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第三本性》不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就没有出路

“怀疑探索者”按：

​ 在哲学界有一个“终极三问”，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关于这三个问题，其实科学界是早有答案的，但由于描述的语言不够系统，所以人文学者大多未有接受。袁西浩先生第一次将科学和哲学予以结合，第一次用系统性的语言解答了“终极三问”。

​ 解决了“终极三问”之后，人类才能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人文哲学系统。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全新的人文哲学系统呢？因为随着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哲学已经彻底跟不上科学的脚步了。固守成规的旧的哲学已经死去。如果不能引入科学体系，哲学必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未来的有生命力的哲学，必须是有科学作为底层设计的哲学。没有或者拒绝科学作为基层设计的哲学，必然轻而易举的、自然的走向反动。

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开拓前行，人类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超越了原有的在自然界的生态位，这并不是成为所谓的“生态链的顶端”，而是彻底超越了生态链，这在整个宇宙中也是破天荒的大事。而旧有的一切人文思想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因为之前的人文，都没有将科学作为底层设计，有的甚至含有反科学的因素。究其原因，科学不允许胡说，而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这造成了一个常见的险峻局面，即人文学者多对科学抱有误解和敌视。而这些人文也没有能力在科学文明时代给人类的前行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撑——甚至是反面的。

正因为旧的人文思想总是担当了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所以我们每先进一步，总会遭遇十倍、百倍、千倍的猛烈抨击。从反对核电和5G基站，到对转基因技术的妖魔化，到反对高能电子对撞机、人工智能、疫苗和CRISPR技术技术应用于人类胚胎……科学每艰难的推动人类文明前进一步，总是迎接着旧人文学者们铺天盖地的污蔑、歪曲、谩骂和质疑。

旧的人文学者多反科学

​ 那么，什么样的新的人文才能给人类提供智力支撑呢？宗教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吗？绝对不行。袁西浩先生认为，必须是一种以科学为底层设计的新兴人文哲学，一种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科学和人文融合从而造就全新的哲学”。即“自然人类哲学”。

​ 其实，哲学在主流知识分子圈一直被认为是代表了落后和衰亡的，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公开在著作中说“反对哲学”。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甚至认为哲学就是一种“破烂”。指的是哲学根本跟不上科学的发展，并且具有很大的缺陷。比如，缺乏实证手段，定义模糊不清，语言机制落后，无法精确的预言等等。但这个落后的哲学之所以不行，是因为过往没有将科学理念作为底层设计。而“自然人类哲学”就完全不一样，它是与科学高度有机结合，并且可以给出未来人类精神指引的全新哲学。

关于这种“自然人类哲学”的重要性，作者撰文阐述道：

我们希望我们在哲学科学化的道路上走出的这小小一步，能够引发这样一个局面，即在自然科学范式下研究哲学问题可以使其符合作为科学基础的公理化假设：存在一个客观事实，所有理性的观测者都能共享；这个客观事实是由自然法则（定律）决定的；这些自然法则（定律）能通过系统性的观测和实验而被发现。那么，哲学家们在哲学领域中就真理的核心事件必将容易达成一致，这样哲学就一定能够比肩数学和实验科学取得的进步，哲学从此进入“物理世界是有序的和可理解的”。因此可以预料，哲学的新时代必将到来。

在自然科学范式之下让哲学能够与自然科学进行知识融通，与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进行知识融通。从而有望做到人类知识大融通和文化大纠错，正如约翰·布罗克曼所说，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从而开启威尔逊号召的第三次启蒙运动，以全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产生正确的远见和明智的选择，解决我们面临的哲学危机、人类危机和生物圈危机。

袁西浩还在著作《智人第三本性》中为读者们反复描述了这样的一种清晰的概念：

哲学已死，不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就没有出路。而《智人第三本性》的“自然人类哲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我认为，他的说法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下面，我节选一段《智人第三本性》中的章节，对“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有深入的叙述。他认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物种是一种自然界中唯一明确已经“越界”的具有“第三本性”之动物——

“所有生物都是围绕着生存和繁衍而活着，所有的生物个体都最多只有两个基本性即生存和繁殖，我们原本也不例外。但是越界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除了生存和繁殖而外，存在着贪张虚实性这一重要生物学特性，有理由认为我们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正是这个贪张虚实性，这就是我们的阿基米德点，这是我们演化出现的除了生存和繁殖以外的第三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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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指出，哲学死了，科学家早已成为探索宇宙万物知识的火炬手。

但是，哲学两大领域即宇宙论和人学的命题仍然存在。即使宇宙论完全交由自然科学家，然而人学领域的重大哲学问题，恐怕需要按照爱德华·威尔逊提倡的科学和人文融合从而造就全新的哲学，方可得到最终解决。

尤其哲学问题不仅存在，还亟需解决。如今的世界，自由、民主、集权、专制、主权、科技、气候、伦理，许许多多的问题，让整个世界和人类，都面临极高的危险，亟需通过人类各个学科的知识融通，科学而令人信服的解决哲学问题，从而解决人类的危机。

根据达尔文的学说，我们是动物演化而来，是人科动物智人。那么，无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与其它动物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和我们的社会及文化仍然是大自然的产物。既然是大自然的产物，就一定能够在自然科学的范式下找到哲学命题的研究方法。

正如约翰·布罗克曼所说，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斯图尔特·布兰德说：布罗克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催化剂”。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

本书旨在自然科学范式下建立哲学的概念框架，以期达成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融通，力图为“物理世界是有序的和可理解的”做出哲学上关于我们人类命题的尝试。

