甲战舰。 ​ 1876年，李鸿章派遣年青军官去德国留学，学习陆军；派船政学生留学英国学习驾船，留学法国学习造船。 ​ 1878年，李鸿章开始上海机器织布局，为自强运动筹集资金。 ​ 1878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开平矿务局，为自强运动筹集资金。 ​ 1880年，李鸿章请修铁路的要求终于得到批准，清国开始兴修铁路。 ​ 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由于经费不足，开始吸纳民间股本，成为官督商办企业，到1884年，电报总局迁至上海，此时清国各省已经全部连通电报电线。 ​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任命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为总教习，聘用海军强国英国教习，培养现代海军军官和海军技术人才。 ​ 1881年，李鸿章开办开平矿务局，为自强运动筹集资金。 ​ 1882年，李鸿章开始构筑旅顺军港。 ​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聘任陆军强国德国教习，培养现代陆军军官，陆军技术人才。日后北洋系的将领，大多是出自这个学校。 ​ 1885年，李鸿章投资巨款建造威海卫和旅顺军港。 ​ 1887年，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为自强运动筹集资金。 ​ 1888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 我们可以看到自强运动的明显目的性，加强军备，所有一起都是围绕着军事，服务于军事事业。第一是开办军工厂和造船厂生产新式武器，第二则是要培训近代化的陆军海军军事人才，第三耗费巨资购买洋人生产的战舰，第四构筑坚固的军港，第五要铺设电报线路和铁路线路，提高通讯和运输效率。 ​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耗费巨大的，所以李鸿章通过开办招商局，矿务局，织布局，金矿这些企业来增加收入，贴补自强运动所需要的巨大费用。 ​ 自此，自强运动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五大领袖的自强事业，我们基本讲述完毕。清国走向世界

赫德一直希望清国能够在西方国家设立使馆，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本国的权益。大家想想两次鸦片战争，如果那时候，清国在伦敦有公使的话，情况或许会完全不同的。
而且赫德认为，清国的官员们多出国走走，也许会改变他们对洋人的看法，从而改变他们对清国现代化的立场。
1866年的时候，赫德要请半年假回英国，他向总理衙门请假的时候就提出来，能不能派些人跟着我一道儿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就这么着，1866年3月清国派出了第一只出国考察的队伍。带队的是个64岁的老先生，他名字叫斌椿，是个官居三品的满人，通些洋务，他带领四个同文馆的年青学生，一行五人跟着赫德走访欧洲各国。
斌椿他们游历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和巴黎。欧洲的火车，高楼，电梯，传话机，自行车那些的，都让他们感到新鲜。但是他们也遇到了许多让他们觉得恶心的场面，女人穿着太暴露啊，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蒸汽火车都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而由于文明体系的不同，礼仪规范的不同，他们五人的行为举止，也让不少洋人感到怪异，感到不舒服。清国人和欧洲的洋人，彼此都看对方有些不顺眼。
但是这此不太成功的出行并没有让赫德放弃他的努力，他继续地劝说总理衙门，他说，清国必需要放弃掉“华夷之防”的传统心态，事实上那是把自己隔绝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清国必需要向和清国有条约的各西方国家派遣公使，和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向他们解释清楚，清国在改变过程中所遇到的内部难处和挑战；如果西方国家给清国太多的压力，逼迫清国作出激进的改变，清国的政权稳定会面临危险的。
从当年的马嘎尔尼时代开始，英国的对华政策就是希望清国能够通过各项变革，和西方人的世界体系接轨，在这个过程中，清国崩溃亡国，是英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赫德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劝说总理衙门的，英国美国的公使们，也明确向恭亲王他们表达出此类的建议。
恭亲王本人也认定，英国美国他们，并没有“狼子野心”，并没有想来侵略霸占领土，更没有想来颠覆清国朝廷，取而代之。
但是当时绝大多数的朝廷重臣，地方大员和在野的士人们，显然不认同“鬼子六”恭亲王的说法。
当天津条约修约的问题临近的时候，总理衙门又向朝廷提出建议，是否能够派遣公使出使西洋和各国接触交往？洋人对咱们了如指掌，可是咱们对洋人国家到底啥情况，一片迷茫啊。是否能够对洋教传教更开放些？是否能够允许洋人架设铁路？是否能够允许洋人来开采矿石？
朝廷上又是大起辩论，当然啦，卖国贼的砖头又是满天飞舞。洋人是狼子野心，通过洋教谣言惑众，蛊惑人心！然后通过修铁路，破坏风水！爱国满汉大臣们，那也是慷慨激昂啊，而且正义凌然啊。
当时支持总理衙门提案的，就只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地方大员。
慈禧太后顶住了压力，在派遣公使的问题上，批准了总理衙门的提案。但是派谁作公使出访各国呢？
1867年的时候，首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职期满，要回美国了，他向总理衙门告别。恭亲王幸福的鼻涕泡泡又冒出来啦，这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哦，亲们。  蒲安臣本人是律师出身的美国政治活动家，为了反对黑奴制度，在1854年，他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创立了保守政治倾向的美国共和党，并进入国会众议院为废奴运动摇旗呐喊。
1861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林肯任命本党同志蒲安臣出任驻清国公使，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非常明确，尽量与清国合作，美国国务卿宣称，西方国家不得以武力外交对清国施加压力。
这里又有个背景啊，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形成一种外交理论，清国是野蛮，好战，不讲理的，和清国讲道理是没有用，只有用武力逼迫清国，清国才愿意和外国讲道理，谈判。
这其实是两套文明体系的冲突，在tian朝朝贡体系的清国而言，那里有什么现代平等外交概念。Tian朝中国和“夷”外交？还谈判？笑屎人了。
而西方一些国家发展出来的武力外交理论，显然是帝国主义理论，你野蛮你愚昧，哥就打服你，帮助你走向文明。这种理论，在理性而言是愚昧荒谬，在道德而言，是邪恶。
蒲安臣到北京之后，和其他各国公使交涉，表明美国的立场，同时宣称，应该用公正的和平外交方式，取代不公正的武力外交。美国承诺，永远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在通商口岸，不占领也不要求租界。
美国公使公开这么说话，清国朝廷当然觉得这美国洋人不错哦，讲道理哦。
在英国人李泰国和总理衙门的纷争中，蒲安臣也介入调停，驳斥显然理屈的李泰国，总理衙门也觉得，蒲安臣精通法律，而且办事情讲公义。
所以一听说蒲安臣任期满了，恭亲王马上就和他善良，蒲先生，我们清国很需要蒲先生这样懂道理又讲道理的人才哦，有没有兴趣成为俺们清国的外交官啊，帮助俺们清国处理洋务。
蒲安臣此时已经和恭亲王交往了六年，他也尊重这个王爷，同时也同情他的处境。恭亲王尽力为清国效忠，而清国绝大多数人都骂他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当时的外国公使都了解这个局面。
蒲安臣接受了恭亲王的聘请，他愿意用他的职业技能，为清帝国服务。乡亲们也许会问啊，这，这算不算美奸啊？还是那句话啊，洋人没文化啊，你懂的，嘿嘿。
中国的旧传统里的忠仆概念，其实一样是西方人的传统。蒲安臣已经不是美国政府雇员，他接受这个清国的职位，他就当尽力为清国的利益服务，当清国和美国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应该忠实于他的雇主清国，因为这是他的职责。至于美奸？美国洋人嘛，没文化的啦，你懂的。在法治社会，大家说“叛国罪”这样的法律概念。
为了避免别国的洋人不高兴，恭亲王同时又雇佣了一个英国洋人和一个法国洋人作蒲安臣的助手。
恭亲王请求任命蒲安臣作全权使节，出使西洋列国开展外交谈判的请求，被慈禧太后批准了，哦耶！
1868年2月，大清帝国特派钦差办理中外交涉事务重任大臣，蒲安臣钦差大人，率领三十多人组成的清国外交使团，乘美国商船离开上海码头，这是清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标准体系里，正式的外交使团。
本次使团，第一次正式向地球村展示了大清帝国的国旗，三角黄龙旗。
前门说过啊，奕设计了中国第一面国旗，那是因为他是老板啦，老板可以外包的嘛，一般认为，恭亲王是把设计国旗的任务，外包给了蒲安臣，是蒲安臣设计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面国旗，嘿嘿。
清国首次的环球使团，从1868年2月开始到1870年10月结束，历时32个月，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海牙，柏林，圣彼得堡，布鲁塞尔和罗马。在出使过程中，钦差大臣蒲安臣于1870年2月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僵持不下，不幸患病去世。之后出使布鲁塞尔和罗马的行程，由志刚和孙家谷二位大臣负责完成。
使团的第一站是美国，普安臣开展宣传造势的外交工作，大力歌颂一个开放进步中的清国。普安臣说，清国已经张开她的双臂迎接光辉的西方文明，热情地欢迎传教士们把光芒的十字架插遍清国的每一个山岗和乡村，清国已经开始认真地追求现代的铁路建设和矿山开采。
我们从后面的清国历史发展来看，蒲安臣关于清国发展进程的描述，显然是过于乐观啦。但是在当时，他的这些宣传，极大地改善了美国民众对清国的印象，日后的美国传教士热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和蒲安臣的宣传有关联。
在华盛顿，蒲安臣开始发动外交攻势，从美国总统到国会议员到民间，蒲安臣全面游说争取支持。
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终于达成清美天津条约的修正条款，正式的官方名称是“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历史上一般称作“蒲安臣条约”。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 清国和美国是平等的国家。
\2. 美国承诺不危害清国领土完整。
\3. 美国在清国已有的租界，主权属于清国皇帝。
\4. 美国承诺不干涉清国内政，所有是否修建铁路，是否兴修电报等内部商贸事宜，均属清国内政，由清国自行定夺。
\5. 倘若清国政府决定发展新兴建设事业，美国政府将选派工程技术人员接受清国聘用。
\6. 两国国民平等待遇，美国国民有在清国内传教，旅行，居住的自由权力，清国国民有在美国内传教，旅行，经商，居住的自由权力。该条款里有一条，“不可分割的人权”，自由迁移和改变效忠国籍，属于不可分割的人权，后世一般认为，该条款一方面赋予美国传教士在清国的传教自由，另一方面赋予清国劳工移民归化美国的权力和自由。1871年，美国加州通过排华法案，如果蒲安臣条款有效，那么加州排华法案，就是公然的违约行为。
\7. 清国可以在美国各埠设置领事馆，领事享有现代世界体系的特权和豁免权。  但是乡亲们，这里又是个文明体系冲突啦，洋人蒲安臣钦差，他依据他的任命职位，相信他已经具有洋人世界体系里的全权公使的职权，清国朝廷已经授权他签署这个条约。但是清国还不一样啊，清国有自己的体系啊，从清国来说，朝廷并没有授权蒲安臣签订条约，因此，这个条约是蒲安臣自己越权签署的。大家还记得浪人外交官的概念么？
        这两套体系并存，真的是折磨人啊。。。
        1868年9月，蒲安臣率领使团到达伦敦，10月，蒲安臣钦差大臣觐见英女王，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会谈，就两国关系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当然啦，女王反正也没决定权力，你懂的，嘿嘿。
        此时正好遇到英国内阁改组，英国在闹选战呢，等到新内阁成立，蒲安臣开始和新任英国外相展开谈判。在英国，蒲安臣的外交战术比较直白，除了讲道理，同时讲后果，亲，你想看到一个清国朝廷崩溃么？如果不想，就不要过于压迫清国。
        12月26日，英国外相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在声明中，英国承诺以和平方式与清国交涉，而不采取危害清国独立和安全的压迫方式，英国愿意和清国中央直接交涉谈判。
        但是英国的声明里，多了一个附加条件，清国应该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如果清国违约，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迫切危害，英国保留使用武力的权力。
        蒲安臣在英国的外交努力，没有取得美国那样的成果，不过也还算不错，换得英国公开承诺和平外交方式。
        1869年1月1日，蒲安臣以大清帝国钦差的身份，对此声明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大清帝国完全认同接受英国的对华政策声明。
        接下来的外交工作，就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使团到达法国并于月底觐见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宾主双方再一次亲切友好的会谈啦，你懂的。接下来，蒲安臣就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法国政府认为蒲安臣并没有权力代表清国进行对外交涉，国内民众舆论也一面倒地反对“不割让”的要求。法国不是美国哦，乡亲们，新帝国主义国家哦，你懂的。
        蒲安臣在法国一直努力争取到9月，才黯然放弃了争取，前往北欧，依次访问瑞典，丹麦和荷兰。
        1870年1月，蒲安臣抵达新兴的欧洲强国普鲁士，通过和俾斯麦首相沟通交涉，说服了普鲁士。俾斯麦首相以书面形式，对清国作出对华政策声明，其主要内容，和英国相同。
        蒲安臣在德国的外交工作，进展的很顺利，普鲁士各界也对清国使团相当友善。
        1870年2月，蒲安臣开始面对此行的最大挑战。2月16日，俄罗斯沙皇在首都圣彼得堡召开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接近来访的清国使团。
        但是双方实质性的交谈，却一直陷入僵局，沙皇一直在回避蒲安臣，反正就是自说自话，根本不接蒲安臣的话题。
        忧心忡忡的蒲安臣认为，这下麻烦大了，俄罗斯是和清国接壤一万几千里的强大领国，如果和俄罗斯交涉没有取得实质成果，回去向清国老板怎么交代？
        第二天他就感染肺炎病倒了，到2月23日，蒲安臣在圣彼得堡病重去世，英年早逝的清国忠仆，美国人蒲安臣去世的时候，年仅50岁。
        为感念他的忠诚和功勋，清国朝廷追封蒲安臣正一品官位。
        蒲安臣的遗体被送回他的故乡，波士顿市各界为他安排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告别仪式的地点是在著名的法尼尔厅，这里就是当初美国建国先贤们最初发表演讲的地方，法尼尔厅是美国自由之路的一站，在美国传统里，许多人称这里作“自由的摇篮”。
        蒲安臣是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家，他同时也是杰出的清国外交官，因此葬礼上，法尼尔厅悬挂着美利坚合作国的星条旗和大清帝国的黄龙旗。
        饮水思源的早期华人移民们，把他们聚居的一个小镇，命名为“蒲安臣”Burlingame，这个小镇坐落在加州旧金山郊外。
        蒲安臣辞世之后，志刚率领使团访问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后取道新开辟的苏伊士运河，于10月回到北京，结束了清国首次外交使团的环球使命。
        但是到此时为止，清国还是没有向外派驻公使的愿望。
        天津条约之后，英国，法国，俄罗斯首先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驻华使馆，之后，美国，普鲁士，葡萄牙，荷兰，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先后在北京开设使馆。
        1870年爆发天津教案，根据事后的约定，清国政府将派遣使团去法国道歉，但是这事情，就一直没有办过。
        1875年发生马嘉理事件，英国强烈要求清国派使臣向英国谢罪道歉，这一下拖不下去啦。清国朝廷委派郭嵩焘为钦差大臣，去英国道歉，既去之则安之吧。清国终于决定开始驻外使馆。
        1877年1月，郭嵩焘到达英国，成为清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他常驻英国伦敦，同时兼领法国。郭嵩焘道歉使团的副使刘锡鸿则任驻德公使，兼领荷兰和奥匈帝国。
        1878年，清国派驻美国公使，兼领日思巴尼亚（西班牙）和秘鲁。
        1880年，清国派驻日本公使。
        虽然迫于局势的发展，清国开始派遣了驻外的公使，但是大部分的清国官员们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命的。有极少数欣然前往赴任，愿意接触了解外面的世界的，回到清国之后下场总是不好。
        我们来看看郭嵩焘和曾继泽的故事。
        郭嵩焘是1847年的进士，回乡下守丁忧的时候，遇到了太平军攻打长沙，他于是开始追随曾国藩办起了湘军。因为军功，被提拔到了中央。英法联军进犯天津的时候，他跟随僧格林沁办防务，第一次直接接触了洋人，从此他发生了转变。他觉悟到，清国必需有彻底的改变，改变对“洋夷”的鄙视和仇恨。
        他本来就是个翰林院的编修，还任上书房行走，你想啊，能跟上书房里走来走去的，那应该是有点学问的人，嘿嘿。
        他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从中他发现了一条现象，在古时候，在汉唐的时代，中国和外族的关系，是根本平等的，也常常有往来，到宋朝都还这样啊。
        所谓华夷之防，闭关锁国，这些不过是明清两朝的传统，起源于南宋时代的理学。这个传统搞的中国人和外界失去了平等的心态和眼界，变成了坐进观天的井底青蛙，然后自己感觉还倍儿好，觉得自己特别的牛。
        他认为这个传统是不对的，会把中国人变傻变弱的。
        1862年的时候，爆发南昌教案，暴民们捣毁天主教育婴堂，追杀洋教士，同时士绅们汇聚一堂，印发数万份宣传材料，号召江西各界一起驱逐洋教。当时的江西巡抚，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沈葆桢盛赞南昌士绅百姓的爱国热情和义举。
        而此时的郭嵩焘则斥责沈葆桢蛮不讲理，毫无诚信，因为天津条约刚刚签订啊，清国已经答应洋人开放自由传教了。
        郭嵩焘任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成为通商口岸，就类似当年南京条约之后，广州士绅发动民众阻止英夷入城一样，汕头士绅发动爱国义举，阻止洋人入城。
        郭嵩焘顶住同僚的怒骂和舆论的压力，强行喝令汕头士绅结束这个爱国行为，遵循条约规定，允许洋人进城。
        1875年，云南巡抚岑毓英下令腾冲军民阻挡英国探险队，导致马嘉理事件，郭嵩焘上奏弹劾岑毓英失职。

马嘉理案后，英国公使态度强硬，清国必需立刻派遣公使去英国道歉。 朝廷这次是拖延不下去了，选来选去，觉得郭嵩焘比较懂洋务，派他去比较合适。 郭嵩焘要出使洋人国家的消息一传开，舆论哗然。他的亲友们都劝他，去不得啊，这是有辱名节啊。 当时的清国士人们，心态里依据是tian朝上国的心态，从来只有万邦来朝的概念，今天一个士大夫居然要出使别国，这简直是要逆天啊。 湖南籍的士绅们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湖南人的脸都被他丢尽了。乡试的时候，读书人甚至聚众声讨郭嵩焘，声称要砸了郭家。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郭嵩焘临危受命，出使西洋，去英国和法国道歉。 作为清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到英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像一个孩子一样，他怀着童真热切地观察这个新奇的洋人世界，他甚至开始学习英文呢，哈哈。 1877年的一天，他和随员去参观伦敦的一个电气工厂，老板热情地邀请他试验一下新兴的高科技产品，电话。他在楼上，随从在楼下，两个人就这么隔着十丈远开始了对话。 郭嵩焘应该是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个使用过电话的中国人。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新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口号，电话真正在中国被普及，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 一生信奉孔孟之道的郭嵩焘通过他自己对英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英国人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制造技术，都是有着自己内在的体系的，是有学问的，不仅仅是原来清国人所以为的“术”。 旧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会歧视术，技术呢？大家如果去看中国历史，历史上，搞这些技术的，一般都是和尚，道士，宦官这些边缘知识分子。正统的士大夫是对这些旁门左道不屑一顾的，因为那些技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或者说，理论体系。 郭嵩焘发现洋人的技术和制度，其实背后是有一套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所以他惊呼“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 他比徐继畬更为大胆，走的更远，他公开地说不仅仅是洋人的坚船利炮技术值得清国人学习，洋人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洋人的文化思想，都值得清国人学习和借鉴。他公开地说，如果仅仅是学习军事和机械技术，那么只是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模仿，这样的学习，是不可能真的学到西洋人的技术的。 应该说，从魏源，到徐继畬，再到郭嵩焘，清国传统教育背景的有识之士，终于有人认识到，西洋人的学问体系，是不同于中国的，如果不正本清源，全面深入地学习西洋人的学问，清国的自强运动，是走不远的。 两个体系的问题，清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看到了，有人公开说出来了。 他常常写信给李鸿章，把他在英国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与李鸿章分享。他说，我们不能只派留学生学军事机械技术啊，日本的留学生可是什么都学的，政治学理论，经济理论，文化思想，科学技术，日本留学生学啥的都有，我们也应该扩大留学生的学习范围。 郭嵩焘把自己在欧洲的见闻和思考心得，写成了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把它寄回给总理衙门。他在书中简单介绍了西洋人的文明历史，然后介绍西洋人的管理理念，政治学思想和施政措施，并且希望清国能够效法洋人。总理衙门觉得这书挺有见地的，决定制版，准备印刷出书，给更多的人阅读。 结果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汉奸的砖头又满天飞舞啦，你懂的。Tian朝中国学狄夷的学问？这货是要逆天啊！爱国士大夫们气的都直打哆嗦。就有翰林就参郭嵩焘有“二心”，啥叫二心呢？这可以是死罪啊，乡亲们。清国的时候，士大夫们是要“忠君”的，忠心不二。有二心，就是指控郭嵩焘领受清国的皇恩，内心却向着洋人的国王。这个罪名要是坐实了，那真是死罪啊，类似于现代法治社会说的叛国罪啦，你懂的。爱国大臣们要求，立刻把郭嵩焘召回处理，这样的人再留在英国，那是个祸害啊。 慈禧太后其实是护着郭嵩焘的，派他出发前，慈禧太后就知道他此去所要背负的骂名和指责，告诉郭嵩焘说，别人怎么说，你都不要管他们，他们是局外人，就喜欢瞎掰，皇上是知道你的忠心的。 面对朝臣们这么大的反应，朝廷只能下令毁掉“使西纪程”的书版，把这本书列为禁书。同时训斥了郭嵩焘一番。 但是这事情还没完啊。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又开始弹劾他了。 刘锡鸿举报郭嵩焘些啥呢？这说起来，又是两个文明体系的冲突啦。 郭嵩焘到了英国就开始学习洋人的那些礼仪礼节，遵循洋人的规矩待人处事，因此洋人们都尊重这位清国公使，认为他谈吐举止高雅适度。甚至有英国人说，他是英国人所见过的，有教养的东方人。这里会出现问题的哦，乡亲们，两套体系会有冲突的啊。 咱们说说爱国副使刘锡鸿举报三条大罪， 有一次使团参观英国炮台，因为天气突然转冷的缘故，一个洋人出于好心为老先生批上了件大衣，郭嵩焘没有拒绝而且依照洋人的礼节致谢了。这怎么可以？失节事大啊！宁可冻死，也不能接受洋夷的帮助啊！这是第一桩罪。 巴西国王参加英国的宫廷宴会，全场起立致敬，郭嵩焘当然也是起身致敬啦，这是起码的洋礼貌嘛。有辱国格啊，堂堂tian朝中国的正贵大臣，向一个番邦夷王致敬？端坐不动的刘锡鸿也有他义愤填膺的理由啊。 英王邀请他们参加白金汉宫的音乐会，郭嵩焘居然学洋人一样翻阅音乐节目单！中国的大臣啊，居然学洋人？这简直是有失国体啊！ 另外全是类似这样的洋人觉得郭嵩焘举止得体，而刘锡鸿觉得有辱国格的十个罪行。 这下朝臣们更坐不住啦，这货不仅在清国内部散布那些大逆不道的言论，这丢人都丢到英国去啦！李鸿藻为首的爱国清流们已经实在忍受不下去啦！一定要把这样的人找回来下监审判。 这一次，连地方上的湘系大员左宗棠，刘坤一这些人都看不下去了。 同治中兴之后，地方上汉臣兴起，其实都是源自曾国藩的提携，地方大员几乎都是湘军一脉。日后李鸿章自立门户，形成淮军一系。地方大员中，主要就是这两个派系。 只有李鸿章和曾纪泽他们为郭嵩焘求情，李鸿章说，郭嵩焘只是呆头呆脑的，他没这些概念嘛，无心之过，不应该治罪。 私底下，李鸿章看了四遍“使西纪程”，他认为，郭嵩焘对洋务是有深刻见地的。 慈禧太后下令召回郭嵩焘，不过也不追究他的罪行。她派曾纪泽去接任英国公使的职位，她告诉曾纪泽说，皇上也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他出使英国之后为国家办了不少事情。 郭嵩焘黯然回到了他的故乡，一路上遭受到的都是各地官员的蔑视和冷眼，慈禧太后并没有革去他的官职，他依旧是钦差使臣，但是各地官员都没有按规矩礼待他。 他回到湖南老家，面临的是铺天盖地的咒骂，士人们写横幅嘲讽辱骂他。 郭嵩焘一直和李鸿章保持着私底下的书信来往，他去世的时候，李鸿章向朝廷请求，应该为郭嵩焘立传，并且追赐谥号，朝廷没有答应。 郭嵩焘的见识，是明显超越他的时代的，他最被当时的爱国士人们所痛恨的，无非是他公开，系统地说论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洋人不是狄夷，洋人非但不是野蛮人，甚至比清国人更文明。 郭嵩焘忠于他的皇帝，爱他的国家，很不幸，他说的真话，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爱国士人们对他恨之入骨。 洋人是狄夷，洋人是野蛮人，这个神话，要到清日战争之后，才被明智的爱国清流们看破。 朝廷派去接替郭嵩焘的是曾纪泽，曾纪泽的内心里则是对郭嵩焘充满敬意的。清国时候的人，遵循的是旧传统，郭嵩焘是和曾国藩一起，从基层创办湘军的人物，算是曾纪泽的父执辈。另一方面，曾纪泽也认同郭嵩焘的观点，他并不认为郭嵩焘是汉奸卖国贼。在北京的时候，他对慈禧太后说，郭嵩焘是个正直的人，不顾自己的名声为国家办事，他只是心急，恨不得中国立刻自强起来。慈禧太后也认同曾纪泽的话。 但是两个人从交接一开始，就发生了文明体系的冲突，郭嵩焘不仅研究学习洋人的学问，他自己的行为处事准则都开始“洋化”啦。 出于节省官费的考虑，曾纪泽希望两人能够在巴黎交接工作，这样可以节省些路费嘛。 郭嵩焘拒绝了，告诉他，我是驻英公使，只是兼领法国，交接工作当然必须是在英国。 曾纪则赶到了伦敦，办完交接工作，曾纪则和随员们一起请郭嵩焘吃饭，他的本意，是向郭嵩焘表明，尽管国内许多人骂郭嵩焘作汉奸卖国贼，但是我们懂洋务的这些年青人，一直尊敬您为清国自强所作的努力。这一顿饭是全体同仁凑钱的，并没有动用清国的公款，就是为了表达大家的尊敬和感激。 可是郭嵩焘已经“洋化”了，他不认同这种作法。他甚至说，所谓清国方式，英国方式，根本是无谓的瞎掰，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按大白话说，就是大家都是地球人哦，都是人哦，内心的公义天理是一样的哦，所遵循的标准是一样的哦，不要拿什么清国方式来搪塞。 1878年时候的郭嵩焘，已经认同并且遵循洋人的政府官员纪律了。 曾纪泽的外交工作，最大的亮点应该是和俄罗斯周旋，凭借他所掌握的外交知识和他的毅力，从谈判桌上把俄罗斯霸占的伊犁给要了回来。这一次成功，为他赢得了国际外交界声誉，能靠谈判从俄罗斯手里把他霸占的土地要回来，那简直是超人啊，你懂的，嘿嘿。 但是接下来，在他与法国的周旋过程中，却接连出现一系列错误。 曾纪泽是个热血的忠君爱国者，遵从父亲曾国藩的教导，他拜丁韪良为师学习英文。他学英文是相当刻苦的，他背诵整部的圣经，他要学英文通洋务以追求清国自强。 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是感恩而愧疚的，她明白曾国藩的忠心，她也明白曾国藩所背负的冤枉。慈禧太后询问他，英文学的怎么样啦？当时的曾纪泽老老实实地回答，洋人一般都懂英文，我写的英文半通不通的，但是洋人可以看的懂，而洋人写的英文，我却还不能看的明白。 慈禧太后又问到，现在那些教案，怎么看啊？曾纪泽回答说，这些人瞎胡闹，烧人家房子，杀几个洋人，这样根本不能把洋人赶出去。 慈禧太后回答的很有趣，他们老这么淘气啊，早晚会弄出乱子来的。 还是那句话啊，乡亲们，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真正最感到屈辱的，是皇帝，其次是效忠于皇帝的忠臣们。 心里有着对洋人的敌视，曾纪泽在和法国交涉的过程中，明显地又露出了两个体系的冲突。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对当时的西方人而言，俄罗斯人，算是亚洲国家，因为俄罗斯是拜占庭帝国，东正教的传统。 曾纪则任驻法国公使的时候，正是清国和法国争执越南的宗主权归属的时候。 法国方面质问，如果清国声称自己是越南宗主国，所以要驻军越南，那么清军对越南境内的黑旗军这样的盗贼怎么不加以追剿？ 曾纪泽回答，清国虽然是越南的宗主国，但是对其内部的这些事情，不作干涉，黑旗军是越南内部的盗贼。 这又是个tian朝朝廷体系和西方世界体系的冲突，乡亲们想起来朝鲜的宗主权之争了么？ 在洋人的世界体系里，臣属国对宗主国进贡，宗主国就有保卫臣属国的职责，当臣属国无力镇压国内盗贼的时候，宗主国就应当介入镇压，保卫臣属国安全。你不保卫越南，驻军在越南搞什么啊？ 法国觉得遇到个不讲理了，这其实又是鸡同鸭讲啊。 后面曾纪泽又玩权术了，他试图制造假象让法国以为，美国是帮助清国和法国争夺越南的。看看，俺们清国在这事上有盟友哦，美国人帮俺们清国人争越南哦。假的很容易就暴露的啦，你懂的。结果不仅是法国瞧不起清国公使，连美国都怒了，你自己和法国吵架就算了，凭什么把哥当枪使啊？ 这个过程中，曾纪泽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认定，法国政府没有胆子对清国发动全面军事行动。 这是1883年7月的事情，当时李鸿章正在和法国谈判以求避免战争，李鸿藻张之洞这批老少爱国清流们正义愤填膺地追着李鸿章骂呢，你个新版贾似道，秦桧，骂不死你，拿卖国贼的砖头砸死你！收到曾继泽从法国传回来的判断，朝廷叫停了李鸿章的和平努力。 除了立场强硬之外，曾纪泽还作了一件明显违背西方世界体系外交官传统的事情。 1884年，他写文章拿法国人开涮，曾纪泽知道普法战争啊，他不仅用普法战争的事情拿法国人开涮，他还找人把文章翻译成德文，送去德文杂志发表。 这下不仅是法国不高兴，德国都不高兴啦。这是清国外交官在公然挑拨两国关系啊，虽然这两国老是不对付，嘿嘿。 法国向清国抗议啦，这踢球的不守规矩啊，换人换人。 曾纪则是自强运动时代，最通洋文的大臣，他有热血，他忠君爱国，他也用他的努力和忠诚，通过外交手段从俄罗斯手里索回了被占国土，建立功勋。但是局限于他对洋人世界的认识，当他真的面对西方列强的时候，他的抗辩，他的据理力争，依旧是在旧的中国体系，和新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 1884年，因为法国的不满和国内对他工作表现的不满，他被朝廷免去驻法公使职务。 1885年回到清国之后，他帮助李鸿章建设新的清国海军，后任总理衙门大臣处理洋务，再后来又被调遣去了户部。 他的困境或者说悲剧在于，当他面对西方洋人的时候，洋人们觉得他太支那化，太不讲理。而当他回到清国的时候，他的同僚们和上级却又认为他太洋化。 曾纪泽一直热切地期盼他的国家能够迅速自强起来，在他被召回国前夕，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文章，题目作，“支那，曾经熟睡过，正在觉醒中”China, the Sleep and the Wakening。 回国之后，曾纪泽一直在努力实现他的志向，推动清国的洋化进程，但是当时的人们反对他，他一直得不到机会施展他的抱负。 回国五年之后，他在失望中离开了他忠心报效的清国，离开了这个世界。 自强运动的检讨 首先，楼主并不认同所谓“洋务运动”的说法。 首先，诉说历史，和观察现今的世界一样，应该尽量地基于客观的事实，而不是把自己推测总结的，说成是对方的说法。清国历史上的自强运动，是明确的主张。地球人都没听说过自强五领袖说过，皇上啊，咱们要搞个洋务运动哦。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诉说历史，解读历史，当尽量还原历史的背景和语境，这样才可以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是如何一步又一步走向现代化的。 现代的小百姓说，哟，您真洋派。那是在夸对方，因为在后来历史发展的语境里，洋派是文明的代名词。 自强运动时代的小百姓和士人们说，哟，您真洋派。那是在骂对方，鄙视对方。 把自强运动说成是洋务运动，不仅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说法，而且是一种逻辑错误。因为同样一个洋字，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时代，其内涵是完全相反的。 楼主更不认同自强运动是失败的运动的评价。 说失败，就要有标准，成功失败之间的界线是什么？如果要拿清日战争的胜负结果作依据，这种依据是牵强的。这样的历史解读，更容易导致军国主义的倾向。 如果和自取运动开始前的清国状况进行对比，自强运动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是显然的啦，第一所国立的现代大学，一个现代体制的海关，一批现代化的企业，这些不是成就么？ 当然，然后可以说，地球村亚洲班隔壁桌的那个日本同学，学洋人好像比清国同学要好啊，咱们和他比比看，看看日本小朋友，学习方法有啥不同？为啥他学的更好？ 自强运动，是清国五个忠君爱国的满汉大臣和一个女人的事业。 自强运动开始，恭亲王已经明确了基本的战略，在外交上，尽量和洋人避战，避免武装冲突。在内政上，全面学习洋人的军事技术，武器使用制造方法，以及洋人的训练和作战方法。 但是他们的自强努力只是几个先行觉悟者的个人行为，得不到当时绝大多数体制内的官员们和体制外的读书人们的认同。 清国的自强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明显不同就在这里。 日本明治维新是经过各方面激励的思想和武装的斗争之后，所作的公开誓言，全面学习洋人。堂堂正正，名正言顺，全社会全面学习西方。 而清国的读书人，还纠结在传统的束缚中。郭嵩焘研究出来，所谓tian朝中国，华夷之防的传统，不过是起源于明朝的朱元璋。举国上下骂他作汉奸，在传统束缚中的人，要有勇气，才能够有能力看清楚历史，看清楚现实的。因为认识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自己的固有认识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过程。 缺乏日本这样全面争鸣以达到全社会全面学习西方的共识，是自取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根本差距。 日本学习洋人，是以学生对老师的心态，内心谦卑而恭敬，一丝不苟地学习。日本人是在向一个新出现的文明体系的洋人们学习现代文明。1885年，福泽谕吉更是公开喊出脱亚入欧的口号，他认为和欧洲文明相比，固有的亚洲文明是愚昧，缺乏法治，残暴和缺乏同情心的，因此日本应该学习西方的文明。 清国的自强运动中绝大多数从事洋务的士大夫们，包括留学生们，则只是学洋人的军事技术，是一个权宜之计，在心态里，往往是对立的，带着无奈的苦毒。Tian朝上国，文明礼仪之邦的俺们，迫于形势，要向犬羊一般的狄夷洋人学习军事。清国的绝大多数士人们固执地认为，洋人是野蛮邪恶的，未开化的。 从外交战略来说，曾国藩去世之后，左宗棠成为坚定的好战爱国者，他隐然成为年轻一辈爱国清流们的领袖，力主对外战争。 在清法战争末期，左宗棠怒斥李鸿章说，一个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还坏。 在文祥去世，恭亲王失势之后，李鸿章成为了唯一的和平外交路线者。 热血好战的爱国大臣们，是自强运动时期的误国者。在朝廷上喊打喊杀的张之洞，亲临前线出任两广总督之后，他不再坚持对法国继续战争了，因为已经无力可战。而此时，清国已经失去了福建的舰队和马尾造船厂。 偏见往往是因着无知，在甲午年清日战争之前，每一个转变立场，认识到洋人的强大，决定学习洋人的士大夫都有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其中绝大多数人是经历了惨痛的教训。 张之洞成为爱国清流中的先行觉悟者，但是此时，李鸿章的自强事业已经到了尾声。 机会成本的概念，乡亲们都知道的啦，每一次对外战争的耗费，那就以是东南军事建设事业为代价的啦，你懂的。 从内部的建设成果来看，自强运动显然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 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们，是超越他们那个时代的贤者，他们有勇气承认洋人有比中国人厉害的地方，更进一步有勇气去学习洋人。 但是局限于他们的时代，他们都真诚地相信，中国固有的文明传统，文化思想，政治制度是全天下最好的，没必要学习洋人的。他们旧有的学问越大，他们固有的包袱越重。乡亲们，洪秀全就没问题哦，太平军就对洋玩意很热衷哦。 但是自强运动过程中，非常明显的就是受到了中国固有制度，文化思想和传统习俗的影响。 洋人的文明，发展到和清国发生碰撞的时候，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楼主不认同工业革命的说法啊，革命在另一种语境里往往是负面的，更关键的是，工业革命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吧嗒，石头一裂，现代工业就蹦出来啦。 那有这么神奇的故事啊，这就像牛顿脑袋让苹果砸一下，他就搞出来重力理论，自古以来，脑袋让苹果砸到的人海了去了，有谁觉悟出些啥？人家那都是有一个摸索思考积累的过程的，工业化过程，城市化过程更是如此。 洋人的工业文明不同于农业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标准化，流程化，不再浪漫啦，不再追求创意，追求个性啦。还有留下来有创业的，那就是奢侈品，纯手工制作的工匠那些的，你懂的。 古时候的洋人，那其实也相当浪漫的哦，英国黑太子拍马而出，大声吼道，吾乃，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是也！法王麾下可有敢来领死的骑士么？然后一帮子法国骑士就拥上来啦，黑亲王就带着亲随和他们砍来砍去的。黑太子要是阵亡了，或者被俘虏了，这战斗一般也就结束了。一般被俘的可能性比较大，英国太子比较值钱啊，能赚一大笔赎金，你懂的，嘿嘿。 可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了，那显然就不能这么浪漫啦。战斗方式和战斗人员的组成都起了变化，像楼主这样的泥腿子，也参加军队作战啦，又不需要自己买马买盔甲，泥腿子当然也可以参军作战啦。 洋人也相应地发展出了一套招募军人，管理军人和训练军人的体制。日本人就是引入的普鲁士体制，建立起现代化的军队。标准化，简单复制，批量训练，工业化体制。 可是清国不一样啊，清国的军队主力是湘军淮军这样的体制，儒生带领乡亲们练武术办民团的传统。 这里首先是有个问题，兵源固化了，当兵当到老啦，娃就补进来啦。或者是那里有缺员了，拖拖老乡跟长官说说话，俺们村的李大个就进去了。日子一久了，这就和绿营军一样啦，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也变成兵油子了，不再是当初那些朴实的农村娃啦。 军官呢？那还不是老办法的军官？军官们没有洋人的军事理论培训，也缺乏工业化的概念。当初依样画葫芦学英国军官，洋人一走，这葫芦画着画着就画成西瓜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嘛，你懂的。 自强运动的时候，不是有英国人来参观么？参观了工厂还参观了淮军。 洋人发现了两个很有喜感的现象，第一个是淮军装弹药，当时还是前膛枪的时代，火药从前面枪口灌进去，然后拿个铁条从枪口往里捅，把火药压实。 洋人军队的操作流程，是把枪口朝外，以避免事故发生。 淮军不这样哦，淮军倍儿认真，一边捅一边拿眼睛往枪管里瞄，这不是玩命么？万一一走火，这眼睛就废啦。 再有一个，淮军演练射击啊。一排威武雄壮的淮军，举枪，然后是瞄准吧？地球人的军队一般都该往前瞄准吧？淮军有创意哦，眼睛往那儿踅摸的都有，就是不往前看。呯，这一枪就算出去啦，指那儿打那儿这叫。 打枪随便放的毛病呢，至少到民国的时候，还这样。北洋系的起源就是淮军，护国战争的时候，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围观了这场激烈而又颇有人文主义关怀的战争。 那次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动飞机轰炸哦，现代化战争哦。 根据他的围观记录，说是双方估计是打了几百万发子弹，一个人没打着。他非常善意地建议说，以后还是别打枪啦，大家改玩弓箭吧，那玩意儿至少还靠谱些。 我们当然不能说，淮军全都是这样，但是这就是工业化，标准化的关键啊。现代化的军队，可不就都是一样的标准，一样的操作流程么？ 显然的，自强运动中的清国军队，还没有进入现代体系中来，还是在浪漫的农耕文明时代。 早在1873年争执是否要出兵收复新疆的时候，李鸿章就明确地说，应该有取舍，重点是在东南海防，而不是西北塞防。他的战略很明确，清国已经是不是tian朝上国的实力，只能有所取舍，一面避战，一面发展东南防务，尤其是海军。因为李鸿章认为洋人都没有领土野心，他认定日本是假想敌。而制约岛国日本的最有效办法，是大力发展海军。 但是当年的清国，根本没有像日本那样引进洋人的中央财务制度，清国国库没钱办海军。那怎么办？只能靠各省协助出钱。根本就没有个固定的海军军费预算。各省爱给不给哦，让朝廷压下去，那各省也有办法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你懂的。而且爱国清流们一高兴，和法国一打，那大家不又都没钱了嘛？本来就没个稳定的海军军费来源。 再比如，光绪皇帝快亲征的时候，他生父醇亲王担心慈禧太后贪恋权位，于是下了好大一盘棋，干吗呢？重修颐和园，让老太太有个老年娱乐场所，这不就好办了嘛。人家有才啊，那叫办海军学校。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尽孝心啊，这不能说是错事啊。 可是问题出在，如果是洋人财务体制，内务府那些的经费和中央的国事开支，那是两个体系啊，乡亲们，那算公款私用啦，财务制度上公私不分。 赫德看了都着急啦，海军预算军费，还有三千六百万白银的缺口，可是他也没办法。 财务制度是旧的，官员管理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更不用说啦。 就算是领袖本人是廉洁的，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都无法制止贪污腐败，更何况李鸿章本人就不廉洁。 办海军开销巨大，发财的机会更多，你懂的。 1894年9月，赫德发现，克虏伯制造的定远和镇远两条军舰上，居然根本没有爆炸炮弹，而其余所有英国制造的军舰，弹药都不充足，这是清日海战之前的事情。 官督商办的企业，本来的用意是为了赚钱补贴自强事业，可是这种吸取民间股本，却又有清国官员管理的模式，因为缺乏洋人的管理和审计制度，发展到后面，越搞越腐败，变成管理者给自己赚钱的地方了。亏了企业亏了股东，肥了企业管理人员。 洋人的法治思想和清国的法律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体系，二者的出发点和规则都完全的不同。 清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和日本是一样的，是从皇帝，官员的角度出发，去作管理，去约束被管理者，同时警告民众，哪，看看，违法的下场很严重哦。 而洋人的法律思想，则是从保护个体的权力出发，去保护个人的各项权益不受侵害。 日本引入洋人的法律思想体系之后，就跑去告诉西方列强说，哪，众亲们，俺们日本国的法律制度也和你们洋人一样啦，也没有酷刑啦，这领事裁判权，是不是多余啦？洋人们一看，哦，是哦，现而今这日本国的法律制度也和俺们洋鬼子接轨啦，那么好吧，这领事裁判权就废除吧。 这两套根本对立的法律体系并存，首先是制约了自强事业的发展。 李鸿章一说不同意见，就被爱国清流们骂汉奸卖国贼。如果引入了洋人的法律体系，这些都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莫名其妙的指控，但是成天被人这么骂，不仅是脆弱的小心灵受伤害哦，影响办事情啊，你懂的。 朝堂之上，讨论处理政务，就算是政敌之间，也应该有基本的准则。而洋人法律体系的缺失，导致了恭亲王，文祥，李鸿章他们一直就处于道义上的弱势地位。 更进一步，不论是在和日本的外交争执中，还是在两次对外战争中，处处落下风。 法国人已经下了最后通牒，清国政府已经回绝了要求，那么按照洋人的法律，两边这就算开打啦。法国军舰进马尾港，清国官员还迎接欢迎他们呢。清国人自己热情好客，这不妨碍法国人摆好架势开炮吧？法国人还真守规矩，他们没有一进来就打，为啥？当时港口里有中立国家的船舶，法国怕一打起来，误伤到中立国家的船，那不就引起国家纠纷了嘛，你懂的。 东乡平八郎击沉英国商船的高升号的时候，消息传来，李鸿章以为英国这下应该发怒了。清国人没有意识到，从清国的体系来说，忠君爱国，誓死不降绑架高升号上英国船长和水手的行为，是可颂赞的。 而从洋人的法律体系来说，清国军人这是哗变作海盗了。如果英国人不是把清国军人定义为海盗行为，那么遭受英国打击报复的将是清国，而不是日本。 洋人的法律体系里，中立方不守攻击的同时，是不能拉偏架的。比如啊，人道主义援助的红十字队，进入战场，解救伤员，突然掏出枪，那不耍赖皮嘛。 自强运动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不被当时的人们理解和认同。 他们忠君爱国，他们尽他们自己力量追求清国自强，但是忠君爱国的绝大多数士大夫和读书人都骂他们作卖国贼。 李鸿章是一人之力对抗日本这样一个国家，乡亲们，搞笑么？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也是当时围观的洋人们的说法。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日本军队攻占威海卫军港之后，俘获了所有在军港里的清国军舰，一个南洋海军的舰长跟日军说，哈喽哈喽，俺和他们北洋舰队不是一拨的啊，俺们不是来和你们打仗的哦，是不是应该放俺们走啊？ 全盘学习西方的日本，现在已经是全国统一的皇军体系，不再是长洲藩，萨摩藩这样的各体系私兵。而此时的清国，并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体系。 1895年时候的清国概况 还是从政权，土地和人民三方面进行比较。

​ 政权形态

​ 到1895年的时候，清国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部门，总理衙门。 ​ 失去了tian朝朝贡体系下的所有朝贡国，并且向外国派驻常驻公使，此时的清国算是进入世界体系之内啦。清国原本对外自称“中国”，在明清的话语环境里，“中国”就是地球的中心国啦，就是tian朝啦，所有地球人类的中心，你懂的。所以如果要翻译成英文呢，那就是Heavenly Empire，帝国，至少的，应该是Central Empire中央帝国。 ​ 可是到了清日战争之后，朝臣们无奈地承认，清国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而已。如果要再翻译英文，那就接受洋人的说法，“支那”啦，China。 ​ 英文里把中国称为支那，这个词源总说纷纭，比较主流的说法是，起源于瓷器古镇，昌南镇，支那一词，是昌南的音译。 ​ 到1895年的时候，汉臣势力开始坐大，李鸿章的时代已经渐渐要过去了。新崛起的是湘军系的领袖刘坤一，另外就是没有系的张之洞。张之洞是没有派系的哦，他本是清流嘛，君子不党，你懂的。经过清法战争之后，当初热血爱国的张之洞，开始觉悟到洋人是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的，他后来成为在地方上最为积极推广洋务事业的封疆大吏。他的事业，我们会在后面细说，他是清国最后一位能臣。 ​ 各地督抚们集人事军事民政财政权力于一身，地方汉臣势力的坐大，削弱了清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 首崇满洲的清国传统遭到了挑战。在讲述清国历史之前，已经解释过清国的满人是什么样的概念。不论你原来的出身是蒙古人，藏人，汉人还是俄罗斯人，一但被提拔进了满人这个组织里，你就享受有种种的优惠和特权。满人成为事实上的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特权是清国共命运的。历代的清国皇帝，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务都是由满人担任，以确保皇权的稳固，这个传统被颠覆了。 ​ 清国的国防和内卫，越来越依靠汉臣们按照湘军淮军模式所招募的私兵。 ​ 这些后果，应该都不是同治年间，朝廷和中兴三人众当初所能够预料的到。而私兵模式的弊端，直接促成了清国的灭亡和之后中国的长期分裂割据。清朝的国土

