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储粮煤油不洗罐直接装豆油的事件，被《新京报》曝光后，社会公众对调查记者多有肯定和溢美之词，认为他们冒着巨大风险揭露真相，保障了公众的食品安全。有人甚至说，一个调查记者，相当于多少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坦率说，仅仅是公众的这种心态，就极不健康。一个人应当自负其责，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论这个别人是某个人，还是名字叫法院、警察、政府、媒体，都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这在现在这个国家主义时代，更显得尤为重要。

“几个调查记者，赛过多少个市场监管局”，指向的无非还是监管部门管得还不够，要赋予监管部门更大的权力。人们还是不相信市场，相信的是权力，而且相信权力无所不能。

那么，当你如此相信权力的时候，5斤芹菜罚款6.6万，拍黄瓜罚款5000，将企业搞停产这种事，又能怪谁呢？这权力难道不是大众赋予的？难道不是大家总是不相信市场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总是希望监管部门多做一点，一直在呼吁管一管，由此让权力不断扩张的吗？你要是压根就不授予其这些权力，或者压根就不让存在这个机构，还会有这种事吗？

而当你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头上，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的时候，那你也就不要怪人家媒体给你“喂料”，喂什么你吃什么。

媒体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第四权力”，人们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加之他们本来的职业性质，总是要挖掘一些社会大众不知道的政府内幕，才能提升自己的声望和商誉，于是，一个不畏强权、服务公众的群体英雄形象得以树立。

比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及“水门事件”，以及2016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聚焦》，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揭露了教会人员对女孩的大规模性骚扰和猥亵丑闻，等等。

我们从不否认，优秀的调查记者运用其专业技能，在挖掘事实真相、还原事件经过、制约强权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对那些基于职业责任感、以雄辩的事实、证据和第一手资料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让公众从驳杂的信息中得到权威信息的媒体和调查记者，我们报以深深的敬意。

他们的权威，是通过自己的深度调查和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自己赢得的，不是权力背书的肉喇叭。这是真正的竞争性权威、市场化权威。

但是请让我们冷静一点、清醒一点、客观一点。在任何时代，其实最大的权力是什么？不是导弹和警察，而是话语权，即舆论观念。这让这个“第四权力”的称谓名副其实，因为媒体天然地具有制造、塑造和传播观念的巨大权力，麦克风永远掌握在他们手里。那么就不要忘记，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媒体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只要我们全面地审视这个行业和从业者，而不是只关注他们大肆宣扬的自己所做的正确的事情，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媒体和记者，在绝大多数时间，并不是在做对社会经济进步有益的事，而是被权力腐蚀得节操尽失。

我们回到中储粮事件。

首先是，已经有人在质疑，这个调查是一个烂尾的调查。

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些混装的油，流向了哪里？这才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才是下一步消费者采取行动的最关键信息。然而并没有交代清楚。

我们不求全责备，只是在说，这个质疑非常合理，而且直指核心。

是无法调查下去，还是不愿意继续调查？如果这些豆油本身就是工业用途，这个报道的冲击力是不是就直线下降，公众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根本无感？

我们已经看到，鲁花、金龙鱼等国内食用油大企业已经公开表态，他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在中储粮和鲁花金龙鱼之间，我当然选择相信后者，因为他们是市场化、竞争性的企业，有商誉机制的制约，他们犯不起错。

如果真的是工业用途，那么这个新闻和新京报的公信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反而是为了抓住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故意语焉不详的吸引眼球的伎俩了。

对这个问题，在真相尚未彻底揭露出来前，我们按住不表。

其次，媒体记者对负面事件的调查，几乎无一例外，都指向应当加强政府监管和干预这个方向。

本次事件就不用说了，直接指向的就是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确保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其他任何事件，例如环保、消防、自然灾害、劳资纠纷等等，无不是这个指向。他们可能会假装只揭露事实，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明眼人一眼便知，其要求的都是进一步“管一管”。

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方面，媒体更是一马当先。他们将最卑微的人类、最悲惨的生活呈现在公众面前。指向也非常清楚，所谓的贫富差距问题，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免费医疗问题等等，办法无非还是，政府应当进一步兜底，加强社会保障，帮助弱势群体。