正如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说：高层次的沉思和信仰好像比较偏向于哲学的范畴，而不是科学。但是历史表明，逻辑仅由内在思考触发，欠缺原动力，只能向前迈进一小段距离，而且经常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自笛卡儿和康德以来，现代哲学史多半是由不成功的大脑模型所组成。这个缺陷并不能归咎于哲学家，他们已经尽力把自己的方法推演到了极限；这个挫败其实是大脑生物进化过程的必然后果。我们借由经验学到的有关普通进化过程和特殊心理活动的知识，都指出大脑这个组合机器的目标是求生存，而不是自我了解。这两个目标基本上截然不同，所以如果没有科学真知的协助，我们的心灵只会看到这个世界支离破碎的片断。【9】

由于近现代哲学受当时的科学发展所限，哲学的研究走向了错误的方向。而在如今，生物学、遗传学、脑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取得了突破性发现的今天，我们已经有相当的知识来尝试科学地解决哲学问题。

这正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自然科学的范式下研究哲学问题的主要理由。

《智人第三本性》

2. 自然科学范式下对人类哲学问题研判的三个基础并建立哲学框架

2.1 智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越界

我们把智人和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称为越界，越界以两个重大事件为其标志：一是我们部分地突破了生态系统的制约开始越界，五、六万年前的智人行为大爆发使我们脱离数百万年来演化所在地生态系统从非洲出发，快速大迁徙进入全球几乎所有主要的陌生生态系统且站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二是我们部分地突破了生物遗传机制的控制，一万多年前农业革命的发生、放弃采集狩猎定居下来标志越界的完成。我们10万年前或更早一直完全遵从生态系统和生物遗传机制这两大自然因素和规律的制约，随着越界的展开，我们仍然受，但是逐渐不再完全受这两大自然因素和规律制约，而动物一直完全受其制约。越界是已被证实的事实。越界是本书找到的第一个对人类研判和哲学研究基础。

关于越界的证据，我们将援引相关学术的成果进行论述。

荷兰科学哲学家克里斯‧布斯克斯在《Evolutionary Thinking: How Darwin shaped our world view》中说：“性交和寻找食物是生物的列在最前面的两种生物学活动。然而在人的进化过程中，不知何时发生了转折，人脱离了自己的生物学之根。文化的进化摆脱了羁绊，开始了自己的生命。【12】”——这个跨越鸿沟的转折过程，从发生到结束，本书称之为越界。

首先，人与动物的鸿沟是否真实存在。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现代进化生物学结论，这个鸿沟确实存在。

英国进化生物学家凯文·拉兰德《Darwin’s Unfinished Symphony: How Culture Made the Human Mind》一书中，对比了人类与大猩猩——这个公认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得出人类的独特性相当惊人，在各个领域人类与大猩猩的鸿沟是真实存在的，人类的认知大大超过了最聪明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

“达尔文以及后来的研究者的发现极大地缩小了人和动物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我们现已知道，人类和关系最亲近的灵长类亲戚有着许多相同的认知技能。随着动物认知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动物界让人意想不到的丰富和复杂。那些关于人类独特性的坚定观点——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会使用工具、教授、模仿、使用信号进行沟通、拥有对过去的回忆以及预期未来——在科学探索面前摇摆起来。然而，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人类心智的独特性仍然十分惊人，同时，比较认知研究领域也已日趋成熟，我们现在可以确信，这一鸿沟不太可能会完全消除。100年以来的深入研究排除了合理怀疑，证实了大多数人的直觉，即这一鸿沟是真实存在的。在许多重要方面，特别是社会领域，人类认知甚至大大超过了最聪明的非人灵长类动物。【34】”

既然已经确认了人与动物鸿沟的存在，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事件为标志？这个问题上，从过去的争论不休，近些年也逐渐达成了共识。以下援引几位科学家的研究。

美国的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的著作《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注意到了人类驯化动物，开始改变生物群是人类的一个分野：人类发展出工具，沟通方式也可能在这个阶段出现（人类开始有语言的时间仍不明确），也开始形成更为强大的社会组织。从这个分野开始，人类成为一种对其他生物具有危险性的无赖灵长类，对共同进化（coevolution）具有不成比例的超高影响力。一万年前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改变生物群的能力更上一层楼。这使得我们能以更快的速度扩张人口，分工更细，技术也进步更快，这反过来也加速了驯化，形成一个引领了未来人类历史方向与特色的反馈回路。【19】

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This Fleeting World: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一书中也有类似表述，但提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就是“55,000年至40,000年前，人类出现在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大陆。因为抵达澳大利亚大陆需要高超复杂的航海技术，而且要想定居在澳大利亚大陆，人类必须适应完全不同的生物环境。迄今为止，还没发现其他哺乳动物能独立完成这样的壮举。” 并且提出，每一次迁徙都代表着一次技术突破。

我们的采集狩猎者祖先的技术革新能力，使他们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探索、定居，这是和他们出生、进化的地方截然不同的环境。事实上，这种创造力正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之一，包括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据我们所知，类人猿还无法完全恰当地调整其行为，使自己可以迁移到新的栖息地。这正是我们通常认定人类有历史，而这些物种却没有历史的原因。相比之下，人类采集狩猎时代的历史是由许多迁移到陌生环境、未被记载的小故事组成的。微小的技术革新，新知识、新技巧的积累，生活方式的细微变化，共同促成了这种迁徙。

许多其他物种也存在类似在亚洲和非洲之间迁徙的情况。但是当时间来到距今55,000年至40,000年前，人类出现在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大陆时，这一事件立刻被视为技术创新的明显标志。因为抵达澳大利亚大陆需要高超复杂的航海技术，而且要想定居在澳大利亚大陆，人类必须适应完全不同的生物环境。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其他哺乳动物能独立完成这样的壮举。