和1860年相比，清国的领土面积已经大为缩小。
1864年，俄罗斯和清国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清国丧失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俄罗斯和清国签订“伊犁条约”，清国丧失7万平方公里领土。
1895年，清国和日本交战，战败后割地赔款求和，丧失澎湖列岛和台湾。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台湾的归属历史。
在中原帝国殖民台湾之前，台湾岛上生活着原住民，据学者考据，台湾原住民应该属于马来人种，也叫大洋人种。明清两朝的时候，中原帝国的人们称他们作“东番”，或者“生番”。在后世看来，这显然是族群歧视的称呼，但是那是在tian朝朝贡体系时代嘛，洋人都是犬羊嘛，嘿嘿。
明朝洪武皇帝，开创闭关锁国传统，从此民间出海属于违法行为。
有胆子的明国国民私自出海，去台湾岛垦荒为生，当时台湾并不隶属于中国。
后人可以知道的是，台湾岛一直是明朝时代的海贼据点，海贼林道乾，海贼颜思齐，以及海贼郑芝龙都曾经在台湾盘踞过。日后明国招安郑芝龙，适逢福建大旱，他曾经建议过殖民台湾，他说台湾岛上荷兰人并不多。
明国亡国之后，郑芝龙降清，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则坚称和清国对抗。1660年，郑成功败退到台湾，开始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作战，争夺台湾。
1662年，东印度公司军队开城投降，郑成功夺取台湾，从此这里成为明郑小国。
1683年，清国军队攻灭明郑，至此，中原帝国正式领有台湾。
雍正乾隆两朝，清国开始殖民台湾，到1885年，清国建立台湾省，台湾首任巡抚是淮军系的刘铭传，刘铭传任内对台湾原住民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残酷杀戮。幸存下来的原住民被迫逃进山区，刘铭传则安排汉人占据台湾平原地区，清国从此开始大规模殖民台湾。
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清国派遣刘永福进台湾。刘永福就是在越南的土匪武装黑旗军首领啦，他率残部数百人败退进清国境内接受了招安。刘永福到台湾之后，重组黑旗军。
马关条约之后，清国割让台湾给日本。刘永福又一次反了，他拥立台湾巡抚作总统，成立台湾民主国。日军登陆台湾，原清国台湾巡抚潜逃，刘永福自任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和日军死扛，最后战败仓皇逃入厦门。
清国的百姓生态
这一段历史时期，是清国巨变的历史时期，在内部，清国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随着时局发展开始变化，对外部，则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我们就分这两部分来讲述。
到1895年的时候，和1860年相比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此时已经发展成为当时地球上最为现代化的大型都市，随着市民的增多，上海开始出现代的市民文化。洋教会办洋学堂招收的学生开始增多，上海人新一代居民接受洋教育的开始增多，更推动了这个市民文化的发展。因为有着广大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上海从此成为清国各项文化娱乐事业最大的市场。
所谓现代市民文化，无非就是去阶层化啦，大家都是小百姓啦，不再是农业文明时代的阶层社会。
在农业乡村文明时代的清国，其实和洋人是差不多的，是个等级分明的阶层社会。小百姓和士绅老爷分属不同的阶层，不仅是社会地位不同，衣着打扮都不同，有功名的读书人地位尊崇。
可是现代城市文明，则不同了。这个“士农工商”的传统被打破了。
因为有着庞大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上海从此成为清国文化娱乐事业最大的市场。
1868年5月，美国洋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开办“教会新闻”Church News，后改名为“万国公报”。这个报纸，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清国的时候，如果有人要了解西洋的世界，必需要订阅这份报纸。不论是日本的天皇，光绪皇帝这样的君王，还是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士大夫，还是康有为孙中山这样的体制外读书人。
万国公报开宗明义，本刊是为了推广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
泰者，极也。在清国的时候，大家把欧美各国，称作泰西各国，就类似后来说，西方国家啦，你懂的。
万国公报除了科普洋人的地理，历史，文明思想之外，关于时政新闻，分三大块，
\1. 京报，朝廷的诏谕啦，大臣的奏折啦，朝野的动向啦，这些清国的时事新闻。
\2. 洋人世界的时事新闻。
\3. 时事评论，有清国的，有西洋的。
到百日维新前，这个报纸的发行量已经超过3万8千份。
为表彰其贡献，清国朝廷授予林乐知五品顶戴。
1907年5月，林乐知在上海去世，万国公报终止了，但是它启蒙，影响了最初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和推动，是不可以被忽视，被抹杀的。
从1889年开始，万国公报隶属于英美洋教士所开办的出版社，广学会。广学会的经销网络遍布中国各地，除了代销网络之外，在三十五个城市有直接的经销网点。在1949年之前，广学会所出版的各类西洋科普书籍，影响了追求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
其中有两本书，在清日甲午战争之后，风靡清国。一本是马恳西所著的“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由李提摩太和清国学者合作翻译，着重于讲述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维新的历史。另一本书，则是林乐知著作的“中东战纪本末”，内容是清日战争的历史，资料和评论汇编，以及林乐知本人对清国时局的评论。在清国的时候，中国人会称日本作“东夷”，“东瀛”，所以清日战争，又被称作“中东战争”。
这两本书，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对历史，对世界，对清国现状和未来的解读和思考。康有为所有的维新思想，都可以从万国公报和这两本书中找到直接的根源。
在自强运动的时代，清国官府之内，只有李鸿章这样少数几个人，主张学习洋人的军事技术。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的自强运动，不仅遭到当时绝大多数官府内士大夫们的反对和唾弃，在野的读书人，也是一面倒的鄙视怒骂这些主张学习洋枪洋炮的卖国贼。洋人本是犬羊般的狄夷，学这些没开化的野蛮人？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廉耻道德有问题。
清日战争，对清国的知识分子震撼是巨大的，一个清国读书人眼里的蕞尔小国，不过学习了洋人的制度和学问，就把堂堂tian朝中国，打的失去招架之力，这种屈辱感和失落感，是巨大的。
官府不再有强大的反对学习洋人的阻力，官府外的一些先行觉悟者，开始认真地去学习，去思想西洋人的学问，他们所探寻的，不再是自强运动所追求的洋枪洋炮，而是洋人的洋思想洋制度。
除万国公报之外，另一个影响上海市民文化和清国社会的，则是英国商人合股创办的“申报”。1872年开办的申报开宗明义，确定其办报目的，是为了赚钱盈利；其读者市场，为清国各界百姓；其新闻内容力图覆盖清国社会各界，上至时政大事，下至小市民和农民的疾苦。
1875年，申报再次发表社论，阐明办报新闻原则，直言不讳，力求公正。
出于市场考虑，申报一开创，老板就是聘请的举人蒋芷湘为总主编，开始华人编华人写华人读的办报传统。目标直指当时市场份额占领先地位的“上海新报”，通过成功的市场营销，迎合市场的新闻内容，和价格战，申报开张半年之后，洋教士创办的上海新报被迫停刊。至于此申报成为当时唯一的汉语商业性报纸。  1881年9月，清国派遣留学美国的幼童们被召回，回到了上海，他们遭到了清国舆论界的普遍指责。“申报”是这样说的，国家花了这么多钱，送这些孩子们出洋留学，谁知道这帮人一出洋就不学好，不自爱。中国首次派出的留洋学生，没有官宦子弟哦，没有大老板大买卖人的娃哦，招收的全是泥腿子家的娃，杂七杂八的，这样的人，有什么能力学习西洋人的学问？有什么能力学习海军陆军的学问？这帮货从人品来说，性格乖僻，从学习能力来说，笨的要命，听说这批货在美国的时候，一跟他们说国家大事，一跟他们说他们所肩负的艰巨任务，他们就打瞌睡，这样的货，能有什么出息？！
申报的社论，让我们能看到那个年代的上海知识份子的许多观点，乡亲们要知道哦，这是份迎合市场的商业报纸。
\1. 洋人的学问，叫西学，上海的知识份子不排斥，而且尊重。
\2. 巨商大贾这些大老板大买卖人，是和故家世族这些世代的士大夫人家，一个档次啦，不再是士农工商的划分。
\3. 阶层意识很明显的，明显的，赤裸裸地歧视社会底层家庭出身的孩子。还是那句话啊，历史的变迁，是一个过程。上海的知识份子消除了士人对商人的歧视，但是对草根阶层的歧视，是一样公开讲述而且觉得正当的。
\4. 上海的知识份子，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他们希望清国能够好起来。
随着上海变大，市民阶层扩大，识字的人多，以及新闻出版业的发达，上海此时已经成为清国的文化中心，市民文化娱乐产业也开始发展兴旺起来。
前面说过的，在明清的时候，戏曲那是下里巴人的娱乐活动，士人们一般是不屑一顾的，戏曲又分雅部和花腔。
士人们若是真要欣赏戏曲，那么就是雅部里的昆曲这些的啦，内容体裁一般都比较暧昧的啦，都是小尼姑思春啦，书生翻墙找小姐私通啦，这些个的，你懂的。
泥腿子小百姓喜闻乐见的各地方戏，则一般是朴实传统的伦理，加上神话故事啦，历史故事啦这些个的，陈世美忘恩负义啊，最后不得好死，嘿嘿。当时唱大戏的，大家会叫他们戏班。
徽班进京，满人喜欢啊，慢慢地他们就在北京发展起来啦，当时的人们叫他们皮黄，二黄那些的。但是他们唱的大戏，不仅是士人们不屑一顾，小百姓都不喜欢啊，为啥？因为戏文念白那些都是满人听的北京话，小百姓认真听不懂啊。
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城市之后，成为清国最大的一个文化消费市场。皮黄戏班当然要来上海跑码头啦。上海是市民文化，没有那么强烈的雅部花腔概念，大家跑去一看，哦，这京班戏，很热闹啊，大家觉得好玩哦，上海人管他们叫京班戏。
1872年，申报说了，市民读者朋友们，这不是京班戏哦，这叫“京剧”。
在当时，上海知识份子开始引入洋人的戏剧了，洋人的戏剧叫“新剧”，要除旧立新嘛。上海知识份子崇洋嘛，你懂的。上海文化人开始学习洋人的新剧，改革清国固有的戏曲文化。京剧听着，明显比京戏有档次啊。从此，就有了京剧这个名字。唱京剧的，在北京在天津再红，人家都不认，亲，没在上海占住脚，就跟北京天津欺负俺们没文化？
所有唱京剧的“角儿”，那必需的，得去上海唱红了，上海观众认了，得，您这算考核合格，回北京赚钱，大家都服。
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两个当红的角儿，真要比谁更牛，那必需的，去上海，唱对台戏。上海观众捧谁，那说明，谁更牛。
这就是梨园行的传统，要在文化中心上海得到观众认同，才算真的是名角。
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多，沿海和长江沿岸，洋人们也开始多了起来，有作买卖的，有传洋教的。洋人们居住在租界里，和上海一样，华夷之防已经崩溃，许多有钱人也愿意搬进租界里居住。天津和汉口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在乡下，乡亲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洋鬼子到处乱跑，传洋教，而且还有女鬼子到处跑，真不要脸。乡亲们骂他们不走，甚至拿大粪泼他们走，他们还赖着不走，真令人讨厌。李大个很郁闷，他爹妈为他说的亲事，花了家里不少钱，可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居然没过门，就信了洋教。听人说，信洋教的教民们，男男女女都聚在洋教堂里那个。那个啦，你懂的。真不要脸，畜生不如。更让李大个郁闷的是，爹妈要退了这么亲，可是对方居然不还聘金，这些信洋教的，真不要脸，这不是白讹了一笔钱么？爹妈跑去找举人老爷评理，举人老爷是个讲理的人，可是举人老爷说他也帮不上忙，那些教民，不听他的，那些教民听洋教士的。爹妈想去告官，可是举人老爷说，官府怕洋人，告官也没有用，官府都偏袒洋人。
为啥大清国的官府，居然会这样不样不讲公道，偏袒洋人？举人老爷说，因为那些洋人洋枪洋炮厉害，皇上也是没办法，这帮洋人可凶恶可不讲道理了。李大个问举人老爷，这些洋人怎么这么坏啊？老爷解释说，他们本来就是乱伦生的，所以模样都和畜生鬼怪一样，作出来的事情，说出来的话也是毫无羞耻。老爷拿出来一些宣传纸，李大个虽然看不懂字，但是那上面画的，他看懂了。举人老爷说了好多洋人行的邪恶事情，要李大个担心，别被这些洋人的妖术给害到。李大个满怀委屈地走了，但是内心里，对这些不知廉耻又蛮不讲理仗势欺人的洋教民和洋人，开始了仇恨。
只要洋教士所到之处，民教纠纷就会产生，原有的乡村秩序遭受了破坏。除非是像河北浙江一些地方，整个村子的村民，都信了洋教，这样的地方，往往是原有的乡村领袖们，或是被洋教士说服感化，或是经历了一些神奇的事情，比如被洋教士治病给治好了，他们归信了洋教，村民们自然的也就跟着信了洋教，新的乡村秩序也就建立起来了。
学者们估计，到1850年的时候，清国的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三千万，经过太平天国和之后的各地匪患和战乱，人口又迅速减少，但是到了1870年，经过同治中兴的努力，清国人口又超过了四亿三千万。为了需找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农田，乡亲们开始离开自己的原籍，寻找新的出路。
靠近上海，天津，汉口这些新兴工业商业城市的乡亲们，开始离开农村进到城里作公然，或者作运输人，尽管工资很低，但是那也是一条出路。在这些运输行业工人里，会党的势力开始迅速壮大，啥是会党啊？就是清帮啦，哥老会啦这些的，你懂的。
但是去城市里讨生活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乡亲们则选择了去寻找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北方的乡亲们有两条移民路线，一条是去关外的辽东半岛，然后再往北上，到吉林，到黑龙江，开始新的生活。原本人口稀少的满洲，现在拥入了大批来自河北山东等地的汉人乡亲们。
往西的路线，又分南北两条。
1884年，清国在新疆建省，尽管官府并没有批准，但是这一条不能阻挡寻找出路的乡亲们的脚步，河南陕西的乡亲们开始进入新疆垦荒生活。
往南的路线则毕竟多元化，有一些人开始进入西藏高原，但是毕竟是有限的，因为西藏高原并不合适农耕。
更多的人开始进入越南缅甸境内寻找土地开垦，在这个过程中，和当地原住民起冲突，那是难免的啦，你懂的。这算入侵么？当然不算啦，是小百姓自己跑过去找生活嘛，而且当时也没有后来形成的护照啦，海关啦，非法入境啦这些概念。不要说清国这边的小百姓没这些概念，缅甸越南那边也一样啊。
福建广东一代沿海的乡亲们，则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一部分人是去了台湾，这个前面介绍过。但是更多的乡亲们，则是选择了离开清国，去广阔的世界里，寻找新的生活。
其实福建广东乡亲下南洋的历史，可以往上追溯到明朝。
明国万历皇帝的时候，郑和不是下西洋么？亲，要懂事哦，要归化文明哦，来朝贡哦，给钱哦，不来？不给就揍你哦。
南洋各小国，那谁敢不来啊？万邦来朝，tian朝上国的皇帝，那是相当的有面子，嘿嘿。
当时有个国家，明国的人称他们作满勒加国，它是一个朝贡国，应该就是今天的马六甲啦，你懂的。葡萄牙人打来，那是打明国的朝贡国啊，明国表示很愤怒哦，很生气哦，皇帝发敕令谴责哦。谴责完了就可以了嘛，你懂的。满勒加国亡国，葡萄牙人开始继续往东征服，占领香料群岛。

紧接着葡萄牙崛起的，就是欧洲第二个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1521年，西班牙人发现菲律宾群岛，就是麦哲伦环球航海的时候发现的。再然后，西班牙人就开始来霸占啦，当时的明国人叫那里作吕宋，那里也是tian朝明国的朝贡国。这一次，明国大皇帝淡定啦，谴责啥嘛，多没礼貌啊，对吧？ 再之后，就又兴起一个国家，这次是新教国家荷兰，荷兰人也满世界抢地盘啊，他们发现爪哇群岛，就把这里给霸占了，这是印尼被殖民统治了。 明朝洪武皇帝闭关锁国之后，一直就有胆子大的福建广东人私自出海谋生的，其实不是都是倭寇那些海贼商团，也有一些就是在南洋垦荒啦，作买卖啦，过小日子的。当然也会和当地原住民起冲突，明国人文明形态高，一般都是占到便宜的。在洋人来到之前，明国移民基本上是在南洋各地的经济和社会的最高阶层，甚至还有胆子大的自己就立国了。 西班牙人一来，那情况就变了。当地原住民并没有统一的国家，而且文明形态比较低，西班牙殖民者不太担心，可是这些明国人不一样啊，有文化，还有组织。 他们对当地华人的政策，那是相当的冷酷残忍的。平常收取重税，这是想逼着华人走。华人繁衍多啦？那就开始屠杀，真的是血腥屠杀。 清国的刘铭传是如何血腥屠杀台湾原住民的，西班牙人就是如何血腥屠杀南洋的华人的。我们后世人会觉得这是邪恶可耻的，但是当时他们干起来，就觉得正当，所以三观很重要啊。 西班牙人说，他们1593年他们驱逐过华人，其实当时的华人处境可悲的，他们回明国，那也是罪人啊，私自出海就是罪。1594年，西班牙人屠杀两万五千华人。1639年，华人数量又增长了，于是又开始屠杀，当时有三万华人，西班牙人冷酷精准地屠杀了两万多人。 Tian朝明国都知道的，明史也有记载的，崇祯皇帝很忙嘛，你懂的，谴责都不谴责啦。 后人看那个年代，真的是可怕啊，明国是一样这样血腥屠杀异族的。 闭关锁国和洋人殖民者的屠杀，两个因素导致，在南洋的华人一直不多。 福建广东乡亲们开始大规模地再一次下南洋，是要到1870年代了。 有了以往的教训，这一波的移民潮，清国乡亲们去的主要是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的殖民地。他们下南洋开垦荒地，或者打渔，或者作买卖，因为当地原住民文化形态低，所以他们很容易就站住了脚。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中国古人会玩以夷治夷，其实西方殖民者玩这一手，那也是轻车熟路啦，你懂的，地球人嘛，干坏事的思路都差不啦。 在印尼，荷兰人觉得外来的华人一来有文化，二来更重要的，他们是外来的新移民，和当地原住民不是一拨的。所以荷兰人把清国移民作为维护殖民统治的倚重力量，让华人作税吏管理当地原住民，甚至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买卖都交给华人营运管理。 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在东南亚的某个地方，开始把华人称作“东方的犹太人”。乡亲们要知道哦，在那个年代里，在洋人的语境里，这是侮辱性的称呼。因为那时候，许多洋人是歧视犹太人的，觉得犹太人冷酷狡诈自私，看过莎士比亚么？亲们？ 移民出去的福建广东乡亲们，除了胆子大的，另外还有的就是被官府捉拿的会党成员，三合会啦，天地会啦，这些在逃的会党成员。华人们移民到了南洋，当然也希望能够有个组织，能够抱团互助，于是在南洋的华人社区里，三合会和其他的一些秘密会党势力就迅速发展起来。会党把持了鸦片买卖，放债，娼妓这些行业，同时也向作小买卖的收保护费。 当时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其实是比较畸形的，一直到1890年，都很少有正经华人女人在那里定居，当地的华人女人，一般都是娼妓，或者从事别的稀奇古怪行业的，反正为人妻的女人，是很少的。 1873年，为维护当地华人的权益，清国政府根据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当时的估计是，东南亚已经有五十万左右的华人人口，清国政府希望这些人不要失去对皇帝的忠诚，因此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管理，并且会卖清国的官位给他们。 另外有一条线路，是去拉丁美洲。 1840年之后，拉美几个国家出现经济高速增长，拉美是不可以有奴隶的，因为罗马教皇已经正式下令禁止奴隶制度了。寻找工作机会的广东福建乡亲们，正好可以提供劳力。 有洋人，也有清国人，招募华工，其中不乏满嘴跑火车的忽悠，有的甚至公然耍诈承诺福建广东乡亲们，亲，去了就能发财哦。到1875年，已经有超过十万的清国乡亲进入秘鲁作劳工。去拉美的这些劳工，其实是被欺骗的，等待他们的并没有传说中的财富。 他们主要的工作是铺设铁路，种植棉花，还有就是挖矿，因为缺乏法律保障，处境悲惨。许多人死于过度的劳累和疾病。当初签合同的时候，目不识丁的乡亲们是被欺骗的，直接欺骗他们的是他们信任的清国鸟人，鸟人是啥？鸟人就是很邪恶，没有良心存心欺骗乡亲们的坏人啦，你懂的。那些劳务合同条款极为的苛刻刻薄，逃跑的清国乡亲被抓回来戴着脚镣继续劳作。许多不堪折磨的乡亲们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这个悲催无助的人生。 在加勒比群岛的种植园里，华工的命运也基本类似，种植园主像处置牲口一样对待这些华工。 消息传回国内，清廷大为震惊，总理衙门委任容闳对拉美华工的处境进行调查，他当时正好在美国为天津制造局采购军火。 容闳对秘鲁和古巴两地的华工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传回来的报告，让朝廷吃惊而又无奈。报告里陈述了华工在拉美的悲催境地，但是报告又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华工们所签署的劳务契约，从他们当初签署那样的契约开始，他们的处境就已经注定了。 1876年，收到容闳的报告之后，清国朝廷下令，追查处置广东华工招募中的欺诈行为，同时下令，所有华工运输船舶出口之前，官府应该作仔细检查。从此，这些欺诈性质的劳务契约不再出现了。 1848年的时候，美国加州出现淘金热潮，消息传到清国，乡亲们把那里称作“金山”。当乡亲们怀着淘金的希望赶到美国的时候，淘金热潮已经结束了。他们开始寻找别的工作机会，一般就是作园丁啦，开小店啦，开洗衣房啦，作劳工，或者作小买卖。从洛杉矶到西雅图之间，都可以看到辛苦工作赚钱的华工。 1860年代，美国修建纵贯东西的铁路，这一次，给了华工们更多的工作机会。华工们的勤劳给斯坦福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创办加州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先生啦，你懂的。他是靠修铁路发财的，他的公司里，有一万两千多的华工。 东西铁路修通之后，华工们开始向东部寻求工作赚钱的机会，到1880年代的时候，美国东海岸已经开始出现华人社区。 初期移民美国的华人路程，是非常艰难的。这又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冲突，只不过这一次是清国人跑到了洋人的世界。 最早的华工们，对美国并没有归属感，他们去美国只是去赚钱的，拼命赚钱，赚完钱回广东老家乡下，这是他们的心态，他们并没有移民美国的想法，这种过客的心态是很麻烦的，因为他们并不会主动试图去了解他们所处的洋人的世界。 另外一个问题是，华工们玩命工作的勤劳，美语里有个单词，叫作“苦力”，就是广东话的音译，因为美国的工人，不会像苦力这样拼命地工作。拼命工作的华工，容易招致别的工人们嫉妒的啦，因为他们赚钱快嘛，美国工人也会嫉妒？洋鬼子其实也是人嘛，你懂的，嘿嘿。 在白人工人中开始传播起这样一个谣言，华工会拉低白人工人的工资水平，给再低的工价，华工也愿意干活。这个纯属瞎掰啊，因为并没有人真正的调查统计过。 是有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情况，白人工人罢工的时候，老板雇佣华工去顶替。这里又是个文化冲突哦，当年最初的那些华工，那里知道啥叫罢工？英文都不懂，他们那知道发生了些啥，再说啦，他们又不隶属于白人的工会，去工作，肿摸啦？因为不懂英文，又不懂洋人的社会规矩和传统，华工们其实常常在无意中被人当枪使。 白人工人们中间开始出现了对华工的侮辱性说法，清奴啦，蒙古病人啦，那些个的，很难翻译的哦，亲们，反正就是美语里的侮辱性说法。白人们开始嘲笑华工们的辫子和行为举止。 接下来，就像清国人对洋人开始产生谣言一样，白人们对华工也开始产生各种稀奇古怪的谣言。 因为不是去移民的，一般华工都没拖家带口，大部分人就想着拼命赚钱，不少人还没娶媳妇呢，赚完钱，回广东乡亲，娶媳妇，生娃，生好多好娃，嘿嘿。 1880年的时候，在美国境内有超过10万的男性华人，而女人不过三千左右。洋鬼子的想象力也很丰富的哦，也都是成年人哦，你懂的。他们居然就想到了。。。真的哦。 清国人会推想出来洋教民聚集在教堂里淫乱群交，美国人就会推想出来，华工们都是聚集一起同性恋。都是人嘛，你懂的。 这谣言真的传开啦，当时的美国社会，那是相当的保守的啊，这些人搞同性恋？真的假的？可不是真的么，我的工友山姆啊，他和那些邪恶的清国工人一起工作过啊，他们没女朋友，没媳妇，回去就几个男人睡一起。 接下来就更多谣言啦，那些清国人为啥吃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他们崇拜魔鬼啊，你懂的。啊？还有这说法？可不是真的么，那些清国人就是邪恶不知道廉耻啊。 各种七七八八关于华工的谣言开始在白人社会里开始流传啦。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倒是当时的白人真没有冤枉清国华工的。 和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一样的，在美国的华人社区里，会党势力开始壮大，洪门致公堂哦，大名鼎鼎哦，日后孙中山先生，是致公堂洪棍，辈分是相当的高的啊。 各种会党势力兴起，收保护费抢地盘，那肯定要打打杀杀啊，你懂的。 这个局面，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知识阶层也对清国华人社会产生了厌恶，这都是一帮没有法治概念的暴民啊。 还有一个问题，华人们一般喜欢聚在一起居住，那不就和租界最初的兴起差不多嘛，白人喜欢自己找块地方居住。旧金山，洛杉矶，波特兰，纽约都先后出现了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这些从清国去美国的初期华人，其实都是来自乡下，他们所习惯的还是浪漫的乡村文明，浪漫不一定就是好的哦。比如把自己店里的脏水往门外街道一泼，倍儿浪漫哦。他跟他们村儿一直这么干的嘛，回归自然，这叫。唐人街的兴起，在实际效果上，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印象。脏兮兮，乱哄哄，还全是男人根本就见不到女人，还常有歹徒黑社会的斗殴。 在许多州，开始族群歧视的法案，华人对白人所作的不利证词，不得采用。乡亲们，这是吃果果的族群歧视啦。 从1849年华人出现在美国之后，美国社会慢慢地开始对华人产生了偏见和歧视。 1871年，出事情了。1871年十月，洛杉矶的华人会党出了些纠纷，两个堂口之间发生斗殴，两个白人警察为制止斗殴，被华人歹徒杀害，英勇殉职。消息传开，白人暴民们开始冲击唐人街开始烧杀抢劫，他们殴打每一个他们所见到到的华人。当地警方镇压这场暴乱，但是暴徒已经杀害了十九个华人，据说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 14年之后，在怀俄明的一个矿区，一群白人矿工发起种族仇杀，杀死了在那里工作的二十九个华工。 这两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并没有引起美国社会和美国政界的及时反省，相反，因为美国草根政治的传统，议员们直接被基层的选民民意所左右，而当时的基层民意是对华人族群则是无知和怀有偏见，你懂的。 从加州到首都华盛顿，民意对华人族群的敌视在加剧，随着选战的临近，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必需表现得对华人立场强硬，以赢取民意支持。 1879年，美国国会两党通过法案，对清国人移民归化美国加以限制。当时的美国总统，以蒲安臣条约为依据，动用总统特权，否决了国会法案。 1880年，美国和清国重新签署了条约，该条约赋予美国权力，可以“合理”地限制清国华工进入美国。 1882年，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排华法案，当时新就职的美国总统，选择不行使其总统否决权，该法案得以通过。 1884年，该法案更进一步加强了排华内容，把劳工的定义范围扩大到小贩，行商和渔民。新增法案里，明确定义华人作一个人种，不论其是否清国皇帝的臣民。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耻辱，嘿嘿，无论族群，宗教，背景，人人都可以追寻幸福的美国梦，被美国国会给践踏啦，乡亲们。 1888年，哈里森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公开说，中国人作为一个人种，在道德上，在体质上都是病态的，他的责任是保卫美国的文明，不受任何外来人种的污染。 哈里森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其实是和当初的清国人一样的。当年清国人说，外国人是犬羊贱种。1888年当选的美国总统说，中国人在道德和体力上都是劣等的。 在美国的华人聚居区，叫“唐人街”，因为最初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什么叫“中华民族”，也不知道什么叫“汉族”。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唐人，在唐的时候，迁移到福建广东一代，所以他们对外自称“唐人”。 再到后面，中国发生了革命，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新来的移民就称自己作“华人”。这时候，唐人街的中文名字，就改成了华埠。 到1990年代以后，大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涌入，华埠以中国新移民为主，名称也就改作了中国城。 从唐人街，到华埠，到中国城，折射的是中国历史的变迁，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变化。 唐人街里，许多旧中国的传统一直被固执地保存着，比如致公堂这些会党组织，比如牌坊这些建筑，比如大家族的宗亲会，比如同乡会这样的机构，当然还有旧中国的舞狮子讨彩头这些民俗传统啦。 随着新中国移民的大批涌入，旧有的传统也就崩溃了，也包括一直存在的会党组织。因为新中国新移民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维系会党组织的传统忠义思想，尊卑等级观念已经被新移民们所抛弃。加州致公堂谭姓堂主，居然被自己本堂的两个晚辈，持枪杀死。起因是两个新移民觉得堂主安排的安家费太少，于是起了杀意。这些在旧传统而言，欺师灭祖的行为发生在纽约，发生在加州，失去了旧传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华人会党也就走向消亡了。 中国走向革命1895-1911

​ 满人帝国的最后16年，见证了许多社会动荡和剧变。清日战争的惨败为开端，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开始在清国划分势力范围，试图瓜分清国。清国人开始寻求变革，并最终选择了革命，19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 ​ 帝国主义各国对清国的欺凌 ​ 当初英国和法国虽然打败了清国，但是西方列强在和清国的交往，还是遵循了世界体系的规矩，对清国并不是全然的蔑视。可是清国败给日本之后，东亚的平衡局面出现了变化，清国的处境开始了恶化了。 ​ 俄罗斯是对清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当时俄罗斯正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俄罗斯觉得东部的一段，如果沿着黑龙江北岸通过俄罗斯境内铺设，那么路线太长，而且施工代价很高。俄罗斯想到了一条捷径，通过清国的东北，不就方便多啦。 ​ 而且海参崴的位置太靠北，冬季会结冰，军舰航行也不方便，如果能得到大连和旅顺这两个军港，那么远东舰队就方便多啦。 ​ 马关条约内容一公布，俄罗斯就着急啦，俺在这里下好大一盘棋，这内部方案才搞好，日本就把辽东半岛给占啦？那么下面还怎么下啊！ ​ 俄罗斯于是就跑去找法国啦，当时的法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在亚洲各地方都在下好大一盘棋，法国想着打德国报仇呢，和俄罗斯交个朋友，合作一下，不是坏事。 ​ 那德国也是一个下好大一盘棋的主啊，你懂的，他们家皇帝本来想侵略扩张的，德国觉得如果和俄罗斯合作一下，那么俄罗斯就不会偏向法国，而且清国也会感激德国。 ​ 就这么着，三个下好大一盘棋的帝国主义国家，跑去威胁日本了，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清国。 ​ 清国到清日战争之前，国库虽然紧巴巴的，但是外债倒还不是太多。可是要和日本开战，这钱就不够啦。清国被迫向英国的汇丰银行借了四百六十万英镑作军费，大约相当四千六百万两银子吧。当时清国一年的国库收入，大致是在八千九百万两银子。 ​ 借钱打仗还打败了，这下雪上加霜了，赔款就没钱赔啦。 ​ 这时候俄罗斯跳出来了，用清国海关收入作担保，联合法国银行，借给清国一亿两白银。可是还有缺口啊，德国银行和英国银行也借了一亿两白银给清国，也是用清国海关收入担保。两年后，英国德国银行又联手借了一亿两白银给清国，同样是以清国海关收入作担保。 ​ 从此以后，中国的海关收入，就一直是用来还外债啦，历届的中国政府一直都欠着外债，直到1949年。 ​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都感激俄罗斯朋友帮忙，毕竟是把辽东半岛给拿回来了。 ​ 1896年，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罗斯方面提出来，俄罗斯是清国的好朋友吧？俺们俄罗斯沙皇登基，你们清国要派大人物来贺礼才算给面子吧？你们清国最有国际声誉的，当然是李鸿章大人啦。 ​ 李鸿章于是就去了俄罗斯，他去了那里，就被俄罗斯财务大臣和外交大臣给缠上啦。 ​ 为什么李鸿章会签订这样一个中俄密约，没有人解释的清楚。也没有必要去作无意义的猜测。 ​ 当时的日本，在清日战争之后，国策是明确的，帮助清国富强起来，联合清国，对抗白人。 ​ 可惜签订中俄密约的时候，李鸿章并不知道这些，他当时是仇恨日本的。仇恨会让人丧失理智啊，你懂的。 ​ 1896年6月，清国和俄罗斯签订“中俄秘密协定”，又称“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这个不敢见光的条约，是把日本当作敌人的。主要内容为， ​ \1. 日本如果攻击俄罗斯或者清国，两国互相援助。 ​ \2. 清国允许俄罗斯经过黑龙江和吉林修建铁路到达海参崴，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经办。 ​ 根据约定，俄罗斯取得了铁路沿线开采矿石，兴办企业，和派遣任命护卫警察的权力，同时，俄罗斯军队和军火可以通过这条铁路穿过清国国境。 ​ 中俄密约，显然李鸿章是被欺骗了，因为俄罗斯是在下好大好大一盘棋。 ​ 中俄密约是日后一系列的国难的起源，这条线索是从中俄密约开始，然后俄罗斯强行霸占东北领土，然后引发瓜分狂潮，然后日俄战争，然后二十一条，然后九一八，你懂的。 ​ 离开俄罗斯之后，李鸿章顺道出访了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李鸿章抨击了当时的排华法案。 ​ 从美国回清国，途径横滨换船，出于对日本的敌视，他宁愿走门板换船，也不愿意踏上日本的国土。回国之后，迫于舆论压力，朝廷免去了李鸿章直隶总督的职务，派李鸿章任两广总督。 ​ 参与三国还辽的法国向清国提出来要报偿啦，1896年，法国要求清国承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为法国势力范围，取得在这里兴修铁路和开矿的权力。 ​ 1897年，两个德国洋教士在山东被暴徒杀死，早在寻找机会抢占清国领土的德国乘机出兵占领胶州湾和青岛，这是一次赤裸裸的，视国际法为无物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清国向法国，俄罗斯和英国提出援助要求，希望他们能主持公道。法国和俄罗斯选择了支持德国的行为，认为德国作的很正当啊，英国选择了不干涉的中立。1898年三月，清国被迫与德国签订租约，租期为九十九年，德国占有胶州湾和青岛，同时德国获得在山东修建铁路与采矿的权力。 ​ 在清国和德国签订租界条约之后第四天，俄罗斯找上门了，凶相毕露地逼迫清国签署条约，以25年为租期，占有旅顺和大连，此时离所谓三国还辽不过三年，俄罗斯同时获得从大连到哈尔滨修建铁路的权力。 ​ 法国马上就跟着来啦，要求以99年为租期，占有广州湾，同时获得从越南修铁路到昆明的权力。 ​ 英国看到俄罗斯，德国法国都占到便宜了，也坐不住啦，找上清国，逼迫清国宣布，长江沿线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要求以99年为租期，占有九龙北面的新界地区，1997年租期到期，新界连同整个香港岛和九龙地区，一起被归还中国。英国同时把威海占位租借地，租期是多长呢？英国说，只要俄罗斯占旅顺大连有多长，我们就多长，俄罗斯啥时候归还旅顺大连，我们就归还威海。 ​ 这下连日本都跳出来了，敢情大家都来抢好处啊？日本要求清国宣布台湾对面的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 1899年，连意大利都跑来要求租借浙江三门湾，不过这一次，慈禧太后回绝了。 ​ 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宣言”，向英，俄，德，日，意和法国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各国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并且各国都有平等机会在所谓势力范围内进行投资。 ​ 起初没有一个国家理会美国，并且说，要是有人带头答应，那么我们跟进，嘿嘿。美国到处拉人，到1900年7月，美国自己宣布说，各国都已经原则上同意啦。

​ 新的救国思想路线

​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清国是一个复杂混乱的局面，两个体系并存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不仅是在国事上，思想界更是开始了混乱，tian朝朝贡体系的崩溃，以中国为中心看世界的世界观开始动摇了。 ​ 清国开始从浪漫的乡村农业文明，走向精密的城镇工业文明，两种文明现象并存在清国之中。 ​ 长江上蒸汽动力的轮船越来越多，银行这个洋玩意也随着各地的租界的发展而在越来越多的清国城市里出现。 ​ 帝国主义瓜分势力范围热潮之后，洋人们的资本开始大举在清国之内进行投资，在各地兴修铁路，开采矿石，以及开办工厂。 ​ 在自强运动的时候，只有恭亲王李鸿章他们有着危机感，而对于李鸿藻张之洞这些老少爱国大臣和在野的士人们而言，不论是日本这样蕞尔小国，还是法国俄罗斯这洋的西方国家，那都是不足惧的。 ​ 可是到清日战争之后，日本的强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开始在各地扩散的洋人们投资的企业，让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有了担忧，开始有了危机意识。 ​ 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万国公报和申报的社会影响力也随之增长。 ​ 这些报纸上当然有美容广告这些啦，不要小看这些广告哦，这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这些算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 更为直接的，则是报纸上宣传鼓吹的各种洋人的思想和观点，比如，所谓中国不过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啦；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国民的参与，这个国家就要亡国啦；国民不仅是男国民哦，还有女国民哦，你懂的。甲午战争之后，许多读者开始理解，认同这些宣传。张之洞的自强奋斗

​ 张之洞本来是一个倍儿爱国的好战爱国者，鄙视唾弃李鸿章。张之洞也是一个儒家传统的追随者，虽然他也鄙视曾国藩的卖国行为，但是出于对一个长者应有的尊敬，他并没有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对曾国藩进行口诛笔伐。 ​ 李鸿章那就不一样啦，这货还不廉洁啊，完了还成天说要和平外交啊，成天就想着学洋人啊，因此作为后起的清流，张之洞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那是不遗余力的，这也算是真诚的无知吧。 ​ 清法战争中，在朝廷上极力主战的张之洞，张佩纶和陈宝琛三个爱国清流奔赴第一线备战。倍儿爱国的陈宝琛从此不发议论了，倍儿爱国的张佩纶一打起来逃的顶快了，倍儿爱国的张之洞呢，他也不再说要和法国打下去了，而且他是认真觉悟了。 ​ 他开始加入了他当初所唾弃和反对的自强运动，他开始和德国人英国人交往作朋友。 ​ 1893年，他上奏朝廷，称“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请求在武汉建立“自强学堂”获得批准。自强学堂又是一个洋派的学堂，内设四个科目，格致，方言，算学和商务。其中的格致，就是后来说的物理学这些自然科学啦，你懂的，格物致知嘛。 ​ 张之洞通过向地方富商摊派等办法筹集资金，兴办一系列的现代现代企业，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先后成立，同时向洋人的银行贷款，开始兴建从汉口通往北京的铁路。 ​ 张之洞一直是李鸿章的政敌，但是当他认清楚了天下形势，明白了前辈们的自强之路是正确的道路之后，他接过了自强的旗帜，尽力奋斗，希望能够通过更广泛地学习洋人，以追求清国自强。他招募了一批通西方人学问的幕僚，其中就有晚晴民国时期的一个怪杰，辜鸿铭。 ​ 张之洞引进德国军队体制开始训练新式的军队，其中的一个德国教官，日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湖北新军是清国之内最为洋化的军队，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一直有着学习洋人文化思想的传统。这只军队一直驻守在湖北，一直到1911年，其中一批同情革命思想的下级军官反动叛乱。 ​ 清日战争的惨败，清国内部的思想界产生了混乱，败给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的现实太过残酷啦，清国的出路在哪里？ ​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说，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依然是我们清国文明的保障，依然是我们清国文明的内核。在保持这个内核的基层前提上，我们应该尽快全面地学习西方人的学问。 ​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和1861年的冯桂芬是一样的。只是1898年的时候，张之洞可以公开说“新学”，而不需要说“师夷”。他说出来全面学习西方人的学问，也不再会遭到绝大多数朝廷官员和士人们的痛骂。 ​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道路，是体制内的大臣提出来的一条稳健温和的全面学习西方的道路，是自强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 但是这个时候的清国思想界，已经不再是1860年代，除了极少数顽固的守旧份子，绝大多数士大夫和读书人，都明白，清国必需要学习西方人的学问。至于如何学？此时已经不再只是体制内的士大夫在思考了，激进的思想和主张，开始从民间的读书人里产生。

​ 康圣人的激进路线

​ 康有为是广州人，他是一个世家子弟，他是一个非常自信，非常聪明，而且非常非常有想象力的人。21世纪的中国，所谓“跳出盒子”看世界的观点，开始再度成为时尚，但是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能够作到，跳出固有的思维套路，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而1890年代的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 康有为出身于1858年，和许多世家子弟一样，他从小接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培训，自幼饱读诗书，接受严格的训练。到1876年他参加举人考试，举人没有考上，这次的失败之后，他开始接触阅读佛学和道家的经典。 ​ 之前我们讲述历史的时候说过的，儒家士人是排斥佛教的，但是儒家思想有个问题，或者说缺陷，古朴的儒家只是世俗伦理层面的学问。如果真的和佛教的高僧辩论起来，儒家是无法应对的。 ​ 黑格尔的时代，就说，哦，亚洲社会的老子，勉强有点意思哦，有那么一点点像哲学思考的范儿哦。但是哦，档次不够嘛，逻辑论证都不完整嘛。黑格尔逻辑了半天，他在这里其实也是跳大神。如果拿中世纪神学思考之后形成的哲学标准去衡量老子，老子当然档次不够。但是这把尺子如果拿去量古希腊，那么古希腊还有哲学家么？嘿嘿 ​ 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老子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体系，佛教思想也是一个世界观体系，而古朴的儒家则不是。为了对抗佛教，宋代的儒生们开始了形而上学的思考，产生了宋儒，构架起了一个世界观体系，也就是理学啦，你懂的。 ​ 康有为学习了宋儒，然后又学习过佛学和道家思想，这娃开始融会贯通了。 ​ 1879年，康有为跑去香港玩了一趟，富二代嘛，你懂的。这娃被雷到了，都是清国人，这香港和广州，居然差别这么大啊？道路这么干净，社会如此有序，看来这些洋人不是传说中的狄夷嘛。他买了批“西国近事”，这杂志是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的，里面都是洋教士林乐知他们翻译的西洋新闻摘要。康有为想多了解了解些洋人的世界。 ​ 1882年，康有为跑去北京考举人，居然又落榜。回家的路上，这娃路过了上海，这次被雷到毁三观了。能把一个清国的城市弄成这个样子，这洋人的学问实在是太厉害啦。他从洋教会和江南制造局那里买了一大批的西洋学问的书籍。啥都买啊，这娃是富二代嘛，你懂的。 ​ 圣经，历史，地理，光学，物理，化学，数学，电气，当然还有著名的万国公报啦。 ​ 康有为就扎进洋学问里去啦，他再出来，就是“圣人”了，他说他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 乡亲们还记得洋人的宗教改革运动么？马丁路德他们就是通过对圣经的“再解读”，提出来，天主教的教皇根本是在瞎掰嘛，圣经不是你们这个解法的。 ​ 对传统的再解读，是一种认识真理的办法，康有为学习到了，所以他会自称，他是马丁路德。 ​ 前门介绍过啊，19世纪中期之后，欧洲时髦社会进化论和进步历史观，当时的上海和世界非常接轨的哦，地球村有啥时髦玩意，时髦思想，上海马上就知道哦。上海知道了，康有为康师傅，当然也通过读上海的报纸就知道啦，你懂的。 ​ 人类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啊，越变越好啊，好像很有道理哦，康有为成为一个进步历史观的追随者。 ​ 一度泛滥于欧洲的社会进化论和进步历史观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巨祸，欧洲思想界反思批判，并认清其荒谬，是要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 ​ 接下来的事情，那就好办啦，乡亲们记住哦，康有为自幼饱读诗书哦。儒家这经那典的，烂熟于胸哦。 ​ 现在已经融汇中西，成为清国之马丁路德，康有为从自称马丁路德，演变到开始自称“康子”。

​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22 17:46

所以哥估计这历史，写到前门猫出场，就该嗝屁啦。 哥已经想好怎么“编”日俄战争了。 蛋是，李大钊，怎么编啊？很愁银啊。。。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22 18:27

某国还“前苏联解密”，嘿嘿，地球人都笑屎乐。 哥认真不需要什么前苏联解密文件啊，嘿嘿。 那专家这专家，再“解密”，还是跳大神。也就自己关着门乐，哦，解密哦，真像啊，厉害啊。嘿嘿。康有为以圣人自居，以作圣人为己任，他要给中国人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清国人的传统思想不是儒家么？没问题，可以再解读嘛。 1891年，康子的“新学伪经考”出版。康有为宣称，哥考据出来啦，“尚书”，“左传”，“毛诗”这些儒家经典，全是假的！当年王莽篡汉，开创新朝，刘歆这货，为了合法化新朝，编造伪经，为王莽提供理论思想依据。 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偏偏就没有焚六经！西汉时代所用的“古”经，就是正版的。 新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晚明的东林党人，从晚明到清国，在江浙一代一直有学者在这方面的考据研究。 这可是颗重磅炸弹啊，闹了半天，大家信奉的儒家思想，全是基于伪经啊？这真就是毁三观了，康有为一下子成了大名人了。1893年，朝廷下令毁版，这书成了禁书。 1891年，康有为开设万木草堂，授徒讲学。拜在康有为门下求学的，就有日后鼎鼎大名的大学问家梁启超。 梁启超出生贫寒，父亲连秀才都没考上，寄希望于这个孩子。梁启超没有让父亲失望，16岁就中了举人。而且这娃的才学，居然导致了当时主考官和副考官都想招他作女婿，嘿嘿。最后是主考官先开的口，所以他作了主考官的女婿。 一次他在上海购买了徐继畬著作的“瀛寰志略”，被书中的思想打动，梁启超认定了，清国的出路在于学习西方。而且我们可以在日后看到，徐校长的科普的“共和”理念，是梁启超一直的思路。走“共和路线”，还是走“民主”路线，是后来梁启超和同时代许多反对他的人的根源。 经人解释认识康有为之后，梁启超被精通西学的康有为折服，甘愿以门生自居，追随康有为学习西方人的学问，追求探索清国的出路。 对于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梁启超是这样批判的， 只知道军事，却不知道民政；只知道外交，却不知道内政；只知道朝廷，却不知道国民；只知道洋务，却不知道国务。居然以为我们中国的政治教育各项传统，都比别国好，只是枪炮轮船和机器这些不如洋人。这样学习西方，怎么可能学的好。 梁启超的批判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恭亲王他们真的提出来要进一步的学习，当时的人们，一定是把他们骂死。李鸿章要是提出来政治制度改革，那不是找虐么？ 1892年，康有为写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又考据啦，而且考据出惊人发现。 康有为说，后人根本解读错了孔子，孔子其实是个大改革家。孔子写“春秋”，就是为了要改革。春秋的真意在于公羊传，通三篇，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都不相同，没有沿袭传承，而是因时制宜。通三统，这个厉害啦，这个就是在说，专制政体对应乱世，立宪政体对应升平，共和政体对应太平盛世。 乡亲们意识到了么？这就是历史观啦，康有为是用社会进化论的历史观，在解读中国历史，解读公羊传。中国历史已经进化到了“升平”时代啦，应该是“宪政”政体啦。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189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公开宣扬鼓吹“社会进化论”的，鼓吹“适者生存”。他们用土耳其和印度作为反面的例子，用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作为正面的例子，呼吁清国必需跟上历史进步的潮流。 康有为另外一个救国主张是，必需要有国教。西方各国都是有国教的，康有为要把儒家传统宗教化，让清国成为一个儒教国家。 同时，看到洋教会的那些学会是个很好的办法，办报纸更是个有效的办法，可以通过办学会，办报纸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洋教为什么会有学会呢？那是新教的传统啦，一帮子洋教徒聚在一起学习讨论圣经，互相拍砖头。 所谓辩证法，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方法，这个词的起源，就是“对话”。 当年苏格拉底，不好好去打水，满大街找人辩论，一来，一往，追寻真理。 通过正，反，得到合的结论，这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开设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并邀请李提摩太加盟办报。 通过宣传，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被广泛传播，一时成为社会上最牛的公知，至少可以说，名气最大的公知。有志于追寻清国变法图强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们，纷纷以加入强学会为荣。 强学会都没有加入，亲，你爱国不？连李鸿章都想加入了，捐两千两银子想入会，被康师傅拒绝了，因为李鸿章是卖国贼嘛，凭啥说他卖国？他签订马关条约啊，那还不够卖国啊？康师傅学洋人学了半天，其实那思路。。。嘿嘿 当时关于李鸿章的谣言多啦，李鸿章在国外有多少多少存款啦，他们家娃都作了外国驸马啦，都传的有鼻子有眼的。 上海那是文化思想中心啊，必然的不能放弃。康有为南下上海，在张之洞的帮助下，1895年12月，强行会在上海成立，许多上海呼吁改革救国的名流都以加入强学会为荣。 强学会极盛的时候，翁同龢，袁世凯这些朝廷官员地方督抚，将军都成为会员，声势这么浩大，当然遭人猜忌啦，你懂的。 再说康有为鼓吹的都是议会啦，自由啦，平等啦，这些洋人的概念，其实太过激进啦。 于是就有言官向朝廷举报说，私人这么聚在一起，对时政这样任意发表看法，这要是成了风气，就要出问题啦。 1896年，朝廷下令解散北京和上海的强国会。 梁启超避入上海租界里，成为当时新创办的“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专制君权，鼓吹宣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科普民权等西方人的政治学概念，鼓吹议会制度，系统性地科普西方君主立宪思想。 这一下梁启超成为新的超级大公知，时务报创刊八个月后，销量已经破万。梁启超的文风，被人称作“时务体”，有的人取笑时务体半文不白，但是对追求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人来说，要的就是这个范儿啊，你懂的。 时务体在追求西方思想的年青学生中间流传，这股风气，一直保持到毛泽东那一代人学习写作文，还是时务体。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体制内大臣们所提出来的温和的学习西方学问路线，并没有涉及到政治制度这些问题。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则是体制外的读书人提出来的激进的政治改革路线，宣扬追求西方的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度。 这两条路线，都是“忠君爱国”的路线，都是希望追求清国能够强起来。 但是另外有一条路线，则是造反的路线，洪秀全的路线。 孙逸仙之野望 1866年，孙中山出生于广州的一个穷苦人家，他的家人中，有两个死于金山淘金，另外有的则是去了夏威夷谋生。他是洪秀全的同乡吧，这娃从小的时候，就颇具冒险精神，跟着三合会的人练习拳脚功夫。村子里有参加过太平军的老兵，常给孩子们讲述当年洪秀全的英雄故事，当别的娃都散去了之后，7岁的孙逸仙告诉老伯伯说，长大了我不要当皇帝，我要作洪秀全。 日后孙逸仙长大投身革命事业，曾经多次饱含深情地歌颂过洪秀全的伟大。 1878年，孙逸仙去夏威夷投奔他的一个哥哥，当时夏威夷还不是属于美国。他进了教会学校学习，在哪里，他接触到了基督教，也接触到一些民主，人权这些政治学概念。 孙中山对基督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劝说乡亲们，不要再拜关公啦，那是偶像崇拜哦，是邪恶的哦。乡亲们一听，那肯定火大啦，有的就要打他。哥哥怕他闯祸，就又把他送回了广东乡下。 18岁的孙逸仙结识了他的肝胆兄弟，陆皓东。哥俩都信洋教，都觉得偶像崇拜邪恶，于是他们两个年青人就把村里的北帝庙给砸了。 作完这件大事，自知不能再在乡下待着啦，他们就结伴逃去了香港。在香港，孙逸仙正式受洗，远在夏威夷的哥哥为此非常伤心。 孙逸仙在香港应该是读过医学校的，但是可惜他并没有获得行医资格。为了谋生，他选择了在澳门和广州替人看病。在香港期间，他又结识了一批朋友，都是富有革命精神的，大家常在香港聚会，高谈阔论共和国，革命这些主张，追忆太平天国的伟大往事和反清大业。这些言论让当时香港的小百姓听了，那当然觉得这四个人实在是太过离经叛道，于是大家称他们作“四大寇”。无证行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孙逸仙，也发生了被人举报的事情，孙逸仙在思索自己的前途和出路。 1894年，孙逸仙给李鸿章写了封信，介绍了自己留学西洋的背景，愿意将自己的才学报效清国，成为李鸿章的顾问，发展清国的国防事业。这封信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孙逸仙就又把这份信寄去了“万国公报”，以公开信的方式刊登，这是一封洋洋洒洒上万字的“上李鸿章万言书”，这封公开信一样没有得到李鸿章的任何回应。 报效清国的道路，看来是走不通了，那么就铤而走险学洪秀全推翻满清吧，必需要说，孙逸仙是有着革命者的胆识的，因为毕竟来说，造反是件风险巨大的事情。 1894年底，孙逸仙回到了夏威夷，他按照他熟悉的会党模式成立了一个会党，名字叫作“兴中会”，不同于天地会的“反清复明”誓言，兴中会会众起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什么是合众政府呢？当时的美国，中文是翻译作美利坚合众国，其实的意思，就是联邦制的国家。孙逸仙他们都是在夏威夷的华人，所接触到的最多的，没国王的，就是这个“合众国”。 从哥哥那里要到一笔钱，再从当地华人那里筹得一些资金之后，孙逸仙潜回香港，和当地一个会党合并，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兴中会的首脑称“伯理玺天德”，这是洋名词，President，但是孙逸仙并没有能够成为首任伯理玺天德，因为他的人马，实力，都比不上另一个会党的原有首脑。孙逸仙的职位，是兴中会的秘书，负责策划武装暴动，以求颠覆清国。 兴中会以入股的方式招募资金，每股股票为十块银元，承诺日后建国成功，发还本金利息一百元，入会者若无力承购一股，也可以交纳五银元成为会员。 香港兴中会的入盟誓词，已经比较完整，会党成员依照传统宗教仪式，立盟发誓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孙逸仙在香港向各国人寻求资助，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他一生的好友，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孙逸仙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抱负和主张，中国再这样发展下去，必将被被西欧列强瓜分，沦为西欧人的殖民地，如果中国完了，全亚洲都将沦为西欧人的殖民地，中日两国的战争是不幸的事情。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帮助中国摆脱被殖民地化的险境，这才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正在和我的同志们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 梅屋庄吉被孙中山的理想和主张所感动，他日后成为事业成功的大老板，倾其所有，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陆皓东为这次暴动，设计了“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日后国民党党徽，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起源。 因为缺乏组织经验，更因为会党本是龙蛇混杂的组织，缺乏保密意识，清国地方政府侦破了这起未遂的造反阴谋。陆皓东等人被捕，只有孙逸仙一人逃逸成功，成为清国通缉犯。 广州知县看到陆皓东年纪很轻，本想劝说挽救他的生命，但是陆皓东视死如归，公开宣称其理想主张，我是要颠覆清政府，建立共和政府，我本是要杀一两个你这样的人，现在我被抓了，我既然不能杀你，那么你就可以杀我，你替我可惜什么？！ 美国领事曾经试图挽救陆皓东的姓名，但是审理案件的广州知县向美国领事出示了陆皓东本人的证供，美国领事也就无话可说了。 遭受清国通缉的孙逸仙，从香港逃往日本，再去美国华人社区宣扬他的主张，募集资金，得道了一笔钱财，他去了伦敦。 1896年10月在伦敦住下来之后，他开始阅读学习欧洲的政治学和经济学 书籍。但是他的自学事业却被打断了，1896年10月11日，他被清国驻伦敦公使馆绑架，清国使馆想把他送回清国受审判。 幸亏此事被孙逸仙在香港读书时候的一个英国得知，康德黎老先生向伦敦警方报警，并告诉泰晤士报，有这样一起绑架案在法治的城市伦敦发生。 迫于外交和警方的压力，清国公使馆释放了孙逸仙。 经过各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和后续追踪，孙逸仙成为地球上当时最知名的清国持不同政见者，从此成为知名人士。 孙文开始转向日本和东南亚，一方面发展宣誓效忠于他本人的会党，另一方面向已经存在的会党组织宣传他的革命主张。他获得了一批日本浪人的追随，同时也在东南亚得到了会党的支持，从此开始策划新的一次武装暴动。 在这一个时期，孙逸仙的革命事业得到了许多海外华人的资助，其中最为出力的是查理宋，查理宋的孩子们，都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成为重要的角色。 查理宋出生于海南岛一个穷苦人家，幼年下南洋投奔亲戚求生。1878年，他去波士顿一个华商那里作学徒。之后，有志于闯荡的查理宋跑去一条美国商船上作水手，在船上，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的诚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动了船长。船长和他的朋友们出资送查理宋读大学，希望查理宋能够学成之后回到清国，拯救更多的灵魂。 1886年，查理宋到上海，作牧师的他，感受到了不平等，因为洋牧师的收入比他要高。他开始自己想办法赚钱，他印刷圣经卖给那些传教士，这项事业非常成功，他开始成为一个老板。继续圣经买卖的同时，他引进机器设备，开始作面条卖，这个现代的工厂给他带来了大财富，他搬进了花园洋房，过上了西方式的生活。 查理宋本人的经历就非常复杂，通过道上的朋友介绍，他和孙逸仙成为了好朋友。他也被孙逸仙的革命主张所打动，从此开始源源不断地资助孙逸仙的革命事业。

​ 百日维新

1984年，汉学学者Luke S.K. Kwong发表论文，论文称，传统历史讲述中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都是受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的误导，先入为主地从守旧派和维新派的斗争的角度，去讲述解读戊戌变法。
Kwong的论文发表之后，遭到Benjamin Elman等汉学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反正就是双方抛砖头啦，正，反，合，大家在辩证中寻找真相。
感谢中国，把北京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向学者们开放，至此，汉学者们都明白了，传统历史讲述的清国1898年，需要抛弃了。
这里讲述的清国百日维新，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的，希望读者喷友们不要犯晕。清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国的士大夫和士人们看待外面世界的心态，眼观已经完全不同，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只要有愿望，很快就丰富起来。
明治天皇，乔治华盛顿，拿破仑皇帝，彼得大帝，这些成功者的名字广为人知。
强学会之后，各地也兴起了多个读书会。各种报刊的评论，还有传播思想主张的单张，小册子，也在读书人中间流传。
波兰，印度和土耳其由盛转衰的命运，它们被西方列强压迫，瓜分的命运，就是清国的前车之鉴，再不改革，清国就要亡国啦。正好又赶上西方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狂潮，亡国的危机感，普遍存在于读书人的心里。
要改革，这种思路，是没有反对者的，哪怕最守旧的倭仁和他的门生，新的理学领袖徐桐也没有像在自强运动时候那样，反对学习西方，进行改革。
此时已经亲政的光绪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有他的前任皇帝所面临的改革阻力，同时他本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也比前任皇帝们要深刻的多，他本人甚至学习过英文。
从1898年6月10日，光绪皇帝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太后。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革决心，从此到1898年6月11日，皇帝接连发布一些列改革命令，这就是日后所说的“百日维新”。
光绪皇帝的改革措施涉及清国政治教育的四个方面，
\1. 教育制度改革：科举制度改革，从此不再考八股文，而改考策论，同时评卷标准不再看重考生的毛笔书法，而注重于内容。把同文馆升为京师大学堂，加设医学院。把现有的书院，庙学，义学，社学一律改革为中学西学都教育的学堂。省会城市设立高等学堂，郡城设立中等学堂，州县设立小学。鼓励私人办学堂。设立速成职业学校，教授开矿，工业，铁路，桑蚕，茶叶等知识。公派留学生去日本留学。
\2. 政治制度改革：允许创办报纸和上书言事，解除办报禁令。改革清国律例，取消职能重叠的官府机构，裁撤多余人员，取消旗人的皇粮。
\3. 经济制度改革：户部将建立西方人的中央财政制度，制度每年国费开支预算。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总局，各省建分局，保护农工商和矿业发展。各地开始农会，翻译外国农业书籍，刊印农报，购买农具，鼓励中西农耕技术。
\4. 军事制度改革：裁撤绿营军，兴办团练，民兵。用西洋方式编练陆海军，使用西洋方式统一军队制度。筹办武备大学堂。筹建一只三十四艘蒸汽战舰的舰队。
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动。
清日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地位已经在明显下降，光绪皇帝免去了他在总理衙门的职位。这一个举动，引起了许多大臣们的不安，因为李鸿章本是“卖国贼”啊，本来一直嚷嚷着要学洋人的，那就是李鸿章啦，难道连他，皇帝都觉得不够洋派么？
6月15日，光绪皇帝革除了师傅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因为翁同龢对疾风骤雨的大规模改革表示反对。
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君臣会谈了两小时，这也是日后自封“帝师”的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之间唯一的一次对话。此次会面之后，皇帝仅仅是让康有为在总理衙门行走。
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此次会面之后，皇帝赏梁启超六品顶戴，办理译书局事务。
9月4日，皇帝革除了六名尚书和侍郎的职务。
9月6日，皇帝提拔了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四位年青人四品顶戴，任军机处行走。
9月7日，皇帝下令将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至此，清日战争之后失势的李鸿章已经没有职务。
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提出来发动兵变，诛杀直隶总督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谭嗣同说，这是光绪皇帝的意思。
9月20日，袁世凯将谭嗣同等人策划兵变的事情，向荣禄作了汇报。
9月20日，光绪皇帝接见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双方交谈的非常亲密愉快，垂帘旁听的慈禧太后觉得很不应该。当日深夜，荣禄赶来报告，说光绪皇帝要发达兵变，劫持慈禧太后。
9月21日，怒气冲天的慈禧太后复出训政，将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下令拘捕策划兵变的乱党。
除了已经开始的京师大学堂和各地学堂之外，所有变法改革一概停止。
在英国公使帮助下，康有为避走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公使帮助下，亡命日本，又从日本去了加拿大了，开始了梁启超对西方人学问的深入学习和思考。
20多年之后，回顾1898年的往事的时候，梁启超是这么说的，当年康有为，谭嗣同和我，希望找出一条新一道路，一条表面上不中不西，事实上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道路。但是我们显然是错了，当时的道路根本是不可能的，不仅是固有的传统思想太过根深蒂固，而且我们自己对西方的学问了解的太过浅薄和片面。。。