媒体记者通常是一群富有同情心、正义感和道德感满满的人，或者他们通常自诩为这样。他们天然地有“白左”倾向，主张所谓的社会正义、公平分配；甚至由于掌握了话语权，具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狂妄，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来规划这个世界，希望运用他们的话语权，推动这个世界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改变。

他们以为，仅凭他们的所谓道德感，就可以实现预定的目标。

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经济学基础，总是进行错误归因。即便我们相信他们的愿望是真诚的，但是却总是手段与目的的背离。他们并不知道，不断地指向加强监管这个方向，就是在不断启动国有化的进程，就是在不断地干预自由交换，它最不利的，恰恰是他们所关注的弱势群体，恰恰会走向事与愿违的方向。

他们不知道，让食品变得更安全的，当然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指挥下的企业竞争和利润机制，让食品变得更加安全，而不是所谓的严刑峻法，和记者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揭露几个黑心工厂；让工人待遇提升的，当然是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劳动立法和记者站在劳动大众一边；让环境变得更加宜居的，同样是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迎合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而不是所谓的铁腕治霾和柴静。

当他们希望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时候，能发现市场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成就，想到任何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了吗？没有。他们都信奉的是“国家万能论”。当他们展现自己的同情心道德感和宏伟蓝图的时候，他们出一分钱吗？没有。他们不过是让别人出钱，实现自己的愿望。

监管力量每增加一分，自由就减少一分。自由的减少，就意味着繁荣的减少，福利的减少。一个庞大的利维坦建立起来了，抽走的税金和资本更多了，带来的就是社会大众物质福利减损，越是穷人，在这个过程中受损越多。

媒体记者的国家崇拜情结，何尝不是权力扩张的同谋呢？何尝不是人类福利减损的罪魁呢？

第三，流量为王的时代，决定了媒体的报道并不能反映真实世界。

媒体记者天然地会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天然地要去挖掘一些反常的事项，因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这当然不是说，阴暗面不需要被揭露，反常的事件不需要被报道。而是在说，它们并不是社会的基本面，并不能反映一个时期真实的人类生活图景，更不能由此总结出任何经济规律。

狄更斯有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如果我们只关注那最坏的一面，就可能错过了生活的真实。当一个记者以自己的眼光认为那已经最坏的时候，对于那真实处境下的行动人，可能并非如此。然而，由于记者有麦克风，所以人们就误以为，他们揭示出来的才是真实。

一个记者深入“血汗工厂”，发现那里的工人一天三班倒，996，从事着简单枯燥的作业，上厕所也必须小跑并限定时间，工厂里面还有童工。报道一出舆论哗然，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记者也由此赢得了揭露黑暗的美名。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事实是，工人到这样的工厂工作，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他们由此可以赚取更多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宁愿忍受这样的枯燥和“异化”；一个童工到工厂上班，并不是因为老板在剥削他，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不爱他，而是因为这个童工无路可走，他的父母和我们的父母一样爱我们，在工厂里工作，尽管比较辛苦，但是那仍然好过被饿死。

记者的这种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导致取缔血汗工厂，那意味着工人失业了，处境更差了；童工被赶出去了，再也没有不人道了，因为他们流落街头、饿死了。

一个美国记者专门报道枪击案，给人的感觉美国简直到处都是暴力，随时有丧命风险。

可实际上美国就是一个大农村，有着浓厚的基督教氛围，绝大部分时间绝大多数地方，都安静祥和，相比于蒸蒸日上的中国，甚至有点太过枯燥乏味。

记者的这种报道，又会起到什么作用呢？禁枪、控枪。那意味着人们自卫权的丧失，公民被解除武装，唯有依靠垄断暴力，失去了与垄断暴力对抗的必要手段。这恰恰是美国最值得肯定和珍视的自由啊！

媒体记者是靠嘴活着的，他们本来就是知识分子，也当然爱屋及乌地更加关注知识分子的观点。这时候他们又报道，某个地方某个时期，言论遭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由于他们对言论问题的价值排序很高，赋予的权重也非常高，宁愿为了言论而牺牲其他，因此这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暗无天日。

可是如果你去调查一下老百姓的寻常生活，发现他们的物质福利在提升，人均消费的生活物资在增加，就会发现，这个时代并非那么不堪。

因为老百姓跟记者们的价值排序并不相同，他们并不关注什么言论问题，他们关注的是真实而确切的产权和经济自由。他们没有多少记者的权力崇拜和明君思想，只要能让他们闷声发大财，管你谁在台上，帝力于我何哉？