每一次这样的迁徙都需要新的技术，新的植物学、动物学知识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这样，每一次迁徙都代表着一次技术突破，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有赖于人类部落在尝试开发各自小区域的特定资源时，做出的不计其数的技术调整。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人类部落的平均规模变大了。采集狩猎时代的技术变革使人类居住得更分散，而不是更集中。人类散布在更加广泛的世界范围，但他们仍旧生活在流动的小型部落中。【21】

而这样的看法，不仅在历史学界被证明，也在遗传、生物等其他学科形成共识。遗传学家大卫·赖克（David Reich, Eugenie Reich）在《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中，也提出了迁徙是扩张伴随着的创造力和比石器技术更深远的东西。而最令人惊奇的迁徙事件之一——智人在原始的年代居然跨过了赫胥黎线。

“赫胥黎线是一条自然的分界线，将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西部、亚洲大陆分开了，突出了生活在线两边的动物的差异性。例如，它大体将胎盘哺乳动物划到了西边，把有袋类动物划到了东边。一条深海沟形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即便在冰河时代里海平面下降了100米的时候，两边的动植物也只能隔海相望、无法交流。而我们现代人祖先在5万年前以后就成功突破了这个屏障，着实令人赞叹。这些先驱者们确实成功跨越了，其中的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不管为什么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技术没有传播到东亚南部，从后来历史的走向，以及这些人群成功地取代之前的丹尼索瓦人等定居人群这些事情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判断出：石器技术本身并不是5万年前以后现代人成功扩张进入欧亚大陆的必要条件。是那些比石器技术更意义深远的东西，也就是创造力和适应力，使得现代人迅速扩张并在包括东亚在内的各个地方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石器技术，只是现代人独特能力的一种表现而已。【20】

我们知道，物种都是特定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产物，智人全球大迁徙所到达的众多陌生的生态系统，每到一地都是冒着极大的生存危机，要适应并生存下来殊为不易。可以想见，在用生命冒险的全球大迁徙的过程中，许多族群可能没有能够活下来。

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史蒂芬·平克说自然选择往往只帮助生物体适应局部的生态系统，通常只限于当地的环境。【30】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说：智人采集的可不只是食物和原物料，同时还有“知识”。为了生存，智人需要对所在地了如指掌。而为了让日常采集食物的效率达到最高，他们也需要了解每种植物的生长模式，还有每种动物的生活习性。他们需要知道哪些食物比较营养，哪些有毒，哪些又能拿来治病。他们需要知道季节的变化，怎样代表着雷雨将至或是干旱将临。他们会细查附近的每条河流、每棵核桃树、每个睡了熊的洞穴还有每个燧石的矿床。每个人都得知道怎样做出一把石刀，如何修补裂开的斗篷，如何做出抓兔子的陷阱，还有该如何面对雪崩、蛇咬或是饥肠辘辘的狮子。这里面任何一种技能，都得花上好几年的指导和练习。【23】、

David Reich说：在澳大利亚，关于人类居住地的考古学发现证实了现代人到达这里的时间至少在47 000年以前，而这也是现有证据表明的、最早的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所以，非常清楚，现代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东亚、澳大利亚和欧洲。

现在，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混血的后代种群不仅生活在欧洲，而且横跨了欧亚大陆。许多这样的种群并没有存活下来，但有一些不仅存活了下来，还发展出来了大量的当代人类。【20】

如果说大迁徙标志着人类越界的开始和过程，那么越界结束的标志则是完成人类由狩猎采集，转向为畜牧和农业。由依赖于大自然的天然基因的动植物，改由人为选择与改造基因。

David Christian说：农业放大了人类对自然环境、自身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业生产者如此密集深刻地调控动植物物种，以至于他们的选择开始改变作物的基因构成，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驯化”。通过砍伐森林、使河流改道、开垦山坡和耕种土地，农业生产者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使其越来越受人类活动控制。最终，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农业生产者创建了新型社会群落。就规模和复杂性而言，它们和采集狩猎时代的部落有着天壤之别。人类不仅驯化了其他物种，也驯化了他们自己。【21】

故而，我们将智人与动物不可逾越的鸿沟称为越界，越界大约发生在7万年前到1.2万年前，以人类行为大爆发，脱离演化所在地生态系统进行全球大迁徙为开始和进行的标志，以农业的产生——人类改造选择动植物基因为完成。

2.2 智人第三本性——贪张虚实性

是什么机制把我们送到了鸿沟的彼岸？综合今天大脑科学发现的智人大脑至少10个方面的生物学特性（包括永不满足的追求、总是好奇，总是求知，渴求一切智慧，充满革新动力；更多地受二级奖励控制、甚至会把一些极为抽象的概念例如意识形态视为奖励；仅仅根据知觉来解释和假设、建立秩序、创造规则、即兴发挥、解释行为的“意义”；大脑的模仿、学习以及传授能力增加；人类审美和艺术开始萌芽；可以推理出看不见的力、建立有关不可知觉事物的概念、可以将真相和虚拟分开适应不同的环境；幻想未来和用蒙太奇手法展现新的场景；大脑多个系统能够彼此交流；具有可改变的价值；有意识的反思甚至能够质疑和调整自动化内稳态，设定高于生存所需的理想范围的社会文化内稳态等等），结合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以及几千年来哲学、宗教和文学对人类的观察，都指向了一个一致的结论：智人除了所有动物都具有的生存和繁衍本性而外，演化出了第三本性，这就是贪张虚实性。智人第三本性正是我们的阿基米德点，是它把我们送到了鸿沟的彼岸，而所有其他人属动物都湮灭在了鸿沟的此岸。智人第三本性，是我们的假说——贪张虚实性假说或智人第三本性假说。第三本性假说是本书找到的第二个基础。