关于百日维新的问题，过往的历史讲述往往都是说，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反对改革，然后又下好大一盘棋，把光绪皇帝给软禁了。 这种说法最有力的证据，都是来自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个人在事后的讲述。随着汉学研究的发展，继台北保存的档案开放之后，北京所保存的档案也向西方汉学学者开放，传统的历史讲述就被推翻了。 没有人在下好大一盘棋，包括荣禄本人都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慈禧太后本身就是个很聪明，又没有什么深厚的儒家思想教育的人，她的传统包袱，比士大夫要轻的多，她一直顶住压力支持自强运动，而且光绪皇帝变法之前，也得到了她的同意。 光绪皇帝的许多变革主张，早在1860年代，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就提出来啦，只是当时反对的阻力太大。乡亲们，还记得同治初年的冯桂芬么？，翁同龢就曾经让光绪皇帝阅读学习冯桂芬的主张。 光绪皇帝的改革措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一下子就触动了太多满人的直接利益，所裁撤的职位，也大多是养满人的职位。清国的政治传统，满人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或者说组织，是和皇帝绑在一起的。 近代史开始讲述之前说过，清国的皇帝对汉人，是中原帝国的大皇帝，在满人内部，因为部落共和传统的存在，满人亲贵们的话，是很有分量的，尤其光绪皇帝还是个没有根基的年青皇帝。 起初大家都没反对改革的，可是这一但改革进行着进行着，触及到自己的利益了，那就不一样啦，你懂的。 不仅是会公开地提出来反对的意见，而且满人亲贵会跑慈禧太后那里哭诉啊，会告状啊，会传八卦啊，你懂的。 慈禧太后当然就觉得光绪皇帝这孩子不懂事啦，就要教训皇帝啦。那皇帝当然也就觉得委屈啦，妈妈的骂自己不懂事，都是那些守旧的大臣们在传八卦瞎闹，皇帝这么觉得。 皇帝于是就给了杨锐一个密诏，这密诏说啥呢？能不能想出个好办法啊，能让慈禧太后高兴，又能把那些守旧的大臣们给解决了。 杨锐那里能有办法啊，他想来想去也找不到办法。 这时候呢，又出了个邪乎的事情，北京城的满人里开始流传一个谣言，说是慈禧太后啊，打算要在天津阅兵的时候把光绪皇帝给废了。 在行政缺乏透明度的清国，这种八卦谣言很容易产生很容易流传，你懂的。 这谣言传到杨锐他们年青的改革官员那里，他们当然更恐慌了，于是就聚在一起想对策，有说要找聂士成的，他比较倾向改革，有说找袁世凯的，他练的都是新军。 最后，谭嗣同决定去找袁世凯，一去就把话给说开了，皇帝会有危险，俺们要发动兵变，把颐和园给包围了，劫持了慈禧太后，这问题就解决了。 就这样，得知兵变阴谋的慈禧太后，勃然大怒，重回朝廷训政。 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表一系列名义，训斥官员们没有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变革，结果导致民心混乱。一批官员被处死，因为他们趁着新政变革造成的混乱局势，阴谋造反。 慈禧太后说，这些大胆妄为的叛臣贼子，居然还组织了一个会党，想推翻满人的统治。。。康有为这货道德品格败坏，居然想污蔑，篡改先贤圣人们的教诲，我们清国的统治，是完全合乎孔夫子的教导的。 清国的统治，就是满人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阶层的统治。推翻满人的统治，那么清国就亡国啦。这是慈禧太后的理解，攻击光绪新政改革的人们，也是这么说的。 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大家都有足够的理由敌视洋人们，朝廷上的风气突然逆转，变得守旧了，以传统对抗洋人的侵犯和压迫。 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激进的改革者，一直和洋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是他们的思想启蒙是来源于洋教士的书籍和报纸，他们的改革主张，得到当时在北京的欧洲各国公使的同情。他们更进一步，把洋教士李提摩太请到强学会，在李提摩太的建议和帮助下，起草发表各类改革建议和洋人民主制度的科普文章。 强学会常和洋教士们一起聚餐，根据李提摩太的回忆，每次聚餐前，都会有人发表一个关于清国改革的演讲，然后大家就这个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他们邀请我在北京住了几个月，为他们的改革路线提建议。 另外还有一个客观事实是这样的，当时的洋教士也在自己的报刊上公开呼吁，清国应该聘用外国专家，作为皇帝的内务外交和军事顾问。李提摩太本人甚至更进一步，向张之洞提出来，清国应该聘用一个西方国家来处理清国的外交事务，来监督内部改革进程。 康有为则是向光绪皇帝建议，应该授予李提摩太尚书官衔，聘请他作皇帝的顾问。在原定皇帝召见李提摩太的那一天，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了。 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的逃亡过程中，更是得到了英国和日本的帮助。 光绪皇帝被软禁之后，民间又兴起一个谣言，说是皇帝要被慈禧太后处死。 听信了这个谣言之后，英国公使甚至公然威胁清国朝廷说，如果光绪皇帝不论什么原因，突然离开人世，我们欧洲各国都会非常非常不高兴哦，更进一步，英国公使提出来，我们有医生哦，我们可以帮皇帝看看病。 百日维新里关于科举八股文的废除，也伤害到了相当一批读书人，大家学八股文学了半天，居然没用啦，心里当然有怨气。 所有这些怨气，都指向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当时最有名声的改革份子，同时，还有帮助他们的洋人。 百日维新之前，没有听到反对学习西方人的反对声音，但是随着百日维新的推进和最后的结束，朝野上下，敌视洋人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但是在南方，不论是封疆大吏还是民间的士人们，并没有出现反对学习西方的声音。 也正是在百日维新的过程当中，张之洞发表了“中体西用”的“劝学篇”。张之洞的劝学篇是驳斥康梁宣传鼓吹的西洋人的“民权”主张的，他认为民权将导致清国的内乱，清国的合一和强盛，不能通过引入西方人的这些概念，而是要坚持儒家的“忠义”思想。清国的出路在于儒家思想的复兴，而不是在于引入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清国必需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学习西方人的外交，工商业，科技和军事技术，以达到自强。慈禧太后重回朝廷训政之后，张之洞立即发电报给朝廷，要求严惩康梁一类的改革份子。但是张之洞依旧在地方上推进着学习西方的自强事业。 南方的士绅阶层则因为和西方人交往的多，而且本身不少已经开始进入投资开办西方式的工商企业，他们对西方人，也不存在北方那么强烈的敌视，他们依旧觉得，应该继续进一步学习西方。

​ 义和拳爱国运动

义和拳是他们自己的称呼，对他们持正面褒扬立场的，会称作“义和团”，因为那是团练乡勇。旧传统的历史是把他们作负面评价，称作“拳匪”，把1899年到1900年那场发生清国北方的巨大动乱称作“庚子拳乱”。
本文不是遵循旧传统“褒贬”天下的历史讲述，而是遵循理性标准，那么这场暴乱，的确算是“爱国”暴乱。
在我们讲述义和拳之前，必需要先讲述两个历史概念，一个是萨满教，一个是拳术。
清国的民间拳术，应该是起源于宋朝的时候。市民文化繁荣的宋朝，拳术是一种小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流传到清朝，拳术融汇了格斗技巧，表演艺术和民间传奇故事，在民间流传。在河北和山东一代的乡下，许多乡民们喜欢练习拳术。 萨满教则是流传在中国北方民间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原始宗教，其最初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朝，还记得“跳大神”的殷商文化么？在清国的河北和山东民间，一直有着萨满教的传统，一直到日后的满洲国时期，以河北山东移民为主的东部民间，还是可以见到多许多跳大神的。
什么是跳大神呢？就是通过一些宗教仪式和咒语，人可以通灵，或者说神灵附身。
对于有着理性逻辑的读书人，是非常难作到这一点的，因为那是需要把自己的内心交付出去，完全放弃了自己内心所构架起的理性世界。
一般跳大神的，都是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内心比较朴素的文盲，或者一些认几个字的半文盲。
神灵附身，或者鬼上身，是一种很难解释的奇特现象。清国时代记载说，拳民一附体，整个人就变了，蹭一下就上房了。拳民所作出的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有的很明显是魔术，骗局，忽悠人的，但是也有的，还真没法说的清楚是怎么回事情。通灵之后，整个人真的就完全变了，说的话作的事情，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反正是很稀奇古怪，很雷人。
一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地，加勒比海，非洲，美国加拿大的原住民里，也包括东南亚，还是有着类似的通灵术。
在中国20世纪80,90年代，也曾经兴起过气功热，也有过类似的现象，席卷全国，甚至进入大学里研究机构里，被作为“科学”进行研究。
义和拳会起源于山东，又必需说说地理，社会和历史背景。
1897年的时候，以两个洋教士被杀为理由，德国完全无视国际公法，出兵霸占了胶州湾和青岛，并在之后逼迫清国承认山东为其势力范围。
在学术界，把欧陆的法国哲学思想传统说成理性主义传统，而把德国的说成浪漫主义传统。但是了解德国哲学传统的乡亲们都会发现，德国哲学传统，是非常严谨，逻辑工整的理性论证的传统。那么为什么说德国人“浪漫”呢？那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不顾一切，非常的理想主义。也就是说，只要严密地理性论证了，得到了结论，他们就非常投入地追随他们所信奉的真理。
黑格尔，以其华丽而严密的逻辑论证，建立起“绝对精神”为原点的世界观体系，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当拿破仑率领着胜利的侵略大军，进入德意志的时候，黑格尔赞叹道，看啊，宇宙的精神！
黑格尔对力量，对绝对精神的信仰，影响了日后一代又一代的德国思想家和民众。
一直到俾斯麦首相时代，“强权就是真理”might is right开始成为德国人所信奉的真理。
当时德国皇帝对入侵清国的德军说，如果那些清国人敢说三道四，就打到他们服。
三观很重要啊，乡亲们。这就是当时德国人的三观哦，一直到二次大战之后，德国民众才反思，他们承认，纳粹德国的罪恶，不是希特勒这一个人的罪恶，而是德国民众集体的罪行。
在山东的德国人，开始蛮横，洋教士甚至直接帮着教民打官司，他们觉得这样可以更容易吸引更多清国小百姓信洋教。而经历了德国霸占胶州湾的事件之后，朝廷下令各地的知县们不得触怒洋教士和洋教民，以免再给德国口实。基层的知县们对咄咄逼人的德国洋教士只能委屈退让，此时满怀委屈愤恨的乡民们，有胆子大的就去寻找会党的帮助，土匪会党大刀会在山东南部开始壮大。
在山东的混乱局面中，威海出现了一只效忠于英国的中国军团。为了保卫威海的安全，1898年11月，英国开始招募清国的小百姓当兵，由英国军官指挥训练，成立中国军团，当地人称他们作“华勇营”。
英国军队的中国军团在山东的乱局中保卫了威海的安全，而且在之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屡立战功。不论是在攻占天津，还是在进军北京的战斗中，中国军团的勇猛和忠诚，都赢得了英国政府的赞赏。英国政府为在战斗中牺牲的二十多位中国军团战士，在威海树立了纪念碑，以纪念表彰其忠勇。1902年，更是选派中国军团战士参加英国国王加冕典礼。
另一方面，德国从1898年修通了胶济铁路，胶济铁路和海运的发展，这直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生态，原来依靠运河运输业为生的许多苦力，一下子丢了饭碗。
1898年，山东黄河泛滥，山东大面积土地遭受洪水灾害，祸不单行的是，没有遭受洪灾的地区，又遭遇旱灾的侵袭，农民们苦不堪言。
山东西北地区，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贫穷到什么程度呢？当地几乎没有士绅阶层存在，匪祸横行，以至于义和拳的最初起源，一直缺乏足够的书面记录。我们只知道，义和拳最初出现是在1898年的山东西南地区，从这里开始扩散蔓延出来。
义和拳民聚众开坛作法，“上法附体”，所请到的都是大戏，评话或者民间传说故事里的神灵。一般会请到孙悟空啦，猪八戒啦，关云长啦，赵子龙啦，窦尔顿啦，黄天霸啦，各种乡亲们熟悉中的大戏里的人物，当然还会有评书里常有的山东好汉武二郎，你懂的。
大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义和拳民所请到的都是“忠义之士”，除了猪八戒。而且还不少人是猪八戒上身，看来还是天蓬元帅在小百姓中间，粉丝最多，嘿嘿。
所有进入上身状态之后的拳民都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雷人行为，比如学猪刨地之类的，而其中的一部分，能表演出刀枪不入的功夫。
义和拳一直都不是一个统一的会党组织，各有各的大师兄，大师兄有自己的小弟。其穿着打扮也一直不通，随着抢劫到的钱财增多，服装也越来越齐整规范。
其组成人员，大致百分七十是穷苦的农民，剩下来的则有小贩，纤夫，轿夫，船民，皮匠，磨刀人，剃头的，私盐贩子，和被裁撤的老兵，这些都是旧社会里的所谓下九流。
从拳民的岁数来说，据当时的记录，绝大多数是二十岁以下的，十二三岁为主，甚至还有十岁以下的小娃娃。领头的一般在二十多岁，三十岁以上的拳民都非常少。
传统历史里所谓的“妇女英雄”，这圣母那圣母的，其实不是英雄。
义和拳民相信洋人有妖术，他们要破妖术，因此劫持了他们认为最脏的船妓，用她们的下体去破洋人的妖术，这就是各地所谓的“圣母”。
清国的时候，妓女里最下等的，是在船上进行皮肉买卖的。
义和拳和洋人作战的时候，每次一开战，死掉前面一批就溃散了，回来总结理由。是那些人昨晚上和女人那个了。更进一步分析理由，女色会破法术。所以义和拳民要作战的时候，女人如果出门是不能洗脸的，要蓬头垢面，而且还必需要放裹脚布。可是这样还不行啊，又分析出来原因说，是因为谁家里有洋玩意儿。洋纸啦，洋笔啦，这些都算。甚至有记录说，火柴当时是洋火，家里搜出一根火柴，杀全家。这些办法都用过之后，还是打不过洋人，于是就抓来了他们认为最脏的妓女，用妓女的下阴冲着洋人，去破洋人的妖术，想起来当年的杨芳了么？
这就是历史课本中义和拳的天津圣母，北京圣母。
义和拳从山东西南地区产生之后，大批遭受洪旱灾害的农民加入进去，声势开始壮大，义和拳开始蔓延扩散。到1899年初，他们已经在山东西南部和相邻的河北境内屠杀了几个教民，并且抢劫了大笔钱财。
外国公使开始向清国朝廷施加压力，要求镇压这些匪徒，恢复社会秩序。
此时义和拳开始出现“保清灭洋”，“助清灭洋”，“扶清灭洋”等等口号。这时候义和拳开始出现文字宣传材料，宣传说，现在出现了许多信洋教的教民，他们完全丧失理智，他们欺瞒我们的皇上，他们捣毁我们的神灵，他们破坏我们的寺庙社坛，他们蛮不讲理，乡亲们哪，他们是要毁了这个国家。

1899年12月，朝廷委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替代毓贤，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七千人进入山东，展开雷霆手段，不论是否作匪徒，一切义和拳民，格杀勿论，到1900年春天之后，义和拳匪祸基本在山东境内肃清。 义和拳开始转入河北境内发展。在这个时候，义和拳出现了“兴清灭洋”的新口号。并且开始出现新的宣传材料，广为流传，宣传单这么说的， 洋教的男人都是没有道德廉耻的，他们的女人都是邪恶的；洋鬼子都是母子乱伦所生，这就是他们的繁衍方式。天上为什么不降雨？大地为什么干涸枯裂？因为洋教堂冲撞了上天。大清国的人们啊，团结起来，只有把最后一个洋鬼子从清国除掉，和平才能回到我们的大地。 此时河北境内一片大乱，义和拳匪开始劫掠屠杀教民和他们认为和洋沾边的百姓，甚至开始攻击清国官军，占据了几个城市。 义和拳认为要把一切洋人，洋教民，洋事物都从清国清楚，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开始拆除电报线和铁路，直隶提督，聂士成将军率领军队前来镇压，这是义和拳和聂将军结仇的起源。 但是事实上，义和拳匪徒的战斗力并不高，河北乡下几个信洋教的村子组织民团自保，一直坚守到八国联军来到，庚子拳乱结束，这些村子都没有被攻破。 义和拳之所以越闹越大，是因为不论是地方上的官员还是朝廷上，都举棋不定，到底是剿灭？还是利用？ 在朝廷上，军机大臣荣禄和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力主剿匪，而端王和吏部尚书刚毅则认为民心可用，应该招抚，对抗洋人。 到1900年4月，义和拳开始攻打并占据了河北的几个城市。 1900年5月，刚毅等人调查完义和拳情况向慈禧太后报告，义和拳民都是义民，可以信赖。慈禧太后下令各地不再剿灭义和团匪，她认为可以用义和团匪抵御洋人。从此，义和拳可以正式被称作义和团，其行为被朝廷合法化。义和团开始涌入北京和天津，同时在山西，内蒙古和东北各地，义和团开始迅速蔓延。 1900年5月28日，英国公使觉察到北京局势开始恶化，紧急要求增援，至6月3日，四百多名各国洋人士兵进入北京使馆区。 1900年6月9日，朝廷调董福祥率领他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福祥本是西北的土匪，后被左宗棠招安。董福祥的名言是，用鲜血染红顶子。在镇压甘陕回变的时候，血腥屠杀回民，无论良贱，得到左宗棠的信任。此时董福祥已经和一个义和团的一个首领结拜为兄弟，董福祥的军中，不少士兵也加入了义和团。 1900年6月10日，大批义和团开始出现在北京市内，他们的服装各不相同，但是一般都是使用红色绑腿，头上有红布包头。从这一天起，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对外的交通通讯被隔断。 1900年6月11日，日本使馆一位外交人员被董福祥的甘军虐杀，剖腹掏心，尸体则被肢解泄愤。 1900年6月11日，两千多洋人的增援军队从天津赶往北京，遇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阻击，发现铁路被毁，又遭到聂士成军队的抗击，增援军队被迫撤回天津。这场战斗，义和团一触即溃，聂士成的军队在后督战，击杀义和团逃兵，聂士成的军队配置的是精良的德国枪械，其中包括机关枪。捷报传回朝廷，获得嘉奖的却是义和团。 北京城内，此时已经是赤色恐怖状态，局面完全失控。义和团把洋人称作毛子，洋教民则是二毛子，此外又有三毛，四毛，五毛，一直到十毛的说法。 啥是三四五六毛呢？就是读洋学堂的，穿洋服的，戴洋眼镜的，抽洋烟的，家里若是有洋钟表，洋灯，洋火，那一样啊，凡是和洋沾边的，那都算“毛”。 义和团除了杀洋教民，还杀白莲教。北京城里怎么会有白莲教呢？义和团指认谁是白莲教，谁就是啦，你懂的。被义和团诬指为白莲教而烧死的，甚至有妇女和小娃娃。 随着董福祥的甘军加入，北京城开始完全陷入赤色恐怖，不仅普通市民商户被劫掠烧杀，妇女被强奸，甚至权贵官宦人家都不能幸免，这其中的受害者也有在朝廷上支持他们的守旧人士。神机营副都统一家大小十余口全部被屠杀，连最守旧的理学领袖大学生徐桐都被义和团揪出来批斗羞辱。在义和团占据北京的这段时期内，许多的屠杀行为是用虐杀方式进行的。 具体到北京的百姓死亡人数，不论是清国当局，还是后来的中国官方都没有公布过数据。 1900年6月17日，洋人的增援军队攻占天津大沽口炮台，大规模增援部队开始登陆。 1900年6月17日，在大沽口失陷的消息传来之前，慈禧太后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因为此时北京城内局势已经一片混乱。慈禧太后说，今天的中国是如此的弱，我们所依靠的唯有民心，如果我们连民心都丧失了，我们就要亡国了。（民心可用，从道光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都是朝廷和敌视洋人的士大夫和士人们所相信的。） 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去总理衙门谈事情，在路上被杀。义和团开始正式包围使馆区。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向外国宣战，指控洋人们侵略清国，践踏清国的民众，亵渎清国的神灵。清国百姓受尽洋人的欺压，义和团的勇士们奋起反抗，烧洋教堂，杀洋教民。 至此，义和团开始攻打外国使馆区。董福祥所部甘军和义和团对北京市民的烧杀抢劫和强奸行为更为肆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日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部分北京市民主动提供帮助的原因。 此时在使馆区内有三千多平民，其中有两千多清国国民，他们主要是教民。守卫使馆区的是四百多外国士兵，用沙发，床垫，沙包和木材组成防务工事，配有三挺机关枪和四门小口径炮，由英国公使指挥。而参与攻打的则是甘军和义和团，荣禄则有意识地不让自己直属的军队参与战斗。从6月20日到8月14日，甘军和义和团，停停打打，却一直不能攻入使馆区。战况最激励的时候，甘军每天向使馆区发射三百多炮，却不能对使馆区造成有效伤害。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荣禄倾尽力量，命令德式装备和德式训练的武卫中军加入攻打，使馆区应该是守不住的。 山西巡抚毓贤在山东时就支持义和团，此时，他欺骗召集洋教士及其家属进太原，承诺提供保护，当他们到达的时候，毓贤下令屠杀了他们所有四十四个人，包括其中的妇女和儿童。在清国官军屠杀洋教士的过程中，一个洋教士抗辩说，山西大旱，我筹来五六万善款，救活数千民灾民，不应该死，他被杀清军杀死了。又有一个女洋教士说，我每年行医救活几百人，能不能放过我和我儿子？她和儿子被清军推入火中活活烧死。义和团运动中，最为血腥和残酷的屠杀，是发生在山西，山西富商乔家，则在这个乱世中，收容保护了一批洋教士。 义和团在河北，山西和河南再一次壮大蔓延，在各地展开屠杀和劫掠。 此时在清国的南方却出现了另一个奇特的现象，张之洞，刘坤一和李鸿章为首的封疆大吏，串联起来，决定无视慈禧太后的宣战。他们坚持认为义和团是匪徒，并且拒绝向外国开战，张之洞回应慈禧太后说，“臣戴罪东南，不敢奉诏”。李鸿章则说，这是慈禧太后被义和拳匪劫持了，因此是矫诏。东南各省开始和外国交涉，承诺保障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内的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将依据条约规定得到保护，而西方国家则承诺不派遣军队进入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地。张之洞并且直接发电报给清国驻英国公使馆，要求使馆向英国政府表明东南互保的立场。这一事件，就是东南自保。 西方各国接受了东南自保的提案，把对清国的战争局限于没有参加东南互保的北方。 正式参加东南互保的有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山东巡抚袁世凯，则暗中参与东南互保，他在河北山东地界立好界碑，所有进入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一律格杀。 1900年7月初，聂士成率军抗击洋人军队，义和团趁机冲入聂士成家中劫持聂士成母亲，妻子和女儿。追击义和团过程中，军队里有同情义和团的士兵哗变，聂士成身中数弹。 1900年7月9日，聂士成在天津城外率部抗击洋人军队，遭到义和团从后面夹击。聂将军中炮身亡殉国，义和团本要追上来戮尸，洋军攻到，义和团作鸟兽散。聂将军，堪称最后的淮军，清国最后一位忠臣良将。聂将军殉国之后，京津一线，已没有可以抵抗洋人的任何军队。1900年7月14日，洋人的救援军队攻占天津，支持义和团的直隶总督裕录败退之后自杀殉国。 1900年8月4日，在天津完成了集结的两万多联军开始离开天津，向北京进攻，援救被围困的北京使馆区。主要的作战部队由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和法国军队组成。 布防在京津防线上的清国军队和义和团无力阻挡进攻，不少战败的清国将领自杀殉国。 1900年8月14日，联军抵达北京城外。此时包围北京使馆区的甘军和义和团开始溃逃，并进行了又一轮的劫掠，北京使馆区解围。 联军对北京的进攻，基本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所面临的麻烦是如何打破坚固的北京城门。有创意的军队，居然不顾恶心，从粪水沟里钻进了北京城，还有的则是得到了观战的北京小百姓的帮助。当时有联军士兵想着爬城墙，有小百姓说，这那成啊，亲，您得用梯子啊。啥？没带梯子？你等着哦，哥帮你去找梯子。 真正靠开炮轰开城门，靠那么打进城的，就只有俄罗斯和日本军队。 8月15日，得知洋人增援军队已经从东面进入北京城的消息，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乔装成农民逃出了北京，他们一路逃到西安。 得知城破的消息，据说有数百位妇女担心受辱而选择了自尽。也有忠于皇帝的士大夫们，选择了自尽殉国，其中就有理学大师倭仁一家。 北京百姓则表现出了对占领军的顺服与合作，用各种文字表明，他们是“顺民”。 联军把北京按区域进行瓜分，不同国家军队在自己的区域内进行劫掠复仇。连当初被围困在使馆区里的外交人员，都参与了劫掠的行径，其中甚至包括英国公使夫人窦纳乐。联军为自己对无辜百姓的劫掠寻找合法化的理由，此次不仅是清国政府的罪行，也是民间百姓的罪行，因此复仇的对象可以是清国的百姓。就连洋教士都分成两派，一派认同劫掠百姓是正当的行为，另一派则认为北京小百姓一样是无辜的受害者，不应该是报复对象。 救援联军中，表现的最为凶残的是德国军队。德国皇帝已经明确命令，此次出兵，不接受任何投降，一律格杀。甚至有记录说，德国军队有进行过成村的报复性屠杀。 以条顿骑士传人自居的德国士兵们，此时已经完全抛弃了保卫老人妇女和小娃娃的荣誉感，他们所有的，只是他们自己正当化的报复性屠杀。三观很重要啊，乡亲们。 到1900年底，北京城内的外国占领军数量已经达到五万，而在北京占领军中，表现的最为有纪律的则是日本军队。 日本军队不劫掠百姓，只劫掠朝廷和官府衙门，原本是只有日本占领区的北京百姓才打出大日本帝国顺民的旗子，看到日军不侵扰小百姓，许多北京家庭用英文打出旗子，上书，俺是日本顺民，belong Japan。 日军的纪律表现也得到当时西方人的赞赏，而有的西方人则开始把表现野蛮残暴的德军称作“匈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民众相信许多德军在欧洲的残暴战争罪行进而不反对美国参加欧洲的战争，那些其实是编造的谣言，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和德军在清国占据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凶残有关联。 日本占领军不仅在领区里军纪良好，而且推动了北京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日军规定，占领区内不允许随地大小便，并且开始在占领区内兴修公共厕所。 在清国的时候，城市里是没有公共厕所这个概念的，就算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走在北京城，突然内急了，那么就找个地方解决啦，你懂的。 老迈的两广总督李鸿章被朝廷派去和各国交涉求和，李鸿章所能作的只是两条，一个是尽量保持慈禧太后的性命和尊严，另一个则是尽量争取轻一些的惩罚性赔偿。 而日本和英国则担心李鸿章和俄罗斯的亲密个人关系会导致李鸿章在满洲问题上向俄罗斯作过多让步，因此这两国要求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成为清国谈判代表。 这是一个艰难的谈判，俄罗斯希望得到巨额赔偿以兴建西伯利亚铁路，德国希望得到巨额赔偿以得到资金扩充军备。美国的新教教士们则在其中为清国人求情，首先，美国新教放弃人身和财产赔款要求；其次美国新教告诉列国，清国百姓的暴行，是因为真诚的无知，不应该单纯地诉诸惩罚和赔偿，而应该是施以教化；第三，新教游说各国，不应该让清国各省分摊赔款。 最后在1901年9月，清国和十一个国家签订了“支那与十一国关于1900动乱解决的最后协定”，简称“辛丑条约”。条约有主要以下几条内容， \1. 为在动乱中的被杀害的两百多名西方人树立纪念碑。（据清点，动乱中有两万多清国教民遇害）清国朝廷派使团出使德国和日本，就外交人员被杀一事赔礼道歉。 \2. 在动乱过程中被朝廷处死的五名反战大臣被恢复名誉，其中有力主剿灭义和拳的前兵部尚书徐用仪。处死和惩治支持和发动暴行的王公亲贵和大臣，其中山西巡抚毓贤被处死。 \3. 羞辱性质的惩罚赔款，四万万五千两白银，定下来这个总数是因为各国觉得这次动乱是清国国民的行为而不单单是清国官府的行为，四万万五千万清国国民，每个人都应该惩罚一两白银。赔款分期三十九年付清，年息为四厘，由清国关税和盐税偿付。赔款主要是如此划分的，俄罗斯占28.97%，德国20.02%，法国15.75%，英国11.25%，日本7.73%，美国7.32%，意大利7.32%，余下的，比利时，奥匈帝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各分得一小部分。 \4. 发生过虐杀外国人暴行的地区，科举考试停止五年，对清国武器禁运两年。 \5. 改总理衙门作外务部，列六部之前。 \6. 各国可以派驻军队在北京使馆区。 \7. 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 \8. 拆除大沽炮台，天津20里之内不允许清国驻军。

​ 庚子赔款

​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重压之下，清国国家只能靠向外国银行举债度日了。 ​ 1904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现因为白银和黄金兑换率的问题，清国对各国的庚子赔款事实上是算多了。他开始游说各国退还多余的部分，但是他的外交努力没有获得成功。接下来，他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报告称，经过调查，美国在清国义和拳动乱中所遭受的损失和军事行动开支并不是那么多，基于这个事实，以及清国的艰难财务状况，我认为，讲清国遭遇不公正处置的情况向国会作出报告，是我的职责所在，退还多余部分赔款对财务困难的清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但国会批准，我建议美国政府通知清国，美国只要求一半的赔偿金。 ​ 在海约翰推动这个国会议案的过程中，1905年5月，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 美国驻清国公使柔克义告诉美国总统说，海约翰生前多次向我提起此事，他每次最后都说，我们必需找到一种方式可以履行正义。这件提案虽然不存在于国务院档案记录，但是我是当事人。我必需向你说明，提醒你关注这个议案，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对海约翰的纪念。 ​ 此时正好遇到一系列清国和美国的纠纷对立，粤汉铁路收回事件，清国抵制美国商品事件，连州教案。 ​ 1905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给柔克义，他说，无论是在移民问题上，还是庚子退款上，我都愿意以公正对待清国人，但是目前清国政府的表现，使得我没有可能让国会批准这个议案。 ​ 1905年11月，丁韪良向罗斯福游说此事，罗斯福回答说，目前清国发生正在抵制美货运动，同时有杀害美国传教士的事件，国会此时不可能批准庚子赔款退还。 ​ 1906年3月，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向罗斯福总统再次游说此事。他提出一个教育计划，他说，应该把清国拳乱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清国政府，用于在清国设立大学，同时资助留学生来美国大学，他们学到美国的制度和知识以后，可以回到清国，教化改变清国人的生活。此时清国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罗斯福总统开始在国会推动庚子赔款退还议案。 ​ 明恩溥或许是当年清国最有知名度的一个洋教士，他写了一系列介绍清国百姓的书籍，其中的“支那人之气质”，直接影响到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思考。他也是第一个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清国民间抛弃甚至杀死女婴陋习的人，他的呼吁和努力使得这个存在了很久的清国陋习开始被关注被制止。他长年生活在清国的乡村，熟知清国小百姓的生活，他爱他身边的清国小百姓。在清国生活了54年之后，他回到了美国，1932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1909年，美国将退款设立助学基金。一部分用于兴办学校，这就是清华大学的起源，其余部分作为赴美留学奖金金基金。 ​ 这笔基金一直到今天还在运行着，执行着创办的宗旨，为中国人的教育事业提供金钱上的资助。 ​ 留学基金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赴美留学生，其中出名的有哲学家胡适，教育家郭秉文，语言学家赵元任，地质学家竺可桢，火箭学家钱学森，数学家钟开莱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 ​ 1924年，美国政府宣布，余下的庚子赔款全部退还给中国。当时正是中华民国内部分裂时期，美国委派中美人士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退款。1926年，由杜威教授，保罗门罗教授和他们的中国学生胡适，郭秉文校长等人组织发起，在纽约成立“华美协进社”，改非盈利机构运行至今，旨在通过研究项目，向美国介绍中国的教育，文化，商贸，艺术。 ​ 1900年，在英国方面，最初是李提摩太认为，山西拳乱血腥蔓延的问题，必需通过西方的文化教育对民众进行教化才能解决。他因此向英国政府要求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山西的教育事业。英国政府拨予他五十万两白银，李提摩太办立山西大学堂，这也就是日后的山西大学。李提摩太管理这笔基金十年期满，他把基金移交给了当时的山西地方政府。 ​ 1926年，英国国会通过议案，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 ​ 中华民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战争胜利后通过条约，中止向战败的德国，奥地利继续支付庚子赔款。 ​ 1924年，苏联政府宣布，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不义行为，苏联放弃剩余的庚子赔款。从此中华民国无需向苏联支付庚子赔款。 ​ 历史进行到中华民国时期，日本，法国和比利时也都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基础建设。

​ 门户开放政策和九国公约

​ 讲述义和团爱国暴乱，就必需讲述到门户开放政策，否则这个历史事件就不完整啦，你懂的。 ​ 在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历史背景下，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英国，德国和俄罗斯发出照会，公开美国的对华政策，门户开放。1899年11月，美国又对日本，意大利和法国发出同样内容的照会。 ​ 门户开放政策的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的商业和政治学传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就是一个例子，求开门，求通商，求传教，不求占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他们也明确认清了这一点。 ​ 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政府宣布不破坏清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完整，在列强势力范围内的通商口岸，各国都可以自由使用，列强不得以其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加以干预。 ​ 照会主张，在任何所谓“势力范围”或者租借占领地里，各国不得干预清国政府，以求得向他国征收更高的关税，港口使费，铁路税费和其他费用。 ​ 列强对此照会都没有作出回应，外交努力之后，海约翰单方面宣布，他已经得到“令人满意的承诺”。 ​ 1900年7月，在义和团爱国暴乱的高峰期，海约翰向列强发出又一个照会，照会称，美国已经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可以为支那带来永久的的和平与安全，保障支那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照会更进一步说，该解决方案，基于各国条约和国际法，将保障各友好国家在支那帝国内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公平和平等的商贸自由。 ​ 这一次，只有英国作出了公开的正面回应。 ​ 门罗宣言，标准着美国在美洲事务上的领袖地位，而门户开放政策，则可以被看作美国开始在国际事务上，试图成为新的领袖。当时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此时的美国，其地位并不被西方列强所认同。 ​ 1902年，俄罗斯侵犯清国满洲领土主权，美国对俄罗斯发出抗议，宣称俄罗斯的作为，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 ​ 1909年，为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开始组织各国银行组成财团，向清国提供贷款兴修铁路。 ​ 1917年，美国和日本签订“蓝辛-石井”协定，双方重申尊重门户开放政策，在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各国机会均等。但是，美国愿意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这个协定的美语和日语文本，可以存在有不同的解读，本身有着明显的缺陷。 ​ 1922年，美国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谈判解决凡尔赛会议之后存在的争议和问题，构架新的世界体系。中华民国政府派出顾维钧等人为全权代表，蒋梦麟教授等人为民间代表，共有一百多人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曾经邀请当时分裂割据的广州政府派其外交次长参加中国代表团，孙中山以其不承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为理由，拒绝了。 ​ 华盛顿会议涉及许多议题，其中和中国相关的，主要是两个。 ​ \1. 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条约”，主要内容有，日本将所占领的德国租借地归还中国，驻扎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撤出，青岛海关，胶济铁路作为战败国德国的财产，归还中国。至此，被德国侵占的山东半岛和山东铁路权，被归还给中华民国。 ​ \2. 参加会议的九国共同签署了“九国公约”，再次明确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门户开放，各国机会均等。 ​ 门户开放政策被公约化之后，一直遭受事实上的侵害。 ​ 满洲国的成立，已经是对门户开放公约严重的伤害。 ​ 1949年之后，门户开放公约被中国人民共和国单方面废除。 ​ 1978年，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路线，国际社会认为，这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复兴。 ​ 义和团爱国暴乱和八国联军救援战争的评价

​ 乡亲们，现在又到了正三观，毁三观时刻啦。 ​ 日后的孙中山热情颂赞义和团作勇气锐不可当，向外国人表明，中国人还有民族思想。这种说法，显然是逻辑荒谬的。荒谬之一在于，不要说当年的义和团没有民族思想，就算1899年时的孙逸仙博士，都还没有民族这个概念。荒谬之二在于，义和团到底是什么“民族”的思想？当时在日本和海外华人社会已经开始初有名声的孙逸仙博士，是在号召驱逐鞑虏，明显的种族主义口号。不论种族，还是民族，都是西洋人传到东方的概念。 ​ 评价义和团，应该理性客观地进行。 ​ 义和团的宗旨和口号和行为，都可以算是爱国的，他们要维护大清国，按他们所理解的方式爱国。 ​ 义和团所进行的爱国行为方式，则是暴乱和血腥野蛮残酷的。从清国的律例来说，他们违反了清国的律例，从道德来说，他们虐杀抢劫和奸淫洋人和清国百姓，是邪恶的。 ​ 对于义和拳民则应该要有同情和怜悯的心态，他们所行的恶，他们并不知道，并不觉得。他们是清国最底层的民众，洋人欺负人，官府又不帮他们主持公道，连上天都降下洪水和旱灾

​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26 18:02这些灾难，因为邪恶的洋人触怒了上天，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他们仇恨邪恶蛮横的洋人，进而仇恨一切与洋相关联的事物和人。当义和拳越闹越大的时候，被仇恨所充满的拳民所针对的，就不仅仅再是洋人和洋教民，而是所有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开始奸淫烧杀普通民众，甚至达官贵人，这是典型的暴民模式。 ​ 解决这类悲剧惨祸的出路，是在于教化民众，愚昧，仇恨和绝望，是极端行为滋生的温床。后人应该作的是用理性，爱的教育去教化民众，进而产生一个关怀弱势的社会，给弱势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改善生活的出路，这才是避免类似的惨祸再次发生的办法，这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希望。 ​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列强从现代体系出发，认定义和团暴行是清国全体四万万清国国民集体的罪恶，有其内在的道理。 ​ 清国的合法性，道义上的合法性，在于天子是要牧养善待百民的，如果百民苦不堪言，那么天子的合法性都丧失了。东南自保，不能算作叛乱，张之洞“戴罪东南，不敢奉诏”，他是忠君爱国者，不是愚忠者。因为君的命令，明显违背了公道，违背了仁义。李鸿章说，这是慈禧太后被义和拳匪徒裹挟而作的矫诏，他是忠君爱国者。事实上，慈禧太后就是直接受到了董福祥的欺骗和威胁。在召董福祥的军队进京前，董福祥说他的甘军不仅能杀洋人也能杀义和团。当甘军虐杀日本使馆人员的时候，朝廷命令董福祥处置凶犯，董福祥则威胁说，这样会引起甘军哗变。董福祥也可以算是一个忠君爱国者，他用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在报效朝廷。 ​ 义和拳之所以能够蔓延扩大，我们可以从两个有关“民心”的神话来找根源。 ​ 首先是那个流传在民间的神话，“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义和团打出的许多口号，都是“助清”，“扶清”，清国怕洋人嘛，俺们小百姓来帮助，你懂的。 ​ 之所以说是神话，是因为，洋人并不怕百姓，反而是义和团怕洋人，如果遇到真的战斗。至今为止，找不到一次真实的义和团和洋人军队作战的事例。 ​ 北京的西什库教堂，是孤立在北京使馆区的，里面躲藏着三千九百多平民，其中有八百多个孤儿和一百个左右的洋人。英勇守卫保护着他们的，只有四十多位法国和意大利士兵。 ​ 从1899年6月15日，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一直到八国救援军赶到北京解围，西什库教堂都没有被义和团和甘军攻破。 ​ 几万义和团匪徒，连同清军，招魂幡，混天旗，九连环，如意钩，包括用上了最厉害的妓女圣母，都没有攻破。这样的匪徒，是算不得英勇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四十几条洋枪，一次能抵抗的住英勇的数万围攻者？不仅是义和团在围攻哦，参战的还有甘军，还有神机营，还有火器营。 ​ 洋人根本不怕这些匪徒的，四十几条枪，就能抵抗住这些懦夫匪徒三个月的围攻。 ​ 第二个神话，则是“民心可用”，这个神话从道光年间一直流传光绪皇帝时代，不论是朝廷上，还是地方官员还是士绅士们，都有人相信，可以发动小百姓对抗洋人。 ​ 义和拳能够在山东境内壮大，是因为当时接连三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都对义和拳采取了放任和扶植的政策。之后的袁世凯坚持镇压匪徒的政策，义和拳再没有在山东境内造成祸害。 ​ 在朝廷上，百日维新之后，庆亲王，端郡王，辅国公这些守旧的满人亲贵势力突然壮大。大学生刚毅现场考察义和团，更使得慈禧太后倾向了义和团。刚毅说，义和团是忠贞之士，而且真的有法术的，很管用的。 ​ 正是在这两个神话推动下，义和团越闹越大，酿成惨祸。 ​ 讲述历史，应该摆脱传统忠臣奸臣，爱国卖国的历史演义，唱大戏误区。 ​ 支持义和团的刚毅，是忠君爱国的，他相信民心可用，义和团是有法术的，义和团可以帮助清国对抗洋人。 ​ 反对义和团，反对对列国宣战而被处死的庚子五忠，是忠君爱国的，他们认为义和团的法术根本就是迷信，利用义和团会引火烧身，向列国宣战更是丧失理智。 ​ 朝廷上误国的，往往是这些盲动的忠君爱国者，从最早明确提出“民心可用”的林则徐，到清法战争之前的张之洞，到庚子拳乱中的刚毅，一脉相承。 ​ 一个法治的国家，是一个理性的国家，不会有“卖国贼”的砖头满天飞舞，这种说不清道不白，似是而非的言论广泛而普遍性地存在，是一个社会理性逻辑混乱，法治概念缺乏的表现。 ​ 同样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可能会推理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完全不同的动机，也可能导致相同的结论。各方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被自由的陈述，接受各方理性的批判，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法治，理性的社会。 ​ 义和团爱国暴乱，是清国的悲剧，也是清国的耻辱。清国悍然违背本国法律，违背国际条约，导致清国北方陷入无政府状态，沦为义和团赤色恐怖暴政统治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卫本国国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受暴民的侵害，八国联军的人道主义救援战争，是正当的，是合法的，在客观效果上，把北京和天津的市民从义和团暴民的奸淫烧杀中解救出来。 ​ 不论清国是否有向列强宣战，不论清国的宣战书是否有效送达，八国联军对天津和北京的救援战争都可以算得正义战争。 ​ 至于之后的帝国主义压迫行为，我们将另外再作讲述，这里所评价的是八国联军救援战争本身的正义性。

​ 日本对清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不论是1901年之后的清国新政改革，还是1911年的革命思想，都是来源于日本。
黄遵宪是清国的第一批外交官员，他曾经在清国驻日本使馆任职，在1890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日本国志”，书中讲述了日本维新变法的故事，一个文化起源于中国的日本，
不过是学习西洋人几年时间，就取得了令清国人惊叹的现代化成就。在这本书里，他认为，日本武士道“敬天爱人”的传统，是起源于王阳明的心学。他认为，清国如果要自强，必需要效法日本。
这本书影响了晚清时代的许多读书人，去日本学习现代化吧，大家文化传统相近，地理位置又近，学起来方便嘛，你懂的。
在1895年清日战争之后，日本的国策是帮助清国富强，日本公开说，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使得日本有责任去帮助落后的清国走现代化的道路。
在当时的汉字语境中，“中国”是tian朝朝贡体系里的宗主国的意思，天下的中心国家。
当清国进入到现代世界体系之后，清国对外的英语自称，已经不再坚持原来的“tian朝”，而是接受洋人的说法，支那China。清国已经意识到，清国不过是地球村的一员，并不是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的宗主国。
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在使用汉字的时候，也会称清国作“支那”，而不再是“中国”。
日本对支那的帮助是真诚的，日本国并没有资助鼓动清国的不同政见者，没有帮助他们颠覆清国的图谋。
孙逸仙在日本试图寻求日本政府的援助，都是被回绝的。
愿意帮助孙逸仙，通过推翻清国现行政府以达到支那富强目的的，都是黑龙会这样的会党，或者浪人剑客宫崎和他的兄弟们，还有日后的激进思想家北一辉，这些都是日本的边缘人士。
日本和支那，同文同种，共存共荣。这是当年许多日本人的想法，他们也在努力以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帮助清国人。
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是日本五摄家之一的近卫家第二十九代宗主。他并非一个食古不化的死硬守旧者，但是他坚信当时处于弱势的东亚文明传统并不是不足取的。他呼吁应该帮助清国富强，他是一个大亚细亚主义者。 这里忍不住又要说一个小故事啦，乡亲们。近卫生前是守旧派的领袖人物，而他最大的政敌是五摄家西园寺家的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留学法国，受当时欧陆思想影响深重，他主张更深入地欧化。近卫笃麿去世后，家里经济条件窘况。虽然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进步派，大家是大政方针上的政敌，但是抛开证见之争，西园寺公望是敬重对方的。西园寺公望把他的儿子近卫文麿进行抚养和教导，因此近卫文麿的思想体系，是大亚细亚主义和欧陆思想的混合体。乡亲们都知道近卫文麿啦，嘿嘿，但是更富有戏剧性的则是，西园寺公望的儿子，西园寺公一则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58年之后，西园寺公一曾经长期居住生活在北京。
近卫文麿联合日本政界和学术界人物犬养毅，平岡浩太郎，井手三郎等人组织“东亚同文会”，其创办宗旨是保全中国，帮助中国和朝鲜进行改革，研究中国和朝鲜的时事。他们的口号是“保全中国”，“日清提携”和“日中同盟”。近卫会长认为，教育是首要任务，一方面在日本设立学校，招收日本学生培养成“中国通”，另一方面，近卫文麿开始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并得到刘坤一的支持，1899年，同文书院在南京成立，旨在教育培养清国留学生赴日。义和团拳乱发生之后，刘坤一觉得还是把学校搬到上海更好，一来上海更安全，二来上海是文化商业中心，更利于上海发展，1900年，同文书院迁移至上海。
1900年之后，清国开始掀起留学日本的热潮，其中估计有一半左右是由刘坤一，张之洞这些思想开明的地方督抚公派资助的。
上面说过，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表现最为残忍的是俄罗斯和德国占领军。而表现最好的是美国和日本占领军，但是日本不仅是不扰民，而是对占领区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所以当时的北京小百姓，就开始对这两个国家，产生了好感。
日本占领军不仅是禁止随地大小便，兴修公厕，推广和建设现代公共卫生知识和制度，日军还把警察制度搬到了北京。日本的警察制度是自己发展出来的现代制度，和洋人的那一套大不相同。基层的管片警察，在派出所里，除了维护治安之外，还干好多洋人警察不管的事情，失物招领啦，向乡亲们作新政策宣传啦，调解邻里纠纷啦，火警啦，病人急救啦，日本基层警察就是小百姓的生活守望者。日军撤离之后，北京小百姓都觉得，这制度挺好啊，小百姓都这么反应了，朝廷也觉得好，于是乎日本的警察体制就被搬到了清国，后来又被中华民国继承下来了。
从1901年，清国朝廷开始新政改革之后，许多制度都是直接的把日本的制度直接搬到清国来，咱们举几个例子啊，公立学校系统，清国中央政府部门的行政制度改革，1908年，清国朝廷承诺9年之后，施行宪法和国会制度，这是学的日本，甚至连宪法权力的基本出发点，都是学的日本明治维新哦，在法理来说，皇帝有权授予民众宪法权力，那么，皇帝就又有权力收回，剥夺哦，这是法理逻辑嘛，你懂的。除了警察制度，清国的基层自治制度，大部分内容也是学习的日本，这个制度被中华民国沿袭下来，结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01年之后开始的清国改革，得了日本顾问们的直接帮助，同时还有一大批日本留学归来的清国学生。
俄罗斯一直在寻找机会侵占满洲，当清国的义和拳爱国暴乱蔓延到满洲的时候，俄罗斯派遣十五万的军队进入满洲维护铁路修建，清国军队根本无力抵抗一路溃败出，整个满洲被俄罗斯占领。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军队开始烧杀劫掠，甚至在远离义和团暴乱的海兰泡，进行了灭绝性屠杀。据俄罗斯官员报告说，当地居民都被“肃清”了。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俄罗斯依旧没有退兵，要求另外再订条约，合法化俄罗斯在满洲的特殊权力。乡亲们，不要忘记哦，根据“中俄密约”，俄罗斯是清国的盟友哦。
1901年11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在完成了“辛丑条约”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多年来，他一直尽力效忠于他的皇帝和慈禧太后。得知李鸿章去世的消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失声痛哭。
张之洞和袁世凯立场坚定，极力反对俄罗斯的无理要求。
1902年，美国对俄罗斯霸占清国满洲的行为表示抗议，认为这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侵害。
日本和英国，此时结成了军事同盟，这是日本成为一个大国的象征。消息传回日本，日本举国欢庆。
在清国，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们上书朝廷，希望清国能够加入日英同盟，以对抗俄罗斯的无理侵占。他们或许不知道，清国早已经暗中和俄罗斯结为盟国。
1902年3月，迫于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压力，俄罗斯和清国签订撤军条约，承诺分三批撤出俄罗斯军队，把东三省交还给清国。
1903年4月，俄罗斯又毁约了。近代史上，有两朵公然背约的奇葩，俄罗斯和中国。
1903年4月，俄罗斯向清国提出新的撤兵条件，其中包括俄罗斯参与满洲行政管理，任何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等要求，这就是要把满洲给霸占了。同时，俄罗斯开始再次占领沈阳。
清国向日本求助，日本在等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之后，开始替清国出头向俄罗斯讨回满洲。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清国被迫向日本透露了“中俄密约”。
俄罗斯对日本则一样态度强硬，一方面，俄罗斯沙皇要通过吞并满洲来激发国内的爱国主义热情，另一方面，俄罗斯判断，日本是个弱小的亚洲国家，根本不堪强大的俄罗斯一击。
日本和俄罗斯的外交以失败告终，双方走向战争，清国宣布局外中立。
1905年5月，日本帝国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迎击俄罗斯波罗地海舰队。留学英国的东乡，是王阳明心学的追随者。东乡大将打出旗语，帝国兴亡在此一战，诸君务必死战。对马海战，以日军大胜而告终，至此俄罗斯丧失了远东舰队和波罗地海舰队，已经完全丧失日俄战争的海权。
东乡大将的胜利，震惊了当时的世界。这是近代历史上，亚洲人第一次在战场上击败白人，他成为当时许多被白人压迫的亚洲国家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遥远的土耳其，有许多新生的男婴儿和街道，被命名作“平八郎”。英国国王授予其功德勋章，以表彰其卓越贡献。
在陆地上，日本陆军和俄罗斯陆军陷入惨烈的苦战
当时不论在日本还是在清国，读书人们在报纸上一面倒地为日军摇旗呐喊助威。读书人嘛，你懂的，不能上前线打仗，打算在报纸上骂死俄军算数，嘿嘿。
清国官军没有出兵助战，但是满洲的土匪们却行动了起来，大家叫他们“红胡子”，红胡子中有些人应该也曾经参加过义和团，是东北的土匪武装。俄罗斯占领军在满洲的血腥屠杀，是红胡子仇恨俄军的直接根源，他们和日军并肩作战，虽然战斗力弱，但是却给俄军带来很大麻烦，俄军埋地雷阻拦日军，红胡子就去破坏骚扰，俄军来追，红胡子就逃，嘿嘿。
有一个年青的红胡子首领，他的名字叫张作霖，他当过兵也有点文化，他和他的弟兄们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和日军一起密切配合，打击俄军。
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介入调解，日俄双方在美国谈判达成和平条约，罗斯福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根据条约，日本和俄罗斯都将军队撤出满洲，南满成为日本势力范围，而北满则是俄罗斯范围。日本则继承了“中俄条约”里清国给予俄罗斯的南满铁路权力，同时继承俄罗斯所租借的南满军港，旅顺和大连。
清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条约，承认日本继承俄罗斯的权力。至此，对清国而言，东北的情况又恢复到义和团爱国暴动之前的状态，所不同的是，在南满，原来俄罗斯的权力现在被日本继承。
地球村的事情是相关联的哦，乡亲们。想着吞并满洲来激发爱国热情的俄罗斯，在战败之后，1905年，沙皇爱国未遂，家里可真就激发了爱国热情，俄罗斯革命了，嘿嘿。
同时，德国皇帝开始鄙视俄罗斯了，居然败给了日本，以后不带你一起玩了，哼！德国开始放弃和俄罗斯联手对抗法国的战略，转而努力和土耳其联手。