一个热爱英国君主制的记者，假如在1776年之后，专门去报道美国保王党们的状态，会发现他们如丧考妣，生活已经跌入了黑暗的深渊。但是我们会由此否定伟大的美国独立革命吗？

人们总是喜欢听悲惨的故事，总是关注那些偶发的事件。媒体作为信息的输出者，总是在输出这些反常的故事，由此他们才能赢得更多的订阅和更高的地位。在如今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即便是官方主流媒体，也经常使用一些吸引眼球的标题，而自媒体则是怎么惊悚怎么来，怎么反常怎么搞，目的无非就是，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和需求，否则它就没法存活。

一旦被消费者牵着鼻子走，作为舆论和观念层面，就势必丧失自主、坚定和客观，无法反映真实世界的全貌。

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理解和解释不了历史。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也没法看到世界的真相。遗憾的是，媒体记者恰恰是一群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光靠他们的用爱发电，再加上放弃原则迎合消费者，呈现给大众的，将是片面和虚假的历史。而对历史的不同记载和解释，又将影响到我们的未来。

第四，知识分子最喜欢做的事情，不是批判权力，而是与权力结盟。

观念决定历史。少数人之所以能够主宰多数人，靠的不是枪炮，而是观念。

在塑造合法性和输出观念问题上，权力需要知识分子。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需要一种“官方哲学”，于是黑格尔的**“国家是凡间的上帝”**学说就粉墨登场，因为它“甚合朕意”。

知识分子也需要权力。他们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企业家才能，真实的市场根本就不需要他们，于是依附于权力变成了他们最佳的谋生策略。德国历史学派由此立志去做“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卫队”。

由此，海量的知识分子从税金中分享收益，从维护君主中得到宠幸，正如拉博埃西所言：“这里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只是偶尔地、微不足道地接受施舍来行骗，而是靠着税金收益过着稳定而优渥的生活”。

国家将哲学变成了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而学者们则把它变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这就是“王冠与祭坛”的联盟。

媒体记者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即制造和传播观念的人。

他们靠嘴生活，又有高人一等的幻觉，妄自尊大地看不起劳动大众，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附于权力，成为体制的一份子。维持一个干预主义的体制，源源不断地接受税金的资助，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大量的媒体，聚焦于政府行动。他们的生存就是靠政府部门的喂料，才能抢先赢得流量和订阅。世界各国看似独立的媒体，无不与本国政府和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纽约时报》，不就是民主党的“党报党刊”吗？《福克斯新闻》，不就是共和党的喉舌吗？他们不但接受政府机关的喂料，观察他们的风向，而且接受国家和政党资金的资助。

即便是那些看似的批评之声，从根本上说都是小骂大帮忙，其结果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指向的方向就是扩张权力。

偶尔会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例如“水门事件”，直接指向当权者，那才是真正的偶发事件。正是因为偶发，而不是常态，才被大肆宣扬。而宣扬这种功绩的，也同样是媒体自己。掌握话语权和麦克风，本来就有这个天然的优势。常态化的苟且面目，自己揭自己伤疤，是不会被揭示的，关掉自己的麦克风就行了。

当我们对媒体寄予厚望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充当喇叭的状况才是常态，即便指向某一特定权力群体，也不会指向权力本身，因为那对他们来讲就是自毁前程。

也不要忘记，他们充当打手的时候才更多。还记得《经济日报》的佘颖大记者吗？它挂着“经济”之名，整天行反经济之事。佘颖“坦率”地说：她的目标就是出名，锤遍了这个那个都没效果，自从锤了阿里和俞敏洪的新东方之后，立即出名了，这就是要把新东方彻底赶尽杀绝。而且直接说：我们媒体记者是不接受批评的。其实，这才是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常态。

我们希望，公众更加成熟，对待媒体记者偶尔地揭露真相，要把它视为反常状态来处理；希望公众警惕媒体的“第四权力”，对各类权力都应有清醒的认知；我们当然最希望的是，每个人自负其责，相信市场、依靠市场来解决社会经济中的问题，而不是不切实际、自掘坟墓地将希望寄托在任何力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