首先，本书将人类生存与繁衍称之为人类的第一本性与第二本性，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本性。但人类是否存在与动物不同的本性呢？是什么驱动人类完成越界，铸造了人类与动物的鸿沟，并不断演化出今天的世界的呢？答案就是本书提出的：智人第三本性——贪张虚实性。

生存与繁衍为人类和生物共同的第一本性和第二本性，是科学界公认的。人格心理学家兰迪·拉森和进化心理学家D ·M·巴斯（Randy J.Larsen & David M. Buss）在《Personality Psychology：Domains of Knowledge About Human Nature，2nd Edition》中提到：“我们所有的祖先在悠长而绵延的发展史中都完成了两大任务：生存和繁衍。假如你的某位祖先没能成功繁衍，那么你今天就不会在这儿延续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成功进化的故事。作为这些成功祖先的后代，我们携带着使他们成功繁衍的适应机制的基因。因此，人类本性（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机制的集合）是进化过程的产物。”【42】

除了生存与繁衍外，人类是否还具有其他构成了人类的本性呢？ D ·M·巴斯在《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2nd Edition》中提到“万物皆有本性，而本性皆不相同。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每个物种所面临的选择压力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们所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也迥然相异。人也有本性，这些特征让我们在自然界中变得独一无二。所有的心理学理论都暗示着本性的存在。复杂的适应性机制，构成了人类的本性。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本性都是由一大批适应器所组成的。”【106】

由此可见，智人，除了生存与繁衍外，还具有和其他动物不同的本性，构成了人类的独特本性。探究这一本性，正是我们要做的事，也是千百年来众多哲学家所探究的。但由于过去科学的局限，很多伟大的哲学家未能将这一思考放在科学的范式下，反而走向了自圆其说的逻辑闭合，令这一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哲学答案。

正如威尔逊所说：“关于人性的这些思考看起来是抽象而难于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错误的。相反，那么多聪明而深刻的哲学家们至今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似乎不可能是很明显和容易的。任何有关人类处境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把它作为首要的前提。要是没有这个前提，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会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学缺少了物理学、生物学缺少了化学以及数学缺少了代数一样。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天性就能成为彻底的经验科学对象，生物学就能为自由开明的教育服务，我们对于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达到充分的发展。”【105】

所以，为了寻找这一答案，我们一定要在科学的范式下研究。

那么，为什么唯有智人在短短几万年完成了不可思议的越界？鉴于如今的科学发展，我们从众多学科中寻找答案，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假说，再寻找科学论据与思考反证。

我们推测，有可能存在一种未知的人类本性取代了文化驱动，在导致我们越界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中成了主要驱动力。正如丹尼尔·博尔所说：“我们凭借意识的力量成为革新的主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进化的基本动力”。尽管许多生物学家却并不相信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生物学家觉得，生命是一种绝对连续统一体，其中只有过渡形式。复杂的特点总是通过中间阶段而形成，因为进化不会耍魔术。【12】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了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本质区别存在，且能被科学证明。

什么是导致我们越界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主要驱动力，我们的答案只可能是基因，具体说来是基因变异导致其所架构的人类大脑机制发生了变化，这个大脑机制被称为达尔文机器，因此“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也可称为“达尔文机器——文化协同进化”，这也是我们在科学基础上提出的假说，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方面寻找证据。

（以下说明大脑10个生物性特性：）

首先，我们从脑科学中寻找依据，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博尔Daniel Bor在《The Ravenous Brain: How the New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Explains Our Insatiable Search for Meaning贪婪的大脑》中阐述：“人类因智力与意识的力量在大自然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就算其他动物确实具有意识，但是人类的意识有其独特之处。与人类血缘最相近的动物是黑猩猩，与之相比，人类只有黑猩猩1/5的体力，甚至人类的感觉也远远不如黑猩猩敏锐。然而，我们凭借意识的力量成为革新的主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进化的基本动力。每一物种都试图控制自身的生存环境，但拥有非凡才智的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让地球大为改观。我认为革新是一种最聪明的信息处理才能，也是意识的主要目的。

大部分动物如果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又有充足的食物，一般都会做出明智的决定——休息。

人类的情况完全相反：当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类一个明确的特性是对事实永不满足的追求。我们受躁动不安的好奇心的驱使，渴求真正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长者的谆谆教诲里包含的有限知识，而是广义的智慧，指任何让我们快速提高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大胆的创新思想。这种革新动力是意识的主要特性。相反，无意识及习惯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意识革新产生的丰盛成果。“【40】

由此可见，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动物，哪怕是智人的近亲黑猩猩，都有本质的区别。这样的区别让人类和其他动物相反，永远不知满足，这样的证据，在现代生物学、脑科学、遗传学中是一种共识。

大卫•伊格曼David M. Eagleman在《The Brain: The Story of You大脑的故事》中也有类似观点：“放眼整个动物王国，每一种生物都内置了寻求奖励的机制。什么是奖励？从本质上讲，就是能让身体更接近理想状态的东西。身体脱水时，水就是奖励；能量储备快用光时，食物就是奖励。水和食物叫作一级奖励（primary rewards），直接解决生理需求。然而，人类行为更多地受二级奖励（secondary rewards）控制，它们是预示一级奖励的东西。举个例子，看到一个金属箱子本身对大脑没什么作用，但如果你已经学会分辨出那是一个水箱，那么当你口渴的时候看到它就变成奖励了。就人类而言，我们甚至会把一些极为抽象的概念视为奖励，比如政治意识形态，或是受当地社群重视的感觉。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往往把这些奖励放在生理需求之前。一如里德·蒙塔古所说的“鲨鱼不会绝食抗议”，动物王国里的其他生物只寻求满足基本需求，只有人类经常为了抽象的理想压抑自己的基本需求。”【17】