继承了中俄密约中的特权之后，日本在南满的势力极度膨胀。在南满涌入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日本开始逐渐成为在中国境内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到1914年，日本在进口口贸易额，商行数量和定居人口数量这三个指标上，已经超越英国。 发展至今，日本并没有对清国作出恶意的伤害，但是不幸的是，在1915年日中关系出现第一个帝国主义压迫行为，这一年，日本提出了“21条”。 说完日本对清国现代化的影响，我们再来说说民间浪人，有两个日本人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人物，一个叫宫崎滔天，一个叫北一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一个虬髯客情绪激动，嚎啕大哭，他哭喊到“恨我不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作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是一个剑客，生性粗豪狂放，估计像李白一样，一掷千金那种，反正是就算穷的叮当响，没有钱也要潇洒，豪放嘛，你懂的。他少有大志，要作大英雄，成就大事业。 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接触自由民权等思想。 1895年，孙逸仙从广州逃亡到日本的时候，宫崎滔天认识了孙逸仙，决定支持孙逸仙的革命事业，推翻清国政府。出于替孙逸仙的安全考虑，宫崎为遭受清国通缉的孙逸仙起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樵。 孙中山一生用过许多不同的名字，革命家嘛，你懂的。而他的英文名字，常常是孙逸仙博士。孙中山则成为他常用的日文和中文名字。 伦敦事件之后，宫崎滔天将孙逸仙的著作“伦敦蒙难记”翻译成日文。他并且大声呼吁，孙逸仙的会党是最文明的组织！孙逸仙不是暴徒反贼，他是支那的爱国义士！ 宫崎滔天的四个兄弟都尽心尽力地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他们真诚地相信，孙中山的事业是拯救中国的事业。 宫崎滔天的哥哥宫崎民藏是宫崎家的当主，他是一个思想家。终身致力于推动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在日本没有实现，但是他科普给了孙逸仙，这个理想就是“平均地权”。 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宫崎滔天试图将孙中山介绍给康有为，但是被误会作刺客。宫崎滔天大怒，对康有为表示鄙视，之后康有为随同他逃亡日本。 1899年，宫崎滔天出面牵线，将哥老会，三合会和兴中会合并，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并参与策动惠州暴动。 1900年，宫崎滔天再次去新加坡见康有为，要求康有为资助孙逸仙的革命事业，康有为怀疑他有行刺企图，拒绝见面。宫崎滔天大怒，怒斥康有为丧失英雄气概。宫崎滔天被警方驱逐出境，五年之内不得入境。 1905年，宫崎滔天介绍黄兴认识了孙中山。日后黄兴和孙中山交恶，他竭力说合。同盟会的“民报”，就诞生在宫崎滔天的家里。 宫崎滔天是一个重情义之人，得知黄兴去世的消息，经济窘迫的他毅然赶往湖南为黄兴送行。他对朋友的情义，感动了一个湖南长沙的年青学生，那个学生颂赞宫崎滔天作“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这个年青学生的名字叫毛泽东。 宫崎滔天的兄弟们，都真诚而投入地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们是孙中山一生的好友。 通过宫崎滔天的居中介绍，孙中山得以见到政界的犬养毅，会党黑龙会的头目人物头山满，以及其他一批日本人，其中有另一个关键人物，叫北一辉。 日本是全面地学习欧洲的文化，当时欧洲所流行的各种思想流派几乎都可以在日本找到追随者。 幸德秋水是第一批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是在美国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要思想。他的口号是“现在的世界是革命的世界，现在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们是时代的宠儿，不能不成为革命党。他愿意为他的信仰而献身，三番五次要刺杀日本天皇，一直到1912年，他最终被捕判处死刑，得年五十九。 北一辉出生于1883年，出生于日本一个穷苦地区的海边小镇，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富人，还作过镇长。 从1901年开始，北一辉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北一辉撰文批判幸德秋水，进而批判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是过时的谬论。他认为，东方的孟子是东方的柏拉图，而孟子的思想比马克思的靠谱的多。他嗤之以鼻地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从下面来的。而孟子的社会主义是从上面来的。 1906年，北一辉的第一部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的社会主义”出版，北一辉的社会主义是社会进化论路线的社会主义。他得到许多读者推崇，获得了名声，但是这本书马上被日本政府宣布为禁书。 应该是在这段时间里，宫崎滔天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宋教仁和黄兴这些中国革命党。他积极地投入到革命党人的革命事业中来，为革命事业出谋划策。 作为一个大亚细亚主义者，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带来中国的复兴。中国联合日本，这是大亚细亚主义，黄种人的亚洲。 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对孙中山产生了排斥。他认为孙中山的人品和为人处事方式都过于西洋化，不是他理想中的中国革命领袖。当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产生严重的冲突决裂的时候，北一辉坚定地支持宋教仁和黄兴，继续中国的革命事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日本曾经有政客试图干涉清国内政，帮助清国政府镇压反叛。北一辉和宫崎等人大声疾呼，中国之希望，在于革命事业的成功。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这件事对北一辉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不仅归信了法华宗，而且自己组织缉凶队，要调查真相，为宋教仁报仇，他固执地认为，宋教仁是被孙中山和袁世凯合谋杀害的，北一辉被日本领事勒令返回日本三年。 1916年，北一辉回到上海，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1919年，他出版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他改进完善之后出版了修正版。至此，他的法西斯思想理论体系已经成型。 日本的法西斯思想并不是搬的当时欧陆极端政治思想家，北一辉提出来他的政治学理论，是和墨索里尼同一时期的。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在具体的政治论点上，共有以下几点， \1. 把亚洲从白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日本作亚洲的盟主，领导这场解放战争。 \2. 王道复古，恢复扩大天皇权力。 \3. 停止宪法三年。 \4. 废除议会贵族院。 \5. 公布戒严令，清除一切异端邪说。 \6. 对财阀和大资本家进行打击，限制个人财产和土地上限，实行社会主义。 \7. 必需要通过政变的方式达到这些。 北一辉的思想体系，是社会进化论，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的融合体。 北一辉开始成为年青军官们的导师，军中开始出现会党组织，并出现了暗杀名单。 大财阀，思想家，首相，军中高级将领，都出现在名单上，所有名气大影响力大而又反对他们的，都是他们的刺杀对象。 1932年，已经退休的藏相被暗杀，这是第一个受害者。一个月后，三井财团的理事团琢磨被暗杀。 1932年5月，几个年青军官冲入首相官邸，打死护卫，一直冲到首相的卧室。 犬养毅首相面不改色，怒声喝斥道：“不脱鞋子就上来么？！”刺客一言不发，连开数枪杀害了76岁的老人。刺客行刺完毕，镇定自若地向宪兵队自首。犬养毅首相是当时日本政界护宪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坚决反对军方势力坐大。犬养首相的满洲政策是明确而坚定的，坚决反对吞并满洲，主张以获取经济利益为追求。 北一辉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法西斯军国主义体系，这套思想理论体系中，有两个在道义上崇高的内容： \1. 大亚细亚主义，帮助东亚人摆脱白种人的殖民压迫，这是对外，在亚洲追求平等。 \2. 社会主义，帮助社会大众摆脱大财阀大地主的压迫，这是追求社会内部的平等。 北一辉的大亚细亚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是有着其正义的诉求的，有着道义上的感召力。是啊，平等，难道不是正义的么？反压迫，难道不是正义的么？ 而北一辉的主张能够给日本，乃至于整个东亚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又因为日本的武士道传统。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神道教，日本禅宗和儒家思想的融合体。重大义，轻生死，是武士道的一个特点。和西洋人的骑士道不同，日本武士道并不鄙视排斥暗杀手段。暗杀非但不是可耻的，而且是一种可颂赞的德行，“烈德”。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倒幕运动中，就有不少浪人武士，对他们所认定的恶人进行暗杀，不论对方是权贵，还是在野的思想家。这些武士视死如归，慷慨赴义，口称他们的作为是“天诛”，替天行道嘛，你懂的。 所以三观很重要啊，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当一个信仰体系是罪恶的时候，这个信仰的破坏力是惊人的，这个信仰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浩劫。因为信仰的追随者们，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地追求着他们以为正义的事业。 北一辉的思想学说像病毒一样在社会上扩散，在社会各阶层都得到了拥护支持者，其中不乏权贵精英和军中的某些高级将领。在日本陆军的年青中下级军官当中，更是有着许多北一辉思想的死忠追随者。 北一辉不仅是提供了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领导他的追随者们去追求这个他们看来正义的事业。 在一系列的暗杀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成功之后，法西斯军国主义者们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发动了二二六政变。 1936冬，一个下雪的日子，天色还没有亮，一群日本陆军军人离开了兵营。这就是二二六兵变的开始，率领军人们的，除了一名中佐之外，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尉级军官。 他们有着很长的一份暗杀名单，日本首相，侍从长官，内大臣，大藏大臣，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三井财阀当主，三菱财阀当主。。。还有虽然已经不在位，但是具有影响力的元老级人物，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等人。 除了暗杀一批他们所痛恨的逆贼之外，他们还要占领一批地方。 内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超日新闻社，国民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时事新闻社都是他们策划占领的目标。 他们占领了陆相官邸之后，胁迫拥立陆相川岛义之大将作为他们的兵变领袖。 兵变军人通过超日新闻和各报刊刊发了他们“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原文摘抄如下， 谨惟我神州在万世一系天皇之统帅之下，举国一致，生成化育，得以实现，并进而达成八紘一宇之团体。。。惟现已为所谓元老重臣，官僚政党等所误，破坏国体。。。统帅权接二连三毫无顾忌被干犯，僭窃至尊之兵马大权，其罪滔天，人神共愤。 兵变的消息传到宫内，昭和天皇雷霆震怒，怒斥这些年青军人是下克上犯上作乱的逆贼，下令讨伐平乱。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 一方面，天皇已经下达了明确的讨逆命令，军中同情政变的高级将领不敢公然违背，因此参与政变的军人没有再增加。 另一方面，军队并没有对政变军人们展开讨伐进攻，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嘿嘿。 事态没有像兵变军人们事先预想的那样发展，他们原本以为只要登高一呼，皇道派军人们就会云集响应，却没有料到，昭和天皇下达了明确的讨伐命令。 僵持了几天之后，一些兵变军人选择了自杀，剩下的则放下武器投降了。 二二六兵变之后，年青皇道派军官们所爱戴推崇的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和荒木贞夫陆军大将被迫从军中退役。 1938年，北一辉被日本政府以二二六兵变思想主导犯的罪名枪决，得年四十六。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并没有在皇道派的军人们心里死去。 这就是思想家的力量，一个错误的思想，是很可怕的，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祸。 青年将校间的法西斯思想已经形成气候，极右思想的军人们开始左右日本政局。 北一辉的青春岁月，他的思想理论能力，和组织策划能力，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 1921年的时候，北一辉出版了一本书，“支那革命外史”，讲述他燃烧青春所参与过的中国革命事业。 北一辉爱上了一个日本妓女，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据说当妻子且歌且舞的时候，有时候，他会为他死去的好友，革命战友宋教仁诵念佛经。 北一辉身后归葬，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政学系大老张群为北一辉题写了墓碑，并且在二战之后对北一辉的未亡人提供了照顾和帮助。

​ 慈禧太后的新政奋斗

​ 庚子拳乱，是慈禧太后执政生涯里明显的一个错误，而且给清国带来灾难性的惨重后果，慈禧太后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认为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他们的东南互保，并不是抗旨不尊的叛逆行为，而是真正的忠君爱国义举。 ​ 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慈禧太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他们都是旧中国传统最后一代的君臣关系典范。 ​ 我们有理由相信，慈禧太后一而贯之的对重臣们的礼遇和回护，是张之洞他们在庚子年的混乱局面当中，坚持效忠朝廷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南互保的时候，不管是洋人，还是立宪派的士绅都有人忽悠他们造反哦，你懂的，嘿嘿。 ​ 西方列强也接受“动乱”的说法，把义和团爱国暴乱视为无政府状态下的民间暴乱，而不追究清国朝廷的责任，不追究慈禧太后的个人责任。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就会知道，这是一个解决“支那动乱”的条约。 ​ 慈禧太后痛定思痛，幡然悔悟了，她甚至开始对洋人们开始有了感激之心。 ​ 慈禧太后下令各驻外使臣向所在国表示，俺们清国现在要开始讨论改革，想办法将来报答你们各国的恩惠哦。 ​ 1901年1月，在西安的清国朝廷颁布新政上谕，堂堂正正，开始清国新政改革。 ​ 1901年4月，清国朝廷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统筹和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所有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都是其成员，同时还包括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封疆大吏。开始光开言路，收集改革主张。李鸿章去世之后，袁世凯补任其职位，袁世凯成为朝廷重臣。 ​ 1901年7月，张之洞和刘坤一联名呈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系统性地提出兴学校，练新军，发展工商业的一系列改革建议。 ​ 1901年10月，清国朝廷颁发太后懿旨和皇帝上谕，极度赞赏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改革建言。至此，慈禧太后的新政战略已经初步明确。我们摘录一些慈禧太后的原话， 。。。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 ​ 为了清国的安危，皇室的命脉，百姓的民生，慈禧太后知道，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她呼吁，深受皇恩的忠臣们，要开始破除旧习啦，虽然很困难，但是这是唯一的出路。 ​ 1902年回到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展开了一系列激进而认真的新政改革。改革涉及军事体制，行政体制，宪法制度，法律制度和教育制度。清国新政改革措施，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且深重地影响了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格局。 ​ 乡亲们，别听人瞎掰哦，别信伪史瞎掰哦。百日维新，光绪皇帝的改革其实是表面的，光绪皇帝母亲慈禧太后的新政改革，那才是大手笔哦。

​ 满洲国策的改革

​ 满洲本是清国的龙兴之地，入关之后，清国明确规定，满洲是禁区，禁止关内汉人进入，这是清国传统的国策。 ​ 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汉人私自进入满洲垦荒谋生，清国官府倒也没有严格拘捕，总得给小百姓留条活路嘛，你懂的。 ​ 同治中兴之后，河北山东小百姓，涌入满洲谋求生活出路。 ​ 同治和光绪年间，清国开始在满洲设立一系列农场，牧场和林场，招募汉人。 ​ 清国北面的俄罗斯则从日清战争爆发前，就开始在下好大好大一盘棋，策划占领满洲。 ​ 1896年，俄罗斯和清国签订“中俄密约”，俄罗斯得以在满洲修建营运铁路，并获得在铁路沿线派驻军队，兴办企业，开采矿石的权力，俄罗斯军队开始合法进入铁路沿线。 ​ 1897年，俄罗斯凶相毕露，直接先强行占领旅顺和大连，进而胁迫清国签订租借协议，至此合法占有旅顺和大连。 ​ 1899年，满洲发生义和团爱国暴乱，俄罗斯十七万大军开始进入满洲，沿途烧杀奸淫劫掠。俄罗斯军队进入满洲的军事行为不能算是非法，但是其烧杀奸淫行为则是明显的战争罪行。 ​ 1901年，当清国和列国签署“支那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辛丑条约”。至此，义和团爱国暴乱所引发的国际干涉已经得到条约解决。俄罗斯军队依旧非法强行霸占满洲。 ​ 1902年，清国据理力争，同时日本，英国，美国开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俄罗斯和清国签署退兵条约，承诺在三年内从满洲撤出俄罗斯占领军。 ​ 1903年，俄罗斯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公然再次撕毁条约。要求和清国另外再签协定，逼迫清国给予俄罗斯在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力，清国被迫向日本请求帮助。 ​ 日本开始替清国出头，和俄罗斯交涉，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满洲。和平交涉无效，两国走向战争。 ​ 1905年9月，美国居中调解，日俄两国签订条约。战败的俄罗斯，从满洲撤出所有占领军队。同时，俄罗斯根据“中俄密约”和大连旅顺租借条约所获得的权力，全部割让给日本。 ​ 1905年12月，日本和清国签订条约，明确了战败国俄罗斯转让给日本的条约权力，是合法的。 ​ 此时，俄罗斯对满洲的领土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啦。哦不对不对，都揭的一塌糊涂了。 ​ 慈禧太后意识到了来自北面的领土野心，必需是改变国策以保全满洲的时候了，否则满洲就危险啦，你懂的。 ​ 1907年，清国撤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改满洲为东三省，设立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废除汉人移民满洲的禁令，大举组织鼓励关内汉人移民东三省，推行“移民实边”国策。 ​ 乡亲们要记住哦，不要“自古以来”哦，那些是跳大神嘛，你懂的。东北三省原本是地广人稀的满洲，真正大规模的涌入关内移民，是开始于1907年，慈禧太后时代的移民实边。 ​ 说完满洲的改变，我们再来看看慈禧太后别的新政改革。

​ 军事制度改革

​ 自强运动时代学习西方军事制度和技术，是几个满汉大臣们的个人努力行为，而不是朝廷中央的行为，慈禧太后只是支持恭亲王，文祥和李鸿章而已。 ​ 慈禧太后的改革，则是从清国中央出发，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制度，同时开始建设现代的警政制度。 ​ 1901年8月，清国谕令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从此不再靠举石锁，射弓箭，比武艺那些的选拔军官啦，你懂的。 ​ 1901年9月，清国通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这是现代化的军事院校啦，里面的教官，绝大多数是清国聘请的日本军官。武备学堂用西方的军事教育制度教育培养学员，优秀的毕业生，选派出国继续深造，其中绝大多数是去的日本。 ​ 1901年9月，清国下令开始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从同治年间开始，朝廷就一直在多次裁撤减编，此时的改革是继续裁减十之二三的绿营兵员。剩下的，要么是归入新成立的巡警，要么是改成新式的军队。废弃绿营和淮军模式的兵员世袭制度，改为现代的征兵制度。各省都开始把现存的军队改编成统一的新军，使用新法操。禁止各省自行招募军队，这是杜绝湘军模式啦。 ​ 1903年12月，朝廷宣布设立练兵处，统一全国各省的新军编制，这是要形成统一的国军啦。清国的规划，是建立一支四十五万兵力的现代化陆军。 ​ 1902年，清国设立京师工巡局，开始警政制度的建设。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日本占领军设立了“安民所”，雇佣清国小百姓作巡捕，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同时还负责道路和公共设施的维护修缮那些的，这个办法，小百姓们都说好。 ​ 1902年8月，袁世凯在保定招募了三千巡警，创立保定警务局。并开设警务学堂，开设培训现代的警务骨干。同年，袁世凯在天津开设天津巡警总局，之后设立北洋警务学堂。 ​ 1905年8月，清国中央设立巡警部，徐世昌为首任巡警部尚书。同时谕令全国各省设立巡警，以北洋模式办理各地警政。 ​ 中国的现代警政体制从此开始在全国开始建立。 ​ 新政军事改革和警政建设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他此时已经成为李鸿章的接班人，成为推动清国现代化的主力。 ​ 1859年，袁世凯出身于河南项城，他是一个官宦家族的娃。他的生父并不是他名分上的父亲，清国是个讲大义名分的宗法时代嘛，你懂的。袁世凯小时候就被过继给袁保庆作嗣子，传承香火。 ​ 袁世凯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是哦，很聪明的孩子不等于考试考的好，你懂的。 ​ 两次考举人都没考上，袁世凯生气了，哥不读书了，哥投笔从戎。此时清国的体制已经在变，不像1840以前清国，考科举作官，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出人头地的道路啦，你懂的。 ​ 1881年，袁世凯去山东投笔他父亲袁保庆的结义兄弟，吴长庆将军。吴长庆是淮军系的，他统帅的六营军队，大家称作庆军六营房。 ​ 1882年，朝鲜发生内乱，李鸿章派遣吴长庆率领淮军乘机入侵朝鲜，就这样袁世凯到了朝鲜。 ​ 1884年，朝鲜又发生内乱，袁世凯在没有得到清国指令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平定了朝鲜开化党人所发动的兵变，确保了清国对朝鲜的殖民占领军地位。这个表现，赢得了李鸿章的关注，哦，这娃有魄力又有本事哦。 ​ 1885年，袁世凯成为清国驻朝鲜大臣，推动执行清国将朝鲜殖民地化的各项措施。1895年，李鸿章举荐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操练新式陆军，这是一支德国军制的新式军队，也就是日后北洋六镇的起源。 ​ 1898年，袁世凯在百日维新中的行为，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于公于私，他所作的都可以说是正当的。清国的时候，正派人为人为官，都要讲忠孝，讲感恩。 ​ 于私，荣禄对袁世凯个人有知遇回护之恩，要袁世凯杀自己的恩人？于公，谭嗣同的兵变阴谋，是要让皇帝犯下弑母的罪行，置光绪皇帝于不忠不孝的境地。按清国的道德伦理标准，弑母那可是禽兽不如的罪恶哦，你懂的。 ​ 袁世凯选择了不作这样不忠不孝不义的事情，谁要是对他的选择大加指责，那不仅是道德良心上有问题，脑子都有问题哦，你懂的。 ​ 1899年，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肃清平定山东境内的义和拳匪乱。 ​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职位，从此成为封疆大吏中的首位。 ​ 1903年，清国成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协助建设全国统一的清国国军。 ​ 由于袁世凯的个人能力和他筹募资金的本事，他所训练的七万人左右的北洋新军成为全国的模范新军。 ​ 朝廷新政改革的宗旨是要消除湘军淮军这样的私兵模式，建立中央统一指挥管理的国家军队体制。但是在实际效果上，传统的个人感恩思想，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思想，造成的后果是，北洋新军中的将领们，并不效忠于国家，而是效忠于多年来教育培训提携他们的直接领袖，袁世凯。结果搞下来，在事实上，这只北洋新军还是老旧的淮军私兵模。北洋新军将领们的效忠对象，还是多年培训栽培他们的领袖，袁世凯，这批将领就是北洋系军人的来源。 ​ 利用北洋系对他的个人效忠，袁世凯在1911年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并且任命了十位效忠于他的北洋将领成为督军，以巩固其地位。 ​ 在袁世凯去世之后，失去了领袖的北洋系将领们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人物，他们中间出现了五位中华民国的总统。 ​ 在袁世凯所创办的保定军校里，有一个年青人，他在1907年至1908年间在保定军校学习，然后去了日本，他日后成为一个革命领袖，率领军队用武力征服统一中国。他于1928年开创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 ​ 慈禧太后的军事改革为中国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主要是在社会方面。 ​ 首先，中国开始有了现代化的警政体制，被中华民国沿袭下去。 ​ 其次，军人从此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传统上对武人的歧视被完全颠覆了。参军不仅是一条生活出路，而且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大批读书人以参军为荣，在清国，新思想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在新式的军队里。

​ 教育制度改革

在慈禧太后的新政改革里，教育改革是革命性的改革，完全改变了中国旧传统的教育制度。
1901年9月，朝廷发布上谕，各省所有书院都改为学堂，省城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这些都是洋学堂哦，小学，中学，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开始了。学堂里教授传统的四书五经和纲常大义，同时教授现代的西方科目和时事。
1901年12月，朝廷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洋学堂的毕业生考试合格，就是贡生，举人，进士功名。也就是说，洋学堂小学毕业合格是秀才，中学毕业是举人，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啦，你懂的。
但是由于师资的缺乏，教育设备的缺乏，资金的缺乏，洋教育办学经验的缺乏，以及旧传统的惰性，导致各地兴办洋学堂的进度缓慢。
1905年9月，在袁世凯，张之洞等重臣的建议之下，清国朝廷宣布，从明年起废除科举考试。这一下，从隋唐传承至今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了。
废除科举之后，清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从此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只能够读新学堂，考新的考试啦，你懂的。不论是地方大员还是士绅们都在各地加快了建立新学堂的速度，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和职业速成学堂也开始兴盛起来，在新思潮新风气普遍的地方，甚至开始出现了一批女子学堂。乡亲们，原本在清国，只有洋教士们才会办女子学堂哦。
为尽快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又一批的读书人被送去日本留学啦，日本的文字比较好学习，而且离清国近，开销小嘛，你懂的。
1904年的时候，清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大约是1,300人左右。1906年，清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数量达到13,000人左右。去日本的留学生主要是学习政治法律和师范教育的，他们回国之后，清国对他们进行资格认证考试，考试合格者，根据成绩，授予进士或者举人的资格。
同时，清国的新学堂也开始聘用日本教授，教师来补充自己的师资力量。
也有去美国和欧洲留学的，但是他们的数量非常少。
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在北京建设留美预备学校并资助清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去美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开始增加。到1911年清国亡国的时候，有大约800名清国留学生在美国境内，而大约有400名在欧洲。
1906年3月，清国学部版本本国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是各学堂的教育目标哦，非常不错的教育宗旨。
到1910年的时候，清国各省已经遍布小学，中学，大学体系的新学堂，全国共有五万七千多所的新学堂，注册在校学生总数超过一百六十万人。乡亲们不要忘记哦，还有另外一个独立于清国学部体系之外的，学校体系，洋教士们办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在校学生非常少，全国不过六万多人左右。到此时，开拓者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教会学校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新学教育机构。清国的学校开始引入西方的知识和思想，教化本国的学生。
在各地的新学堂兴建风潮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直隶，四川，江苏，湖北和湖南省，这些地方，新学堂的数量最多，学生数量也最多。
新学堂教育出来的学生，完全不再像当年的读书人那样排斥鄙视西方人，相反的，他们满怀热情地渴慕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思想，西方的知识。乡亲们，康有为的改革，要山寨孔子思想，伪托孔子之名，因为就在他的那个时代，对清国的读书人而言，孔子还是绝对的权威，孔子的形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过几年的时间，年青的一代新学堂教育出来的年青人，孔子的教导已经不再是神圣的了，从他们中间，开始走出一批人，日后会对孔子的教导，进行公开的批判，进行革命性的批判。
旧的教育体系里，学生们是在村子里读私塾，义塾，一般都住在自己的家里。教室可以在老师家里，也可以在庙里，也可以在祠堂里的一个房间，也可以是大户人家家里，教书的，也就是一个秀才。
可是新的学堂则是完全不同的体系，新学堂需要要正规的教室，需要有实验室，需要配置体育设备，同时需要不同科目的专业教师。乡亲们，新学堂不是一个老师找个房间就能办学啦，你懂的。
新学堂必需是在集中办学，办在城镇里面。那些住在乡下的怎么办？住校啦，你懂的。
新学堂都伴随着学生宿舍，这种住读的学习方式是非常奇特的。离开了父母的学生们，进入了一个渴望追求新知识的同龄人世界。大家朝夕相处，会结识许多亲密的挚友，同学们之间也会有真诚而激烈的辩论，他们在学校图书馆里阅读各类西方思想文化书籍，有政治学，有哲学，有艺术，当然必定的还有文学啦，你懂的。他们阅读报纸，了解世界，国家和当地发生的时事，他们自己办报纸，办杂志，发表他们对时事的看法，对国事的见解。
这是一个新的城市知识阶层在产生啦，已经不再是旧传统的乡村士绅。
在这些年青的读书人里，新式样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观念开始形成，这一批的读书人，将革命性地颠覆旧中国的忠君爱国思想。   不论是在日本的留学生，还是在中国的新学堂里，都有着许多忧国忧民的青年学生，西方的各种激进政治学哲学思想，在这些年青人那里，有着巨大的市场。
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是那个时代最有力量的作者。百日维新之后，他流亡海外，大量阅读西方的历史和政治学论著。
1900年，义和团爱国暴动期间，梁启超潜入清国，策划组织叛乱，他要举兵勤王，解救光绪皇帝，自立救国。自立军叛乱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镇压，梁启超再度逃亡日本，自此他专注于宣传思想。
梁启超追随当时西方盛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他开办“广智书局”，聘用中国留学生大量翻译西方思想书籍，同时在“新民报”，和“新民丛报”上大力鼓吹西方思想。通过他的文章，在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开始接触到君主立宪，民主，民意政治，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人权这些西方的政治学名词。
在他的文章里，对西方的历史和哲学史大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科普和介绍。他向清国读书人所推出的西方名人名单有，马丁路德，培根，笛卡尔，托马斯霍布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托尔斯泰，康德，克伦威尔，拿破仑，俾斯麦和马志尼。
今天的乡亲们或许不知道马志尼，他是19世纪欧洲的大人物，意大利的民族主义领袖，他所创立的政党就是今天意大利共和党的起源。他一生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他是当年民族主义者的偶像级别英雄哦，你懂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晚晴和民国初年的西化中国政治领袖人物，在他们早年的读书经历中，都是通过梁启超的文章和翻译的书籍，开始接受西方政治学思想的启蒙。
当然，因为读者众多，梁启超也是个超级大款，那年代尊重知识产权嘛，要花钱买书买报纸的，你懂的，嘿嘿。
在梁启超的读者中间有个年青人叫毛泽东，1910年，1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阅读到梁启超的一系列文章。日后他回忆说，他把梁启超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到他知道他已经在心里掌握了他们。毛泽东日后说，在青年的时候，他崇拜梁启超。
随着去日本的留学生数目的急剧增加，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开始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905年，日本右翼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开始居中牵连，促成在日本的几个爱国会党和组织走向联合。
湖南华兴会，湖南科学补习所，广东兴中会，浙江光复会，洪帮和清帮联合一致，结成同盟，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
1905年8月，在黑龙会领袖头山满的家里，同盟会的创立领袖们手按着圣经，庄严宣誓他们的中国革命的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宣言里，确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路线，同盟会追求一个宪政的新中国。
革命路线分为三个步骤，军法，约法和宪法。所谓军法，就是首先通过军事行动建立新的共和国；然后各界民众约定宪法，制定宪法；此后，新中国成为宪政国家。
宋教仁提出军事行动的战略是这样的，上策是在京师发动武装暴动，中策是在长江一线发动武装暴动，下策则是在边疆地区发动武装暴动。
华兴会的报纸“二十世纪之**”，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改名作“民报”，旨在唤醒民众，宣传革命思想。
孙中山在“民报”发表“民报发刊辞”，第一次提出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慷慨激昂地诉说了他的革命主张和革命理论。
\1. 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因为民众中有先行觉悟者，也有后行觉悟者。用报刊舆论教导民众，引导民众，唤醒民众觉悟起来革命，这是少数先行觉悟者的职责。
\2. 孙中山说，欧美之所以是在社会进化中领先，是因为欧美人有三个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欧洲各国独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进化到民权主义时代。此后欧洲迅速发展，一百年时间所取得的成就胜过以往的千年，欧洲人的智力和物质都取得飞跃的发展。此后开始出现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20世纪的欧美，一定是在向民生主义时代进化。
\3. 中国现在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千年专制的传统，第二个是异种人的残害，第三个是外国的压迫。至于欧美人现在遇到的民生主要的难题，中国反而是没有受到很深的毒害的，比较容易去掉。我们的革命，如果只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革命，那么就算中国强起来了，也会遇到欧美的问题，也必需要再次革命，进行民生主义革命。中国的革命，是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同时进行，毕其役于一功。这样，中国反而会领先于欧美各国。
从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时代的“三民主义”宣言来看，我们会看到几点问题，
首先，这是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欧美历史是从民族主义向民权主义再向民生主要的进化历史。
第二，此时三民中的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人种的概念，民权主义则是反专制。
第三，而民生主义是什么？所谓欧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这里的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孙中山并没有作说明。
同盟会是一个各会党，各组织各阶层的联盟组织，内部存在有不同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的冲突，他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武装革命推翻清国朝廷而结盟的。
1906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大规模的纷争，一派是宋教仁和秋瑾所领导的，另一派则是胡汉民和汪精卫所领导的。
三十岁的湖南留学生陈天华目睹这一幕，悲愤不已，他认为革命同志应该存异求同，团结追求革命目标，而不是陷入内争。陈天华选择了自杀，他希望他的死，能够唤醒他的革命同志们。
1907年，宋教仁与孙中山决裂，辞去同盟会职务。宋教仁认为孙中山是一个野心家，孙中山所追求的，不是他所追求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上海创办“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继续执行他的革命战略。下属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在两湖新军中宣传革命思想，迅速得到发展。
1907年，同盟会第三次重大分裂。章太炎等光复会人物指控孙中山存在贪污革命经费的问题，双方坚持斗争。孙中山率领他的支持者将同盟会总部迁移去新加坡，那里有支持他的华侨势力。追随孙中山去南洋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
至此，中国革命同盟会已经基本瓦解。
从1905年到1910年之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清国策划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暴乱，基本的允许模式是这样的。革命党人负责筹款，组织策划，洪门各会党堂口的弟兄们是执行武装暴乱的主力。
屡次的暴乱都被清国轻易镇压，而且因为会党兄弟们的习气，这些武装暴乱的执行过程都充满许多明显的漏洞。
1910年，同盟会决定放弃以往的革命党出钱，会党兄弟们出命的武装暴动模式。
中国革命必需要有牺牲，革命党人愿意为自己追求的革命事业奉献生命。
黄兴任总指挥，策划此次以同盟会革命精英为主干的武装暴动，同盟会称之作广州起义。这是同盟会与清国朝廷的决战。
重大义，轻生死的留学生们，到了必需为自己的革命理想献身的时候了。参加此次暴动的留学生们，不少已经抱定了必死之觉悟，大家在行前已经留下了自己的绝命书。
1910年4月27日，黄兴率领敢死队猛攻两广总督衙门，八百革命义士正式开始广州暴动，暴动再一次被清国官军所平定。
丧失了大批革命党人的同盟会，此后已经名存实亡。

1905年至1906年，为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清国各城市出现反美示威，同时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一次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是非常有效果的，1905年11月，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广州的销售额和7月份相比，急剧跌落百分之八十。 此时清国的报纸，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舆论力量。 慈禧太后请留学回来的曹汝霖进宫来讲课，科普科普立宪是咋回事啊？议会是啥啊？ 袁世凯，张之洞，端方这些体制内的重臣们上书朝廷，建议必需行宪政。 不论是学那一个国家，施行宪法政治，都是必须要走的道路，慈禧太后认清了大势所趋。 1905年，慈禧太后跨出了走向宪政的第一步，她命令三个满臣和两个汉臣组成考察团，去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进行考察，学习了解他们的政府结构和运作模式。 报纸上当然期待啊，大家都在围观啊，俺们大清国要准备啦行宪啦，乡亲们。在许多城市里，出现了庆祝活动，虽然并没有多少人对现代西方的各种宪政体制有系统性的理解，但是大家都觉得，清国走向宪政道路，那么就会变好，就会变的和日本，和西方列强一样。 此时有革命党人认为，如果清国行宪成功，那么推翻清国的革命事业，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他们必须阻止清国行宪。 1905年9月，五大臣在北京火车站遭到爱国革命义士的炸弹袭击，两名大臣负伤，五大臣出使考察行程被迫拖延了四个月，直到朝廷再次组织好考察团队。 1905年12月，朝廷派出了三满臣两汉臣组成的考察团队再次出发。 五大臣第一站是去的日本东京，五大臣邀请梁启超和杨度草拟考察报告和奏折，阐述立宪政体是利君利民的好事，这个报告里的行宪预备期是五年。 离开日本之后，五大臣去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美国的考察之后，五大臣转往欧洲列国。 1906年8月，五大臣回到北京，他们向慈禧太后汇报了他们的考察结果，结论是日本模式是最好的，因为日本的皇室依旧持有权力。 轮到行宪的好处，载泽说，第一是皇位永固，第二是外患渐轻，第三是内乱可弭。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 1906年9月2日，朝廷宣布改革官制，委派载泽，铁良，袁世凯等人制定中央管制方案。 1906年9月，清国定制新的中央官制，中央共有十一个部，分别是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学部和理藩部。 1907年，朝廷派出使团赴日本和德国进一步学习了解两国宪法。 1907年7月，朝廷宣布成立宪政编查馆，成为筹备宪政的中枢机构，并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预备行宪。立宪之后，就改成国会和地方议会。 这里是两权分立啦，官府的行政权和代表民意的议会是两个平行的体系。 如果从后世的眼观批判，新政的行政权和资政院的相互制衡机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资政院不是立法机构。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的神圣，才是分权制衡的根本。而且，在清国的改革中，司法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只是在十一部中的一个。 1908年8月，慈禧太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和“选举法要领”。 根据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清国将在九年内实行立宪。 根据规定，1909年将在各省选举产生各省资政局，1910年，将召开第一次全国资政院。地方议会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全国议会则一半由选举产生，一半由朝廷任命。 与宪政筹备并行的是地方自治的筹备工作。 天津当时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型都市，这里是外贸中心，同时也是北洋新军和海军的基地。 早在1906年8月，朝廷就批准了袁世凯的地方自治试点，袁世凯首先用现代的警政体系取代了传统的保甲制度。袁世凯在幕僚们的帮助下，基本是在照搬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天津成立了自治局，开始筹备地方自治事项。袁世凯开设了专门的学校向天津士绅科普选举啦，自治啦，这些概念。同时印发学习材料，到天津城乡各地张贴散发，推广现代政治常识。 1907年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制的投票选举在天津开始，通过初选，复选，分拣，合拣，选举产生了30名天津议会议员。 当时天津总人口是四十一万多，候选人是两千五百多，投票率达到百分七十。乡亲们，这是在现代法治意识还没有普及，投票选举意识淡漠的1907年哦，袁世凯和他的幕僚们一年多的科普工作，成效是惊人的。 1909年9月，清国各地通过投票选举选出了各省的资政局。当时投票选民资格是有规定的哦，有四个门槛，有教书三年以上的经历，或者中学毕业，或者个人资产达到五千两白银以上，或者拥有举人功名，要符号以上四条之一的，才具有投票权。当时清国人口数量是四亿多，而复合条件的投票人大约是一百七十万左右。 根据学者John Fincher在1981年所作的研究，1909年的清国投票选民中，百分九十的人，是有举人以上功名的，也就是说，他们是1850年以来历次科举考试产生的士绅，他们是最后的一批儒家思想传统教育出来的士绅。 1909年10月，各省的首次议会召开，完全改变了清国的政治生活方式。当时的议会其实蛮有喜感的，几乎清一色的男子，一般都是叔叔级别的，你懂的。议员们聚在一起相谈甚欢，会谈家庭八卦，也会谈国家大事，当然最重要的是谈当地的政务。 这些议员们很快就进入状态啦，毕竟谈八卦没必要跑议会里来嘛，你懂的，从他们中间开始涌现出各省议会的领袖人物。 在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几位明显的反朝廷人物。广东的议长易学清，湖南的议长谭延闿和浙江的议长陈黻宸。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在议会中，有多少反朝廷的议员存在，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不论是清国中央朝廷，和各省地方，都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运行管理国家了，因为他们受到了议会的制约，和舆论的压力。 从1908年1月到1910年2月，清国相继颁布了城镇乡和府厅州县的自治章程，各省依法筹备地方自治。 到1909年，各省已经完成调查和选举，到1911年，清国亡国前夕，各省大致已经都建立了府厅州县自治公所。 地方自治的广泛深入，使得士绅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成为管理治理地方的主要力量，基层的官府力量被进一步削弱了。 1908年11月5日，慈禧太后去世，在此前一天，光绪皇帝去世。 一个三岁的小娃娃溥仪，成为新的皇帝，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成为了摄政王。慈禧太后新政的检讨

清末的新政改革，是使用了许多日本专家顾问的帮助，各项法律和宪法的编著都有着明显的日本痕迹。
清末宪法大纲，是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宪法为基础，再作改动。根据这部宪法，民众的权力是来自于皇帝的授予。这是这部宪法最大的问题，因为从法理逻辑上来说，皇帝能够赋予民众权力，那么皇帝也可以收回，剥夺明众的权力。
具体到清国宪法大纲中对皇权的明确限定，比日本宪法还要小，那反而是末节的问题。
另外一个明显的结构性的问题，是司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是和十一部并列的，隶属于行政首脑机关内阁。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要素，是全社会对法律的尊称。法律的神圣性，并没有在慈禧太后的新政改革里得到尊重。
旧中国的法律传统，是法家的传统，和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思想，是完全相反的两条思路。
法家的法律，是从维护统治者的起点出发，用法律去约束被统治者，与此相伴随的是酷刑，还有游街示众等宣传警告实践。
现代的法治体系，则是以维护每个公民的权益为起点，法律的意义和功效，是在于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权益不受来自个人，来自社会群体和来自政府的侵害。
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程序的尊重，是旧中国传统所缺乏的。哪怕是一个所谓“恶法”，也必需通过合法的途径对恶法进行修正，这一点，是清国当时的民众所缺乏的概念。
现代法治思想教育的缺乏，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显的违法现象。清国末年民间投票产生的各省“咨议局”，在法律定义上，并不是议会，而是一个顾问机构。但是各省的咨议局议员们却都以现代社会的议员自居，直接对朝廷和官府的行政进行干预。
现代法治思想，民权思想教育的缺乏，是新政改革的一个大问题。把整个日本的体系都搬过来，都没有用的啊，乡亲们。
清国的新政改革，另外还存在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和地方权力的系统性冲突。
清国的各地地方权力从太平天国叛乱之后开始发展壮大，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一直在减弱。清国的新政改革，并没有要走联邦路线，而是要回收，加强中央的控制。
清国加强中央控制的措施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建立中央统一控制的新军，另一个则是1906年之后的中央官制改革，清国希望能够用现代化的，专业化的十一个中央部门去管理运行各地方。
新政改革前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是双规并行的，负责地方人事，财政，司法这些的地方督抚们向中央各部汇报日常的工作，也接受日常的指令。但是，遇到紧急事务，地方督抚则是直接向皇帝报告和请示。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地方督抚和中央各行政部门的首脑其实是平级的，都直接向皇帝报告。
而清国的新政改革，并没有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中央部门还是不能够有效控制地方。
新政改革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财政问题，就是钱啦，你懂的。
清国的国家财务体系，是自古以来，嘿嘿，也就是从明朝以来传承下来的，按现代标准来说，实在是一团模糊。新政改革在国家财务制度上的改革一来有着主观上缺乏经验和能力的问题，比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嘛，你懂的。二来呢，改革进程中又存在有各利益集团的阻力，没人不想发财哦，你懂的。
第一个问题是，清国的税收是一笔糊涂账，没有现代意义的财政预算，更无法掌握全国到底收了多少税。各省自己收税，他们收了多少？没人说的清楚哦，也调查不清楚哦，你懂的，摊派都算哦。我们后人只能去猜吧，地方上实际征收的税收，有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到达了中央。
第二个问题是，清国中央本身，也没有中央财政概念，也没有中央公共基金common purse制度。清国有自己的土办法，分别立项，然后呢，从中央或者各地方的金库里接济，还真挺有创意的，嘿嘿。还记得李鸿章说，他要办北洋舰队，需要各省接济么？在清国的关内十八省中，十三个相对富庶的省份都有接济别的省份的项目。
第三个问题，是前面两个问题的一个结果，清国中央穷的叮当响。1905年的时候，清国国库收入主要是这样的，农民土地赋税收入是三千三百万两，盐税和其他商业税收是两千万两，海关税收则是三千五百万两。而各地实际在收的一大笔税收，商业的厘金，则不归中央。朝廷从1869年就开始想办法要把这笔税收收归中央啦，一直未遂，嘿嘿。
1884年的时候，朝廷又想把厘金收归中央，结果各省又是一大堆操作细节的问题蹦出来啦，搞的没办法继续下去了。各省都还有自己任命的“委员”管理厘金的征收，这些委员不是朝廷的命官，自然也就不向北京汇报工作啦，你懂的。
新政改革进行到1908年，清国开始对全国税收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且在1910年，进行了中央财政预算的定制，国家预算收入是两亿九千七百万两，清国存在七千八百万两的财政赤字。在这次的预算中，中央地方财务体系，和地方财务体系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不再混成一团。
但是财务计划，制订预算，收集数据，设定税率的工作，仍然是中央和地方分别各行其事，缺乏统一的管理，地方依旧没有服从中央部门的权威，地方依旧没有表现出把税收上交中央的意愿。
新政改革在宪法，行政和财政上的不足，是因为旧中国的传统习俗，政治理念，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直到清国亡国的时候，清国还不能算的上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旧中国的忠孝体系，曾国藩和慈禧太后
在旧中国体系崩溃之前，维系清国社会秩序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忠孝体系。
所谓忠，是仆人对雇主的忠诚，下级对上级的忠诚，这种忠诚一直向上推，到达最顶峰的皇帝。这条线，按现代的说法，是社会学的伦理概念。
另一条线，则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体系，其核心是孝。以血缘远近而形成的宗亲社会，是清国体制外，维系社会稳定的一个道德伦理体系。
而皇帝的统治，其道义上的合法性，在于牧养善待百民，保护小百姓，管理小百姓。
这是和现代民权思想完全对立的一个旧传统，嘿嘿，但是呢，这就是旧中国对皇帝，对国家管理者的理解。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就体现出一个标准的旧体系内的官员和大家长的行为。
作为父母官，他倾听询问满腔愤怒和怨恨的天津士绅和小百姓们对洋人挖眼掏心的控诉。
他自己作了调查，他有了自己的结论。
天津民众就类似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犯了傻，作出了邪恶的事情。他并没有一味地回护他们，因为他是孔孟之道的追随者，他坚持的是“至公至正，无论华夷”的办案原则。
对洋人，他知道是自己的子民们理屈，他承认洋人是受了冤枉，洋人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对洋人所遭受的伤害作出赔偿。
对内，他像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一样，有着对子民们的爱和关怀，他帮他们找出来来误解产生的原因，他并没有简单粗暴地说，愚民群氓，无中生有。
对朝廷，曾国藩作了自己的报告，当朝廷把他的奏折删除了他为天津民众所作的解释内容，却公布于天下的时候，那是曾国藩个人的冤枉，这是他作为一个忠臣必需要承受的。
在自强运动的时候，清国太缺乏“有担当”的忠臣，曾国藩，李鸿章就是这样有担当的人。
因为去和洋人交涉，不论什么结果，都容易招致骂名。叶名琛就选择了他认为聪明的办法，他想尽办法不接触洋人，那是他的工作职责哦。哥躲起来，哥千呼万唤不出来，哥有民心可用。
爱国清流们在朝廷上慷慨激昂骂卖国贼，但是却没有人“有担当”，敢于去和洋人交涉。
曾国藩去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没人敢去，他就去了，他去尽忠。
对百姓有爱和恩典，对洋人有公义原则，对朝廷有忠诚。曾国藩先生，是旧体系里一个忠臣的楷模。他是把一个忠臣，一个大族长，一个清国官员的角色都融合了。慈禧太后如果按旧传统的标准，从表现来说，她算一个贤明的统治者。
但是慈禧太后却有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她名分不对，她是一个女人。
旧中国传统里，是对女人有着歧视和偏见的。按规矩，按传统，她都不应该统治清国，更不要说，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位，公然违背祖制传统，把妹妹的儿子过继给自己，成为光绪皇帝，以便她继续统治。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尤其是当国事遇到大的挫折和失败的时候。旧中国人是有不少迷信的，女人掌权，大家说叫母鸡司晨，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国家出事情了，许多人一下子就把原因归咎到女人当政上面，旧中国的许多男人嘛，这一点比较下贱，嘿嘿。
慈禧太后当然也知道自己在名分上的问题，刘坤一甚至公开要求她放权。
抛开这一点硬伤，慈禧太后另外一个明显的执政错误，是在义和拳问题上，她犯了明显的错误，给清国北方几个省带来惨祸。
抛开这两点，慈禧太后算是一个旧传统标准里，很不错的贤明统治者。
自强运动的年代，清国的守旧势力是非常大的，恭亲王，文祥，李鸿章他们都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们眼里嘴里的“鬼子六”，“卖国贼”，是慈禧太后的支持，使得自强运动得以推行下去。
慈禧太后本人是非常守旧的人，她却又有这样的眼光和勇气去支持极少数开明满汉大臣的自强事业，这是值得称赞的。
清国的传统里，对汉臣是不信任和不重用的。而慈禧太后却坚持重用汉臣，对汉臣以礼相待，带来了同治中兴，也赢得了他们的忠诚。
慈禧太后更值得人们称道的是她的“感恩”心。
不论朝野上下的舆论压力有多么大，她都尽力回护保全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同治中兴勋臣的性命和地位。是这些汉臣们的忠诚努力，帮助慈禧太后孤儿寡母走过的危难时刻。
董福祥曾经用军队哗变威胁过朝廷，但是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的时候，董福祥追随护驾，对太后和皇帝有护驾的功劳。日后洋人们压力再大，慈禧太后都尽力周旋，保全董福祥的性命。
董福祥是一个匪气十足的凶残将领，但是他也是一个旧时代的人。对慈禧太后和皇帝的回护之恩，他心知肚明。在董福祥死后，他吩咐家人把他的积蓄贡献给朝廷，因为朝廷缺钱，需要金钱建立强大的军队。他用他的行为，回报了朝廷对他的回护不杀之恩。
在庚子拳乱的时候，东南几省督抚们选择了利国利民的东南互保。当时有洋人，有维新党，有士绅，有幕僚，忽悠煽动督抚们造反自立。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用自己的忠诚，回报了慈禧太后对他们的礼遇和恩待。
庚子拳乱之后，经过李鸿章他们的尽力周旋，洋人们没有追究慈禧太后和朝廷的责任，把庚子拳乱定义为一场清国的“动乱”。
慈禧太后对这一点，一样是感恩的。她不仅明确地让各驻外公使向所在国表达了感恩之情，回到北京之后，她更在1902年1月，接见了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表达她的感谢。
在1902年2月1日，她又专门接见了各国公使的女眷们。
慈禧太后作为旧时代的一个女人，她并没有接受过系统高深的教育。凭着她过人的聪明，凭着她对旧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标准的信守，她带领着清国走过了内忧外患的几十年。
民族主义的萌芽阶段
在我们说到民族主义之前，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民族主义这个起源于欧洲的政治学思想。
前面讲述过，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各国在1684年签署的维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法律渊源，同时也是政治学上民族国家概念的起源。
维斯特伐利亚确定了路德会，改革会这些新教教派的合法性，同时确定每个国家可以自行确定一个国教。
维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信奉新教的瑞士获得独立，低地北部信奉新教的七省也脱离西班牙独立成为荷兰，而南部天主教地区则继续保留在西班牙。
此时的原则可以说成是，一个国家，一个国教，一个民族。
其后的发展成因，各派学说有各种的解释，反正是众说纷纷。可以确定的是，二战以后，原殖民地国家把民族国家作为他们摆脱欧洲列强殖民压迫的依据，在亚洲和非洲开始了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而在欧洲，则已经走过了民族主义思想时代。
民族主义在欧洲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理念，是在19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个标准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推广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法国要解放欧洲，法国从此开始了对欧洲各国的侵略。
当时的德意志，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小封建国家组成的。面对强敌的法国侵略者，普鲁士喊出了一个口号，团结就是力量！
当初人家是一个国家，一个宗教，一个民族。普鲁士跟街坊们说，咱们都是同样的民族啊，咱们应该组成一个国家啊，这样就有力量对抗拿破仑啦，你懂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普鲁士以此为口号，开始了统一德意志各国的进程，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
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也是存在着多个封建诸侯国和自由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也在亚平宁半岛上响起来啦。马志尼是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先驱领袖人物，他的口号是“恢复古罗马的荣光”。萨丁王国开始了统一意大利半岛的征伐，到1861年的时候，意大利王国已经基本统一了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方。
19世纪的欧洲，成为民族主义思想活跃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哦，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辞里所说的，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民族主义在欧洲形成独立国家，显然是孙中山误解了欧洲历史，他或许以为，德国，意大利是早已经存在的欧洲国家。
现在我们回来讲述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这些欧洲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前，旧中国是没有这些政治概念的。民众所拥有的只是忠君，皇民，顺民的思想。
小百姓就老老实实纳粮服役，服从官府和士绅老爷们的管理和教化。
读书人则是努力读书，争取考上科举，然后出来作官，效忠于皇帝。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思想和各种正面负面影响开始向清国渗透了。但是在最初的日子里，绝大多数读书人和官府里的大臣们一样，对这些洋夷是不屑一顾的。
1894年的清日战争，对清国的打击是巨大的。
失去了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这中国还能叫中国么？原本是万邦来朝的中国，现在连最后一个朝贡国都没有了，明清传统的中国世界体系完全瓦解了。
许多读书人开始明白了，清国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tian朝中国。
从1898年到1899年，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一轮瓜分清国势力范围的狂潮。虽然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但是美国并没有力量能够真正保护清国免于被瓜分。
有的读书人开始感到了危机感，这大清国是要被像切西瓜一样被列强们给瓜分了么？
清国朝廷还有力量能保护我们么？如果清国亡国了，我们大家又何去何从？读书人们有这样的恐惧和忧虑，是正常的。
义和团爱国暴乱是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一波萌动，义和拳民打出来的口号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或者是兴清灭洋。从这些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首先，义和拳民觉得朝廷和官府已经没有力量保护他们，官怕洋人嘛。其次，义和拳民觉得他们有力量能够帮助，能够扶持朝廷对抗洋人。
当小百姓们都能公开喊出这样的口号的时候，这个朝廷在这些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了。

在北方发生动乱的时候，康有为和孙中山都行动了起来。当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到处说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那时候的海外华人还是忠于皇帝的，康有为去美国筹款准备武装暴动，解救被囚禁的光绪皇帝，他去了美国一趟就筹到了六十万美金。而同时在美国作筹款努力的孙中山，仅仅是获得了几百美金。干革命是需要钱的啊，你懂的。 宫崎滔天居中凑合，康有为和孙中山终于有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康有为有钱，而孙中山则有会党的兄弟，这个合作模式看着不错。 1900年8月和10月，保皇党人在安徽和湖北发动武装暴动，孙中山则在惠州发动武装暴动。他们都被当地官府轻易地镇压了。 反满的思想，此时已经在一些忧国忧民的读书人中间出现，他们认为满人统治的清国，已经不能再保护清国人免于西方列强的压迫。 蔡元培原来是谭嗣同的崇拜者，当谭嗣同被朝廷处死之后，蔡元培悲愤地认为，这个朝廷已经无药可救了，他从一个改革者，变成了一个反满的革命者。 1902年，蔡元培和另一个反满学者章炳麟合作在上海公共租界里成立了爱国学社，他们假装成在教书，但是实际上在组织宣传反满活动。 但是到这个时候，不论是孙中山，还是蔡元培和章炳麟，他们的反满主张都只是一个朴素的主张，推翻中国的统治阶层，满人。满人是什么？为什么要反满？反满之后中国走向何处？这些系统性的理论还没有被思考过，被提出来过，一直到出现一个叫邹容的年青人出现。 邹容出生在四川巴县，家里倍儿有钱。1902年他去日本留学，就在东京的同文书院里学习。他和一些留日学生一样，有了反满思想，也有了革命思想。在日本，他接触到许多西方的思想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思考。 1903年，他作了一件很激进的事情，他攻击了清国政府派遣在日本的留学生监督，事后他逃到了上海。 在上海，邹容出版了一本书叫“革命军”。革命军是中国革命史，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里，出现了一个名词，“汉族”。 当时欧洲已经出现了人种学说，把地球上的人类根据体能特征进行归类，大致可以分成高加索人种，也就是白人啦，还有蒙古人种，也就是黄人啦，还有尼格罗人种，也就是黑人啦。日后再发展，又出现了大洋人种，还有非洲南部的开普人种。 人种学说和社会进化论一样，随着西学东进，在19世纪末，传播到了东方的日本和中国。 邹容在革命军中，又把黄种人分成两类，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 其中的中国人种，邹容又分成三个人种，排在第一位的是汉族。他说“第一，汉族。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邹容并且把朝鲜人和日本人都归类为汉种族的分支。 邹容又提出一个通古斯人种的概念，他说，秦汉时候的东胡，汉末之后的鲜卑，唐末之后的契丹，宋朝时候的女真，和清国时候的满人一样，都是通古斯族。 邹容说，白种人和黄种人，有着天赐的聪明才武，两个人种不相上下，在人类进化这个大舞台上交战。人都是对内，爱自己的种族，对外，排斥其他的种族。从家族的排斥，到乡族的排斥，到部族的排斥，到国族的排斥，这个进化演变的过程，是世界人种的公理，也是世界各人种产生的原因。 我们汉种人虽然人数众多，却被满洲人奴役，满洲人又把我们汉种人介绍给欧美各国人作奴隶。我宁愿看到我们汉种人灭绝，被杀光，死光，我也不愿意看到奴役压迫汉种人的满洲人有太平盛世。我宁愿看到我们汉种人灭绝，被杀光，死光，我也不愿意看到汉种人作洪承畴，作细崽，作同事，作买办，为地球各国外种人服务。 我悲愤，我要唤醒汉种人，让汉种人明白种族概念。 我责怪我的同胞们！你们太能忍受了。 满洲人入关，作大清朝顺民。八国联军破北京，作某某国顺民。香港人立碑颂赞维多利亚女王“德配天地”。台湾人颂赞明治天皇“德广皇仁”。以前作大金，大元，大辽，大清朝顺民，现在又作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国顺民。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同胞们没有人种概念，不知道同种异种。所以作出这样男盗女娼，羞辱祖宗的事情！ 我要正告我的同胞们说，以前的禹贡九州，今天的十八行省，难道不是我们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地么？黄帝的子孙，神明的后裔，难道不是我们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的名字么？中国华夏，蛮夷戎狄，难道不是我们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的重要依据么？ 满州人和我们不通婚姻，我们还是清清白白的黄帝子孙。人对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都是相亲相爱的，对异性则不一样，要有感情才会相爱。我的同胞们，你们忍心看到同胞遭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内心里都没有感情么？ 爱尔兰隶属于英国，因为人种不同，所以和英国抗争，一直到取得自治。谚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说，“狼子野心，是乃狠也。”我的同胞们一再在说这样的话，我的同胞们！你们有勇气跳进大海，用大海的波涛，洗涤去我们羞辱祖宗男盗女娼的大耻大辱么？ 邹容大声疾呼汉族同胞们起来革命，摆脱满族人和列强的奴役和压迫。邹容说，汉族人要么是通过革命赢得独立，要么是一直走向人种灭绝。 汉族人要觉醒，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用革命追求自己独立的种族国家。汉族人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制订法律保护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工业，拥有自己的军队。汉族国家有广阔的土地和取之不尽的资源，汉人可以自己利用。汉族人是神明的后裔，高贵的人种，完全有能力通过革命赢得独立。 邹容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变革主张，通过投票选举建立议会，给妇女以平等的权力，保障民众出版和集会的自由。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是欧洲社会进化论和人种学说泛滥的时代。新兴的帝国主义开始了全球的扩张和殖民压迫。 清国所面临的外来压迫已经蔓延开了，最初感受到西方人压迫，产生屈辱感的，只是皇帝和士大夫们。而随着几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各地通商口岸的开放，租界的兴起，西方人大量涌入，广泛接触到社会各界，读书人也明显感受到了外来的压迫和屈辱。 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虽然一直在策划武装暴动，推翻满人统治，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政治理论思想体系，去凝聚人心，去指明方向。追随他们闹革命的，也多是各会党的兄弟们，以反清为口号造反。 而邹容则完全不同，他的革命军，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有他对问题的分析，有他的解释和阐述，有他的主张，是一套思想体系。革命军深深打动了当时的读书人。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当时许多思想进步的读书人已经明白了。 邹容说，现在的世界，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竞争，如果失败了，那么中国人就要灭绝。 进一步，邹容说到国家的来源，是从家庭到家族到乡族到部族到国族，是一个由共同血缘纽带的人们组成的国家，一个进化的历史。 邹容举的例子，对当时的进步思想青年是非常有认同感的。读书人会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因为有血缘关系。而对自己的妻子，则不一定，由家庭所指定包办的妻子，进步青年和妻子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却没有“感情”，没有所谓的爱。 有血缘纽带的人才会彼此相爱关心，这样靠人种组成的国家，才是正当的。 汉族人是高贵的人种，皇汉民族是黄帝的子孙，神明的后裔，并不逊色于白种人。 汉族人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摆脱满族人和列强的压迫和奴役，建立独立的国家，这是汉族人摆脱灭绝下场的唯一出路。 邹容的革命军一出版，就在进步思想的青年读书人里广泛传播。在此之前，海外华人的支持力量，主要是在康有为身上，毕竟民族思想还没有“觉醒”，大家还是旧传统的皇民概念，尊重“帝师”康有为，希望通过皇帝的变法维新，让中国变的好起来。所以孙中山的支持者，主要是在会党的弟兄们那里，他所获得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孙中山看到革命军这本书，如获至宝，他大批量采购了革命军，在海外华人中散发流传。在他后来提出来的三民主义里的第一条，民族主义，就是种族主义，摆脱人种压迫。 邹容和章炳麟在上海租界里的报纸上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宣传和对满人统治者的辱骂。 旧中国的体系，也是一个精英政治体系，社会是分成君子和小人两个阶层的。儒家传统的体系里，人们看重统治者，官员，族长，士绅这些领袖人物的个人道德品格操守。 就算出现了一个愚蠢甚至道德败坏的皇帝，这个体制都要把皇帝包装成神圣的，你懂的。 各级官僚的职责之一，就是要维护，美化统治者的神圣形象。皇帝是这样，官员们也是这样啦，对一个官员来说，他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官声”。一个人的好名誉和他的生命一样重要，这种观念甚至传递到了女人。一个人如果名声败坏了，或许就会选择自杀来赎罪。也有的人为了避免自己的名誉遭受玷污，而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一个社会，是道德体系的社会，而不是现代的法治体系的社会。 清国朝廷和官府的名声，是维系其统治道义上合法性的根本。 攻击慈禧太后，攻击朝廷，攻击满人的腐败和道德堕落，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攻击手段。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哦。许多年以后，梁启超回首往事，他坦然承认，当年对慈禧太后作了许多无中生有的污蔑和攻击。 1904年，清国官府要求上海租界把在通过书刊宣传仇满思想宣传革命诛杀皇帝造反思想的邹容和章炳麟引渡出来，西方人拒绝了。 清国官府被迫在上海租界里起诉邹容和章炳麟，这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事情。按道理来说，当案件的两造都是清国国民的时候，应该使用清国律例，而不应该使用西方人的法律制度进行审理。但是英租界当局坚持要使用英国法律制度，清国官府被迫作出了妥协，接受按照英国的法律体系，审理这个案件。 当时清国还没有颁布“报律”，如果按大清律例，只能以“造妖书妖言”起诉邹容和章炳麟。清国所聘请的代理英国律师认为，如果根据英国法律体制，这一条指控，在法律概念上过于模糊，很难取得胜诉，因此原告代理律师选择了以英国的“煽动性诽谤罪”起诉两人。作为被告的邹容和章炳麟因为经济条件贫困，聘请不起辩护律师。英租界工部局为他们提供了法律救济，帮他们聘请了一个英国辩护律师。 被告律师辩护说，章炳麟和邹容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都是他们的私人信件和写作，不知道怎么流传到社会上的。根据英国的法律无罪推定原则，原告必需举证证明，章炳麟和邹容有散布这些书刊的行为，法庭才能接受。原告那里有办法证明这个啊，你懂的。 最后法庭判决，邹容监禁，而章炳麟则是三年监禁。 满腔仇恨的邹容应该是愿意为他为他的理想而献身的，但是他的结局却是残酷而又有讽刺意味的，他并没有死在他所仇恨的清国审判之下，1905年早些时候，他在租界的监狱里病死。章炳麟完成三年刑期之后，被租界勒令出境，他去了日本。 邹容短暂的19年的人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后人无法忽略的一笔。 在邹容受审和服刑的时候，清国民众又掀起了一股反抗外国欺压的抗议运动。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从此美国出现了许多针对华人的恶意欺压行为。甚至有历史记录显示，隶属于美国联邦财政部的移民局官员，曾经破门而入进入华人家庭，查问家里居民的身份情况。 在美国的华人受到许多骚扰和侵犯，也有许多被驱逐出境的案例发生。 进入美国境内的华人也受到诸多的刁难和骚扰，甚至1904年参加圣路易世界博览会的清国参展团队，都曾经遭受过无礼而粗暴的骚扰。 美国的反华思潮和暴行开始进一步扩散，甚至连夏威夷和菲律宾都开始出现排华行为。 有些华人开始使用伪造的证据来想办法避开这些侵犯，但是他们往往被查出来，最后被驱逐出境。 另有一些华人则开始使用作伪证的方式，获得合法的他国护照，以避开这些骚扰。 1904年，查理宋的女儿宋霭龄去美国读大学，她就是使用的葡萄牙护照，这是她父亲通过作伪证的方式帮她获得的。 也是在这一年，孙逸仙作伪证说，他是在美国境内出生的，孙逸仙获得了美国护照，成为美国公民。 1905年，清国内开始出现了民间的反美运动，这算是民族主义概念觉醒的第三波。 清国新成立的外务部，对美国的排华法案和排华行为，表达无比的愤慨，拒绝和美国政府进行双边条约的谈判和修改。 1905年6月，广州，上海，厦门，天津的商团联合发起抵制美国商品的运动，清国许多城市开始响应跟进。 类似的抵制运动其实早已经发生过，早在1880年的时候，汉口的商人们就曾经组织过抵制运动，但是从来没有像1905年这一次这样，形成这么大的规模，而且具有明确的全国国民团结一致的思想主张。 美国政府开始向清国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清国干涉这一民间反美运动。迫于外交压力，清国政府开始对反美运动进行了干涉，政府的干涉在清国北方城市取得了效果，但是在清国众多的南方城市，政府的干涉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广州和上海的反美抵制运动，对美国商品的贸易额造成重大的伤害。 迫于美国的压力，清国朝廷发出了命令民间停止反美抵制运动的上谕。但是非常有喜感的现象发生了，在许多城市里张贴的上谕文告，是上下倒过来张贴的。清国的商人们看到这个，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啦，你懂的，嘿嘿。反美抵制运动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美国加州和俄勒冈的华人商团也开始向清国内的商人们提供金钱上的资助，许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学生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开始为抵制运动服务。所有美国商品，从香烟到棉花到煤油到面粉，商人们都拒绝行销。 抵制运动一直坚持1905年9月，才开始出现内部的裂痕，逐步瓦解，美国商品的行销逐步恢复到从前的水平。 这场反美运动虽然没有义和拳爱国暴乱那么惨烈，也没有邹容的革命军那样具有思想历史上的意义，但是这场运动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发起的反抗外来羞辱和压迫的国民性运动。 义和团爱国暴乱，可以看作民间开始对清国朝廷失去了信心和依赖，是国民自救的一场民间运动。 邹容的革命军，则是提出了一个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把中国人所面临的危机，归咎于统治阶层，把统治阶层满人，解读成一个人种。邹容呼吁，皇汉人种，必需革命以求得独立自由，以避免在这个适者生存的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被灭绝。 而反美抵制美货运动，则是民间通过各地民间商人的合作，向压迫羞辱中国人的美国发出抗议，施加压力。这是一场族群身份认同感的民间运动，在上海，在广州，在加利福尼亚，在厦门，我们都是中国人。 新力量的涌现 随着朝廷权威的下滑，来自外国的压迫感，西方思想的传播，清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社会身份认同的思索，这已经不再是“皇民”，“顺民”的时代啦，你懂的。 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改变，都在压迫，冲击着每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 其实就算在乡下，老实巴交种田的泥腿子乡亲们，也在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迁。他们不懂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种族，民族，但是他们看到洋人洋婆子跑来跑去，村里有钱人家里的洋货越来越多。他们听老爷们说朝廷又败给了洋人，甚至连天津大沽口的炮台都被洋人们给逼着给拆了。他们在担心，朝廷会再加税么？老爷们还说，以后读圣贤书没有用啦，没出路啦。 听老爷们说，上海那些地方的女人，居然已经都不裹脚了，这个世界，真的是在变了。 在这个变化的大时代里，原本旧体系里不存在的人群，或者地位低下的人群，现在开始形成一股新的力量，他们是留洋回来的学生，妇女，商人和城市里的工人。 乡亲们还记得清国向美国派出的那一批幼童留学生么？在那次失败的派遣之后，清国又出现一波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潮流，清国公派的留学生主要的目的地是英国和法国。 欧洲公派留学生中有一个先行者，他的名字叫做严复。严复在1860年代的时候，在福州船政学堂里学习洋人的学问。1877年，国家派遣他去了英国留学，严复的主业是去学习航海技术的，可是这娃自己却对英国的法律制度和洋人的政治学思想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自己找洋人的书籍阅读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社会进化论思想。 社会进化论，当时英文的说法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政治学理论，是把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搬到人类社会学里来，形成了一套奇特的政治学理论。 社会进化论有个观点，叫“适者生存”，意思是说呢，人和动物一样，必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出有创意的改变，否则这人啊，就会被别灭绝掉。 严复这娃联想到清国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找不到北，威严扫地，他觉得，嗯，这理论好像是蛮有道理的。 严复这么自学，其实是蛮雷人的。因为他并没有接受英国的传统教育，并没有逻辑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这些的系统培训。同样说到人权这个名词，英国的洛克说出来，和法国的卢梭说出来，其思想渊源，都是不同的两套体系。在一个学生没有掌握基本的逻辑学，形而上学思考的培训之前，就到处看政治学书籍，同时接触到不同哲学体系书籍的思想冲击，那真的是蛮雷人的哦，你懂的。 1879年，严复回到了清国，后来李鸿章办北洋水师学堂，他就去那里教书了。工作之余，他翻译了一系列的书籍。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论自由”（群己界权论），孟德斯鸠的“为法律精神而作的辩护”（法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富），再有就是赫胥黎的“演化与伦理”演讲文集（天演论）。 如果我们后人去看严复翻译的这些书，就会觉得蛮有喜感的，因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穆勒和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孟德斯鸠，那可是不同的思想体系哦。同样说到“自由”和“人权”，两个哲学传统的解读都是不同的。还是那句话，那是那个年代嘛，严复是去学航海的，他不是去英国读政治学，读法律，读哲学的。自学成才嘛，可不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找书看嘛，自己看完了，自己再理解一下，就翻译了，就向清国读者们科普啦。 严复回到清国之后，在个人事业上并不得志，甚至是非常窝囊和憋屈，以至于他喜欢上了鸦片。 但是他翻译的那些不同思想体系的雷人书籍，却影响了许多在中国，却愿意接触学习西方思想的读书人。 至于赫胥黎，他其实不是英国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个生物学者。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又偏偏不是原文翻译赫胥黎的演讲，严复自己又加入了他自己读到的斯班赛学说。也就说，他翻译的同时，又创造了天演论。 斯班赛倒是真的英国哲学者，他是思想历史上的社会进化论的创造者。 1905年，清国废除了传统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学习孔孟之道考科举追求个人出路的道路被堵死了，年青的读书人必需要另外寻找出路啦。 在这批年青人里，有个小年青名字叫做周树人，他后来以鲁迅作为笔名，成为在中国社会上相当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者。 鲁迅在浙江私塾里学习孔孟之道的时候，接触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当时鲁迅十几岁吧，反正不到二十。 清国废除科举之后，兴起了留学热潮。有钱人家送娃去欧美留学，当时叫镀金，也有的送娃去日本留学，费用相对便宜的多，那叫镀银。清国留学生去日本的热潮开始于1894年清日战争之后，到1905年，日本击败俄罗斯之后，更多的留学生涌入日本。 留学生们所选择的科目主要集中在法律，医学，军事，还有就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大家都觉得这些科目的知识可以使得清国社会发生变化，走向现代化。 在日本医学专门学校里学习的鲁迅，有一天受到了刺激。那是在1905年，他在看幻灯片，幻灯片里讲述到日俄战争的时候，一个清国人替俄罗斯卖命作间谍被日军俘获。日军处决这个清国人间谍的时候，边上围满了一大帮子来看热闹的清国小百姓。围观者对被处死的同胞的冷漠表情，震撼了鲁迅的心灵。鲁迅觉得救国救民，必需要从拯救国民的思想开始，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都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他开始有意识地翻译一批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品，他希望通过这个努力，开始让中国的学生们了解到半个世纪之前，欧洲所经历的各种难题。 清国公派的留学生和自费的留学生，在日本是个数以千计的群体。尽管清国有派遣官员在日本管理和监督留学生，但是这么多学生，那里管理的管来啊。许多清国朝廷公派的留学生，回国之后背叛了出钱供他们留学的朝廷，走上了革命道路。 孙中山此时在日本留学生里开始了他的招募工作，在1905年的时候，由几个革命组织和会党联合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在留学生里发展成员，希望有朝一日，留学生们学成回国之后，能够通过武装暴动的方式推翻清国政府。 同盟会的意识形态其实是相当混杂的，从其宣言和宗旨来看，既有种族主义，又有共和主义，又有社会主义，各种口号都出现了。孙中山大胆而激进的革命主张在年青留学生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 当时在日本的清国人群里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个明显不同于旧清国的现象，那就是有一批年青的女人。其中有一些女人，是革命党人们带来的裹小脚的小妾，另一些则是得到自己的父母兄长鼓励和资助，放脚来留学的青年女人。 这些女人们结成了类似姐妹会的组织，为姐妹们提供住宿和金钱上的帮助。这些思想进步的大脚女人们在精神上和生活上互相帮助，同时也交往那些愿意娶大脚女人的革命党男人。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党都愿意娶大脚女人的哦，你懂的。 西方的一些女名人，圣女贞德，罗兰夫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和凯瑟琳比切Catherine Beecher的生平传记已经被翻译过来，她们成为了在日本的清国年青女人们的榜样。 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Sophia Perofskaya是俄罗斯的一个女革命党人，她成功地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后被俄罗斯政府逮捕并处决。佩罗夫斯卡娅这样的激进革命党人，也是一些清国女学生们的榜样，她们认为她展现出了勇气和力量，敢于刺杀滥用权力的独裁者。 当时清国能够上学读书的女性还是非常少的，到1909年的时候，清国国内总共只有一万三千多的女孩子在学校里读书，而在海外留学的女性，则只有小几百人。 女留学生们不仅在进行文化学习，有一些人则开始对旧中国文化传统和家庭观念进行了思考。 她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激进的女革命者，她的名字叫秋瑾。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女人一样，秋瑾在19岁的时候，就根据父母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商人的儿子。生下了两个孩子之后，秋瑾觉得她不喜欢他的丈夫，在1904年，她突然一个人离开了家庭，一个人到了日本。秋瑾靠变卖自己的珠宝首饰和接受朋友们的帮助生活，她开始广泛地阅读各类的西方书籍，并且开始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呼吁变革。 秋瑾最后也加入了孙中山他们的同盟会，她喜欢在一些场合穿男人的服装出现，她还有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爱好，她喜欢玩炸弹。同盟会出现第一次大分裂的时候，她是坚决主张要回到清国才能发动革命，拯救中国的。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她拔出随身佩戴的日本刀来，对反对回国的鲁迅喝道“吃我一刀”！1906年，秋瑾回到了清国，她在浙江的一所小学堂里教书。她和革命党人和会党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组织策划革命暴动。她教书所在的学堂，成为了革命党人的组织据点。秋瑾不仅是秘密地和会党人士接触，在公开场合，她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那也是相当的革命性的，让城里保守的人们看了觉得非常的雷人。她不仅会舞刀玩枪，而且会时常骑着大马在城里奔驰，保守人士的指责和非议，她置若罔闻，革命女人嘛，你懂的。 她和革命党的同志，以及会党的兄弟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结果会党的人士被捕之后，出卖了安徽的一个革命党人，安徽安庆案件的审理，又牵扯到了秋瑾。 1907年7月，清国官军冲向秋瑾所在的学校捉拿革命党人。率领官军的是山阴县令李钟岳，他害怕官军开枪伤到学生，于是自己坐着轿子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官军朝天鸣枪示警。学校里的革命党人看到官军前来捉拿，开始朝外开枪，李钟岳在轿子里大声呼喊，本县令在此，大家放心，不需要开枪啊。 由于县令命令不可射杀，整个抓捕过程，只有一个革命党人翻墙的时候摔死，另一个逃亡中溺死，别的全部都逃散了。官军捕获了秋瑾和八个学生，另外查获一批枪支弹药。 1907年7月，简短的审讯之后，秋瑾被以造反的罪名处死，得年三十一。 有的人会认为秋瑾的一生，是短暂，不快乐，无意义的一生。但是对另外一批中国妇女来说，秋瑾则是一个学习的榜样，一个有勇气通过革命去追求政治自由的榜样。以秋瑾为榜样，越来越多的进步女青年，走上了革命之路。 在这个旧体系崩溃，新体系兴起的大时代里，清国的商人们是崛起的最快的啦，越来在旧传统体系里，商人社会地位是很低的。我们还记得在自强运动的时候，李鸿章他们开始了官督商办的奇特模式，创办了一批现代企业。但是这种企业本身就存在着体制上的问题，再加上清国法律监管体系的缺乏，出资的民间投资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企业变成了管理企业的官员们为自己捞钱的企业。 1890年代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种企业模式，叫“官商合办”。这些企业主要是张之洞这一代思想开明的地方督抚推动发展的，在湖北湖南，在上海，都出现了官商合办的企业。这类企业的创办资本一般在五十万白银或者更多些，涉足的行业主要是纺织和织布。投资者主要是有钱的官员和当地的士绅和商人。当然啦，在有些情况下，民间投资者是官员逼迫进行着投资的，张之洞就是摊派的高手。 清国的工商业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啦，再走一步，会有两个分支哦。一个是地方督抚自己成为独立的企业家，另一个则是士绅和买卖人自己独立投资企业，没有官员的参与。 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本人是清国的官员，他自己又投资作老板，在上海开办纺织企业。 聂缉椝的两个儿子，则是完全学的西方的学问，讲流利的英文，他们根本就没有谋求清国的功名，也没有作官，他们就作投资人。在1904年一年，这两个孩子为家里赚了超过十万两白银的利润。 清国的商业发展，其实是蛮混乱的，走到那儿算儿的意思。朝廷中央，地方督抚，民间的商人，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和思路，整个国家缺乏一个明确的体制系统，缺乏明确的经济政策，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清国的商业发展环境，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商业环境，是完全不同。 当然，朝廷上也一直有官员在作努力，努力发展出一个适宜商业健康发展的体制。 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就是其中的一位。庚子拳乱之后，醇亲王作为赔礼道歉的特使，出国了一趟，在他出国的过程里，他接触到了很多海外的华人商人，他听了很多，也作了自己的思考。 1903年，清国中央成立商部，这其中就有醇亲王的建议和努力。商部下面设立了四个司，一个处理贸易事务，包括了垄断专营贸易和专利知识产权；一个负责林业和农业事务；一个负责管理工业方面的事务；另外一个司，叫会计司，其实际管理职责则涵盖了银行业，商业展会，度量衡制度和商业法律事务。 在中央建立商部的同时，清国朝廷开始推动在各地建立商会，这是一个法团组织。商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原来传统的清国商会，还有新兴的银行业者，以及新兴起的企业家们。1903年的时候，上海商会成立，其中原籍浙江宁波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占据了绝对的人数优势。 广州的商会则成立的比较晚，因为地方上的官员们并不愿意出现这样的一个组织，商团是向中央汇报，而不隶属于当地的督抚。 一直到1905年，广州的商会才正式成立。广州和上海商会在1905年的反美抵制运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组织领导职能。 而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南洋华商，也有少数美国和加拿大华商，当他们富庶起来之后，也开始在清国之内投资兴办企业，扩大了清国的商会力量。 商业环境的逐步改善，商会发言权，自治权的获得，使得清国新政之后，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商业和工业企业。这些新兴企业和外国人所开办的工商企业，导致清国出现了一个人数日渐增加的群体，工人。 近代历史上，城镇里的市场搬运工啦，运河的运输工啦，陶瓷窑的窑工啦，都曾经发生过零星的抗议事件，或者罢工事件，但是因为工人数量小，影响力都比较轻微。 1897年三月的时候，在上海则发生了一件展现出工人力量的群体事件。 当时上海租界的工部局通过了一个增税法案，其实挺黑的，对推车送货的苦力们所征收的管理税费，一下从一个月400铜板，猛增到600铜板。 上海的运输业苦力们就组织起来，进行了罢工抗议，罢工从1897年4月1日正式开始。整个上海租界里，没有苦力在马路上运送货物啦，嘿嘿，工人弟兄们在展现力量。 有一天，一个苦力推着一车的猪肉，从法租界进入英租界送货。这时候一帮苦力一拥而上，把这个苦力暴打一顿，并且砸烂毁坏了他的推车和货物。附近的一个巡捕迅速赶来要想帮助保护那个被围殴的苦力，这个可怜的巡捕自己也被苦力们围住暴打了一顿。 在附近的俱乐部，咖啡厅里的洋人们看到了这一幕，有的忙着报警，有的就冲了出来帮助那个孤立无助的可怜巡捕。 一个骑警也迅速赶到了现场，开始抡起大棒挥打，试图驱散暴徒。可是比较搞笑的是，苦力们并不怕马，反而是骑警坐下的警马被一拥而上的苦力们给吓坏了，扭头就跑。骑警从马上跌落下来之后，也遭到了苦力们的暴打，同时他的大棒也被苦力们夺取。暴力事件开始扩大，苦力们开始从马路边的墙上挖出砖头，作为凶器，作为攻击武器。 停泊在江上的一艘英国炮艇发出四声警告汽笛，出大事啦，市民们，局势要失控啦。 汽笛警报，招来了大批洋人，作为志愿者，他们帮助警察镇压苦力们，双方的搏斗持续了大约二十多分钟。两个警察重伤，三个可怜的苦力身亡，余下的苦力们逃离了现场。 三十分钟之后，几艘洋人军舰上下来了“蓝夹克”，意思就是洋士兵啦，占领守护了主要的建筑物和桥梁通道，这起暴力事件并没有扩散开来。 和平和秩序，终于又回到了上海。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暂缓提税，到7月再开始按新税率征收月费。 张之洞所治理的汉口，也是一个爆炸性增长的新兴工业城市，到1890年代的时候，汉口已经有了超过十万的工人。汉口的这里情况比上海更加复杂，洋人们开始进入这里，租界的面积在迅速膨胀，社会族群之间的紧张对立情绪在增长。 从乡下到城市里来谋生作短工或者正式工人的农民们，境地是很凄凉的，他们离开了原有的乡村秩序，来到了这一个陌生的世界。工资非常低，居住条件非常恶劣，随着涌入城市里的农村人口增多，贫民区开始形成。 1905年的时候，汉口的铜业工人发起过一次罢工，1907年的时候，铸币工人发起过罢工。在1908年的时候，汉口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数以千计的行商小贩，看摊子的雇员，和店铺里的雇员联合起来进行了罢工。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新兴的棉花厂，水泥厂，香烟厂，炼铁厂，造纸厂和其他的现代工厂都开始兴办起来，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外国资本，所有这些企业，都通过剥削和压榨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的不安定。 此时清国的产业工人们的抗争，还是局部小规模的孤立现象，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人们，并没有明确的组织和理论思想指导。 1905年，俄罗斯爆发了一场没有成功的革命，革命的消息传到了东亚。孙中山在日本有着思想激进的日本浪人朋友，他们把俄罗斯的革命，和革命的思想，向孙中山进行了科普。 其中的一个日本浪人告诉孙中山说，俄罗斯和中国是非常可类比的两个国家。两国的国土地理环境类似，两国都是当时世界上的专制大国，这两个专制大国是人类自由世界的最后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很简单的，“为了文明的进步，必需推翻一切的专制。”在日本浪人朋友的介绍下，孙中山开始和俄罗斯的革命党人建立起了联系。 慈禧太后身后的清廷新政 新政的改革，宪政议会的实行，并然会导致满人权益的丧失，这一点慈禧太后是非常清楚的，满人权贵们也非常清楚。 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算的上是高超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看的清楚趋势，知道取舍。 慈禧太后所最关心的，一直是皇位是否可以稳固地传承，当她得到她认为可以满意的答复之后，慈禧太后带领着清国走上了新政改革的道路。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去世。继任的宣统皇帝只是一个小娃娃，小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成为了摄政王。 1909年早些时候，醇亲王解除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把袁世凯赶回老家乡下去了，对外的说法是，袁世凯养腿病去了。袁世凯是类似当年的李鸿章，一个思想开明，愿意学习洋人，主张改革的人物。另一方面，袁世凯也和李鸿章一样，官府里，官府外，他都有着广泛而深厚的人脉资源。 1909年10月，张之洞去世，此后清国朝廷不再有任何可以倚重的成熟政治领袖人物啦。 1908年的时候，一直为清国朝廷尽职效忠的赫德，离开了他的职位，他辞职回去了他的故乡英国。 作为清国朝廷的实际领导者，醇亲王缺乏一个伟大政治领袖所具有的愿景和各种素质，他同时更缺乏处理爆炸性的复杂政治问题的能力。 满人权贵是不愿意丧失特权的啦，满人也是人嘛，你懂的，随着改革的深入，满人对汉人的排斥和防范越来越强烈。而另一个方面，汉人们，尤其是士绅和商人们的参政议政愿望却越来越高涨。 革命党人从1906到1908年之间在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还发动过恐怖袭击性质的炸弹暗杀行为。这些革命行为虽然没有成功，可是反满仇满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到了希望改革而反对革命的士绅商人阶层。 醇亲王继续追随推行着慈禧太后所指定的宪政路线，1909十月，各省成立了咨议局，1910年1月，朝廷颁布了地方自治的法律规定，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草案。 我们前面说过当时清国对投票选举人的资格门槛是蛮高的哦，要么是三年工作经验的教书先生，要么是中学毕业生，要么是有功名的人，要么是个人资产达到五千两白银，符合其中一条的，才有资格。这样的选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各地咨议局，都是由社会上层人士为主组成的，退休的官员啦，士绅啦，富有的商人啦，主要都是这些人。 选举给了有宪政思想的士绅们一个发表他们政治诉求的机会，各省的代表们在1909年10月在上海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联盟，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联合会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游说高级的朝廷大臣，希望改变原定的立宪时间表，宪法好啊，快点立宪啊，大家着急啊，嘿嘿。 他们也向朝廷直接请愿，希望能够立刻召开全国的议会。 当咨议局联合会向朝廷发起第三次请愿的时候，1910年10月，清国的国会成立了，这是严格地遵循了行宪时间表。 咨议局联合会要求立刻召开全国议会的请愿，得到了清国国会和各地督抚们的一致支持。面对这样一面倒的压力，朝廷被迫在1910年11月4日宣布，1913年将成立议会性质的国会， 这比行宪时间表里原定的1916年提前了三年。 作出这个宣布之后，朝廷开始想办法控制行宪者们的行动，朝廷下谕令说，直接向朝廷请愿是违法的哦。此后一些继续请愿运动的咨议局议员领袖被逮捕，并且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但是已经成立的清国国会及其议员开始向朝廷施加压力，开始质疑军机处啦，军机处是个啥啊？能定义清楚么？合法不？国会要求立即成立内阁，取代军机处，内阁向国会负责。 朝廷的回复是很简短而明确的。军机处是否合法？要不要成立一个责任内阁？这些问题都是由朝廷来决定的，国会里的要员领袖们不应该参与过问。以后国会再提出类似的问题，朝廷将一概无视。 朝廷和国会这下弄僵啦，一样的僵局，也发生在各省官府和咨议局之间。 从朝廷的立场来看，不论此时的国会，还是各地的咨议局，都是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咨询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不是权力机构。大家如果真的懂宪法，懂法律，就必需要承认，朝廷的解读是正确的。 但是议员们不这么看啊，虽然从法律上说，朝廷的说法是合法的，但是俺们议员是选民选出来的，俺们有民意支持，俺们代表民意，俺们有舆论力量，俺们就是要参政，俺们就是要要求马上有真的全国议会，成立责任内阁，这是俺们所代表的民意。 1911年5月，趁着国会休会，醇亲王废除了军机处，成立了内阁。 醇亲王废军机处成立内阁这件事，让地球人看到了两点，第一，醇亲王根本没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能力和愿景；第二，醇亲王毫不掩饰他对汉人的歧视和偏见。用小百姓的话说，就是小鼻子小眼啦，不是领导一个国家的人物，你懂的。 新内阁由十三个成员组成，其中九个是满人，四个汉人。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度支大臣（财务），农工商大臣和海军大臣，都是醇亲王的亲戚，皇室宗亲，他们家亲戚全跑内阁里去了。 民政大臣，陆军大臣，司法大臣和理藩大臣，则由满人担任。 四个汉人是干嘛的呢？一个是副总理大臣，一个是副外务大臣，另外则是学务大臣和邮传大臣。 这样一个内阁，这样的一个政府，可能带领一个汉人是人口主体的宪政国家么？ 醇亲王弄出这么一个内阁，实际后果显然是激怒了各省的汉人行宪士绅。 这事情还没有结束，五月份的时候，清国朝廷又作了两件大事。收归铁路路权归国家所有，再有就是向外国银行贷款修铁路。其实我们客观地看历史，会发现，清国朝廷作的这两件事情都是利国利民的正确选择，但是哦，在那个时候作出来，汉人行宪派越看越觉得朝廷这是在出卖背叛汉人的利益，向洋人们效忠。 为了更好地理解铁路路权问题，俺们要回归一下这段历史。新的铁路，新的军队

在清国自强运动的时候，清国学习引进洋人的各项技术，在这其中，洋人的铁路，是最麻烦的一个事物。许多清国人认定了，铁路会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铁路把土地给割裂开啦，你懂的，铁路破坏了自然的韵律和节奏，清国的人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尽管在当时有些清国的学者指出来说，洋人的工业化发展，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铁路，铁路没给洋人们带来灾难。但是这种声音太微弱啦，洋人在上海所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被官府在1877年给拆毁了。
1880年的时候，李鸿章通过欺上瞒下的办法，在唐山修了一段短短的铁路，这是为了能把开平煤矿所挖掘的煤给运输出来。后来，这段铁路在1888年的时候，延伸到了天津和周边的小镇，最后再1894年，这条铁路穿过山海关，进入了满洲。
尽管许多洋人的银行家都向清国表示说，快修铁路啊，钱不是问题啊，俺们可以贷款给你们修建铁路网络啊，可是清国对于修铁路这事情，一直没有兴趣。到1896年的时候，整个清国国境内的铁路总长度，不过三百七十英里。
当时美国的铁路总长度是十八万两千英里，英国是两万一千英里，法国则是两万五千，而日本则有两千三百英里的铁路。
清国朝廷对铁路的态度在庚子拳乱中开始有了变化，朝廷当时就后悔了，如果能够有铁路的话，就可以迅速调动军队进京勤王啊。看看洋人，他们从天津到北京，不就是仗着有铁路么？
庚子拳乱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获得了修建铁路的权力。德国开始在山东修建铁路，英国则计划在长江流域修建铁路，法国开始修建从越南河内到昆明的铁路，俄罗斯则通过黑龙江修建了连接海参崴的铁路，同时根据中俄密约，又把这段铁路修成一条南北方向的分支，一直连接到旅顺。1905年，日本击败俄罗斯，获得俄罗斯在满洲南部的特权。日本开始修建从朝鲜到奉天的铁路，并且把这两条铁路合并起来成立了“南满铁路公司”。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个数据，在1896年到1899年，清国修建了280英里的铁路。
而列强开始修建铁路之后，从1900到1905年之间，清国新出现了3222英里的铁路。
清国铁路网的急速扩张，吸引了好多好多外国资本的关注。资本需要寻找投资市场嘛，你懂的。当年没有私募基金这一类的金融机构，但是洋人们成立了银行联合体，吸收资本，用于投资清国市场，主要投资方向，是铁路建设。
清国政府想修铁路，可是国库收入一大块要偿还庚子赔款啊，那当然不拒绝外国银行的贷款啦，你懂的。
清国最宏大的计划是要修通从北京到武汉的铁路，这个计划到1905年实现了。
接下来，清国要修通从武汉到广州的铁路，把北京和广州，南北连接。另一反面，则是从武汉向东修通铁路到南京再连接到上海，向西修通铁路到四川成都。法国银行则愿意贷款资助连接昆明的铁路建设，同时法国银行打算从印度支那修建铁路到广西南宁。
当清国朝廷构思这些宏大的计划的时候，清国认为自己只是向外国银行借钱，和外国的投资人，银行家在作交易，并不是和外国政府在作交易。但是清国朝廷显然是天真啦，你懂的。其实在不少的交易背后，都有着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哦，一天早上九点正，俄罗斯银行宣布，今天要出售股票啦，大家快来认购中东铁路的股票。在私人投资者还来不及取钱来买股票的时候，俄罗斯政府的代表们已经把所有股票全部都买进啦。
我们再举一个更复杂些的例子，清国政府和美国的一家银行签署了贷款协议，借钱用来修建从武汉到广州的铁路。可是这个协议本身并没有别的限制性条款，好啦，比利时国王就派出比利时的银行家出面，在二级公开市场上购买了所有这家美国银行的股票。乡亲们听明白了么？这变成比利时政府是投资人啦。
在这种背景下，民族主义又开始进一步滋生了。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一种对朝廷的不信任，一种对外国压迫的反抗，一种被统治者自己抱团保护自己的感情。从义和团爱国暴乱，到邹容的革命军，到商人的反美抗议，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元素。
具体是国族还是民族？其实更接近国族，此时并没有明确的民族啦，国族啦这些的讨论，大家就是觉得，我们都是一类人，我们的朝廷不能保护我们了，洋人在欺压我们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民间出现了“权利恢复运动”，什么是权力恢复运动呢？就是在清国人里发行股票，大家集资把钱凑起来，把铁路股权从外国银行手里给买回来。大家倒不排斥官府的股份，或者官员个人的股份，只要是铁路股权是在咱们清国手里，不在洋人手里，大家就觉得踏实啦。
大家不仅要买回来已经被洋人资本控股的铁路，还要集资兴建新的铁路，因为清国人也觉得兴修铁路的确是件好事，而且大家也能赚钱，嘿嘿。
权力恢复运动能够兴起，是因为此时已经具备了三个客观的条件，让清国人感觉心里有底气了。
\1. 此时清国人已经介入投资重工业行业，有清国人企业家所投资运营的重工业企业存在，不需要依赖洋人的企业。
\2. 海外华人社会里，存在有大批需要寻找投资方向的资本，海外华人也是清国人同胞，他们的资本，当时的清国人觉得可以完全可以接受。
\3. 通过洋学堂教育和洋人铁路公司所培训过的一代清国人铁路工程师已经出现，他们在技术能力上已经相当成熟，可以不需要洋人的指导而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清国人投资，清国的技术工程人员，清国人企业的设备，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人的铁路建设事业，开始在清国出现。从1904年到1907年，在权利恢复运动中，清国人开始计划兴修19条铁路，几乎清国各省都有项目。
权利恢复运动，是清国人爱国主义兴起的一项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各地出现了大型的群众集会，各种激情四射的演讲都出现啦，你懂的。其中最有激情，最有创意的是两个大手笔项目，第一个是把京汉铁路从外国投资银行手里买回来，第二个则是四川人打算自己投资兴建从成都到武汉的铁路。
但是在实际效果上来看，权利恢复运动所产生的爱国激情，远远大于它所吸取的真金白银的资本。尽管的确是有极少数成功的案例，比如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的确是成功修建了，但是更多的却是失败的案例。
咱们这么举一个例子吧，1905年，权利恢复运动集资六百七十五两白银，从外国投资银行手里买回了股权，然后开始兴建从武汉到广州的铁路，修了多少里铁路呢?从1905年到1909年，这段铁路修了五十里左右吧。真的哦，雷人吧？
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试图努力介入，牵头搞一个统一的修路计划。可是时代变啦，这不是张之洞想摊派就能摊派的时代啦，已经新政改革啦，你懂的。张之洞忙到最后，还是得作罢，因为各方都有各方的利益啊。
到1910年的时候，清国政府下了决心，清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迫切需要建设一个有效率的全国铁路网络。朝廷因此决定从民间投资者手里，把股权再买回来，把铁路权收归国有，统一进行铁路的规划和修建。
另一方面，朝廷觉得自己能赚到钱，当时邮传部所运营的国有铁路，那真是赚大钱的买卖啊，一年能给国库带来八百万两到九百万两的收入。当时清国的国库收入是263百万两，而支持则是296百万两，还有很大的缺口。
朝廷觉得自己修铁路，自己能赚到钱。民间修铁路，民间在赔钱。把民间投资者手里的铁路权收归国有，怎么说，都是件大家都得益的好事。
但是前面不是说过醇亲王没有政治家的素质么？不是说过他小鼻子小眼么？
他算的有些太精明了，他的顾问跟他说，那些民间投资人其实是在赔钱啊，朝廷出钱回购民间投资人的股权，那是在帮他们解套啊。醇亲王真就这么算这笔帐啦，他真就觉得，只要补偿民间当初投资的一部分，那就算对的起民间投资者啦。
醇亲王没有想清楚这整个事情，民间对朝廷的不信任，在满人内阁之后，民间更不信任朝廷。此时抛出来这个铁路国有化，而且还不足额回购，会在民间产生什么反应。 1911年五月，清国朝廷发布了铁路国有化的上谕，措辞是相当的强硬，上谕这么说的，
国家必需要有纵横四方的大铁路干线，这样才能保障国家有效的运作，保证中央的权威。可是一直以来，各地修铁路的方式都是糊里糊涂的，也没有个固定的计划。不论干线还是支线，不论民间有没有力量，民间一申请，官府就批准了。结果过去这么多年，广东收的股金已经过半，铁路却几乎没修过，四川就更搞笑，大笔的倒账，都追不回来，江西和湖北已经收钱这么多年，根本没有修过铁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现在宣布，所有清国的主干铁路都归国家所有。
接下来，清国朝廷向英美银行财团签订了贷款协议，用于兴建武汉到广州，和武汉到成都这两条铁路。
清国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在四川的股民手里激起强烈的反弹。
权力恢复运动中，四川人集资成立了“四川铁路公司”，筹得一千四百万白银的资本。这其中有七百万两用于兴修宜万铁路，这部分，清国会以换股的方式回购，经济上倒没有损失。可是公司还有七百万资本剩余啊，这里面出问题了，四川铁路公司的一个经理把公司的钱拿去上海炒股票去了，他想作股神，未遂，结果亏了三百万两。清国政府只同意把四百万两白银换成国家的保利股票，而对于亏空的那三百万两呢，清国政府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时许多清国人是这么看待铁路问题的，首先修铁路，铁路带来的收益，都是各省的权力；其次，外国资本不应该成为主导的资本进入清国的铁路事业。
朝廷宣布铁路国有化之后，各地反应剧烈，开始出现群众集会的抗议活动，大家在控诉清国政府出卖背叛大家的利益，控诉外国资本利用清国政府来清国占便宜。整个夏天，各地的股民们的怒火都没有消退，而怒火最为炽烈的地方则是四川。
四川省咨议局的领袖们和股东领袖们公开宣誓，不再对清国政府交纳任何税费，直到大家能够把铁路权力收回来。
在1910到1911年的铁路怒潮中，清国的新军士兵和军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许多的新军官兵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觉得清国政府把国家的各项资源出卖给了外国人。在一场铁路抗议集会中，一个年青的新军军官当众切去他的一根手指，以表达他对政府的愤怒和抗议。另外则有一个新军的士兵，用鲜血写了一封血书，寄给了清国的国家铁路公司，要求国家把铁路归还给各省的地方股民。
在四川，一个新军的将领下令说，所有同情反政府的保路同盟的出列，这个将军是要把所有出列的士兵和军官从军队中革除。结果是在场所有军兵都一起向前迈步，表现出了整体的团结一致，将军只好作罢。
清国新军的这些军官和士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以前在明清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明清传统里的军人，其实就是粗人，社会地位低，也没啥文化教育，国家是有意识地这么作。
可是从1850年开始，这个传统开始出现了变化。曾国藩练乡勇对抗太平军，他的作法是招募朴实的农民，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之外，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他们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
当时的清国小百姓眼里，官府军队其实和土匪是一样的事情，可是湘军却明显的不同，他们有纪律，他们有理想追求。
注重军队思想教育的传统，被李鸿章和其他的督抚们继承下来了。各地开始兴办起武备学堂，军校，引入外国教官，对军官进行文化思想的教育，这是走向现代军队的道路，已经摆脱了明清固有的军人传统。
从1901年开始，清国朝廷就决定重新组织全国的武装力量，成为一只“新军”。
到1904年，清国已经在各省都建立了当地的军队管理机构，结构下面主要有三个职能部门，第一个是管理本身的军队，第二个是后勤打杂的那些，第三个则是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在旧的管理结构下，各省的军队管理机构是向总督负责的，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体制上的安全隐患。
清国朝廷在加紧铺设全国的铁路网络的同时，也开始了军队组织结构的调整。清国把全国的军队统一编为三十六个镇，每个镇有12,500名官兵，清国要把全国36镇的450,000军队统一编制成为归中央管理调动的新式军队。
1906年，清国对兵部进行了改革，兵部大臣和两个副手，全部由满人担任。
1907年，清国朝廷又设立一个职位，叫总统，作为全国新军的总司令官，这个总统职务，也是由满人出任。
也是在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两个手握重兵的汉臣被提拔进中央军机处，这样他们就离开了他们所建立和管理多年的军队。
如果我们回归这个改革路线，我们会看到清国的军事改革是要建立中央统一指挥领导的国家，取消各地方总督统辖地方军队的旧制度。
1910年，清国朝廷任命荫昌为陆军大臣。他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满人将领，致力于推动清国军事化改革。从北京同文馆毕业之后，荫昌被国家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之后，他曾经管理过天津武备学堂。荫昌不仅说留恋的德语，他还娶了一个德国女人作妻子，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清国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大力推荐引进德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教育传统。
荫昌希望能够有意识地培养清国军人的荣誉感和纪律性，他有意识地尽量减少外国教官的数量。
成为陆军大臣之后，荫昌开始根据他的构想，统一全国的军队建设，灌输军人荣誉感和纪律性。他同时还有个大动作，他命令制订军事法律，这样军人就受军事法律管辖约束，而不再是在民事法律体系管辖之下。
从许多层面来说，清国的军事改革都是卓有成效的。清国的各战略地点都被配置了新军，包括原来由八旗军镇守的地方，八旗军已经开始慢慢消亡，旗人们开始寻找自己下一步的生活出路。
1910年到1911年，清国新军在藏区的一系列战斗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当时藏区各地出现了一系列地区在藏民王公的领导下谋求独立，他们的分离运动，得到了在北印的英国军队的支持。
清国军队奉命开始征讨这些地区，他们先是客服了艰难的地形障碍，征服了东部藏区。清国朝廷把那里建立成为一个新省，叫西康。
清军一路向藏区心脏位置进军，一直到攻占了拉萨。清国罢黜了几个拒绝和朝廷合作的藏民王公，同时开始正式在藏区驻扎军队，达赖喇嘛则出逃去了印度。
清军甚至一路南下逼近一直达到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边境，开始向英国军队施加压力，迫使英国放弃对西藏事务的干预。
这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或许会让一些满人又想起了当年威风凛凛的八旗军南征北伐的战功。
但是清国的军事体制内部依然存在着严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全国的军队还是支离破碎的，而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中央控制体系。
新军中最精锐的北洋军将领们依旧是效忠于袁世凯，而不是朝廷。而朝廷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以腿部疾病为借口，剥夺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把他赶回老家养病去了。朝廷的这个作法，并没有赢得北洋将领们的忠诚，反而让他们的心里开始有了不满。
1905年，清国废除科举之后，许多读书人选择了参军。军队不仅工资待遇高，社会地位高，而且军队还为军人们提供了一条稳定可靠的上升通道。这些有文化的年青新军官兵们，经常会参加到各地的群众集会中去，甚至参加抗议示威活动。反满的革命思想，在军队中广泛传播蔓延，有的军人加入了一些会党，有的则自己办起了组织。
新军的官兵是当时清国最为现代化，最为时尚的一群人。他们穿着的军装，是洋布洋式样的，他们使用的武器，他们的训练方式都是引用的洋人那一套。在清国的时候，大家走在路上遇到，相互打招呼，是微微一点头，然后双手抱拳作揖，这是礼节。可是新军的官兵们，那就洋派啦，他们出来见到人，不作揖，他们用洋派的军礼向平民打招呼，洋派嘛，你懂的。

1645年，满人征服明国之后，强迫所有前明国国民都必需改变发型留辫子，以作为顺服和效忠于满人统治的标记。而新军里的官兵们则开始有人把辫子盘起来藏在军帽里，甚至开始出现了一批剪掉辫子的官兵。这可是个危险的信号，乡亲们，这是公然在挑战朝廷了。大家还记得太平军么？ 1910年的时候，朝廷就知道了这些事情，但是朝廷觉得没有合适的惩教手段，能把他们怎么办？但是朝廷没有惩罚他们的同时，也没有采取别的任何措施去化解缓和这些新军士兵心里的不满和不顺服情绪。