所以，人类的大脑与动物本质不同，这是近年脑科学研究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既然知道了有本质不同，且这种本质不同必然有可遗传性，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假设这样的不同是来自，至少有基因参与其中。那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基因或者特性导致了这样的不同？除了基因以外，还有什么协同进化的因素吗？

我们首先论证让人类完成越界的独特本性是可遗传的基因承载的。

神经科学家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Vilayanur Ramachandran根据研究提出——镜像神经元是智人越界的必要条件之一：我认为所谓的大爆炸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某种决定性的环境因素触发了已经变大的大脑，由此对人类所独有的文化创新产生了“预适应”，其中关键的一种预适应就是镜像神经元。模仿和学习（以及传授）能力的增加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突然的文化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爆炸。【30】

除了镜像神经元，现代脑科学的研究也支持了人类大脑在机制上的不同，且这种不同是可遗传的，所以我们推测，这样的不同是由基因承载的。

美国神经科学之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 曾在《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Your Brain Unique人类的荣耀》中发表：“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人类对物理的理解超越了物理直觉。我们能理解看不见的力的存在。目前的证据表明，我们是唯一可以推理出看不见的力的动物。我们也是唯一建立有关不可知觉事物的概念，并试图去解释现象发生原因的动物。我们还将推理并解释不可知觉的事物的能力使用在生物和心理领域里。

使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虚构信息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大脑中那个由莱斯利提出的能够区分虚构和现实的去耦机制。这个机制似乎只有人类才有。这使得我们可以将真相和虚拟分开，这让我们变得非常灵活，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我们的大脑用于建立信念的系统，以及我们的大脑如何建立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的这个信念，这两者是理解是什么让人类独一无二的重中之重。”【37】

人类具有能够区分虚构和现实的机制，且这样的机制是人类独有。

大卫·赖克在《人类的起源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一书中提到过一位叫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的人类学家。这位人类学家笃信人类的不同是由遗传变异带来的。

“他笃信遗传变异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先辈们如此迥然不同。他提出，无论是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还是欧亚西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现代人行为方式的突然爆发，都是由5万年前以后某个遗传突变的频率上升所引发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基因能够影响大脑的生物活动，人类才具备了制造新型工具和实施复杂行为的能力。

克莱因此言一出，他的假说就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特别是受到了来自考古学家萨利·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的反对。他们指出，几乎每一个克莱因所认为的明显的现代人行为特征，在非洲和近东数万年前的考古记录中都是有据可查的，而且都发生在欧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和非洲石器时代晚期过渡阶段之前。但是，就算是没有任何一项行为特征是新出现的，克莱因的假说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在5万年前之后，现代人的行为特征的确是得到了大大强化，这点毋庸置疑。问题是，这背后是否有任何生物性的变化在起作用？

2002年，帕博及其同事们发现了FOXP2基因中的两个突变，而有可能就是FOXP2这个基因推动了5万年前之后人类各种创造性行为的大爆发。然而，FOXP2的这两个突变跟人类在5万年前之后的演化应该没有关系，因为在尼安德特人的身上，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突变。帕博他们穷追不舍，终于发现了第三个突变，这个突变是今天几乎所有的现代人都携带的，它可以控制FOXP2在何时、在什么细胞里被转变为蛋白质。在尼安德特人身上就找不到这个突变。所以，在几十万年前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分离后，也许就是这个突变对之后现代人的演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管FOXP2本身对现代人是否重要，帕博认为，之所以对古老型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原因之一就是寻找现代人行为的遗传学基础。在2010年到2013年间，他领导了一系列研究，发布了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古人类全基因组序列。在他的论文中，帕博特别强调了一张包含了基因组中大约10万个位置的临时清单。在这些位置上，几乎所有的当代人都携带着遗传变异，而尼安德特人则没有。这份清单里一定藏着什么生物学上的重要变化，但我们仍然还处在解读“这是什么”的初级阶段。这也反映了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在搞懂“基因组在说些什么”这件事上，我们还只是处于幼儿园水平！尽管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解读一个个单词，也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DNA的字母序列如何转化为蛋白质，但对怎样解析一个个句子，我们还一无所知。

不无遗憾的是，像FOXP2遗传突变这样的例子，我们扳手指头就数得过来：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人类祖先的某些遗传突变频率得以增加，我们只是凑巧对个别突变基因的功能还略知一二。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多个考古遗址观察到的现代人行为的大爆发事件，曾被假定为是一两个遗传突变的产物，现在，这种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20】

考古学家史蒂夫·米森（Steve Mithen）在刚刚完成的著作中提出，在大爆炸发生前，人类大脑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块，分别专门负责“社会智力”、工作使用或叫作“机械智能”，以及“博物学”（一种分类的倾向）。这三个模块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大约在5万年前，大脑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化，突然使它们能够彼此交流了，由此令人类的意识变得非常灵活并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30】