​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从1905年到1911年，朝廷就忙着办两件大事，第一个是宪政改革，另一个则是加强对新军和铁路的建设。这些事情都导致了一个后果，清国内的不同政见者开始越来越多啦。
而且新时代，新机会多啊，新生力量也多啊，想想都激动啊，这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又是咨议局的议员们啦，又是海外留学生啦，又是新思想女性啦，又是新兴的商人阶层啦，哦，还有城市里的工人弟兄们，当然还有新军中的新思想的官兵们，所有这些新兴力量，都在向朝廷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呼吁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而且呼声越来多元化哦，有的还相互间是对立的，哈哈。
政府忙于应付招架这些要求改革的压力，屡屡力不从心，而民间的不满也就日益增长，对朝廷的不信任感在民间增长，一个全体清国百姓的集体身份认同概念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早晚会浮出水面的啦。
作为统治阶层的满人，地位是非常尴尬的，他们做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八旗军已经决定要被废弃，朝廷开始组建新军来保障安全，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朝廷缺乏对清国军事力量的控制力。
新政改革所涉及到的新学校，公共建设项目，驻外使馆，公派留学生，这些都是花费巨大的。1910年晚些时候，陆军部提交了第一份清国历史上项目明细清晰的预算报告，根据这份预算，陆军部在未来一年需要一亿零九百万两白银用于陆军建设，这其中有五千四百万两是用于新军的营运经费。这只是陆军哦，没包括清国海军的预算。这个预算报告，比上年的高出了四千万两白银，在北京召开的国会削减了三千万两的陆军预算。
整个年底预算是赤字的，清国入不抵出，没钱进行改革。这里其实是两个体系过度的困境，在清国的旧体系里，由国家提供的公关服务其实是非常少的。而现在清国要改革啦，要学洋人的国家体制啦，要有警察啦，要有学堂啦，越来这些根本不存在公关服务事业，那都是要花钱兴办的哦，你懂的。
朝廷终于开始决定要加税啦，在农业方面加税，涉及的有茶叶，酒类，盐业还有烟草；同时对海关进口口和内陆的运输也加税了；此外对全国的土地房产买卖契约开始征收特别税。
这一加税，那当然又是激怒了所有被加税的人啦，你懂的。甚至我们后人会觉得清国朝廷在办好事的，如果我们是当年的利益相关者，没准儿我们也会很生气哦。
我们举个例子，清国朝廷打算下一盘好大好大的棋，通过加税，让清国百姓少吸鸦片。其实这一招，20世纪的欧美国家都干啊，通过加税逼迫小百姓少抽烟。
清国对鸦片加税，没有遇到英国鸦片商人的反对，而是遇到了本国百姓的强烈反对。此时英国商人的鸦片早没什么市场啦，鸦片早就是清国本国产业啦。从19世纪后期开始，云南，贵州，四川，山西，浙江和福建都已经广泛种植鸦片，鸦片产业现在是一个清国内部的大产业。对种鸦片的收税，就牵连到这个产业啦，批发分销鸦片的商人们不高兴了，运输鸦片的老板们不高兴了，鸦片馆的老板们也不高兴了，这些老板们不高兴了，他们的伙计们也不高兴了，大家都靠这买卖吃饭啊，你懂的。不高兴的人物名单还没有完啊，全国抽烟片的瘾君子们，数以百万计的鸦片客，也不高兴了，这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很有钱很有影响力的士绅哦。这么多人不高兴，朝廷麻烦大啦。
更雪上加霜的是，1901年到1911年之间，长江和淮河流域又连降暴雨，洪水泛滥，数以百万亩的农田被摧毁，农作物价格飞涨，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灾难中，数以百万计的灾民逃难进了城市。
尽管这样，其实清国朝廷对国家还是能够控制的住的。
1905年之后，和之前一样，对清国朝廷最大的攻击宣传力量，都起源于居住在国外的清国人。在这些攻击清国朝廷的众多人里，他们各自又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在他们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第一个是君主立宪主义的康有为，第二个是宣扬民族主义的梁启超，第三股势力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团体，第四股势力则是孙中山所带领的革命同盟会。
在所有的清国不同政见者中，康有为是地位最为尊贵，经济条件也是最优越的。康有为是1895年的进士，他有正经的功名，而且据说他是皇帝的老师，是他一手导演推动了1898年那场戊戌变法，这都是他说的哦。
一直1911年的时候，康有为坚持不懈地呼吁清国进行改革，向日本学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抵御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他组织成立多个团体传播他的政治主张，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保皇会”和“宪政会”。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的华人富商和银行家们为他的事业捐献了剧额的资金，希望他的政治努力能够促进清国的改革进程。
1900年的时候，趁着义和团爱国暴乱的混乱局面，他曾经出钱资助过武装暴动，试图营救光绪皇帝。这次暴动失败之后，康有为再也没有资助策划过任何武装暴动。
1908年光绪皇帝去世，这一下，康有为失去了他原本效忠的主公。康有为转而支持满人对清国的统治地位，他主张建立一个现代的君主立宪国家，以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结合一体作为治国的思想体系。
但是随着反满情绪的增长和蔓延，康有为开始在华人当中的形象开始显得有些怪异啦。甚至连他原本的追随者都开始对康有为产生了不信任，有人开始追问，俺们捐献的那么多钱花在啥地方啦？
康有为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奢华的，可是他的投资能力实在是不敢令人恭维。
康有为喜欢带着一个女伴周游世界，他还曾经在巴黎住过一段日子，曾经乘坐当时时尚的热气球观赏过巴黎市景，还在瑞典海边买下了一个小岛作为避暑度假地。应该说，康有为是相当时尚，相当会享受人生的。
与他花钱的能力相比，他的投资能力却是非常拙劣的。他把巨额的金钱，像一个不成熟的赌徒一样投资在了墨西哥，结果墨西哥革命爆发之后，他的投资全部泡汤了。而他原本引以为豪的典雅古文体政论文章，在20世纪的新时代里，也开始失去了读书市场。
但是我们必需承认，康有为其实是一个蛮有想象力的作者，可以说具有狂野的想象力。
康有为私底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研究讨论大同世界的问题，他规划出一个联合的世界政府，管理着地球村，人类各种族的敌视和隔膜都消除啦，真的听起来挺美好的。康有为设计出一套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从一个人出生到他死亡，都能够得到照顾和保护。康有为说，我们每个人啊，那就是电子微粒哦，相互之间都会互动，会吸引，而且聚在一起就是一股强大的电流，能够主导一切。康有为认为应该废除一切对女人从政议政的歧视和限制，应该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对于婚姻制度，康有为认为也应该改变，婚姻应该是一个可废弃的合同，双方可以选择续约，或者中止合同。这种婚姻合同可以有多种形式哦，可以是男和男的，也可以是女和女的。。。不过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了解到康有为这些有创意的想法。
康有为拥有众多忠实的门生，其中有一个和他一道在1895年中进士的广东同乡，名字叫做梁启超。   梁启超对光绪皇帝和满人朝廷都缺乏康有为那样的忠诚度，他不排斥满人统治之外的政治解决方案。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接受了一些相当极端的思想，他一度认为，“自由的良药才是解救堕落和腐化的中国的药剂”。不过幸亏他很快从向往法国大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梁启超质疑说，1793年法国大革命，那么血腥的屠杀，一直到1870年才出现了一些成果，而这些成果还真就不是法国大革命那些追求自由的革命者们所期盼的。如果我们中国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去追求自由，过了七十年后是什么结果，我们知道么?就算我们真的得到了我们要追求的自由，那么我们祖先的传统又到那里去了呢？
梁启超另外的一个担心则是，他认为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承担民主的责任。他的悲观思想，在他游历北美之后更为强烈了。他见到在美国那样一个民主社会里，唐人街里的许多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和大环境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怯弱而且不守规矩，整个唐人街的社会情况都令人担忧。
梁启超在群众集会上开始展现他的激情演讲，在报纸上写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文章。他鼓吹要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他驳斥孙中山等仇满的革命党说，革命党煽动的种族仇恨是错误的，满人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在行宪之后就会消除，全体中华民族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不再有满人这样的特权者。
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国家，应该包括了各族人民的力量，包括了妇女的力量。中华民族必需发展出一个有知识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可以通过严酷的教导培训来培养形成。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有一个积极主动而团结的公民社会，梁启超说，中国需要有一批有着铁的纪律和意志的领袖来管理中国人，以带领中国走出软弱。梁启超心目中的模仿领袖人物是斯巴达的领袖来古格士，或者英国的克伦威尔。在这个阶段，中国必须抛弃卢梭，或者华盛顿那一类的人物。但是，梁启超并不认同克伦威尔杀害英国国王的行为，梁启超进而歌颂君主立宪制度的好处，他认为君主立宪的国体和有铁的意志的强力领袖，将把中国带进一个经济和国力一起发展的时代。
梁启超的政治理念，通过小说，话剧，散文，政论等各种形式在读者中间广为流传，不论在国外还是在清国内部，梁启超的作品都有着广大的读者市场。而他的主张，恰恰让许多读者对看起来文弱的清国朝廷失去了信心，这样的朝廷能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么？
比梁启超激进的多的，但是影响力却小的多的，同时语言表达能力上也有欠缺的，则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那个年代欧洲时兴的风潮，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的不同应用层面上的分支流派。
1883年马克思去世，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他死去而是在欧洲各地蔓延。
1889年的时候，一群来自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政党，商会，工会在布鲁塞尔联合组成了第二国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国际留给中国现代化历史最直接的印记，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国际妇女节”。
第二国际并不排斥议会民主路线，但是同时，第二国际也密切关注世界各地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希望能寻找到机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第二国际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
中文出版物里第一次出现马克思主义是在1899年，文章是这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穷人将通过不断的罢工和富人作斗争，马克思相信富人的权力将跨越国界遍布五大洲。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被错误地当作了一个英国人。
失败的1905年俄罗斯革命，激励了一些清国人，他们把沙皇和清国的皇帝作了类比，觉得两国的情况非常的类似，他们更进一步地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
几个清国人开始阅读学习日本1899年出版的“现代社会主义”这本书，并且有人把这本日文书又翻译成了中文。翻译者说，马克思通过有深度的学术能力和仔细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经济基础理论，工人阶级将赢得社会主义，并且得到大众雷霆般的欢呼和支持。
1906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部分被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节选内容，文字相对诗意化些，不像德文版和英文版那么具有暴力的震撼性。
马克思的著名的总结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他们赢得的是整个世界。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在当时的中文版中被翻译作“整个世界将属于平民，欢快的乐声将传到最深的水泉。啊！来吧！各地的人们啊，你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翻译作“平民”，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在清国的时候，如果使用工人这个词，会把大批不在工厂里工作的雇员和农民排除了。而使用平民这个词，在当时清国的语言环境里，就包括了所有这些人。在日文的共产党宣言里，这个词，也是翻译作“平民”。
1906年，日本社会党成立，这是日本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更多的清国留学生开始关注到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出现自己的社会主义政党，是要到1911年的事情啦。
1907年，清国学者江亢虎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江亢虎本人是学者，他可以阅读日文，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他也曾经作过袁世凯的教育顾问。1909年的时候，江亢虎去布鲁塞尔参加了第二国际代表大会。
另外有一些清国人则选择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尤其是俄罗斯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理论，这两个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是批判整个现行的国家政府概念和政府体系，他们认为现行体系的政府压制了个体的角色，压制了文化转型进化的力量，他们强调社会民众参与整个革命进程。
1906年，一群在巴黎的清国人成立了新世界社，并开始出版他们自己的刊物，新世纪周刊。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和孙中山的同盟会有联系的，其中包括有1903年在上海苏报上破口大骂慈禧太后作“娼妓淫妇”的吴稚晖。
不过他们比孙中山幸运的多，他们金钱上倒过的去，因为他们中间有个人有自己的买卖，一家酱油厂和一家茶餐厅。这批清国的无政府主义也有他们自己宏大的愿景，废弃一切政治权威，废弃一切军队，废弃所有法律，废弃阶层界限，废弃私人财产和资本。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推进革命，追求他们的理想，写宣传文章，群众集会，罢工，抵制，大规模暴动和暗杀行动，他们已经从传统道德的约束中解放了自己。
几乎同一时期，在东京也出现了一批清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追随的是另外一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托尔斯泰。这批人致力于改变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困境，他们有着反现代主义的思想，向往农耕田园社会，托尔斯泰的粉丝嘛。他们也在非常严肃认真地追求着他们的理想，他们看重农民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他们讨论的话题还有在乡村建立公社，让大家过上没有压迫的好日子，还讨论有没有可能把现代工业吸收进农业乡村文明社会里来。
最后我们要谈到孙中山啦。
1905年的时候，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名义上的领袖，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聚集到一起，结成了同盟。但是同盟会事实上是个非常复杂的大杂烩，有会党的弟兄们，也有广东的留学生，也有江浙的留学生，也有湖北湖南的留学生，大家各有自己的组织，又各有各自的革命理想路线。
有的人要通过恐怖活动的方式来达到革命成功，暗杀啊，日本好多天诛的爱国义士的感人故事激励着他们。
大部分人则不认同这种做法，而坚持要通过武装暴动的方式进行革命，直到建立共和国。
汪精卫则告诉大家，坚持暴动的革命同志是可敬的，他们在行恒德；坚持暗杀的革命同志也是可敬的，他们在行烈德。
但是他们都认为满人是个邪恶的民族，他们自己是皇汉民族。他们的民族，是人种，而不是梁启超说中华民族的民族概念。
今晚到处为止，亲们晚安，明天再发。

他们都追求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遭受到了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迫。 同盟会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开始使用“封建社会”，“封建传统”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概念。他们希望通过革命，不但能够使中国摆脱封建传统的枷锁，而且能够避免欧洲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境和问题。 同盟会中还有许多进步女青年，她们则有着要在革命成功后的新中国里解放妇女的理想和各种具体主张。 孙中山本人和清国南方的会党弟兄们有着非常铁的关，在早期的革命事业中得到会党的大力支持。 而他自己也在1904年，加入了夏威夷的致公堂，并成为地位尊贵的红棍。 有了这个江湖地位，孙中山在加拿大和美国行走更为方便，致公堂在北美华人社区里，那是相当有影响力的。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里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民主义，在文章里，孙中山说，欧洲历史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经历了三个社会阶段的进化，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到民生主义。 后世的我们虽然知道这是孙中山对欧洲历史的错误阶段，但是孙中山社会进化的历史观，是明显的。他的这种社会进步的历史观是来自社会进化论理论么？还是。。。？ 孙中山当时提出的三民主义，第一个是民族主义，其实是邹容的种族主义，皇汉人种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第二个是民权主义，这个也好理解，孙中山是要追求法国式的无君主民权国家。可是第三个民生主义是什么？孙中山并没有明确说明，只是充满激情地预言说，二十世纪，将是民生主义获得胜利的时代。 孙中山说，中国革命，可以把三个主义通过一次革命完成，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步到位，如此一来，中国反而要超过还在追求民生主要革命的欧洲。 那么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 1905年，孙中山拜访了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孙中山对第二国际说，他的政党也是社会主义党，他希望他的政党能成为第二国际的会员。 一家比利时当地报纸是这么报道的，孙中山说他希望支拿可以引入欧洲的生产模式和工业机械，但是却可以避免欧洲生产模式的弊端。支拿将绕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需要过渡，直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比利时的报纸这么评论的，他们接受我们文明的好处，却不愿意成为我们文明的受害者。 成为红棍之后，孙中山在会党社会里有了正式的名分和地位，革命党人开始收纳整合各地会党进入洪门体系，从此开始了“洪门一大片”的时代。 会党弟兄们都归入了有着“反清复明”光荣传统的洪门之下，兄弟们刀架脖，喝鸡血，跨火盆，肃穆庄严地宣誓投身于反清革命事业。 从1906年到1908年，同盟会至少发动了其次的反政府武装暴动，其中有三次是在广东，孙中山对广东各会党的影响力是最强的，另外四次则是在湖南，云南，安徽和广西。 这些暴动都是共同的模式发展的，革命党复杂出钱和策划，会党弟兄们负责出人出力。这些革命暴动都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戏剧性问题，会党弟兄们也缺乏组织性和真正的战斗力，每次都被清国政府轻易地平定了。革命党人内部开始有人对暴力革命途径出现了悲观的看法，梁启超也在报纸上嘲笑这些革命党人说，你们都是远距离革命家啊，躲得老远，忽悠那些会党弟兄们去卖命。 汪精卫挺身而出，他决定干一票大的，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挽回革命党人的信心，回击梁启超这些人的嘲讽。 1910年3月，汪精卫和黄复生等革命同志决定进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行前，汪精卫写下了致南洋同志书，表明了自己有去无回的必死觉悟。 3月31日，汪精卫他们在埋炸弹的时候被人举报，革命党人被当局捕获。审问他们的是肃亲王，肃亲王觉得他们都是年青人，人品才学都值得尊敬，因此向朝廷求情，免了他们的死罪改判终身监禁。 尽管这些暴动都被清国镇压平定，但是孙中山一直坚韧不止地推动着他的革命事业，孙中山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他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随着反满仇满思想的蔓延，原本追随支持康有为的海外华人也开始逐步转而支持孙中山，他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起来，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有许多人给孙中山实物，这些实物礼物被收集在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孙中山的住所，在这些地方，有富裕的华人坚定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另外有一个有创意的融资手段，他发行债券，承诺将来他在中国建立政权之后，这些债券可以获得十倍的投资回报。孙中山或许没有意识到，一百年前，林清也使用过这样的融资手段，策划他的天理教造反。 虽然孙中山的组织计划能力并不高明，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思想体系，并且遭遇了许多失败，但是他的精力，他的说服力，他的坚持不懈，他的反满仇满主张，都使得他的革命事业获得越来越多海外华人的支持。 1911年夏天的时候，同盟会所发展的会员已经接近一万人，当初1905年创立的时候，只有四百人左右。这其中的许多人是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他们由孙中山本人或者孙的革命同志发展加入同盟会。 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有的回到故乡组织秘密的会党组织策划反政府武装暴动，有的则成为各省咨议局的议员或者士绅商人的领袖，也有的则加入新军成为军官或者士兵。所有这些有着反满革命思想的留学生，都在正当职业的掩护下，发展壮大着他们的反满革命思想。他们的反满革命思想主张，是道义上听起来正当的诉求，也有物质利益上的吸引力。 愤怒，仇恨，挫折感，梦想，还有真金白银的金钱利益，所有这几个因素混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是一个炸弹，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

​ 清国亡国

引发清国亡国的一系列事件的起因，是1911年10月9日，汉口一颗误爆的炸弹。这次爆炸事件原本可以只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很快就会被社会遗忘，但是因为立宪运动，保路运动，新军里的不满，社会的反满情绪还有外国的压迫，这几个因素交织的存在，使得这个爆炸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
至少从1904年开始，一群激进的清国青年，其中不少是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就开始在汉口和武昌组织了许多革命小组。汉口，武昌和汉阳构成了武汉三镇，这里有数目众多的产业工人，长江的船民，现代学校里的学生，新军的士兵，和清国政府的职员，这些人群是新思想，激进思想滋生的群体。
革命者的长远革命目标是推翻满人统治以“雪国耻”，“恢复中华”。他们的短期目标则是在新军内渗透，同时和这个区域势力大的秘密会党建立合作联系。他们以读书会和兄弟会的组织形式作掩护，秘密发展他们的同志。
一但当局查获其中一个组织，革命党人就会放弃这个组织，过后另外用一个新的名字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到1911年秋天的时候，武汉三镇的新军中已经有五千到六千的官兵加入了这些革命组织，他们的人数占到了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1911年10月9日，当一群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里制作炸弹的时候，一颗炸弹爆炸了。和早年上海的反清革命者一样，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租界可以为他们提供保护，可是这一次的爆炸规模太大，当地清国政府介入调查了。
爆炸发生后，负伤的革命党被他的同志们送去医院急救，而清国当局则搜查了革命党人的总部，并捕获了三名革命党，这三人被立即处决了。清国当局同时还查获了革命党人的名册，有新军，也有其他会党成员。 革命党人开始担心了，如果不立刻发动暴动，官府会按照名册把所有革命党都抓捕，许多人都会被处死。
1911年10月10日凌晨，武昌第八工程营发生了哗变，哗变军人们夺取了军械库，城外的运输营和炮兵营也加入了他们，哗变的规模开始迅速扩大。哗变的军人们到当天夜里已经攻占了多处要塞，并且又有三个团的军人加入进来。
满人湖广总督和汉人镇统制都试图召集忠于国家的军人们进行抵抗，最终都失败了，他们分别逃出了城。
10月11日，长江对岸的汉阳也发生了暴动，革命党人占据了城市，新军第一营也加入他们的叛乱，占据了汉阳兵工厂和铁厂。
10月12日，汉口的新军发动叛乱，占据了城市。
此时占据的武汉的叛乱军人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他们原本熟悉的革命领袖们，在10月9日之后，都已经逃离了城市，逃的找不到了。
哗变军人们中间找不到合适的领袖，他们能找到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也不够作领袖资格的，这下麻烦了啊。作领袖首脑，是需要有资格的，低下的人能服，自己也有能力管理，一堆哗变军人里的下级军官，是缺乏这样的才干的。
他们找到了湖南咨议局的议长，希望他能作首领，议长一口回绝了，带头造反，这还是风险挺大的事情，会掉脑袋的啊。
武昌哗变的军人们最后找到了湖北新军的一个协统黎元洪作他们的首脑，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黎元洪本人并不是革命党，他是被哗变军人们用枪逼迫着作的都督。
但是武昌叛乱的军人们所推举的这个黎元洪都督其实是非常合适的人选，黎元洪本人在新军中名声不错，军人们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黎元洪自己也参与过保路运动的抗争，省咨议局的领袖们也喜欢他，咨议局的议员领袖们说，愿意为黎都督带领的湖北军政府效力；黎元洪本人还会说英语，这使得他和外国人交涉便利，确保列强不介入干涉这场清国军人发动的叛乱。
黎元洪成为军政府都督，避免了武昌发生族群屠杀的惨剧。当时有革命党要组织屠杀城内的满人，黎元洪说，不可以滥杀旗人啊，革命是文明的，顾某人这么胡闹瞎搞，是野蛮的，我是不同意的。
清国朝廷对这次叛乱迅速作出了反应，朝廷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叛乱。
在这个危难的乱局里，朝廷意识到了袁世凯的才干能力，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朝廷认为，袁世凯对于北洋军有驾驭能力，只有他能够率领军队平定南方的叛乱。朝廷此时也顾不得面子啦，1910年的时候，是朝廷把袁世凯赶回老家养病的，现在又要把他请回来。
但是袁世凯是非常精明的人，他推辞掉了朝廷给他的军事总指挥官的命令，身体不好嘛，没有能力嘛，反正理由可以找的嘛，他在等待时局的发展。
事态发展的迅速程度超出了任何人，任何政治组织的控制。
1911年10月22日，陕西和湖南的新军发生哗变。在陕西的省府西安，大批的满人遭到灭绝性的屠杀，在长沙，忠于清国的军队将领们被杀害。在这两省发生军人叛乱之后，当地的咨议局都宣布他们支持革命。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又有三个省造反了。在山西太原，巡抚和他的家人被革命党杀害，省议会加入了当地新军的叛乱。在江西，商人，学生，教师，议员和新军军官们组成了联盟，宣布江西脱离清国朝廷管理，实行自治。在西南的云南省，军校的教官们和新军联合发动了叛乱，不过云南的叛乱，在各地的革命党人叛乱中表现的相对文明些。蔡锷等人率领新军叛变之后，抓获了云贵总督，然后把总督礼送出境。
铁路的重要性此时完全显现出来了，朝廷在使用京汉铁路往南方运送军队去镇压武昌的叛乱，而山西的叛军则通过铁路南下，狙击干扰南下的北洋军队和军需运输。
到10月底的时候，军中出现了公然抗命的现象。朝廷命令北方的新军加速南下镇压叛乱，而十二个将领则联名通电朝廷，拒绝执行命令并且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是，
\1. 一年只能成立国家议会。
\2. 议会选举产生一名总理大臣，由皇帝追认。
\3. 取消皇帝的死刑最终裁决权。
\4. 大赦所有政治犯人。
\5. 禁止满人皇亲成为内阁大臣。
\6. 所有国际条约必需首先通过议会的审核，然后才能送交皇帝批准。
清国朝廷在一周之内就答应了几乎所有要求。
1911年11月8日，北京的全国议会选举袁世凯成为清国总理大臣。
1911年11月11日，朝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并且下令袁世凯组阁。
袁世凯接受了任命，开始组阁，重要职位上他都安排了他的追随者。
目前时局的发展是向着康有为他们所追求的君主立宪道路发展的，清国演变成为一个满人皇帝的君主立宪国家。这可不是孙中山和众多革命党所追求的道路，孙中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君王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说这叫共和国。
但是此时革命党的军事力量是很薄弱的，而孙中山本人当武昌叛乱发生的时候，正在美国为他的革命事业筹款融资。
孙中山在去堪萨斯城的路上，在丹佛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昌军人叛乱的新闻。孙中山作出了他的决定，他认为欧洲列强的中立不干涉，是最关键的。孙中山立刻从美国赶往伦敦和巴黎，游说两国政府，他的努力还真的取得了一个效果，英国同意暂停向清国继续提供大额贷款。
整个十一月，袁世凯导演了一出精致的权力平衡戏剧，他利用他所控制的北洋军，对清国朝廷和革命党双方施加压力。
清国的军队一路向南突破，一直到攻占了汉口和汉阳才停了下来，长江南岸的武昌则继续在革命党的控制之下。
同盟会的革命党事业赢得了广大民众惊人的支持和拥护，同盟会的革命党领袖们迅速发展扩大了他们的组织，并且在三个省的革命叛乱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11年11月3日，江苏宣布脱离清国统治而独立。
1911年11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
1911年11月13日，山东宣布独立。
同盟会革命党人也积极参与了其他各省的革命叛乱，他们和其他的反清势力一起合作，这些地方的领袖人物有的是新军将领，有的是各省议会领袖，也有的是当地的富商，当然，会党领袖也起来造反了。
1911年12月，忠于朝廷的清军的在南京，经过激烈的奋战之后，败退出城，南京沦陷。南京的失陷对清国朝廷的打击是沉重的，在14世纪的时候，南京曾经是中国的首都，在清国的各地城市中，南京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义。革命党人占据了南京这个事实，让许多人回想起了1645年福王的南明政权，也想到了1853年的太平天国。南京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革命同盟会的中心据点，同盟会要从这里，号召全国各地参加他们的革命叛乱事业。
到1911年12月底，只有直隶，山东，河南和东北三省还效忠于朝廷，其中的山东是在12月宣布取消独立，继续效忠于朝廷。其余所有各省都已经通电独立，脱离清国统治。
溥仪皇帝此时只是个五岁的小娃娃，他的母亲被迫走上谈判的前台，她希望袁世凯能够作为总理大臣管理清国，现任摄政王辞职交出权柄，而宣统小皇帝则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继续保留皇位。可是许多已经独立的省份认为，这样的安排，又会回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时代，他们拒绝接受。
从1911年11月开始，袁世凯就已经开始和南方的独立各省开始谈判解决南北分裂对峙的问题。袁世凯分别致信黎元洪和黄兴，并且请英国公使作为居中调停人开始谈判。
1911年12月18日，袁世凯委任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到达上海租界开始谈判，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内谈判结束内战恢复中国统一的和平解决方案，与会的还有英，法，德，日，美，俄六国驻沪总领事。双方很快就确定了和平解决为原则的共识，同时都认同共和政体，都承认将召开国会以讨论解决国体。但是双方在国民议会的召开地点，时间，组成结构等具体细节问题上出现了纠纷和争执，当天没能取得一致。
1911年12月20日，南北和谈代表继续谈判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北洋军中的将领段祺瑞见到同盟会的黄兴似乎势力开始崛起。段祺瑞也派出了私人代表和黄兴谈判。双方达成了五点共识，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1911年12月28日，袁世凯率领内阁大臣们上奏，请求召开临时国会决定国体。朝廷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隆裕太后终于颁布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清国皇帝要退位啦，裕隆太后含泪发布了命令，她所能期望的，只是未来的国家，能够信守承诺，善待她的家庭。 12月29日，南北议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和“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个提案，双方代表达成了多项一致，其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12月31日，北方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签署了和平协议。协议订明，袁世凯支持清国皇帝退位，南方各省拥立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大会决以国体。 这事情进展的看上去挺顺利的，可是又出现了波折，因为孙中山出现了。 1911年圣诞节的时候，孙中山从法国走海路回到了上海。同盟会的革命领袖们对于袁世凯被推选为大总统表示不满，宋教仁，黄兴和陈其美在上海哈同花园宴请孙中山，酒席上革命领袖们决定了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的行动计划，有造舆论声势的，有拉议员的。 1911年12月27日夜里，黄兴，宋教仁在南京集合了来自各省代表开会，决定成立政府，国体使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决定使用基督教的教历作为中华民国历法，实行七天一礼拜，取代清国的十日一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通电全国各省，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从此不再使用帝制时代的年号。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从此改用公历。 也在这一天，孙中山发了封电报给袁世凯，电报中承认南方的军事力量弱小，孙中山同时宣称，我现在接受这个职务只是为了等待你的到来，我希望你能尽快决定接受我的邀请。 这一下搞笑了，南北和谈搞了半天都是无意义的，如果不能说是骗局的话。 中国现在在南方出现了一个有总统的共和国，同时在北方则仍旧有着一位满人的皇帝。 中华民国从1911年1月11日开始，连续三次催促西方各国承认，没有收到一个国家的一个字的回复。西方各国估计是被雷到了，这是啥情况？南北双方不是在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么？突然冒出来一个总统？还出现了一个国家？不是说要通过国会议定国体么？ 现在南北一边一国的情况陷入了僵局，南北的紧张对立在加剧。在北京，开始出现一系列针对袁世凯和满人亲贵王公和将军的暗杀行动，袁世凯本人也险些遇害。 一月底，一颗炸弹夺取了良弼的生命。良弼是立宪派的大臣，宗社党的领袖人物。在他的训练和治理下，朝廷的禁卫军成为一只精锐部队。这一系列的恐怖暗杀行为据信都是同盟会革命党人的作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终于出现了，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率领四十四位北洋高级将领联名致电北京内阁，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不然的话，他们将率领北洋大军入京。这是军人干预政治啦，北洋军在展现枪杆子的力量。 在恐惧和惊慌中，裕隆太后和她的亲信们开始和袁世凯进行了协商，最后她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了承诺和保障。 袁世凯和南方的政府一致达成了对清国末代皇帝的优待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 皇帝退位之后，尊号任然保存不变。 \2. 皇帝及其家庭继续居住在北京禁城之内，紫禁城内的一切财产归皇帝所有。 \3. 皇帝每年将从共和国获得四百万元的年金。 \4. 共和国承诺保护皇帝的宗庙和祖先陵寝。 1912年2月12日，朝廷宣布溥仪皇帝退位。 清国朝廷并不承认在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个合法的政权，皇帝宣布退位的同时，最后一次授予袁世凯如下的命令，授予袁世凯一切权柄，组织成立一个临时的共和国政府，恢复中国的统一。 就这样，两百六十多年历史的清国亡国。 几乎从来没有什么管理自己的经验和制度的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了一个时代。中国人面临着一个危险而陌生的世界，中国人民也有着无穷的想象力，怀着各样的憧憬和希望，中国人进入了共和国时代。

乡亲们，本文到此告一段落。哥有空高兴了，会再写写，嘿嘿。
在点击不到20万之前，认真觉得没必要再写啦。
反正中国从此越混越惨。
清国的时候，朝廷处死了一个办报纸的，因为他泄露了国家机密，把中俄密约给泄露了。
所谓北洋时代，那其实是正统哦，如果懂法律的会明白的啦。。。
所谓民国时代，。。。。
清国的时候，最大的灾难发生在太平天国。。死了好多好多农民
民国的时候，最大的灾难发生在1942年。。。死了好多好多农民，还有1945年之后的内战，死了更多更多。。。。
到了某国的时候。。。。。
中国人的道路，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
像梁启超预言的那样，开始进入下层社会，越混越下层。。。。

1911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国土和社会状况 在我们进入中华民国时期之前，还是遵循本文的程序，回顾总结一下在1911年的时候的中国概况，依旧是从政权，国土和百姓三方面进行讲述。

​ 政治制度

​ 清国末年慈禧太后所开始的新政改革，涉及到行政，立法，司法，议会，教育，法律，和军事，各个方面，是一个激进而全面的学习照搬西方模式的社会改革。 ​ 清国以当时的日本宪法为蓝本，在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确立三权分立原则，明确清国臣民具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选举和被选举权利，以及议院法要领和选举法要领。如果以现代的人权概念对清国的宪法大纲进行批判，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和当时的日本宪法一样，根据宪法，臣民的权利，是皇帝所赋予的。那么在法律逻辑上来说，皇帝有赋予的权力，就一样有收回的权柄。 ​ 我们可以比照一下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就会发现其中的明显不同。 ​ 英国大宪章并没有“赋予”英国自由民任何权利，只是“重申”，“明确”，用明示的法律条文，把本已存在于传统里的自由民和英国教会的权利，表达出来。 ​ 这其中的关键性区别，不要说当时的清国皇帝没有这些概念，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没有。在许多年后的中国，依然有许多知识份子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权利是来源于法律的“赋予”。对民众权利来源的误解，或许是因着东方文明传统中关于个体价值的缺失。但是至少可以值得肯定的是，清国的宪法，已经为清国臣民们列明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公民权利。 ​ 到1909年10月，中国各省都已经成立了议会，当选的议员多为各地的士绅阶层和新兴的企业主商人，其政治主张多为立宪派路线。 ​ 1908年1月，清国朝廷颁布城镇乡和府厅州上下两级自治章程，以日本的地方自治为蓝本，开始在中国各省筹办地方自治。到1909年，各省已经完成各级选举，开始成立城镇乡自治公所。到清国亡国之前，各省已经建立了府厅州自治公所。 ​ 在现代法律的制订方面，清国政府得到了日本顾问的帮助，而日本的民法和刑法，则基本是以欧陆法律体系为蓝本，尤其是当时的德国法律，因此我们会看到，清国的民法和刑法，在条文形式上，具有鲜明的德国法律传统。从1902年开始，到清国灭亡之前，新的“公司律”，“破产律”，法院组织法，“大清新刑律”等现代标准的法律，已经颁布。现代的个人法律责任概念，被引入了清国法律，连坐制度从此在法律上被废除。 ​ 接下来是引入了各层议会制度，在中央召开全国资政院，在各省市县则建立则召开各级议会，到1909年10月，中国各省的咨议局都已经成立。 ​ 我们看到现在，会发现司法独立这个现代民主国家制度的缺失。在1906年9月，清国朝廷颁布的新官制改革中，已经明确了司法独立，并且计划试办新型的司法体系。 ​ 根据清国的新政，中央的资政院和各地各级咨议局，在决议政府预算，决算，税收，法典方面具有监督权和立法权。 ​ 对清国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除了各级议会，更有民间组织和报刊。 ​ 清国新政改革中，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赋予各地的商会组织以“法团”地位，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如此一来，原本在各地官员管辖之下的商会，公会，成为在法律地位上并不隶属于各地政府的法团。明清两朝地方官员向富商们摊派的陋习，在制度上，是行不通了。 ​ 清国末年报业的兴盛，则是直接得益于清国的官府。报纸本是西洋文明的产物，在晚清新政之前，中国只是在上海租界里有相对繁荣的民间报业。而清国行宪的新政改革开始之后，尤其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后，朝廷认为海纳百川，广开言路，是开明的政策，不仅大力鼓励民间办报，甚至把辖区内的报纸媒体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依据。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报纸出现了井喷，而为了维持开明的政府形象，也为了提升自己的考核，各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内的报纸普遍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立场。 ​ 1908年，清国颁布了“大清报律”，试图规范管理清国的报刊媒体市场，这个报律一出，遭到举国报业的怒骂和联合抵制，其中最为报业所诟病的是报纸刊发前一天午夜十二点之前，必需将报样送交地方警署，这虽然不是真正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却已经激怒了当时的报业人士。清国民政部被迫将“大清报律”交送资政院审议，并且于1911年1月，颁布了修改之后的“钦定报律”。 ​ 清国报律对报业从业人员最严厉的法律处罚，无非就是罚款和查封报馆。而违法行为主要分为以下五大类，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皇室和违反报律。 ​ 值得注意的是，民政部和巡警厅及各地下属部门负责检查监督报业，但是他们并没有查处的职权，他们必须把相关报纸的违法事实，提交审判厅，由法院依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裁决审判。 ​ 根据清国的法律，报纸是注册登记制度，也就是说，无需官府审批。年满二十岁的清国国民，没有精神疾病，并且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就可以到官府登记，创办报纸，这个注册登记流程，需要二十天的时间。 ​ 从此之后，中国的报业再也没有过注册登记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审查批准制度，也就是说，要办报纸，必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1930年，中华民国曾经颁布过注册登记制度的“出版法”，但是到了1931年，注册登记制度就又被废除，成为审查批准制度。 ​ 不论是1908年的“大清报律”还是1911年的“钦定报律”，都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至今为止最为宽松，最接近现代民主国家的报业法律。 ​ 清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则一样是全盘照搬的当时的西方体系。 ​ 清国的学校可以分成三个体系，其主干是从幼儿园开始的通识学校体系，依次是蒙养，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和四年制的高等小学。九年制的小学毕业之后，学生将面临三个学业方向。第一个是实业学校，这类似欧洲盛行的职业技工学校，第二个是师范学校，第三个则是进入普通中学，完成五年制的中学之后。最后则是高等教育，大学。 ​ 清国所兴办的国立新式学校，并没有国家统一编订的教材。 ​ 早在1898年，就有大臣要求由官府统一编订教材，用于各地官办学堂。但是这种国定制遭到了张之洞等大臣的反对，张之洞上书朝廷，建议学习日本文部省的作法，实现检定制度，也就是说，允许民间编著，翻译教科书。张之洞的主张得到了严复，梁启超等体制内外学者的支持。申报更是发表社论，呼吁民间自由编著教科书。社论称，“凡事以比较而有竞争，以竞争而有进步”。如果清国的国立学校都使用统一的官订教材，那么就不能出现优良的教材，因为缺乏比较和竞争。最终清国朝廷采用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允许民间自由编著教材，由学部审定通过，由各地学校自己选择使用。 ​ 但是清国新型学校所面临的最大两个问题，一是教师的缺乏，二是教材的缺乏。不得已的情况下，有的学校只能直接使用外国的教材。比如当时北京的八旗子弟学堂，就选用的是美国中学课本作为教科书。 ​ 清国官府一直在努力编纂出优秀的各级教材，承担这个工作的主要是清国学部的图书编译局和京师大学堂。从1905年到1910年，清国学部总共编译了国文，算术，修身等课程的一百多部教材，但是却一直遭到民间舆论的嘲讽和批判，指责这些教材水平不够。 ​ 真正赢得教科书市场的是上海的商务书局，从1904年到清国灭亡，除了教会学校之外，清国国立和民办学校的百分八十市场份额，是被商务书局所占据，位居其后的则是文明书局。晚清的的各项新政改革，是完全造搬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各项制度，立宪民主道路，成为了当时清国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主流共识。 ​ 作为对朝廷新政行宪路线的呼应，民间出现了众多的立宪团体，积极学习普及西方的宪法概念，民主制度，并以发表文章，请愿，通电等方式与朝廷互动，参与到清国的新政改革中。 ​ 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立宪团体主要有三个，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张謇和郑孝胥在1906年所创办的预备立宪公会，这是一个政治态度温和的标准立宪团体，其创办宗旨是“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 第二个则是梁启超于1907年在日本所创办的政党性质的政闻社，其政治纲领为四条，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梁启超为争取获得清国朝廷的谅解，特作声明“其对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 第三个则是杨度与熊范舆在1907年创办的宪政公会，这个组织在两湖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势力。 ​ 除这三个团体之外，另有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等近八十个立宪团体遍布清国各地。

​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大论战

晚清新政中，清国向日本派遣了大批公费留学生。李鸿章所指导的自强运动时代，清国公费留学生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和工程技术，段祺瑞，黎元洪这一批将领就是自强运动时代的留学生。而晚清时候的公费留学生，则开始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的政治学，法学，医学，军事各门学问。因为清国急于需要掌握西方学问的人才，日本的一些大学专门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设了两年制的速成班。
当清国朝廷上下，体制内外的知识阶层们紧锣密鼓地以跑步的方式追求宪政民主的时候，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一如既往地主张必需暴力革命，推翻清国朝廷。
同盟会的报纸“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作“民报”之后的首期报纸，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民主义”，分别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族国家。在此时，孙中山的汉民族，是使用的邹容的汉人种，汉种族的定义。也就是说，西方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里，是一个种族，一个国家。
孙中山宣称，汉民族向满民族复仇，是正当的。此时大批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的小册子已经从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中流传，并已经传回了清国本土。
孙中山更宣称，汉民族向满民族的复仇，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概念，必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可以。
其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只是当时西方的某些思想家的主张，更和民主与否绝对无关。
种族，民族，国族，这三个源自于西方的概念，此时早已经传到日本。种族是基于生理特质所作的人类族群划分，民族是基于宗教文化习俗所作的族群划分，国族是基于法律国籍所作的族群划分，这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已经是常识。
为什么孙中山那么确定地说，汉民族是人种概念呢？
汉民族是人种概念，这倒不是孙中山的原创，而是邹容的革命军中的内容。
我们或许可以解释成为，邹容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听说了民族，人种这些新名词，就想当然地搞混了。
我们甚至可以解释说，孙中山本人，虽然此时到处以多年美国留学的“孙逸仙博士”对外宣传。但是事实上，孙中山并没有真正接受过西方的政治学教育，也不清楚这些新传来的西方概念。
但是同盟会内，绝对不是这个情况，同盟会里不乏在日本大学速成班里求学的留学生。在汪精卫著名的“民族的国家”里，所引用的一些德国和日本学者的书籍里，是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民族，人种，国族这些概念的。但是就连汪精卫，都言之凿凿地说，“民族就是种族”，并且还居然搬出美国学者和德国学者的名字，说这是西方大学者的解释，显然汪精卫要么根本没看过他所引用的书籍，要么是在说谎。
为什么革命党人要故意把民族说成是人种概念呢？
因为在当时的清国，如果以文化习俗去划分满人和汉人，那是无法划分的。不仅是汉军旗的满人，文化习俗和大批汉人无法区分，就算是在满军旗和蒙军旗里，也一样大批儒家文化的追随者。
理学大师曾国藩在官场名分上算是穆彰阿的门生，但是在学术上，他则是拜在倭仁大学士的门下，理学大学问家倭仁如果都不是儒家文化的，清国估计找不出儒家文化的追随者啦。
之所以会出现无法用文化区分满人和汉人的情况，重要的成因是，旧中国历史传统里，并没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塑造影响文化的一个因素，宗教，在中国历史，是缺失的。旧中国历代皇朝并不强行规定，或者禁止民间的宗教信仰。这是和欧洲历史的一个根本性不同。
说满人和汉人文化不同，显然说不通，因为当时的清国人看不到不同。
说满人和汉人是不同的人种，倒真的可以忽悠的过去。因为旧中国的医学，还真没这些概念，没办法辨别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就算汉军旗的，因为不和汉人通婚，和满人通婚，年代久了，也就不同人种啦。
邹容就是光荣而自豪地宣称，俺们皇汉民族，清清白白，没有被满人玷污。
此时清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制度，已经是普遍性地仰慕和崇拜。就算最固执坚定地深信，儒家文化不见得就是野蛮愚昧的儒士们，也缺乏了抗辩的底气。
在中国的儒家文化再一次恢复起自我辩护的勇气和努力，是要到民国时期的熊十力，张申府那一代人。他们开始融入源自西方的逻辑理性工具，融入新的价值观念，重新解读，建构儒家学说。事实上，从先秦到清国灭亡，儒家学说一直就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同样是儒家教育背景出身的立宪党和革命党人，当他们激烈论战的时候，他们所引经据典的理论依据，全部都是西方的思想学说，没有人会再搬起“狄夷入中国则中国之”这些儒家传统的理论依据。因为双方都认为，西方的学说，才是文明，民主的学说。
根据孙中山当时的主张，中国必须恢复成为汉民族的国家，只要这样，中国才会走向现代民主，才会走向富强，所谓“满洲去，则中国强”。
革命党人并不认为满洲是中国的，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在宣传排满的种族复仇革命的时候，孙中山是宣称，要建立一个汉种族的国家。
汪精卫在民族的国家中，更是引用国籍法论证说，看看，五百年前，满洲人就没有明国国籍，满洲当然不是中国啦。
这是一种两种体系的交叉判断，汪精卫不知不觉中，在用当时西方的法理标准，去衡量东方体系的中国。
清国的弱，是因为满族，满族和我们汉族有仇。我们要暴力革命，不仅为了复仇，而且为了建立汉民族的国家，血统高贵的汉种人国家，才能走向宪政民主，走向富强。
在当时盛行社会进化论，盛行种族主义，清国知识分子渴望富强的背景下，孙中山的排满复仇，建立单一汉族国家的主张，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在剑桥中国历史中，对孙中山的开篇介绍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分析必需从孙逸仙开始，孙逸仙是一个爱国者，他爱国的热忱和真诚，允许他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的，骇人听闻的投机者，只要他认为情况必需，他什么都说的出，什么都作的出。”
这个评价是非常客观的，孙中山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根据他认为的需要在变的。当他认为需要煽动种族仇恨的时候，他可以信誓旦旦地说，中国必需是单一的种族国家才能走向民主富强。当他认为自己可以作大总统的时候，他制定了各地由督军管理的制度和中央总统制度。当他发现民间舆论和军事力量对比，都不允许他作大总统的时候，他又匆忙更改制度，要建立内阁负责制度，匆忙之中，不仅是使得新的制度充满矛盾和职责模糊，并且导致了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
当他以袁世凯向外国出卖中国利益为口号发动革命失败之后，他向日本，德国，和美国的民间投资者作出骇人听闻的许诺，只要对方支持他夺取政权。
当他看到大家反感苏联的时候，他说，苏联的那一套不适用于中国。当吴佩孚和孙传芳拒绝了苏联之后，孙中山得到了苏联的扶植，此时他说，民生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现代中国历史的国家分裂，民族对立，军阀割据，枪杆子出政权，都直接起源于孙中山不同时期的不同主张和作为。 1906年，孙中山发表“军政府宣言”，进一步具体阐述三民主义政治主张。
在军政府宣言里，孙中山说，我们中国有四千年文明历史，从开国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间曾经有过异族灭亡中国的阶段，但是中国人的祖先都能够驱逐异族这些异族统治，光复中国人的国家。
但是之前历史上的明朝和太平天国的伟大壮举，都只是致力于驱逐异族，恢复中国，只能算是英雄革命。而我们今天则不同，我们不仅是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更要以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精神，变革国体民生，完成国民革命。
所谓国民革命，就是全中国人都有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精神，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军政府将承担起这场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
满洲乘着明朝内乱，灭亡了中国，压迫我们中国人作奴隶，屠杀了亿万中国人，我们汉人亡国至今已经两百六十年，今天满洲恶贯满盈，军政府要推翻满洲政权，如果有胆敢抵抗的，杀无赦！如果有汉人作满奴，那么就叫汉奸，杀无赦！我们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国。
中国的政治，应该由中国人来治理。有胆敢作石敬瑭，吴三桂的，天下共击之！
我们要建立的是民国，凡是国民都有平等的参政权力。由全体国民选举出大总统，由全体国民选举出议会，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如果有人敢立帝制，天下共击之！
平均地权，是文明的福祉，中华民国国民平等享受。对于地主现有的土地，核定其地价。中华民国工商业发展，地价必将上涨。超出原有核定地价部分收归国有，从而为中华民国全体国民所共享。凭地税一项，中华民国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不需要再向国民征收其他税项。
要达到以上四个国民革命目标，孙中山提出了具体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民主立宪”三个阶段。
首先是军法之治，国民革命军武力驱逐满洲，恢复中华。之后开始三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这三年的军政府统治时代，是社会改造和国民教育的时期。政府的压迫，官员的贪污，差役的勒索，留辫子的屈辱，和满洲势力的勾结，缠足的残忍，鸦片的流毒，风水的迷信，所有这些“旧污”统统禁止肃清。同时兴办教育，设立警察和卫生制度，兴办农工商业。
三年军法时间到，如果已经达到预期效果的县，可以结束军政府统治时代，进入约法统治阶段。
各地选举议会，军政府依旧是政府，军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关系，由各县民众约法定明，各地进入六年的约法阶段。
全国约法之治六年之后，开始制定宪法，选举大总统，选举国会，军政府放弃行政管理权，中华民国进入民主立宪时代。
应该没有学者能够解释的清楚，孙中山依据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据什么估算方法，能够作出这样一个超乎地球人类最狂野想象力的许诺，靠地价的上涨，中国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甚至可以富庶到从此不再需要向国民征税。
康有为这些保皇党人士再辩解清国的税收是当时全世界最低的，那也是无法和不征税作比较的，嘿嘿。
针对同盟会革命党人种族革命的宣传，和三民主义的主张，梁启超从1906年开始，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驳斥革命党的种族革命理论，社会革命主张和民生主义主张，由此引发立宪派和革命党人的大论战。
论战的双方主力，都是广东人，立宪派出场选手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其中梁启超为主力选手。
革命党人出场的主力选手是汪兆鸣和胡衍鸿，这二人虽然资历和名望在当时比不上康有为和梁启超，但是他们二人绝对也是非常能读书的理论人才，有着一流的文笔和口才。
汪兆铭是当年广州秀才考试的第一名，胡衍鸿则更传奇，他不仅自己考取了进士功名，而且还曾经当枪手替人考取进士。江湖传言，他的代考费是六千大洋。这两位后起的广东读书人，在1904年，双双考取了清国的公费留学资格，赴日本的政法大学速成班学习。
在日本，他们成为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追随者。汪兆铭立志以“精卫填海”的精神，百折不挠地追求革命事业，从此以“精卫”为笔名发表文章。而胡衍鸿则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胡汉民，以表达自己不作满清顺民，而是皇汉之民的革命立场。
他们二人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理论助手，并且一直忠诚地追随着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这是一场后人看来挺有喜感的论战，双方基本是鸡同鸭讲的对话，而且双方对自己笔下满天飞舞的许多西方政治学名词其实都有些半懂不懂，或者说半通不通。但是论战的双方，已经算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民主思想最高层次的理解。
当时的梁启超坦陈，他所掌握的新思想（西方思想）是“梁启超式”的，“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唯以多为贵”。
论战的双方，除了引用欧美学者的学说作为各自的理论依据之外，更多的是引用了当时的日本学者的理论阐述。
这一点，其实也很正常，全盘学习西方文明的日本学术界，对欧美的文化思想已经有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理解。政治学，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到20世纪初，日本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德意志流”和以早稻田大学为中心的“英美流”两个不同的学派。
日本学者对欧美政治学论著进行准确的翻译，已经不是问题。日本的学者已经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亦步亦趋地追随欧美学者，而开始独立对一些欧美政治学理论提出合乎现代学术标准的批判和论证，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学说。
在我们开始围攻清国末年这场大乱战之前，必需要介绍两本书。
第一部书，是直接影响到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的，这部书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时的中文翻译本，叫“民约论”。有君王则无民主，这是革命党人坚定的信念。
梁启超本人曾经放弃过君主立宪制度，转而主张革命，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为梁启超看到“社会契约论”之后，一样被卢梭的理论所折服，成为革命推翻清国朝廷，建立宪政民主国家的鼓吹者。梁启超的再一次转变，是在他去北美游历，接触到当时欧洲思想界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之后，从北美回到日本，他开始回归成为君主立宪者。
在论战中，梁启超一直揪着卢梭的理论批判，但是汪精卫等人却一直不作回应，而且一直不提卢梭这个名字，不把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作为理论依据。
原因很简单，在日本大学留学的汪精卫，他也知道，在日本的学术界，当时的卢梭，已经成为了笑柄。
民治维新的初期，日本学者们一样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推崇备至。但是随着接触到德国学者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和日本学术界自身对社会契约论的深入思考，日本学界已经认识到，卢梭的理论，在人权概念，国家起源，国家性质，国家目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阐述上，存在着明显的荒谬。
初期受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日本学者们把世界上国家分作两个类别，“民主国”和“君主国”，意识到卢梭理论的荒谬之后，日文里，已经不再使用“民主国”和“君主国”，而改用“民权国”和“君权国”。有君王的国家，一样可以是权力属于国民的民主国家。