对古基因组的解读，尽管“我们只是凑巧对个别突变基因的功能还略知一二”，但是“就算是没有任何一项行为特征是新出现的，在5万年前之后，现代人的行为特征的确是得到了大大强化，这点毋庸置疑”。那么在包含了基因组中大约10万个位置的临时清单中，几乎所有的当代人都携带着遗传变异，而尼安德特人则没有。这一事实说明尽管还不清楚引起我们行为大爆发的基因突变的具体位置，但是至少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系列遗传变异。“这三个模块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大约在5万年前，大脑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化，突然使它们能够彼此交流了，由此令人类的意识变得非常灵活并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综观许多科学家认为的大脑诸多系统早在20万年前～5万年前之间就已经陆陆续续发展出来了，那么很可能这种遗传变化，导致了大脑中诸多系统、回路或者模块陆续能够彼此交流了，从而导致我们发生了认知革命。

此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诺贝尔生物奖得主杰拉尔德·M. 埃德尔曼Gerald M. Edelman 。他在《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第二自然》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人类独特的可遗传的大脑系统。

“我们都遗传了一组神经结构、价值系统，它对大脑选择系统的运作很重要。我在前面曾指出，这些系统的功能是为物种提供对发生的多样选择事件的特定约束。吸吮反射、吃惊反应以及荷尔蒙通路和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ural systems）的行为反映出我们的新陈代谢、生理状态和情感对我们的适应能力很关键。然而，不能将它们与在它们的约束下通过经验选择产生的类别相混淆。事实上，对于具有高级意识的人类，类别的学习确实能改变价值系统的设定。人类与大多数动物不同，具有可改变的价值。其所导致的后果很难预料，动物中没有这样的圣徒，在受到折磨时宁愿死去也不背叛。

神经元群选择理论（theory of neuronal group selection, TNGS）或神经达尔文主义还需要为适应性响应的问题提供答案：要具有适应性，除了折返，还必须有规范发育和经验选择结果的力量。对于各物种，这个力量通过价值系统的形式遗传下来，价值系统作为自然选择的产物位于大脑中。价值系统在特定的情形下释放出某种神经递质或神经调节质。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蓝斑（locus coeruleus），一小群位于脑干两边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将轴突送入大脑和脊髓（分布有点像大脑上的发网）。在接收到突发信号时，比如很大的噪声，这些神经元会向周围释放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就好像花园里喷水的水管。这会降低很多神经元的突触响应阈值，导致更多激发，同时改变这些神经元之间的突触强度。

类似的，还有释放神经递质多巴胺的价值系统。这个系统位于基底核和脑干。多巴胺的释放担任激励系统、加快学习过程的角色。其他系统释放不同的神经递质：释放复合胺的系统掌控情绪，释放乙酰胆碱的系统改变清醒和睡眠的分界。价值系统的活动，在选择性改变神经元群特定网络的突触的同时，也掌控着行为。在这些网络中的选择决定了动物个体的行为类型；价值系统提供偏好和奖赏。核心系统之间的交互，无意识记忆系统，还有来自价值系统的信号一起运作，产生出了丰富的人类行为。以下事实说明了另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选择性的大脑必须在价值系统的约束下运作。价值系统是大脑中决定奖惩的进化遗传结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价值系统的主体是扩散传播神经网络，通过释放特定神经调质或递质来调节突触响应。一个例子就是释放多巴胺的基底核和脑干。训练时释放多巴胺对正面行为的预期很关键。”【83】

由杰拉尔德·M.埃德尔曼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们遗传了一套对大脑选择和价值系统都非常重要的神经结构，同时，这套大脑选择系统，会和周围的环境，以及身处的价值系统协同发展与运作。所以，大脑与神经结构提供了可能，但是文化是与其共同运作，甚至协同进化。这在现代科学中，也有充分的论证。

生物学家凯文·拉兰德Kevin N. Laland在《Darwin’s Unfinished Symphony: How Culture Made the Human Mind未完成的进化》中就提到：“达尔文认为，食物或配偶的争夺推进了智力进化，这种说法广泛而深入，也因此得到了支持。然而，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文化在心智起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34】

这里，推动智力进化的因素，除了生殖与繁衍本性中因食物和配偶争夺带来的智力进化，生物学家还提出了一个影响人类心智起源和进化的因素——文化。

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在《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一书中说：在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的演化过程中，心智变得越来越复杂，记忆和推理能力显著增强了，自我加工的范围也扩大了。核心自我被保留下来，但逐渐被自传体自我所包围，两者在神经特性和心理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能够利用部分心智的运行来监控其他部分的运行。人类的有意识心智具备了异常复杂的自我，并拥有了更强大的记忆、推理、语言能力的支持，于是创造出了文化这一工具，进而在社会和文化水平上发现了全新意义上的内稳态。由无意识引导的基本内稳态和由反思式的有意识心智产生和引导的社会文化内稳态都发挥着生物价值监护人的作用。亿万年来，演化将基本的内稳态和社会文化内稳态区分开来，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生态位，却推动着同一个目标的实现，那就是有机体的存活。社会文化内稳态的目标更大，还包括对幸福孜孜不倦的追求。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大脑管理生命的方法需要这两种类型内稳态的持续相互作用。但是，基本的内稳态是一种已经确定的遗传特征，是由每个人的染色体所赋予的，而社会文化内稳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则尚未完工，还不是很牢固，它是人类的各种小题大做、蠢事和期待的原因。

内稳态有两种广义的分类，基本内稳态和社会文化内稳态，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就是纯粹的“文化”建构，而前者是“生物学”的。生物学与文化完全是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内稳态的形成是大量心智作用的结果，具有心智的大脑首先是在特定基因指令下以某种方式构建而成的。我所指的不平衡是由社会及文化因素定义的，因而，对不平衡的探测发生在有意识心智的最高水平上，在大脑的最高层，而不是皮层下水平。我将这一全过程称为“社会文化内稳态”（sociocultural homeostasis）。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社会文化内稳态发源于皮层水平，虽然不平衡引发的情绪反应与基本的内稳态也密切相关，这再次为人类大脑的混合型生命调控提供了证据，这种调控先高、后低、再高，以一种振荡的形式出现，常常处在混乱的边缘。