在民主是不是一定要废除皇帝这个问题的争论上，汪精卫等人明显处于劣势。 第二部书，则是瑞士法学学者伯伦知理J.K. Bluntschli所著作的“国家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有一个科普通俗版本，叫“为有文化的公众所写的德国政治学”Deutsche Staatslehre fur Gebildete。这个科普读物，在日本有多种节译版本，其中梁启超和汪精卫所阅读的，是“伯伦知理国家论”和“国家论”两个版本的节译本。论战中双方对“国家是什么”的理解，都是来自于这部书的理论。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在清议报上，刊载了国家论的“论族民与国民”一章的部分内容。 在日文的翻译中，基于文化概念的nation，被翻译作“族民”，而基于政治法律概念的volk，被翻译作“国民”。 出于旁人不明白的原因，不论是梁启超最初介绍此书，还是后来汪精卫参与到论战中，双方都使用了“民族”，而没有照搬日文的“族民”。而日后影响中国历史的“民族”这个名词，就这样进入了中国人的世界。 1903年，梁启超再一次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科普鼓吹中华民族的国家概念。 伯伦知理所阐述的国家概念，在政治学思想史上，是国家有机体论的经典论述，其哲学思想渊源可以上朔到古希腊时代的帕拉图。国家有机体论在18世纪曾经风行一时，日本民治维新时期，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是确立现在国家体制的理论依据。 国家有机体论是和自然法学派的国家概念针锋相对的，伯伦知理反驳的就是自然法传统里的国家机械论。 自然法传统政治学思想认为，国家是人类的社会选择，是一个社会概念。 而伯伦知理的国家有体论则认为，国家虽然不是自然天造的，但是也不是由人类通过技术工具想像创造的人类社会产物。国家是有机的统一体，有其自有的精神，意志和形体，原本根基在人类的天性里。 至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伯伦治理认为，单一的民族，不一定就有能力形成一个国家，不同的民族，也可以合一形成一个国家。 这个是梁启超在论战中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 但是悲催的是，当时在欧美和日本的学术界，国家有机体论已经成为昨日黄花，遭到自然法学派从欧美到日本的围剿，而汪精卫显然知道国家有机体论当时在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的地位，进而加以嘲讽，拿个地球人的大学问们都证明是荒谬的理论，你想说啥？ 在中国是应该皇汉民族的国家，还是应该是包括各民族的国家的争论上，梁启超显然处于劣势，他只能辩解说“国家有机体说，近世学者多指其缺点，然不能尽废也。” 介绍完这两部关键性的书籍之后，我们再说说交战双方的共同观点。 梁启超和汪精卫都认为，中国必须成为民主宪政国家，只有这样才能走向富强。当然，双方对什么是中国，存在不同的理解。走向富强的中国要追求什么？两人都一致认为，民主宪政而富强的中国，要建立民族帝国主义伟大事业。这其实是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而这就是当年两派人物对未来中国共同的追求目标。在当年深受社会进化论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影响的这两个人看来，追求帝国主义事业，并不是可耻的，他们所不能忍受的，是中国被别国给帝国主义了，哈哈。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围观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论战，认真是轰轰烈烈哦，不仅有言论上的激烈交锋，还有拳脚功夫的格斗。 话说某日，革命党猛男居正和杜心武，听说梁启超又在某地发表演讲，大肆鼓吹反革命的主张，义愤填膺的爱国革命党人追杀而至，居正怒吼一声，八个野驴，武功高强的杜心武纵身飞上讲台开打，反革命的梁启超落荒而逃，这一场算得上革命党人完胜一回合。 在笔锋交战上，梁启超首先针对“种族革命”的必要性进行攻击。 梁启超称，种族问题和立宪不立宪，根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汪精卫所谓满清是满洲贵族统治的说法，根本不成立。汉人里有高官权贵，满人里有底层小民。而原有的满人特权，是一国之内不同族群的内部竞争，满人汉人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都希望中国富强，都厌恶专制暴政的政府，满汉间的内部竞争应该以调和的方式处理，随着中国立宪，法律的制度，汉人和满人将不再有特权上的区别。而在清国内，维护专制政治的不仅是满人，更多的是汉人。 梁启超说，满洲人和汉人，其实已经同化成同一民族，中间有极少没有同化的满人，早晚也会被同化。 满洲人入关征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中国的灭亡，满洲算是中国的国土，而不是异国。 更退一步说，就算满洲人和汉人是不同的民族，一样可以组成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革命党人的驳斥是慷慨激昂的。首先，政治学里的民族就是种族，满洲人和汉人，根本不是一个种族的。 在著名的“民族之国家”中，汪精卫说，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国民云者，法学上用语也。汪精卫之乎者也的民族定义，口称是西方学者的定义。他说民族就是人种概念，这种说法，不仅是德意志学派的伯伦知理是这么阐述的，英美学派的权威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国家法教授巴遮斯John W. Burgess也是如此定义的。 中国人必需进行种族革命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当年满洲人屠杀汉人，必需要复仇。第二，在政治学上，不同的民族，是不能建立起民主宪政国家的。 汪精卫引用日本学者小野塚平次的理论说，不同民族的人组成一个国家，要么势均力敌而分裂，要么一个民族专权欺压别的民族。所以说，中国要成为汉人的国家，才能成为民主宪政国家。 梁启超所引用的伯伦知理的学说，说什么不同的民族也可以组成一个民主国家，那已经是过时的谬论，遭到各国学者的批判和驳斥。（其实各国学者驳斥的是“国家有机体”这个概念，梁启超本人也知道伯伦知理当时被各国学者驳斥，但是他当时并不理解，学者们为什么在驳斥，具体驳斥些什么。） 在种族革命问题的交锋上，汪精卫大战上风。 梁启超的第二个主要攻击点则是革命党人的“政治革命”，也就是建立没有君主的共和国。 梁启超认为，共和国国民应该具有的资格，中国同胞还完全没有概念，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冒然政治革命，采用共和制度，必然导致下等社会猖獗，各持个人主义营其私利，政治革命追求共和民主，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内乱和死亡。内乱之后，人民不得不把政治自由交给一个人，结果导致共和国体下的专制。 梁启超认为，中国应该先走过一个开明专制的君主统治时期，预备君主立宪。国民预备成熟之后，进入君主立宪民主政治。 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一再引用日本和欧洲学者的阐述驳斥卢梭的民主契约论，试图瓦解革命党人政治革命的合理性。 而汪精卫则完全回避开这些攻击，也不作任何回应。汪精卫则是引用日本学者的“合成意立说”，和“爱情与历史说”，作为政治革命的合理性依据，并驳斥民主宪政渐进的必要性。 但是事实上，要么是当时的汪精卫没看懂笕克彦的“爱情与历史说”，要么就是自己在歪曲，他所表述的“爱情与历史说”，根本不是日本法学学者笕克彦的原意。“合成意立说”，日后成为三民主义“约法之治”的理论依据。 驳斥完渐进行宪的必要性之后，汪精卫说，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天性。民主立宪制度一定适合我们中国国民，只要激发出国民固有的天性，再模仿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共和立宪国家建立起制度，中国国民很快就能具有民主的能力。 如何激发国民固有的天性呢？通过教育和革命两个办法可以办到，革命党人尤其强调革命对激发出中国国民的固有民主天性的决定性作用。 军法之治和约法之治，就是中国国民走向民主立宪的革命道路。 对于革命党人的社会革命主张，立宪派人也提出了驳斥。立宪派人士认为，欧美贫富悬殊，已经限于不能不革命的困境。而中国则根本不存在这个情况，中国以中产家庭为主体，不存在欧美那样的贫富悬殊，根本没有革命的必要。 梁启超更认为，企业家和商人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如果中国没有出现大老板，那么中国市场就会背外国的企业所占据。 对于革命党人土地国有化的政策，梁启超更认为这根本就是抢劫富人。靠这种手段吸引下等社会，招引来的都是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囚犯这些下等社会的追随者。革命军就变成赤眉军，黄巾军那样的盗贼武装，不仅办不成正事，还会荼毒地方。 革命党人则辩称，欧美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合理。自由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度是社会经济组织不合理的两大根本点。中国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殊，但是对不合理的经济组织加以限制是正当而必要的。 革命党更进一步说，中国的贫富悬殊情况不像欧美那么严重，但是也存在着贫富差异。如果以贫富差异不那么严重就认为没有社会革命的必要，此说大谬。正是要趁着中国的贫富悬殊不像欧美那么严重的时候，进行社会革命，才比较容易成功，否则如果将来发展成欧美那样，社会革命的阻力更大。 革命党人说，社会革命不是抢夺富人财产，因为革命的目的是使财富平均分配，以利于多少数人民的幸福。而且革命手段并不是立宪派人士所臆断的那么简单残酷，社会革命是从制度的革命入手，并不剥夺富人现在已有的财富。 双方另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则是实行革命手段的利弊。 立宪派认为中国人的现代国民素质低下，革命会引起内乱，甚至可能导致外国的介入干涉，导致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只有通过请愿，要求，劝告的和平方式，才是追求立宪民主的正当手段。 革命党人则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满清已经对外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无一个不是丧权辱国。清朝政府是一个极端反动腐败的政府，处处站在和国民敌对的地位。目前的预备立宪，纯属骗局，是“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不过是为了延续清政府的统治，不能对清政府有任何的指望。 革命决不会引起内乱，因为革命党人的革命目的，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不再是要自己作皇帝，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实行民生主义，，不会导致中国历史上群雄相争，相夺，相残的陈迹。 至于外国列强干涉瓜分的风险，革命党人认为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革命不是义和团那样的盲目排外，革命只排满。革命军只要遵守国际法，承担清政府和列强订立的条约，债务，义务，列强是不会介入干涉的。 立宪派和革命党这场大论战，持续了两年多，双方都是爱国者，双方都要追求民主立宪，双方对民主国家的理解和定义，都可以看到鲜明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印记。 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中国固有的东方文明体系崩溃瓦解，开始建构新的文明体系的历史。 双方的这场争论，就是中国新体系文明建构历史进程中的一场重要思想辩证。 在双方讨论中国要走向民主宪政这个话题之前，对什么是中国，作出定义，这是这场论战最关键的前提性质讨论。 梁启超定义的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是像当时的美国那样，各族群民众组成的国家，他所说的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国族概念。 汪精卫定义的中国，是皇汉民族的中国，而皇汉民族，是邹容，孙中山这些同盟会革命党人创造性的定义，种族概念，也就是，皇汉人种。 在中国是什么的论战中，汪精卫的“民族之国民”，慷慨激昂，引经据典，而当时的梁启超并没有办法作出有力的回击。 汪精卫主张，中国国民革命，必需首先是通过排满种族革命，建立汉民族国家，实行民主立宪，走向富强之后，然后吸收周边不同民族，追求大汉民族帝国主义事业，。 这场大论战之后，排满的种族革命思想，开始赢得众多中国人的认同，排满种族革命思想开始广泛流传。 1911年的中国离现代民主有多远？ 如果以议会的影响力，民众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请愿，游行的自由权利作标准进行衡量，1911年前，清朝覆灭前的中国，是离现代民主国家最近的历史阶段。 当我们说到离民主最近的时候，我们就必需要说到民主是什么？ 简单的说，民主就是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国民，而不属于君王。 更进一步的区分，在政治学上，民主政治又可以分成两个类别。 第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公共意志的民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二十世纪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都是此类民主政治的不同分支。 第二个则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民主，从保障每个个体的权益作为出发点，从宪法和法律制度上，限制多数人，强势的力量。 而从19世纪末期开始，学术界所说的民主，其实指代的就是自主义的民主，而不再包括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民主。 在晚清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大论战中，不论是梁启超，还是汪精卫，他们所理解的民主，都是公共意志的民主，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他们虽然知道卢梭当时已经成为日本学术界的笑柄，梁启超会有模有样地照抄日本学者的批判，但是他当时显然没有真正理解，他所表述的民主概念，依旧是卢梭的民主概念。 （先发一段，如果不被和谐，哥继续往下科普。）现代民主国家制度，是世俗政治的公民社会，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独立城市。 十字军东征时期，是独立城市兴盛的时期。封建领主老爷们要去遥远的东方进行圣战，那是需要好多钱的啊。各地的封建领主老爷们被迫向领地里的城镇居民借钱去打仗，打完仗还不起怎么办啊？只好让城镇独立自治，城镇的债主们开始获得了自治的权力。 而公民社会，（初期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有教会的势力存在，也有世俗市民势力的存在，世俗的市民自由权力，通过历史的发展到现代，在政治学里，被称作“人权”。 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有两大特质，第一是国内的基层民众自治，第二是界定范围内的个体自由。这两大特质，是不见容于纳粹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集权国家的。 晚晴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清国的中央朝廷和各地的绅商基层都努力在学习，建立各项现代的民主制度，但是在这个跑步前进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民主的两个主要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清国各界并不理解。 所谓个人主义，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强调个人的道德价值实现，强调每个个体的独立和自立。尊重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追求各自生命价值的权益。个人主义认为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是在于保障每个个人追求各自生命价值的自由不受侵害，个体的权益，优先于国家的权益。 思想历史上，对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学概念的形，影响力比较大的学者有约翰洛克，约翰米勒，亚当斯密，托马斯杰弗逊。20世纪之后的著名学者海耶克和中国先秦时代的杨朱和老子，在思想史上，都可以算作个人主义的思想家。 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兴起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的平等，所指的的是个人追求各自价值的机会上的平等。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鼻祖是英国学者约翰洛克，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国立宗教统治，反对世袭特权统治，主张个人言论自由，财产权利，信仰思想自由的绝对地位。 约翰洛克之后，约翰米勒，亚当斯密，以马内利康德，大卫休谟，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弗逊，以及之后的以赛亚柏林和海耶克都是这个政治学思想发展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学者。 自由主义政治学里所定义的人权概念，是绝对的自然概念，而不是社会概念。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说法叫“天赋人权”。 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南北美洲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已经成为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到二战以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主张已经遍布世界各洲。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国家，主要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有着国立的宗教信仰。 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思想，现代民主思想，这些起源于西方的概念，对清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概念。 旧中国的儒家传统，是集体主义的思想，个人是必需服从于集体的。 旧中国传统对法律的理解，更不是为了保障个体的权益，而是从统治者为出发点，法律是惩戒刁民，警训民众，以维持统治稳定的工具。 而个人的言论思想自由，在明清传统中，从来就没有保障，一个人可能因为说错话而被问罪的。 旧中国的个人财产，也没有现代民主社会里的神圣地位。我们会看到明清历史上，许多被问罪的官员，居然连个人的私产，都被朝廷剥夺占有。 旧中国的文明思想，如果不进行自身的批判性思考和重新建构，是无法适应宪政民主这个洋概念的。 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的强大，绝对不仅仅是洋枪洋炮洋作战方法的强大，认识到全面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但是晚清的中国学者们，缺乏同一历史阶段的日本学者们的自信和勇气，并没有堂堂正正地作出全面学习西方的宣告。 而且晚清学者们全面学习西方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为了追求“富强”，甚至连民主宪政，也是“富强”的手段。不论是身处国内的张謇，还是在日本论战的梁启超，汪精卫，晚清的知识分子都真诚地相信，民主宪政，会带来中国的“富强”。 这种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对民主宪政的理解，是非常荒唐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日本知识界全面学习西方的经典型论文，“脱亚论”。福泽谕吉大力鼓吹和亚洲说再见，去亚洲化，一生致力于学习西方文明。而整个脱亚论里，读者们看不到一处对于“富裕，强大”的追求。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目的和理由，是要摆脱“愚昧”，“缺乏法治”，“暴政”和“缺乏爱心”。 儒家传统的日本学术界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学习，是合乎“朝闻夕死”的儒家精华思想，是对“道”，对文明良善的追求。 而清国末年的知识分子全面学习西方的目的性也非常明显，为了追求“富强”，甚至连民主宪政，居然都变成了“富强”的手段。不论是身处国内的张謇，还是在日本论战的梁启超，汪精卫，大家都真诚地相信，民主宪政是中国富强的唯一出路，而且更搞笑的是，大家都相信，民主宪政了，中国就富强了。 把西方文化思想和制度，作为“富强”的手段，因为他们能够富强，所以必须学习。这种逻辑，恰恰是理学大师倭仁先生所驳斥的小人权术，缺乏道德价值上的正当性。 自强运动末期崛起的开明政治领袖人物张之洞，曾经提出过“中体西用”的口号，试图给全面学习西方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我们是要保留中国的文明道德，学习西方人的文化思想制度，拿来作为工具。 这口号听着让清国读书人比较受用，好接受，因而被广泛流传。但是这个口号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荒谬。 不论是东方的哲学，还是西方人的哲学，体用是一个整体。不同的本体，有各自不同的功用。 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用旧中国的法家思想作体，去解读，应用西方人的法律制度，那就是像神汉跳大神一样，南辕北辙。 中国固有的学问，有固有的运用，到明清的时候，已经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 西方人的学问，有西方人学问的运用，也形成自己的体系。 真的要全面学习西方，就应该是对中国的“体”，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和再解读，重新建构新儒学体系。事实上，儒家的学术思想体系，从孔子到孟子，历经千年，一直就是个演变的过程。明清礼教，已经出现背离中庸之处。西方人的学问，基督教的解读，一样是演变的过程，再解读的历史。 中体西用的结果，就是原有的中体被完全抛弃，拿来的西用则是半懂不懂的“中国特色”的西用。 当时的严复和梁启超就大声呼吁清国的知识阶层，要摆脱抛弃“中体西用”的误区。 因为不像日本学者那样是为了追求文明良心而全面西方，晚清的中国学者缺乏日本学者的勇气，无法喊出全面学习西方，这样才能富强的口号，就只能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地来个“中体西用”。 晚清日本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大论战，双方就已经完全抛弃了所有的旧中国文化，儒家的理论，从此在中国失去了主导的话语权。 中华民国时代，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具有鲜明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新生活运动”，鼓吹有“礼仪廉耻”，才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革命的基础。 蒋介石更进一步说，四维八德，是真正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 新生活运动，遭到知识界的驳斥，中国共产党更是有理有据地驳斥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国民政府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新生活运动是奴隶运动，礼义廉耻是野蛮行径，孔孟之道是反动封建学说。 儒家学说，在清国灭亡之后，已经是“吃人的礼教”，“万恶的封建思想”，“愚昧野蛮”，新生活运动，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遭到广泛的批判，是正常的。 新生活运动开始的时候，当时的日本首相听说中国要掀起恢复儒家道德伦理的民族复兴运动，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件。 而事实上，到1949年中华民国灭亡，新生活运动结束，新生活运动所复兴的“民族精神”，应该就是让更多人学会了使用牙刷，老鼠夹，和苍蝇拍，嘿嘿。 儒家思想从清国末年开始就被抛弃，知识分子们转而开始全面学习西方人的各种文化思想。 但是到清国灭亡的时候，先行的严复，梁启超，以及同盟会的这些革命党人，他们所学习的西体西用，其实都是不成体系的自学成才，对西方文化思想的理解和掌握，还处在起步阶段。 汉学者Benjamin Schwartz曾经对晚清时代的中国学者对西方思想的学习情况进行过研究，并且在1964年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他向后人们报告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有些骇人的成果。 阅读并且翻译过亚当斯密，和约翰米勒书籍的严复，据说居然盛赞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根据严复的理解，个人主义是加强政府力量的有思想工具。 而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在宣传民主自由思想的时候，则大力鼓吹，每个人必须无私地发挥各自的能力，以追求国家的富强，只有这样才可以造福于同胞。梁启超甚至引用瑞士法学者柏伦治理的话说，人民是为国家而生的，而不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的。 就连梁启超都表现出如此的国家主义倾向statism，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有那么多人接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因为旧中国的儒家传统，本来就是集体主义的人文思想，如果没有有体系地理解和思考西方政治学思想，是比较容易接受“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样的西方极端思想。 晚清之后走上民主道路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真诚地相信，个人权利的合法来源，是国家所赋予的，宪法所赋予的。这应该可以被称作，“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解。 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里，是有着统治者的，一个不是人的社会概念，国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民主制度里宪法，法律，议会和公民权力（以及义务）都是为了服务于国家的稳定和权力。 其实就算是全面学习西方的日本，在初期对现代民主和自由思想，一样存在有误区。 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学者对议会的解读，儒家传统的日本学者，对西洋人的国会是这样理解的，国会是给统治者和被统治带来和谐的地方。 在这个解读里，日本学者的理解和西方的政治学者，存在有两个关键的不同。 首先，民主国家里是没有统治者的，国会是最高权力结构，而国会代表是民众的代表而已，并不是统治者。行使行政职能的政府，是民众的服务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不论国会还是政府，都不是统治者，权力属于国民。 其次，和儒家传统所追求的“和”不同，国会是各方利益交锋的地方，国会是不和谐的地方。国王约翰，修车的威廉，教书的查理，还是养猪的托马斯，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族群，团体，有着各自的利益代言人，在国会里竞争，达到多方能够接受的共识。 而在旧的儒家传统里，争取自己的利益，是一种自私行为的表现，而不论是在儒家的道德体系里，还是在西方人的道德体系里，自私都是不道德的。 日本真正走上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在二战以后，日本国民的权利不再是来源于“现人神”日本天皇的恩赐，开始进入世俗政治的民主时代。日本国会的议员也不再以争利益为耻，从议会里野蛮的暴力厮打，逐步走向了激烈的语言交锋。 晚清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民主思想存在着根本上的错误理解，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存在着完全相反的错误解读。之后的中国民主道路也一直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有着明显的极权主义的色彩，有着法律就是强者意志的色彩。 1911年的中国国土情况 1911年，武昌新军发生哗变，以此为开端，中国南方各省先后发表通电，独立自治。 1911年11月，外蒙古通电独立自治，1911年12月，外蒙古活佛正式成为蒙古国大汗，宣布蒙古国为独立主权国家，蒙古国成立。 1912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清国覆灭之后，蒙古国大汗通电中国，中国和蒙古，都是被满洲征服奴役的国家，如今排满种族革命成功，中国摆脱满洲殖民压迫，蒙古摆脱满洲压迫，恢复成为独立国家。 在保路运动中，四川的铁路权益，应该属于四川人，广东的铁路权益，应该属于广东人，保路运动最为兴盛这两省，在1911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粤人治粤”，“川人治川”的地方自治的联邦主义思想。

​ 1911年的中国百姓生态

到1911年的时候，清国已经对外开放了八十多个通商口岸，这八十多个通商口岸，分布在清国沿海和长江沿岸，清国此时已经形成六个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心，分别为，
\1. 上海及周边的长江口地区。
\2. 广州及周边的珠江口地区。
\3. 武汉及两湖地区。
\4. 烟台，青岛和胶东地区。
\5. 营口，大连，沈阳和辽南地区。
\6. 天津和冀东地区。
上海此时已经成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为繁华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市民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巨型都市。
在袁世凯的北洋新政时期，天津迅速成长一个现代化巨型都市，如果以新型学校体系为衡量标准，天津甚至已经超越上海，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
上海和天津，成为1911年时候的南北两大商业和教育中心。天津的大公报，成为和上海的申报一样具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
在这些通商口岸中的小百姓的生活方式，此时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西化，或者说现代化。
我们可以从百姓的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来看看此时的清国小百姓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程。
清国百姓的穿着，原本主要是长袍，马褂，马甲和短衫为主，质料则是“家机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土布”。
穿着西服，最初只是上海租界里的时尚，局限于买本阶层。而到1911年的时候，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欧化东渐，翩翩少年多有易装以炫人者”，各地的时尚青年，已经开始以穿着西服为荣。
而普遍小百姓，虽然还没有时尚到直接穿西服，可是已经放弃了土布，制作衣裳的时候，选用洋布，洋纱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洋人的袜子，小百姓都觉得挺舒适的，开始普遍接受了“洋袜”。
在饮食方面，百姓的日常饮食此时并没有太多的西化，但是“番菜馆”，“西菜社”，“咖啡店”，“面包房”，已经开始在各地的通商口岸城市流行起来。
这些西餐厅的流行，不仅仅是个吃饭的地方，更是新派人士交际社交的地方。
之前我们说过，旧中国的时候，高级妓院，有的称“书寓”，有的称“堂子”，是旧中国主要的社交场所。
受西方人价值观念的影响，此时一部分思想西化的清国人，已经觉得去妓院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各地兴起的西菜社，咖啡店，就具备了新的社交场所的功能。
居住方式，在这些通商口岸里，是变化最明显的。
各城市里的富裕阶层，已经流行起两层洋楼加小花园的花园洋房住宅。而普通市民的住宅建筑，也开始向洋房学习，不仅是建筑方式和材料的学习，而且居室内也开始铺上木质地板。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和武汉等地出现的新式里弄，也有的称作石库门里弄，因为其占地面积节省，用材简单，成为普通市民阶层所欢迎的住宅。
大型城市里除了富裕阶层和中间市民阶层的新式住宅之外，也开始形成城市底层居民的贫民区，最大的贫民区出现在上海，被称作棚户区，以泥土毛竹为主要材料。此时的上海，棚户区里已经有十万户多的居民。
在初期遭到清国各界极力抵制的铁路，到晚清新政的时候，开始加快了发展速度。到清国灭亡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多条干线铁路运行，成为清国人的旅行工具。
而在水上交通方面，火轮船已经成为清国海上和内河主要的交通工具。
汽车也成为权贵富商们的交通的工具，主要集中在上海。到清国灭亡的时候，上海民间已经拥有一百五十六辆汽车。
1906年，比利时人辛迪加在天津开办有轨电车公司，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成立。
与此同时，日本人所发明的人力车，也被引入了清国，迅速传到清国各大城市，成为市民阶层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全面崇洋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的洋化   1911年的时候，崇洋，成为了清国社会各界的风尚。
但凡是“洋”的，就是好的意思，与此对应的，“土”，开始成为贬义词。
这股崇洋之风已经发展到“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商，洋乎洋乎？盖洋洋乎！”。
就连中国本土的花轿，挂灯，火锅，这时候名字也改成了“洋轿”，“洋灯”，“洋锅”。
而更有喜感的是，许多西方的玩意，此时已经不再叫“洋”，而叫“文明”。西方人的话剧，叫“文明剧”，西式的婚姻方式，此时被称作“文明婚姻”，西方人的手杖，原本上海人是称作“司提科”，此时被称作“文明杖”，孙中山那顶标记性的礼帽，被称作“文明帽”。
明清传统里，本是“贵义贱利”，商人是“四民之末”，社会地位低下。清国的富商赚到钱，都会花钱买个功名，成为山寨版的“士人”。而到了晚清的时候，这个风气已经荡然无存。
此时我们可以说，晚清的“绅商阶层”已经出现。
富商们已经根本无需购买功名，就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同。而原本有声望的士人也不以经商为耻，纷纷开始投资新型工业和商业。绅商阶层，是晚清立宪派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成为辛亥革命中，最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力量，直接领导了绝大多数省份的革命。
在这股崇洋之风吹拂之下，清国人的许多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也开始了西化改变。
首先是旧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受到了批判。
接受西方思想的先行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婚姻家庭关系上的“平等”和“自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声呼吁，废除买妾之例，媒妁之道，提倡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相愿。主张“女子出门晋接”，鼓吹女人应该有参加社会交往，自行择配的权利。同时鼓吹离婚自由，主张婚姻若是不幸，家庭破裂，男可三出，女可五去，正大光明，男女平等。
在康有为梁启超最初喊出这些口号的时候，是被社会各界看作骇人听闻的离经叛道主张，但是到了20世纪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已经接受认同了这些观点。
而革命党人也加入宣传这些新的家庭婚姻观念，革命党人称，中国传统的婚姻是“害国计，弱种族”，是国家富强的障碍，“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
到清国末年的时候，已经出现“文明婚姻”，所谓文明婚姻，意思就是说，主婚权已经不在父母，而是在婚姻当事人。具体的作法是，男子先跑去自己父母那里说，俺要娶那谁谁谁，俺和她自由恋爱啦，然后父母如果允许，就会请个介绍人，居中去女子父母那里提亲。双方约定婚约，筹备婚礼。
而这种“文明婚姻”所结成的婚姻，一般就使用“文明婚礼”。文明婚礼完全抛弃了传统婚礼的复杂而隆重的程序仪式和财礼。一般的流程就简化为，奏乐，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各方用印，新人双方交换信物，相对鞠躬行礼，谢证婚人，介绍人，行见亲族礼，行受贺礼，最后由一位尊长演说，结束文明婚礼。到1911年的时候，不仅是沿海通商口岸流行文明婚姻，内地也开始渐渐流行起来了。
同时满汉不通婚的法律禁令也被取消，1902年，清国朝廷颁布懿旨，“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
百姓的社交礼仪，此时也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明清礼教传统中，是个注重尊卑等级礼仪的社会，人们见面，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不同，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等各种礼节。称呼上也有各种区别讲究，比如百姓见到官府官员，或者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必需要敬称作“大老爷”，而官员之间则要称“大人”。
随着和西方人交往的增多，不论是清国的官员，还是民间绅商们，都开始更愿意采用简单的西式社交礼仪。到20世纪初年，上海，广州，武汉，天津这些大城市中的官员，读书人，和绅商们，已经普遍接受采用简单的西式礼仪，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女子礼为鞠躬不脱帽。彼此间的称呼，也就是以“先生”，“小姐”，或者“同志”相称。
旧中国传统里的大名帖，此时已经完全被西式的小名片所取代。
这些崇洋尚洋的风气，以及生活习俗的改变，此时还是局限在通商口岸，而清国广大的内陆省份，以及乡村，还没有波及。
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西化的进程，就是这样渐渐加快了步伐了。第五章 从来不曾共和过的共和国 1912年-1927年

        革命和民主的初步经验

        1912年2月，末代清国皇帝退位，清国灭亡，中国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和之前的明国灭国，以及更早的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作比较，中国此次的改朝换代有着许多明显的区别，我们至少可以列出五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清国的灭亡，并没有伴随着全国范围的武力征伐统一，清国皇帝退位之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和南方的独立各省，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恢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第二个特点是，1912年的时候，至少有七个外国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权益，清国灭亡的时候，并没有还清欠列国的外债。
        第三个特点则是，1912年时候的中国，中国全国的经济基础结构，已经被现代的通讯，交通和工业所深刻地改变。
        第四个特点则是，曾经作为中国千年历史上的核心哲学思想的儒家学说，此时已经丧失了其权威地位。
        第五个特点则是，尽管存在着自治联邦还是中央集权的争执，不论是立宪派人士，还是革命党人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们，此时已经普遍不再接受帝制，不再接受君主立宪制度，大家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
        辛亥革命，对于革命党来说，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立宪派人士掌握主导了绝大多数独立的省份，双方的紧张对峙和摩擦，存在于各个省份，革命党人内部，也存在着相互间的残杀。
        有两个年青人，在辛亥革命中，第一次经历了血腥的暴力，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战争，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革命历史。这两个年青人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前，热心服务于社会的青年毛泽东，正在长沙附近的乡下作学生志愿者。他亲眼目睹了清国地方政府的迅速覆灭，剪去了自己的辫子，参加了湖南的新军，成为一个士兵。
        青年毛泽东亲眼目睹了横尸街头的焦达峰和陈行作，这两个同盟会革命党领袖的尸体。
        若干年后，毛泽东是这样回忆的，“两位哥老会的重要成员任都督和副都督，他们分别是焦达峰和陈新作。。。他们都不是坏人，有些革命的意识，但他们很穷，代表着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们对他们不满。。。”
        革命党人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传统的会党人士，这一派人士对革命的理解，虽然朴实而粗糙，但是却是同盟会历次武装暴动，除了最后一次的广州暴动之外的执行者和牺牲者。
        第二类人士，则是孙中山，秋瑾，陈其美这些会党人士，他们虽然一样是会党中江湖地位尊崇的头目人物，但是他们却又有着现代政治的理念和追求。
        宋教仁和孙中山的政见之争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宋教仁主张组成现代标准的公开政党，国民党，而孙中山则坚持秘密组织，会党的方式。
        而革命党人所参加的会党，又有两个门派，清帮和洪门。
        所谓洪门一大片，什么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兴汉会，哥老会，袍哥会，这会那会各种会，通过有文化的革命党人科普启蒙，都认为自己是有着“反清复明”的悠久传统的，都攀附上了洪门，因为缺乏青帮那样历史记录明晰的谱系渊源，就只能以一句“洪门一大片”统而概之，他们相互之间的辈分，江湖地位排序，并没有青帮那样的明确秩序，一但有争执，非常容易走向火拼。
        1911年，以武昌新军哗变为开端，各地反清国朝廷的势力相继应势而动，掌握各省，但是所幸并没有引发对各地满人的灭绝性屠杀。除了革命党人占主导地位的陕西西安，发生过针对满城居民的灭绝屠杀之外，另外则就是湖北的荆州。
        除此两地之外，不仅立宪派人士主导的各地不存在压迫屠杀满人的事件，革命党人一样表现的相当克制文明，并没有表现出他们之前宣传种族革命时的刻骨仇恨。他们一来觉得组织屠杀无辜满人是不文明的野蛮暴行，二来担心会遭致外国势力的介入和干涉。偶尔有针对满人的暴力侵犯，一但遭到当地外国人的抗议和交涉，也马上就放弃了进一步的逼迫。
        在湖南长沙，也没发生过对满人的屠杀。但是焦达峰和陈新作成为都督之后，各地会党弟兄们闻风而至，依据江湖传统，焦达峰在都督府里摆起了流水席，所来的江湖弟兄，不仅有吃有喝，而且还负责置办光鲜的革命服装，临别还要有路费和革命经费相送。席间高谈阔论，畅谈进一步的社会革命理想。
        当时湖南原本有晚清新政时期积蓄的数百万两银库银，被会党弟兄们革命一空。
        不仅如此，会党人士就算自己本人并没有参加过之前的同盟会历次暴动，也没有参与过辛亥革命的战斗，此时都以革命元勋的身份自居，开始在长沙城里公然勒索商家百姓，长沙城内秩序大乱，人心惶惶。
        焦达峰和陈新作的言行遭到立宪派人士的不满和恐惧，湖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的谭延闿，发动士兵哗变，杀死了他们两人。
        其实各地的会党人士，掌握地方之后，当地秩序都开始大乱，遭到各地立宪派人士排挤和杀害。而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对会党人士最残酷的清洗，发生在江西，其领导组织者，则是会党人士的革命同志，革命党人李烈钧。
        也是在湖南新军里，毛泽东第一次阅读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作者是江亢虎，他在1911年11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说，当时他心目中理想中国政府，应该是由孙中山作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作外交部长。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开始了自学成才的道路，开始积极阅读学习各类政治和经济书籍和文章，为他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并致力于改造中国，开始了理论思想的预备。
        蒋介石生于1887年，他出生于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盐商家庭。和那个时代有着救国理想抱负的许多年青人一样，在1908年，蒋介石考取了官费留学资格，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直到1910年返回中国。
        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个人导师，是浙江籍的陈其美。
        陈其美和蒋介石师徒二人，在辛亥革命中，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个人勇气。蒋介石不仅在攻打杭州的战斗中表现勇敢，而且接受了其个人的革命浸礼，他奉命暗杀了孙中山的政敌，革命党人陶成章。
        革命党人一向有着暗杀政敌的传统，陶成章，蔡元培，本人也是暗杀行为的大力倡导者。陶成章，蔡元培和章炳麟这批光复会的革命党人，此时已经和孙中山彻底决裂，被暗杀时，陶成章是浙江省议会的议长。
        中华民国的建立
        在我们讲述中华民国的建立之前，我们要说一下在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武力推翻中华民国政府之前，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个治国政治理念，五族共和。
        晚清新政时期，慈禧太后派遣满汉大臣出国考察学习外国宪政民主。考察归来的端方上奏主张“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放弃“满洲根本，诸族相忘，混成一体”。
        端方的“诸族相忘，混成一体”主张，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欧洲许多政治学者的境界。

支持立宪思想的留学生们，也开始在报纸上宣传“五族大同”，“五族立宪”和“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 其中最具有理论体系的阐述，则是由保皇立宪学者，杨度所作的。 针对革命党人的民族国家主张，杨度提倡“五族共和”。 杨度依据现代政治学的国家概念，提出来，领土，人民和统治权，是国家的关键三要素。目前中国所追寻的行宪民主，完全不是以往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概念，是走向现代标准的民族国家。但是国家的三要素，依旧不变。立宪民主的中国，国民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只能合五为一，不可一分为五。 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不仅受到当时许多立宪派人士的认同，而且日后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21年，孙中山则在广州教育国民党员说，从光复之后，就有那些世袭官僚，顽固的旧党，凑合在一起，叫作“五族共和”，他们难道不知道，五族共和是根本性的错误么？可见革命尚未成功，本党必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一定要使满，蒙，回，藏被我们汉族同化，成为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武力统一中国，中华民国亡国。 五族共和思想从此被大汉族主义所取代，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取代，意思是，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将照耀遍及整个中国。 我们再回到1911年叙述清国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这是一个骚乱而且闹剧性质的过程。 中华民国的建立，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袁世凯。 不同于曾国藩和李鸿章，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是中国旧体系崩溃过程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主流成长路线。 1859年出生于官宦世家的袁世凯，并没有通过正统的科举考试。和当时的许多年青人一样，在1880年的时候，袁世凯花钱购买了一个小抬头，之后投奔父辈的朋友，进入淮军，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882年，清国军队趁朝鲜内乱，入侵略朝鲜，袁世凯进入了朝鲜。在朝鲜，袁世凯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他所表现出的果断和政治执行力，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同时也让日本扩张主义者认为，袁世凯是个难以对付的人物。 1894-1895年的清日战争之后，袁世凯奉命训练现代的新式军队，这段重要的经历，使得众多的年青新军军官成为袁世凯的门生，形成了一个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圈子。 我们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袁世凯在百日维新过程中，告发了康梁等人发动兵变的阴谋。 而在义和拳爱国暴乱中，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拳暴徒的镇压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使得他赢得了西方各国外交官们的注意和尊重。 1901年之后，袁世凯崛起成为李鸿章之后的汉人重臣。 他所训练统帅的北洋新军，成为清国之内最为精锐的新式军队，北洋新军共有七镇，其中的五镇的首领是袁世凯本人的门生，而几乎所有七镇中的高级军官都是袁世凯的门生。 在晚清新政过程中，袁世凯在河北和天津所推动的现代标准的基层自治，警政制度的建立，教育体系的建立，都取得了令人敬服的成就。 袁世凯对朝廷所作的各项立宪民主建议，也表达出其积极追求立宪民主的真诚。 在1911年的时候，绝大多数全国各地追求立宪民主的绅商们都认为，袁世凯是最有能力带领中国战时挑战，走向宪政民主的领袖人物。 袁世凯是旧中国体系里的能臣，也是晚清新政中，最积极推动行宪改革的改革派领袖人物。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系统性理解即将到来的新体系，也缺乏宪政民主体系下的经验。 袁世凯精通旧体系下的官场权衡手段，娴熟地通过利用法律，行政，财政和军事力量，操纵朝野上下的人们，通过玩弄给好处给希望和恐吓的手段，来获得人们的顺从。 作为中华民国的建立者，袁世凯之后在中华民国时期的作为，让人们觉得，他更像一个旧体系里新朝代的建立者，而不像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建立者。 武昌新军哗变之后，清国局势急剧恶化，惊恐而无力的朝廷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出来。袁世凯此时成为全国各地立宪派人士们最为期待的政治领袖人物，袁世凯所掌握的官场和军事资源，他过往的政治业绩，锐意改革的行为，都使得期待立宪民主的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最值得信赖的政治领袖。 1911年10月，奉命南下平定叛乱的北洋军队出现抗命行为，12名将领联名通电朝廷，提出包括立刻召开国会在内六项政治要求，这是一次明显的军人干政行为。 清国行宪路线规划中，本是应该两院制的国家议会制度，在军人的逼迫之下，1911年10月，清国急忙召开了全国资政会，这是一个一院制的国会，其议员有满人亲贵，更多的则是各省咨议局所推举的议员。 这比当初慈禧太后所制定的1917年召开全国议会，提前了6年。 朝廷并且同意，于1913年召开正式的两院制全国议会。 1911年10月30日，清国朝廷授权国会制定宪法草案，11月3日，国会交出了宪法草案的第一稿。 1911年11月8日，清国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清国总理大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依据现代民主制度而选举产生的朝廷大员。 和北京这一系列行为并行的，则是在南方独立各省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的政治努力。 南方独立的各省先后通电独立的辛亥革命，起主导作用的领袖力量可以分成两类人。一类是主张立宪改良路线的立宪派人物，他们是各省的绅商阶层人士。另一类则是革命党人，他们主要又可以分成两类，传统的会党江湖弟兄，和具有现代政治思想和主张的知识分子。 晚清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日本的大论战之后，排满种族革命，方能建立起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观念，开始广为流传，排满思想也影响到了立宪派人士。 1911年10月11日，湖北咨议局的议员们和武昌哗变的新军将领商议，决定成立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同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个国名。 1911年10月12日，在武昌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通电清国各省，发出“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等文告。 列举控诉清国政府镇压人民，搜刮民膏等罪名，同时，呼吁清国各地汉人起义反满，光复中华。 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十八星旗”为军旗，意味着汉人十八省皇汉同胞团结一致，光复中华。 同时中华民国军政府宣布废除清国年号，启用黄帝纪年，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年4609年。 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省响应，到1911年11月底，15个省和上海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清国朝廷统治。 袁世凯复出之后，清国朝廷委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平定各省叛乱，袁世凯采用了以武力压制各省叛军，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的方式。 1911年12月1日开始，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谈判代表，和独立各省代表在上海租界内开始协商谈判，争取早日结束国家分裂，恢复成为统一国家。 当时有在华利益的各外国公使也以居间调解人的身份，参与了南北议和。 1911年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各作出妥协之后，终于达成一致，签署和平协议，恢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中主要内容有， \1. 南方各省放弃皇汉民族国家，各省和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统一成为包括汉，满，藏，蒙，回在内的五族共和国家。 \2. 施行立宪民主，召开国民会议。 \3. 由国民会议表决国体，是否要保留皇帝，表决结果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4. 袁世凯承诺支持没有君王的共和国体，南方各省承诺推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这本来应该成为没有悬念的中国恢复统一的和平解决方案，但是革命党人的私底下作为，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到达上海，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欢迎。多年致力于武装革命事业的孙逸仙博士，在当时中国各界已经是非常有声望的人物，在革命党人中，更是威望崇高。 得知南北和谈，协商解决争端之后，孙中山对革命党人的妥协作出了批评，清廷还没有被推翻，革命的目的还没有实现，“无议和之可言也”，怎么可以和袁世凯作什么妥协让步！ 遭到孙中山的指责和批评之后，宋教仁，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人物开始制定行动计划，展开各种政治手段，聚集各省代表，另行商议革命大业。 1911年12月27日夜里，宋教仁和黄兴在南京召开各省代表大会，商议成立中华民国。 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会议又决定，一旦袁世凯反正，支持无君共和国体，孙中山必须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 1912年1月2日，在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组织大纲”），从此时革命党人匆忙拟定的组织大纲来看，当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显然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前途，他们认为孙中山将作为大总统，完成国民革命事业。 组织大纲所订明的政治体制，基本是模仿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而又加大了集权，临时大总统被赋予了高度的权力。 此后局势明朗之后，革命党人又匆忙修改这个组织大纲，改为英国模式的内阁总理制模式，以限制袁世凯作为总统所拥有的权力，匆忙修改过的大纲，不仅模糊混乱，而且存在在致命的体系上的问题，这个我们会之后再分析。 1912年1月11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军事统帅的身份，宣布督师北伐，武力征服统一中国，南北全面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并没有得到当时各界的认同。 1912年1月11日开始，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先后三次向有在华权益的西方各国发出照会，要求各国承认，没有得到任何一国的回复。 针对南京的中华民国试图发动战争的行为，西方国家开始发表声明，清国政府为唯一中国合法政府。南方各省应该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而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目前的问题。 列国并且出动军舰在长江示威，宣称如果南京方面强行征收各地海关关税，将被视作海盗行为，是对各国在华合法权益的侵犯，各国将使用武力保障在华合法权益。 这么一来，南京政府的经济来源成为了一个巨大问题。 而在南京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反对力量。 实际掌握绝大多数省份的立宪派人士，本来就是倾向于由袁世凯出面主导，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走向民主共和。 而原本极力主张武装革命的革命党人，此时也开始出现了分化。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表示，依据北洋新军在武昌所表现出的战斗力来看，南方民军，根本不能抵抗清国军队的武力进攻。黄兴和宋教仁公开反对孙中山坚持武装北伐的主张，希望能够通过袁世凯出面，以和平的方式达到推翻清国朝廷的目的，走向民主共和。 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反对力量，孙中山被迫让步，在1月15日，向伍廷芳发出通电，作出承诺，只要袁世凯能够使得清国皇帝退位，赞同共和，他马上正式宣布解除职务。 1912年1月26日，四十四位北洋新军将领发表联名通电，威胁清国内阁，实行共和国体，否则将率军队进北京。 1912年1月28日，由各省三个代表组成的全国参议会在南京正式召开。 1912年2月12日，在等到了优待皇室的承诺之后，清国皇帝宣布退位。 退位时的清国皇帝，视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为叛乱的非法组织，清国皇帝退位的同时，授予袁世凯权柄，组织一个临时的共和国政府，恢复中国统一。 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宣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同时通电各地督抚及军队，遵循旧中国传统里的习惯，声称自己拥护民主共和国体，但是无力承担此大任。 此时的袁世凯，我们可以说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所拥戴的政治领袖。 年青的革命党人，有着西方的各种思想知识，有着革命的激情和渴望，孙中山，是他们名义上的领袖，但是此时的革命党人，还不没有成熟发展到可以掌握各省的政局。 在辛亥革命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绅商阶层，掌握了各省的议会，是这个历史时期决定性的力量，他们对于革命和战乱，有着本能的恐惧和厌恶，他们希望一个秩序稳定的社会。 汉学者Joseph Esherick在1976年的时候，曾经发表过论文，他作出这样的结论，旧中国的帝制体系不仅是限制了中国人的政治自由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也制约着各地的精英阶层，阻止精英阶层过度压榨百姓。1911年，各省的精英们领导发起了各地的独立革命，推翻了制约他们的帝国体系，推翻了制约他们的力量，此时的他们，渴望的是社会的稳定。他们所受的教育传统，导致他们本能地惧怕混乱，以及混乱可能产生的巨变。他们害怕，传统里的“乱”，会带来农民们的暴力。 这些绅商阶层组成的各省议会，非常自然地希望袁世凯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 1911年2月14日，在得到袁世凯承诺赴南京就职，以及遵守“临时约法”之后，全国参议会全票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推选为副总统。 到这里，曾经处于分裂状态的南北双方恢复成为一个统一国家。 清国皇帝退位，宣布放弃对国家的主权。 袁世凯接受全国议会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全国参议会发出贺电称袁世凯作“中国第一之华盛顿，世界第二之华盛顿”。 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临时大总统，此时的袁世凯处于个人声望的顶峰。 1911年2月27日，蔡元培一行人作为欢迎专使抵达北京，准备陪同袁世凯南下南京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也慷然允诺，并开始和蔡元培商议经武汉南下的具体路线。 1911年2月29日起，北京，天津和保定先后发生多起士兵哗变，社会秩序大乱，有些观察家怀疑这一系列兵变的幕后策划者是袁世凯，是为了表明他留在北京的必要性。 1911年3月6日，蔡元培致电在南京的国民参议院，称袁世凯此时确实无法离开北京，希望参议院重新考虑此事，当天参议院作出决定，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1911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1年3月11日，在南京的国民参议会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正式明确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临时约法承诺，法律保障汉人和其余各族国民处于平等地位，国民的人身安全，个人财产，已经宗教信仰和集会结社自由受法律保障。同时规定，将在十个月之内，召开正式的全国议会，届时临时性的国民参议院将解散，袁世凯将被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由正式选举产生的大总统继任。 此时的参议院，各省代表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五人，参议院在1911年4月5日投票表决，决定将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至此，在名义上和实质上，统一的中华民国建立过程结束。 新生的中华民国开始预备引来第一个正式由全国选民选举产生的全国议会。中华民国的全国议会为两会制度。 为了获得执政权，争取在第一届全国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多数党，在获得孙中山和黄兴的支持之后，宋教仁开始了组织建立国民党。这是一个现代标准的公开的政党，不再是同盟会那样的地下秘密会党。 此时只有三十岁的宋教仁，展现出了其政治组织者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傲慢和自信也为他带来了许多反对者。 宋教仁的政治理念和孙中山是非常不同的，在行政制度上，宋教仁本人喜欢内阁总理制度，而孙中山则喜欢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度。 到1912年年中的时候，袁世凯已经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政治手腕，完全控制掌握了内阁。宋教仁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地，宣传他的政治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议会，以限制总统的权力，避免中华民国走向个人独裁专制。宋教仁对袁世凯加强个人权力的行为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巡回各地的竞选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选战中，宋教仁所率领的国民党，所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有两个。 第一个是由梁启超所领导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这是一个由不同组织所组成的联盟政党，他们和宋教仁的国民党的主要政治分歧是，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华民国，而不是一个联邦制度的中华民国。 第二个竞争对手则是黎元洪，张謇，章炳麟等人所领导的共和党，在选战中，共和党以其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获得了当时许多选民的认同。 除了这三个主要的大政党之外，当时至少还有有三百多个大小不一的政党组织参加了各地的选战，尽其所能，争取国会的席位。 在全国各地选战激烈进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讲述一下与此同时民国各地乡村政治的发展情况。 从清末新政开始基层自治之后，朝野就对中国的基层自治存在有反对和忧虑的声音。其中有最大的一个担忧是，乡村的自治公会会更加强了原有乡村士绅的政治权力，他们现在拥有了基层政府的权力，又拥有着文化知识和土地财产地位上的绝对优势，会不会形成对当地农民进行欺压的恶势力？没有了官府，这些地主老爷们，会不会变成欺压乡亲们的恶霸劣绅啊？ 辛亥革命开始之后，独立各省的县老爷都被赶跑啦，乡村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基层自治公所独大的局面。而一直到选战开始的时候，民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发展都没有急剧恶化，大家似乎也就把这个担忧给忘记啦，好像没有了官府的制衡，自治公所的地主乡绅们也没有什么虐待欺压乡亲们的事情哦。 选战的激情完全吸引了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力，当时没有那个政党会就乡村基层自治的缺陷，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国民党在其竞选纲领中提到了要需要发展完善乡村基层自治制度。 对乡村自治制度发展建设问题的忽略，可以被看作是这次选战中的一个明显问题。当时的中华民国，四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生活在远离城镇的乡村，乡村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对民国民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良好健康的民主国家，应该是全民的民主，而不是城市精英阶层参与的民主，你懂的啦，嘿嘿。 1912年的民国选举人的资格具体规定是这样的，必需是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拥有前清秀才以上功名，或者高小毕业证书，或者拥有五百大洋的个人财产，或者年纳税两块大洋。 选举法又剥夺了以下几类人的选举资格，文盲，抽鸦片的，破产的，还有精神病患者。 根据这个选举资格规定，当时的民国有四千两百九十三万多选民，占全国国民总数的十分一左右。 大家看到啦，女人被剥夺了投票参政资格。 乡亲们要记住哦，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主导的力量是当时的绅商阶层，他们虽然向往西方文明民主，但是毕竟是多年旧中国文化的教导，许多观念上还是旧传统的男尊女卑。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可以谅解的啦，西方人的妇女政治权力平等，也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而当年同盟党的革命运动中，是有不少进步女青年参与的，她们不仅参加同盟会，投入了金钱上的资助，有的还作为女革命战士，参与了具体的革命战斗。同盟会的章程里更是明确表明了“男女平等”。 当初大家在日本的时候，畅谈排满种族革命，民族之中华，自由，平等，博爱之中国。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女人居然被剥夺了平等的投票选举权力，女革命党人感到遭到背叛，她们为男女的不平等而愤怒，是自然的事情。 1912年3月，女权运动领袖人物唐群英率领几个女子冲击在南京的参议会现场，要求在临时约法中加入女子投票参政权力。遭遇阻拦之后，唐群英等人踢倒警卫人员，强行冲入会场，开始咆哮会场，并且打碎了会场的玻璃窗，场面极度混乱，直至一帮女革命党人被极其不体面地强行驱逐出会场。所幸这个突发事件过程中，没有发生扔炸弹，捅刀子等革命党人的革命行为。 唐群英是秋瑾的好朋友，她本是清国将门之后，英武豪迈，视旧传统礼教若无物，是一个典型的进步女革命党人，她是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 1912年7月，听说宋教仁在组织成立国民党，唐群英再次冲击会场，要求宋教仁将男女平等加入党章，努力争取男女平权。 1912年8月，国民党正式成立大会，唐群英发现国民党党章里没有男女平权的内容，怒不可遏，冲上主席台，掌掴宋教仁，所幸宋教仁自觉理屈，并没有发生进一步肢体冲突。 此时张继起身提议，要求在场国民党党员举手表决，是否要加入男女平权内容，现场没有一个男人举手同意，唐群英愤怒地离开会场。 日后唐群英变卖家产，回到湖南老家，兴学办报，一生致力于鼓吹推动男女平权运动。 唐群英去世之后，族人敬佩她的争取男女平等的勇气和事业，打破了旧传统的规矩，将她的名字和事迹，记录在唐家族谱里。 1912年12月，年轻的中华民国引来了第一次全国议会大选。 我们有理由怀疑，有些选区的选举是被人为操纵了，因为当地居然出现了高达百分九十的投票率，而也有地方则出现了公开贿选买票的事件。但是整体而言，此次的选举是值得中华民国自豪的一次历史事件，这是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国民们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权力，对自己的国家政治，作出自己的选择。 1913年1月，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获得了大胜。 当时中华民国的国会是两院制度的，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上院体现各省平等权力，下院体现全民平等权力，基本是参照的联邦制的美国国会模式。 作为上院的参议院，有274个席位，议员任期六年，每个省选举产生十位代表，其余的席位则代表海外华人权益。 下院则由596个席位，任期三年，根据人口分布分配选区，基本上是一个议员代表八十万国民的权益。 国民党赢得了众议院中的269个席位和参议院中的123个席位，在两院都是最大党。 根据临时约法，国民党将在总理和内阁成员的任命中，掌握最大话语权，而且只要政治运作成功，国民党也可以进一步主导将来的总统大选，并使得总统职位完全处于国会的监督之下。

​ 二次革命

​ 1913年的春天，中华民国新产生的国会议员们开始从各地出发前往北京。 ​ 1913年3月20日，胜选的多数党领袖宋教仁，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走进了上海火车站，准备乘坐火车进京。当他在月台上等候等车的时候，一个男子走了过来，近距离向宋教仁连发两枪。 ​ 宋教仁迅速被送往医院抢救，两天之后去世。 ​ 宋教仁留下了他的个人遗嘱，除了将遗留的书籍捐赠之外，他委托黄兴等革命同志，代为照顾他年迈的老母亲，同时也表达了他因为致力于南北和平谈判而被一些人造谣污蔑和误解的痛苦。 ​ 在他去世前，包括袁世凯在内的社会各界都普遍相信，作为多数党领袖的宋教仁，将被议会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理。 ​ 蔡元培在他的“我的历史”中说，同盟会里有建设计划的是少数人，有计划而毅然坚持追寻的，更是少而又少，宋教仁就是其中的最杰出者。 ​ 日本所留存的记录显示，宋教仁认为孙中山是个野心家，是根本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宋教仁认为自己应该努力钻研民主政治的书籍。 ​ 进入民国之后，孙中山主张革命党继续保留作地下会党的形式，准备着继续革命。而宋教仁则认为革命党应该脱离秘密会党的组织方式，成为一个公开的现代政党组织，参加国会大选，通过主导国会，以和平方式，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宋教仁的公开会，政党化，议会路线主张得到了多数革命党人的支持。他组织成立国民党，并带领国民党赢得了大选。 ​ 令人遗憾的是，年青的宋教仁，在离他31岁生日还有两个礼拜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 晚清到中华民国，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政治斗争手段，暗杀。革命党人不仅精通而且热衷于此道。孙中山，陶成章，陈其美，蔡元培这些革命党人都热爱这个除去政敌的革命手段。 ​ 同盟会革命党人开始的暗杀政敌异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真正消失。 ​ 宋教仁被刺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悬案，当时的报纸最初说的幕后嫌疑人，是宋教仁的政敌梁启超。 ​ 此后随着案情的调查进展，线索开始指向当时的临时内阁总理和内阁秘书。可是主要的同谋者要么被暗杀，要么是离奇失踪，使得这个案子成为一个悬案。当时最大的嫌疑人是袁世凯，但是袁世凯从来没有遭到过正式的调查和质询。 ​ 宋教仁去世之后，国民党议员们继续着宋教仁所指定的政治路线，开始加强对袁世凯的批判和监督。 ​ 此时的袁世凯，面临着巨大的中央财政危机，新生的中华民国需要金钱用于国家建设。清朝朝廷本来就很穷哦，乡亲们要记得，国库里紧紧巴巴的，除了一堆外债，没留啥钱给中华民国中央政府。 ​ 而进入民国时期之后，各省自治的意识高涨，这个时期的省，府，县的各级议会，绝对把握了当地的话语权。俺们当地的钱，当然要花在俺们当地啦。各级议会就像防贼一样，紧紧看着钱库，中央政府从各省几乎就收不到多少钱。 ​ 袁世凯有他的办法啦，他向外国银行借钱花。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五国银行团联合起来，贷款一亿两千五百万给中华民国，用于中华民国的各项国家制度和事业的组建，称作“善后借款合同”。这笔贷款合同，是用民国的盐税作担保的。 ​ 1913年4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和五国银行团正式签订“善后借款合同”。 ​ 1913年5月5日，国民党居主导地位的议会通过投票，通过决议，宣布民国政府所签署的借款合同违法。国民党籍的湖南，江西，安徽和广东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也发表联名通电指控袁世凯丧权辱国，向外国出卖中国利益。 ​ 国民党人的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领导者是孙中山。 ​ 3月份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之后，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了上海，在上海召开会议，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主张发动武装革命，以武力讨伐袁世凯。黄兴则倾向于遵循法律途径，调查案件真相，如果查明暗杀的确是出自袁世凯的指示，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弹劾，审判袁世凯。 ​ 国民党人对善后借款合同的阻挠，和对袁世凯作出的丧权辱国的指控，激怒了袁世凯。 ​ 因为早在1911年8月，孙中山曾经公开声明，为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建设，他赞同善后大借款。此后，应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赴北京面会袁世凯，在两人的交谈中，孙中山也明确表明了他的立场，现在财政这么困难，只能向外国借款啦。 ​ 前面还说这是正当的行为，后面就完全变成了丧权辱国的卖国行为，袁世凯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国民党人。 ​ 在袁世凯的指示下，北方七省都督也发表联名通电，指责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只从政党利益出发，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冯国璋等将领则通电宣称，“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只问乱不乱，不问党不党”。 ​ 1913年5月29日，效忠于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攻击上海制造总局，武装叛乱被镇压，数名革命党人被俘虏。云南都督蔡锷发表通电，要求以法律途径追查宋教仁命案真相，现在国家这么弱小，如果有人鼓动分裂，发动叛乱，这样的人应该是全国公敌，大家费劲艰辛所建设的民国，不应该毁于小人的手中。 ​ 社会各界都发出指责武装暴动的声音，呼吁通过法律途径，调查宋教仁案真相。就连一直指控袁世凯为宋案元凶的上海民立报，也发表文章，文章说，就算政府作了邪恶的事情，有法律和国会在，一定就有解决的能力，而不应该图谋暴乱，祸害苍生。阴谋作乱的行为，不仅是商人市民鄙视，明事理的人都鄙视。民立报是国民党人所办的报纸，国民党内部也有人，也对孙中山等人发动暴乱的图谋，发出公开的谴责。 ​ 得到社会舆论支持的袁世凯开始加大了打击力度，下令撤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位，罪名是专制残暴，违法秧民。当时有风闻说李烈钧可能立刻发动叛乱，民国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南下九江。 ​ 1913年7月12日，得到孙中山指令的李烈钧在江西发动武装叛乱，通电独立。此后，效忠于孙中山的国民党人所控制的江苏，安徽，上海，湖南，四川先后通电独立。 ​ 这就是孙中山策划领导的“二次革命”的开始，国民党热的二次革命遭到社会各界报刊舆论的指责，更有人明确地说，孙中山的革命行为是“暴民专制”。 ​ 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出讨伐令，民国军队从南北夹击武装叛乱的南方各省。 ​ 云南都督蔡锷奉命统兵入川，国民党人熊克武败退，四川的武装叛乱被镇压。 ​ 在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民国军队强大压力之下，湖南，福建等各省先后通电取消独立，回归中华民国统治。 ​ 1913年9月，著名的反动将领，辫帅张勋率领武卫军攻克革命党人所占据的南京，到这里，孙中山所发动的二次革命，完全被镇压平定。 ​ 反动将领张勋，是那个年代一个有喜感，而又带有悲情色彩的人物，他是一个逆当时的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人物。抛开政治主张的争执，当时与他有过个人交往的民国时代人物，对他的个人风评都是相当的正面，张勋是一个耿直的人。 ​ 当时康有为已经非常有创意，而且非常有想象力地通过再解读康圣人版的儒家经典，创造出了一个孔教，张勋就是孔教的追随信奉者。 ​ 进入中华民国之后，张勋保留了辫子，同时下令麾下全军保留辫子，以表明对清清皇帝的忠心和思念。张勋的事迹，我们会在后面继续讲述。 ​ 二次革命失败，策划发动武装叛乱的孙中山遭到中华民国通缉，逃亡日本。 ​ 孙中山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中国政局力量和他的个人影响力，因而坚持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 ​ 1911年的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接受了革命思想，而是当时的许多学生，绅士，商人，新军官兵们接受认同了排满种族主义革命思想。 ​ 掌握着各地方议会的绅商们对西方的民主思想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许多时候，他们就把大总统，误读成了皇帝那样的最高管理者，而不是现代民主社会服务员中的首领，大总统，也就是公仆中的首领啦，你懂的。对于现代政治学里的独裁者概念，他们是缺乏的，对于如何，以及为什么要防止出现独裁者，他们更是缺乏理解。对于现代的政党政治，他们也觉得这些新玩意很神秘。那些新思想，新玩意，许多绅士们是真的不懂啊，所以他们并不热衷于参加全国议会的竞选，而宁愿看着自己家里，待在地方议会里。甚至对于贿选买票这些现代民主所排斥的行为，当时的许多绅商们都不觉得是什么不可容忍的事情。 ​ 而对于西方传来的革命思想的理解，他们往往是按照旧体系儒家传统思想来解读，在他们的理解里，革命就是乱，会带来暴力，杀戮，缺乏教化的农民和暴民们会开始作乱，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他们对于革命，有着本能的畏惧和排斥，他们不想失去社会的秩序，不想失去他们所拥有的地位和特权。 ​ 他们对于袁世凯则寄于很高的期望，他们认为袁世凯是当时唯一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讨伐袁世凯？讨伐完了谁能够有袁世凯这样的能力和影响力来稳定局面？ ​ 而此时的国民党，是由宋教仁所组建的国民党。当初宋教仁奔走各地，大力鼓吹宣传他的政治理念，现代民主宪政思想，和平议会路线，已经得到许多国民党人的认同和接受。怕政府变成暴政的坏政府？那么就用议会约束管理政府就是啦，议会要成为中国的“良医”。 ​ 对于当时孙中山所号召的讨伐袁世凯革命，不少人是这么看待宋教仁被暗杀事件，这么多社会报刊舆论在关注简单此案，法院也会秉公办理，到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时候，自然可以动用合法的议会途径，弹劾袁世凯，解决这个问题，伸张正义。 ​ 上海检察厅传讯国务院内阁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虽然以个人健康原因为理由，辞去国家总理职位，并且拒绝到上海出庭接受质询。但是这个只是司法过程中的一个挫折，应该继续沿着这条合法的途径，追查案件真相，而不是通过革命手段解决问题。就算把中华民国的军队都打败了，就能证明袁世凯是宋案的幕后主使者么？ ​ 因此孙中山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在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反对意见。 ​ 逃亡日本之后，孙中山痛定思痛，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许多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没有支持二次革命。 ​ 为了继续他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这又是一个秘密会党形式的革命党，不同于青帮和同盟会那些会党组织的是，此时的中华革命党，入会者不仅要按指纹，而且必须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誓死追随孙中山本人。

​ 外国和中华民国的初期体验

​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西方列强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都觉得帮助挽救清国政府，没有什么意义啦，革命党人也不会侵犯各国从1842年之后所获得的各项在华权益。 ​ 因此各国都采取了严守中立的立场，不干涉，不帮助任何一方打架。各国所采取的军队行动就是加强了对各地在华侨民聚居地的护卫，以及加强了北京到天津入海口之间的防务，以避免再发生义和拳暴乱那样的排外屠杀。 ​ 到1914年的时候，各国在华的投资总额以及达到七亿八千八百万美元，他们所希望的，是一个稳定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使得各国的投资利益可以增长。 ​ 外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海和满洲南部，如果把香港市场也算上，联合王国此时在华投资总额以及达到607百万美元，占外资总额的37.7%。覆盖的行业范围非常广泛，铁路，航运，公共事业（煤气，电力，电话），江轮，煤矿，棉纺厂，糖厂，水泥厂，缫丝厂，房地产各个行业都有涉足，其中居然还有一家作绳子的工厂。 ​ 投资额位于第四位的是日本，日本资本所投资的行业，也和英商一样，丰富多彩得很，他们在华总投资额为220百万美元，占外资总额的13.6，当时略低于俄罗斯的16.7%和德国的16.4%。 ​ 这个时期，美国在华的投资总额是非常小的，仅仅有49百万美元左右，而且主要都是些教会的财产，医院啦，学校啦那些的，传教士是美国在华侨民的主体。 ​ 日本和欧洲各国，最初对于袁世凯和新生的中华民国是持着明显的怀疑态度的，这一转眼就没有了皇帝，这国家会发展会成啥样？ ​ 美国的态度却是非常热情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喜感的现象。而美国热情态度的成因，那就更加的有喜感，因为美国在华的传教士们，他们感到非常激动，他们喜欢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当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几乎都同情中国所经历的民主共和运动，对于没有皇帝这事情，他们真诚地不觉得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美国不也一直没皇帝么？ ​ 中国国内不少具有改革思想的年青人，大家如果去追看他们的成长背景，是有着教会学校背景的。 ​ 传教士们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充满了好感和期待，同盟会里的革命党领袖，有许多是基督徒，孙中山本人也是基督徒，这些事实，更使得传教士们喜爱这个新国家。 ​ 袁世凯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在清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对基督教士们表现出尊重和善意，传教士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文明理性的清国官员，进而对他有好感。成为民国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有意识地更进一步向美国传教士释放善意。 ​ 1913年，袁世凯特地请求美国传教士，中华民国就要召开国会啦，乡亲们，请你们在各地的教会，都为这个新召开的国会祷告哦，为中华民国祷告哦，谢谢。 ​ 这一下不少传教士更激动啦，眼泪哗哗的，从普安臣时代就在说，十字架的光芒，要照耀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岗，现而今，梦想要临近啦？ ​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回美国国内，立刻成为了当时许多报纸的头条，袁世凯要求基督徒为中华民国祷告！洋基们也感到兴奋的不得了。 ​ 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他自己高兴到都要哆嗦了，他对国务卿说，这件事情，可是俺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最值得书写的历史性事件啊。威尔逊对袁世凯，对中华民国，好感值暴涨，嘿嘿。 ​ 当时甚至已经有报纸开始拿袁世凯和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大帝作比较了。 ​ 袁世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君士坦丁大帝！我们这个时代的查理大帝！他将带领他的异教徒国家归向基督文明。 ​ 这些美国洋基的兴奋和激动，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旧传统的无知。 ​ 旧中国的传统里，人们对宗教是持有“道并行而不悖”的包容态度。一个人家里遇到大事，请和尚来，请道士来，再请个喇嘛来，都自然的很。 ​ 袁世凯要求美国传教士为中国祷告，是个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袁世凯也可能同时又请了高僧了，道士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独一真神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基督教只不过是和佛教，道教一样的又一个宗教而已。多拜个洋菩萨，没啥不好的。 ​ 威尔逊总统和当时许多美国人对袁世凯的这个举动的解读，其实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误读。一神崇拜背景的美国人来说，袁世凯愿意让基督教会让中华民国祷告，这显然表明他是有着归信基督教的想法啊。 ​ 袁世凯会带领着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异教徒国家归向基督文明么？热情而冲动的洋基们开始了这些叽叽喳喳的热烈讨论。 ​ 选民们都这么叽叽喳喳了，政客们当然也要开始表态啦，关心帮助中华民国，成为了当时政治正确的一个大话题。有许多政客开始公开发表谈话，表明立场，我们美国，和中国是有着特殊关系的，我们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必需要继续保持下去，要规范约束那些想对中国动手动脚的国家。 ​ 虽然在这个时候，美国国会歧视华人劳工的排华法案依然有效，但是美国民间排华的情绪已经开始缓和。 ​ 1908年，美国开始把庚子赔款以奖学金的方式，退回给清国，大批清国留学生开始进入美国各地的大学，在美的清国留学生数量开始激增。 ​ 华人留学生数量的增多，开始渐渐改善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负面印象。 ​ 191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作为大选的政治攻击手段，在野的民主党候选人在对华问题上对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大作攻击。 ​ 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居然不支持遥远东方，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事业！这是美国的耻辱！ ​ 赢得大选的威尔逊总统入主白宫之后，开始启动行政程序，要求美国银行从善后大借款中退出，理由是，这个贷款合同具有剥削性质，对中华民国不公平。 ​ 1913年3月，美国银行退出善后大借款中的外国银行团。 ​ 1913年5月，美国驻北京大使正式拜访袁总统，递交国书，正式承认袁世凯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 美国这么干，是典型的美国外交传统里的孤立主义行为。 ​ 美国的这一行为，激怒了英国，英国驻北京大使称美国的行为是令人愤怒的，因为此时的袁世凯还没有正式签署过任何法律文书，承诺保障外国在华权益和投资。 ​ 英国愤怒的另外一个理由，则是西藏问题，英国希望中国能够同意西藏自治。 ​ 袁世凯则宣称，应该遵循前清旧例，西藏归中国中央政府管理。英国的这个要求，遭到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憎恨，认为这是对中国国土的侵犯。 ​ 但是出于解释不清楚的原因，1913年10月7日，袁世凯居然正式承认了西藏的自治地位。也就是在这一天，英国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 袁世凯对英国的承诺，事后没有得到内阁的批准，也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 在得到大规模路权合同的承诺之后，日本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 在得到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地位之后，俄罗斯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 至此，袁世凯政府已经得到当时各主要国家的正式承认。

​ 袁世凯的民主宪政之路

​ 袁世凯的民主宪政之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 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的政治制度规定，本身是具有令一个理智清晰的人抓狂的功效的，可以算人类政治学历史上的一朵奇葩，供给后人欣赏。 ​ 最初指定政治制度的时候，这是一份为孙中山量身定做的制度，基本就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度，同时加强了总统集权，拥有比美国总统更大的行政权力。 ​ 当革命党人发现，袁世凯将要成为大总统的时候，孙中山向参议会提出来，袁世凯这个人是有独裁倾向的，必需要限制总统的权力，修改组织法。 ​ 革命党人又开始匆忙地修改组织法，改为英国模式的责任内阁制度。可是实际上改出来的东西，是个既不是美国体系，也不是英国体系的一个混乱体系。 ​ 根据临时约法，总统负责所有政治事务，是陆军和海军的统帅，有权任命各部部长和外交使节，对外宣战，以及对外谈判和签署条约。 ​ 但是，所有以上这些权力都必需得到内阁授权才可以进行。 ​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地方，临时约法并没有任命总理为行政首脑。 ​ 正常的责任内阁制度，是总理为行政首脑，带领内阁成员行使行政权力，作好决定，让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总统对外宣布。 ​ 可是这个临时约法却是一朵奇葩，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行政首脑。 ​ 由于这个临时约法的模糊性，总统似乎要和总理分享行政权力。可是，任何分享？临时约法也没有界定。 ​ 中华民国政府内阁成立不久，这个临时约法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 袁世凯所任命的第一位内阁总理，是唐绍仪。唐绍仪曾经作为留美幼童计划中的一员，在12岁的时候，就被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之后清国政府召回所有留美学生，当时还没有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唐绍仪，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回国之后，他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开始了个人的清国官场生涯的爬升，并晋升到尚书职位。 ​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唐绍仪作为清国政府的代表，和南方民军代表伍廷芳进行和平协商谈判，他的表现赢得了袁世凯的肯定，也赢得了不少南方革命党人的认同。为了表明他个人对无君共和国制度的支持，他甚至参加了同盟会。 ​ 虽然他的总理职位是由袁世凯所任命的，但是上任之后，唐绍仪就尽力遵循宪政精神，而拒绝作一个袁世凯的橡皮图章。 ​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旧体系的冲突，旧体系的中国人，是讲究个人的感情的，讲究对提携之恩的回报，这一套标准，放到现代的民主体系里，就会出现大问题，就会变成了公私不分。现代民主体系，大家的私人交往，是遵循私人交往的准则，而在职场上，就要对所处的职位负责。 ​ 多年美国留学背景的唐绍仪，并不觉得自己在总理职位上尽自己的职责，捍卫宪政制度，和作人要知恩图报存在有冲突。 ​ 随着两人间的摩擦加剧，袁世凯开始对总理表现出越来越强硬的态度。 ​ 1912年6月，任职不满三个月的唐绍仪在挫折感中，提出了辞职。 ​ 中国的历史作者，把两人间的冲突解读为袁世凯的个人专制而导致的。这种说法是根本没有考虑到临时约法本身的问题。 ​ 临时约法对于政府组织的规定，本身就是糊里糊涂，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两个人的冲突，都可以从临时约法的模糊性里找到原因。 ​ 首先，袁世凯不能控制内阁，其次，总理不能控制内阁，那么大家要问啦，这个国家的政府，谁能控制内阁？这是一个没有行政首脑的内阁，算是现代民主制度里的一朵奇葩吧。 ​ 再来，总理并不代表国会多数党，而且总理也无权控制预算，也无权控制各地政府。 ​ 国会可以弹劾内阁成员，而总理却无权解散国会。。。 ​ 这样一朵奇葩，这样的民主政治体制，地球人类的政治领袖们，要是陷进去，估计都要抓狂。 ​ 总理和总统起争执，要有个标准可依啊，标准在哪里？标准如果不明确，那不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嘛？双方缺乏一个明确的客观标准的争执，是无意义的。 ​ 这是一个陷阱，袁世凯要有效行使行政职能，他选择了绕开这个体系。 ​ 而袁世凯作为旧体系的能臣，对于绕开这个民主体系，运作政府，那当然还是有他的办法的。 ​ 唐绍仪辞职之后，所有内阁成员，也跟随他一起辞职。唐绍仪内阁，所有成员都是同盟会员。 ​ 同盟会内阁的总辞职，那是给了袁世凯机会啦。他要找愿意顺服合作的内阁成员，那当然是件不难的事情。 ​ 当时的议会也分为许多不同的派系，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维护宪政的意识，也就批准了袁世凯的各项提名。 ​ 这么一来，此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成为了袁世凯所领导的政府，内阁不再对他具有制约。 ​ 中华民国的健康民主宪政政治，到此时，已经只能寄希望于年底的国会大选啦。 ​ 宋教仁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选区，指控袁世凯此时已经开始失去了制约，成为了一个专制政府。宋教仁宣传说，选国民党啊，只要我们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我们就可以组成国民党内阁，修改临时约法中的缺陷，让中国的政治制度，真正靠近英国模式。 ​ 1913年4月8日，全国选举产生的中华民国参众两院召开第一次开幕礼。 ​ 此时宋教仁已经不幸遇刺身亡，国民党人张继被推选为参议院议长。而进步党人汤化龙则被选举为众议院议长。 ​ 梁启超所策动组织的进步党，此时是国会内第二大党，占有223个议席。 ​ 国民党和进步党这两大党，政治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 梁启超主张，中国应该扩大总统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度，在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之下，带领中国建设现代民主国家，走向富强。 ​ 而宋教仁则宣称，应该限制总统权力，在中央层面，用议会加以制约。在国家组织结构上，宋教仁认为应该扩大各省地方自治，组成联邦制度的国家。这样的制度和发展路线，才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保障。 ​ 梁启超率领的进步党和宋教仁率领的国民党之间的政见之争，让人回想起当年美国建国之初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 英国的十三个北美殖民地，通过武装暴动，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在如何建立这个国家的问题上，也一样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线。 ​ 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主张，美国应该成为一个精英统治的国家，以避免沦为一个暴民国家。关于国家的构成方式，汉密尔顿主张加强中央联邦政府的权力，汉密尔顿甚至力主建设一个国家中央银行。 ​ 以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持完全相反的立场，美国应该成为一个草根民粹政治的国家，地位卑微者并不是愚昧邪恶者，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文明理性的教化。让这个国家的民众都良善，这个国家就不会变坏。对于联邦政府的权限，他们极力主张大力加强限制，在中央层面用议会加以制衡，在地方层面通过各州的高度自治加以制衡。 ​ 约翰亚当斯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最后的认可，美国的国家架构，组织制度，基本上就沿着这条路线进行的。 ​ 而在此之前，双方一样有着激烈的争执和辩论，当时的华盛顿是倾向于汉密尔顿的。华盛顿虽然对政治学并没有什么研究，但是他却又有着很高的个人威望和领导能力，他倾向于汉密尔顿，那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 气急败坏的约翰亚当斯，除非当着华盛顿称呼华盛顿的名字，在其他的场合，他就用那个“老羊肉球脑袋”称呼华盛顿这个人，意思是说，华盛顿的脑袋就是个羊肉球体，没有思想，嘿嘿。

​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7 13:43 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中，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按照当初宋教仁的政治计划，国民党将独立组阁，以国民党内阁制约限制总统。 ​ 失去了宋教仁之后，国民党人的这一政治计划的执行力遇到了挑战。而孙中山等人策划发动的二次革命，更是使得社会舆论各界对国民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看法，国民党变成了许多人眼里的暴政党。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出现政友会，集益社，相友社等团体，以淡化其国民党形象。 ​ 在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独立组阁已经成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1913年7月，袁世凯邀请熊希龄出任总理，并由熊希龄出面组成内阁。 ​ 熊希龄是前清的进士，清日甲午战争之后，他极力鼓吹呼吁改革，学习西方。 ​ 他并且个人出资，兴办新式学堂，百日维新之后，他遭受牵连，不仅被革职，而且被勒令接受管束思过。 ​ 晚清满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民主宪政，熊希龄随同出洋考察，他对所见到西洋文明社会极为赞赏，回国之后更坚定了学习西方的主张。 ​ 晚清新政中，他主理东三省的财政，因为他在财政，实业方面的成绩，赢得了全国范围的声誉。 ​ 本人是学者，实业家，教育家，同时又有着政治经验的熊希龄是各界都尊敬的一个理想总理人选。 ​ 但是这个人选从外交的角度来批判，熊希龄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他对日本有着很强的敌意。 ​ 1913年7月，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担任热河都统的熊希龄居然公开发表通电，指控日本是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幕后元凶，意在分裂中国，他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拥护袁世凯。 ​ 作为一个中国政府内的地方行政长官，是不应该私自这样越权发表对友邦的攻击，更不用说，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指控。 ​ 熊希龄所组成的内阁，当时的人们称作“人才内阁”，这是一个西方政治学的名词，也有的翻译作专家内阁。意思是说这不是一个单一政党的内阁，而是跨越党派的专家内阁。 ​ 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内阁中的，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可以算是当时中华民国内的最顶级的精英人物，当时的舆论对这个有“第一流经验”的“第一流人才”所组成的内阁，给予了高度称赞。 ​ 1913年10月，中华民国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 在这件事情，是明显违反了临时约法原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国会应该首先制定宪法。在制定宪法之后，选举首任大总统。 ​ 改变先后次序，先选大总统，然后再制定宪法的提案，是由进步党议员提出的。出于我们后人无法明确的原因，这个议案在国会被通过。 ​ 是有议员被贿赂了？有议员被武力胁迫了？还是有议员基于什么思路支持了这个动议？我们无法对这个诡异的事件作出一个明确的解释。 ​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首届正式大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注重强调了国民道德体系重建的重要性，和教育的重要性。 ​ 此时二次革命已经被平定，在江西，警备司令缴获了逃亡的李烈钧未及销毁的大批文件，其中有许多李烈钧和国民党本部，以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往来电报。 ​ 证据显示，二次革命，并不是李烈钧，熊克武等国民党员的个人行为，国民党本部，以及国民党籍议员都参与密谋策划了这次武装叛乱。 ​ 1913年11月，袁世凯发布命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这个命令，得到了国务总理熊希龄的附署。 ​ 军警开始可能是国民党员的议员们开始搜查，共查获438本党员证书，这些国民党员因此被剥夺了国会议员资格，并被逮捕。 ​ 失去了这438个议席之后，国会马上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法定最低席位数不够啦。两院发言人被迫宣布，国会进入无定期休会状态。 ​ 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 ​ 1914年2月，甘肃，山东，山西，湖南，和河南省民政长对各省议会发出指控，指控各省议会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司法，妨碍行政。袁世凯下令解散各地议会。 ​ 梁启超这时候开始郁闷了，他在对比已经灭亡的清国和目前的民国。 ​ 在晚清的时候，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省，议会那都是高调的很啊。现在进入民国了，没有了皇帝，怎么居然议会的地位反而下降了？ ​ 梁启超的郁闷，我们可以试图从两个方面作对比，尝试作出可能的解释。 ​ 晚清时期的朝廷，是一个弱势的朝廷。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臣，一般都倾向于宪政民主。社会各界的舆论，也是一面倒地支持议会民主。 ​ 而中华民国的袁世凯，则领导着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同时包括袁世凯在内，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对议会的态度，由原先的向往和尊重，改变为怀疑，甚至鄙视了。 ​ 袁世凯对他的顾问们这样解释他解释议会的理由，国会是个根本无法工作的机构。八百罗汉！其中两百个是主动在办事的好人，另有两百个是懒汉，再有四百个根本就是混成喝的废物！国会召开到现在，除了给自己定工资，进行的顺利。除此之外，他们都作成了些什么事情？连个程序的事情，都吵翻了天而没有任何结果。 ​ 我们不能说袁世凯对当时议会的评价是错误。我们只能说，不论袁世凯，还是当时的许多人，对着议会民主制度，三权分立的意义和价值，在理解上，是错误的。 ​ 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建设，到这个时候，接近完全的停滞。

​ 袁世凯复兴中国的奋斗 ​ 从中华民国一建立，袁世凯所领导的就是个穷光蛋政府，而且还背负着巨额的外债。 袁世凯刚上任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年收入大约是260百万银元，由四个组成部分，地税，盐税，茶税已经运输税和关税，这四部分是比较平均的，每项税收的总额都在45百万元左右。 ​ 可是各地上缴中央的税收是越来越少，到了1913年，只有不到2百万元的各省地税到达中央国库，民国中央政府每个月都存在13百万元的赤字，是每个月亏13百万元哦！ ​ 雪上加霜的则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流失。原本的海关关税是先交给清国政府，然后用于偿还外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海关总署（此时赫德已经去世，海关总署由他的继任者负责）担心革命党强行抢夺关税收入，于是将收入都先存入外国银行，然后支付外债。 ​ 这种安排对中华民国是显然不公平的，而且直接侵犯到了中国的国家主权。 ​ 在这种安排下，中央政府不仅失去了现今收入，而且更关键的是，现今存放在银行所产生的利息收入被剥夺了。 ​ 中央的政令在全国各地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中央新加了好多税，也都被地方截流了。善后大借款之后，连盐税这块收入，也处在外国银行团的监控之下，外国要么拿盐税用于偿还外债，要么用盐税收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操纵中国政府。 ​ 但是尽管穷成这样，袁世凯一样对自己，对中华民国的未来，怀着远大的雄心。 ​ 袁世凯解散各级议会的行为是已经公然颠覆了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遭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控诉。 ​ 没有议会制约的袁世凯，此时成为一个真正强力的独裁者，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袁世凯接下来的政治路线，是让观看历史的人有些感慨的。 ​ 袁世凯是回到了晚清新政改革时期的局面，从那里从新出发，进行改革的尝试，寻找出有效的制度，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稳定的中国政府。 ​ 为了更好地预备和实施他的改革计划，袁世凯聘请了一个外国专家团，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专家，日本的铁路专家，法国的军事专家，和一位比利时的法学专家。我们要是从他们所作的工作表现来作为标准进行批评的话，我们要说，首先，袁世凯给他们付太高的工资啦，那么点事，就要这么多钱啊？我们要是以他们本人的专业能力为标准进行批评的话，我们要说，亏大了啊，他们这样的专业人才，就干这么点事？ ​ 袁世凯最迫切的改革工作，是要为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倒不能因此就说，袁世凯是对正义，有着纯真的向往和追求，因为袁世凯推动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建立一个稳定而公正的司法体系，是中国结束境内治外法权体系最有效的工具。当年日本司法改革，依照西方模式建立起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之后，就以此为正当理由，通过和各国重新修订条约，结束了西方国家在日本的治外法权。袁世凯本人，极度憎恶存在于中国之内的外国司法系统，他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 ​ 1906年的时候，当时的清国已经建立起全国的最高法院，并且在司法体系建设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展，当时制订的商业法律和保障已婚妇女权益的法律，已经达到了现代法律的标准。 ​ 袁世凯以此为基础，继续推动法治改革。当时全国只有三个省有最高法院，那还是晚清行政遗留下来的。袁世凯要求全国各省，和各府都要有独立的法院。但是他倒并不鼓励在县一级建设独立的法院，袁世凯更愿意由县级的行政管理机构来行使法院职能。 ​ 在刑罚系统的改革上，袁世凯启动了一个全国监狱改造计划，改善各地监狱的卫生条件，以及囚犯的工作环境，同时为囚犯配备安全工作工具，另外开始制定对囚犯的道德教育感化措施。 ​ 在教育改革方面，袁世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男童小学的建设，以增加覆盖范围。根据袁世凯推动的教育改革制度，中华民国的男童必需接受义务教育，所有小学阶段的教育都是免费的。同时开始在局部学校进行汉字注音化的教育试验，希望能够通过把图形文字的汉字改造成音符文字，以便于普及教育。 ​ 在袁世凯推导的教育改革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内容，他着重强调，除了中国国民所必需的各项新知识的教育外，所有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内，必需有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 ​ 为了推导经济的发展，袁世凯也制订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各地加强制洪和灌溉工程建设，以求得到更高的的农业产量。研究新的农业畜牧业技术，并向各地乡村推广教育。 ​ 为了鼓励商品和货物的流通，袁世凯降低了全国铁路的运费，同时向民间小买卖人提供小额贷款。 ​ 在一个英国留学归来的中国科学家带领下，一个专业小组开始对全国的矿产资源展开普查。 ​ 袁世凯同时把当时在全国流通的货币进行了规范化，中央化管理，加强了国家对铸币的统一管理，各地市面流通的各省地方政府在混乱局面中所发放出来的各种地方特色的纸币都得到了回收。 ​ 随着清国的覆灭，晚清新政时期压制鸦片产业的改革措施已经中断，袁世凯以强力手段，恢复并加大了对鸦片产业的压迫力度，他觉得鸦片吸食，是中国的一个陋俗。作为政治强人的袁世凯，他所进行的禁烟运动，力度和效果是远远超过晚清时期的朝廷。 ​ 全国各地县一级的政府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央的压力，以至于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鸦片商人们都躲进了各地的租界里而不敢出来，在租界里，他们享受到袁世凯所憎恶的治外法权的保护。 ​ 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个历史事件，是有助于袁世凯的独裁者权威树立的。当时法国，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去了欧洲，这些国家再没有功夫对袁世凯施加压力啦。

​ 二十一条

但是对于袁世凯个人而言，不幸的是，欧洲列强离开之后所形成的局面，使得日本觉得，是个加大日本在华权益的最好时机。这些西洋人们都跑啦，东洋人觉得有机会啦。
从1902年开始，日本就是英国的盟国，一战爆发之后，日本立即向德国宣战，并且开始进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租界地。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山东虽然是德国租界，但是也是算中国的领土啊，如果真的要打德国，中国军队可以出动的哦，中国向英国方面提出这样的建议。
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恩怨情仇交织的关系。
19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开始兴起社会进化论和种族主义学说，在西学东进的过程中，这些思想也传入了日本，进而被邹容，孙中山这一批在日本的中国人所接受。
当时是欧洲中心论盛行的年代，根据黑格尔的阐述，欧洲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希望，而亚洲社会，则是一个封闭而愚昧的文明形态。
欧洲种族主义者以解放者的姿态，俯视亚非各国，对东亚人的歧视和压迫。虽然种族主义者只是西方人中的一部分，但是在那个时代，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有观点认为，黄种人从智力上不如白人，从体力上不如黑人，是最为劣等的人种。
日本思想界兴起了一个反抗白人种族压迫的思想，叫作大亚细亚主义。黄种人团结起来，反抗白种人的压迫，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具体到对中国的态度，大亚细亚主义者认为，应该帮助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成为和日本一样的现代化国家，这样两个国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对抗白种人的压迫。
大亚细亚主义不仅是在日本主流政界和学术界有许多追随者，在当时的边缘知识分子中，也有许多的追随者。之前讲述过的日本浪人宫崎兄弟们，北一辉，头山满他们，当年都热心于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共和国，使得中国走向富强。孙中山说，我也是一个大亚细亚主义者。
日本政府对当时清国的态度，自从甲午战争之后，就一直有着明确而一贯的对华政策，帮助清国走上君主立宪道路，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
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开始出现了扩张主义者，这一类人认为，应该扩张日本的领土，中国已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国家，早晚要被西方列强所瓜分，日本应该扩张占领中国国土。 扩张主义思想的追随者，最初也只是日本的一些边缘人士，渐渐的也开始影响到一些日本政界人士。
1911年清国爆发辛亥革命，当时日本国内曾经有过讨论，是否应该出兵干涉，帮助清国政府镇压民军叛乱，恢复清国统一和秩序，但是这种主张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接受。日本选择了和西方各国一样，保持局外中立。
1914年，日本政坛爆发了西门子军购丑闻案，山本内阁倒台，日本面临明治维新以来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日本天皇邀请大隈重信组阁。
大隈重信是日本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政治家，贵族院议员，并且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创办早稻田大学，主张全面学习西方，但是和福泽谕吉所不同的是，大隈重信则极力鼓吹主张“结合东方的伦理和西方的科学”，这个口号，让人想到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
大隈和福泽在思想上，在许多具体的政治主张上，都存在着对立和激烈的争执，双方彼此间的嘲讽和攻击不断。正是福泽对大隈的一次嘲笑，激发了大隈创办早稻田大学的念头。
福泽去世之后，家人拒绝了外界所有的献花，而仅仅接受了大隈的献花，表明了福泽对大隈的敬重。
而大隈重信去世之后，有过三十万日本国民参加他的葬礼，这是日本国人臣里绝无仅有的哀荣。
大隈重信出任总理大臣之后，组成跨党派的专家内阁，带领日本走过政治危机，并且向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日本的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说，日本将和中国签订新的条约。并且说，一但支那共和国遭到第三国侵害，日本将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行动，支那共和国应该合作顺从。。。这个文章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吞并朝鲜之前的一些社会舆论。
1914年8月，在得到英国同意之后，日本军队对山东半岛的德国守军发起攻击，日军不仅攻占了德国租界，而且也占据了租界周边地区。
1915年1月7日，中华民国向日本提出外交交涉，中国希望日本尊重中国的中立国地位，要求日军撤出德租界以外的山东领土。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使日置益绕过民国外交部长陆征详，要求直接秘密会见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两人的会见中，日置益向袁世凯呈现了二一条，并且要求袁世凯对两国间的谈判绝对保密。
二十一条分成五大号，
\1. 日本接收继承德国在山东原有的一切特权，山东成为日本势力范围。
\2. 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拥有特权；日本现有一切租约，租期再延长99年；日本国民有权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购买或者租借土地，从事商贸，制造，或者农业生产；中国同时确认，除非得到日本事先同意，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不再给予任何第三国特权。
\3. 中日两国合作经营湖北的汉-冶-萍煤铁事业，除非得到日本事先同意，中国不得再单独开采汉-冶-萍公司所拥有的煤矿和铁矿。
\4. 除非得到日本事先同意，中国不可将沿海口岸和岛屿，租借或者割让给第三国。
\5. 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出任政治，经济和军事顾问，日本顾问数必需超过其他各国顾问总数；中国主要城市的警察局必需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警局；中国军火工厂由中日合并，中国所需要军火必需主要从中日合并军工厂采购；中国如果有向外国借款意向，必需先咨询日本；日本僧人有权在中国自由传教。
二十一条中的前四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不是非常出格离谱的要求。关键的问题是第五号的各项规定，几乎就类似于当年清国时期，中国强加给朝鲜的各项规定，而当年在朝鲜操作此事的，正是袁世凯本人。如果袁世凯接受了第五号，那么中国就成为了日本的附属国。
袁世凯作为当年亲自压迫朝鲜的一线执行人，对此类条款的意义当然非常明确。他一看到二十一条的第五号，就被激怒了，“直以朝鲜视我”！是啊，当年是中国这样压迫朝鲜，今天日本居然把中国当作当年的朝鲜进行压迫啦！嘿嘿
会面之后，袁世凯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商量对策，陆军总长段祺瑞见到如此屈辱性的第五号要求，也是怒不可遏，当时就主张应该对日本宣战。
此时西方列强的注意力都已经在欧洲战场，如果中国对日本宣战，那就基本是两国间的单挑啦。
袁世凯进一步问段祺瑞，如果开战，中国军队可以支持多久？冷静下来的段祺瑞给出了他的答复，如果真的两国开战，中国军队应该可以坚持抵抗三个月。
打架看来是打不过啦，大家的选择是还是先谈判吧。袁世凯让陆征详去和日本谈判，能拖就拖，采取拖延策略。
中日谈判中，日本再三警告陆征详，这次谈判是两国间的事情，要求中国严守谈判机密，不能透露给任何无关人员，更不可以告诉外国。
中国谈判代表的策略则也是非常明确的，陆征详和曹汝霖负责拖延谈判，想拖总是有办法的啦，你懂的。另一方面向外界泄露二十一条谈判的内容，一方面赢得舆论支持，对日本造成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和介入干涉。
消息一传出，中国各界舆论哗然，社会各界愤怒了。中国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反日集会游行，以及抵制日货运动。这一次中国出现的抵制日货运动，不论从波及范围还是效果上说，都远远胜过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深入各地各界。和清国的时候一样，这时候又有爱国人士喊出来了不惜一战的口号，并且发动社会各界捐款集资，准备对日开战。
从清国到民国，我们后人旁观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现一个非常有喜感的现象。不论是清国时期的儒生们，还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一但有了对外争端，喊打喊杀，那就是倍儿爱国的一件事情。
林则徐，左宗棠，年青时期的张之洞，都是倍儿爱国的喊打派英雄人物。
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则就是当时读书人普遍认为倍儿卖国的啦，你懂的。
得知此事的英美两国，也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外交压力。
日本外相向美国驻日本大使解释说，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只是建议性内容。至于为什么日置益当时没有作出这样的解释说明，我们无法得知。日置益此时已经死于交通事故，无法作出说明。
日本发表公开声明，第五号内容只是建议性条款，中国可以考虑接受，也可以考虑拒绝。
1915年5月4日，日本正式将第五号内容从中日谈判条款中删除。
1915年5月8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5月9日下午6时之前接受删除第五号的修正条款，否则日本帝国将采取必要手段。
袁世凯召开特别会议，商议决策。
美国驻华公使婉转表达了美国此时的立场，中国应该避免和日本发生战争。
英国驻华公使则非常直接而诚恳地告诉袁世凯说，我在中国四十年，和大总统相交三十年，今天赶到这里，我要说的是我真诚的劝告。最后通牒，是不能拖延的，只有是，或者不是的回答。此时各国根本没有精力干涉东方事务，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除了接受日本的要求，没有保全的办法。
1915年5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国力弱小，又没有外援，难以用武力对抗日本，只能接受删除第五号之后的日方要求。
倍感屈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各地集会表达愤怒，甚至有学生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在天津的学生游行中，有一个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号召大家勿忘国耻，展现出口才，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备感屈辱的袁世凯，原本一向以刚毅领袖出现，面对自己所亲信的北洋将领们，他失态痛哭，他对他的北洋门生们说，我们一定要奋起自强，否则就要亡国了，我们要好好努力，十年之后，再和日本一见高低。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总统令，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以每年五月九日为国耻日。

二十一条的后果

​ 通常所说的二十一条，经过中日双方的谈判，以及英美两国的干涉，日方删除了第五号的内容，同时双方也对其余条款进行了协商和修改。 ​ 最后中国和日本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事实上只包含十三条内容。 ​ 但是给当时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最初的版本，尤其是第五号的条款内容。 ​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当时欧美各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远东局势失去了原有的平衡。 ​ 中日民四条约，是一个典型的武力威胁，以强凌弱的不平等条约。 ​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走向现代文明国家。日本的表现，赢得了英国的欣赏和认同，两国结为盟友。 ​ 但是二十一条事件中，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手段，明显表现出以强大欺凌弱小的方式，这一点使得英国开始从小审视两国间的关系。英国以公开声明的方式，指责了日本的欺凌行为，以及对日本试图把中国变成其附属国行为的不满。 ​ 在美国方面，美国更是把日本的行为，视作对其门户开放对华政策的挑战。 ​ 1915年5月，在中日签到民四条约之后，美国国务卿对日本和中国发出外交照会，照会称，美国尊重日本在华一切合法权益，但是美国不承认一切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条约和承诺，美国对一切破坏门户开放政策的行为都表示不满和关注。 ​ 二十一条事件在中国，也一样造成了后果。 ​ 在日本强硬的外交压力面前，袁世凯觉得，如果把消息泄露出去，引发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外国势力的介入干涉，是有助于加强中国的谈判地位的。 ​ 事态的发展，也的确取得了袁世凯原先所计划的效果。 ​ 中日民四条约，是中国运用和平手段所争取到的一次外交胜利。 ​ 中华民国避免了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同时也避免了将中国殖民地化的第五号条款。 ​ 但是对于袁世凯而言，这是一次个人的大挫折。 ​ 二十一条事件，是中国种族主义思想形成的一个催化剂。 ​ 在中国的历史讲述中，都是使用“民族”这个名词。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去了解历史，去解读这个“民族”的名词，我们就会看到，从邹容到孙中山，到汪精卫，一直到中华民国时期三民主义中的大汉族主义，大家所说的“民族”，其实是人种概念，种族。 ​ 从义和拳爱国暴乱，到邹容的革命军，到1904年清国抵制美货运动，再到三民主义的提出，“民族之国民”，到辛亥革命排满，一直到1915年各地兴起的爱国反日群众运动，种族主义思想，逐步开始被越来越多社会各阶层的人认识到，并且接受。 ​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反日思想的萌芽。 ​ 倍感屈辱而愤怒的种族主义者，将愤怒指向日本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所领导中华民国政府。 ​ 孙中山甚至在报纸上多次指控说，二十一条是袁世凯自己策划的卖国条约。 ​ 上海也出现了报纸言论说，孙中山才可能懂的如何带领中国走向共和，因为孙中山本来就是一个革命党人。而作为满清重臣的袁世凯，他懂什么叫共和啊？他怎么可能有能力带领中国建设一个共和国，走向富强？ ​ 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许多爱国人士看来，迫于日本的压力，袁世凯签署了民四条约，那么就是国家的耻辱，那么就是袁世凯这个人的卖国行为，袁世凯就是无能。 ​ 袁世凯个人的威信和声望，经过这个事件，遭到重大打击，这应该是他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 袁世凯走向复辟帝制

1913年11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被剥夺资格，国会达不到法定最低人数，国会进入无限期休会状态。
袁世凯称，目前国会瘫痪，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咨询机构，下令组织政治会议。
袁世凯委派蔡锷等人组织建设政治会议，由各地选派两名三十五岁以上年龄，十年以上行政经验，品学兼优的人士进北京，参加政治会议。
1914年12月，咨询机构性质的政治会议召开，袁世凯发表讲话，袁世凯称，部分人对平等，自由和共和这些名词的内涵理解，都是完全错误荒谬的，还有些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叛乱失败居然就卷了公款私逃，这样的人是什么品格？正是这样的人存在，造成了民国内政混乱不堪。
1914年1月，政治会议通过决议，认为现有国会组织不良，已经不可改善，宣布停止国会和国会议员的职务，各议员分发四百银元遣散回籍。
袁世凯根据这个决议，发表总统令，正式解散国会。
1914年1月，政治会议决议通过约法会议，成为中华民国临时立法机构。
1914年5月，约法会议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取消内阁制，实行总统制度。根据这个中华民国约法，袁世凯成为一个合法的独裁者。
到这个时候，事实上中华民国的政治格局，已经等同于1910年的清国，袁世凯已经拥有1910年时候清国皇帝的各项权力。
不同之处有两个，第一个是，袁世凯是一个合法的独裁者，而不是皇帝。
第二个则是，袁世凯是一个强势的独裁者。1910年的朝廷则是一个弱势朝廷，咨询机构性质的议会，公然违背法律，俨然以现代议会自居并且干涉朝廷和各省的行政事务，朝廷也无力对抗。
通过个人感情笼络，贿赂，威胁，职务诱惑等合法或者非法的传统政治手段，袁世凯开始以一个独裁者，运行着中华民国政府。
1914年12月，政治会议颁布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新颁布的法律，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任期变成了十年，而且连任没有限制；而且总统继承人也必需由现任大总统推荐。
此时袁世凯作出两件惊人的举动。
他首先是去天坛，进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天仪式。这个举动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前清的皇帝。共和国是没有这些的，而如果依据旧传统，这是天子的责任。
袁世凯作的另外一件事情，则是恢复了祭孔典礼。这个典礼从1911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了。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政治议会通过了决议，恢复祭孔典礼。
在当时追求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时代潮流当中，恢复祭孔这个行为，也是会让许多人产生不满的。 我们可以指责说，袁世凯是一个背叛者，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在1911年，袁世凯背叛了清国皇帝，而在1916年，他又背叛共和国。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袁世凯本人，在其政治生涯中，是有着欺诈和阴谋权术的行为。
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是，袁世凯所处的是一个奇特的历史时期，一个旧体系崩溃和新体系形成的时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辛亥革命不是他所发动的，而当年是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共同推选袁世凯，作为帝国的终结者，成为共和国的领袖。“中国第一之华盛顿”的位置，袁世凯是被选择的，而不是他所选择的。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行政长官，袁世凯比当时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一点，共和国已经破产了。不仅是说在中央财政上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国。
辛亥革命之后，各地的地方主义势力兴起，中央政府已经对各地失去了控制。
只有在那些忠实于袁世凯本人的北洋将领们所控制的地方，中央政府还有一些的影响力。但是这只是个人的私人关系，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制度。
中国有着过千年的大一统国家体制传统，袁世凯作为一个中央行政首脑，是不能接受一个松散的类似于联邦制的国家形态的，而且当时的中华民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度，更类似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
二次革命前后，土匪白郎在河南聚众造反，响应国民党人口号，打出讨袁口号。沿途得到国民党人率领叛军加入，居然流窜横行数省，祸害各地长达三年，甚至因为杀害外国传教士而招致西方各国的抗议。白郎匪徒的战斗力并不强大，但是因为各省的互相排斥，剿匪军事行动根本不是一个完整体系下的协调运作，白郎匪军得以流窜各省。
忠于前清的遗民们开始发表言论，嘲讽共和国，表达他们对前清的思念。把清国皇帝逼退位了，看看现在的中国，成了什么样子？议会里都在结党营私，搞的乌烟瘴气，不成体统。全国小百姓们的生活，改善了么？赋税越来越重。就连白郎这样小小的蟊贼，都能横行数省。大家比比看，自己说，到底是大清国好？还是中华民国好？
袁世凯认为，中华民国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源，是道德的下滑。
对于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袁世凯和张謇这些立宪派人物一样，是由最初远距离的敬重，通过双方的接触交往，发展到不屑，乃至最后的鄙弃。
袁世凯说，国民党人，假借政治改革的名义，为自己夺取权力和利益。为了他们能够达到个人野心，哪怕中国亡国亡种，生灵涂炭，他们也无所谓。他们的政治手段，要么是以利益作诱惑，要么是以暴力作威吓，要么是以欺诈手段骗人，使得同种的中国人，互相残害，而他们自己则狡兔三窟。他们忽悠欺骗人的手段，要么是发表演说，要么是在报纸上随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年青人的思想单纯，年青人一但被他们给忽悠了，就替他们卖命，跟随他们作乱，到死都不明白。这些革命党人，作人立身的品格都没有，谈什么治国？
袁世凯高薪所聘请的外国顾问们，都是各行业的专业学者，通过他们的科普，袁世凯对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已经有了明晰的理解。
西方文明社会，一样有着内在的核心道德价值体系，道德为体，法律为用。西方文明，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每个人先求独立和自立，不成为别人的负担，进而有余力，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种先自立，再助人的思路，其实和旧中国儒家传统里的推己及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路，是相通的。
袁世凯认为，中华民国的混乱政治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于阴谋家蛊惑煽动，而年青人道德价值观混乱。
袁世凯下令恢复尊孔祭典，中小小学教育课程中必需设置儒家经典，就是他试图恢复重建，从前清废除科举考试以来，正在加速崩溃瓦解的旧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体系。
但是二十一条事件，对袁世凯个人的威信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热情而迫切地学习吸收西方的各种思想。而当时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和种族主义思想，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们所认同和追随的西方思想。
人类社会，滚滚向前哦，越滚越文明，越滚越好哦，当时中国学习的西方知识分子几乎都认为这是真理哦。不论梁启超还是汪精卫，论战的双方，都不敢质疑进步史观的合理性。
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社会的真理哦，如果不富强，会亡国亡种哦，乡亲们。这是当年知识分子们真诚的恐惧和担忧。
随着种族主义思想的觉醒，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恐惧感，危机感越发的强烈。在没有了皇帝的共和国时代，种族主义视角，成为了他们看待世界的眼观。
对强者的崇拜和向往，对弱势的漠然甚至是鄙视，是普遍存在于种族主义者内心的。
二十一条事件，使得知识份子们感受到极大的屈辱，他们将遭遇到的屈辱，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的无能，袁世凯是个无能的弱者！
中日民四条约的签订，更是被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和学生们，解读为中国的耻辱，而这个耻辱是因为袁世凯的无能。
全国各地的集会抗议，一方面宣泄了反日情绪，另一方面则是表达出对袁世凯无能的愤怒和指责。光光在北京，就有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中央公园的集会。
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者，胡适此时正在美国留学，他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说，二十一条事件，是弱国外交的大胜利。作为一个弱国的领袖，袁世凯为中国赢得了最大的胜利，是外交历史上的奇迹。
从1914年下半年开始，袁世凯就开始加强了对报刊舆论的控制。
中华民国颁布法规，对所有报刊和出版物实现审查制度，对“有害于公共和平和秩序”的言论，处以严厉惩罚。但是当时中华民国的现状是，中国之内，另有国中之国，治外法权保护之下的外国租界。这些审查制度和惩罚办法，根本约束不到在租界里的人们。报刊舆论对袁世凯无能的质疑和攻击，是中华民国政府无法制止的。
袁世凯在思考加强个人威信，恢复中央政府权威的办法，他委派中外专家顾问们，为中华民国的宪政建设，政治组织机构，提出建设性意见。
在袁世凯的专家顾问团中，有一位美国的政治学者，他的名字叫古德诺。Frank Goodnow。
当袁世凯向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寻求帮助，希望得到一个优秀的宪法政治专家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向袁世凯推荐了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1913年，古德诺到达北京，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
赋予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合法独裁者地位的中华民国约法和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就是在古德诺的带领下完成的。
1914年，古德诺返回美国，出任约翰霍普金森大学的校长Johns Hopkins。
不论中国的历史作者是如何评价古德诺的学术地位，美国政治学研究学会，是有一个奖项，叫作“古德诺奖”用以表彰对政治学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政治学学者。
回到美国之后，古德诺依旧关心着他曾经服务过的中华民国政府，在1915年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家英文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作“论共和与君主”。
古德诺教授在论文中，论证了他的观点，他最后的结论是，毫无疑问的是，对中国来说，君主制度要比共和国体更为合适。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她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她与西方列强的关系，都注定了，如果中国要保存成为一个统一而独立的国家，中国走君主宪政路线，要比走共和路线要容易的太多。
古德诺的论文，在学术标准上，并不存在有什么问题，是一篇学术标准的政治学论述。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中国人，愿意不愿意，接受，认同古德诺的政治观点啦。
这篇论文很快被人翻译成为中文，开始得到了流传。
随后中华民国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也发表论文，“共和宪法持久案”，宣称君主立宪制度，比共和国体，更有利于真正保障中国的民主宪政。 杨度则随后也发表“君宪救国论”，杨度称，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所谓法律和自由，平等到底是什么涵义。。。中国没有了君主，中央政府的威信远远不如以前的清国时代，遍地散沙，各自为政。不论谁作国家元首，都是要统一中国的行政，要保障统一的行政和国内的治安，只有专制，没有别的办法。如果继续共和下去，早晚各地豪情强四起争夺，中国将没有宁日，而只有战乱。只有实行君主制度，才可以平乱。
        面临着威望下降，民心涣散问题的袁世凯，一直在努力加强个人的权威，古德诺的论文，让他觉得，君主制宪政，是一个解决方案。
        恢复重建起儒家道德体系，再作皇帝，回到忠孝二义社会，看上去，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可是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会接受这样的选择么？
        袁世凯不敢贸然行事，他要看看中国民国国民的意愿，乡亲们都接受俺复辟帝制么？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杨度和严复等六位当时知名学者，成立了“筹安会”，讨论研究到底是共和体制还是君主体制更适合中国，并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意调查。当然，复辟失败之后，严复宣称，他当年是被欺骗裹挟加入了的筹安会。
        1915年8月，在古德诺的论文发表三个月之后，杨度发表筹安会宣言，宣言说，当初辛亥革命的时候，国民感情冲动，就是要发动种族革命，但是对于排满之后的政治路线，是缺乏考量的。仓促之间选择了共和国国体，。。。发展到今天，国家所经历的危险，民众所遭遇到的困苦，全国上下都看的到，都说的出来。长期这么发展下去，大祸就要临近了。
        杨度接下来列举了当时中美洲和南美洲，摆脱欧洲君王，独立成立共和国之后所遭遇的多年战乱，像墨西哥居然出了五个总统并立，完全陷于无政府惨状，这些都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杨度说，美国是全世界共和国家的先行者和明达者。美国的大学问家，古德诺博士就说，世界国体，君主体制要比民主体制要好，而中国尤其必需使用君主体制。不仅古博士这么说，各国明达之士，有许多都在这么说。古博士还说，中美两国国情非常不同，不应该强行移植。（在这里，如果对照古德诺的英文原文，杨度所解读的古德诺论文，是存在明显的偏差的。）
        之后，筹安会再次发表公开宣言，宣言称，中国之前辛亥革命追求的是共和，但是并不是在追求一个有良好秩序的治世。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假的共和国。。。什么宪法的条文，议员的笔舌，枪炮一响，根本就完全无效。所谓的民选，根本就是兵力在说话。我们应该拨乱反正，废除共和国体下的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才是追求有秩序的治世的正道。
        在欧洲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君主的国家其实就只有法国一个，而法国也是共和又复辟，复辟再共和，这么来回折腾了几回。
        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独立之后，先是实行的共和国体，然后通过选举，选出巴伐利亚的一个贵族来作希腊君主。结果希腊民众后来又对这个君王不满意，觉得他是暴政者，于是又把他给罢黜了，再从丹麦请来一个王子担任希腊君主。
        筹安会呼吁民国国民拥护君主立宪国体，也并不是没有先例可查。
        这时候中华民国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几乎听不到任何反对恢复君主制度的声音。
        我们必须要讲述一个无关乎历史进程，但是却彰显出旧中国时代诤友的故事。
        严修，是前清的进士，在清国的时候他就一直致力鼓吹推动学习西方文化。他的主张是非常激进的，严修向朝廷建议，主张完全就废除掉科举考试，直接就考经济。
        戊戌变法之后，他辞职回到天津原籍，聘请张伯苓，个人兴办学校，最初名叫严家私塾，这就是日后南开女校和南开大学的最初起源。
        严修先生，是中国教育救国路线的先行者，他认为唯有从教育开始，全面学习西方，这才是中国的出路。
        袁世凯主政北洋时期，非常认同严修的主张，他任命严修负责清国直隶和天津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在共同的忠君救国，变法自强事业中，袁世凯和严修成为了彼此尊重的好友。
        宣统皇帝治下，摄政王罢免了袁世凯所有的职位，并且将袁世凯非常不体面地驱逐回原籍。
        袁世凯仓皇回乡的时候，只有两个清国的官员赶来送别，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就是严修。
        严修认为袁世凯忠君报国，致力于清国新政改革，却遭遇如此的屈辱和不公正待遇，是朝廷的错误，他给朝廷留下了言辞激烈的抗议性质的辞职信，返乡继续他的教育事业。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复出，希望严修能够回来共襄大举，出任财政大臣职位，严修拒绝了袁世凯的多次邀请，他认为，在民间兴办教育，是更能够改变中国的事业。
        在全国劝进的声浪中，严修赶到北京，规劝袁世凯，人类文明是进步的，你现在这样复辟，是反进步潮流的，是错误的。
        很可惜，当时像严修这样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声音，是几乎不存在的。多次的当面相劝之后，袁世凯选择了对严修避而不见。
        在复辟失败之后，袁世凯除了公开承认自己的糊涂和贪恋权位，同时就表明了对严修的称赞，这是一个淡于名利的真国士，可惜我当初听不进忠言。
        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全国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代表进京开会，讨论中国的国体问题，会议中，绝大多数代表都认为，袁世凯复辟称帝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1915年8月25日，蔡锷将军发起将领请愿活动，联署要求袁世凯复辟称帝。包括北洋系在内的各地军事将领纷纷响应。
        1915年8月28日，各省代表再次开会，一致赞同君主立宪政体。
        1915年9月1日，中华民国的立法机构，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蔡锷等人再次向参政院请愿，请求改变国体。
        此时出现各界请愿团体，要求袁世凯顺意民意，复辟帝制，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走向治平之世。
        袁世凯发表公开讲话，改变国体是件大事，本大总统承担保持大局的责任，认为不合时宜。
        1915年9月19日，中华民国参政会收到“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的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改变国体。
        从此，各界请愿团纷至沓来，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改变国体。
        全国舆论一面倒的要求袁世凯复辟成为大总统。
        而此时日本则发表外交声明，强烈发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
        1915年11月20日，参政会投票一致通过，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为尊重顺从全国民众的公众意愿，我们请求袁世凯大总统成为中国的大皇帝。。。。
        1915年12月11日，国民代表大会召开，近两千名就国体变革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居然是全体一致通过，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