有意识的反思及计划行为的能力为自动化内稳态的生命管理增添了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崭新的生理机能。有意识的反思甚至能够质疑和调整自动化内稳态，并在更高的水平上设定一个高于生存所需的理想范围，这个范围更有助于实现幸福。想象中梦寐以求、令人渴望的幸福已经成为人类行为的积极动力。在生命管理的功能性层级上，社会文化内稳态已经位列其中，而生理内稳态依然得以保留。”【58】

至此，综合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学等尖端现代科学，我们都能得出同一个结论——智人除了所有动物都具有的生存和繁衍本性而外，在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中演化出了可遗传的第三本性——贪张虚实性。

人类的第三本性导致并推动了人类的越界，而在越界过程中的价值系统与文化，也推动了第三本性的不断演化。

正如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罗伯特·L·凯利所认为的“安坐于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上，眼看原始人的世界滑过，你不禁注意到，就在20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在某个环节，原始人有了文化，进化成人。有的人类学家将文化能力回溯到古代智人，甚至人属的起点，但是我认为，文化在很晚近的时期才兴起。这种能力并不是孤立的小事一桩，而是数种心智能力结合的结果。我想象，人类进化历程的100万年前到20万年前的时代，就像组建交响乐团一样，不同乐器先后登台，尚未调音。但是，考古学证据表明，20万年前某一刻，乐团就座，乐器调校完成，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准备就绪。【33】

考古学家史蒂夫·米森（Steve Mithen）在刚刚完成的著作中提出，在大爆炸发生前，人类大脑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块，分别专门负责“社会智力”、工作使用或叫作“机械智能”，以及“博物学”（一种分类的倾向）。这三个模块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大约在5万年前，大脑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化，突然使它们能够彼此交流了，由此令人类的意识变得非常灵活并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30】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我们的生理满足之后仍然永不满足的追求和无限的渴望、大脑的奖赏系统、解释系统、镜像神经元、虚拟和现实的构建及切换、性选择引起的艺术萌芽、导致大脑多个系统开始彼此交流的遗传变异、价值系统、社会文化内稳态等等大脑运行机制的演化似乎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结论，人类大脑似乎演化出了一种独特性质。

这种卓尔不凡的大脑性质表现出了多个侧面，永不满足的追求、总是好奇，总是求知，渴求一切智慧，充满革新动力；更多地受二级奖励控制、甚至会把一些极为抽象的概念例如意识形态视为奖励；仅仅根据知觉来解释和假设、建立秩序、创造规则、即兴发挥、解释行为的“意义”；大脑的模仿、学习以及传授能力增加；产生审美和艺术萌芽；贪图虚拟现实、可以推理出看不见的力、建立有关不可知觉事物的概念、可以将真相和虚拟分开适应不同的环境；幻想未来和用蒙太奇手法展现新的场景；大脑多个系统能够彼此交流；具有可改变的价值；有意识的反思甚至能够质疑和调整自动化内稳态，设定高于生存所需的理想范围的社会文化内稳态等等，不一而足。

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说：我认为能促进大家认知的科学概念就是整体观：整体具备部分不具备的特质，且整体特质无法归因于部分。整体论通常被通俗地概括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但是，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对这一原则的机械阐释，比如将砂砾堆成城堡，用金属制成飞机和多人合作等，而是那些自然中的例证，这些例证广泛存在且无比惊人。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碳、氢、氧、氮、硫、磷、铁和一些其他元素，恰如其分地混合，从而孕育出了生命，而生命的一些特征在有这些元素的环境中既没有显现，也难以预测。这一切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协同效应。【110】

同样道理，我们大脑的秘密可能不在任何一个特定大脑回路或大脑系统之中，但是可以比较肯定的说，正是我们大脑的前述多个大脑回路和系统所展现出来的多个侧面，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一种整体的大脑生物学特性。也就是说，尽管这种大脑性质有多个侧面，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一种区别于一切其它动物的综合性的大脑能力或大脑性质。这种独特的强大的智人大脑生物学特性，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种基本生物学特性，即贪张虚实性。

贪张虚实性是我们演化出的特殊生物性

克里斯‧布斯克斯说：“在200多万年以前，从我们的远祖人科动物能人开始制造石斧和其他工具，同时尝试集体狩猎技术的那个时刻起，自然选择的过程便对准了新的素质，如发明天赋、交际能力、社会才智及学习能力等。文化开辟了一片新型的小生境，而上述素质则证明，它们最适应于这个小生境。要不然头颅骨腔的容量怎么会从那个时刻的人科动物能人的750立方厘米，飞跃般地增加到现代人的平均1500立方厘米呢?这种情形，被威尔逊称作自催化过程：文化与基因的并行进化是自行推动的，最后大约在4万年前，这列进化列车便越来越频繁地上路行驶了。当其越过一道门槛之后，便进入了一个文化“大爆炸”的时期。文化的意义越重要，生物进化的影响便更深地退入后台。连威尔逊也认为，人类的文化已部分地摆脱其生物学的影响。“【12】

笼统而言，上述自催化过程中最终使我们“越过一道门槛”的基因似乎就是我们演化出贪张虚实性的基因。

保罗·R·埃力克PAUL R. EHRLICH 《Human Natures: Genes, Cultures, and the Human Prospect人类的天性：基因、文化与人类前景》中说：证据显示我们不为天生程序所控制，遗传“制造大脑”的程序与个体发展时内外在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大脑。但大脑不是用来决定单一行为，比方说交配行为，而是用来决定各式各样的行为，以因应环境的需要。【31】

由此看来演化出贪张虚实性的基因，是通过改变大脑的内在机制而演化出我们的贪张虚实性的。这就是神经生物学家称为达尔文机器的内在机制。

自然不做徒劳之事，这话的意思简简单单就是，若无满足的可能，自然欲望——需要或欲求——就不可能存在。【25】《西方大观念》

自然也不做多余之事，若无需要或欲求，我们在生存和繁衍之外，就不会存在永不满足的各种追求。这种永不满足的各种追求只有生物本性的欲求能够解释，也就是说我们演化出了第三本性，即贪张虚实性。

到整个大传统的现代一端，在达尔文、J.S.穆勒、威廉•詹姆士和弗洛伊德那里，“欲望”这个词主要指动物和人类行为的一个原因。它是心理学分析基本词汇中的一个，涵盖了一整个范围的现象，这类现象也由其他词汇来谈论，如要求、需要、渴望、愿望、意志，所有这些词汇均连同下列理论来讨论：本能和感情、力比多和爱，动机和目的。

杜威断言：“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至少那些还未病态到完全冷漠的人都有。这些欲望是行动的根本动力……欲望的强度调节着付出努力的力度。”欲望的范围和种类非常之广；在性的快乐、财富、力量或知识等等欲望中，哪种才是更具支配地位的，对此问题，伟大著作的作者们各有所执。

若回到传统的开端，去看看柏拉图、盖伦、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的著作，我们发现，对欲望的探讨当中，心理的考察只是其一部分。古代人当然关心欲望在导致动物和人类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也关心这种欲望的原因，但他们还对植物与动物看起来都有的渴望颇感兴趣。例如，柏拉图就把“快乐、痛苦的感觉和伴随这些感觉的欲望”用于植物。营养供给、生长和繁殖的植物活动似乎源于基本的欲求（appetite)，或现代术语说的“生物性需要”，这是一切生物所固有的。【25】《西方大观念》

克里斯‧布斯克斯说：进化生物学家一致认为，唯有自然选择能解释适应的存在。有争议的是，进化之适应，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其实生物的某些特征，就只是进化的中性副产物。不过关键的是，并且一直是，一个功能性的特征，只能是进化的三条基本原理的产物。【12】

D ·M·巴斯说：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并没有任何预见性，它并不是“有意向的”。长颈鹿并不是因为发现更高的树枝上有更加多汁的树叶，然后才“进化”了长长的脖子。而实际情况是，由于遗传的原因，有的长颈鹿脖子更长，所以它们在获取高处的树叶时拥有更大的优势。正是如此，脖子稍长的长颈鹿的存活几率更大，从而更有可能将它们稍长的脖子遗传给下一代（近期研究表明长颈鹿的脖子可能还有其他功能，比如和同性搏斗）。自然选择仅仅只是在那些碰巧存在的遗传变量上发挥作用。进化并不是一个有意向的过程，不可能放眼未来，预测到以后的需要。【106】

贪张虚实性是我们演化出的特殊生物性，当然也是进化三条基本原理的产物。为什么我们会与众不同而在生存和繁衍之外演化出第三本性呢？

智人贪张虚实性的某些方面最初可能也仅仅是生物适应性的，特别是在行为大爆发全球大迁徙之初，围绕着生存和繁衍，贪张虚实性逐渐从找到更多食物及新的食物种类、更好食物来源地、识别新的危险和毒物、改进工具、显示出更强的能力赢得异性的欢心，因此从更好的生存和繁殖中尝到甜头，智人个体第三本性的差异导致“因遗传差异而导致的差异繁殖成功率”；文化进而从中加速产生，在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机制中，贪张虚实性进一步发展，文化也进一步发展。如3.5.8所述，能够促进现代人行为产生的各种大脑特性突变的不同组合一起增加频率，诱发了新行为的诞生，进一步促进人类生活方式和创新活动的改变，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在我们越界过程中不断演化，使我们完成越界。智人第三本性逐渐成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主要驱动力，在长达三、四万年的越界过程中，第三本性逐渐超越了生存和繁衍的需求而不断演化和完善，且至今仍在演化之中。

D ·M·巴斯说：尽管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是两个分离的过程，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这两个过程都来自于一个相同的基础过程——因遗传差异而导致的差异繁殖成功率。不过，有些生物学家认为对这两种选择进行区分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种区分清晰地表达出两种不同适应器的重要性。一种是因对生存有利而进化而来的（比如对糖和脂肪的味觉偏好有助于食用某些特定的食物；对蛇的害怕反应让我们免受毒蛇的咬伤），另一种则是因对繁殖有利而得以进化（比如拥有更强的战斗能力）。【106】

我们知道，我们和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具有生存和繁衍两大本性，演化出贪张虚实性之后，我们称生存、繁衍和贪张虚实性三大本性为智人生物性，以区别于早期智人仅仅具有生存和繁衍本性的动物性；也有别于其它所有动物的动物性。智人生物性因为贪张虚实性而特别。我们认为正是贪张虚实性使我们“越过了一道门槛”，从而使我们踏上了智慧生物之路。

所有生物都是围绕着生存和繁衍而活着，所有的生物个体都最多只有两个基本性即生存和繁殖，我们原本也不例外。

但是越界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除了生存和繁殖而外，存在着贪张虚实性这一重要生物学特性，有理由认为我们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正是这个贪张虚实性，这就是我们的阿基米德点，这是我们演化出现的除了生存和繁殖以外的第三本性。

（以上为节选。限于篇幅，不能全部展示。）